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崛起的中國如何處理與霸權國家的關係
來源：來源：《國際觀察》2008年第1期 時間：2008-4-3 17:48:11
作者：葉自成 王日華
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從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角度來說，很大程度上牽涉到崛起國和霸權國的關係。中國能不能實現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也主要取決於如何認識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關係。
一、崛起國與霸權國
作為一個和平發展的大國，中國現在的角色通常被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解讀為崛起國。和平發展的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也被解讀成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關係。
在日常漢語中，崛起一般指的是“突起”或“興起”。[1] 從含義上看，崛起是一種上升，但不是一般的上升，而是一個存在明顯落差的上升，即從平地突然很明顯地上升到一個很高的高度。崛起也是一種發展，但不是一般的發展，而是一種在短期內快速的量的增加，或者說從無到有並且增加到巨大規模的數量。崛起意味著給人一種明顯而震撼的感覺。在漢語語言中，崛起既是一個動詞，也是一個名詞，既指一種“突起”或“興起”的過程，同時也指代一種“突起”或“興起”的結果。在英語中，崛起（rise）的含義與漢語大致相同，是指從較低級別或位置快速上升到較高的級別或位置。[2] 然而，英語中的崛起不像漢語中的那樣含有強烈的短時間限製和快速度要求及其所產生的鮮明的震撼感。因此，在西方國際政治學術界，很少有學者把崛起作為一個專門的學術概念來進行定義和研究。然而，在中國國際政治學術界，對崛起的定義和研究則是方興未艾。
國內學者主要從權力的角度定義崛起。這些學者認為，崛起“是指一個大國的綜合實力快速提高並對世界力量格局、秩序和行為準則產生重大影響的過程，全部過程的完成就是崛起的最終結果”，把崛起看作“一個大國與其他大國的相對綜合實力差距快速縮小或者拉大，並對世界力量格局、國際秩序和國際行為準則產生重大影響的過程”。[3] 還有的學者把崛起界定為“體係大國相對實力持續增長，接近並超過體係霸權的過程”，並為此提出了具體的量化標準，即相對實力達到霸權國的40%之後，相對實力持續增長，進入體係大國前三位，期間相對實力達到霸權國80%以上的時間持續至少10 年以上。[4] 另一位學者提出了四種不同形式的崛起，他認為，崛起是相對權力的提升，共有四種類型：[5]（1）“崛起”並不意味著成為世界性的超級強國，而是成為地區性強國；（2）世界上有若幹實力相當的“超級強國”，一個或數個普通國家“崛起”，與那些超強平起平坐；（3）世界上有兩大實力相當的“超級強國”，一個或數個普通國家“崛起”，與兩大超強平起平坐；（4）世界上隻有一個“超級強國”，一個或數個普通國家“崛起”與獨霸世界的國家平起平坐。
本文作者認為，崛起至少同時具有三個基本特征：（1）崛起是一個權力相對增加的進程；（2）崛起具有明確的起點和終點；（3）崛起含有時間和速度要求，即崛起要求時間短，速度快。
崛起指的是以國家絕對實力為基礎的相對權力的增加。這種增加從總體趨勢上是持續上升的，但是也不排除短暫的停緩。權力包含兩個方麵：一是絕對權力 (absolute power)，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綜合實力，是“國家所能獲得的特殊資產或物質資源”。[6] 可以通過選取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具體指標來進行測量；二是相對權力(relative power)，即根據自己的意願影響其他國家行為的能力。[7] 相對權力是一種社會關係，隻存在於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國家之間。[8] 相對權力就好比上下級關係，上級有權命令下級。絕對權力是相對權力的基礎，相對權力是絕對權力的體現。相對權力增加就意味著四種情況：（1）A 國權力增加快於其他國家；（2）A 國權力增加，其他國家權力減少；（3）A 國權力不變，其他國家權力減少；（4）A 國權力稍微減少，但是其他國家權力大幅度減少。如冷戰後期，美國相對實力也在衰落，但是蘇聯的衰落速度遠遠超過美國並最終解體，從而使得美國一躍而成為全球霸主。
