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辯手”在法國與西方偏見戰鬥
來源：中新網 時間：2008-4-26 9:30:36
中國駐法使館曲星公使（右側大屏幕顯示的人物）參加法國電視二台辯論的現場。（視頻截圖）
中新網4月25日電 據法國《歐洲時報》報道，從“3·14”西藏暴力事件，到巴黎奧運火炬傳遞，西方媒體空前團結起來，槍口一致瞄準中國，棄新聞理念和新聞道德如蔽履，赤裸裸地利用虛假新聞圍剿中國。此種行徑極大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特別是一直把西方作為榜樣的中國年輕人的感情。在這其中，為了顯示西方新聞的“公正”，他們也邀請部分中方人士參與辯論，這裏麵有資深媒體人士，也有中國駐法使館的官員，還有在法留學生，但在辯論會上他們無一例外處處受製，無法公平表達意見，記者為此特意采訪了他們中的一些人，讓他們現身說法，亮出西方新聞媒體所謂的“自由理念”。
“一個人的戰鬥”
中國上海《文匯報》駐法高級記者鄭若麟最近參加了除法國電視1台、2台、3台綜合台外的幾乎所有的法國視聽節目的辯論會，《歐洲時報》資深編輯董純參加了覆蓋法國、比利時、瑞士、加拿大法語國際電視台(TV5Monde)時事評論節目《報亭》的時事辯論會。中國駐法大使館公使曲星更是以使館官員身份參加了法國公營電視台法蘭西二台(FRANCE 2)3月27日西藏問題討論會。他們共同點都是：一個人的戰鬥。一位觀眾一針見血地指出：法國媒體與其說是讓他們發言，不如說是把他們當作審判的對象。
先看一看曲星公使麵對的陣勢：政府人權事務國務秘書拉瑪·亞德、前社會黨總理法比、主張抵製北京奧運會的田徑運動員協會代表和對中國抱有極深偏見的《解放報》主編約弗蘭，再加上操縱輿論的主持人：以一敵五。4月7日法國5台辯論節目《巴黎無聖火》上，鄭若麟一人麵對四人，董純4月13日在《報亭》參加的辯論會上共有一名主持人和五名外國駐法記者，而站在公正立場上的隻有一位非洲記者，等於也是一對四。從一開始，他們就處在這樣的陣勢中。
鄭若麟質問：在這樣的環境中，真話說一遍，謊話說五遍，你能記住哪一個？他告訴記者一個例子。他與法國人權事務國務秘書拉瑪·雅德和綠黨國會議員諾埃爾·馬梅爾那場電視辯論，在開始時，電視台通知他，隻有諾埃爾·馬梅爾一個人。鄭若麟知道該人是電視記者出身，能說會道，於是提出要求：你要給我們一樣的時間，雖然法語不是他的母語，語速較慢。電視台保證，一定給大家同等的時間。但就在節目錄製前半天，電視台打來電話，說人權事務國務秘書拉瑪·亞德要來，你還參不參加？鄭若麟考慮如果不去，就把整個話語權交出去了，要去，他要求要給他盡量多的時間，不然不公平。對方一口答應，但事實上15分鍾的節目，給鄭若麟的時間不足3分鍾。
在人數上占劣勢的同時，在話語權上也無法占主動。鄭若麟指出，主持人占有絕對的優勢，他知道要問你什麽，要把你導向哪裏，他總能找到一些你準備不到、很難應付的角度，最重要的是他掌控絕對話語權。他們會在節目中安排你最後說，而且在關鍵問題上打斷你，或轉移話題，或控製你的時間，或用手勢幹擾你的思路。重要的是給你戴帽子，例如說你是政府的代言人、被政府洗腦等等，以降低你話語的可信度。
3月27日，曲星公使參加的辯論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主持人嫻熟運用話語權的給予和轉換，讓提倡抵製北京奧運的人士充分表達意見，同時在順序上采用先在位政界人士、再在野政客、接著職業團體和媒體人士，這樣給人一種麵麵俱到、各界看法齊全的錯覺。既然他們都要求抵製北京奧運會，輿論就可一麵倒了。然後，讓曲星公使表態回答問題，卻不讓他說透，到關鍵時刻，予以打斷，使之無法完全表達自己的看法和觀點，給人以一種中國官方說法站不住腳的印象。
