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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萬事興
儒家思想概述
Confucianism
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人）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係，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範。隻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製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範，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奸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製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複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係。“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儒家思想產生背景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中國文明史經曆了夏、商、周的幾千年之後，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係。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東周時期，中國社會處於曆史經曆著劃時代的變革，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封建宗法等級製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於動蕩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曆史舞台，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麵。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後的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於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係中，並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衝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
未來究竟是個什麽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並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而進行的思想交鋒，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英者雲集，皆為顯學。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等等學派，可謂學派林立，在中國曆史上學術與言論為開明時代。
儒家思想的形成
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自由民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禦、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於華夏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範和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全盤吸收這些文化要素並上升到係統的理論高度。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麵，一變“學在官府”而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全社會。但是儒家學派固守“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荀子·王製》)。 儒家思想的內涵豐富複雜，封建皇權逐步發展出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和講華夷之辨。
儒學對中國的影響
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麵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這種影響在短期內不會消除。不過由於中國大陸官方意識形態等種種原因，許多人仍無法糾正對儒家的偏見，以至儒教無法在中國大陸得到應有的尊重和重視。
不少人仍然認為“儒家思想”是“四舊思想”而需要破除，這和韓國對儒教致力保存過去文化的態度截然相反。形成儒教發源於中國卻昌盛於韓國的尷尬局麵。不過由於道德敗壞等各種社會問題的日趨嚴重，少部分良知者已重拾起這份民族的寶貴遺產，中國大陸學者目前正努力編篡《儒藏》(藏,音zang4)以彌補曆史遺憾（三教中，道教有《道藏》，佛教有《大藏經》，惟儒教無自己的經藏），傳承和弘揚儒學。儒教對中國人的正麵影響要多於其負麵影響。
1、 漢朝興起
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漢朝都是以法家思想 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260 BC - September 10, 210 BC)焚書坑儒後，加之漢字尚處於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係。漢武帝采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551 BC – 479 BC) 已死百餘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的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於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製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係。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麵，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係。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的鞏固，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麵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製統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麵是因為儒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麵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係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於通過“正名”恢複“周禮”所代表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
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讚賞。曆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麵，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係，儒學隨之有了恢複生機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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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於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麵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複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後，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曆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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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曆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麵臨新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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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並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後武帝采取一係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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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武帝改造選官製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曆數等重大禮製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曆史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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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理解的是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後其它思想學派並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麵，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範式。但從本質上看，這仍是一種封建專製主義文化政策。漢武帝運用皇權幹預思想學術，抑製了民族思想的自由發展，禁錮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違悖了思想統一於真理的規律，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2、曆代變遷
漢朝以後，曆朝曆代四書五經被無數次修訂，孔子原作已麵目全非。儒學在魏晉時期演變成玄學。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後取得官方地位。現在所說的儒家思想，絕大部分來自宋朝(960 AD-1279 AD)的文獻。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束縛。直到五四運動才取消了儒學的統治地位。
