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樓名妓是中國文人向往的理想女性

             

      


文/曾子航

　　

       有一回跟一個自稱在詩刊上發表過片言隻語的詩人聊天，聊著聊著，詩人竟長籲短歎起來，細問緣由，他說：我們這種人活在當下簡直是自取其辱，要是生在古代那該多麽的風流快活啊。那時候寫了幾首詩就跟唱了一首特流行的歌一樣立馬一夜成名身價百倍，不僅嬌妻美妾環繞左右，連公然狎妓都傳為佳話。哪像現在，甭說去夜總會體驗生活，連娶個老婆都囊中羞澀，一副誰也不待見的窮酸相！

       詩人的言下之意，是生在古代的先輩們不僅成名易，連去妓院風流都成了炒作炫耀的資本。但這位隻會寫新體詩對古典詩詞卻一知半解的新潮詩人也許不知道，在中國古代，妓院有高下之分，妓女也有色藝之別，並非所有的妓女都是倚門賣笑、出賣色相的的“性工作者”，那個年代，男人逛妓院，也不都是迫不及待地要和妓女睡上一覺，然後天光大亮就提起褲子扔下銀子走人，有的也隻不過在那裏坐一坐，喝上兩杯清茶，聽上一段小曲，妓女呢，也不都是陪吃陪喝又陪睡、收入翻了好幾倍的那種，相反，她們更像夜總會的頭牌歌星，隻是談談情跳跳舞，客人高興了就和他來個卡拉OK，客人要不爽就索性變成知心姐姐幫他排憂解難。倘若遇上一個吟風弄月、憐香惜玉的文人墨客，還免不了寫首詩，對個春聯什麽的，在觥籌交錯的迎來送往中，某些“色藝雙絕”的青樓名妓反倒成了文情並茂的失意文人眼中不可或缺的“紅顏知己”了，如薛濤之於元稹，魚玄機之於溫庭筠，董小宛之於冒辟疆，柳如是之於錢謙益。至於李白、白居易、杜牧、柳永、蘇軾這些名滿天下的大詩人大文豪逛妓院好似家常便飯，就跟現在很多演藝圈明星動不動就去錢櫃麥樂迪飆歌一樣司空見慣。

      也許很多人難以理解，文人騷客大都家庭美滿妻妾成群，怎麽還有時間拿著大把銀子往那不幹淨的去處亂花？莫非真是吃飽了撐的沒事幹？抑或男人都是一個德性：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越得不著的越心癢難耐？

       我曾經在一篇“愛情中的補償心理”的文章中分析過，絕大多數人在情感需求方麵都存在一種補償心理，缺什麽找什麽。古代文人缺的是什麽，一曰愛情，二曰風情。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社會的婚姻模式講求的是“明媒正娶”，即必須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雙方的家長給兒女提親首先考慮的是不是門當戶對，其次怎麽樣傳宗接代，至於愛不愛，情不情的那都是扯淡！在這種包辦婚姻的情形下，男女結婚無異於“圈養牲口”，兩個素不相識全無感情的一對男女，甚至在此之前連麵都從未見過，暈頭轉向地拜了天地，稀裏糊塗地進了洞房，從此一張床拴住了兩個陌生的男女，這樣的婚姻隻關乎門第無關乎愛，隻關乎生育無關乎性，就像魯迅先生所說的：“仿佛兩個牲口聽著主人的命令，咄！你們兩個好好的住在一塊吧！”。雖說才高八鬥財大氣粗的男人都有條件納妾養婢，但妾和婢是什麽？是家裏的二等公民，和主人是典型的主仆關係，連地位都不平等，男人即使一時獲得性的滿足，也難覓悵然若失。有時候，男人需要一個在地位上和他平起平坐，在心靈上和他平等對話的紅顏知己，這顯然是一天到晚在家裏小心翼翼唯唯諾諾的妻妾所無法滿足的。

