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明/（本文發表於《領導者》雜誌第十九期）甘陽在《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中說：“今天已經很有必要從新中國六十年的整體曆程來重新認識中國1979年以來的改革，而不宜再像曆來那樣把改革論述僅僅局限於‘後79’的近三十年。”筆者則認為，還要進一步從中國現代化一百二十年的整體曆程來重新認識中國1979年以來的改革成敗。對曆史的認識不同，對現狀和未來的看法也會有所差異。
一、四個時代：各領風騷
本文以1888年作為一百二十年曆史回顧的起點。在這一年，劉銘傳啟用台灣巡撫關防，台灣省正式成立；中國第一條運營鐵路唐山胥各莊鐵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為水師提督，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請求變法。所有這一切都表明，經過鴉片戰爭後渾渾噩噩的二十年（蔣廷黻語），新舊兩派（分別以恭親王、文祥和醇親王、倭仁為代表）激烈鬥爭的二十年，至此，中國現代化的車輪已經啟動。再經過甲午戰敗、庚子拳亂、日俄戰爭的刺激，到20世紀初，中國要不要現代化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此後的爭論主要圍繞現代化的速度、步驟和方法，以及出現多種現代化模式時的選擇問題。
甘陽說：“‘新改革共識’實際首先帶有調和共和國前三十年曆史與後三十年曆史之張力的傾向。”“對於共和國六十年來的整體曆史，必須尋求一種新的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筆者認為，當前需要形成的不是“新改革共識”而是“新憲政共識”。這種共識所尋求的“新的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應當把1888年以來的傳統都整合進來，同時分清精華與糟粕。甘陽把1949年以後的六十年分為“前79”（1949—1978，毛澤東時代）和“後79”（1979—2007，鄧小平時代）兩段，本文把1949年以前的六十年分為“前19”（1888—1919，梁啟超時代）和“後19”（1919—1949，蔣介石時代）兩段。從一百二十年整體曆史的連續性來看這四個時代，不僅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有其成就，梁啟超時代和蔣介石時代也有各自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
梁啟超時代
以人名來命名時代，肯定有種種不妥之處，但既然有許多人已經這樣用了，也就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用法。對於後三個時代，相信不會有太大的爭議，對於梁啟超時代的命名，或許會有一些異議。
本來，袁世凱作為清季新政的主要功臣，作為以逼宮方式推翻清王朝的幕後推手，作為民國的首任正式大總統，是有資格與蔣、毛、鄧等人平起平坐的。但是，他最後上演的一幕“登基”醜劇，徹底毀掉了他的聲譽。不論是民國還是共和國的史家，對於他都評價不高。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寫道：“我們在二十世紀所需要的，是一個認識新時代而又能領導我們向近代化那條路走的偉大領袖。袁世凱絕不是個這樣的人，他不過是我國舊環境產生的一個超級大政客。”
孫中山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領袖，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國民黨統治時期將其尊為國父，中共的官方曆史編纂者也常常將孫中山時代與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相提並論。但是，由於孫中山在下麵將要談到的重大問題上與曆史潮流背道而馳，筆者不主張采用孫中山時代的提法。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援引經典來為新時代鳴鑼開道。正是在他所處的時代中，中國實現了從“舊邦”向“新邦”的“蛻變”。“新邦”的涵義有二：一是在實體意義上的“新邦”，即從由本部和周邊番屬混合而成的傳統王朝到具有明確邊界和領土範圍並獲得國際承認的現代國家；二是在價值取向上的“新邦”，即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新思潮、新道統的進步國家。在這兩個方麵，梁啟超作出的貢獻是其他任何人無法比擬的。
19世紀末的時候，全球共有五個多民族、多宗教混合的軍事帝國：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英國人統治下的）印度帝國和大清帝國。到20世紀末，隻剩下大清帝國的繼承者基本上保持了疆域的完整，而這個底子是在梁啟超的時代打下的。
20世紀初，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鼓吹“驅逐韃虜”的“漢民族主義”。梁啟超則認為，基於現代“民族—國家”基礎之上的民族主義，應當是一種“國族主義”。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國族主義勢必是一種“大民族主義”。“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諸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崛起在世界的東方，多元一體的新國族——中華民族（與“驅逐韃虜，恢複中華”中的“中華”含義不同）開始形成，這是梁啟超“大民族主義”對於孫中山“小民族主義”的一個勝利。
孫中山為了一黨一派的利益，多次拿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與外國政府做交易。他為了運動海軍脫離北京政府，南下幫助他建立廣州政府，拿了德國政府一大筆錢，作為回報，他力倡中國在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梁啟超則一手促成了中國站在協約國方麵參戰，從而使中國躋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與中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在“一戰”中站錯了隊，俄羅斯帝國沒能堅持到戰爭結束，它們在戰後都難以避免被戰勝國宰割的命運。有人說“弱國無外交”，事實上，弱國最需要外交。1949年以前，中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站在了勝利者一邊，得以保持除外蒙古之外的領土基本完整，這正是外交的成果。而外蒙古得以脫離中國，其中也有孫中山的一份“功勞”。他在最初與蘇聯政府交易時，就已經把外蒙古列入籌碼。
