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感情叫相濡以沫

有一種感情叫相濡以沫

心言

我父母的婚姻是傳統的媒妁之約。父親兄妹七人，排行第二。祖父一生辛苦，伯父和父親剛剛長大成人在鎮裏開了間鋪子，家道才逐漸有了起色。外祖父這邊則是書香世家，到了獨生子舅舅這代雖然終日沉溺於詩畫和酒肉朋友，畢竟中了末代秀才，外祖父也算得上守業有成。

為母親做媒的是父親第一個妻子的父母，那位媽媽剛和父親結婚兩年就患肺癆不治，她父母便向同村的外祖父家來提親。我還記得下鄉時逢年過節也去那邊姥姥家問安，她家幾個舅舅麵相十分善良，對母親親姐姐般尊敬。

那時母親剛讀過幾年私塾，年紀還不大。可能是因為外祖父覺得提親的人身份特殊，很相信父親的人品。母親過來不到一年，本來準備相夫教子有平常百姓的平靜生活，不料伯父和父親卻打抱不平，因為一位朋友家田地被日寇翻譯官侵占揭竿而起，一夜間聚起兩百多條槍和兩千多人，同鬼子兵真刀真槍撕殺起來，才改變她一生的命運。

老家那裏這樣自發拉起的抗日隊伍有三支，每支都有兩千多人的樣子。入秋青紗帳消失後隊伍被打散了，伯父和父親隻好攜家逃亡，而他們的那個朋友落入日寇手裏，頭砍下來掛在縣城的旗杆頂上示眾。

伯父和父親逃亡的過程十分困難，一路鬼子設下層層關卡，逐個檢查中國青壯年男人的兩手，隻要見到有人手上有老繭就以為是扛過槍的，馬上拉到一邊就地槍斃。聽大表哥說，伯父和父親為了逃過一道關卡，行李都丟下才繞過去，徒步行走一千多裏才在一個城市落腳。找到的住處就在鬼子憲兵司令部旁邊，因為那裏檢查比較鬆懈反倒得以偷生。後來伯父回鄉向大家敘述他們的逃亡經過，全村人都落下淚來。伯父因為那場周折始終無法振作，後來沉於鴉片，煙癮也這樣傳給伯母，堂哥堂姐們都由我的父母照顧，他辦的兩個工廠也隻好交給父親管理。父親自己也辦了兩間工廠，就靠這些產業來接待逃亡過來的鄉親們。這期間鬼子神差鬼使，居然心血來潮要父親做那個城市的憲兵司令，當然被父親婉絕了。要知道他廠裏都是過去和他一塊鬧遊擊隊的鄉親們，如果被發現就要禍從天降。

母親在這段時間裏和父親一道經曆了伯父母，姑媽和幾個堂表哥們死於鬼子的飛機轟炸。我的大哥就是七歲時隨父母躲避鬼子搜捕患病不治的，二哥和其它幾位僥幸熬過抗戰的親人們卻沒有能逃過鬼子撤退時撒下的鼠疫。母親和堂姐也染了鼠疫，卻得以生存下來。鼠疫流行時母親買了幾缸酒放在家裏，每天都讓父親和堂哥喝一點。全家沒有受到感染的也隻有他們兩個人。到抗戰結束，伯父一家隻剩下這個堂哥和鼠疫痊愈的一個堂姐，我們全家則最少共有二十七口人直接間接死於那場戰爭。那時的母親是以照顧父親這邊的親人贏得口碑的，鬼子多次搜捕的確把父親這邊搞得家破人亡了。

可能是因為抗戰時那種自生自滅鬧遊擊隊的經曆吧，解放戰爭期間父親自始至終不為國共兩黨的高官厚祿所動，一心搞他的實業，直到解放初期才在夜校讀完大學，靠技術發明晉升為高級工程師。後來他作戰時掩護突圍的另一支遊擊隊司令找到他，那位朋友已經是將軍部長了，經他證實享有紅軍待遇。

