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飛忠誠廉潔政治上簡單幼稚難逃殺身之禍zt

1142年初的隆冬季節，宋將嶽飛遇害於風波亭。這一悲劇使他本人成為漢民族主義的高度象征之一，在身後贏得了僅次於關羽的戰神般的地位，並塑造了牢不可破的忠奸對立鬥爭的神話。這給很多人一種感覺：假如當初朝廷公正，這樣的悲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不過事實也許恰恰相反，嶽飛之死之所以成為悲劇，乃是因為它不可避免。　　南宋初年的軍事形勢　　幾乎所有嶽飛的故事都暗示了一種可能性：假如不是奸臣當道，嶽飛冤死，本來宋軍是可以收複中原的。這也是後人懷念、推崇嶽飛的一個最重要的根本性假設。其中最著名的傳說就是嶽家軍在朱仙鎮大捷後，迫於十二道金牌而放棄經營中原。　　鄧廣銘早已證明：朱仙鎮以五百騎兵敗金軍十萬、十二道金牌等均非史實，而是嶽飛之孫嶽珂虛構出來的。嶽飛的故事在流傳的過程中，實際上夾雜進了很多漢族人因憤懣而未能滿足的願望。　　但曆史事實往往更嚴酷。1140年嶽家軍北伐的確取得了一些勝利，並罕見地在平原上以騎兵對陣決戰的態勢擊敗金軍，不過戰果其實頗為有限：如潁昌之戰金軍參戰有3萬騎兵和10萬步兵，而宋軍的戰果是殺敵5000，俘虜2000多，繳獲馬匹3000多匹；郾城之戰宋軍對陣金軍1.5萬騎兵，戰果僅奪得戰馬200多匹；小商河之戰殺敵2000多。以上還是宋朝方麵的記錄，當時國史大抵誇勝諱敗，不可盡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記錄，看起來金兵的損失也遠未達到喪失反撲能力的程度。　　而更困難的在於收複失地後能否長期堅守。中原地勢平坦開闊，最能發揮騎兵優勢，而不利於步兵守衛。宋軍幾乎90%都是步兵，這在冷兵器時代與騎兵對壘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弱點之一。所以李綱才說：“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複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當時宋軍約近20萬人，而其中大部分戰鬥力遠不及嶽家軍，要靠這支軍隊在野戰中徹底擊敗金軍並堅守住收複的失地，其難度是可以想象的。　　即使是在嚴肅的曆史著作中，嶽飛的悲劇長期以來也被描繪成南宋政局主戰和投降兩條路線鬥爭的結果，而忠奸是毫不含糊的價值對立，沒有選擇的餘地。這建立於一個假設上：抵抗到底，必定獲勝。　　然而曆史上的困境往往在於：有時使盡全力也不能取勝，那麽該怎麽辦？勢弱的一方，通常選擇很少。曆代詬病宋高宗急於求和，與秦檜共為陰謀，盡管他的做法有可爭議的地方，但作為一個皇帝，他首先考慮的是趙氏王朝能一直維持不墜。南宋初年基本被動挨打，嶽飛北伐的短暫突擊式的勝利，在高宗看來乃是為數不多的可與金人討價還價的籌碼，因此北伐是手段而非目的。　　被低估的宋高宗　　長期以來，宋高宗是一個在曆史上得到頗多劣評的皇帝，原因之一是他對待嶽飛一事極不得人心。憤激者痛斥他喪心病狂地執行投降路線，其原因是他貪生怕死、又貪戀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歸，甚至暗示他受驚嚇不育，導致精神不健全。　　這些指責在我看來很靠不住：　　一、紹興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報宋徽宗死耗，而五年後才殺嶽飛，因此不存在宋高宗擔心徽宗南返奪位的問題；欽宗也未必能動搖他當時的地位。　　二、他已經是皇帝，何來賣國投降動機？　　三、如果他一味執行投降路線，那麽嶽飛一死，按說最大的障礙已去，金軍為何也無大舉進攻？　　北宋滅亡時，康王趙構受欽宗蠟丸密信，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星夜馳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虜，但伺機逃脫。之後戰亂中宋軍一路潰敗，趙構飽受追兵驚嚇，這一點也常被用以論證他的怯懦無能的性格缺陷。然而宋徽宗31個兒子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賈誌揚《天潢貴胄》中評說：“宋朝之得以複興，要歸功於趙構的逃跑。”