羅誌田說，在上一個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和整個社會逐漸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稱作“新的崇拜”。“沿此趨勢發展，新舊和進步與保守漸成價值判斷的依據，新即是善，舊即是惡；對‘新’的崇拜既因傳統的崩散而起，又同時助長了為重建新中國、新文化而破壞自己固有文化的主張。同時，由於西方文化優越觀在中國士人心目中已經確立，‘新’也成為西方式現代化的代名詞。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譯作‘現代主義(或近代主義)’的，在那時卻譯為‘從新主義’，極具象征意義。對‘新’的歌頌在‘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啟超之《新民說》和《少年中國說》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但更為簡單明了的，則是《杭州白話報》1902年6月的一段話：‘因為是舊學問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學問；因為是舊知識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知識。千句話並一句話，因為是舊中國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中國。’”梁啟超作為“新的崇拜”的開山祖師，這是陳獨秀、胡適、毛澤東等人一致承認的。也正是由於他的鼓吹過於成功，導致他自己在五四運動後成為“新的崇拜”的最新犧牲品。綜上所述，如果我們要為“新中國”的最初發展階段選擇一位象征性人物，梁啟超還是最有資格的。把毛澤東作為“新中國”的創始人，是用一朝一代的“國史”取代梁啟超所開創的“新史學”，是禦用史家在政治上“媚權”、在學術上“複舊”的產物，“批判的知識分子”不應沿用這種在1949年以後形成的思維定勢。
蔣介石時代
蔣介石統治時期即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是從1928年至1949年。為了湊個整數，本文把之前的八年也算作蔣介石時代。從本質上說，蔣介石與他之前的軍閥統治者是同一類型的人，即具有一定的現代化導向但又沒有擺脫傳統價值觀束縛的新式軍人（接受過現代軍事教育的軍人）。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的特使在與國民黨接觸的同時，也與吳佩孚聯係過，並曾積極推動“孫（中山）吳（佩孚）聯盟”；蔣介石的前長官陳炯明，在孫中山、蔣介石“容共”之前，就與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合作過。
凡是強調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連續性而忽略“前49”與“後49”連續性的人，通常對於蔣介石時代的評價都很低，隻有國民黨下級軍官出身的曆史學家黃仁宇，將蔣、毛、鄧所推動的運動“視作中國長期革命之三個段落”。“這三項運動既相聯係也相衝突。分拆看來有更換朝代之色彩；接連看去卻又完成了中國的長期革命。”“在曆史發展的過程上講卻又有分工合作的功效，也有如接力運動。”國民黨與蔣介石因著抗戰替中國創立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包括形式上具有全能性之政府，統一軍令下的國軍，全國通行之幣製，數百年來未及施行之征兵法等，從茲獲得外強承認。中共和毛澤東則因借著土地革命翻轉了大陸農村的低層機構。於今鄧小平等人則因著經濟改革，有重新敷設上下間法製性的聯係之趨向。黃仁宇認為，蔣“領導國民黨創建了新國家與社會的高層機構”，乃是中共後來創建“下層機構”的前提。
黃仁宇所列舉“高層機構”的項目，還不夠全麵，創立這些“高層機構”的時間，也不僅局限於抗戰時期。簡單概括蔣介石時代的功績，主要是開創了兩個新紀元——城市紀元和大國紀元。
中國的建製市（包括直轄市、省轄市等）誕生於蔣介石時代。建立城市基礎設施，不僅包括物質的基礎設施——現代交通、上下水、電力電話等，而且包括社會的基礎設施——市政管理、治安警察、衛生防疫等。黃仁宇所謂“新的高層機構”都是設置在現代城市中的——行政機構、司法機構、考試與現代文官係統、軍政軍令軍工機構以及教育、科技、文化、新聞、出版機構等。在蔣介石時代，中國內亂頻仍，外患不斷，但仍然出現了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十年中增長一倍，師範教育增長三倍。如果說五四前後是中國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抗戰前的十幾年可以算是“白銀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胡適、魯迅、陳寅恪等一批大師得以產生和存活。在1936年“雙十二事變”至1937年“七七事變”之間，受到市民階層擁戴的蔣介石差一點就實現了統一中國的目標。
中國的大國紀元，不是發端於1972年毛澤東—尼克鬆的北京會談，也不是發端於1950年斯大林—毛澤東的莫斯科會談，而是發端於1943年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的開羅會議。中國的世界“四強”、“五強”地位，不是哪個外國人恩賜的，而是在最高統帥蔣介石的領導下，中國軍民八年浴血抗戰（尤其是前四年的獨自抗日）打拚出來的。國軍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都為打敗日寇作出了貢獻，但是前者在正麵戰場發揮了抗日主力軍的作用，這一事實不容繼續隱瞞下去。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是一次貨真價實的勝利，不僅收複了“滿洲國”和台灣省，還把國旗插到了南海諸島。毛、鄧在1949年以後雖然打過幾場硬仗，但都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戰勝者——朝鮮戰爭以回歸三八線而告停戰；中印邊界戰爭雖然消滅了印軍的有生力量卻最終丟失了領土；中越邊界戰爭中國軍隊傷亡慘重而沒有達到戰略目標。如果實行蔣介石的外交路線而不向蘇聯“一麵倒”，中國既可以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左右逢源，從兩邊拿到好處，又可以成為第三世界無可爭議的領袖，尼赫魯本來是沒有機會扮演這個曆史角色的。