（1）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2）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並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3）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於《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周易》、《老子》、《莊子》稱之為“三玄”。玄學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主要活動在洛陽。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
（5）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6）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係，後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對立起來，認為人欲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欲”。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7）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走到極端。
（8）元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製統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一定影響。
（9）明朝：李贄是明後期“異端”進步思想家，他指責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他是我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色彩。
（10）清初：
①黃宗羲：在明亡後，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製製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
②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於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製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曆史，認為曆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
3、 近代的研究和發展
現存的儒家思想(不同於孔子的思想)作為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將階級視為人類社會的基礎，鼓吹封建道德觀，強調通過個人的自我約束，而忽略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學者認為儒家思想是亞洲國家難於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對待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一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後的一切根源歸之於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應該是古為今用，批判繼承。
但是如何進行“古為今用，批判繼承”呢?我們認為：
（1）對哪些在長期曆史實踐中形成的優秀價值原則，可以轉化為時代精神來繼承。例如《周易大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精神，《論語》中所提倡的舍生取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品質，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春秋公羊傳》中強調的天下統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尤其是強調統一的思想傳統，更具有現實意義。
（2）對有些內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內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現實意義。今天我們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
（3）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
儒學在東亞的影響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後，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製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裏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朝鮮，早在公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於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於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製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後，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
高麗王朝建立後，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為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並且出現了私學（私塾）。12世紀初出使高麗的徐兢稱讚朝鮮儒學之盛說：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國子監裏“選擇儒官甚備”。大街小巷上經館和書社三三兩兩相望。少年們聚集在一起，跟隨老師學習經書。年歲稍長者，便自己找誌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觀之類的地方講習切磋。社會各階層的子弟，都“從鄉先生學”。
李朝時期，為了加強封建專製統治，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視為維護封建統治的輿論工具，極力加以推廣。李朝的儒學教育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官學係統，中央設成均館，是為國家最高學府。另外在首都漢城還設有中學、東學、西學和南學等四學。成均館和四學是中央直接管轄的教育機關。地方各道和邑設有鄉校。這些學校都由國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勞動者，用以作為辦學的經費。私學是各地的儒家學者創辦的私塾或書堂。私學日益發展，成為李朝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影響。
李朝通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科舉分文、武兩科。文科考試須經三榜，考試科目主要有儒家經典以及有關現行政策和各種形式的漢詩。武科也進行三次考試，考試科目除兵學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總之，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間，起到了維護和鞏固封建製度的作用。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於是儒家迅速發展。聖德太子製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詞匯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臣百僚，以禮為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聖德太子還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於是儒學迅速發展，並逐漸成為貴族官僚必修的教養。
在日本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而發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教於中國留學生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並在他們的協助下製定了改新藍圖。701年製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學令”），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為必修科目。
757年，孝謙天皇下詔，令全國每家必備一本《孝經》，獎勵“孝子”、“貞婦”。701年，日本開始祀孔。768年，稱德天皇敕稱孔子為“文宣王”。藤原基經當攝政時（877—890年），“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周易”。由於統治階級的積極扶持和獎勵，這時儒學在日本已經超出貴族官僚上層社會範圍而普及到各個階層。
南北朝時代，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由於佛教的影響，儒學未能取得優勢地位。隻是到了德川時代，適應封建專製統治的需要，儒學（朱子學）才擺脫了佛教的壓製，達到空前繁榮的極盛時代。德川幕府為了加強封建專製統治，把全國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實行嚴格的等級身份製度。因此，需要一種維護身份等級製度的禦用思想，而儒學的“名分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於是，儒學（朱子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係。
藤原惺窩於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傳宋儒“理性”的著作。後來受德川家康的召見，並為其講授《大學》等儒經。1599年著《四書五經倭訓》，使他成為日本第一個根據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訓讀《四書五經》的儒學家，被認為是日本“朱子學之祖”。藤原惺窩有門徒150餘人，其中林羅山、鬆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學家。
林羅山曆任儒官，作過將軍的侍講、顧問，參與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論，以維護封建秩序。他在《經典題說》中寫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者貴下者賤。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視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的說教，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為一，從自然界法則引伸出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從而把社會的“上下貴賤之別”說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羅山以儒學理論維護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發揮了巨大作用。
