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賣國者還是愛國者？！zt

國民黨高層有一個被胡適戲稱為「低調俱樂部」的沙龍，汪精衛當然是這個「俱 樂部」的靈魂。但「不能打」還不是動機，隻是一種認識和判斷。畢竟這個「低 調俱樂部」的人並非個個走上了汪的道路(如胡適)，畢竟「不能打」後麵還有一 個「卻不能不打」。我認為，汪精衛對日議和的動機是很複雜的，不可能簡單地 歸結為哪一類。根據其人的經曆、性格、地位、信仰，及後來的所作所為來看， 毋寧取其所言，動機中包含有救國救民之心。有意思的是，在國民黨內，真正的 主和派原是蔣介石，而汪精衛是對日主戰派。一九叁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叁 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一九叁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和日本人打。倒是蔣介 石，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政策」，一九叁叁年出賣華北的塘沽協定，摧殘察 綏抗日武裝，一九叁五年華北特殊化的何梅協定，都是其一手導演的傑作。不料 後來倒轉過來，蔣介石成了抗戰到底的英雄，汪精衛卻走上主和的道路。陳公博 回憶，汪始有主和傾向，實為長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 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 遠了，我們官兵看不見敵人，隻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及至一九叁六年西安 事變後，汪更加認為，中日應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否則一旦開戰，隻是便宜了蘇 聯。 我相信，汪精衛是一個愛國者。至於賣不賣國，怎樣賣，那是第二個問題。 有人會說，都到那樣一個地步了，還侈談什麽愛國？說得好，對敵妥協不言愛國 ，敗軍之將不言勇。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數百上千年以來，我們都是這樣認為 的。說到底，動機並不是最重要的，也永遠爭論不清。再崇高的動機，如結果一 團糟，也不能拿「好心辦壞事」開脫其咎。反之亦然。何況所有的推斷，都隻是 推斷而已。對於曆史人物的評價，關鍵要看其所為，究竟給這個國家和民族帶來 了怎樣的影響。具體到汪精衛，主要應該討論第二個問題，即賣不賣國，而不是 愛不愛國的問題。 汪精衛發動「和平運動」，其負麵效應顯而易見，幾乎所有涉及這一議題的文論 都做過分析，這也正是定其漢奸罪的根據。大致有：簽訂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 ；成立傀儡政府及偽國民黨中央，分裂抗戰陣營，打擊了民族士氣；為逃兵尤其 是降將提供了「合理」藉口；粉飾了日本侵略軍的亡華陰謀；積極反共，而共產 黨當時是抗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協助和維護日軍對淪陷區的統治，鎮壓地下 抵抗運動；提供日軍侵華的物資資源；讓日本騰出手來，發動太平洋戰爭，等等 。 這些指控都沒錯。所有這些負麵效應，都是汪氏「和平運動」必須付出的代價， 因為他是作為「戰敗一方」與敵議和。抗戰的最後勝利，推翻了汪氏付出這些代 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最大的代價如承認「滿洲國」之類都是可以收回的；萬 一抗戰不能取勝，那麽中國至少可以守住已經簽約的這條底線。事實上，誰也無 法斷言中國將取得最後的勝利。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對當年那場戰爭的慘勝感 到僥幸，如釋重負。