崛起指的是向國際體係中的大國或者霸權國方向發展的進程。崛起既是一個進程，同時也是一個結果，因此，崛起具有明確的起點和終點。崛起包含兩種進程：（1）從中小國家或者地區強國到大國的進程：中小國家/地區強國—→大國。這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即從非大國到大國的進程，這其中也許包含從體係外國家進入國際體係核心區或者從體係邊緣區進入到核心區的曆程；（2）從大國到霸權國的進程：大國—→霸權國，這是一國超越對手、一枝獨秀的進程，崛起的起點是一般性的大國，終點是霸權國。因此，崛起結果就是成為大國或者霸權國。
崛起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絕對實力向國際影響力轉變的過程。一般來說，國家總是先發展絕對實力，然後才會通過積極的外交政策使得絕對實力轉變為國際影響力。然而，這個轉變的過程並不是絕對的。在國際關係史上，也存在一個國家通過積極有效的外交政策，從而使得該國的國際影響力超出了其實際擁有的絕對實力。大國在絕對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方麵發展並不總是保持邏輯上的協調和均衡。由於國際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交決策及其執行效果的影響，因此，大國會出現絕對實力很強或者某一種絕對實力要素很強，但國際影響力有限的局麵。據此，崛起還存在下列兩種進程：
（1）大國（弱實力強影響力）—→大國（強實力和影響力）；
（2）大國（弱影響力強實力）—→大國（強實力和影響力）。
綜合來看，大國崛起有三種類型：（1）中小國家/地區強國—→大國；（2）大國（弱）—→大國（強）；（3）大國—→霸權國。（1）和（2）兩種崛起類型都是以大國為目標，而不是國際政治結構中的最高權力，本文稱之為有限崛起；第（3）種崛起旨在追求國際政治結構中至高無上的權力，本文稱之為無限崛起。
崛起包含著強烈的時間和速度要求並產生由此帶來的顯著效果和震撼。崛起本質上是一種增長，但是崛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增長，而是指短期內快速的增長。時間限製和速度要求是聯係在一起的。從普遍意義上講，在絕大部分曆史進程中，每個國家的絕對實力都在增長，但是這種普通意義上的緩慢增長並不是崛起。正如同一個方向上的慢走和快跑一樣，從形式上看，二者都在前進，但是慢走顯然不是崛起，而快跑則有可能是崛起。崛起的速度要求本質上也是一種相對速度。相對速度同樣具有四種情況：(1)A 國發展正增長速度快於其他國家；(2)A 國發展速度正增長，其他國家發展速度是負增長；(3)A 國發展速度為零，其他國家發展速度為負增長；(4) A 國發展速度負增長小於其他國家的負增長。
本文把崛起定義為一個國家在較短期內，國家相對權力快速增加到大國或者霸權國層次以及大國相對權力向均衡發展的進程和結果。中國的和平發展包含有這樣的崛起的含義。在某種意義上說，大國尤其是霸權國也代表了國際環境的主要部分。無論是我們所說的國際環境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軍事環境還是文化環境，都無一不與這些大國和霸權國發生直接和緊密的關係。因此，中國和平發展與國際環境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中國與現存的大國尤其是霸權國的關係。
所謂霸權國，在不同的語言體係中有不同的意義。在當代漢語中，霸權用在國際政治宣傳上是一個貶義詞。霸權就是“國際關係上以實力操縱或控製別國的行為”，[9] 一般稱之為霸權主義，新中國政府明確表示反對霸權主義，永不稱霸。
在英語中，霸權（Hegemony）是一個中性詞。霸權就是一國對其他國家的領導（leadership）、主導(dominance)或者控製 (control)。[10] 在西方國際政治學術著作中，霸權國也被寫作主導國（dominant power）、最強國（predominant power/preeminent power）或領導國（leading power /leadership/world leadership）。為便於學術討論，在本文中統一表示為霸權國。
一部分西方學者從戰爭能力的角度來定義霸權國。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認為，“霸權是指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統治體係中所有其他國家。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具有能承受起與之進行重大戰爭的資本。實質上，霸主是體係中的惟一大國。”他認為世界上不可能出現全球霸權國，19 世紀的英國也不算是霸權國。[11] 約菲（Josef Joffe）則進一步提出，“霸權國家的界定可以分為兩個條件：第一，它應該能夠抵擋所有的挑戰者，不管它們是單獨還是聯合起來進行挑戰；第二，擁有足夠的威懾力和充裕的可用權力。”[12] 米爾斯海默把霸權國和全球霸主等同起來，約菲則進一步認為霸權國是絕對的全球霸主。米爾斯海默和約菲把標準定得太高，以致於霸權國實際上並不存在於現實的國際政治中。從世界地理範圍和一個國家所能控製的資源來看，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絕對控製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也不可能獲得應付全球共同挑戰的絕對實力。
