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美“共主”論不可取
來源：分析展望 時間：2008-4-5 22:01:52
近來國內有學者提出，在美國霸權尤其是其製度霸權能力不足，已無法滿足世界發展需求的情況下，“未來世界的穩定需要一種中美‘共主’的格局”。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有諸多令人憂慮之處。
缺乏足夠的“共識”基礎
中國與美國“共主”世界的觀點涉及中國在全球層麵的地位、作用及其外交取向。有人提出，美國的“單極穩定理論”在實踐方麵正麵臨著伊拉克戰爭後的諸多困境，尤其是構成美國霸權主要組成部分的製度霸權遭逢挫折，而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正從注重自身經濟發展的國家轉為世界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幫助美國減輕國際秩序的負擔越來越有必要，於是具備了中美“共主”的可能性。在邏輯思路上，上述觀點似乎順理成章，但國際關係的現實絕不是簡單的經濟學假設。
中美“共主”論麵臨的首要現實困境在於缺乏足夠的“共識”基礎。就美國的對華戰略而言，至今依然沒有改變“接觸加遏製”的“兩麵下注”戰略，其內在的動機在於美國對中國的判斷依然不明朗，美國前副國務卿佐立克對中國“利益攸關方”的戰略定位也是一種中性判斷。當前中美在經濟與安全層麵是利益與分歧相互交織，在社會製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尤其是作為美國製度霸權核心價值的民主、人權等領域，在文明普世性與多樣性的關係上，雙方的歧異和矛盾尚十分突出。因此，中美“共主”在價值與製度層麵的“共識”基礎必然是脆弱的，雙方無法提供更多具有共識性的新規則等“國際公共產品”。
很難找到共同接受的路徑
中美“共主”是單一製的“共主”，還是平行製的“共主”？這是在實踐層麵無法規避的問題。單一製的“共主”即中美在同一國際製度框架下合作領導，它既需要足夠的共識基礎，更需要地位的匹配。美國目前盡管需要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但同時又對中國國際影響力的增強充滿戒意，當然更不願意承認中國具有與其平等的地位，而中國也確實缺乏與美國實力匹配的國際地位，在主觀上也注意保留著與美國和西方的適當距離。中國與西方八國集團的關係生動體現了這一點。中國目前尚不是八國集團的成員，一方麵在於西方還不肯接受中國，另一方麵，八國集團西方主導的特性也使得中國麵臨身份困惑，並在是否融入的問題上采取審慎態度。
對於平行製的“共主”，筆者假設中美各自有自身領導世界的製度和軌道，在彼此認可的基礎上平行發揮對世界的領導作用。這種“共主”更缺乏現實的可能性，美國不會允許，中國在客觀上沒有能力，主觀上不會選擇。近年來，中國自主創立了一些國際平台如上海合作組織、中阿合作論壇、中非合作論壇，同時加大了對巴以問題、伊朗問題、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的參與程度，在我們看來，這是中國日益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體現，但在美國的保守主義勢力看來，卻是侵蝕美國的勢力範圍，威脅美國的全球利益乃至挑戰美國霸權，並以攫取資源為主要目的。這本身就反映了中美在國際製度領域的關係尚處在磨合期，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
建國以來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盡管發生了多次調整，並自１９７８年以來經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轉型，中國作為國際體係的積極融入者，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體係“造反者”和“革命者”的身份，並開始具備履行更多國際責任的意識自覺和行動自覺。但是，“獨立自主”無論是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價值基石，還是作為中國官方與學界的外交話語，從來都沒有貶值，變化的僅僅是如何根據形勢，與時俱進地理解和運用獨立自主。