在國家生死存亡的危險時刻，以戰為主，以和為輔，和戰並 用，這是一種明智的抉擇。既要有「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的義勇，也要 有以暫時的妥協保全實力留有退路的靈活。即連領導抗戰到底的蔣介石本人，也 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日和談的可能，這不是他的動搖和軟弱。延安的共產黨與日軍 暗中交涉，也不能說是通敵和叛賣。正如曆史選擇了蔣介石作為抗戰的領袖，能 夠擔當議和重任的人選，遍觀當時之中國，也非汪氏莫屬了。 「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 汪精衛在對日議和中，其個人表現的勇氣和一定的原則性，連日方都為之敬重。 據胡蘭成回憶，當時任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秘書的清水重叁，曾參加多次汪精 衛與日方的重要會見，私下歎道：「我在旁看著，這邊是戰勝國，坐著我們的大 臣，大將與司令官，對方是戰敗國，坐著汪先生，但是比起來，隻見汪先生是大 人，我們的大臣大將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衛公與汪先生坐在一起還相配。汪 先生的風度氣概，如山河不驚，當時我嘴裏不說，心裏實在佩服。」(《今生今世 》) 日汪和約，當然是不平等條約。中國人對於簽訂不平等條約者，一概斥之為漢奸 ，如秦檜，如李鴻章。汪精衛就更不用說了。蘇俄逼使中國允許外蒙獨立，時任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宋子文借故推脫，乃至辭去外長，為的就是不擔漢奸罪名。 南京失陷時，日本通過德國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政府提出一份「和約」，汪精衛勸 行政院長孔祥熙簽字，孔不敢簽：「汪先生，我沒有你的膽子，我背部受不了兩 顆子彈。」 汪精衛雖有「膽子」，也不敢貿然簽字，他知道這一筆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 引刀成一快」，卻害怕當賣國賊，留下千古的罵名。一份「和約」，往往複複逐 條討價還價好幾個月才出台，按說是毫無意義的。日本最後投降，這份條約成了 廢紙，而汪氏亦未能逃脫賣國的罵名。但他的幾番堅持達成協議，還是盡可能地 爭得了國家的尊嚴和利益，甚至贏得了對方的敬重，及一部分日本官員的同情。 而這份和約，至少在淪陷區，在日本投降前的數年時間內起了作用。 汪精衛一方爭的是哪幾條呢？一，中華民國國號、首都南京、青天白日國旗、叁 民主義國策不變；二，日軍必須從中國撤退；叁，日軍占領區的中國法人以及個 人所有的鐵路、工廠、礦山、商店、一般住宅，應迅速歸還；四，不承認滿洲國 。如果這幾條完全得以實現，平心而論，那就不是不平等條約，而是平等條約了 。日本政府方麵自然不會同意，提出：一，由於叁民主義是排日抗戰的根源，應 當修正這一理論；二，青天白日國旗仍為抗戰的重慶政府使用，並成為日軍進攻 的目標，為避免混淆，圖案應予修改；叁，日軍占領的住宅、工廠、商店可以歸 還，但鐵路在戰爭期間由日方管理，待全麵和平後立即歸還。這叁條，第叁條可 以理解；唯第一、二條，連日本專門派做對汪工作的「梅機關」主要成員犬養健 也認為過分，「因為自古以來，無論什麽樣的戰勝國，還沒有連對方國家的建國 原理及國旗圖案都加以幹涉的先例。況且，這又是超越勝敗的兩國間的和平運動 。」(犬養健《揚子江今天仍在奔流》) 這兩條雖然過分，卻都是虛的，也與前幾次日方提出的「和平條件」不一樣。這 是因為日方內部對中國問題一直有較大分歧，日本政府迭次換屆，其政策波動、 搖擺，有時不免生疏和荒唐，或節外生枝。總之，汪精衛遇到的對手是十分難纏 和蠻不講理的，遠遠超過了他預先的估計。但他走到了這一步，已無可回頭。