然而，長期以來，中國的掌權者就有一個抹殺前人成就、誇大自己政績的惡習，這種做法割裂了曆史，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變成了“史盲”。現在的青年人，連鄧小平時代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譬如中共的兩任主席、兩任總書記）都搞不清楚了，又焉能了解蔣介石時代。
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時代的曆史成就是實現和保持了中國大陸地區的政治統一，以及在前兩個時代“創建了新國家與社會的高層機構”的基礎上，將政府行政組織延伸到城鄉基層，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空前強大的國家機器。
在民國初年，袁世凱政府的統治權力達不到國民黨掌控的幾個省份，在他死後，又形成了南北兩個政府對立的局麵。在國民政府的所謂“黃金十年”，蔣介石的實際控製地區隻有江浙及其周邊的幾個省份；抗戰軍興，又形成了國統區、共統區、淪陷區三分天下的局麵。共和國成立後，中央政府才在滿清王朝覆滅之後，再次建立起對於滿、蒙、回、藏地區的有效治理，實現了除台、澎、金、馬之外的中國大陸地區的政治統一。曆史經驗反複證明，隻要中國走出一個“治亂循環”，它的深厚的“人文基值”的潛力就會發揮出來，推動人口和經濟的大發展，出現一個所謂的“盛世”。但長期戰亂之後的首個統一王朝往往不能長久，秦朝和隋朝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因為這樣的王朝之君通常自視過高，好大喜功，濫用民力。毛澤東是把自己看作超越秦皇漢武的“風流人物”，因而他的“盛世”也不長久，隻有1950年代前期的短短幾年。
在中國皇權統治後期（從唐代到清代），正式的官僚機構隻到縣一級。清季民初，就已經開啟了“政府下鄉”的進程，但直到毛澤東時代，才完成了這一浩大的基層政府構建工程。筆者曾經指出，由國庫供養的中共組織係統是“第二行政網”。1949年以後，“中共的組織從縣到區再到鄉，最後在村一級普遍建立了黨支部，形成了比第一行政網（政權組織網）更稠密的第二行政網（黨群組織網）”。對於毛澤東在國家構建方麵的功過評價，現在與1980年代的認識已經有所不同。
近年來，英國學者羅伯特•庫珀與美國學者羅伯特•羅特博格等人提出了一種新的國家分類方法：後現代國家；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前現代國家，或者“失敗國家”和“崩潰國家”（即“失敗國家”的最後階段）。從政府—社會分析的角度來看，後現代國家是強政府、強社會；“失敗國家”是弱政府（極端形式是像索馬裏那樣的無政府狀態）、弱社會；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則有兩種形態：早期西方國家的弱政府、強社會和20世紀後半葉發展中國家的強政府、弱社會。相對“失敗國家”而言，強政府、弱社會也可以算是一種過渡期的次優選擇。
佛朗西斯•福山在2004年出版的《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中提出，要從多種維度——即政府職能的範圍、治理能力的強度以及合法性基礎——來理解“國家概念”。在過去一些年中，“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抨擊‘大政府’，力圖把國家部門的事務交給自由市場或公民社會。但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政府軟弱、無能或者無政府狀態，卻是嚴重問題的禍根。”所以，不應當混淆職能範圍的“寬窄”與治理能力的“強弱”。目前，發展中國家在調整政府職能的範圍和重點——譬如說從直接組織生產轉向提供社會保障和福利——的同時，不但不應當削弱政府的治理能力，而且還應當進一步強化治理能力。對於毛澤東式的“強政府”，人們一方麵深惡痛絕其肆意侵犯人權的專橫，一方麵又懷念其維護社會治安、打擊刑事犯罪的有效性。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地排斥“強政府”。
有些人把毛澤東的製度選擇描繪成所謂“曆史必然性”或者“唯一可能性”，這是一種決定論的思維習慣。毛澤東在建設強政府的時候，本來沒有必要摧毀已見雛形的公民社會和自治團體（例如民間商會、工會、農會、教育會等），羅斯福在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新政時，就沒有傷及美國傳統的強社會。毛澤東在構建“下層機構”的時候，本來沒有必要拋棄和削弱初具規模的“高層機構”（例如立法、司法、考試機構，包括民法典在內的“六法全書”，教授治校等），也沒有必要廢除中華民國的國號而另起爐灶。每一個曆史關頭都存在著多種多樣的選擇可能性，曆史決定論是一種懶惰的思維。諱言前人的選擇失誤，並以種種方式加以掩蓋和美化，最大的危害是貽誤後人、一錯再錯。
鄧小平時代
鄧小平沒有當過名義上的中國黨政一把手，而且他已經去世十年了，但是，把剛剛過去的三十年以他的名字來命名，還是最恰當的。不論是他之前的領導人（華國鋒、葉劍英），還是他之後的領導人（第三代、第四代“核心”），都沒有他的眼光和魄力。鄧小平時代的成就集中體現為兩句話：“和平與發展”，“改革與開放”。
毛澤東的外交雖然是“東倒西歪”，先後經曆了對蘇“一麵倒”與聯美“一條線”，但他的外交戰略的理論基礎——對於時代的基本認識——始終沒有變。斯大林與丘吉爾握手，毛澤東與尼克鬆握手，這些都是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的權宜之計。根據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隻要帝國主義還沒有消滅，“戰爭與革命”就始終是時代的主題。不存在所謂和平年代，存在的隻是戰爭與新的戰爭的間隔與準備。“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製止戰爭。”革命意味著帝國主義國家爆發國內戰爭，所謂“革命製止戰爭”，就是以國內戰爭取代國際戰爭。基於戰爭不可避免的認識，毛澤東所構建的經濟體製是一種“戰時經濟”體製，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心是“備戰第一”、“軍工第一”。所謂“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所謂“省自為戰、縣自為戰”——各省建立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係，各縣建立“五小工業”，都是著眼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