董純指出，新聞工作者的天職使我們不停息地追求真理，而有機會能在國際同行聚集的環境下展開辯論，實是幸運，自己堅信“兼聽則明”的道理，不僅個人孜孜以求，同時向身邊的記者朋友們介紹中國，希望自己的祖國能在“言論自由”的國度裏進一步獲得更多人的理解。然而事實遠非如此簡單。今天的西方媒體由於被金融利益集團收購，新聞界的所謂獨立言論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表麵上的自由言論實質掩蓋著根深蒂固的一言堂(la pensée unique)，正在往偏見執拗的死胡同裏越走越深。而形式繁多的傳媒工具並不能使公眾聽到更多符合實際的聲音。
事實上，討論會基調早已確定，主持隻是引導大家往其結論走，他們並不真正關心事實真相。他們提的問題就是一個陷阱，讓你處於被告的地位，無論你怎麽擺事實講道理，他們的根深蒂固的偏見不能扭轉。
鄭若麟在電視辯論過程中指出，真相是“漢人遭到少數犯罪分子的殘害”，於是議員先生便說他是“親政府的記者”；當記者批評對方偏聽達賴流亡政府一麵之詞時，法國人權國務秘書便質疑他為何不相信她得到的信息。但當記者請他們拿出“殘酷鎮壓”的證據時，卻沒有一個人能夠提供。鄭若麟一針見血指出：法國媒體上的喧囂底下，是可怕的“政治正確主義”的專製，是政客玩弄民意、操縱輿論的圖謀，而失去了話語權的法國普通公眾，則成為這場空前規模的輿論操縱的真正意義上的“犧牲品”。
董純女士在參加了十幾年的法國電視辯論後，深感偏見離謬誤隻一步之遠。她借用德國女哲學家漢娜·阿杭特話說：“當真相不被確認時，所謂的言論自由隻是一出鬧劇。”她表示，若非親身經曆，可能會天真地以為，在此地可以真正獲得“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言論權呢。
上海《文匯報》駐法記者鄭若麟在法國電視台數次參加辯論。（視頻截圖）
石頭裏噴出的火焰
盡管他們的話語權一再遭打壓，但是隻要他們一有機會，還是勇敢地麵對譏諷、擠壓、誤解和嘲笑，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盡量讓被蒙蔽的法國受眾知道更多的真相。
在與法國人權事務國務秘書拉瑪·亞德和綠黨國會議員諾埃爾·馬梅爾電視辯論時，按以往的經驗，鄭若麟深知，對方不會給他很多發言的機會，而且對於“為反對而反對”的政客，說服他們改變立場完全是徒勞，那麽他所做的就是，利用一切時間，說明事件的真相。因此，在辯論中，他堅持自己的思路，將自己所了解的西藏“3·14”真相講出來，雖然他的話屢次被打斷，還是頑強地講完。他描述了法國媒體避而不談的3月14日拉薩發生打砸搶燒暴力事件時在場的加拿大、瑞士、法國等國遊客所寫的“現場觀察”或“親曆”，以及被眾多媒體“忽略”的法新社的一則報道，一位名叫奧雷利安的法國遊客詳細描述了他所看到的騷亂分子如何殘忍殺害一名無辜過路青年的事實經過。節目播出後，一位家住裏昂的法國婦女千方百計找到鄭若麟的電話，就是想告訴他：她長期以來就是“藏獨”、“台獨”等的支持者，因為她並不了解事情的真相，現在她知道了事實的另一麵，她為自己過去的作為而羞愧。
法國人以其價值觀而自豪，很少顧及他國，甚至不屑一顧。董純談到，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從西方人的價值觀著手進行辯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先前的辯論中，董純曾試圖講述一些西藏曆史事實，對方根本不聽。她轉而問道，勃朗峰屬於法國嗎？答案當然是。那麽它從來就一直屬於法國嗎？答案當然不是，那是後來的事。董純指出，對。可是在勃朗峰還不屬於法國的時候，西藏就已經是中國的領土了。主持人語塞。談論到“3·14”事件，對方說中國政府“鎮壓”了。董純反駁說：你怎麽說是鎮壓？是“藏獨”分子挑起事端。對方說：“我們沒看見，你們不讓我們記者進去。”董純反駁：“你們沒有去，怎麽就說是鎮壓？西方不是崇尚尊重事實嗎？”對方啞口無言。
一位比利時觀眾在看了辯論直播後，給電視台寫信，指責他們阻止中國記者說話，以推論當事實，欺騙了法國公眾。“西方尊崇‘疑罪從無’，你們根本沒有看見中國犯罪，就給人家判了刑，這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嗎？”
