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he的博客
家和萬事興
追問格老
一位經濟學家曾用格林斯潘的“語法”，為他設計了一則墓誌銘：我對我將去的那個世界相當樂觀，但是我仍然認為那裏存在風險。
世界上還有什麽危機是這位睿智的老人沒有預言過的？就像美國前財政部長奧尼爾說的那樣，格林斯潘“運用英語所有微妙細膩的表達方式，確保隻有他和上帝才能明白”。神秘莫測，自然左右逢源。
次貸危機爆發整整一年，似有愈演愈烈之勢。山雨欲來之時，偉大的經濟學家、預言家、“魔術師”格林斯潘已在掌聲中謝幕。但是且慢，如今麵對一片狼藉，人們有必要追問：預察風險，消弭危局，當時的格老是不能也？是不為也？此時此地，股市救與不救的爭論沸反盈天，追問格林斯潘，正可提供一種別樣的視角.
格林斯潘具有兩副麵孔，一副能夠準確反映其真正天才的一麵，而另一副則反映了他機會主義的一麵。
撰稿·沈佳音 馬 賽
雖然已在2006年謝幕，82歲的格林斯潘至今仍是人們津津樂道的傳奇。
這個股票經紀人和雜貨店店員的兒子，成長於紐約一個普通的離異家庭。而在人生的巔峰時刻，他被稱為全球的“經濟沙皇”、“美元總統”，無論走到哪裏，都會在紅地毯上受到國家元首一般的接待。他的公文包裏藏著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引擎”的秘密，許多人將其與美國總統的核按鈕相提並論。伊麗莎白女王授予他英國爵士稱號，高傲的法國人也給予他法國榮譽勳章的最高榮譽。人們稱他為偉大的經濟學大師、預言家、魔術師……
格林斯潘的政治生涯跨越了6任美國總統。他擔任了18年零5個月的美聯儲主席，直到79歲時才由於法律規定的任期已滿而不得不放棄職位。2000年，克林頓總統問他是否願意急流勇退，74歲的格林斯潘回答說：“哦，不。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作。就像是吃花生，你停不下來，永遠不會感到厭倦。”
然而，在格林斯潘盛大謝幕的前後，對他的批評聲不絕於耳；次貸危機爆發之後，各種質疑更是層出不窮。人們開始追問格氏主政期間的種種失策，贈予他一連串新的“頭銜”：機會主義者、諂媚者、兩麵派……
尤其重要的是，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的整整一年間，美聯儲應對危機的種種舉措，依然帶有格林斯潘的色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清算格林斯潘，此其時也。
重權在握
格林斯潘的權力，來源於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Fed ，美聯儲?。
美聯儲負責履行美國的中央銀行的職責，這個係統是根據《聯邦儲備法》由美國國會於1913年成立的。由於美國經濟的全球權重，美聯儲對美國乃至世界經濟的影響超過了其他機構。美國華盛頓特區的憲法大道上，美聯儲總部的白色大理石建築簡樸而莊重。這裏鄰近著名的華盛頓紀念碑，大樓的一間會議室正是二戰期間丘吉爾與羅斯福組成戰時委員會並製定同盟國戰略的地方。如今，同一個會議室裏，每年召開8次會議來調整美國貨幣的價格。美聯儲擁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杠杆，就是調節官方利率水平。當美聯儲判定經濟增長過快時，就提高利率，從而提高貨幣借貸成本，放慢流通速度，減緩經濟增速；反之，美聯儲則通過降息加速貨幣自由流通，加快經濟活動的速度。基本上，可以把官方利率設想成經濟快車的油門。
人們自然可以理解低利率的重要性，它常常是繁榮的別名。而關於美聯儲的一個著名概括，來自於格林斯潘的前任馬丁，他說美聯儲的工作就是“在宴會的適當時候拿走酒壺”。當“車速”飆升時，美聯儲必須要遏製狂熱狀態，避免通貨膨脹，保持經濟平穩有序的發展。
美聯儲的領袖必須對經濟發展的各個變量有全局性的把握，格林斯潘的全局觀無疑是超群的。5歲時他就學會了心算3位數的加減法，時常在店堂裏幫母親計算賬目，對數字有一種天賦的敏感和親近。許多人認為格林斯潘幾乎是了解美國經濟數據最詳盡的人。克林頓一次笑著回憶說，1996年的一次白宮招待晚宴上，格林斯潘在存衣間交了1美元小費後，馬上對周圍的人說：“去年的價格是75美分。”前美國眾議員弗蘭克·阿爾卡德也曾用誇張的語言描述格林斯潘：“他是這樣一種人，他知道一輛雪佛萊汽車上一共有幾千個平頭螺栓，他還知道如果拔去其中3個將會對國民經濟造成什麽影響。”
此外，美聯儲領袖還要擁有敏銳而超前的嗅覺，因為美聯儲的每一次杠杆調節，都有6到18個月的效應滯後期。青少年時，格林斯潘曾就讀於鼎鼎大名的紐約朱利亞音樂學院，在薩克斯和單簧管上造詣頗深，這對他把握經濟的內在律動也不乏助益。