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是對於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顛覆。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折。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不再是基辛格所謂的“世界革命者”，而成為現存國際秩序的參與者、維護者，或者如佐力克所說的“利益攸關者”。中國領導人不再像毛澤東那樣不惜“打破壇壇罐罐”，天天期盼世界“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而是要考慮本國出口商品的進口國政府標準和消費者意願，石油、天然氣、鐵礦石、木材……來源國的政局穩定、投資環境、價格變化，以及世界航運的暢通與否。1990年代初，陳雲及其支持者曾經重提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被鄧小平拒絕，使中國避免成為世界反美國家的“頭”。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國政府接受了“全球化”、“與國際接軌”的口號，采取了進一步融入世界市場經濟體係的舉措。
目前，中國、印度、俄羅斯的發展最牽動世人的目光，並決定著世界未來的走向。從政治體製來看，印度自獨立以來就是一個基本上實行憲政民主的國家，俄羅斯自蘇聯解體以來成為一個半民主國家，中國則還沒有邁出民主化的步伐；從經濟體製來看，這三個國家則有更多的共同點：過去都是非市場經濟國家，現在都是向市場經濟轉型國家。在以市場經濟為目標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方麵，1980年代中國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體製比印度和前蘇聯的領導集團起步早，決心大，動作快，因而，中國現在暫時處於領先的地位，俄羅斯至今尚未加入WTO。但是，印度、俄羅斯正在奮起直追，中國不能有絲毫的懈怠，否則，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滯後就會製約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鄧小平時代的經濟體製改革也並非無可挑剔。就“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而言，前者滯後於後者。“改革不夠，開放來湊”，造成了一係列具有中國大陸特色的現象。目前中國大陸的GDP總量，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外國資本各占三分之一，外國資本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分量，遠遠超過了在其他東亞經濟體中的分量。“胳膊肘向外拐”，“超國民待遇”，這種情況在日本、韓國、台灣、香港都是不存在的。國有資本與外國資本聯手夾擊民營資本，在汽車工業和其他許多產業中，已經是國人見怪不怪的現象。筆者曾指出：各行各業中的壟斷企業是妨礙中國建立統一市場的一個因素。現在，這些壟斷企業正在從“官商勾結”走向“中外勾結”。有人經常講“買辦化”，其實，“買辦”本身是一個中性詞，曆史上的“買辦”就是現在的外企白領。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多數民族工業的開拓者都有過“買辦”的經曆。我們不應當泛泛地反對“買辦”，而是要反對沒出息的“萬年買辦”和無恥的“官買辦”。民間“買辦”常常把“買辦”生涯作為學習的過程，作為自己當老板的一個過渡，而“官買辦”卻沒有自己將來當老板的可能性，他們的利益就在“買辦化”之中。現代慈禧“寧贈友邦，不予家奴”心態的再現，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外國資本隻攫取利益，對於政權不構成直接威脅，而民營資本的成長，將會伴隨民主化要求的增加與能量的積聚。其次，外國資本中有大量的“假外資”，優待外資，可以為國有資本蛻變為官員資本提供一條迂回的道路。 對於鄧小平時代進行全麵的剖析和反思，是當前一個迫在眉睫的任務。
二、兩個六十年：“之”字形曆史軌跡
劃分不同時代、不同階段，本身就意味著既要講曆史的連續性，又要講曆史的曲折性。將過去的一百二十年分為四個三十年（梁、蔣、毛、鄧時代），用它們拚出兩個六十年，理論上有三種拚法：梁和蔣時代拚成一個六十年，毛和鄧時代拚成另一個六十年；梁和毛時代拚成一個六十年，蔣和鄧時代拚成另一個六十年；梁和鄧時代拚成一個六十年，蔣和毛時代拚成另一個六十年。事實上，筆者還沒有發現有人主張第二種拚法。甘陽在《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所說的“六十年”屬於第一種拚法，本文主張的則是第三種拚法。把兩個三十年拚成六十年，就是在承認一百二十年整體曆史的連續性之外，進一步強調這兩個三十年之間的相似性，以及在兩個六十年之間的轉折性。通觀中國現代化的曆史，既有累積性、漸進性的成就的一方麵，也有徘徊、走彎路乃至暫時倒退的一方麵。
兩種改革觀
甘陽提出“六十年”和“新改革共識”，是為了衝淡“三十年”和“舊改革共識”。他認為，“把改革論述僅僅局限於‘後79’，不僅人為地割裂了新中國前三十年（1949－1979）和後三十年（1979至今）的曆史連續性，而且這種論述往往隱含著把二者完全對立起來的強烈傾向，這就是很多人在強調中國經濟改革高度成功的時候，總是首先隱含著一個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隻有全麵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夠解釋後三十年中國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麵，我們在近年來也看到另一種日益強大的論述，這就是在批評目前改革出現的種種問題時，許多論者往往走向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來否定其後三十年。”既反對用鄧小平時代否定毛澤東時代，也反對用毛澤東時代否定鄧小平時代，其實這並不是一種新的改革觀，正是三十年前鄧小平的改革觀。