號稱在北京奧運聖火來到巴黎時進行了“客觀報道”的《解放報》，在4月7日報道奧運時封麵大標題是“解放奧運”，頭版刊登著將奧運五環變成五個手銬的畫麵。在記者收看、收聽、閱讀的電視、電台、報刊上，到處販賣“手銬五環”的“記者無疆界”主席梅納爾無處不在，成了法國反對北京奧運的急先鋒。在這樣媒體一邊倒的情況下，西藏問題的真相根本就不可能為法國公眾所了解。而法國電視台處理畫麵時的裁剪方式令電視觀眾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為，4月7日的巴黎“全都是抗議者”。在一次電視辯論中，鄭若麟展示了他收到的一個法國電視觀眾自己製作的漫畫，上麵也是五個手銬，但銬住的卻是梅納爾、巴黎市長德拉諾埃等人，題目是《和平的敵人：巴黎；2008年4月7日：強盜無疆界組織》。當他在鏡頭前展示時，主持人立即說：“這是宣傳！”但問題是，“記者無疆界”組織將奧運五環扭曲成五個手銬，這難道就不是宣傳嗎？當鄭若麟反問對方時，對方啞口無言！“如果你也承認這同樣是宣傳，為什麽法國媒體如此廣泛地將‘記者無疆界’組織的這幅宣傳畫到處傳播呢？”這自然是一個法國媒體無法回答的問題，隻能“王顧左右而言他”。
對於中國人尊為英雄的保護聖火的殘疾人金晶，也成為法國媒體取笑的對象。在辯論中，電視台播放了一段錄像：金晶抱著火炬，在她前麵一米遠的地方，警察將搶奪火炬的“藏獨”分子撲倒。然後主持人就嘲笑說，這就是你們所尊崇的“英雄”，就是這樣保護火炬的。鄭若麟彬彬有禮地要求把電視片再倒回來，回到前麵警察逮捕“藏獨”分子之前。主持人說沒有了。鄭若麟說，就在這之前，這個人已經抓住火炬，並對金晶的身體進行了攻擊。主持人說：“沒有，我沒有看到。”鄭若麟指出，是，因為你們沒有拍，或者沒有播放出來，可是中國記者拍到了，並且現在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你怎麽會沒有看到？因為不符合你們的新聞標準。
董純認為，參加這樣的活動，一是讓人進一步認清了西方媒體的“客觀”和“自由”，了解了他們的操作方法，二是堅信登上這一講壇完全是值得的，因為記者麵對的是全球法語國家廣大的電視觀眾，為幫助他們了解中國，盡管任務十分艱巨，但“滴水穿石”，必有後效。
鄭若麟表示，他參加辯論、接受采訪，就要起到這樣幾個效果：一是要讓法國人知道，他們的媒體沒有說真話，在這樣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他們的媒體不老實；第二，讓他們看到一個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中國人形象，不是他們所宣傳的中國人窮凶極惡的樣子。相反，襯托出對方蠻不講理、自以為是、目空一切的狂妄。三是通過他們自己的表演，戳穿法國媒體的假自由、假公正。
資深媒體人董純經常出現在法國電視中，代表中國傳媒人發聲。
被挾持的法國民眾正在覺醒
正如中國記者所想，他們在電視台的表現正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到西方主流媒體的虛偽，越來越願意接近中國事實的真相。他們發現，一些普通法國人對中國懷有敵意，主要是受蒙蔽不了解中國，而他們是可以改變的。
在看了曲星公使舌戰群“儒”辯論的電視節目後，一位17歲的法國小姑娘憤怒地指出：“他們那麽多人圍攻一個人真可恥！更令人氣憤的是他們不讓那個中國大使館的人說話。他(指曲星)應該到人權法庭去告他們。”一位觀眾在看了這個節目後，來信指出：“這次法國電視二台的節目，顯示了西方媒體的一個重大缺失：這就是職業道德和操守的缺失。對一個問題不了解和不理解不要緊，可以通過報道討論來澄清。但如此一麵倒的傾向性，卻扼殺了事實的真相，誤導了公眾輿論。尤其是這樣的節目由法國重要的公營電視台法蘭西二台來播出，由大腕主持人阿萊特·莎伯主持，就更不一般。這樣的報道方式，很難說是民主國家應有的方式。在這次節目中，人們還嘲笑中國對媒體的管製，顯示法國媒體的自由，但這恰恰是個極大的諷刺：連對西藏問題不同的看法都不讓多說，哪裏還有媒體的公正？無獨有偶，最近以來，凡是有關中國的、華人的報道，法國和西方媒體不公正的地方數不勝數：從中國製造的商品、食品質量問題、到中國人消費影響西方物價的說法，以及“中國留學生等於間諜”到“華人黑手黨”等等，期間的報道又有哪些是經得起事實和時間檢驗的？”