經 過大半年的苦爭，一九叁九年十二月叁十日，汪精衛在上海簽訂《日支新關係調 整綱要》，主要內容為： 承認滿洲國；確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傳、文化以及軍事等各方麵 的權利和合作關係；承認日本在內蒙、華北、長江中下遊、廈門、海南島及其附 近島嶼的政治、經濟以及對地下資源的開發利用權利；承認在以上地區的防共和 治安的駐兵權；中國對於日軍駐紮地域及其與此有關地域的鐵路、航空、通訊、 港口、水陸等應適應日本軍事上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級機構中聘請日本軍事 、財政、經濟、技術顧問，確保《綱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條款的執行。 此《綱要》簡直就是一份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占領宣言，令許多主導此次「和平運 動」的日方和汪方人員大感意外。最早秘密潛往東京，與日本取得和談聯係的國 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立刻退出汪集團，離開上海回到了重慶，並在香 港《大公報》披露《綱要》的全部內容。與他同時返回重慶的還有陶希聖。汪精 衛本人也既憂且懼，草案簽字後流著淚說：「這個文件說不上什麽賣國契。中國 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為什麽「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因為上述地區為日軍所占領已成事實，你簽不 簽約，反正是拿不回來的。用汪氏集團第叁號人物周佛海的話來說，「淪陷區是 蔣先生把它丟掉了的，不是我們把它丟了的，我們今與日本交涉，隻有收回多少 的問題，沒有喪失多少的問題。」(為《中華日報》撰寫的社論)這話有漏洞，因 為蔣先生雖然把它丟了，但始終沒有同意給人家，還要堅持打回來。但汪氏「和 平運動」與蔣介石的政見分歧就在這裏：我認為打不贏，所以才同意把你丟掉的 給人家；如果你打得贏，那我同意給人家的也丟不掉。即如台灣，是清朝把它丟 掉了的，抗戰勝利，不是仍然要回來了嗎？ 當然，汪精衛的觀點與周佛海還不一樣，他認為「凡中華民國的事，即無論是蔣 先生作的或誰淪陷的，我們皆應負責。」他甚至表示：「我們做和平運動是為使 抗戰有終之美，不是為與抗戰敵對。」(胡蘭成《今生今世》) 事實上，東北不是打不打得贏，而是根本就沒讓打給丟掉的。滿洲國的成立，中 國也沒向日本宣戰，差不多是默認了。西方各國，直到今天出版的二次大戰世界 地圖集，仍將滿洲國劃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一個國家。汪精衛隻是無可奈何承認 既成事實。就在此密約簽署前四個月，汪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 會」，統計出缺席代表人數名單上，赫然印著「東叁省代表」的字樣。汪政府成 立後，汪曾到「滿洲國」訪問，在盛大的歡迎會上，他滿含熱淚地說：「我們以 前是同胞，現在是同胞，將來還是同胞！」一言既出，令在座的日軍司令官為之 瞠目。 承認滿洲國，同意以日占區的物資資敵，是汪政權的底線。也就是說，他的賣國 ，他的壞，基本上到此為止。 密約的披露，產生了間接效應。原持觀望態度的美、英、法等西方國家，開始支 援中國抗戰，包括貸款、向遠東地區增兵，中國孤立無援的局麵終於打破。因為 它們看到了，坐視日本侵略中國的可怕後果：西方國家在華利益亦將受到威脅。 汪政權對中國有無好處？ 付出了如此代價的汪精衛政權，究竟對中國有沒有好處呢？我以為，這是評說其 功罪的關鍵所在。 汪政權的建立，使中國的淪陷區有了一個「合法的」中國政府。這個「合法」， 是對日本而言，並為日本所承認的。至於它為不為全中國人民所承認，為不為國 際間所承認，那倒沒關係，不承認反而更好。