鄧小平說，“改革是一場革命”，“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很多人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麽意思。其中的潛在含義就是要把鄧小平的改革與毛澤東的革命銜接起來，也就是要強調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與第二代領導核心的曆史連貫性與繼承正統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體製內外都存在著強勁的“非毛化”傾向，體製外是民主牆和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體製內是理論務虛會、四千人討論。正是在鄧小平的主持下，遏止了體製內的“非毛化”呼籲，鎮壓了體製外的“非毛化”分子，製定了模糊曆史是非、強調毛鄧一體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給改革路線披上了革命道統的外衣。
近年來，重新活躍起來的“文革”派對曆史問題決議提出了質疑。他們反對決議中有關“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的區分，認為毛澤東晚年思想才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所在。他們肯定毛澤東去世前夕對鄧小平的政治定性——“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認為鄧小平背叛了毛澤東，複辟了資本主義。這就是甘陽所謂“另一種日益強大的論述”。筆者不讚成“文革”派的理論觀點，但是，如果要在“改革是革命”與“改革是複辟”二者中做一個選擇的話，筆者認為還是後者更符合事實或者說符合常識。
本文不采用“複辟”這個具有強烈否定意味的說法，而采用“改革是回歸”的說法。用顧準的話說，就是從理想主義向經驗主義的回歸。從道路選擇的角度來說，是從“反現代化的現代化”向現代化主流模式的回歸。從時代分類的角度來說，鄧小平時代是向梁啟超時代的回歸。
兩個轉折點
如果將鄧小平時代與梁啟超時代前後呼應，將蔣介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銜接在一起，就意味在過去的一百二十年中有兩個曆史的轉折點。前一個轉折點是五四運動，後一個轉折點是四五運動。按照這種思路，1949年共和國成立，並不是一個最重要的曆史轉折點。
對於梁啟超時代中國知識界的主流思想，胡適在1933年曾有如下概括：“在三十年前，主張‘維新’的人，即是當日主張現代化的人，對於所謂‘新’，決沒有我們今日這樣的遲疑與矛盾。當日雖然也有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的爭論，但在他們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卻沒有多大的疑義。試讀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說》，他那樣熱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獨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險、進步、尚武、愛國、權利思想……無一項不是那十九世紀的安格魯撒克遜民族最自誇的德性。那時代的中國知識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隻是所謂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歐文明；精神是愛自由的個人主義，生產方法是私人資本主義，政治組織是英國遺風的代議政治。當時的知識領袖對於西洋文明的認識本來還沒有多大異議，所以當時能有梁先生那樣熱烈的、專一的信仰崇拜。”
胡適在晚年口述自傳時說：“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藝複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曆史性的政治幹擾。”事實上，五四運動後中國知識界的思想轉向，是在國際大氣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球性思想政治轉向——影響下的產物。
1918年底，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寫道：“自從德國打了敗仗，‘公理戰勝強權’，這句話幾乎成了人人的口頭禪。……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他說的話很多，其中頂要緊的是兩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們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這兩個主義，不正是講公理不講強權嗎？”不到半年，陳獨秀就在《兩個和會都無用》的隨感錄中寫道：“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麽公理，什麽永久和平，什麽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隨後，他對西方列強國際政策的不滿情緒就波及到西方的政治製度。他說：“立憲政治在十九世紀總算是個頂時髦的名詞，在二十世紀的人看來，這種敷衍不徹底的政製，無論在君主國民主國，都不能夠將人民的信仰、集會、言論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過做了一班政客先生們爭奪政權的武器。現在人人都要覺悟起來，立憲政治和政黨，馬上都要成曆史上過去的名詞了，我們從此不要迷信他罷。”這種思想轉向不僅體現在陳獨秀這位“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毛澤東語）身上，也影響到晚年梁啟超、孫中山，中年戴季陶、蔣介石，青年毛澤東、周恩來。這一轉向就是一個甲子。