大部分學者都從權力和資源的角度來定義霸權國。一些中國學者認為，霸權國是指“在軍事、政治、經濟以及自然資源等方麵具有壓倒別國優勢的國家”。[13] 帕赫（Robert Pahre）將國家資源和國內生產總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在世界上所占份額看作霸權國的基本指標。[14] 擁有資源並不等於就一定擁有了權力，羅伯特·達爾（Robert A. Dahl）在界定權力概念的時候首先批判了把資源和權力混淆起來的觀點。[15] 國家實力有潛在權力和實際權力之分，隻有積極參與國際體係活動，把實力轉化為國際影響力，實力才能成為國際政治中的權力。還有的中國學者認為“霸權係統中最具實力和影響力的國家是霸權國”。[16] 戈登斯坦（Joshua S. Goldstein）認為霸權國就是擁有最強大的軍事、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國家。[17] 吉爾平（Robert Gilpin）、基歐漢（Robert Keohane）、約瑟夫·奈（Joseph S. Nye）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主要從控製力方麵來定義霸權和霸權國。吉爾平認為霸權國就是國際體係中控製或者統治該體係內比較弱小國家的國家。[18] 基歐漢和奈認為霸權國就是指“一個國家是足夠強大的，能夠維持管理國家間關係的基本準則，而且它願意這樣去做”。他們明確表示，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賴的時代，軍事力量是次要的，經濟的重要性超過了軍事。[19] 因此，霸權就是指一個國家必須能夠自由使用關鍵的原料，控製主要的資本來源，維持龐大的進口市場，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產上擁有比較優勢。[20] 沃勒斯坦表示，霸權既是指世界經濟體係中的中心地位，同時還可以解釋為一種形勢，即占有生產優勢，並成為自由的世界市場的最大受惠者。[21] 沃勒斯坦進一步指出，國際體係中的霸權是指在持續對峙的所謂大國（great powers）中，形勢是如此的不平衡以致於某一個大國（power）成為實際上的第一元首（primus inter pares，原指擁有古希臘最高統治權的元老院中的“第一元老”或者說“首席元老”，現在一般指代同輩中的長者，同層級中的首領），這個大國大體上可以把它自己的規則和意願強加於國際體係中的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甚至是文化領域，至少是在這些領域中擁有實質上的否決權。[22] 霸權國的控製力與國際體係聯係在一起，並且以國家實力為基礎。
還有部分學者在概念上做了進一步補充，從製度和觀念等非物質層麵來定義霸權。馬斯坦杜諾（Michael Mastanduno）認為，霸權具有物質和非物質兩個側麵，霸權就是“擁有在物質資源上的優勢，具有社會目標，能夠控製對於統治國來說十分重要的國際結果，並獲得體係中其他國家某種程度上的認可和接受”。[23] 應該說，國際承認是霸權國的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霸權國完全依靠權力去迫使國際承認，因為其他國家別無選擇。科克斯(Robert W.Cox)借鑒了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概念，[24] 提出了霸權的權力、觀念和製度三要素，即“物質權力的分配格局，世界秩序的主導集體概念（包括一定的規範），一組以具有某種普遍意義的方式治理世界的製度”。[25] 科克斯的觀念因素也是一種認同，包括霸權國的自我認同和國際社會中的他者認同。
從國際體係的結構框架下理解霸權國，霸權國就是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在國際體係結構中位居第一並且在國際體係核心區或大國體係中發揮最重要國際影響力的國家。
因此，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國際環境的關係，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說，其本質就是一個新興的快速成長的大國如何處理與現存的國際體係、國際秩序的關係，而現有的國際體係和國際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現有的世界主要國家，尤其是所謂“霸權國”來主導的。