鄭若麟參加各大電視台辯論後，他的電話與郵箱被一些熱情的不知名的法國觀眾打爆，手機一天要換幾次電池。在他與法國人權事務秘書拉瑪·亞德和綠黨國會議員諾埃爾·馬梅爾電視辯論後，一位網名為費尼毛爾的網友對法國媒體提出強烈質疑：“法國電視、廣播、報刊對這一事件的報道顯示出它們是受操縱的，建築在謊言的基礎之上的。這場針對中國的仇恨宣傳是如此虛偽，證明它是非常精心策劃和組織的，這些人隻字不提發生在西藏的真實情況，也不解釋西藏僧侶政權的真正目的……”隨後這位網友提供了所有他了解到的西方遊客和“最後一位留在西藏的”英國《經濟學人》記者所寫的所有文章的鏈接，要讓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觀眾貝諾瓦·卡紮班在給鄭若麟的一封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必須糾正這一切，你出現在電視上使真相得以重現，同時也使一邊倒的輿論重新略為平衡，因為從這一事件開始至今，法國媒體就缺乏職業道德。”
在看了他4月7日晚的電視節目後，一位名叫克洛德·朗格雷的法國人發來電子郵件，談到他是如何看待那一天發生的事的：“4月7日是奧林匹克運動最為黑暗的一天。這些職業挑釁者和跪倒在他們腳下的媒體精心策劃並毫不受懲罰地幹擾了聖火接力。”“請相信我，昨天這件事……遠不是如《解放報》等聲稱的是他們的一場勝利……因為隻要仔細看一看就知道，在聖火經過的全程，並沒有十幾萬人，僅僅數以千計而已；更何況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前來支持聖火的人。他們手持五星紅旗或奧運五環旗，他們才是大多數(就像在市政府前那樣)。所以，反對2008北京奧運的人僅僅幾百人而已……”
董純在參加完《報亭》節目，指出了3月14日西藏事件的真相後，一位加拿大電視觀眾在給她的信中說：“我十分氣憤地看到，中國記者被阻止澄清(西方)公眾如何被操縱、誤導的事實。而這正是引起西方抗議浪潮的原因所在。主持人藉口他的節目不是政治論壇因而打斷發言。有人聲言，如果確有輿論操縱，最好的辦法是讓外國觀察家進入西藏。我們要問，那是什麽‘觀察家’？是西方人民的真正代表呢，還是新聞販賣者？尚未了解真相便以先驗指控對方有罪的所謂記者能給公眾帶來什麽客觀公正的消息呢？”“媒體要塞給我們的就是西方報刊天天吹噓‘中國沒有’的這樣一種‘言論自由’嗎？”
董純告訴記者，從1996年起，她就參與該台電視辯論節目，這麽多年鼓舞自己堅持走下來的，正是這些電視觀眾。她收到很多電話和信件，都是對她表示支持的。曾有一位台灣觀眾給她寫信，表述他的興奮：“終於有中國人在法國的主流媒體上為我們中國說話了，講事實，我們為你鼓掌。”她好幾次走在路上，會有人突然對她說：“我看過你的節目，說得非常棒。”她覺得，我們要有耐心，把該說的話說出去，“潤物細無聲”。東方與西方的交往，相信通過對話能推動，用衝突的方法是解決不了的。
鄭若麟參加完法國有線電視四台的“晨間新聞”節目剛回到家，就收到了網友雅克·貝拉格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我想告訴你，若麟先生，‘晨間新聞’記者，以及大多數法國媒體的看法並不是大多數法國人的意見。法國人對有人將奧運會挾為‘人質’非常驚愕！現在在法國時髦的正是貶低你們的人民，我認為這是有組織的，而且醞釀已久。但請你相信，大多數法國人並不支持這種行為，相反，我們祝願奧運成功。這個世界並不十全十美，但我們拒絕由一小撮所謂的巴黎‘知識分子’來代替我們思想……”
來源：中新網 時間：2008-4-26 9:30:36