       既然缺什麽就去找什麽，任誰都有愛的需求，情的渴望，更何況一個風流倜儻滿腹經綸的才子？他們需要浪漫，也更需要刺激。整天對著家裏的泥塑木雕難免意興闌珊，於是外麵的花花世界，就成了我心狂野的文人騷客們流連忘返的絕佳去處。可偏偏生長在青樓裏的諸多姐妹花又是那樣的顧盼生姿光彩過人：她們不僅花容月貌而且天資聰慧俠骨柔腸，更重要的是她們大都博覽群書出口成章，才華橫溢一專多能——一個小有名氣的青樓名妓，往往身兼歌手、舞蹈家、琵琶和古箏演奏家、詩人、作家、心理醫生等多重身份，最起碼也是一個文學女青年。隨便舉個例子：宋代名臣趙忭，在成都為官之時，有一回出遊在街邊看到一個頭戴杏花的妓女，頓生好感，趙忭隨口吟出了一句詩：“髻上杏花真有幸”，誰料那美眉星眸一轉，應聲答道：“枝頭梅子豈無媒！”驚訝得咱們這位趙大人差點從馬上掉下來，這句詩對的確實妙啊！杏花對梅子，有幸對無媒，杏與幸同音，媒和梅同韻，真是對仗貼切意味深長，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妓女尚且如此，何況是許多美名遠揚的大牌妓女？

       比如我很欣賞的唐代名妓薛濤，不僅有絕色的姿容，還有絕世的才情，她的才情美貌曾名動蜀中，父母官韋皋聽說她詩文出眾，就把她召到府中，當場要她即席賦詩，小女子眼波流轉間一首七律脫口而出，其中“惆悵廟前多少柳，春來空鬥畫眉長“更引來見多識廣的韋皋的聲聲喝彩，曾為宰相的李德裕在出任劍南節度使的時候，也慕名而來，她和李德裕飲酒作對，還寫出了”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這樣見地深遠，意境雄渾的邊塞詩，讓一代名相訝異於這個風塵女子美色之外的眼界胸襟。她和著名詩人元稹之間的交往有口皆碑，她寫給如意郎君的一首《池上雙鳥》充滿濃情蜜意：“雙棲綠池上，朝暮共飛還。更忙將趨日，同心蓮葉間。”

       自古磨難出英雄，妓女何嚐不是這樣？在風月場中摸爬滾打大半輩子，她們比嬌慣的千金小姐，比尋常的名門閨秀更懂得世態的炎涼、人心的叵測，也知曉友誼的輕重、愛情的價值，身處冷暖人生，她們反倒像一個“靈魂處女”，永葆純真的本色。表麵上打情罵俏，實際上義重情深，逢場作戲是假，渴望從良是真。林語堂認為：妓女較之家庭婦女所受教育為高，且她們較為獨立生活，更較為熟習於男子社會。尋花問柳，偎紅倚翠，對於文人才子，變成了一種風流雅事。金榜題名春風得意時，在這裏聽“小語偷聲賀玉郎”，自然風光得很，時乖命騫失魂落魄時，在此尋訪得一二紅粉知己，又何嚐不是一種補償？所以“妓酒為歡”，便是中國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而《全唐詩》近五萬，觀妓、攜妓、出妓、聽妓、看妓、詠妓、贈妓、別妓、懷妓竟多大兩千多首，也絕非偶然。所以林語堂反倒生出這樣一種感慨：“中國男人結婚的時候像嫖妓，嫖妓的時候卻像戀愛了！”

      想當年，東晉一代名臣謝安攜妓作東山之遊，紅花綠葉相映成趣，一時引得後世文人心往神馳，李白最是羨慕，有人統計，太白詩中多次提到謝安攜妓之舉，“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我今攜謝妓，長嘯絕人群”――在這裏，文人羨慕謝安，效仿謝安，無非是在這些清麗脫俗的青樓名妓身上找到了人世間的美，找到了一個男人的自信，也找到了刻板乏味的婚姻生活中所缺乏的愛情風情和激情，更找到了古代文人墨客心目中標準的理想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