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主流思潮和政潮越來越左傾，越來越激進，在“文化大革命”中終於走到極端。於是，出現了20世紀中國曆史的第二個轉折點——四五運動。毛澤東去世後的中國開始撥亂反正，逐漸向世界文明主流靠攏。當時舉國上下對“四個現代化”的熱烈期待，明白不過地顯露出國人對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差距擴大的焦慮以及對現代化主流模式能夠帶來安樂和有尊嚴的生活的向往。鄧小平當時說過一句大白話：“二戰之後跟著美國跑的國家都富起來了”，尤其是中國周邊的幾個國家和地區，所以中國不改革不行了。
歧路三部曲
筆者認為，甘陽提出“六十年”的概念非常具有啟發性，但當務之急還不是總結1949年後六十年的正麵經驗，而是反思1919至1978年這六十年的反麵教訓及其對於改革三十年的消極影響。
“中國本位文化派”在1930年代指出，“有人以為中國應完全模仿英美”，“還有兩派：一派主張模仿蘇俄；一派主張模仿意、德。”“目前各種不同的主張正在競走，中國已成了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在前麵隻有一條路的時候，可以有梁啟超“那樣熱烈的、專一的信仰崇拜”；而當麵臨岔路口的時候，就出現了選擇的困惑。人不是上帝，無法先驗地決定某一條道路的對錯。
從五四運動之後，主張模仿蘇俄的一派，包括國共合作時期的中國國民黨，長期占據著中國學界政界的主導地位。蘇俄模式之所以能夠征服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主要靠兩條，一條是它的理論體係占據了“意識形態的製高點”，尤其是重建了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尋覓的可以與傳統天命說銜接的“新的史觀”（曹錦清語）；一條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與蘇聯“五年計劃”成就的對比。僅靠理論上的勝利尚不足以改變曆史的軌跡，在1930年代經濟學界的“計劃經濟辯論”中，市場經濟派就占據了上風。波普在1940年代的著作中便對曆史決定論進行了有力的批判；正如波普所說，曆史是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發展的，隻有等到蘇俄模式在實踐中充分暴露了它的弊端，才會被世人所拋棄。由於思維定式與路徑依賴，轉變現代化的模式和道路，通常需要經過代際的更迭。
中國現代化追隨蘇俄模式步入歧途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列寧化、斯大林化和毛澤東化。列寧化階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革命論、黨國製、黨內集權製、恐怖政治。斯大林化階段的主要特征是：兩個陣營論、計劃經濟、領袖獨裁製、克格勃與古拉格。毛澤東化階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論、戰時經濟、人身依附製、群眾專政。
1926年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稱：“中國國民革命，實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標，在打倒帝國主義。”這就把中國綁上了共產國際推行世界革命的戰車。孫中山還把黨專政即黨國製作為蘇俄模式的主要經驗吸取了過來。他說：“現尚有一事，可為我們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胡漢民說：“在訓政期間不但黨外無黨”，而且“黨內無派”。國民黨和中共在蘇俄顧問的指導下，熟練地運用了恐怖政治手段。張君勵曾說：“在民國十三年以後，我們感覺孤立，左麵俄國鼓吹世界革命與共產主義，另一方麵國民黨正在國共合作時期，名為訓政，實為一黨專政。我們平時認為可寶貴者如思想自由，言論結社自由，一切為兩黨所拋棄。至於民主政治多黨政治也都拋入大海之中。左右兩黨的炮彈互相發來，我們立在火線當中，可算得最危險時期。”當時國民黨北方黨部曾將他所譯著的書收集起來，搭了七個塔，一舉焚之。在北伐軍所到之處，“紅色恐怖”更加厲害。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描寫了當時的種種情景：戴高帽子遊鄉，關進縣監獄，驅逐出境，由特別法庭判決槍斃，抄家“殺豬出穀”，“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要“踏上去滾一滾”……
國共兩黨曾經在列寧化的道路上攜手而行，到了斯大林化的階段，則是由中共獨自擔負了曆史責任。1946年國共合作破裂的幕後背景，是毛澤東不能不追隨斯大林的反美新戰略。1949年，他又拒絕了美國伸過來的橄欖枝，明確表達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路線。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成員，中國軍人在朝鮮和越南戰場上流血犧牲，成為斯大林全球棋局中的馬前卒。中共建政初期曾允諾長期實行新民主主義經濟，但中共在征得斯大林的同意後，從1952年開始單方麵撕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搞“全盤蘇化”的計劃經濟。農民吃不飽飯（農產品統購統銷），工人買不到衣褲鞋帽（輕工業品憑票供應）的現象也隨之來到中國。通過一係列的政治清洗，斯大林在排除異己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領袖獨裁製度。一方麵是搞個人崇拜，把領袖神話化；一方麵是鼓吹“陰謀論”，把政敵妖魔化為“人民公敵”、“外國間諜”。經過“延安整風”，按照《聯共（布）黨史》所提供的套路，毛澤東也在中共黨內確立了“餘一人”、“萬歲”的地位。1949年以後，這種獨裁體製又從黨內延伸至黨外。莫洛托夫曾說：“斯大林熱衷於利用拘禁在集中營裏的人大搞建設，熱衷於最大限度地擴大集中營的規模。”在斯大林的計劃經濟體係中，由幾百萬勞改犯組成的“古拉格群島”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共的黨組織比蘇共更加嚴密和完整，深入到全國每一個車間、生產隊、連隊和研究室（教研室），而且黨務工作人員完全脫產，它本身就構成一個超級龐大的特務情報組織。除了遍布全國的勞改營、勞教營，中國還有一個分散的“古拉格群島”體係。筆者曾在農村插隊，後來又在國營農場當過被管製對象，深知人數多達幾千萬的“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子女在基層生產勞動中發揮著怎樣的突擊隊作用。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多多少少地向世界文明主流有所回歸。毛澤東則反其道而行之，繼續堅持和發展斯大林模式中最反動的東西；與此同時，他也有一種解放的感覺，因為從今以後，他本人可以取代斯大林充當世界革命“導師”的角色了。