中國駐法使館曲星公使（右側大屏幕顯示的人物）參加法國電視二台辯論的現場。（視頻截圖）
中新網4月25日電 據法國《歐洲時報》報道，從“3·14”西藏暴力事件，到巴黎奧運火炬傳遞，西方媒體空前團結起來，槍口一致瞄準中國，棄新聞理念和新聞道德如蔽履，赤裸裸地利用虛假新聞圍剿中國。此種行徑極大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特別是一直把西方作為榜樣的中國年輕人的感情。在這其中，為了顯示西方新聞的“公正”，他們也邀請部分中方人士參與辯論，這裏麵有資深媒體人士，也有中國駐法使館的官員，還有在法留學生，但在辯論會上他們無一例外處處受製，無法公平表達意見，記者為此特意采訪了他們中的一些人，讓他們現身說法，亮出西方新聞媒體所謂的“自由理念”。
“一個人的戰鬥”
中國上海《文匯報》駐法高級記者鄭若麟最近參加了除法國電視1台、2台、3台綜合台外的幾乎所有的法國視聽節目的辯論會，《歐洲時報》資深編輯董純參加了覆蓋法國、比利時、瑞士、加拿大法語國際電視台(TV5Monde)時事評論節目《報亭》的時事辯論會。中國駐法大使館公使曲星更是以使館官員身份參加了法國公營電視台法蘭西二台(FRANCE 2)3月27日西藏問題討論會。他們共同點都是：一個人的戰鬥。一位觀眾一針見血地指出：法國媒體與其說是讓他們發言，不如說是把他們當作審判的對象。
先看一看曲星公使麵對的陣勢：政府人權事務國務秘書拉瑪·亞德、前社會黨總理法比、主張抵製北京奧運會的田徑運動員協會代表和對中國抱有極深偏見的《解放報》主編約弗蘭，再加上操縱輿論的主持人：以一敵五。4月7日法國5台辯論節目《巴黎無聖火》上，鄭若麟一人麵對四人，董純4月13日在《報亭》參加的辯論會上共有一名主持人和五名外國駐法記者，而站在公正立場上的隻有一位非洲記者，等於也是一對四。從一開始，他們就處在這樣的陣勢中。
鄭若麟質問：在這樣的環境中，真話說一遍，謊話說五遍，你能記住哪一個？他告訴記者一個例子。他與法國人權事務國務秘書拉瑪·雅德和綠黨國會議員諾埃爾·馬梅爾那場電視辯論，在開始時，電視台通知他，隻有諾埃爾·馬梅爾一個人。鄭若麟知道該人是電視記者出身，能說會道，於是提出要求：你要給我們一樣的時間，雖然法語不是他的母語，語速較慢。電視台保證，一定給大家同等的時間。但就在節目錄製前半天，電視台打來電話，說人權事務國務秘書拉瑪·亞德要來，你還參不參加？鄭若麟考慮如果不去，就把整個話語權交出去了，要去，他要求要給他盡量多的時間，不然不公平。對方一口答應，但事實上15分鍾的節目，給鄭若麟的時間不足3分鍾。
在人數上占劣勢的同時，在話語權上也無法占主動。鄭若麟指出，主持人占有絕對的優勢，他知道要問你什麽，要把你導向哪裏，他總能找到一些你準備不到、很難應付的角度，最重要的是他掌控絕對話語權。他們會在節目中安排你最後說，而且在關鍵問題上打斷你，或轉移話題，或控製你的時間，或用手勢幹擾你的思路。重要的是給你戴帽子，例如說你是政府的代言人、被政府洗腦等等，以降低你話語的可信度。
3月27日，曲星公使參加的辯論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主持人嫻熟運用話語權的給予和轉換，讓提倡抵製北京奧運的人士充分表達意見，同時在順序上采用先在位政界人士、再在野政客、接著職業團體和媒體人士，這樣給人一種麵麵俱到、各界看法齊全的錯覺。既然他們都要求抵製北京奧運會，輿論就可一麵倒了。然後，讓曲星公使表態回答問題，卻不讓他說透，到關鍵時刻，予以打斷，使之無法完全表達自己的看法和觀點，給人以一種中國官方說法站不住腳的印象。
董純指出，新聞工作者的天職使我們不停息地追求真理，而有機會能在國際同行聚集的環境下展開辯論，實是幸運，自己堅信“兼聽則明”的道理，不僅個人孜孜以求，同時向身邊的記者朋友們介紹中國，希望自己的祖國能在“言論自由”的國度裏進一步獲得更多人的理解。然而事實遠非如此簡單。今天的西方媒體由於被金融利益集團收購，新聞界的所謂獨立言論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表麵上的自由言論實質掩蓋著根深蒂固的一言堂(la pensée unique)，正在往偏見執拗的死胡同裏越走越深。而形式繁多的傳媒工具並不能使公眾聽到更多符合實際的聲音。
