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5點原因表明大國間戰爭遠未終結
來源：四川新聞網 時間：2008-4-1 19:33:12
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樣，你不得不用你所擁有的軍隊去戰鬥，而不是用你想要的軍隊去戰鬥。
---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 2004年10月9日
前國防部長對駐伊裝甲部隊的評論，有時或許會被遺忘，但它引出了未來軍隊結構：我們今天做出的選擇將影響國家明天的戰爭。此外，軍隊結構的根本性變革可能影響到美國將在未來對抗的敵人。事實上，我們聽到和讀到關於未來戰爭最多的是這樣的一種觀念，那就是明天的戰爭將是今天的一個重複。於是，數量少但能力很強的空軍將縮編，無論是在常規作戰或是在戰場上與恐怖分子或叛亂分子戰鬥都要在武器上極大的超越對手。這有事實來證實這種看法，但是，如果他們提出“暫緩”的請求，他們可能會更加真實。我們不能認為在未來隻是與今天的敵人戰鬥，特別是當我們把未來延長到25或50年以後。我們真正對未來的了解是國家經常錯誤地估計了它。比如，我們被告之，這沒有比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更好例子。一支隻有33.1萬人，預算總額隻占英國國民生產總值（GNP）2.4％的部隊“捍衛著占全球25％的帝國。”然而，正是因為英國忽視了一個大國的挑戰，並在1914年至1939年間以高昂的代價幫助縱容德國進行侵略。這種事情在今天也可能發生。當分析家們還在繼續關注恐怖分子和叛亂者帶來的挑戰時，他們忽略或淡化了一個真實的危險，即強國之間的戰爭。我們的時代潮流告訴我們強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是真的像這樣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著重要強調的是，強國戰爭的終結隻是道義上的口號，這就是為什麽會呼籲“我們自然界中的更美好的天使”。即使在有諸多頑固分子主導的軍界，激進的共識是戰爭已經發生變化了。《五角大樓的新路線圖》一書在五角大樓內部和普通市民廣為流傳。托馬斯.貝內特認為：“大型戰爭走開了，小型戰爭已經出現”。他甚至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正在走恐龍的發展道路。”同樣托馬斯.漢姆斯在《彈弓與石頭》一書中認為舉例說明“第四代戰爭的戰略原則、戰役執行及戰術技術要求我們在考慮戰爭與和平的方式上做出重大的改變。”這種更接近於巨人對侏儒的戰爭方式的觀念對未來強國間的戰爭進行了錯誤地、危險地假設。更為嚴重的是，這些作者似乎相信美國將持續、無限期地保持霸權地位。霸權思想是一個過時的名詞，但它能被錯誤的理解。通常，這個軍事和經濟力量上術語，是用來描述國家在構建其它國家關係中的最大能力。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個國家能永遠做它想要做的全部事情；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美國在世界範圍內進行的咄咄逼人的事件並等於說它是一個全球霸權。真正的全球霸權是來之不易的。古希臘是他們那個相對較小世界裏的真正霸權。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羅馬同樣也是一個霸權。就連不列顛也享有在其它國家隨著進出的行動自由，但是它卻對美洲殖民地的反叛者無能為力。從1776年到1783年，不列顛首要的軍事問題仍然是在沒有進行更大的軍事和經濟支持的情況下如何去征服同北美一樣廣大的國家，而這樣廣泛的軍事和經濟支持超出了她後勤和人力的能力。隨著中東戰爭的進行，有人看到了美國存在這種相似的問題。毫無疑問，美國享有地區霸權，這是因為在它的北部有一個聽話的加拿大和在它的南部有一個自滿的墨西哥。然而，最近發生在委內瑞拉和拉美其它國家的事件證明，即使這種霸權也是相對的。令人不滿意的事實是美國的領導能力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有吸引力或那樣強有力。
盡管如此，在整個世界，強國戰爭的思想將在以後的某個時刻出現或者說根本就不出現看起來好像是時代的錯誤。在60年和平之後，歐洲國家，特別是德國和法國，下定決心要建設更加團結和和平的歐洲。在亞洲，雖然在中國、台灣、韓國和日本之間還存在裂痕，但當前對於發生大規模戰爭的探討看起來還是很遙遠的事。在美國國內，打一場大規模戰爭的思想好像相當牽強；這裏，有很多的同行對此冷嘲熱諷。最多的看法是，強國戰爭是不可想象的，但它不是真實存在的嗎？如果是這樣，又有什麽證據來支持這種說法呢？澄清這個事實相當重要—許多爭論者認為這兒沒什麽新的東西。事實上，大部分在曆史學和國際政治上都具有悠久的曆史，並都是一些熟悉該領域的學術專家。
通常情況下，爭論常常將強國戰爭丟進曆史的垃圾堆，隻停留在哲學和對技術、經濟、民主、規範和軍事事件的高度樂觀的假設上。強調這些思想並不意味著學究想法很重要。他們已經把握住並成為了美國轉型建設的骨幹力量--一係列影響政策製定的改革，可能影響美國多年的改革—就是分析家所謂的“既不是必需，也不是令人滿意的美國國防政策的快速重構。”必要和令人滿意美國軍隊轉型取決於政策製定者，但是，現在正是學者提出什麽才是大國戰爭時代已經結束這種信念的源泉，以免我們發現自己正帶著不想要的軍隊走進戰爭。
本文研究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考慮9.11事件及其對國際政治已有和未知的影響；第二部分是考慮技術和和威懾力之間的關係；第三部分關注經濟上所采取的假設的綏靖政策對國家行為的影響；第四關注的是民主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最後一部分考慮大國戰爭正在被束縛這樣一個流行的觀念。也就是說，戰爭正在被有規範地禁止。首先我們要澄清的是這個問題不是討論技術、經濟、民主或倫理規範對戰爭的限製作用。雖然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有這樣的一些作用。而問題是，他們中又有哪一個有確保大國戰爭成為不可能事情呢？最後，當所有的爭論在理論上還有一點吸引力的時候，在實踐中將他們放在最樂觀或是最壞的層麵上都是不切實際的。
9.11與國際政治
“我們生活在一個全新的世界”，這是那鼓吹9.11攻擊改變了國際政治的人們的核心主張。
然而，宣稱世界已經改變意思表述得還不是很明顯。相反，應表明世界是如何改變的。毫無疑問，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隨著冷戰的結束，我們看到了超級大國間的敵對狀態的終結。50年大國間的平衡對國際政治具有明顯的影響。通過快速改變力量的平衡，從此核力量與常規力量之間的平衡，冷戰的結束產生了係統的影響，這種影響使得世界很少遭受核戰爭災難。另一方麵，對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攻擊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但是，他們沒有打破力量的平衡，也沒有顯著地增加引起另一場災難發生的可能性。誠然，這些事件開啟了恐怖襲擊的可能性，但是，他們還將伴隨我們很長的一段時間，出並不太可能在近期消失。然而，有趣的是，冷戰的結束幫助建立起各種恐怖襲擊的必要條件。作為脫離前蘇聯的廣大中亞地區，戰略口袋已經張開，允許諸如拉登之流的人進入。必須注意的是，同樣是減少超級大國間發生核戰爭機率的係統性影響卻增加了其它地方恐怖襲擊的可能性。
這並不是說，9.11事件已經沒有任何影響了。這種行徑震驚了世界大部分地區，各國也都改變了許多商業運營方式。無論是國內或國際旅行可能將永遠不會同以前一樣了。同樣，關注國土安全可能在未來的幾年內將影響甚至主宰公民的行為。但是，在旅行和國土安全方麵的改變，在短期內可能左右政治言論。同時，戰爭或者更明確地說大國戰爭的威脅將被證明是未來最大的危險。為什麽這麽講呢？因為9.11後，世界仍然是由大大小小的國家組成，這就使得他們必須留心他們自己。在這樣的一個世界，沒有世界政府來保護某個國家免遭他國的侵害，生存是遊戲的名稱，沒有什麽比大國戰爭更能威脅國家的生存。