在現實層麵，如何處理中國外交“自主”與中美“共主”的關係是無法規避的。舉例說來，霸權地位衰落後的英國對美國的外交目標與實踐或許可以用“共主”概念來概括。英國是有著自己深厚外交傳統的國家，並尤以“均勢外交”而著稱，但二戰後為了延續“帝國斜陽”，英國采取了追隨美國的“特殊關係”外交，不僅曾因此而被孤立於歐洲一體化進程之外，時至今日又由於片麵追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而使國際形象受損，並成為“政治神童”布萊爾首相政治生涯的最大敗筆。相反，法國戰後的獨立外交成為其大國複興戰略的最大亮點，奠定了其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核心地位，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堅決反戰者角色也使其得分頗多。中美“共主”如果成為一種話語乃至政策取向，不僅美國不一定買賬，周邊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會產生種種猜疑，中國民眾尤其是有長期“受害者心理”和反抗外侮傳統的民眾也很難接受，布萊爾的黯然離去就是生動的例證。
培育健康穩健的大國心態
在本質上，“共主”與“共治”的觀點反映了一種急於發揮中國對世界領導作用的不成熟的大國心態。筆者以為，在當下處在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關鍵時期的中國，在與國際體係的關係上，融入世界體係的過程還遠未完成，用西方的學術話語來說，中國仍然是一個後來的“學習”者，對於複雜的國際製度的理解、把握和駕馭的能力仍十分有限，甚至在許多領域還十分陌生。就自身的力量來說，中國遠不是一個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麵均擁有超群力量的綜合實力大國，為世界支付更多“國際公共產品”成本的能力還十分有限。就外交哲學和文化傳統而言，中國外交沒有“領導”和“主導”世界的傳統，今天也沒有這種欲望和企圖；就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的特殊性而言，中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世界影響也還有限，中國外交更為看重和強調的是不把某種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社會製度強加於人，也就是說我們自身的“製度產品”還缺乏國際性，也就難以供給他人。因此，無論是在全球層麵，還是地區層麵，中國與大國“共主”、“共治”世界萬萬不可成為中國外交的價值取向，同時更不要由此熏陶出一種急於發揮世界領導作用的大國國民心態。
受當代中國政治情境的影響，“大躍進”的思維模式仍會不時體現在國人對內外問題的認知上。“新國際主義”正成為時下外交學界的一個流行話語，但我們絕不需要那種超越國情的“大躍進”式的“國際主義”。
▲（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來源：分析展望 時間：2008-4-5 22:01:52
近來國內有學者提出，在美國霸權尤其是其製度霸權能力不足，已無法滿足世界發展需求的情況下，“未來世界的穩定需要一種中美‘共主’的格局”。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有諸多令人憂慮之處。
缺乏足夠的“共識”基礎
中國與美國“共主”世界的觀點涉及中國在全球層麵的地位、作用及其外交取向。有人提出，美國的“單極穩定理論”在實踐方麵正麵臨著伊拉克戰爭後的諸多困境，尤其是構成美國霸權主要組成部分的製度霸權遭逢挫折，而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正從注重自身經濟發展的國家轉為世界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幫助美國減輕國際秩序的負擔越來越有必要，於是具備了中美“共主”的可能性。在邏輯思路上，上述觀點似乎順理成章，但國際關係的現實絕不是簡單的經濟學假設。
中美“共主”論麵臨的首要現實困境在於缺乏足夠的“共識”基礎。就美國的對華戰略而言，至今依然沒有改變“接觸加遏製”的“兩麵下注”戰略，其內在的動機在於美國對中國的判斷依然不明朗，美國前副國務卿佐立克對中國“利益攸關方”的戰略定位也是一種中性判斷。當前中美在經濟與安全層麵是利益與分歧相互交織，在社會製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尤其是作為美國製度霸權核心價值的民主、人權等領域，在文明普世性與多樣性的關係上，雙方的歧異和矛盾尚十分突出。因此，中美“共主”在價值與製度層麵的“共識”基礎必然是脆弱的，雙方無法提供更多具有共識性的新規則等“國際公共產品”。
很難找到共同接受的路徑
中美“共主”是單一製的“共主”，還是平行製的“共主”？這是在實踐層麵無法規避的問題。單一製的“共主”即中美在同一國際製度框架下合作領導，它既需要足夠的共識基礎，更需要地位的匹配。美國目前盡管需要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但同時又對中國國際影響力的增強充滿戒意，當然更不願意承認中國具有與其平等的地位，而中國也確實缺乏與美國實力匹配的國際地位，在主觀上也注意保留著與美國和西方的適當距離。中國與西方八國集團的關係生動體現了這一點。中國目前尚不是八國集團的成員，一方麵在於西方還不肯接受中國，另一方麵，八國集團西方主導的特性也使得中國麵臨身份困惑，並在是否融入的問題上采取審慎態度。