在與蘇聯徹底決裂後，毛澤東通過林彪的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提出了“世界的農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圍“世界的城市（北美、西歐）”的“今天的世界革命”理論。在“文革”中，他又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不論名字怎麽叫，實質都一樣，就是要把蘇聯開除出世界革命陣營，組成一個由他領導下的中國“當頭”的世界“新興力量”。以蘇聯為首的陣營好歹還有一些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以中國為首的陣營卻是清一色的不發達國家。承認以蘇聯為首可以得到經濟技術援助的實惠，以自己為首就要大把大把地掏銀子補貼小兄弟。
蘇式計劃經濟在中國的主要推行者是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對於蕭規曹隨、按部就班地搞計劃經濟，毛澤東覺得沒味道、不過癮，為了超英趕美（實際上主要目標是趕超蘇聯），毛澤東打造了一種中國式的戰爭經濟。他把“備戰”作為“三五計劃”的首要目標，在規劃“四五計劃”時更提出“軍工第一”的口號。其次，他把戰爭規律運用於經濟工作，反對“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和“綜合平衡”的觀點，主張“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搞什麽“元帥升帳”，讓一切部門都為“大辦鋼鐵”讓路，結果是“砸鍋煉鐵”、“毀林煉（鐵）渣”，不僅血本無歸，而且遺患無窮。再次，他排斥專家，藐視科學，鼓吹“知識無用”論，在經濟建設上打“人民戰爭”，搞“人海戰術”，不惜幾千萬人、幾千億元地“交學費”，還美其名曰“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斯大林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方向上基本還是追隨世界主流文明的，而毛澤東為了強化對國家的政治控製，不惜以犧牲工業化和城市化為代價，來限製人口的自由流動。通過城市的“單位化”和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通過戶籍、檔案和票證購糧購物的控製體係，毛澤東在20世紀的中國重建了人身依附製度。他“全麵地繼承和創造性地發展”了法家所打造的“秦政製”。雖然他自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但稱之為“斯大林加秦始皇”可能更加貼切。
毛澤東對斯大林模式的另一個發展是“群眾專政”。斯大林更多地依賴“克格勃專政”，抓捕和槍斃“人民公敵”還需要“三人小組”批準。毛澤東則“兩條腿走路”，公檢法是一條腿，群眾專政是另一條腿。他鼓吹階級鬥爭“天天講”，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隻要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群眾”，在揪“黑幫”、破“四舊”、批判“資反路線”，清理“階級隊伍”的政治運動中，就可以隨心所欲將運動對象“戴高帽”、“批鬥”、“遊街”、“抄家”、“關牛棚”、“罰苦力”、“用私刑”甚至迫害致死。
現在有些年輕人拿出1949至1978年的官方經濟統計數據來為毛澤東時代評功擺好，把上述種種視為經濟高速發展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這些人完全缺乏對那個時代的親身體驗和最起碼的經濟學知識。首先，他們不知道毛澤東時代的統計數據是怎麽來的。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毛澤東親自提倡“兩本賬”、“三本賬”，把中國的統計數字搞成了誰也不相信的糊塗賬。筆者在“文革”期間當過農村生產大隊幹部，填寫過統計報表，知道什麽叫做“官出數字，數字出官”。
其次，當時統計經濟增長率是根據固定價格也就是根據產品數量。現在生活在市場經濟中的人都知道，大屏幕液晶彩電剛推出時的價格是幾萬元，幾年以後就降到了萬元以下。而在毛澤東時代，八管半導體收音機年產量一萬台時和年產量一百萬台時是同樣的價格。所以，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與同時期西方國家的數據不具有可比性。
第三，在蘇聯模式的經濟體係中，生產和銷售是脫節的，隻要生產出來了就算產值，而不管有多少傻大黑粗的劣質產品積壓在倉庫裏。在目前仍然以國家計劃和國營企業為主渠道的圖書發行行業，賣不出去的庫存圖書總金額已經超過了自有資產總額，也就是新華書店整個係統已經破產，但這些沒有人看的圖書仍然被統計在國民生產總值中。
第四，毛澤東時代始終是一個高積累、高投資的時期，但是，即使是根據官方數據，投資額中的建成部分，也不到70%。即使是已經建成的項目，也不一定真正投產，投產了的項目，有些很快就下馬了，例如大量的“大小三線”項目。也就是說，約有一半的投資，最終是沒有產生效益的。
第五，毛澤東時代一直實行固定資產的超低折舊率，造成了大量的虛假利潤，這些“利潤”都拿去進行新的投資了（其中半數是浪費了），而沒有作為折舊基金留在企業中，結果到了1990年代，“一五”、“二五”時期的設備到達了報廢期，老企業隻能以貸款方式來更新設備，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導致大批國營企業倒閉和職工下崗。毛澤東欠下的賬，挨罵的是朱鎔基。()
毛澤東時代後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發展最差的時期。有許多明顯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但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