大國是國際社會的主角，大國關係是國際政治的主要內容。大國是國際社會的主要參與者，大國不僅關心本國內部和周邊的事務，而且關心遙遠的世界事務。大國是國際社會的主導者，它們製定了一係列的國際規範，組建了主要的國際組織並領導和控製著這些組織的運行和規範的修改。大國影響著國際體係中其他國家的命運，有時候是直接決定了其他國家的存亡。因此，大國是國際政治的基本分析單位，“國際政治理論，如同國際政治曆史一樣，是根據某一時期的大國來書寫的。” [26] 國際政治的本質就是研究國家之間關係及其相互影響，大國關係是其主要內容。大國關係構成了國際體係的基本結構，大國關係的變化就是國際體係的變化。大國關係的變化決定了世界秩序的和平與穩定。
大國的興衰成敗引起大國關係的跌宕起伏，導致了國際體係的穩定與變遷。世界處在永恒的發展變化之中，大國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大國興衰引起大國關係的分化組合，導致了國家之間盟友和對手的變化以及國際局勢的轉換。大國關係的變化孕育著國際社會的和平與戰爭。霸權戰爭的結果必將進一步調整國際體係的基本結構，推動國際體係的變遷，並開啟新一輪大國興衰和體係變遷的序幕。
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關係是大國關係的核心。國際體係變遷的本質就是霸權的轉移和大國在國際體係權力結構中的重新排列與組合。霸權不可能永駐，霸權國的地位遲早會被新興的崛起大國所取代。崛起國堅持以霸權為目標，霸權國則始終緊盯著任何一個可能的挑戰者，其中，“最強大的挑戰國無疑是霸權國極度重視的國家。” [27] 崛起國為獲得霸權而不斷積聚能量，霸權國則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霸權地位，力圖最大限度地延續這種霸權地位。崛起國與霸權國的競爭與對抗是國際政治鬥爭的軸心，絕大部分國際政治活動都圍繞著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鬥爭而展開，國際社會的絕大部分國家都會受到崛起國與霸權國關係的影響。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和平與戰爭是國際體係穩定與變遷的保障，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權力轉移是國際體係變遷的基本標誌。因此，國際體係中最主要的關係就是霸權國與挑戰者之間的關係。 [28]
由此可見，中國和平發展與國際環境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國與世界上主要國家的關係，尤其是與霸權國關係。
換言之，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中國與其他大國的關係並不是中國和平發展與國際環境這一課題的全部內容，但卻是其中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內容。
二、衝突與戰爭：西方多數崛起國與霸權國關係的主題
從這一角度來看西方的大國發展與國際環境的關係，主要也是西方的崛起國與當時的霸權國和其他大國的關係。
大國發展或大國的崛起是考察崛起國與霸權國關係的一個起點。崛起意味著一個大國興起，同時也意味著其他大國相對衰落。關於大國興衰的探討最著名的當屬保羅 ·肯尼迪（PaulKennedy）的研究，肯尼迪從曆史的角度，係統考察了500 年間大國的興衰曆程以及興衰過程中，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戰爭。[29] 阿什利（Richard K. Ashley）、羅伯特·諾思（RobertNorth）和納茲勒·舒克瑞（Nazli Choucri）從研究國內發展與國際戰爭的聯係出發，提出國家成長或者經濟增長本身導致了擴張、競爭、對抗、危機、衝突乃至戰爭。[30]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大國崛起頻頻引發大國戰爭。尤其是在近代西方國際體係中，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意大利、奧匈帝國等在其大國的崛起過程中，都引發了大量的戰爭，有的通過戰爭取代了先前的霸權國，而有的則沒有那麽幸運。根據傑克·列維（Jack S.Levy）的統計，僅僅在1495-1975 年間，共發生了119 次大國戰爭，卷入戰爭的大國占全部參戰國家的75%，而從時間上看，在此期間大國有60%的時間都在進行著相互廝殺。[31] 在這些大國戰爭中，崛起大國與霸權國同時參加對立雙方作戰的戰爭有64 次，占全部大國戰爭的54%。僅以法國為例，作為“永遠的挑戰國”，法國參加了最近500 年來歐洲戰場上2600次戰爭中的一千多次戰爭，占戰爭總數的47%。[32]
