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眼裏什麽最重要

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地位最高的是法。當然，有公法、私法等。所謂王子犯法與民同罪；無法無天；等等，都說的這個意思。與法等同重要的，應當說是人性：它無影無形，千差萬別，但那種垂簾聽政的無處不在，誰都難以回避和否認，故而有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之說。尊重法是必須，當然法需要文明和完善；附庸人性也為常情：從文藝複興的人文主義，到當今中國的以人為本，都閃爍著理性光芒。

   而讓我感到最恐懼和無奈的是，在中國人眼裏，法不重要。前段上海有人自天橋跳下尋死，剛好撞在駛過的寶馬車上，司機逃逸，是應當追究逃逸責任，可民眾眼睛盯在寶馬車上不放：憑什麽寶馬撞人就可逃逸？要求人家進牢抵命就毫無道理。如果這人要是撞在一輛人力三輪上而死，圍觀之後，人們便散去，肯定不會要求車主抵命。這種見了富人如過街老鼠的呼籲，為我們所常見；同樣地，窮人得到廣泛同情後依然免不了受害，更是經常現象。比如，富人和窮人如果幹了同一違法的事，一般會產生表麵和實質上的兩種後果：窮人會得到更多道義上的同情，但受到實質上的嚴厲處罰；而富人會受到更多道義上的譴責，實際上逃之夭夭，或通過各種方式減少損失。結果迥異，原因相同，就是因為執法不嚴，人們也缺乏以法為依據的意識，不疼不癢的道德法庭模糊過去許多該予追究卻不予追究的事情。

  在中國人眼裏，人性也不重要。中國有眾多這樣“可歌可泣”的例子：燉自己嬰兒、割大腿肉給主子吃的；從容下咽親骨肉肉餡包子的；替有殺父仇人嚐大便給人家探視病情的；將懷孕的妻子贈送別人謀位置的；鼓動兒子造老子反的；夫妻互相揭發的，等等，都是舉著崇高信條挑動人性底線的壯舉。在這個意義上，人之惡，遠超於虎毒不食子的界限：不僅有食過的曆史，而且超過這一程度：食，僅僅是肉體上的消滅，精神上的折磨，卻往往超越對死亡的承受。不重人性的行為，即不尊重別人的生命和權利，而且拿這些為自己牟取私利。

   那麽，在中國人眼裏，什麽最重要？嘴上說得好聽最重要，人們寧可接受口蜜腹劍也會排斥金玉良言。為人作文，你抱什麽態度，為誰說話，站在什麽立場上發言，動聽到煽情程度才是關鍵：你先得定好基調，貶抑什麽，謳歌什麽，同情誰，為此選材，看哪些人是強勢哪些人是弱勢，不用管誰對誰不對，隻需表明態度：強勢堅決打擊，弱勢就表示同情，管他合法不合法，態度才是第一。所以，中國人的文風充滿武俠文化的價值觀：武俠小說裏有那麽多出神入化、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奇技淫巧，號稱能鎮壓一切邪惡勢力，隻不過滿足了寫作者的嘴癮，實際上什麽也做不到；武俠那裏的是非觀念，就是不問青紅皂白劫富濟貧，奉行的規則是替天行道。這些，落實於現實必然是空想。由於武俠精神支配了為文動機，於是，漠視觀點的合法性、正義性與非正義性，以一付陽剛麵孔給別人空頭許諾的就成了範文，作者也就成了好人。這種寫法，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情味和良知。故而，中國人說話講求的是合情合理，情在理先。在夜鶯動聽的情歌中，理隱退了，人性也被撂到一邊，剩下的，是虛偽給弱者的精神安慰。

   讀中國人寫的文字，很多情況下感覺不是在揭示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作者在抒情，在表現，在顯擺，在表白，在宣泄，在出惡氣，在抱怨，或者在給自己樹碑立傳。失卻了客觀性和公正性的文字，從本質上便脫離了民生，也將法律、人性等做人的基本保障放飛於九霄雲外，作者成為道義上的永垂不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