對於平行製的“共主”，筆者假設中美各自有自身領導世界的製度和軌道，在彼此認可的基礎上平行發揮對世界的領導作用。這種“共主”更缺乏現實的可能性，美國不會允許，中國在客觀上沒有能力，主觀上不會選擇。近年來，中國自主創立了一些國際平台如上海合作組織、中阿合作論壇、中非合作論壇，同時加大了對巴以問題、伊朗問題、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的參與程度，在我們看來，這是中國日益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體現，但在美國的保守主義勢力看來，卻是侵蝕美國的勢力範圍，威脅美國的全球利益乃至挑戰美國霸權，並以攫取資源為主要目的。這本身就反映了中美在國際製度領域的關係尚處在磨合期，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
建國以來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盡管發生了多次調整，並自１９７８年以來經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轉型，中國作為國際體係的積極融入者，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體係“造反者”和“革命者”的身份，並開始具備履行更多國際責任的意識自覺和行動自覺。但是，“獨立自主”無論是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價值基石，還是作為中國官方與學界的外交話語，從來都沒有貶值，變化的僅僅是如何根據形勢，與時俱進地理解和運用獨立自主。
在現實層麵，如何處理中國外交“自主”與中美“共主”的關係是無法規避的。舉例說來，霸權地位衰落後的英國對美國的外交目標與實踐或許可以用“共主”概念來概括。英國是有著自己深厚外交傳統的國家，並尤以“均勢外交”而著稱，但二戰後為了延續“帝國斜陽”，英國采取了追隨美國的“特殊關係”外交，不僅曾因此而被孤立於歐洲一體化進程之外，時至今日又由於片麵追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而使國際形象受損，並成為“政治神童”布萊爾首相政治生涯的最大敗筆。相反，法國戰後的獨立外交成為其大國複興戰略的最大亮點，奠定了其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核心地位，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堅決反戰者角色也使其得分頗多。中美“共主”如果成為一種話語乃至政策取向，不僅美國不一定買賬，周邊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會產生種種猜疑，中國民眾尤其是有長期“受害者心理”和反抗外侮傳統的民眾也很難接受，布萊爾的黯然離去就是生動的例證。
培育健康穩健的大國心態
在本質上，“共主”與“共治”的觀點反映了一種急於發揮中國對世界領導作用的不成熟的大國心態。筆者以為，在當下處在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關鍵時期的中國，在與國際體係的關係上，融入世界體係的過程還遠未完成，用西方的學術話語來說，中國仍然是一個後來的“學習”者，對於複雜的國際製度的理解、把握和駕馭的能力仍十分有限，甚至在許多領域還十分陌生。就自身的力量來說，中國遠不是一個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麵均擁有超群力量的綜合實力大國，為世界支付更多“國際公共產品”成本的能力還十分有限。就外交哲學和文化傳統而言，中國外交沒有“領導”和“主導”世界的傳統，今天也沒有這種欲望和企圖；就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的特殊性而言，中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世界影響也還有限，中國外交更為看重和強調的是不把某種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社會製度強加於人，也就是說我們自身的“製度產品”還缺乏國際性，也就難以供給他人。因此，無論是在全球層麵，還是地區層麵，中國與大國“共主”、“共治”世界萬萬不可成為中國外交的價值取向，同時更不要由此熏陶出一種急於發揮世界領導作用的大國國民心態。
受當代中國政治情境的影響，“大躍進”的思維模式仍會不時體現在國人對內外問題的認知上。“新國際主義”正成為時下外交學界的一個流行話語，但我們絕不需要那種超越國情的“大躍進”式的“國際主義”。
▲（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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