在過去的200年裏，大國戰爭已經摧毀了眾多的帝國，使無數的國家變成了一片廢墟，並使得超過6千萬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所有的這些告訴我們，在拿破侖戰爭、佛朗哥-普魯士戰爭及俄國-土耳其戰爭中可能進行了兩到三百萬次的戰鬥。這些戰爭雖然意義重大，但是相對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去的九百萬戰士及無數的平民，或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五千萬男人、婦女和兒童來講，它們顯得是如此的蒼白。在核時代的第一次有限大國戰爭的朝鮮戰爭中，有近三千萬倒在了超級大國的陰影之中。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所的這些數字是如此的龐大。舉個例子，2003年在國際恐怖主義的襲擊中共有629人喪生其中有35名美國人。這個數字少於2002年的725人。它清楚地表明，恐怖主義是一種很弱小的力量，這些數字也表明，恐怖分子有著強烈的意願卻沒有強大的力量。直到恐怖分子能擁有與國家不相上下的力量時，世界上最大的危險將繼續在最強大的國家間滋生。這並不是說忽視打擊恐怖行為或阻止恐怖分子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的重要性。想想本.拉登要是真的獲得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那將是件多麽可怕的事情。然而，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像本.拉登那樣的恐怖分子獲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那一天一定會到來，他們十有八九會從生活在別國的人們手中獲得。盡管論點正好相反，但是國家在國際生活中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壟斷著世界上最大的破壞力。雖然9.11事件震驚了全世界並改變了一些國家的商業模式，但是他們很少改變國際政治的本質，以及根本沒有減少大國戰爭發生的可能性。
技術並不能阻止大國戰爭
另一種論證認為，由於戰爭發起方式的改進造成了戰爭成本令人無法承受，因而大國戰爭成了一件一去不複返的事情，當然，這樣的事情我們還沒有見過。
更進一步講，這些戰爭的成本對於每一個有侵略想法的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毫無疑問，技術的進步已經持續地改變著戰爭的模式——機關槍、潛艇以及飛機改變著戰爭的方式，尤其是核武器，在有些眼中它大大提高了戰爭在生理和心理上的雙重成本，使得大多數的國家不願意為此付出。這些論調說的也是事實。核武器為冷戰期間美蘇兩間的長久和平做出自己的貢獻。然而，我們所忽視的是核武器也給超級大國許多侵略他們的機會，包括強硬的外交、軍事幹預和代理戰爭。至今，它的效力依然存在，這是為什麽呢？
雖然核武器讓強權處於控製之中，但是政治格局---在兩極之間核武器分布所帶來的副作用也顯得日益突出了。威懾也被簡單化了，因為在這場遊戲中隻有兩個玩家。超級大國能準確地估量對方的反應，並能更加輕易地計算出風險，因為他們隻需要關注對方而已。當這兒有更多的問題需要處理時，政策製定者隻是真正的擔心某一個國家的行動。這裏沒有第三個超級大國出現，沒有平衡者來調彼此的分歧。簡而言之，兩極提升了超級大國間的行動自由。使他們能相互平衡，很清楚地知道對方想要幹什麽。這裏沒有否認核武器維持下的冷戰和平，但是，最終，政治體製造成的影響要比武器本身造成的影響大得多。
盡管核武器不再是威懾力的核心，但是還有不少人堅持武器的影響大於政治安排的影響，他們將信心放在了技術和軍事革命上。信息、精度及秘密行動方麵的改善在進攻方式及合理成本條件下提升了運用部隊的能力。海灣戰爭期間，F-117A戰鬥轟炸機飛行隻占美國出動飛機的2％，但是卻對40％的戰略目標造成了損傷。此外，F-117的效力大大超過了其它飛機。舉個例子，F-111E使用非製導的MK-82炸彈摧毀兩個目標共出動12次投彈168枚，而F-117出動12次，使用28枚精確製導炸彈打擊了26個目標。在阿富汗戰爭中，以美國空軍為先導，配合地麵特種部隊支持北方聯盟反對塔利班，打破了類似於一戰時的戰場僵局。在“伊拉克自由”行動中，精確打擊接連擊毀試圖隱藏於沙漠中的伊拉克國民衛隊坦克師。
以任何標準來看，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績。但是更迫切的問題應是先進的傳統技術是否催生了各種必需的政治架構，以此來增強威懾力。那是一個開放並且重要的問題。一方麵，有人可能得出美國已經獲得了傳統的威懾力，至少從傳統方式上，事實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敢於有攻擊美國的想法。事實上，整個不對稱的爭論涉及到這個邏輯。然而，這的每一條理由都相信先進的傳統技術，對他們自己而言，不如核武器那樣穩固，因此，不能提升威懾力。事實是，當傳統武器變得更加隱蔽，威懾力就可能變得更加困難。例如，強調速度和毀壞性，這隻是傳統武器的兩個方麵，可降低戰爭升級的可能性，這將有充分的時間讓敵人重新考慮其行動，或者放棄。閃電般的通信技術隻是一件更為複雜的事情，因為他們提升了某些事情的預期，因此，需要立即去做。總之，因為他們進攻的本質，先進技術可能使解決衝突的外交主動變得更加複雜。最後，政治安排及任何武器的威懾影響都將放到國際格局架構的背景下進行衡量。
今天，國際格局似乎正在由單極向多極化方向發展，這時將出現三個或更多的強國參與競爭。冷戰的結束提醒我們，曆史性的全球變化將很快到來，但隻是某種程度的預測而已。在這一點上，曆史表明，國家間將達到另外一種平衡，它提供了像發生在1989年那樣的力量轉變。誰將成為塑造國際政治的競爭者？德國和中國都是可能的候選人。擁有8200萬人口及2.2萬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的德國超過歐洲其它國家的實力。法國以5900萬人口及1. 47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位居第二。以下依次為英國、意大利和俄羅斯。在亞洲，中國以1.18億美元及12.4的人口成為正在崛起的大國。如果中國達到南韓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話，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達到10.6萬億美元。如果它能達到日本的一半，指數將升到20.6萬億，如果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日本相等的話，指數將飆升至40.08萬億。簡而言之，中國具有超越美國的潛力，美國以7.9萬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位居世界首位。這當然不是一個很明確的競爭者，但是它確實表明潛在的未來發展趨勢。
由於德國和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並在歐洲和亞洲擴大各自的影響力，安全壓力可能在這兩個國家中滋生。當他們尋求確保自己更加安全時，他們將傾向於擴大他們的軍隊--換句話講，就是給別的國家帶來了不安全感。與積極的言論相反，新進攻力量的出現，將使這個世界傳統技術不再保持威懾力。這又是為什麽呢？正如上麵所提到的一樣，傳統武器似乎不再產生與核武器同樣的威懾作用。核武器，就其本質而言，它具有如此大毀滅性，以至於每個人者瘋狂地掌握著他們的威懾潛力。未來，正如我們從核威懾中得到的經驗一樣，當遊戲中人數很少時，它變得更加容易獲得和提升。因此，少數明晰的關係減少錯誤估計及過度反應帶來的危險。