從1987年由裏根總統提名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到2006年他任滿卸職，19年間他擁有巨大的政治經濟權力，在決定利率和影響商業銀行行為方麵具有絕對的權威。由於美聯儲擁有政治上和財政上的獨立性，使它製定決策不需要經過任何人的許可。美聯儲持有大批國債，利息收益一般每年在200億到300億美元之間，而它自身的財政預算大約隻需每年30億美元左右。在留下自身運作經費後，美聯儲差不多將巨額收入的90%左右上繳美國財政部。所以，美聯儲是唯一不需向國會乞求年度財政經費的政府機構，不必聽命於國會。在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非常時刻，為了戰爭籌款，美聯儲曾經被迫采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但在平時，它的獨立地位是穩固的。1951年，杜魯門總統期待美聯儲保持寬鬆的貨幣政策，他把美聯儲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召集到總統辦公室談話。委員們報以沉默。隨後，杜魯門發表聲明宣稱美聯儲將降低利率，沒有想到，美聯儲仍舊堅持自己的立場，決定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以抑製通貨膨脹。雖然是美國總統任命了美聯儲主席，但總統無法幹涉美聯儲的具體決策。
手握重權的格林斯潘，究竟是如何操縱經濟引擎的？
非理性繁榮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格林斯潘出任美聯儲主席後的第69天，就經曆了戰後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這一天，道瓊斯30種工業股票價格指數急降508點，相當於道瓊斯指數中的股票市值一天損失22.6%，幅度幾乎是眾人皆知的1929年股市崩盤單日下跌幅度的兩倍。格林斯潘在危機中展示了自己的魄力。當天股市收盤後，美聯儲大量買入國庫券，巨額現金直接流入賣出國庫券的銀行家手中，風聲鶴唳的金融係統被注入了大量流動性。第二天股市開盤之前，格林斯潘發表了簡短的聲明：“美聯儲會始終堅守它作為中央銀行所應負的使命，隨時準備為經濟和金融係統提供流動性。”這個表態對安撫股市十分關鍵。1929年股市大崩盤後，截至1932年道瓊斯指數最終下跌89%；而在1987年“黑色星期一”之後，道瓊斯指數當年即上漲2%，第二年進一步上升了12%，接下來的一年上漲幅度更是達到了27%。《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稱這次股市大震蕩“奠定了他‘華爾街之神’的地位”。
這是格林斯潘輝煌成就的開端。《格林斯潘的騙局》一書作者、美國南方衛理公會大學經濟學教授拉菲·巴特拉在接受《新民周刊》越洋專訪時說，這是金融史上最具諷刺意味的一件事：正是黑色星期一使格林斯潘聲名鵲起，從此平步青雲。隨後格林斯潘不停改變自己的態度，力求與政界和華爾街保持一致。這是格林斯潘得以連續五次擔任美聯儲主席的關鍵因素。
在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的18年多時間裏，美國經濟出現了創紀錄的長達10年的持續增長期，中間隻發生過兩次溫和的衰退。格林斯潘領導美聯儲應對了紐約股市大崩盤、亞洲金融危機、科技股泡沫破滅以及“9·１1”恐怖襲擊事件等一係列重大危機。他運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使美國股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牛市。
誰不喜歡牛市？誰又會討厭泡沫，在泡沫最終破滅之前？危機時刻大幅而持續的降息無可厚非，但如果違背自己的判斷一味迎合，無視泡沫堆積所潛伏的巨大風險，就難逃“諂媚者”之責。巴特拉諷刺說，隻要白宮的主人立場一變，格林斯潘就會跟著改變。在這個過程中，格林斯潘的政策左搖右擺，對美國及全球經濟帶來了危害。格林斯潘具有兩副麵孔，一副能夠準確反映其真正天才的一麵，而另一副則反映了他機會主義的一麵。
1996年底關於“非理性繁榮”的風波，可以看出格林斯潘的權變。當時美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格林斯潘有意通過減少貨幣供給降低股市泡沫堆積的風險。1996年12月5日晚上，午夜將至，在美國企業協會的年度晚宴上，到會的l300名客人無精打采地聽了格林斯潘冗長而沉悶的演講，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在第6頁埋下了一顆重磅炸彈。敏感的新聞記者找出了這個關鍵詞，報道的主要內容是：美聯儲主席公開提出質疑，認為股票市場正處於“非理性繁榮”狀態。“非理性繁榮”這個詞從此大熱。
絕大多數現場聽眾還沒有回過神來，股市卻馬上作出了反應，從美洲、歐洲、亞洲到澳大利亞，各地股指普遍下跌。沒有一個政客希望經濟放緩，即使這一政策對長遠發展有利。華盛頓的國會議員馬上做出了充滿敵意的反饋，參議院的主要領袖特倫特·洛特說：“我盡量使自己不要成為一個美聯儲的反對者，但是有時我認為他們太過於關注某一方麵了，而沒有將更多的事情權衡考慮。因此，我對他們的獨立性產生了一絲擔心。”這幾乎是對美聯儲獨立性的公開威脅了。一位共和黨人在隨後舉行的聽證會上宣讀了一封來自選民的信，寫信者稱在格林斯潘講話結束後的當天自己的損失超過了400美元，“你可以想象他的這次背後開槍給上百萬小額投資者和退休人員帶來了多麽大的損失。我請求你們幫我轉告他，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絕不能被忽視。”