事實上，除了日本、偽滿洲國，先 後承認汪政權並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及政府還有德國、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 亞、丹麥、西班牙、克羅地亞、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及法國維希政府。由汪精衛 的「偽政權」取代梁鴻誌的「維新政府」，及名義上統括華北的偽政府，代表中 國的淪陷區向日方進行交涉，可以最大限度地贏得對方的尊重，及中方的權益。 有人會說，充當人家的????，人家還有什麽尊重可言？話不能這麽講，就算是走 狗也有其尊嚴和權利。至少，你得尊重它的生存權，尊重與它的合作關係，尊重 它對你的態度，尊重你自己對它的承諾，一定程度地尊重國際間公認的外交準則 。就淪陷區的人民而言，也必須接受日本占領的事實。敵人來了，你可以跟他打 ，打不動的可以去逃難。而絕大多數的人是逃不走的，沒法逃也不知往哪裏逃。 他們注定要留下來，在侵略者的統治下生活，他們注定要當「良民」。有幸生活 在大後方的人，有幸逃出來的人，也許可以理直氣壯，可以同仇敵愾，誓死與祖 國山河共存亡；今天的人們，也可以高喊「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但如果你不 幸生活在當年，又不幸身陷敵人的鐵蹄之下，淪為亡國奴，你是不會輕易去死的 。即使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親人，你的好友，你會希望他們以血肉之軀去拚死 反抗，作無謂的犧牲嗎？如果是我，我希望他們都千萬別死，好好活著，至少也 得「賴活著」，活到抗戰勝利的那一天。 既然如此，淪陷區最好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而非直接由日本人來統治。你可以 說，有時候中國人比日本人還壞，也就是????有時比主子還壞。但這情況畢竟不 多，如果這是一種通常現象，那咱們還要抗日幹什麽呢？讓日本人占領整個中國 豈不是更好？中國人對中國人，有時比日本人對中國人還壞；但日本人對中國人 ，永遠不能像中國人對中國人那樣好。這道理我想應該很好懂。 日本侵占香港叁年又八個月，沒有建立一個由英國人或是中國人組成的傀儡政府 ，而是以日中將磯穀廉介為香港總督，直接進行統治。香港居民的日子，就比汪 政權領轄的淪陷地區及「滿洲國」更為艱難。一年之內五十萬居民被遣送內地， 發行軍票以完全取代港幣，實行搜刮和大批徵用民工，導致經濟崩潰、長期饑餓 ，民生苦不堪言。直至七十年代，香港人對日本人的憎恨，仍能使偶爾被認出來 的日本遊客自況為過街老鼠，隨時準備拔腿而逃。 汪政府成立後再無大屠殺 比較之下，被日本侵占時間超過香港兩倍的上海，情況卻反要好得多。除了軍事 占領、政治控製、異族統治的屈辱感之外，基本上維持了社會和經濟秩序，生產 活動如常，市場活躍，「戲院依然高堂滿座，酒樓門庭若市，笙歌處處，雖似商 女晚唱，畢竟無門前凍骨，這便是張愛玲小說的社會背景，雖無愛國主義洋溢其 間，但樓台春夢，也是另一種真實，真實到在一定期間遭到排斥，但在更長時間 內卻深深感染人心，受到喜愛。」(徐宗懋《日本情結─從蔣介石到李登輝》) 在完全由日本人統治的香港，是絕無產生像張愛玲這樣出色作家的環境的。如果 說張愛玲曾嫁給漢奸胡蘭成，自己也有漢奸之嫌，因此其小說可能「粉飾太平」 的話(我以為現在持這種偏頗觀念的人已不多了)，那麽與漢奸全不搭界的作家錢 鍾書筆下的《圍城》，描寫淪陷後上海市民的生活畫麵，大抵也都是「正常」的 。更先淪陷的東北，在另一些作家的筆下，也有不少「承平時代」的景象。台灣 輔仁大學教授梅濟民回憶學生生活的小說《哈爾濱之霧》，主人公成天沉迷在學 校之間的遊泳、劃船、和球賽中，還有與日本高校女生情感遊戲。我接觸的許多 在「滿洲國」生活過的人，至今私下還說：「日本人不壞，他們到村子裏來，還 給小孩吃糖。」日本人還不壞，誰壞呢？「蘇聯人壞！蘇聯紅軍來了，燒殺搶奸 無惡不作！」 蘇聯紅軍絕不可能比日本鬼子還壞。它是「解放者」，而日本人是侵略者。但我 相信在一定的情況下，二者的壞和「不壞」會發生逆轉。「解放者」和侵略者都 是外國人，都對中國領土懷有野心。曆史證明，它們都不是好東西。