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裏，爭奪權力的各國可以做下麵三件事中的一件：建立自己的軍隊來加強它們的相對地位；通過聯盟來增加他們的實力；或者保存自己的實力，而削弱對手的實力。在冷戰期間，超級大國選擇了第一條，並通過建立能打擊和遏止戰爭的常規及核力量來尋求保持平衡。這是一種隻有最強大的國家才能負擔得起的昂貴政策。這就是為什麽那些國家，在世界上隻有那麽三個或更多一些的強國，常常選擇第二或第三政策，或是依賴同盟。就他們自己而言，聯盟不是引起恐慌或戰爭的理由，但是他們變得更加相互依存，減少了國與國之間的互動，諸如一戰前存在於歐洲的三國協約、三國聯盟相互防禦條約就非常危險，因為他們增加了預防戰爭的誘因，當地區戰爭爆發時，它就會迅速在聯盟世界裏蔓延。
以現有的條件延續這種邏輯，我們應該期望看到一個聯盟架構的出現，以此來均衡對抗美國。事實上，已經出現了一些分析家稱之“軟平衡”的現象。實際上，“伊拉克自由”行動爆發前，德國、俄羅斯使用最大影響力的手段--聯合國來尋求與美國間的平衡。在未來，中國和俄羅斯可能相互合作來阻止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應該說，在所有可能的情況下，印度成長為比美國更能遏止中國-俄羅斯主導的南亞。如果美軍離開德國，一個歐洲安全架構就可能出現，這還暗含著英國和其它歐洲力量。
大國間一直對預防性戰爭長期的擔心也是值得回憶的。1914年，隨著德國實力的提升，相對而言，英國和法國的地位在下降。在奧匈帝國內部源自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種族緊張關係，威脅到這個帝國及其聯盟格局的穩定。作為地區壓力的反應，帝皇約瑟夫發動了一場對塞爾維亞的預防性戰爭，它確信這將平息塞族民族主義。結果，一場看似地區衝突演變成不可想象的20世紀第一次全球性大戰的導火索。
這裏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先進的常規武器技術能夠阻止這種滑向戰爭深淵的趨勢。例如，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美國差一點就對古巴采取了先發製的打擊，想以此摧毀蘇聯核導彈，但同時又擔心在同一半球的蘇聯發動進攻。有跡象表明，蘇聯可能會緊隨其後對土耳其的美國基地發動攻擊。據推測，美國軍隊做出反應，或許是核打擊，結果可能就是全麵爆發核戰爭。1962年10月，不論核武器是否出現，大國間是如此的接近世界大戰，這是一個被真正改變了的軍事事件。那麽我們將如何避免戰爭呢？肯尼迪總統選擇了一個果斷的政治理念，有選擇地封鎖古巴而不是侵略或攻擊她。實際上，和平成了政治的延伸。當然，對核戰爭的恐懼也在調節著肯尼迪的決定，但是，如果把核打擊能力隻集中在一個國家身上，那麽，我們的世界依然離相互核攻擊很近。
全球化將不會帶來永久和平
有些作者關注技術的另一原因--通常被稱為全球化的互通互聯—及其對和平所做的貢獻。
很少有像全球化這樣的觀點能吸引政策製定者及學者的注意力，全球化這個詞不僅僅意味著是一個經濟政治的轉變；眼前，它正在改變著國家關係，並重塑著國際政治權利。不能否認，全球化正在發生。外貿、旅遊及通訊似乎正把世界變得更加開放，在商品和服務的全球貿易市場中，大國間的戰爭發生的機率似乎越來越小了。但是，當國際經濟改變時，國際政治卻沒有改變。世界仍然保持著一個無政府狀態，這兒，每個國家都必須留心自己。
全球一直在爭論貿易是否促進了和平。諾曼.安格爾在《偉大的錯覺》中認為，經濟利益將侵占政治利益，因為1914年的世界正變得更加繁榮和安寧。托馬斯.弗裏德曼在他的國際暢銷書《扁平的世界》中有類似的例子，相信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在經濟上和電子上被緊緊地綁在了一起。巴內特爭論強烈，他預言“正大擴大的全球化準則將最終導致暴力的減少”，並表示，如果不這樣做，“將斷送全球化對永恒和平的承諾。”這些思想從理論上講是崇高而且吸引人的，但是，他們從沒有在實踐中檢驗過，因為相互依存已經不能產生和平。相反，它製造了不安全感。
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戰前，許多人相信貿易的增加、旅遊和通訊使得戰爭變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一個新的世界主義正把舊的世界轉變成新的世界。新世界有一個特點，即持續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當然，這種英國、法國和德國之間增加的貿易象征著一個全新的相互依存。事實上，全球貿易提上議事日程。據一位專家稱：“在關係到雙邊進出口商品和資本到1980年以前還沒有達到足夠大。”同樣，當時的技術扮演著用蒸汽機、機車和電報將人們更加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角色。但是，當增長的貿易、旅遊和通訊逐漸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時候，歐洲人開始猜疑並對改變力量平衡使之更加分化的結果表示出敵意。最後，當相互依存變得更加緊密時，歐洲國家卻變得更加不安全了。
德國的經驗表明了這一趨勢。在1913年，它44％的外國投資是在歐洲。然而，當德國經濟變得與其它大陸更加一體化時，它變得更不安全了。當它經濟增長時，它發現勞動力和資本短缺幫助推動德國進入戰爭。同樣，海軍裝備的費用也使柏林難以跟上其雄心勃勃的軍備建設。三軍的費用從1893年的4千五百萬馬克上升到1898年的九千六百萬馬克，當時，法國和英國也有同樣的增長。所有的這些會出現什麽樣的結果呢？恐懼，因為德國不能動員起履行自己安全需求的男人數量來執行謝裏夫計劃。相互依存沒有使德國感到安全。在依賴儲備，動員機製，進攻學說及故意誇大競爭對手國家的能力方麵，來自於德國內部以確保安全的變化，並沒有導致和平。相反，他們的結果是戰爭。在這個案例中，相互依存的建立讓人看到對方的弱點。國家在經濟互動中獲利從來不是問題。問題是誰會變得獲得更多一些。就德國而言，當國外投資增長時，對其它大國的不安全感也隨之上升。
一般而言，相互依存與和平的關係可能比實際更加明顯。在大戰前夕，歐洲經濟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一體化。然而，戰爭來臨了。為什麽？一些人認為戰爭是巴爾幹半島民族主義者德強壓所致。還有的人認為這個戰爭是一個可怕的錯誤，領導人的失敗。上麵提到的隻說對一部分。其實，隱藏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原因是力量平衡的改變，大國間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導致了平衡的急劇惡化。其次，主張世界主義的思想（貿易、旅遊和通訊）能夠帶來和平似乎也不正確。存在於歐洲的世界主義（伴隨著世界語運動）消失了。最後，認為戰爭來自於無知或是臆想都是誤導。當忽視人民戰爭或窮人戰爭是正確的時候，我們決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它是一個接受過良好教育、富足的國家，有足夠的資源和實力來實施戰爭。這又能得出什麽結論呢？在1914年，盡管經濟高度相互依賴，戰爭還是來到歐洲。今天，當全球化持續發展，懷疑大國戰爭將找到出路是合乎情理的。假如過去是向導，相互依存和相互獨立都不能保證和平。
民主不能保證安寧
許多相信大國戰爭是不可意義的人引證的第三個原因就是民主；民主已經對國際生活產生了影響，它引發並影響著自由資本主義。
毫無疑問，民主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已經掌控了世界，並且在世界上民主國家--包括大的和小的國家--也出現了和平，製定“國際行為法”。簡言之，民主不打對方。為什麽呢？
有些人相信國內機構預防著好戰的國王、皇帝或暴君。如果沒有其它原因，民主領導人往往對阻止有風險的戰爭，因為他們自己的命運依賴保持現狀或確保勝利或二者兼有。其他人相信，民主國家對爭鬥似乎傾向於仲裁和討價還價。總之，這並不等於說自由國家寧願貿易而不是侵略，因為相互依存理論認為，自由領導人更喜歡“說教、說教，而不是戰爭、戰爭”，正如邱吉爾可能推翻它一樣。