格林斯潘感受到了壓力。雖然在3個月後，聯儲聯邦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宣布將利率從5.25%調整到5.5%，但這是從1995年2月至1999年6月期間的唯一一次加息，同期卻分6次共降息1.5%，而這段時間恰恰是泡沫盛行。彼得·哈契在《泡沫先生》一書中寫道：美聯儲向泡沫中注入了貶值的貨幣，不但沒有抑製住泡沫，反而成了最主要的幫凶。格林斯潘也因此有了一個外號：寬鬆的艾倫(Easy Al)。
格林斯潘在人們酒酣耳熱、忘乎所以時，端來了更多的美酒。他看到了風險，卻在滔滔民意和咄咄逼人的政客麵前選擇了躲避。前美聯儲成員勞倫斯·林賽說：“有關非理性繁榮的演講所帶來的教訓就是，我們正處在一個民主社會之中，在這裏大多數人會從某些事物中受益，盡管這些事物在長期中會帶來不利的影響。”格林斯潘本人在演講中指出：“我們製定貨幣政策的獨立權要取決於這項政策是否與廣大美國人民和他們在國會中的代表所追求的目標相一致。”這種圓滑的措辭，無疑為自己留好了退路。
1996年，人們對躍躍欲試的格林斯潘說：你膽敢動我的泡沫！但是，雖然壓力巨大，格林斯潘畢竟失職了。
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滅，7.8萬億美元的股票市值灰飛煙滅。為了緩解經濟衰退，美聯儲在兩年半內將聯邦基金利率從6.5%降到1%，這其實是用一個新的泡沫來挽救已經破滅的泡沫所帶來的影響。“泡沫先生”的大手筆，終於又誘發了次貸危機的大爆發。
政客心態
1996年的那個深夜，格林斯潘冗長的演講剛剛結束，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就與他展開了討論。斯蒂格利茨是當時少數幾個真正領會演講內容的聽眾之一。他在2003年的回憶錄《咆哮的90年代》中寫道：“隨後……什麽也沒發生。”他追問道：“格林斯潘究竟做了什麽﹖如果他認為股票價格將要失控——如果他擔心泡沫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他為什麽不繼續前進﹖為什麽不采取行動﹖”
巴特拉告訴《新民周刊》：美聯儲主席必須同時麵對總統和國會，這兩方麵有太大的差異，常常有不可協調的矛盾和利益。中央銀行還要有足夠的勇氣來抵製政要的影響，否則金融市場特別是華爾街的交易員就會失去信心。從本質上看，華爾街——大交易商、大銀行、大基金和保險公司，它們討厭通貨膨脹；同時，在位的政治家，特別是那些為自己再次當選而奮鬥的總統，則深深憎惡高失業率。短期內，這兩個目標經常會相互衝突。基於上述這些原因，美聯儲主席一直宣揚他們獨立於各種勢力之外，不多話饒舌，不見風使舵。
然而，由於美聯儲主席須由美國總統提名，經美國國會上院之參議院批準方可上任。因此，要想坐穩“經濟沙皇”的寶座，必須得適時地平衡各方麵的利益。1976年，福特在總統大選中敗給了卡特，格林斯潘也失去了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這一職務。他意識到要保持身居高位的唯一出路就是與總統保持良好的關係，與政治家的友誼是滿足他權力欲望的途徑。所以他開始對政治家表現出友好態度，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一位觀察家評論道：“格林斯潘所具備的一些品質使他成為一個優秀的政治家，也正是這些品質使他變成一個失敗的中央銀行家。”他選擇的往往是自己認為精明的政策，而不是明智的政策。
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副主編克萊夫·克魯克說，格林斯潘的變化是如此明顯，以至於好像“有兩個而不是一個格林斯潘”。他認為“第一個”格林斯潘在1987年至1996年掌控美聯儲，“這時的格林斯潘是一個穩健、目光遠大和明智的人”，而“第二個”格林斯潘是1996年以後的，“像一個賭徒，完全靠人類的本能工作”。
經濟學家韋斯伯裏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曾是美國國會一名議員的助手，他回憶起一次對美聯儲主席的征詢會議。會議開始前，幾乎每一位議員助手都告訴他，自己的上司是格林斯潘的好朋友。韋斯伯裏感到難以置信，“他們在格林斯潘麵前很惶恐。而這些人都是鐵石心腸的政客——他們會笑眯眯地將釘子插入你眼中。”
沃頓商學院的金融學講師肯·托馬斯曾經研究了格林斯潘從1996年到2004年上半年的日記。他發現格林斯潘在政治會議上所花的時間越來越多。1996年他與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進行了95次私人會議，平均每周1.8次。到了2004年，每周達到了3.9次。格林斯潘與白宮成員舉行會議的次數也直線上升。克林頓在任期間他隻是每月參加一次白宮的會議，到了2001年布什接任總統，數字逐漸上升，2004年達到了52次。托馬斯說：“他(格林斯潘)是華盛頓最政治化的人物之一。”