當代國際政治理論普遍認為大國崛起與大國戰爭之間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係，在這一點上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保持高度的一致。現實主義認為，大國崛起引起了大國之間的權力變動，威脅霸權國的地位和其他國家的安全，從而引發安全困境和大國間先發製人或者預防性的戰爭。自由主義則從經濟要素的角度出發，提出大國崛起引發一係列的資源、貿易、金融和價格經濟要素的變動，在經濟繁榮時期、通貨膨脹時期或者經濟蕭條時期，大國戰爭就會隨之而來。這兩種理論還進一步指出，大國崛起與大國戰爭不僅互為因果，而且在國際政治中循環出現，並呈現一定的周期性規律。
戈登斯坦：霸權國、挑戰國和霸權戰爭[33]
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從全球政治的係統模式角度，提出了地理大發現以來出現了五個霸權周期（見下表）。葡萄牙、荷蘭、英國和美國是霸權國，其中英國霸權維持了兩個周期；相應的挑戰國是西班牙、法國、德國和蘇聯，其中法國兩次作為挑戰國出現。莫德爾斯基把海權作為霸權國的主要衡量指標。霸權和大國的標準是在霸權戰爭中“作為獨立國家的存在和相對海軍實力的程度”。[34]
莫德爾斯基：全球政治的霸權國、挑戰國和霸權周期[35]
根據辛格（David Singer）等人的統計，1816-1965 年間共爆發各類國際戰爭93 次，其中辛格等人定義的大國戰爭有30 次，約占全部國際戰爭總數的32%。在1816-1965 年的150年曆史中，隻有24 年沒有出現國際戰爭。也就是說，在這段時間裏，和平的時間不到五分之一，而國際戰爭的時間則占全部曆史過程的84%。
1865-1945 年間大國戰爭
從統計結果來看，1865 至1945 年間，共發生大國戰爭8 次，約占全部58 次國際戰爭（辛格等人的統計數據）的14%。在此期間的81 年中，共有28 年時間存在過大國戰爭，約占整個時段的35%。從參加戰爭的範圍來說，這段時間內所有的大國和霸權國都參加過大國戰爭。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直接進行對抗的大國戰爭有三次：一戰、二戰、協約國幹涉俄國的戰爭，其中，一戰和二戰是崛起國主動引發的戰爭，而俄國戰爭則是霸權國主動進攻引發的戰爭。崛起國與霸權國戰爭占這一時期大國戰爭的50%。
三、中國的和平發展：崛起國與霸權國關係的新模式
所以，從西方的大國崛起與霸權國的關係來看，大規模戰爭是二者關係的主線。因此，西方學者從過去的西方曆史來看一個新興的大國與霸權國的關係，多半會得出二者必然發生衝突和戰爭的悲觀結論。他們也會傾向於以此推論說，中美之間必有一戰。
但是，所有上述那些從西方曆史來推論中國不可能和平發展的觀點都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即把西方的曆史邏輯演繹到中國身上，而忽略了一個根本不應該忽略的重大問題，即中國是一個具有幾千年曆史文化的獨特的東方國家，這個國家的曆史既與西方的曆史大不相同，也與日本等東方國家有重大的區別。恰恰是這一點決定了中國和平發展的本質，也決定了中國和平發展與國際環境關係的主要方麵。
西方國家中的大國之間的戰爭，尤其是新興的崛起國與霸權國的戰爭，歸根到底是為了爭奪權力或所謂絕對安全、絕對利益和霸權而引起的。
西方的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大國興起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持權力、增加權力或者顯示權力。大國崛起一般都會導致大國戰爭，因為 “一國權力的增加將會引起另一國權力至少同種程度的增加”，其結果是要麽有關國家都停止增加權力，要麽就是“一國已經贏得或者自信自己贏得對於另一國的決定性優勢，然後就是弱者屈服於強者，或者由戰爭解決問題”。[36]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最終關心的並不是權力，而是安全。沃爾茲（Kenneth N. Waltz）明確指出，大國崛起隻能依靠戰爭。因為通往大國俱樂部的阻力太高，“除了戰爭以外，某一大國權力的經濟基礎以及其他方麵的基礎的變化速度並不比另一大國快多少。在短期內，經濟增長率的差距不足以使各國地位發生重大而穩定的變化。”[37]
新古典現實主義認同古典現實主義關於國家追求權力的假設，同時借鑒了新現實主義的結構理論。米爾斯海默強調國際結構鼓勵國家追求權力。每個國家壓倒一切的目標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權力，它們的最終目標是成為霸主，即體係中惟一的大國。整個世界充斥著這永久的大國競爭，大國戰爭的危險時時縈繞在大國之間，這就是“大國政治的悲劇”。[38] 隻要把新現實主義結構圖中的“安全”替換成“權力”就成為了進攻性現實主義關於大國戰爭的因果結構圖。
而中國的和平發展在許多方麵都與西方的大國興起過程有重大的不同。