民主，正如喬治.凱南指出的一樣，在憤怒中戰鬥。民主會為強迫它走進戰爭的每一個理由去戰鬥。它通過戰鬥去懲罰那些激怒它的輕率和有敵意的國家。那樣的一場戰爭將會進行到底。民主也會為了複仇而戰鬥，那就是為什麽民主戰爭類似於十字軍東征，特點是無限的手段、沒有盡頭、人民要求無條件的投降。除了以上這些，民主國家之間的關係沒有預設和平，因為民主政治是國家間而且是所有國家間的利益，而不是最小的生存問題。很難想象世界中的國家—不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其它政體—不存在戰爭的可能性，或沒有必要的軍事防禦措施。當出現利益之爭時，他們都傾向於製造衝突--不論以何種政體的政府。戰爭是這一進程的延續。我們，世界民主政體之間的和平在默認情況下不會永遠的持續下去。民主國家也有與別的民主國家導致衝突的利益存在。事實上，競與民主-和平論斷的支持者相反，在民主之間的戰爭卻可以列出一長串。依賴某個人選擇民主還是戰爭，抑或兩者都選，1812年的戰爭可以作為一個例證，美國內戰、布爾戰爭、美西之戰，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一個民主與另一個民主在發生戰爭。鼓勵和支持民主是一個高尚的目標，美國將會毫不猶豫繼續追尋，但是我們卻不希望因此來消除一場大國戰爭。
規範遠遠不夠
最後，這裏還有一些人相信國家規範的管理可以使戰爭變為不可能的事。一場關於規範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的激烈爭論在學院的報告廳裏廣泛展開。一些人認為規範約束了國家行為。常常歸因於機構，它降低了國家間建立正規和規範的製度互動的價值，規範幾乎活躍在國際合作中的每一個領域。從環境到軍控，規範—沒有利益—解釋國家為什麽打擊與另一個國家間的討價還價。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常常是一個被引證的例子，它為它的會員國既提供民主又提供軍事力量。總之，那些認為戰爭已經成為陳詞濫調的人相信歐洲強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思議，不是因為軍事能力的不足，而是因為在那兒戰爭被認為是一件“壞”事情。還有人對國家機構和規範心存疑慮，相信國際政治格局的架構左右著國家行為。對他們而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是一個設計用來對付蘇聯入侵的工具，以此使美國的利益得以保存完好。簡單地說，假如美國退出，那麽NATO將解散。當然，美國不會退出，因為它想要以此來繼續影響歐洲，這就是為什麽當前隻是要求減少美國在歐洲的駐軍，而不是完全的撤出歐洲。
本質上說，關於規範的爭論是一個關於實力及其在國際生活中起什麽作用的爭論。愛德華.霍利特.卡特指出：“當政治不能很圓滿地定義權力時，說權力總是政治的本質因素是安全的。”因此，當國家在諸如郵政或運輸服務等問題上尋求與別國協作時，他們的工作被稱之為“非政治”或“技術”問題。但是，當一個關係到或可能關係到一國實力超越另一國實力這類問題出現時，問題就變成了政治。在一條非常真實的道路上，那些鼓吹規範重要性的人淡化了實力的重要性。對於規範在國際政治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將要求一個完全沒有實力的政治。那事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正如卡爾在《二十年危機》中所說的一樣，所有的政治是強權政治。盡管如此，在那些關於規範在製止戰爭中的重要性的爭論常常用束縛消失之類的作為類推，因為它成為了一個標準化的錯誤。然而，這些爭論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至少在美國，束縛並沒有消失，因為它成為標準的禁令。相反，它是因為戰爭而破裂，那是我們可以同任何其它殘酷的事情相比較的戰爭。實際上，束縛的消失還有諸如納粹主義這樣的政治運動的原因。對戰爭束縛的倒台與分裂還來自於解放力量，這隻力量由一名古怪的領袖率領著那些無畏的將士衝入敵人的版圖去報仇雪恨。這種現象被描述成戰爭和精神管理國家，它可能被長期地傳給民主軍隊。因此，與那些討論戰爭不是為道德而戰的人相反，強權之間的戰爭能構並且經常總結道德。世界將成為一個非常不同的地方，要麽同盟勝利，要麽納粹勝利。
此外，規範不能提供任何擔保。事實上，今天束縛仍然存在，正如美國國務院在它向國會提交的年度販運問題報告中所稱的那樣：“報告旨在提升全球意識，以及促進外國政府采取有效行動來實施各種形式的人員流動，這是一種當今的束縛戰爭的形式。”
最後這一點正中兩個關鍵問題的核心。從根本上說，隻要世界是由國家組成的，在那裏不存在世界政府，以保護公民免受他人邪惡的企圖，各國和各國的政治家們必須警惕。顯然，有可能存在著邪惡，這是很不幸的是，我們需要9.11事件提醒我們。事實上，有多少暴虐的領導人在曆史上是讓人驚愕的。男人非常喜歡的阿蒂拉，亞曆山大.凱撒和希特勒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的意圖就主宰別人。這導致的結果是，大國間的戰爭是不可想象的。事實上，對美國來說，最緊迫的戰略是判斷出世界上有三個或更多的大國，其中一個大國被某個試圖奴役或毀滅我們，想通過全麵競爭影響國際體係的人所控製，他怎樣在這個世界上生存。
結論
美國不能打敗任何及所有潛在的對手。 這個任務的代價就會很快被證明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國內支出用於如將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作為安全方麵的需要考慮的因素的時候。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對手將會出現，而且除了與他們對抗保持平衡，美國沒什麽可以做，此時他們也會對抗我們來保持平衡。在這樣一個世界裏，各國爭奪權力，就必須關注生存。在目前情況下，值得牢記的是大國所麵臨的最嚴重的威脅曆來源於其他大國。在未來數年，由於強大的挑戰者出現，衝突就會出現，可能使大國之間的戰爭更多，而不是更少的。
與現行的觀念相反，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全新的世界。 9.11事件和隨之而來的局部戰爭，都明顯地影響了美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但他們並沒有廢除國家體製。 世界仍然由那些必須關注自身安全的國家組成。曆史上，確保國家安全最快和最有效的途徑就是通過軍事手段。對我們來說，力量平衡的重要性並沒有減小，它的存在可以防止一個大國控製其他大國。而不是在國家重新意識到防護自己的時候才被振作起來。
承認大國戰爭可能性要比實施更加容易。盡管有伊拉克戰爭緊迫性，但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大國戰爭是什麽樣的，它是如何能夠發生和如何預防它的發生，以及大國戰爭是如何作戰的，以便使我們了解作戰並取得勝利所需獲得的設備和部隊。這樣的競爭所需要的技術基礎今天就需要提出。為了伊拉克的柵欄將裝甲安裝到車輛上比作是在創造與強國戰爭作戰所需的領先的時間和支援。如果不這樣做會危及生命，並損害美國的安全目標。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忽視當前威脅或忽視用來以減輕世界各地痛苦和苦難的需要，正如戰略家所說的“注意差距”。 作為公民，我們應關注的貧困、生態惡化、人口增長給政治和人類帶來的後果。我們還必須徹底解決恐怖主義的問題。但貧困，生態惡化，人口增長和恐怖主義可能是真正的結果。這是很難拿出一個切合實際的涉及這些災難的方案，這些災難可能會改變力量的平衡。簡而言之，在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我們不能忽視這些基本要素。如果美國發現自己置身於與另一個大國的戰爭之中，今天這些事情就是理所當然，像空中優勢，或控製海上通道，可能明天會達不到目標？在科技，經濟，民主和規範方麵在防止大國戰爭所發揮的作用已不成問題。而問題是它們會不會使戰爭變得不可想象。令人遺憾的是，它們並沒有發揮作用，因為強國之間的戰爭已經有了一個光明的前途，無論它看起來怎樣悲慘。
來源：美國陸軍戰略研究所
作者：詹姆斯.伍德.佛塞斯 托馬斯.E.格裏菲斯
編譯：知遠/若水
來源：四川新聞網 時間：2008-4-1 19:33:12
