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天

那年那天

心言

那晚，我有在北京的同學被流彈擊中喪命的，也有同學去堵軍車，子彈嗖嗖地從頭頂飛過，僥幸沒傷到。

從那個告市民書廣播開始，我就一次又一次往北京打電話，但沒有人接，大家都上街了，都處在那種亢奮狀態，都不相信軍隊會進城。

我這邊，一個老鄉學弟一遍又一遍給我往單位打電話，說馬上就是又一場文革了，讓我抓住機會。我告訴他，不行！千萬別去！他聽勸了。

以那天晚上為界，那之前我跑著勸同學老鄉等不要參加，那晚過後又到處跑著替學生們求情，要放過他們，不要像當年的右派一樣，又影響一代人的一生幾十年最好的時光。從某種意義上講，我的勸都起作用了。很多處在領導崗位上的老一輩都附和我說，“對，我們不能再製造右派了！”

也是那晚的分水嶺，打那官員腐敗一發不可收拾！

這是我打不開的心結。出這麽大的事情，都是為了國家好，最後居然是這樣一個結果？

從中國社會封建官場沿襲下來的陋習上講，一個重要官員退場以後，他的幕僚智囊等等統統隨之而去，再無人敢用。當時的趙就處於這種情況，從年齡上講他不可能接鄧的班。而鄧為了穩定大局，必須要在他精力夠用時找人換下趙。這就有了當時“八老倒胡以後馬上醞釀倒趙”的傳言。事實上，上海在八四八五年起就在傳說江會接鄧的班。但當時上海市委書記是芮杏文，趙的親信，對江處處製肘，兩人在上海都做不成事。

無論如何，那場風波過去三十多年了，再看看當時趙的謀士們在海外的做法，你能當那還是需要平反的冤案嗎。學生們受騙上當了，被人利用。但騙他們利用他們的人，根本不具備起碼的人格，更不要說政治家的素質和眼光。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