1. 中國的和平發展不以單方麵追求本國的權力為目的。中國並不認為現在的大國關係是一種零和遊戲，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影響力的快速增加並不必然導致其他大國的影響力的下降，中國主張與他國共同發展，正如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的，中國主張“共同分享發展機遇，共同應對各種挑戰，……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在實現本國發展的同時兼顧對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正當關切，”“中國決不做損人利已、以鄰為壑的事情。”[39]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持續20 多年的快速發展，帶動和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世界許多國家已經從中國的和平發展中受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發動機之一，中國2005、2006 年的經濟增長為世界經濟發展率提供了17%的貢獻，東盟和許多國家從與中國的貿易中得到大量的經濟利益。此外，與中國的和平發展同時出現的還有俄羅斯、印度、巴西以及東亞國家的快速發展。至於西方大國經濟中出現的某些問題，主要應從西方經濟結構本身中尋找原因，而不能歸之於中國經濟發展太快、中國貿易順差太多或人民幣估值太低等原因。
2. 中國的和平發展並不追求所謂的絕對安全，中國奉行共同安全的新型安全原則。在西方大國戰爭史上，正是由於新興的大國謀求追求自己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不斷擴軍備戰，從而導致其他國家的疑慮和恐懼，也不得不采取相應的防範措施，這大大提升了軍事對抗的緊張度，許多戰爭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
與西方的新現實主義分析不同，中國反對國際關係中美國奉行的絕對安全觀念，反對美國在追求絕對安全過程中推行的所謂先發製人、建構國家戰略導彈防禦體係和戰區防禦體係的做法，並不認為隻有自己保持絕對的實力優勢中國才能得到安全。相反，中國主張，“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型安全架構。”[40]中國在和平發展過程中，采取的戰略方針是優先發展經濟和優先解決國內問題的原則，中國國防現代化的發展雖然也有很大提高，但相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速度來說是很滯後的；中國相對於其他西方大國的現代化軍事水平來說也是較落後的；從1979 年到1987 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員額由423.8 萬減到323.5 萬。至1990 年，全軍總員額減到319.9 萬，共裁減103.9 萬；1997 年，中國決定在三年內再次裁減軍隊員額50 萬，使中國軍隊降至250 萬的水平；2003 年9 月，中國決定在兩年內再裁減軍隊員額20 萬，使軍隊總規模降至230 萬。與此同時，中國國防費用，一方麵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和發展，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中國的國防現代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另一方麵，中國的軍費規模和水平又控製在一定的水平上，並沒有把國防建設放在最優先的位置上。“中國一貫控製國防費規模，按照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合理安排國防費，改革開放以來，為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中國政府嚴格控製國防支出。1979年到2004 年，中國國防費用占同期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總體呈下降趨勢，1979 年為17.3%，2004 年為7.76%，下降近10 個百分點。”“2004 年，中國的國防費用為2199.86 億元人民幣（折合美元為265.79 億美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分別為1.61%和7.76%。2004 年中國的國防費用僅相當於美國的5.77%、英國的41.03%、法國的75.65%、日本的63.97%。2005 年，中國的年度國防費預算為2477.56 億元人民幣。”[41]