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樣，你不得不用你所擁有的軍隊去戰鬥，而不是用你想要的軍隊去戰鬥。
---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 2004年10月9日
前國防部長對駐伊裝甲部隊的評論，有時或許會被遺忘，但它引出了未來軍隊結構：我們今天做出的選擇將影響國家明天的戰爭。此外，軍隊結構的根本性變革可能影響到美國將在未來對抗的敵人。事實上，我們聽到和讀到關於未來戰爭最多的是這樣的一種觀念，那就是明天的戰爭將是今天的一個重複。於是，數量少但能力很強的空軍將縮編，無論是在常規作戰或是在戰場上與恐怖分子或叛亂分子戰鬥都要在武器上極大的超越對手。這有事實來證實這種看法，但是，如果他們提出“暫緩”的請求，他們可能會更加真實。我們不能認為在未來隻是與今天的敵人戰鬥，特別是當我們把未來延長到25或50年以後。我們真正對未來的了解是國家經常錯誤地估計了它。比如，我們被告之，這沒有比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更好例子。一支隻有33.1萬人，預算總額隻占英國國民生產總值（GNP）2.4％的部隊“捍衛著占全球25％的帝國。”然而，正是因為英國忽視了一個大國的挑戰，並在1914年至1939年間以高昂的代價幫助縱容德國進行侵略。這種事情在今天也可能發生。當分析家們還在繼續關注恐怖分子和叛亂者帶來的挑戰時，他們忽略或淡化了一個真實的危險，即強國之間的戰爭。我們的時代潮流告訴我們強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是真的像這樣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著重要強調的是，強國戰爭的終結隻是道義上的口號，這就是為什麽會呼籲“我們自然界中的更美好的天使”。即使在有諸多頑固分子主導的軍界，激進的共識是戰爭已經發生變化了。《五角大樓的新路線圖》一書在五角大樓內部和普通市民廣為流傳。托馬斯.貝內特認為：“大型戰爭走開了，小型戰爭已經出現”。他甚至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正在走恐龍的發展道路。”同樣托馬斯.漢姆斯在《彈弓與石頭》一書中認為舉例說明“第四代戰爭的戰略原則、戰役執行及戰術技術要求我們在考慮戰爭與和平的方式上做出重大的改變。”這種更接近於巨人對侏儒的戰爭方式的觀念對未來強國間的戰爭進行了錯誤地、危險地假設。更為嚴重的是，這些作者似乎相信美國將持續、無限期地保持霸權地位。霸權思想是一個過時的名詞，但它能被錯誤的理解。通常，這個軍事和經濟力量上術語，是用來描述國家在構建其它國家關係中的最大能力。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個國家能永遠做它想要做的全部事情；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美國在世界範圍內進行的咄咄逼人的事件並等於說它是一個全球霸權。真正的全球霸權是來之不易的。古希臘是他們那個相對較小世界裏的真正霸權。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羅馬同樣也是一個霸權。就連不列顛也享有在其它國家隨著進出的行動自由，但是它卻對美洲殖民地的反叛者無能為力。從1776年到1783年，不列顛首要的軍事問題仍然是在沒有進行更大的軍事和經濟支持的情況下如何去征服同北美一樣廣大的國家，而這樣廣泛的軍事和經濟支持超出了她後勤和人力的能力。隨著中東戰爭的進行，有人看到了美國存在這種相似的問題。毫無疑問，美國享有地區霸權，這是因為在它的北部有一個聽話的加拿大和在它的南部有一個自滿的墨西哥。然而，最近發生在委內瑞拉和拉美其它國家的事件證明，即使這種霸權也是相對的。令人不滿意的事實是美國的領導能力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有吸引力或那樣強有力。
盡管如此，在整個世界，強國戰爭的思想將在以後的某個時刻出現或者說根本就不出現看起來好像是時代的錯誤。在60年和平之後，歐洲國家，特別是德國和法國，下定決心要建設更加團結和和平的歐洲。在亞洲，雖然在中國、台灣、韓國和日本之間還存在裂痕，但當前對於發生大規模戰爭的探討看起來還是很遙遠的事。在美國國內，打一場大規模戰爭的思想好像相當牽強；這裏，有很多的同行對此冷嘲熱諷。最多的看法是，強國戰爭是不可想象的，但它不是真實存在的嗎？如果是這樣，又有什麽證據來支持這種說法呢？澄清這個事實相當重要—許多爭論者認為這兒沒什麽新的東西。事實上，大部分在曆史學和國際政治上都具有悠久的曆史，並都是一些熟悉該領域的學術專家。
通常情況下，爭論常常將強國戰爭丟進曆史的垃圾堆，隻停留在哲學和對技術、經濟、民主、規範和軍事事件的高度樂觀的假設上。強調這些思想並不意味著學究想法很重要。他們已經把握住並成為了美國轉型建設的骨幹力量--一係列影響政策製定的改革，可能影響美國多年的改革—就是分析家所謂的“既不是必需，也不是令人滿意的美國國防政策的快速重構。”必要和令人滿意美國軍隊轉型取決於政策製定者，但是，現在正是學者提出什麽才是大國戰爭時代已經結束這種信念的源泉，以免我們發現自己正帶著不想要的軍隊走進戰爭。
本文研究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考慮9.11事件及其對國際政治已有和未知的影響；第二部分是考慮技術和和威懾力之間的關係；第三部分關注經濟上所采取的假設的綏靖政策對國家行為的影響；第四關注的是民主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最後一部分考慮大國戰爭正在被束縛這樣一個流行的觀念。也就是說，戰爭正在被有規範地禁止。首先我們要澄清的是這個問題不是討論技術、經濟、民主或倫理規範對戰爭的限製作用。雖然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有這樣的一些作用。而問題是，他們中又有哪一個有確保大國戰爭成為不可能事情呢？最後，當所有的爭論在理論上還有一點吸引力的時候，在實踐中將他們放在最樂觀或是最壞的層麵上都是不切實際的。
9.11與國際政治
“我們生活在一個全新的世界”，這是那鼓吹9.11攻擊改變了國際政治的人們的核心主張。
然而，宣稱世界已經改變意思表述得還不是很明顯。相反，應表明世界是如何改變的。毫無疑問，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隨著冷戰的結束，我們看到了超級大國間的敵對狀態的終結。50年大國間的平衡對國際政治具有明顯的影響。通過快速改變力量的平衡，從此核力量與常規力量之間的平衡，冷戰的結束產生了係統的影響，這種影響使得世界很少遭受核戰爭災難。另一方麵，對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攻擊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但是，他們沒有打破力量的平衡，也沒有顯著地增加引起另一場災難發生的可能性。誠然，這些事件開啟了恐怖襲擊的可能性，但是，他們還將伴隨我們很長的一段時間，出並不太可能在近期消失。然而，有趣的是，冷戰的結束幫助建立起各種恐怖襲擊的必要條件。作為脫離前蘇聯的廣大中亞地區，戰略口袋已經張開，允許諸如拉登之流的人進入。必須注意的是，同樣是減少超級大國間發生核戰爭機率的係統性影響卻增加了其它地方恐怖襲擊的可能性。
這並不是說，9.11事件已經沒有任何影響了。這種行徑震驚了世界大部分地區，各國也都改變了許多商業運營方式。無論是國內或國際旅行可能將永遠不會同以前一樣了。同樣，關注國土安全可能在未來的幾年內將影響甚至主宰公民的行為。但是，在旅行和國土安全方麵的改變，在短期內可能左右政治言論。同時，戰爭或者更明確地說大國戰爭的威脅將被證明是未來最大的危險。為什麽這麽講呢？因為9.11後，世界仍然是由大大小小的國家組成，這就使得他們必須留心他們自己。在這樣的一個世界，沒有世界政府來保護某個國家免遭他國的侵害，生存是遊戲的名稱，沒有什麽比大國戰爭更能威脅國家的生存。