日本人「不 壞」，是因為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在起著作用；蘇聯紅軍壞，是因為沒有一個中 國人的政府管著，哪怕它是一個傀儡政府。在戰爭後期，大部分中國淪陷區人民 的生活，甚至超過日本本土許多。日本由於窮兵黷武，缺乏資源，生產能力及民 眾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加之遭到盟軍的海上封鎖和空中攻擊，其危機感日盛一日 。反而是淪陷區的生活值得他們羨慕。當然，滿、蒙、華北及華東、華南各地的 情況，不盡相同也不能一概而論。但由中國人出麵組織「偽政府」，比沒有這樣 的政府更符合中國人的最大利益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就汪精衛而言，他的政府成立後，日軍再沒有發生過類似南京大屠殺的公然暴行 。這個曆史事實，誰也無可否認。 「民為貴，而社稷次之」 汪氏政權對日妥協，付出「密約」中規定的沉重的政治代價；而日方也要受該「 密約」的製約，履行其承諾。善待中國俘虜，即為一條。所有中國軍隊，在戰場 上投降，都可以接受改編為汪精衛的部隊，亦即我們慣稱的「偽軍」。「偽軍」 的方式，保存了中國的軍事實力。隨著時間的推進，龐大的偽軍數量(至少有數十 萬之眾)在日占區的「合法」存在，對於日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種威懾力與牽製力 。偽軍是投汪，而非投日，這總比漢將李陵直接投降匈奴要好。除了反共，即與 八路軍、新四軍極為有限的作戰，如「清鄉」等等，汪精衛的偽軍沒有與重慶的 國軍發生過正麵戰鬥。即便是打共產黨，其總和也遠遠比不上一次「皖南事變」 的規模及後果。 「一日下午我見汪先生，是暑天，說過正事之後，兩人兩杯啤酒，一碟海苔，稍 稍閑談。我看見汪先生臉色尚有餘怒，問可是為軍隊的事情，汪先生衝口而出： 『剛才板垣參謀長來要想我們與日本軍隊並肩對重慶作戰，我當即答他，如此我 們的軍隊必反轉槍口打日本軍！板垣就不好意思再提了。』此刻他的聲音還是這 樣激烈。」(胡蘭成《今生今世》) 胡蘭成曾追隨汪敬衛的「和平運動」，曾任汪氏中央宣傳部次長、《中華日報》 總主筆。他的自述固然有為汪精衛開脫之嫌，卻也沒有事實足以證其偽。他最後 由於對形勢的看法迥異於汪而失去信任，解掉了官職，甚至被汪親自下令投入獄 中，經其日本友人營救方才脫險。 一九四四年夏，日軍進攻長沙、衡陽。七月，華中日軍司令部請胡蘭成前往漢口 ，與作戰參謀會見，告胡這次「日軍紀律甚好」。其言帶有「你看我們遵守了承 諾」的誠意。華中、華北和華南所有的大城市，幾乎都在汪精衛出走前淪入敵手 ，隻有一個長沙守住了。日軍為了奪取長沙、衡陽重鎮，打通京廣(京漢、武廣) 鐵路線，分別於一九叁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發動了叁 次長沙會戰，日方共傷亡一十一萬一千餘人。到此次長衡會戰，日方再傷亡六萬 六千八百餘人。守衛衡陽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在日軍強大攻勢下苦守五十二天 ，擊傷一個師團長，擊斃各級日軍軍官千餘人，城既破，又率軍堅持巷戰數十小 時。長衡守軍如此頑強的抵抗，以及日軍的慘重損失，並沒有激起大規模的報複 行動，而是值得自誇的「紀律甚好」。方先覺被俘，日軍將他關押在一個天主教 堂內，不但沒有施以虐待，反而戒備鬆懈，致使其得以逃脫，回重慶覆命。對抵 抗將領尚且如此，對一般平民百姓可想而知。 有曆史學家認為，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至少拯救了數十萬、乃至上百萬中國 人的生命。(劉學銚《淡水河邊談國史─你，是中國人嗎？》)這個數字我想不會 是誇大之詞。日軍對淪陷區的直接掠奪，也由於汪政權的存在得到了控製。這之 前，日軍所到之處，耕牛全部殺光，農民根本無法進行耕作，隻有等死。活躍在 江南廣大鄉村的新四軍、遊擊隊也沒有辦法，總不至於牽著一群牛跟日本鬼子兜 圈子打仗。