3. 西方曆史上的大國戰爭往往都是由於爭奪勢力範圍而引發的。在西方近代史上，引發大國間戰爭的主要原因，往往與爭奪利益範圍相關，它們爭奪亞非拉落後國家的領土、市場、原料，為了保證不在瓜分世界利益範圍的進程中落後，它們又往往把一些小國、弱國拉在一起，形成所謂的被保護國；同時，西方大國間的軍事聯盟集團政策，也是引發戰爭的重要原因。而中國和平發展堅持的基本原則是與世界各國進行全方位的合作，但中國不與任何國家結成排他性的、針對第三國的軍事聯盟，中國堅持不結盟的方針，這就大大避免了西方曆史上那種大國之間的軍事結盟引發戰爭的可能性；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小國、弱國的關係，也沒有西方曆史上那種大國與被保護國、附屬國、勢力範圍的關係，中國奉行與所有國家無分大小一律平等相待的方針，不把任何國家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也就沒有西方大國史上那種為爭奪勢力範圍而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4. 最關鍵的一點是，西方大多數新興大國都試圖爭奪霸權，而爭奪地區霸權和世界霸權成為引發大國戰爭的基本因素。曆史上，西班牙與荷蘭、英國與西班牙、德國與奧匈帝國、英法集團與德奧集團，英法美與德意日等國家和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爭，無不是圍繞維持和爭奪地區和世界霸權展開的。而中國和平發展過程中處理與國際環境關係的一個最基本的國策就是反霸但不稱霸、不爭霸，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永遠不稱霸是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即定國策。“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42]中國在曆史上曾經最強盛的時候，沒有在東亞和世界稱霸，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體係和歐洲國際體係有重大的區別；中國現在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稱霸不稱霸的問題，但中國即使將來強大起來，也決不會像西方曆史上曾經有的那些崛起國一樣，為了實現自己的霸權而與當時的霸權國發生戰爭。中國的不稱霸原則，既是中國和平發展進程的基本指向，也是避免與其他大國和霸權國發生大規模衝突和戰爭的基本因素。
當今中國和平發展與國際環境的最關鍵的關係是如何處理中美關係。而正是在這一方麵，中國作為崛起國和美國作為霸權國的關係，出現了人類有史以來最複雜的局麵。中美關係似敵似友，非敵非友，可敵可友，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總的方向是中美關係出現了朝著穩定的對話和合作夥伴關係發展的趨勢。
正如老布什所說，“中國的領導人製定了非常有建設性的措施，現在是美中關係在曆史上最好的時期，現在的布什總統對中國的感情也非常好，他非常重視美中關係，也認為美中關係處於曆史上最好的時期，但他也認為兩國關係有更大的改善空間。我認為美國希望看到一個穩定、繁榮的中國，一個以鄰為友的中國，這符合美國的利益，我相信這個事實在未來幾十年都不會改變。現在已經是21世紀，很顯然會有新的地緣政治現象發生，但我認為美中關係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對於世界安全局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兩國關係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的波折，雖然道路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曆史也告訴我們，美中兩國不應該成為敵人，而應該成為朋友。”[43]
本文的基本結論之一是：過去崛起國爭奪霸權地位是導致一係列戰爭的主要原因。中國不挑戰霸權國，中國不謀求在東亞與美國對抗，也不謀求在北美爭奪美國的勢力範圍，更不試圖取代美國的全球霸權，中國與美國可以而且也正在塑造一種新的大國關係，兩國的大規模戰爭是可以避免而且一定能夠避免的。
5. 曆史上新興崛起大國與霸權國的戰爭或與其他大國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試圖改變、推翻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引發的。那些新起的大國，在本國實力有了較大發展的情況下，對以往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嚴重不滿，它們希望得到更高的地位、有更大的影響力、有更多的勢力範圍、有更多的領土和人口，得到更多的海外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場，一當這些要求不能得到其他大國和霸權國的承認，它們就會傾向於發動戰爭。在一個大國崛起的過程中，“隨著相對權力的增加，一個新興的國家會企圖改變調整國際體係的規則，改變勢力範圍的劃分，最重要的是，改變領土的國際分配。”[44]