薪水絕不是格林斯潘的動力。2000年他決定繼續連任美聯儲主席時，年薪不過16.5萬美元左右，還抵不上幾次演講的酬勞。他的妻子米切爾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明星記者，連她的收入都是格林斯潘的好幾倍。《泡沫先生》的作者彼得·哈契說，他(格林斯潘)已經嚐到禁果的滋味，感覺美妙無比，因此他要盡可能地保住自己無上的權力。他對權力充滿欲望。
巴特拉說，2005年《格林斯潘的騙局》這本書剛剛出版時，很少有人讚同他的觀點，但次貸危機爆發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目前，美國有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美聯儲在過去10年所采取的寬鬆貨幣政策，使美國出現了家庭儲蓄負增長和經常項目赤字創紀錄這兩大嚴重的經濟問題，將使美國經濟在未來的長期發展中付出痛苦的代價。從2000年前後發生的經濟大起大落，到後來的由於利率過低而催發的房地產泡沫，主要是格林斯潘的決策失誤造成的。
雖然格林斯潘頭頂的光環漸漸褪去，還是有很多人對其在位時的成績表示肯定。分屬不同學派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和弗裏德曼，都曾公開稱讚格林斯潘是美聯儲史上最出色的主席，同樣是諾貝爾獎得主的托賓也毫不吝嗇地給格林斯潘的表現以“A”級評分。
《格林斯潘的騙局》的中文譯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範建軍博士說，當初他是帶著一種非常壓抑甚至是極為抵觸的心情來翻譯這本書的，直到現在他依然並不認同巴特拉的觀點，“非神”的格林斯潘無可避免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他比較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似乎真的有兩個格林斯潘。一個是孤傲的經濟大師，每天早晨泡在浴缸裏思考未來，從不接受采訪，發表意見時力求費解和神秘，每周飛到紐約看望母親直到老人去世；另一個在權力場中左右逢源，為了接近權力核心從頭開始練習網球，用種種手段控製美聯儲的決策，為了牢牢把持職位不惜躲避真相……
國際清算銀行的兩位經濟學家克勞迪奧·博裏奧和菲利普·洛則道出了格林斯潘的宿命：“一個受歡迎的銀行家絕不會是個優秀的銀行家……當一個中央銀行家努力去抑製資產泡沫時，他采取的政策一定不會令大家滿意，因為每個人都喜歡一個正在膨脹的泡沫。同時，人們又要求中央銀行家們把眼光放遠，而有時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決策在當時是不受歡迎的，但從長期來看卻是對公眾有利的。”
深受歡迎的格林斯潘，也許真的沒有那麽優秀。
雖然曆史不可假設，但人們難免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如果格林斯潘事先針對房地產泡沫采取了行動，次貸危機是不是可以避免“硬著陸”？
撰稿·張 靜(記者)
美聯儲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慣例，如果FOMC(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成員想被主席點名講話，他就要向代理秘書使眼色示意。1996年9月24日早上，勞倫斯·林賽使了一下眼色。“我想到一句賭徒的咒語：‘這麽久以來我們一直在贏，那就讓我們繼續賭下去吧。’我擔心的是，我們的好運氣已經在金融市場上用盡了。”
時值次貸危機爆發一周年，林賽的預言似乎同樣適用於被迫“走下神壇”的格林斯潘本人。不僅在於美聯儲在次貸前所麵對的政策議題與20世紀90年代後半段有驚人的相似，更重要的是這位輔佐了四任美國總統的老人，運用其對經濟波動非凡的“占卜力”，通過爐火純青的利率手段未雨綢繆，成功熨平了一係列金融危機，以至於有這樣的說法：“誰當美國總統都無所謂，隻要格林斯潘還是美聯儲主席。”但是次貸危機卻將“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聯儲主席”的光環無情粉碎。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任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首席經濟顧問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用“斯人已去，遺害猶在”為其“蓋棺定論”。
似曾相識
格林斯潘應該為次貸危機負責嗎？
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資深貨幣經濟學家安娜·施瓦茨看來，答案不言而喻。她認為格林斯潘在2000年到2005年之間所采取的貨幣政策，給美國經濟和金融體係埋下了危機的隱患。
2001年9月起，美聯儲連續11次降息，創下了1981年以來“最為猛烈的降息輪回”。直到2003年6月，聯邦基準利率降低到近50年來的最低點1%，並一直維持在曆史低位近一年時間，直至2004年6月再次升息。