第一，根據麥迪森（Angus.Maddison）的《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1820-1992》（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中國的經濟總量長期處於世界第一位，一直到19世紀末，才被美國超過。中國失去第二把交椅，是在“文革”高潮的1968年。抗戰爆發前夕的1936年，中國的GDP是日本的2.8倍；中國內戰剛剛結束的1950年，中國的GDP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關係顛倒了過來，日本的GDP達到了中國的1.14倍。改革開放之後的1983年，由於農業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中國經濟總量才重新超過了日本。再看與印度的對比：1936年中國人均GDP比印度要高出26.3%，1950年中國人均GDP仍略高於印度，而1962年人均GDP已經低於印度,是兩百年間中國經濟相對於印度而言最糟的時期；進入改革時代後，中印的距離才明顯拉開，到1990年代中國的人均GDP已超過印度一倍以上。
第二，在1949年的時候，香港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不能和上海比，也不能和廣州比，到了六七十年代，廣東人才開始大規模地偷渡乃至闖關香港。在毛澤東時代，台灣與大陸的人均GDP差距擴大了四倍；不到二千萬台灣人的GDP總量曾經達到過八九億大陸人的四分之一。
第三，在1955-1980年間，日本家庭恩格爾係數（食品消費支出占家庭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從52%降至29%。同一時期，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僅從1957年的58.4%降至1978年的57.5%，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有升無減。進入鄧小平時代，恩格爾係數開始穩步下降。1978年、1992年、2005年，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分別為74.0%、62.8%、45.5%。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於1993年降至50%，2000年降至40%以下，2005年為36.7%。
第四，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1960年的城市化率是19.7%，1976年的城市化率是17.4%。毛澤東時代後期的中國城市化是開倒車的。而在鄧小平時代，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8.4%升至2005年的43.0%。恩格爾係數和城市化率，這兩個經濟數據是普通人也看得見、摸得著的，比較不容易造假。
從安全和自由兩個方麵來看，毛澤東時代也比其他時代表現更差。1949年之後，中國人受外國人的欺負是大大減少了，但也沒有完全絕跡，例如蘇聯專家、非洲太子黨對於中國婦女的騷擾。然而，他們受本國政府、單位領導、“成份好”的人的迫害、摧殘卻是空前的。三年“人禍”中餓死的中國人超過了八年抗戰中死於日本鬼子手下的中國人。由於政治原因被殺、被關、被管、被鬥、被批的人超過一億。1969年，如果沒有美國的援手，中國差一點就受到蘇聯“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在別的時代，言論出版受到或多或少的限製，人們沒有說真話的充分自由；而在毛澤東時代，人們連不說假話的自由也沒有。這是極權主義時代和威權主義時代的一個重要區別。今天，人們深惡痛絕威權主義體製的種種弊端，但沒有任何理由去緬懷極權主義體製。
艱難的回歸
在過去的一百二十年中，中國走了一個“之”字形。梁啟超時代是那一橫，蔣介石時代和毛澤東時代是那一折，鄧小平時代是那一撇。但這一撇隻寫了一半，所以這個“之”字顯得還很難看。
胡適指出，梁啟超時代的現代化目標是：精神是愛自由的個人主義，生產方法是私人資本主義，政治組織是代議政治。在鄧小平時代，“反自由化”給第一個目標打了大折扣，保留大批壟斷性國營企業給第二個目標打了中折扣，第三個目標則壓根還沒有確立起來。鄧小平在1980年代說，中國將來也是要搞直接選舉的，但是要等到五十年以後。如果把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推遲到2030年代，人口紅利和城市化紅利已經消耗殆盡，又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在國際上被人另眼看待和猜疑防範的境遇，那時四五運動所開啟的回歸之路會不會半途而廢，就不好說了。
在1980年的時候，中國曾經有過實行全麵改革即憲政改革的機遇。當時，在高校競選運動的競選綱領中，在黨內改革派提出的“庚申改革”方案中，都明確提出了三權分立、新聞出版自由、社團自治、人大直選、勞動力自由流動等主張。但是，鄧小平出於種種原因s壓製了憲政改革，僅僅啟動了經濟改革。這就造成了在社會資本的積累和社會創新機製的建設上，至今在許多方麵還沒有恢複到梁啟超時代曾經達到過的水平。我們現在還沒有五四時期的新聞出版自由，還沒有教授治校和獨立的學會，還沒有省自治法和省議會，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商會、工會、農會，還沒有富有活力的民間慈善機構……回歸中國近代憲政傳統和現代世界文明主流的路還很崎嶇和漫長。
筆者把21世紀的中國道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前半個世紀）的主題仍然是回歸——回歸世界現代化主流，建立一個強大和富裕的民主共和國。第二個階段（後半個世紀）的主題中會有更多創新的成分，中國人將在解決人類所麵臨的諸多生態、世態、心態問題上，給多元一體的世界文明打下深刻的中華印記。《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通過對歐亞大陸、美洲大陸、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的人類學比較研究，得出結論：文明的創造和進步與人類共同體的規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開放性成正比。等到十幾億中國人的心靈獲得了充分的自由和開放，沒有理由懷疑他們將會引領世界潮流，為全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