儒學在越南文化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東漢末年，越南人士燮遊學洛陽，研究左傳、尚書等典籍，後來任交趾太守40餘年。據《越南四字經》說：“三國吳時，士王為牧，教以詩書，熏陶美俗。”說明早在三國時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學教育。10世紀，越南獨立以後，各王朝的典章製度大都取法於中國，政府選拔人才也采取科舉製度，以詩、賦、經義等為考試內容。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創製了越南民族文字，稱為“字喃”。此後，中國儒家典籍大量傳入越南。宋元時期，越南刊刻過不少儒家經典和漢譯佛經。出現了不少明經的儒家學者。15世紀初，明成祖曾下詔，以禮敦致越南各方麵人才到中國來，其中包括明經博學的儒學者。可見儒學在越南的影響之深。
儒學對歐洲的影響
中國古代文化對於世界文明的貢獻，不是隻有“四大發明”，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政治文化，對於人類近代文明也有過積極的貢獻。明清之際，歐洲的耶穌會士曆經千辛，溝通中西文化，把中國當時的主體文化——儒學——程朱理學，用輪船運往17—18世紀的歐洲，在那裏曾經形成過100年的中國文化熱，儒家思想與意大利文藝複興以來所形成的歐洲新思想相結合，成為歐洲近代曆史發展的主導精神——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
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是中國儒學在歐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書派”把中國儒學，作為反對神權統治下歐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新儒學，成為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創立古典哲學的依據，並用以反對羅馬教廷的啟示神學；被稱為“歐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學為依據，開創了近代歐洲政治經濟學的新紀元，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近百年來，中國人、東方人都公認，現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於歐洲。學習、借鑒，乃至全盤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為許多近現代中國人的思想熱點。但是，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有西方人，經過近百年來，無論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文化上的障礙、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曾經是17—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和發展的一種精神動力；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東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尤其是中國近20年的飛速發展的曆史，向世人顯示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東方文明，不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精神阻力，而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動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類共同勞動與智慧的結晶。人為地把文化分為東西兩個對立的體係，隻看各種文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不看各種文化之間的對話與交融，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種文化偏見。這種文化偏見，已經成為人類文明走向未來的一種精神障礙。
100年來，西方列強用“西方中心論”的文化霸權主義，在中國人當中培植起一種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對於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曆史，看不起也不願看的“妄自菲薄”。它已經成為中國人心靈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鎖，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一直挺不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2l世紀的中國，要進入富強、民主、文明的新階段，就需要在文化建設上有一個大的發展。正如江澤民主席在1997年5月26日，一個座談會上講話中所指出的：“一個民族既努力實現自己的經濟騰飛，又努力繁榮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
耶穌會士向歐洲傳播儒學200年 早在100多年以前，馬克思就曾經說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得來說變成科學複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大的杠杆”。
中國的指南針和火藥，為歐洲航海事業的發展，進而發現新大陸、建立海外殖民地，提供了技術和武器。1492年，哥倫布從歐洲航行到了美洲；1498年，達·加馬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達了印度；1521年，麥哲倫又從美洲到達了菲律賓。此後，中國與西方在海路交通上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一改自古“絲綢”一條陸路的曆史，在16—18世紀進入了一個通過海路進行文化交流的新時代。正是在如此的曆史背景下，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基督教的一批批的傳教士進入了中國。他們成了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梁。
有人說，哥倫布在美洲發現了新大陸，耶穌會士們在中國發現了東方文明。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曾經改變了世界的麵貌；中國古代的“四書”“五經”也影響了西方的現代文明。
從1598年利瑪竇在中國把“四書”譯成西文，至1789年法國大革命，是儒學對歐洲影響日甚的200年。其中，前100年是以明代萬曆年間，利瑪竇等耶穌會士溝通東西文化為開端；後100年則是以1685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1582年，利瑪竇隨範禮安等耶穌會士，從印度果阿出發來到了澳門，經過嚴格的中國語言、文化訓練之後，於1583年9月10日，取水道沿西江而上，進入當時南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肇慶。從此，基督教開始了第三次向中國傳播，也就揭開了明清之際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曆史新篇章。
利瑪竇於1601年，應明萬曆皇帝之詔住進了北京，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在中國傳教曆經艱辛，前後長達28年。利瑪竇在華期間，用了很大的精力潛心研讀儒家經典，李贄說利瑪竇“凡我國書籍無不讀，……請明於四書性理者解其大義，又請明於六經疏義者通其解說，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禮儀。”是一個“中極玲瓏，外極樸實，”的“極標致”之人。
利瑪竇企圖從這些經典中尋找“儒耶對話”的切入點，探討用儒家思想論證基督教教義的可能性。利瑪竇認為：“中國哲學家中最有名的是孔子。這位博學的偉大人物，誕生於基督紀元前551年，享年70餘歲。他既以著作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來激勵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製力和有節製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斷言他遠比世界各國過去所有被認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為神聖”，“孔子是中國的聖哲之師”，因此，“中國有學問的人非常之尊敬他”。
利瑪竇認為，《四書》、《五經》是為著國家未來的美好和發展而集道德教誡之大成，《四書》“是著眼於個人、家庭、及整個國家的道德行為，而在人類理性的光芒下對正當的道德活動加以指導”，《四書》“是所有想要成為學者的人必須背熟的書”。基於這種認識，他於1598年與人合作，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釋《四書》的工作，以幫助在華的傳教士學習中文和了解中國文化。是他在16世紀的中葉，最早把儒家經典《四書》》譯為西文。他把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思想傳到中國，使中國人打開了眼界。同時他又把中國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傳給了歐洲。
《利瑪竇日記》第一次向歐洲全麵介紹了中國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歐洲人也是第一次從此書中知道中國聖人——孔子和中國文化的精粹——儒家經典。利瑪竇是歐洲漢學家當之無愧的始祖，他對於歐洲的漢學研究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
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怠”等。孔子更被後世尊稱為“萬世師表”，某些地區更將“孔聖誕”定為“教師節”。
自從中國人開始追求現代化以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自明清時代，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參考儒家傳統提供的資源。尤其是華人和東亞人應該有這個機會。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傳統，儒家傳統屬於全人類，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獻應該盡量翻譯成各種語言，提供給大家。
從一開始儒家思想就體現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用今天的話語來講，在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就被理解為人類文明的核心。結果，至少在中國，儒家思想被視為文明或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儒家思想給現代人提供了很豐富的資源。麵對這些資源，現代人具有一個選擇的自由，可以吸收資源裏麵的一些成分，也可拋棄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製統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君主專政製度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兩大主體內容。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麽選擇，儒家思想屬於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寶庫。保存和解釋儒家思想文獻，增進人們對它的理解是我們作為對儒家感興趣的學者的一個重要任務。不管你對儒家思想的評價如何，了解這個極其豐富多彩的傳統一定會使得你的生活更加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