當時如果他沒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戰死，那麽可能會出現一個更糟糕的局麵：女真人不是在17世紀，而是12世紀就征服中國了。　　事實上在南宋，當時已經出現了不少冒牌宗室問題，如果沒有一個關鍵的純正血統的皇子形成一個政治中心，當時的南宋是很可能會崩潰的。從當時危亂的局勢來判斷，宋高宗有能力與金維持一個不勝不敗的分立局麵，已經是一項極為艱巨的政治任務，而不必因為失地未收複就輕易對他加以激烈的指責。單就當時的政治任務而言，我認為宋高宗是一個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祖宗之法與嶽飛之死　　宋承唐末五代之亂，趙宋對驕兵悍將極為戒備。自建國始，直接領兵將帥不得參與軍政大計，以防止他們利用機會發動政變；而主管軍政大計的文官，雖有權調動軍隊，製定戰略決策，卻又無一兵一卒。1071年—1073年，王韶對西夏作戰，王安石力排眾議，付以王韶相機處理前線軍務的全權，決不遙製。取勝後，神宗也對王安石極為嘉獎，但對王韶隨即一再提出的向西夏本土進軍的建議，卻一直不予采納。從這些事例可以看出趙宋一貫的猜忌武將傳統，王安石進軍西夏本土與嶽飛收複中原的建議，在皇帝看來都是臣下撈取政治資本的手段。宋仁宗時狄青功高，但仍遭貶黜，他問宰相文彥博外放原因，文答：“無他，朝廷疑爾。”(《野老記聞》)　　宋廷在對武將壓製的同時，又一向加以優渥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錢每月300貫，從二品的節度使卻有400貫；節度使的公用錢更驚人，每月3000貫至1萬貫，而嶽飛建節兩鎮，月薪至少萬貫無疑。自高宗南渡，財政拮據，官員的俸祿隻支1/3—2/3，“唯統兵官依舊全支”。這無疑也激發了嶽飛效忠的決心。　　高薪養兵的用意，在於使之樂於享受，而無政治野心。《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載秦將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賞賜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齒，王翦卻說：秦王慣常猜疑，如今將秦國所有大軍全交給了我，我不這樣做，難道讓秦王對我起疑嗎？　　嶽飛沒有老將王翦那樣洞察世故。我們後人在看待嶽飛故事時，遭遇到一個強有力因素的影響：我們已經知道嶽飛是個赤誠的愛國者。宋高宗和我們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邏輯，難以判斷嶽飛是忠臣還是野心家。嶽飛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頗得軍心，能答出“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太平”這樣的話，顯示出他是一個有遠大誌向的人物，而雄心與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難以確認嶽飛是否忠誠的情形下，他寧可錯殺。　　嶽飛的悲劇在於：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剛正清廉，對政治簡直毫無頭腦。他忠誠正直的一麵曾使他成為高宗最欣賞的將領(南宋初年，嶽飛是提升最快的大將)，嶽家軍番號正式改為神武後軍時，高宗親筆題寫“精忠嶽飛”戰旗，賜白銀2000兩犒賞，以籠絡其心。後來嶽飛眼看收複失地無望，表現得極為憤恨，稱病3個月，不肯複職，遭到李若虛嚴厲責備：“是欲反耶？……若堅執不從，朝廷豈不疑宣撫？”嶽飛顯然並未意識到自己這番舉動已遭朝廷疑忌，1137年秋又上書建議立皇儲，遭高宗訓斥，下朝後麵如土色；1138年，再提增兵，反對議和，這更觸犯高宗忌諱。　　嶽飛不知政治顧忌，以為自己問心無愧，直言進諫，即使在當時朱熹看來，卻是“驕橫”了。嶽飛在獄中聽一個獄子說：“君臣不可疑，疑則為亂。故君疑臣則誅，臣疑君則反。”不禁悲憤難當，然而隻有大書“天日昭昭”四字，實至死未知這一猜疑也與自己平素沒有心機和政治覺悟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