截止到2007年8月的數據顯示，美國前6年創造的就業機會有三分之二以上與房地產業有關，受益於建築業的複興和住房抵押貸款對家庭消費的刺激。
斯蒂格利茨公開指責道：“美聯儲降低利率的政策並沒有極大地刺激投資，而是促使美國家庭更多地貸款買房和負債消費。由於低利率促進了房地產業的持續繁榮，美國人對自己不斷增長的債務負擔一直不在意。為了讓更多人借到更多的錢，美國還不斷放寬放貸標準，次級貸款發放額不斷上升，一些新的信貸品種允許個人貸款的數額越來越大，還出現了一些非固定利率的貸款品種。”
“在目前的低利率環境下逗留太久，這會使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不得不應對另一次投機過剩……也會迫使委員會在開始收緊政策後，不得不急速提高利率以抑製通貨膨脹。”FOMC前理事勞倫斯·梅耶在《聯儲歲月》一書中，發表了極富預見性的論斷。
眾所周知，正是美聯儲從2004年到2006年6月17次加息將利率從1%推高至5.25%，直接引爆了次貸危機。
格林斯潘擁有異常敏銳的市場嗅覺。20世紀90年代末“經濟盛宴”崩潰前三年，他就創造出了著名的“非理性繁榮”一詞。而早在2002年，格林斯潘已經從曆史數據中發現抵押貸款相對於居民收入來說的確太高了，麵臨“美聯儲催生了房市泡沫”的指責。他在次貸危機爆發後接受CBS電視台訪談時也承認，他在任期間發現了次級債市場存在的問題，那些選擇非浮動利率貸款的借款人很有可能因為利率上調而麵臨還貸困難。
雖然曆史不可假設，但人們難免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如果格林斯潘事先針對房地產泡沫采取了行動，次貸危機是不是可以避免“硬著陸”？
從1996年到1999年年中，格林斯潘和他的同僚們坐視股市泡沫膨脹於不顧。後來梅耶遇到前同事曾開玩笑：“我實在太嫉妒你們了，你們好像就是在重新經曆90年代下半期的局麵，也許這次不會出差錯。”
但格林斯潘並沒有從危機中吸取教訓。2004年後美國房地產市場開始出現泡沫，股市泡沫又卷土重來，格林斯潘依然沒有采取有效措施來阻止它的破滅。
也許被披上“魔法師長袍”的格林斯潘在麵對“後通貨膨脹”難題時，實際上並不知道該做些什麽。他一貫認為最終確定泡沫存在的方法唯有等泡沫完全顯現，貨幣政策隻能用於挽救泡沫破裂帶來的後果。
澳大利亞著名記者彼得·哈契也認為：“傳統的商品和服務價格的通貨膨脹已經大部分被壓製住了，而且應對它的方法我們早就非常熟悉並已通過實踐檢驗；但對於中央銀行來說，資產價格通貨膨脹卻是個新事物，它正在變得越來越危險，並且對於如何應付它還沒有任何達成共識的措施。”
更何況在正統的美國中央銀行家看來，治理一個正在膨脹的泡沫，本來就不是他們的法定職責。美聯儲隻有一個任務，就是保持物價穩定、打擊通貨膨脹。而當時通貨膨脹遠低於FOMC的隱性目標。“沒有哪個中央銀行家願意冒發生通貨緊縮的危險，哪怕是最溫和的通貨緊縮。”梅耶說。
最近一次通貨緊縮留下的恐懼曆曆在目。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9·１1”接踵而來，3年間美國至少有230萬人失業，經濟平均增長率相對於前3年的4.1%，每年隻有1.9%。2003年6月3日，格林斯潘主席在柏林舉行的一次貨幣會議上明確地提到了通貨緊縮，而且至少提了11次，震撼了市場。
格林斯潘“不作為”的背後，也許還有向現實環境的妥協。
美聯儲的使命本來是獨立製定貨幣政策，遠離選舉周期所帶來的短期政治壓力，扮演跟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及國會通過立法幹預市場互相製衡的角色。
然而瑞銀證券董事總經理張寧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表示：“格林斯潘可以不理會某個政客的影響，但不得不考慮整個社會輿論的壓力。他不可能在所有人熱熱鬧鬧賺錢的時候，讓自己出手捅破泡沫，從而招致公眾強烈的抗議和下台風險。何況他對自己的判斷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有把握。”
彼得·哈契說：“格林斯潘是一個傑出的人，但缺乏一些領導能力和勇氣，這使他沒能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別無選擇
張寧認為，次貸危機的爆發是曆史的必然。“美國在過去100年中，一共經曆了三個大的繁榮時代：1917年—1929年；1946年—1965年；1980年至今。每一輪大增長，都是在一次大危機之後。次貸危機可以說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長達27年的大周期中多次小危機的一個終結點，有其深刻的國際金融政治背景。