事實上，討論會基調早已確定，主持隻是引導大家往其結論走，他們並不真正關心事實真相。他們提的問題就是一個陷阱，讓你處於被告的地位，無論你怎麽擺事實講道理，他們的根深蒂固的偏見不能扭轉。
鄭若麟在電視辯論過程中指出，真相是“漢人遭到少數犯罪分子的殘害”，於是議員先生便說他是“親政府的記者”；當記者批評對方偏聽達賴流亡政府一麵之詞時，法國人權國務秘書便質疑他為何不相信她得到的信息。但當記者請他們拿出“殘酷鎮壓”的證據時，卻沒有一個人能夠提供。鄭若麟一針見血指出：法國媒體上的喧囂底下，是可怕的“政治正確主義”的專製，是政客玩弄民意、操縱輿論的圖謀，而失去了話語權的法國普通公眾，則成為這場空前規模的輿論操縱的真正意義上的“犧牲品”。
董純女士在參加了十幾年的法國電視辯論後，深感偏見離謬誤隻一步之遠。她借用德國女哲學家漢娜·阿杭特話說：“當真相不被確認時，所謂的言論自由隻是一出鬧劇。”她表示，若非親身經曆，可能會天真地以為，在此地可以真正獲得“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言論權呢。
上海《文匯報》駐法記者鄭若麟在法國電視台數次參加辯論。（視頻截圖）
石頭裏噴出的火焰
盡管他們的話語權一再遭打壓，但是隻要他們一有機會，還是勇敢地麵對譏諷、擠壓、誤解和嘲笑，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盡量讓被蒙蔽的法國受眾知道更多的真相。
在與法國人權事務國務秘書拉瑪·亞德和綠黨國會議員諾埃爾·馬梅爾電視辯論時，按以往的經驗，鄭若麟深知，對方不會給他很多發言的機會，而且對於“為反對而反對”的政客，說服他們改變立場完全是徒勞，那麽他所做的就是，利用一切時間，說明事件的真相。因此，在辯論中，他堅持自己的思路，將自己所了解的西藏“3·14”真相講出來，雖然他的話屢次被打斷，還是頑強地講完。他描述了法國媒體避而不談的3月14日拉薩發生打砸搶燒暴力事件時在場的加拿大、瑞士、法國等國遊客所寫的“現場觀察”或“親曆”，以及被眾多媒體“忽略”的法新社的一則報道，一位名叫奧雷利安的法國遊客詳細描述了他所看到的騷亂分子如何殘忍殺害一名無辜過路青年的事實經過。節目播出後，一位家住裏昂的法國婦女千方百計找到鄭若麟的電話，就是想告訴他：她長期以來就是“藏獨”、“台獨”等的支持者，因為她並不了解事情的真相，現在她知道了事實的另一麵，她為自己過去的作為而羞愧。
法國人以其價值觀而自豪，很少顧及他國，甚至不屑一顧。董純談到，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從西方人的價值觀著手進行辯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先前的辯論中，董純曾試圖講述一些西藏曆史事實，對方根本不聽。她轉而問道，勃朗峰屬於法國嗎？答案當然是。那麽它從來就一直屬於法國嗎？答案當然不是，那是後來的事。董純指出，對。可是在勃朗峰還不屬於法國的時候，西藏就已經是中國的領土了。主持人語塞。談論到“3·14”事件，對方說中國政府“鎮壓”了。董純反駁說：你怎麽說是鎮壓？是“藏獨”分子挑起事端。對方說：“我們沒看見，你們不讓我們記者進去。”董純反駁：“你們沒有去，怎麽就說是鎮壓？西方不是崇尚尊重事實嗎？”對方啞口無言。
一位比利時觀眾在看了辯論直播後，給電視台寫信，指責他們阻止中國記者說話，以推論當事實，欺騙了法國公眾。“西方尊崇‘疑罪從無’，你們根本沒有看見中國犯罪，就給人家判了刑，這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嗎？”