父親一生為人和藹好施，比較重義氣。所以直到“四清”和“文革”始終沒有為他資本家和國民黨黨員的身份所困，而且因為他是國民黨撤退時把槍頂在腦袋上被迫加入的，建國初期一直沒有被當成國民黨員對待。這種情況直到“四清”，那時政治氣氛已經變得濃厚了，於是出現這種怪象，我家裏父親仍然享受老紅軍待遇，其實他的工程師級別已經很高了，根本不必再有那個待遇；另一邊哥哥高中畢業卻因為父親資本家國民黨員的曆史問題不被大學錄取。

到了“文革”清隊時父親的曆史問題被愈加誇大，陪鬥時也受到些紅衛兵的拳腳之苦。父親完全是因為勤奮才有技術上的專長，文革以前就已經積勞成疾患了肺病，文革時受到批鬥整天咳血。那時父親單位一位同事不堪折磨，突然自殺的事件驚醒了母親，於是到清隊後期動員下鄉，母親就毅然決然帶我和父親一道回到老家鄉下。後來再把已經下鄉的兩個姐姐接回來。那時有多少人家因為下放的事情鬧離婚，有為兒女著想假離婚的，也有危難時夫妻反目的。何嚐不是對中國傳統的一次挑戰。

林彪事件發生後的第一次落實政策，父親的問題就得以部分糾正，安排到縣裏主管工業，大姐也在政策安排下有了工作。二姐是十四歲初中沒有畢業就下鄉的，看到大姐有工作心裏覺得不公平，就抱怨母親不該帶著我跟父親到農村來，也不該把她接回來。母親很耐心地向二姐和我講起父親被批鬥回來身上的傷痕，以及那個同事自殺的事情，我們這才理解母親對父親的感情。如果說他們是患難與共的話，一生經曆的生離死別足以讓我們後代體驗到生命的寶貴和人間真情的難得，而他們的堅韌又何嚐不是對我們的激勵？打那二姐就沒有再抱怨過，後來我們把母親的話告訴了哥哥和大姐，他倆似乎早就明白的。二姐後來被保送上大學，結果父親把名額讓給一位下鄉來的知青，她隻好去讀中專。那是文革即將結束時最後一批工農兵學員，算起來我們兄弟姐妹四個裏隻有我高中畢業恰逢恢複高考，才有了讀大學的機會。

母親對子女要求始終很嚴格，家裏隻有父親可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而且主要是因為他身體不好。我們從來都像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女一樣，不僅零用錢有限，很小就吃粗糧，衣服破了也要自己補。文革前哥哥和大姐讀書期間去工廠勞動，有些工人看到他們帶來的午飯就問他們是否有親生父母。哥哥和大姐很誠實地告訴人家父母的工資收入，結果引起一陣感歎。在鄉下時偶爾有父親在城裏的朋友來看望，母親總要把他們帶的點心留到父親回來才一家坐下來吃。有時鄰居有人生病就送過去了。我小的時候有次去地裏割豬草，隻割一點想起家裏還有點心，便跑回來喊肚子痛。母親和麵烙幾塊糖餅，眼含淚水告訴我以後想好吃的就直說，不可以撒謊，但就是不提那兩包點心。那次父親出差時間長，二姐等不及悄悄撕開點心包一角見已經發黴了，母親這才打開，把那些黴爛的邊角用水果刀刮掉，讓我和二姐吃了。

父親去世後母親突然就變得十分蒼老，每次見到她總是不斷提到父親。她自己那時乳房已經出現腫塊，我們催她看醫生，她就說已經看過了，是良性的，不要我們惦記。她越老越想獨自生活，乳腺癌到晚期我們才知道，好在她老人家那時年紀大了，沒有擴散很快，後期也沒有太疼痛。母親去世時我因為要答辯沒有回去，姐姐在電話裏講老家的鄉親們幫助辦理得很好，和父親合葬時全村所有人都去了。三叔讓兩個堂哥代我行孝子禮，披麻戴孝送母親去尋父親。那晚我和姐姐都泣不成聲。

回憶起父母來，他們給我們的何止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