自從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之後，美國通過將美元與石油進行捆綁，確保美元作為國際主要清算貨幣和華爾街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從而支撐了美國經濟增長繁榮的基礎：憑借其雄厚的國力作為信用的“借錢消費”模式。而貿易盈餘國為了尋求貨幣的保值增值，也願意把錢借給美國。大量過剩資金在哪裏推得最遠，哪個地方的泡沫就最容易破裂，這一次是集中到了美國房地產業。由於信用高度膨脹和金融創新，資本金被放大了幾十倍，造成高杠杆的體係。而中國的廉價商品部分造成了美國雖然保持了經濟持續增長，卻沒有出現傳統意義上的通貨膨脹，以至於美聯儲遲遲未踩‘刹車’。
而當泡沫破裂的時候，隻要沒有出現金融體係係統性風險就無須救市。但在過去很多年?一旦危機發生，美聯儲就會立即幹預市場，迅速向市場注入大量資金和降息，造成了貨幣發行量加大。導致這些泡沫實際上並沒有爆掉，隻是把資金擠到另外一處。”
張寧認為，每次金融危機出現後，美聯儲都會進場幫助投機者解套，把他們救出來，造成了投資者和投機者膽子越來越大。
這種“格林斯潘主義”催生了一種新的“道德風險”。有人士認為，次貸危機的發生，很大程度上在於投資者們預期在資產泡沫破裂的時候，美聯儲會出手救助，因此在沒有足夠的風險補償的情況下也願意承擔風險。
而美聯儲目前不惜一切的救市，似乎正朝著投機者預期的方向前行。
作為伯南克的弟子，張寧表示：“伯南克現在的做法，充滿著他對這個事情的思考和對曆史的記憶。他一生鑽研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及如何防止金融危機失控並廣泛波及實體經濟，讓他來處理次貸危機非常合適，至少不會犯大蕭條的錯誤，即在股市泡沫破裂的時候提高利率。”
即使心知肚明投機者是“挾民意以令聯儲”，伯克南似乎也別無選擇。
“這次由於史無前例的信用體係的杠杆效應造成的金融體係受損的程度，是1929年以來最大的。不能說為了懲罰投機者，就讓整個社會付出代價。伯南克這次救市的原因，就是防止金融體係癱瘓。”-
大家一方麵指責他做得太過分，同時也願意給他一些時間以觀後效。現在給伯南克的救市行為下結論還為時太早。
撰稿·張 靜(記者)
日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國會接受質詢時表示，美國經濟“有可能出現衰退”。這是伯南克首次公開承認美國經濟麵臨衰退風險。
兩會閉幕後，溫家寶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回答記者提問時曾明言：“我現在所憂慮的是，美元不斷貶值何時能夠見底﹖美國究竟會采取什麽樣的貨幣政策，它的經濟走勢會走到什麽地步？”帶著這些問題，《新民周刊》越洋專訪了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誌武。
《新民周刊》：次貸危機的深不見底，令人們開始反思格林斯潘時期低利率政策釀成的全球流動性泛濫。您認為格林斯潘是否該為此負責？
陳誌武：我知道美歐，包括中國有很多學者都指責格林斯潘過去任美聯儲主席的時候，提供了太多的流動性，將全球資產泡沫吹得過大，時間維係得過長。但次貸之所以出現連鎖性反應，實際上跟美聯儲的關係並不大。次級按揭貸款的禍根在於住房按揭貸款證券化運作的鏈條被拉得太長，並缺乏相應的監管約束。
中國人今天看到次貸危機可能會覺得很慶幸。在傳統模式下，我們的商業銀行隻能通過貸前嚴格審查、抵押擔保等方式控製房貸風險，並需要銀行用風險準備金和自有資本來承擔。但銀行最後願意放貸和能夠放貸的總金額非常有限，從長遠看，會抑製老百姓住房條件的改善和其他消費需求的增長空間。所以美國在1938年以後就出現了按揭貸款的二級市場，並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將各類貸款證券化，把整個按揭貸款搞活了。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可以大量放貸，而不用承擔貸款的風險，從賺取利差轉變為賺取手續費。最近幾年已經發展到前麵放貸的公司根本不管貸款人是不是符合放貸標準。放貸人的不負責任與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鬆還是緊，顯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委托代理關係的製度架構問題，也不屬於美聯儲的管轄範圍。
對於中央貨幣政策，因為無法判斷貨幣供應量是不是太多，它追求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標就是控製通貨膨脹率。如果通脹率太高，就說明流動性確實過剩。格林斯潘作美聯儲主席的時候，基本上以2%—3%的通脹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的目標。這種低通貨膨脹率維持了這麽多年，說明總體而言，格林斯潘的工作成績非常好。
當然，從中國、印度、越南進口的低價位產品也為美國長期保持低通脹做出了貢獻，並間接增大了美國金融和證券化的空間，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但是格林斯潘如果真的是那麽不負責任地增加流動性供應量，美國今天的物價肯定要上漲很多。