號稱在北京奧運聖火來到巴黎時進行了“客觀報道”的《解放報》，在4月7日報道奧運時封麵大標題是“解放奧運”，頭版刊登著將奧運五環變成五個手銬的畫麵。在記者收看、收聽、閱讀的電視、電台、報刊上，到處販賣“手銬五環”的“記者無疆界”主席梅納爾無處不在，成了法國反對北京奧運的急先鋒。在這樣媒體一邊倒的情況下，西藏問題的真相根本就不可能為法國公眾所了解。而法國電視台處理畫麵時的裁剪方式令電視觀眾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為，4月7日的巴黎“全都是抗議者”。在一次電視辯論中，鄭若麟展示了他收到的一個法國電視觀眾自己製作的漫畫，上麵也是五個手銬，但銬住的卻是梅納爾、巴黎市長德拉諾埃等人，題目是《和平的敵人：巴黎；2008年4月7日：強盜無疆界組織》。當他在鏡頭前展示時，主持人立即說：“這是宣傳！”但問題是，“記者無疆界”組織將奧運五環扭曲成五個手銬，這難道就不是宣傳嗎？當鄭若麟反問對方時，對方啞口無言！“如果你也承認這同樣是宣傳，為什麽法國媒體如此廣泛地將‘記者無疆界’組織的這幅宣傳畫到處傳播呢？”這自然是一個法國媒體無法回答的問題，隻能“王顧左右而言他”。
對於中國人尊為英雄的保護聖火的殘疾人金晶，也成為法國媒體取笑的對象。在辯論中，電視台播放了一段錄像：金晶抱著火炬，在她前麵一米遠的地方，警察將搶奪火炬的“藏獨”分子撲倒。然後主持人就嘲笑說，這就是你們所尊崇的“英雄”，就是這樣保護火炬的。鄭若麟彬彬有禮地要求把電視片再倒回來，回到前麵警察逮捕“藏獨”分子之前。主持人說沒有了。鄭若麟說，就在這之前，這個人已經抓住火炬，並對金晶的身體進行了攻擊。主持人說：“沒有，我沒有看到。”鄭若麟指出，是，因為你們沒有拍，或者沒有播放出來，可是中國記者拍到了，並且現在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你怎麽會沒有看到？因為不符合你們的新聞標準。
董純認為，參加這樣的活動，一是讓人進一步認清了西方媒體的“客觀”和“自由”，了解了他們的操作方法，二是堅信登上這一講壇完全是值得的，因為記者麵對的是全球法語國家廣大的電視觀眾，為幫助他們了解中國，盡管任務十分艱巨，但“滴水穿石”，必有後效。
鄭若麟表示，他參加辯論、接受采訪，就要起到這樣幾個效果：一是要讓法國人知道，他們的媒體沒有說真話，在這樣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他們的媒體不老實；第二，讓他們看到一個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中國人形象，不是他們所宣傳的中國人窮凶極惡的樣子。相反，襯托出對方蠻不講理、自以為是、目空一切的狂妄。三是通過他們自己的表演，戳穿法國媒體的假自由、假公正。
資深媒體人董純經常出現在法國電視中，代表中國傳媒人發聲。
被挾持的法國民眾正在覺醒
正如中國記者所想，他們在電視台的表現正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到西方主流媒體的虛偽，越來越願意接近中國事實的真相。他們發現，一些普通法國人對中國懷有敵意，主要是受蒙蔽不了解中國，而他們是可以改變的。
在看了曲星公使舌戰群“儒”辯論的電視節目後，一位17歲的法國小姑娘憤怒地指出：“他們那麽多人圍攻一個人真可恥！更令人氣憤的是他們不讓那個中國大使館的人說話。他(指曲星)應該到人權法庭去告他們。”一位觀眾在看了這個節目後，來信指出：“這次法國電視二台的節目，顯示了西方媒體的一個重大缺失：這就是職業道德和操守的缺失。對一個問題不了解和不理解不要緊，可以通過報道討論來澄清。但如此一麵倒的傾向性，卻扼殺了事實的真相，誤導了公眾輿論。尤其是這樣的節目由法國重要的公營電視台法蘭西二台來播出，由大腕主持人阿萊特·莎伯主持，就更不一般。這樣的報道方式，很難說是民主國家應有的方式。在這次節目中，人們還嘲笑中國對媒體的管製，顯示法國媒體的自由，但這恰恰是個極大的諷刺：連對西藏問題不同的看法都不讓多說，哪裏還有媒體的公正？無獨有偶，最近以來，凡是有關中國的、華人的報道，法國和西方媒體不公正的地方數不勝數：從中國製造的商品、食品質量問題、到中國人消費影響西方物價的說法，以及“中國留學生等於間諜”到“華人黑手黨”等等，期間的報道又有哪些是經得起事實和時間檢驗的？”
