2007年9月2日，來訪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在以色列駐華使館發表講話，談到以色列與中國文化的異同。以色列與中國都擁有數千年的曆史和傳統，都遭受過深重的劫難和痛苦，這是同。以色列人個性獨立，尊重個體，崇尚獨立自由的思想，喜歡喋喋不休的爭論，敢於挑戰一切權威，包括質疑他們的上帝，而中國人則否，這是異。言語之間，奧茲流露出無比的自豪。講話結束，聽眾中有人提問：假如以色列的聖人摩西與中國的聖人孔子相遇，他們會對彼此說些什麽？奧茲回答說：可能摩西會說，宇宙的中心是個人，而孔子會說是國家。這是奧茲對中以文化差異的理解和概括。作為以色列人，他當然更了解以色列（猶太）文化。他在講話中對以色列文化風趣幽默的描述和比喻對我們頗有啟發。例如，他說，在以色列，每個人都是總理，都在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的見解，但誰也不聽誰的；總理會主動聽取並讚賞作家的意見，但從不采納；讀者讀作家的書往往不同意作家的觀點，而常與作家爭論，甚至教作家應該如何寫——他們讀書往往不是因為喜愛，而是出於憤怒。在另一方麵，作為中國人，筆者自認為更了解中國文化的曆史和現狀，在次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舉辦的奧茲作品研討會上即興略說了自己的看法，由於時間所限，未能充分展開，故訴諸筆墨，在此再多口羅嗦幾句。
據奧茲說，猶太人從小學習“聖經”，注重獨立思考，學生有任何質疑和不同的理解，都會得到老師的鼓勵，這就是為什麽猶太人給世界貢獻了那麽多傑出的科學家、作家、商人和其他方麵的人才的原因之一。可以說，猶太文化是求異的，是創造性的。對比之下，中國文化則是求同的，是複製性的。我們的教育是以應試為主的，除標準答案之外一切的可能都算錯。連小學生組詞、造句都有標準答案，明明可以有多種可能，甚至更好的措詞，如果與標準答案不符，就必然被老師判為答錯。多年來，類似的事例我耳聞目睹了不少。創造性的思維和文化是有能力自新的，充滿活力和獨立精神的，而複製性的思維和文化卻難免沒落，一代不如一代，更要命的是，它培養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奴性。現在時見有人提出主張，如要取消嶽飛的民族英雄稱號啦，把諸葛亮《前出師表》（抑或《後出師表》？）和魯迅《紀念劉和珍君》（抑或《為了忘卻的紀念》？）踢出中學課本啦。這些怪論乍看之下驚世駭俗，實則嘩眾取寵，毫無創見，其動機不過在於要（過分）積極與時尚保持一致而已。
由此，又可印證我在《剛強的猶太人》一文和即興發言中提到的話題：即猶太人是善於記憶的民族，而我們中國人是善於忘卻的民族。我們古人教導說：“記人之善，忘人之惡”，今人則是有選擇地忘卻與時風不合的一切，有時甚至連自己固有的善都忘卻了。對於傳統，有用有利於時的就臨時記起，暫時無用無利的則主動忘掉、刪除。傳統文化的細枝末節，甚至糟粕，隨著時風，像股票一樣忽而沉渣泛起，萬眾追捧，忽而變成垃圾，無人問津。而絕少有人對探究和複歸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根本價值和保持和發揚中華民族性格中的優秀品質（如一諾千金的誠信、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氣節、和而不同的獨立精神、舍生取義的大勇等等）感興趣。猶太人能夠在亡國失地一千多年之後複國，這在人類曆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大奇跡。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猶太人在孜孜不倦的吸收新的外來知識的同時，依靠記憶傳承著本民族固有的傳統知識（經典和律法），始終保持著自己的文化身份。這樣的民族是永遠有希望的。據說，宋代來我國開封定居的一支猶太人是因為他們的最後一位拉比（經師）在明代或清代末年死後，宗教知識的傳承中斷才被完全同化的。1992年中以建交後，有些開封猶太人後裔想移民以色列，就遇到了身份認定的麻煩，因為以方認定流散猶太族群身份的依據不是家譜或族譜，而是必須猶太經典和經師俱全。回過頭來再看看我們，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是放棄、鄙棄、丟棄，是避之猶恐不及。前一陣不是有人叫囂要連中醫都廢除了嘛！傳統文化對於有些人就好像鄉下父母之對於有些進了城的學生娃一樣，是令他們難堪的老廢物。我們今天的國人有許多在拚命地要改變文化身份，自覺地自我後殖民化著。一方麵是漢語文盲不斷增多，一方麵是全民學英語，從娃娃抓起。集體記憶中還有多少民族文化精華的遺存？我們一直以來其實都是受著西式或不倫不類的西式教育，我們的語言甚至思維方式都已相當西化或不倫不類地西化了。我曾笑言：我們除了黃皮膚黑頭發的身體特征之外，恐怕隻剩下了飲食習慣是中國的了。不，有人反駁說，現在的小孩子都不愛吃米飯了，他們的最愛是麥當勞、肯德基！看來，飲食習慣也是可以改變的。難以想象，假如中國人遭遇猶太人那樣的不幸，被流散到世界各地，多年以後，我們憑什麽相認？
另外，還有一點更重要，即兩種文化對待知識的態度迥然不同。猶太人對知識無比尊崇，視知識為上帝賜予的禮物，視知識的承載者為上帝的代言者。他們總是奉知識的權威為政治領袖，例如作《摩西五書》、領導以色列人擺脫埃及人奴役的摩西、曆代士師和國王（包括智慧絕倫的所羅門王），尤其是流亡世界各地期間，各猶太族群更是堅定地團結在以拉比為首的知識分子領袖周圍，這才保證了民族文化知識的薪火不斷，希望不滅。相反，我們中國人總是把知識當做一種可利用的工具（如“敲門磚”），知識的承載者也就不免淪為變成被利用的工具的命運。每當國破家亡、改朝換代的大變革，首當其衝遭遇放棄、淘汰、刪除的總是知識和知識分子（“分子”一詞即可見其貶義）。他們最高的理想不過是做“治國平天下”的“王者師”而非“王者”，但自孔子以來他們就從來“無位”，自秦始皇以來他們孜孜以求的結果多半隻是做了“王者奴”而已。不得已，他們又轉而推崇以“不仕”為尚的高士、“鳳歌笑孔丘”的狂人了（這是題外話了）。據此，我設想，假如孔子與摩西相遇，孔子會羨慕摩西之“有位”，而勸他向堯、舜學習，施行仁政；而摩西會像春秋列國的君主一樣，不聽他那一套。
我對奧茲說：我們不光有孔子，還有諸子百家，不同的聲音。但今人對他們的精神知道多少、記得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