在過去的200年裏，大國戰爭已經摧毀了眾多的帝國，使無數的國家變成了一片廢墟，並使得超過6千萬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所有的這些告訴我們，在拿破侖戰爭、佛朗哥-普魯士戰爭及俄國-土耳其戰爭中可能進行了兩到三百萬次的戰鬥。這些戰爭雖然意義重大，但是相對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去的九百萬戰士及無數的平民，或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五千萬男人、婦女和兒童來講，它們顯得是如此的蒼白。在核時代的第一次有限大國戰爭的朝鮮戰爭中，有近三千萬倒在了超級大國的陰影之中。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所的這些數字是如此的龐大。舉個例子，2003年在國際恐怖主義的襲擊中共有629人喪生其中有35名美國人。這個數字少於2002年的725人。它清楚地表明，恐怖主義是一種很弱小的力量，這些數字也表明，恐怖分子有著強烈的意願卻沒有強大的力量。直到恐怖分子能擁有與國家不相上下的力量時，世界上最大的危險將繼續在最強大的國家間滋生。這並不是說忽視打擊恐怖行為或阻止恐怖分子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的重要性。想想本.拉登要是真的獲得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那將是件多麽可怕的事情。然而，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像本.拉登那樣的恐怖分子獲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那一天一定會到來，他們十有八九會從生活在別國的人們手中獲得。盡管論點正好相反，但是國家在國際生活中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壟斷著世界上最大的破壞力。雖然9.11事件震驚了全世界並改變了一些國家的商業模式，但是他們很少改變國際政治的本質，以及根本沒有減少大國戰爭發生的可能性。
技術並不能阻止大國戰爭
另一種論證認為，由於戰爭發起方式的改進造成了戰爭成本令人無法承受，因而大國戰爭成了一件一去不複返的事情，當然，這樣的事情我們還沒有見過。
更進一步講，這些戰爭的成本對於每一個有侵略想法的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毫無疑問，技術的進步已經持續地改變著戰爭的模式——機關槍、潛艇以及飛機改變著戰爭的方式，尤其是核武器，在有些眼中它大大提高了戰爭在生理和心理上的雙重成本，使得大多數的國家不願意為此付出。這些論調說的也是事實。核武器為冷戰期間美蘇兩間的長久和平做出自己的貢獻。然而，我們所忽視的是核武器也給超級大國許多侵略他們的機會，包括強硬的外交、軍事幹預和代理戰爭。至今，它的效力依然存在，這是為什麽呢？
雖然核武器讓強權處於控製之中，但是政治格局---在兩極之間核武器分布所帶來的副作用也顯得日益突出了。威懾也被簡單化了，因為在這場遊戲中隻有兩個玩家。超級大國能準確地估量對方的反應，並能更加輕易地計算出風險，因為他們隻需要關注對方而已。當這兒有更多的問題需要處理時，政策製定者隻是真正的擔心某一個國家的行動。這裏沒有第三個超級大國出現，沒有平衡者來調彼此的分歧。簡而言之，兩極提升了超級大國間的行動自由。使他們能相互平衡，很清楚地知道對方想要幹什麽。這裏沒有否認核武器維持下的冷戰和平，但是，最終，政治體製造成的影響要比武器本身造成的影響大得多。
盡管核武器不再是威懾力的核心，但是還有不少人堅持武器的影響大於政治安排的影響，他們將信心放在了技術和軍事革命上。信息、精度及秘密行動方麵的改善在進攻方式及合理成本條件下提升了運用部隊的能力。海灣戰爭期間，F-117A戰鬥轟炸機飛行隻占美國出動飛機的2％，但是卻對40％的戰略目標造成了損傷。此外，F-117的效力大大超過了其它飛機。舉個例子，F-111E使用非製導的MK-82炸彈摧毀兩個目標共出動12次投彈168枚，而F-117出動12次，使用28枚精確製導炸彈打擊了26個目標。在阿富汗戰爭中，以美國空軍為先導，配合地麵特種部隊支持北方聯盟反對塔利班，打破了類似於一戰時的戰場僵局。在“伊拉克自由”行動中，精確打擊接連擊毀試圖隱藏於沙漠中的伊拉克國民衛隊坦克師。
以任何標準來看，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績。但是更迫切的問題應是先進的傳統技術是否催生了各種必需的政治架構，以此來增強威懾力。那是一個開放並且重要的問題。一方麵，有人可能得出美國已經獲得了傳統的威懾力，至少從傳統方式上，事實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敢於有攻擊美國的想法。事實上，整個不對稱的爭論涉及到這個邏輯。然而，這的每一條理由都相信先進的傳統技術，對他們自己而言，不如核武器那樣穩固，因此，不能提升威懾力。事實是，當傳統武器變得更加隱蔽，威懾力就可能變得更加困難。例如，強調速度和毀壞性，這隻是傳統武器的兩個方麵，可降低戰爭升級的可能性，這將有充分的時間讓敵人重新考慮其行動，或者放棄。閃電般的通信技術隻是一件更為複雜的事情，因為他們提升了某些事情的預期，因此，需要立即去做。總之，因為他們進攻的本質，先進技術可能使解決衝突的外交主動變得更加複雜。最後，政治安排及任何武器的威懾影響都將放到國際格局架構的背景下進行衡量。
今天，國際格局似乎正在由單極向多極化方向發展，這時將出現三個或更多的強國參與競爭。冷戰的結束提醒我們，曆史性的全球變化將很快到來，但隻是某種程度的預測而已。在這一點上，曆史表明，國家間將達到另外一種平衡，它提供了像發生在1989年那樣的力量轉變。誰將成為塑造國際政治的競爭者？德國和中國都是可能的候選人。擁有8200萬人口及2.2萬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的德國超過歐洲其它國家的實力。法國以5900萬人口及1. 47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位居第二。以下依次為英國、意大利和俄羅斯。在亞洲，中國以1.18億美元及12.4的人口成為正在崛起的大國。如果中國達到南韓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話，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達到10.6萬億美元。如果它能達到日本的一半，指數將升到20.6萬億，如果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日本相等的話，指數將飆升至40.08萬億。簡而言之，中國具有超越美國的潛力，美國以7.9萬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位居世界首位。這當然不是一個很明確的競爭者，但是它確實表明潛在的未來發展趨勢。
由於德國和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並在歐洲和亞洲擴大各自的影響力，安全壓力可能在這兩個國家中滋生。當他們尋求確保自己更加安全時，他們將傾向於擴大他們的軍隊--換句話講，就是給別的國家帶來了不安全感。與積極的言論相反，新進攻力量的出現，將使這個世界傳統技術不再保持威懾力。這又是為什麽呢？正如上麵所提到的一樣，傳統武器似乎不再產生與核武器同樣的威懾作用。核武器，就其本質而言，它具有如此大毀滅性，以至於每個人者瘋狂地掌握著他們的威懾潛力。未來，正如我們從核威懾中得到的經驗一樣，當遊戲中人數很少時，它變得更加容易獲得和提升。因此，少數明晰的關係減少錯誤估計及過度反應帶來的危險。
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裏，爭奪權力的各國可以做下麵三件事中的一件：建立自己的軍隊來加強它們的相對地位；通過聯盟來增加他們的實力；或者保存自己的實力，而削弱對手的實力。在冷戰期間，超級大國選擇了第一條，並通過建立能打擊和遏止戰爭的常規及核力量來尋求保持平衡。這是一種隻有最強大的國家才能負擔得起的昂貴政策。這就是為什麽那些國家，在世界上隻有那麽三個或更多一些的強國，常常選擇第二或第三政策，或是依賴同盟。就他們自己而言，聯盟不是引起恐慌或戰爭的理由，但是他們變得更加相互依存，減少了國與國之間的互動，諸如一戰前存在於歐洲的三國協約、三國聯盟相互防禦條約就非常危險，因為他們增加了預防戰爭的誘因，當地區戰爭爆發時，它就會迅速在聯盟世界裏蔓延。