《新民周刊》：在過去6個月內，美聯儲6次降息幅度高達200個基點，比起他的前任不可謂不激進。低息政策是否會損害美聯儲30年來建立的“反通脹信譽”，並最終招致嚴重的通貨膨脹？
陳誌武：經濟增長不是美聯儲最終追求的目標，但是它需要保證流動性供給不會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伯南克把利率從5.25%降到現在的3.25%，間接地為美國經濟提供了流動性，避免出現通貨緊縮的風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通貨緊縮比通貨膨脹更可怕。
但是我個人認為伯南克所采取的一係列救市行為，有些肯定是過於偏激了。畢竟這次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和美國社會帶來的衝擊到底有多大，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出非常明確的影響，而利率下調對實體經濟、社會產生影響，往往需要3-6個月的時間。
《新民周刊》：為了改善金融體係流動性困境，3月11日美聯儲聯合英國、加拿大、瑞士和歐洲央行向美國金融係統注資2000億美元。伯南克拿這筆錢進行了一場豪賭，他決定把嚴重貧血的住宅按揭抵押貸款從券商的資產負債表搬到央行自己的資產負債表裏，用流動性最好的資產之一美國政府公債替換一級交易商手中的嚴重貧血的按揭資產，即所謂的“用鮮血換垃圾”。時代在線援引一位匿名的美國銀行家的話說：“在我的認知體係裏，從來沒有全球的中央銀行為此通力合作，簡直可以把死人嚇活。”
陳誌武：將信用評級比較低的住宅按揭抵押貸款看成是完全可靠的抵押品，這是格林斯潘在位的時候從沒有做過的一件事。伯南克此舉變相地擴大了流動性的供應量，有利於安撫市場的恐慌心態。但把本來應該由華爾街承擔的損失、債務，變相地變成了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再加上美國國會現在正準備和白宮推出退稅等救市方案，必然會導致美國政府公債發行急劇膨脹，接下來通貨膨脹率肯定會越來越高，美元會進一步貶值。
不過伯南克今年麵對的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的程度與潛在的係統風險的規模和程度，與格林斯潘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美聯儲和其他的政府監管機構，到底介入多少是合理的，多少是過分的，這是一個全新的領域。這就是為什麽大家一方麵指責他做得太過分，同時也願意給他一些時間以觀後效。現在給伯南克的救市行為下結論還為時太早。
《新民周刊》：在不惜一切代價救市的問題上，美國金融與銀行委員會高級官員質疑美聯儲作為一個獨立機構是有否有自己的利益驅動；國會議員也擔心美聯儲的救市舉措會帶來道德風險，美聯儲接受大量次貸債券作為融資抵押品，有可能導致美國納稅人最終為次貸損失埋單。
陳誌武：我對這些指責是沒辦法認同的。政客不需要考慮國家長期利益，為了拉選票很容易說些煽動公眾情緒的話，但是這種推論不太容易站住腳。
懂經濟的人會知道，華爾街如果崩盤，會影響到整個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在未來一個時期資金、資本供應量的嚴重短缺，那麽接下來實體行業、企業要維持經營或者或者開展新投資的資金就會無以為繼，經濟就沒法發展了。更何況在美國，除了白宮和國會以外，可能沒有哪個機構受到公眾、媒體和政客的監督，會超過美聯儲。美聯儲的所作所為，每時每刻都有成千上萬雙眼睛盯著，分析從中傳出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為。即使美聯儲中有人因為私利去采取某些行動，在眾目睽睽之下，也很容易被曝光。
《新民周刊》：美國有無良策解決國債繼續增長這個“老大難”問題？
陳誌武：美國經濟需要一次新的技術革命。上世紀80年代初，微軟的操作係統讓個人電腦可以在更廣泛的範圍普及。90年代互聯網興起對美國經濟的增長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動作用，讓美國政府得以償還80年代積欠下來的很多國債。接下來全球化又帶給美國社會越來越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和農產品，間接讓美國社會在名義收入水平增加不是太多的情況下，實際上真實的收入水平提升了很多。未來美國國債的大趨勢肯定是越來越多，最好的出路就是再來一次新技術革命，帶來全新的大規模增長機會。
《新民周刊》：美國3月份消費者情緒指數由2月的70.8下降至70.5，創16年來新低。美國《紐約時報》本月3日公布的一項最新民意調查顯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經濟“已經處在衰退當中”。從今年10月開始，將有2800萬美國人不得不依賴食品券維持生活。已經有媒體將美國的經濟現狀與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進行比較。保爾森也說：“美國經濟明顯滑坡。顯然，目前這個季度非常艱難。”您身在美國感受如何？美國經濟增長放緩或者停滯的周期會有多長？