這個時候農民就希望汪政權出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其實連共產黨的新 四軍也希望汪政權做到這一點，你不是說「曲線救國」嗎？先救救農民的耕牛吧 ！《沙家濱》裏的郭建光，大概也不希望在沙奶奶、阿慶嫂全都餓死的地方打遊 擊的。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如果我們承認孟子的民本主義的合理性，就無 法否認汪精衛以既失的國家利益換取民生的合理性，就不能置淪陷區人民的生命 財產於不顧，一味地指責其為賣國賊。 汪與蔣誰更有資格稱賣國？ 承認「滿洲國」一事還可以再討論。事實證明，東北也就是所謂「滿洲」，確實 不是汪精衛賣得了的。而外蒙，的的確確是被蔣介石給賣掉了。一九四五年八月 十四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接替宋子文擔任外交部長的王世傑，根據蔣 介石的訓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外蒙獨立。兩相比較就可以看出， 僅就出賣國家領土而論，蔣介石比汪精衛更有資格稱為漢奸：汪氏承認滿洲國， 是在中國戰敗(精銳部隊被擊潰，首都淪陷，所有的港口、絕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鐵 路為日軍占領)的情況下；而蔣氏承認外蒙，是在中國取得戰勝國地位的前一天。 汪氏是向咄咄逼人的侵略者妥協，出於迫不得已；蔣氏則是向「友邦」讓步，絕 無此種必要。承認滿洲國，換來了在淪陷區建立中國人政權的重大政治利益；承 認外蒙非但未取得任何利益，反而引狼入室，使得東北人民受到第二次侵略的嚴 重傷害。滿洲國最後仍收回來了；外蒙卻永遠地獨立於中國之外。外蒙麵積為一 百五十六萬六千五百平方公裏，加上外蒙西北處為蘇聯強占的數萬平方公裏土地 ，超過「滿洲國」的麵積一倍有餘。說句不好聽的話，如果隻丟了「滿洲國」， 中國領土尚可穩居世界第二；而今丟了外蒙，中國隻好屈居世界第叁了。 中國為抗戰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勝利後蔣介石「以德報怨」，一筆勾銷對日 索賠，優待侵華日軍，將絕大多數日本戰犯免予懲罰，其中包括罪大惡極的侵華 元凶岡村寧次。這也就罷了。作為(即將)戰勝國元首，蔣介石拒絕了美國總統羅 斯福兩次提出的將中南半島歸還中國的建議，就實在令人費解了。羅斯福曾駁斥 戴高樂希望戰後重返印度????的企圖：憑什麽邏輯，什麽習慣，什麽曆史法則， 越南要屬於法國？越南有一千多年屬於中國的曆史，明代複歸附於中國，後為法 國殖民者控製。二次大戰中法國勢力被趕出，法國本土亦遭淪陷，戰後勉強成為 戰勝國而躋身「五強」，這是正是收回領土的最佳時機，不料蔣介石斷然放棄。 在抗戰結束前不到一年，即一九四四年雙十節，他接見戴高樂政府駐華大使貝誌 高說：「如果我們能夠幫助貴國在該殖民地建立法國政權，我們是樂意的。」如 果蔣介石不出賣外蒙，又順理成章地接收中南半島，請想想，今日之中國將是怎 樣一個局麵？就連世界曆史也要大筆改寫─那就不會有曠久酷烈的越南戰爭，不 會有柬埔寨紅色恐怖大屠殺，不會有西沙、南沙群島的領土紛爭，中國的影響力 及發展潛力將不可估量。 二戰期間和結束之後，中國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被廢除，這要算 是抗戰獲得的報酬。但汪精衛的政府步子更快─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汪宣布驅逐英美、取消領事裁判權，比蔣早兩天，翌 年八月一日，汪正式從日本人手裏收回租界； 一九四叁年一月九日，汪與日簽訂協定，日將北平使館區一切行政權及所有公共 及日本租界交還中方，日本人所享受治外法權予以取消； 一九四叁年一月十四日，意大利政府亦發表同樣聲明； 一九四叁年二月二十叁日，法國維希政府宣布放棄治外法權，五月與汪政府簽訂 協定，將平、津、滬、漢口、廣州等地租界交還；蔣介石因而(於八月一日)與維 希政府斷交，轉而承認戴高樂的流亡政府，然而戴高樂不承認蔣單方麵宣布取消 法國在華不平等權利，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才簽約廢除。 