以現有的條件延續這種邏輯，我們應該期望看到一個聯盟架構的出現，以此來均衡對抗美國。事實上，已經出現了一些分析家稱之“軟平衡”的現象。實際上，“伊拉克自由”行動爆發前，德國、俄羅斯使用最大影響力的手段--聯合國來尋求與美國間的平衡。在未來，中國和俄羅斯可能相互合作來阻止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應該說，在所有可能的情況下，印度成長為比美國更能遏止中國-俄羅斯主導的南亞。如果美軍離開德國，一個歐洲安全架構就可能出現，這還暗含著英國和其它歐洲力量。
大國間一直對預防性戰爭長期的擔心也是值得回憶的。1914年，隨著德國實力的提升，相對而言，英國和法國的地位在下降。在奧匈帝國內部源自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種族緊張關係，威脅到這個帝國及其聯盟格局的穩定。作為地區壓力的反應，帝皇約瑟夫發動了一場對塞爾維亞的預防性戰爭，它確信這將平息塞族民族主義。結果，一場看似地區衝突演變成不可想象的20世紀第一次全球性大戰的導火索。
這裏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先進的常規武器技術能夠阻止這種滑向戰爭深淵的趨勢。例如，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美國差一點就對古巴采取了先發製的打擊，想以此摧毀蘇聯核導彈，但同時又擔心在同一半球的蘇聯發動進攻。有跡象表明，蘇聯可能會緊隨其後對土耳其的美國基地發動攻擊。據推測，美國軍隊做出反應，或許是核打擊，結果可能就是全麵爆發核戰爭。1962年10月，不論核武器是否出現，大國間是如此的接近世界大戰，這是一個被真正改變了的軍事事件。那麽我們將如何避免戰爭呢？肯尼迪總統選擇了一個果斷的政治理念，有選擇地封鎖古巴而不是侵略或攻擊她。實際上，和平成了政治的延伸。當然，對核戰爭的恐懼也在調節著肯尼迪的決定，但是，如果把核打擊能力隻集中在一個國家身上，那麽，我們的世界依然離相互核攻擊很近。
全球化將不會帶來永久和平
有些作者關注技術的另一原因--通常被稱為全球化的互通互聯—及其對和平所做的貢獻。
很少有像全球化這樣的觀點能吸引政策製定者及學者的注意力，全球化這個詞不僅僅意味著是一個經濟政治的轉變；眼前，它正在改變著國家關係，並重塑著國際政治權利。不能否認，全球化正在發生。外貿、旅遊及通訊似乎正把世界變得更加開放，在商品和服務的全球貿易市場中，大國間的戰爭發生的機率似乎越來越小了。但是，當國際經濟改變時，國際政治卻沒有改變。世界仍然保持著一個無政府狀態，這兒，每個國家都必須留心自己。
全球一直在爭論貿易是否促進了和平。諾曼.安格爾在《偉大的錯覺》中認為，經濟利益將侵占政治利益，因為1914年的世界正變得更加繁榮和安寧。托馬斯.弗裏德曼在他的國際暢銷書《扁平的世界》中有類似的例子，相信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在經濟上和電子上被緊緊地綁在了一起。巴內特爭論強烈，他預言“正大擴大的全球化準則將最終導致暴力的減少”，並表示，如果不這樣做，“將斷送全球化對永恒和平的承諾。”這些思想從理論上講是崇高而且吸引人的，但是，他們從沒有在實踐中檢驗過，因為相互依存已經不能產生和平。相反，它製造了不安全感。
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戰前，許多人相信貿易的增加、旅遊和通訊使得戰爭變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一個新的世界主義正把舊的世界轉變成新的世界。新世界有一個特點，即持續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當然，這種英國、法國和德國之間增加的貿易象征著一個全新的相互依存。事實上，全球貿易提上議事日程。據一位專家稱：“在關係到雙邊進出口商品和資本到1980年以前還沒有達到足夠大。”同樣，當時的技術扮演著用蒸汽機、機車和電報將人們更加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角色。但是，當增長的貿易、旅遊和通訊逐漸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時候，歐洲人開始猜疑並對改變力量平衡使之更加分化的結果表示出敵意。最後，當相互依存變得更加緊密時，歐洲國家卻變得更加不安全了。
德國的經驗表明了這一趨勢。在1913年，它44％的外國投資是在歐洲。然而，當德國經濟變得與其它大陸更加一體化時，它變得更不安全了。當它經濟增長時，它發現勞動力和資本短缺幫助推動德國進入戰爭。同樣，海軍裝備的費用也使柏林難以跟上其雄心勃勃的軍備建設。三軍的費用從1893年的4千五百萬馬克上升到1898年的九千六百萬馬克，當時，法國和英國也有同樣的增長。所有的這些會出現什麽樣的結果呢？恐懼，因為德國不能動員起履行自己安全需求的男人數量來執行謝裏夫計劃。相互依存沒有使德國感到安全。在依賴儲備，動員機製，進攻學說及故意誇大競爭對手國家的能力方麵，來自於德國內部以確保安全的變化，並沒有導致和平。相反，他們的結果是戰爭。在這個案例中，相互依存的建立讓人看到對方的弱點。國家在經濟互動中獲利從來不是問題。問題是誰會變得獲得更多一些。就德國而言，當國外投資增長時，對其它大國的不安全感也隨之上升。
一般而言，相互依存與和平的關係可能比實際更加明顯。在大戰前夕，歐洲經濟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一體化。然而，戰爭來臨了。為什麽？一些人認為戰爭是巴爾幹半島民族主義者德強壓所致。還有的人認為這個戰爭是一個可怕的錯誤，領導人的失敗。上麵提到的隻說對一部分。其實，隱藏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原因是力量平衡的改變，大國間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導致了平衡的急劇惡化。其次，主張世界主義的思想（貿易、旅遊和通訊）能夠帶來和平似乎也不正確。存在於歐洲的世界主義（伴隨著世界語運動）消失了。最後，認為戰爭來自於無知或是臆想都是誤導。當忽視人民戰爭或窮人戰爭是正確的時候，我們決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它是一個接受過良好教育、富足的國家，有足夠的資源和實力來實施戰爭。這又能得出什麽結論呢？在1914年，盡管經濟高度相互依賴，戰爭還是來到歐洲。今天，當全球化持續發展，懷疑大國戰爭將找到出路是合乎情理的。假如過去是向導，相互依存和相互獨立都不能保證和平。
民主不能保證安寧
許多相信大國戰爭是不可意義的人引證的第三個原因就是民主；民主已經對國際生活產生了影響，它引發並影響著自由資本主義。
毫無疑問，民主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已經掌控了世界，並且在世界上民主國家--包括大的和小的國家--也出現了和平，製定“國際行為法”。簡言之，民主不打對方。為什麽呢？
有些人相信國內機構預防著好戰的國王、皇帝或暴君。如果沒有其它原因，民主領導人往往對阻止有風險的戰爭，因為他們自己的命運依賴保持現狀或確保勝利或二者兼有。其他人相信，民主國家對爭鬥似乎傾向於仲裁和討價還價。總之，這並不等於說自由國家寧願貿易而不是侵略，因為相互依存理論認為，自由領導人更喜歡“說教、說教，而不是戰爭、戰爭”，正如邱吉爾可能推翻它一樣。