陳誌武：我知道從報紙、網絡上，到處都可以看得到“拯救美國”的說法，從方方麵麵的指數看當然也有一些擔憂。從3億人口裏你說找不出來特別困難的家庭和個人嗎？肯定有。但我覺得到目前為止，除了極個別情況，美國人並沒有感覺到太大的衝擊，該奢侈的繼續奢侈。
我們必須看到，即使次貸危機再大，沒有工作，美國政府提供的完善的公共保障體係都可以讓你保持一個體麵的生活。更何況美國現在的失業率才4.9%。3月份美國普通工人每小時收入，還是保持了與去年同比3%的速度在上升。收入在增長，失業的情況也不怎麽嚴重，GDP增長雖然不到1%，但還沒有為負，所以現在美國老百姓消費者信心的下降，更多來自報紙上刊登的金融市場的糟糕狀況，讓每個人都有點擔憂：未來是不是會出現經濟蕭條？連格林斯潘都說，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可能是二戰以來最大的。但是我認為，次貸危機最後給美國社會帶來的衝擊，絕對不會像30年代大蕭條那麽嚴重。除了少數金融公司瀕臨破產，美國其他行業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
其實我覺得次貸危機帶來了挑戰和新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不是一個壞事，類似於病毒讓係統升級。你看美國金融史，過去150年裏，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會有一次金融危機。我在美國生活了22年，每一場危機之中大家都特別難受，感覺天仿佛要塌下來了，但是回過頭去看看，每次金融危機都讓美國金融化、資本化發展的能力和可以容納的空間上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如果我們把銀行存款、股票、債券以及金融票據等美國所有的金融資產加在一起，1945年第一次超過1萬億美元，到1955年就增加到2萬多億美元。所以從1945年以後，差不多每隔10年，美國整個金融資產的規模就會翻一倍。到了2006年年底，全美金融資產的總值已經上升到了130萬億美元。
次級按揭貸款中所引發的金融危機，令政府、市場、民間社會都在思索，如何約束委托代理關係中不負責任的行為，下一步該怎麽辦。再過幾年回過頭來看，這種危機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沒有全社會的反思，監管架構和金融行業從業人員的行為怎麽會做出調整。如果不做這些調整，未來幾十年、100年，美國金融、資本化的發展怎麽會有新的空間？所以我總體上是很樂觀的。
《新民周刊》：媒體放大了次貸造成的影響嗎？
陳誌武：這是有必要的。媒體必須把方方麵麵潛在的問題、可能的結果提前指出來。醜話不說在前麵，企業家、經理人、政府監管人員或者議員怎麽可能會事先采取一些預防性的行為，把最壞局麵發生的概率盡量降到零呢？必須先打預防針。
《新民周刊》：您認為貝爾斯登等大投行危機的暴露是否正加速美國經濟探底的過程？
陳誌武：是的，伯南克的降息行為，包括美國在財政方麵的采取的措施，美國經濟即使真的出現蕭條、衰退，時間也不會太長。很多人估算大概會維係4-6個月左右，到今年第三季度末、第四季度初就差不多了，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會重新加快。
《新民周刊》：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最大的影響是什麽？
陳誌武：潛在的威脅是中國的出口需求。不僅僅是美國，也包括歐洲國家和日本。因為次貸危機使得日元、歐元升值非常多，但是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遠遠低於日元、歐元。這樣一來，可能對中國而言，因為歐元升值對歐洲經濟的打擊比較大，反饋回來會使得中國向歐洲、日本的出口的增長速度減小。
《新民周刊》：您認為中國該如何應對？
陳誌武：即使沒有美國次貸危機，中國依賴出口來增長經濟的空間也已經越來越小。次貸危機帶來的一係列負麵影響，更讓中國意識到必須盡快調整經濟結構，靠自己國內的需求作為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中國現在社會經濟結構不協調，過去每年10%、11%的增長速度，確確實實讓絕大多數人的收入有一些上升。但按照我自己的測算，76%資產型的財產，財富都掌握在國家的手裏，隻有24%掌握在民間的手裏。正是因為中國太多的收入和資產財富掌握在國家手中，而不是將更多收入、更多資產由私人去消費、去投資，使更與民生貼近的服務業難以發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資產財富份額很低的情況下，第三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的空間就會非常小
美聯儲現任主席伯南克有句名言：“如有必要，就用直升機撒錢。”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