鄭若麟參加各大電視台辯論後，他的電話與郵箱被一些熱情的不知名的法國觀眾打爆，手機一天要換幾次電池。在他與法國人權事務秘書拉瑪·亞德和綠黨國會議員諾埃爾·馬梅爾電視辯論後，一位網名為費尼毛爾的網友對法國媒體提出強烈質疑：“法國電視、廣播、報刊對這一事件的報道顯示出它們是受操縱的，建築在謊言的基礎之上的。這場針對中國的仇恨宣傳是如此虛偽，證明它是非常精心策劃和組織的，這些人隻字不提發生在西藏的真實情況，也不解釋西藏僧侶政權的真正目的……”隨後這位網友提供了所有他了解到的西方遊客和“最後一位留在西藏的”英國《經濟學人》記者所寫的所有文章的鏈接，要讓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觀眾貝諾瓦·卡紮班在給鄭若麟的一封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必須糾正這一切，你出現在電視上使真相得以重現，同時也使一邊倒的輿論重新略為平衡，因為從這一事件開始至今，法國媒體就缺乏職業道德。”
在看了他4月7日晚的電視節目後，一位名叫克洛德·朗格雷的法國人發來電子郵件，談到他是如何看待那一天發生的事的：“4月7日是奧林匹克運動最為黑暗的一天。這些職業挑釁者和跪倒在他們腳下的媒體精心策劃並毫不受懲罰地幹擾了聖火接力。”“請相信我，昨天這件事……遠不是如《解放報》等聲稱的是他們的一場勝利……因為隻要仔細看一看就知道，在聖火經過的全程，並沒有十幾萬人，僅僅數以千計而已；更何況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前來支持聖火的人。他們手持五星紅旗或奧運五環旗，他們才是大多數(就像在市政府前那樣)。所以，反對2008北京奧運的人僅僅幾百人而已……”
董純在參加完《報亭》節目，指出了3月14日西藏事件的真相後，一位加拿大電視觀眾在給她的信中說：“我十分氣憤地看到，中國記者被阻止澄清(西方)公眾如何被操縱、誤導的事實。而這正是引起西方抗議浪潮的原因所在。主持人藉口他的節目不是政治論壇因而打斷發言。有人聲言，如果確有輿論操縱，最好的辦法是讓外國觀察家進入西藏。我們要問，那是什麽‘觀察家’？是西方人民的真正代表呢，還是新聞販賣者？尚未了解真相便以先驗指控對方有罪的所謂記者能給公眾帶來什麽客觀公正的消息呢？”“媒體要塞給我們的就是西方報刊天天吹噓‘中國沒有’的這樣一種‘言論自由’嗎？”
董純告訴記者，從1996年起，她就參與該台電視辯論節目，這麽多年鼓舞自己堅持走下來的，正是這些電視觀眾。她收到很多電話和信件，都是對她表示支持的。曾有一位台灣觀眾給她寫信，表述他的興奮：“終於有中國人在法國的主流媒體上為我們中國說話了，講事實，我們為你鼓掌。”她好幾次走在路上，會有人突然對她說：“我看過你的節目，說得非常棒。”她覺得，我們要有耐心，把該說的話說出去，“潤物細無聲”。東方與西方的交往，相信通過對話能推動，用衝突的方法是解決不了的。
鄭若麟參加完法國有線電視四台的“晨間新聞”節目剛回到家，就收到了網友雅克·貝拉格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我想告訴你，若麟先生，‘晨間新聞’記者，以及大多數法國媒體的看法並不是大多數法國人的意見。法國人對有人將奧運會挾為‘人質’非常驚愕！現在在法國時髦的正是貶低你們的人民，我認為這是有組織的，而且醞釀已久。但請你相信，大多數法國人並不支持這種行為，相反，我們祝願奧運成功。這個世界並不十全十美，但我們拒絕由一小撮所謂的巴黎‘知識分子’來代替我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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