民主，正如喬治.凱南指出的一樣，在憤怒中戰鬥。民主會為強迫它走進戰爭的每一個理由去戰鬥。它通過戰鬥去懲罰那些激怒它的輕率和有敵意的國家。那樣的一場戰爭將會進行到底。民主也會為了複仇而戰鬥，那就是為什麽民主戰爭類似於十字軍東征，特點是無限的手段、沒有盡頭、人民要求無條件的投降。除了以上這些，民主國家之間的關係沒有預設和平，因為民主政治是國家間而且是所有國家間的利益，而不是最小的生存問題。很難想象世界中的國家—不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其它政體—不存在戰爭的可能性，或沒有必要的軍事防禦措施。當出現利益之爭時，他們都傾向於製造衝突--不論以何種政體的政府。戰爭是這一進程的延續。我們，世界民主政體之間的和平在默認情況下不會永遠的持續下去。民主國家也有與別的民主國家導致衝突的利益存在。事實上，競與民主-和平論斷的支持者相反，在民主之間的戰爭卻可以列出一長串。依賴某個人選擇民主還是戰爭，抑或兩者都選，1812年的戰爭可以作為一個例證，美國內戰、布爾戰爭、美西之戰，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一個民主與另一個民主在發生戰爭。鼓勵和支持民主是一個高尚的目標，美國將會毫不猶豫繼續追尋，但是我們卻不希望因此來消除一場大國戰爭。
規範遠遠不夠
最後，這裏還有一些人相信國家規範的管理可以使戰爭變為不可能的事。一場關於規範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的激烈爭論在學院的報告廳裏廣泛展開。一些人認為規範約束了國家行為。常常歸因於機構，它降低了國家間建立正規和規範的製度互動的價值，規範幾乎活躍在國際合作中的每一個領域。從環境到軍控，規範—沒有利益—解釋國家為什麽打擊與另一個國家間的討價還價。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常常是一個被引證的例子，它為它的會員國既提供民主又提供軍事力量。總之，那些認為戰爭已經成為陳詞濫調的人相信歐洲強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思議，不是因為軍事能力的不足，而是因為在那兒戰爭被認為是一件“壞”事情。還有人對國家機構和規範心存疑慮，相信國際政治格局的架構左右著國家行為。對他們而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是一個設計用來對付蘇聯入侵的工具，以此使美國的利益得以保存完好。簡單地說，假如美國退出，那麽NATO將解散。當然，美國不會退出，因為它想要以此來繼續影響歐洲，這就是為什麽當前隻是要求減少美國在歐洲的駐軍，而不是完全的撤出歐洲。
本質上說，關於規範的爭論是一個關於實力及其在國際生活中起什麽作用的爭論。愛德華.霍利特.卡特指出：“當政治不能很圓滿地定義權力時，說權力總是政治的本質因素是安全的。”因此，當國家在諸如郵政或運輸服務等問題上尋求與別國協作時，他們的工作被稱之為“非政治”或“技術”問題。但是，當一個關係到或可能關係到一國實力超越另一國實力這類問題出現時，問題就變成了政治。在一條非常真實的道路上，那些鼓吹規範重要性的人淡化了實力的重要性。對於規範在國際政治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將要求一個完全沒有實力的政治。那事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正如卡爾在《二十年危機》中所說的一樣，所有的政治是強權政治。盡管如此，在那些關於規範在製止戰爭中的重要性的爭論常常用束縛消失之類的作為類推，因為它成為了一個標準化的錯誤。然而，這些爭論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至少在美國，束縛並沒有消失，因為它成為標準的禁令。相反，它是因為戰爭而破裂，那是我們可以同任何其它殘酷的事情相比較的戰爭。實際上，束縛的消失還有諸如納粹主義這樣的政治運動的原因。對戰爭束縛的倒台與分裂還來自於解放力量，這隻力量由一名古怪的領袖率領著那些無畏的將士衝入敵人的版圖去報仇雪恨。這種現象被描述成戰爭和精神管理國家，它可能被長期地傳給民主軍隊。因此，與那些討論戰爭不是為道德而戰的人相反，強權之間的戰爭能構並且經常總結道德。世界將成為一個非常不同的地方，要麽同盟勝利，要麽納粹勝利。
此外，規範不能提供任何擔保。事實上，今天束縛仍然存在，正如美國國務院在它向國會提交的年度販運問題報告中所稱的那樣：“報告旨在提升全球意識，以及促進外國政府采取有效行動來實施各種形式的人員流動，這是一種當今的束縛戰爭的形式。”
最後這一點正中兩個關鍵問題的核心。從根本上說，隻要世界是由國家組成的，在那裏不存在世界政府，以保護公民免受他人邪惡的企圖，各國和各國的政治家們必須警惕。顯然，有可能存在著邪惡，這是很不幸的是，我們需要9.11事件提醒我們。事實上，有多少暴虐的領導人在曆史上是讓人驚愕的。男人非常喜歡的阿蒂拉，亞曆山大.凱撒和希特勒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的意圖就主宰別人。這導致的結果是，大國間的戰爭是不可想象的。事實上，對美國來說，最緊迫的戰略是判斷出世界上有三個或更多的大國，其中一個大國被某個試圖奴役或毀滅我們，想通過全麵競爭影響國際體係的人所控製，他怎樣在這個世界上生存。
結論
美國不能打敗任何及所有潛在的對手。 這個任務的代價就會很快被證明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國內支出用於如將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作為安全方麵的需要考慮的因素的時候。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對手將會出現，而且除了與他們對抗保持平衡，美國沒什麽可以做，此時他們也會對抗我們來保持平衡。在這樣一個世界裏，各國爭奪權力，就必須關注生存。在目前情況下，值得牢記的是大國所麵臨的最嚴重的威脅曆來源於其他大國。在未來數年，由於強大的挑戰者出現，衝突就會出現，可能使大國之間的戰爭更多，而不是更少的。
與現行的觀念相反，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全新的世界。 9.11事件和隨之而來的局部戰爭，都明顯地影響了美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但他們並沒有廢除國家體製。 世界仍然由那些必須關注自身安全的國家組成。曆史上，確保國家安全最快和最有效的途徑就是通過軍事手段。對我們來說，力量平衡的重要性並沒有減小，它的存在可以防止一個大國控製其他大國。而不是在國家重新意識到防護自己的時候才被振作起來。
承認大國戰爭可能性要比實施更加容易。盡管有伊拉克戰爭緊迫性，但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大國戰爭是什麽樣的，它是如何能夠發生和如何預防它的發生，以及大國戰爭是如何作戰的，以便使我們了解作戰並取得勝利所需獲得的設備和部隊。這樣的競爭所需要的技術基礎今天就需要提出。為了伊拉克的柵欄將裝甲安裝到車輛上比作是在創造與強國戰爭作戰所需的領先的時間和支援。如果不這樣做會危及生命，並損害美國的安全目標。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忽視當前威脅或忽視用來以減輕世界各地痛苦和苦難的需要，正如戰略家所說的“注意差距”。 作為公民，我們應關注的貧困、生態惡化、人口增長給政治和人類帶來的後果。我們還必須徹底解決恐怖主義的問題。但貧困，生態惡化，人口增長和恐怖主義可能是真正的結果。這是很難拿出一個切合實際的涉及這些災難的方案，這些災難可能會改變力量的平衡。簡而言之，在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我們不能忽視這些基本要素。如果美國發現自己置身於與另一個大國的戰爭之中，今天這些事情就是理所當然，像空中優勢，或控製海上通道，可能明天會達不到目標？在科技，經濟，民主和規範方麵在防止大國戰爭所發揮的作用已不成問題。而問題是它們會不會使戰爭變得不可想象。令人遺憾的是，它們並沒有發揮作用，因為強國之間的戰爭已經有了一個光明的前途，無論它看起來怎樣悲慘。
來源：美國陸軍戰略研究所
作者：詹姆斯.伍德.佛塞斯 托馬斯.E.格裏菲斯
編譯：知遠/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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