難怪有人感歎：「漢奸的愛國戲，演得比蔣介石又早又快。」(汪榮祖、李敖《蔣 介石評傳》) 日本選擇投降以避免民族浩劫 汪精衛的悲劇是曆史的悲劇。他選擇的道路，把自己的命運與日本帝國的命運緊 緊地聯係到了一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日本最終是失敗了。一九四五 年八月，汪精衛病逝九個月後，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 作為受日本殘害最深的中國人，一方麵對終於獲得抗戰的勝利歡欣鼓舞，一方麵 又覺得日本的投降太突然，乃至「太早了」。如果它像德國那樣頑抗到底，它受 到的戰爭報複絕不止是兩顆原子彈。一個給那麽多民族帶來過那麽多災難的國家 ，無論從道義還是從情感上說，付出怎樣的代價都不會過高。但居然被它躲過了 。日本天皇在他的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作出了他一生第一個，或許 是唯一的一個堪稱英明的決定：無條件投降。按照中國的漢奸理論，他當了日本 有史以來最大的賣國賊、日奸，或稱「和奸」。正是這個「日奸」，使日本逃過 了本應嚴酷得多的戰爭懲罰，逃過了民族的浩劫，使犯下過滔天罪行的數百萬日 本侵略軍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國度，使日本這個幾乎毫無自然資源可言的國家獲得 了在戰後迅速複蘇、崛起的一線生機。 中國的漢奸標準，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當年清軍入關南下，著名抗清 英雄史可法曾向清攝政王多爾袞致書議和，提出與大清帝國劃疆而治，重演南北 朝的故事。這要是放在抗日戰爭時期，豈不也是一個汪精衛？當然，多爾袞不是 日本人，也不是女真完顏氏建立的金國，他要的是整個?泄???且訝壞絞值幕? 北。於是絕不允和，發揚「繼續革命」的精神，宜將剩勇追窮寇，命豫親王多鐸 揮師南下，攻克揚州，屠城十日。史可法作為英雄殉國，誰也不再提他有過的「 賣國」行為。 日本是一個以模仿力而非創造力享有世界聲譽的國家。它發動侵華戰爭，就是想 模仿當年的大清帝國征服中國。日本跟中國的曆史淵源、文化淵源，舉世皆知。 它有一種濃厚的「大中華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國的文化典章製度，認為今日的 中國民族(主要是漢民族)不足以與如此華美、悠久的中國文明相匹配，惟有大和 民族才有資格和能力承繼中華文化之大統。日軍每攻克一座中國城池，其將領必 賦漢詩，悲古今，大有一統江山之壯誌，而無一絲戰爭罪犯之羞慚。日本的最終 失敗，當然由諸多原因造成，其戰線鋪得太開，過早地暴露稱霸全球的野心，尤 其發動太平洋戰爭導致美國的參戰，是其致命因素。它如果集中全力來打中國， 然後再花相當時日鞏固對中國的統治，或可成為大清帝國第二。因此單從日方侵 華戰略的技術層麵來說，它允許汪精衛的議和，騰出手來發動太平洋攻勢，是一 絕大錯誤。更早一些，追溯到中日甲午海戰，那是它實現征服中國的最佳時機， 中華(大清)帝國的不堪一擊，如大廈之將傾，但它居然接受了清廷的求和，與李 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以得一台灣，暫抑其吞並中國的欲火。結果中國贏得了 喘息之機。推翻清朝後，軍閥混戰，日本及西方列強固然趁機撈取了許多利益， 中國軍隊也在自相伐鬥中進行了「現代化」的冶煉，才有抗日戰爭時「叁敵一」 的戰鬥力，而不是這之前的「十敵一」，甚至「十不敵一」。日本的本來目的是 做第二個大清帝國，不料卻做了第二個金國小朝廷。 但今人談論曆史人物，我 以為大可以平心靜氣。痛斥其為漢奸無助於解決今日的任何問題。而且，汪其人 確實有值得研究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