而中國的和平發展的一個重大特征就是，盡管中國認為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公正、不公平，造成了中國發展中的一些障礙，但另一方麵，中國也認為，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也能夠為中國提供發展的一些機會，因此，中國采取的基本國策是融入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係，在反對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內容的同時，願意嚴格遵守現有的國際法準則，遵守世界經濟貿易的基本規則，在維護現有的國際法、WTO準則基礎上的國際秩序的同時逐步地和平地改造現有的國際秩序，中國沒有徹底推翻現有秩序和另起爐灶的想法。相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經濟發展方麵取得的成就，與現行國際秩序中的自由貿易規則、資金商品人員技術自由流動的內容密切相關，中國在某些方麵也是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一個受益者。中國對現有的國際秩序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能避免曆史上那些新興大國試圖推翻已有的國際秩序而引發與其他大國和霸權國的戰爭。這也正是中國和平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環境：過去曆史上新興大國通過戰爭去達到的諸如擴大市場、擴大原料來源等目標，今天通過和平的方式可以較好地實現。
中國不僅沒有推翻現存的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體係，反而積極努力地融入了這個體係；中國不僅沒有挑戰現存的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反而積極遵守和維護以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準則為基礎的現存秩序，甚至在許多方麵比美國更願意維護聯合國機製、WTO 機製。本文的第二個基本結論是：以武力推翻或急劇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也是導致過去的崛起國與霸權國和其他大國的戰爭的另一個主要原因。中國作為新興的大國，並不謀求全麵推翻現有的國際秩序，因此，中國與其他大國的大規模戰爭也是可以避免的。
6. 在曆史文化方麵，曆史上的大國往往以救世主、上帝之子、先進文明代表者自居，對那些異端、異教和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國家發動了無數的戰爭。而中國與之不同，中國的和平發展主張學習和吸取一切文明的先進成果和合理因素，主張文化多樣性和不同文明的包容性，從一開始就降低了因文化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與其他大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中國文化是以儒家為主的文化。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強調的就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45] 主張對一切外部世界和外國都應有以誠相待的態度，認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故至誠無息，一個人永遠追求至誠的境界。[46] 孔子和儒家把“和”視為天下大道，認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47] 主張“泛愛眾”，主張“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對那些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儒家提倡和平相處和文化的包容性，不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強行推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所謂仁義的基本概念，包含了“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8] 孔子還提倡“以德報怨，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的行為準則，認為應該用公平正直去報答怨恨，用恩德去回報怨恨，反對以惡對惡。寬恕是孔子強調的一種美德，認為應當實行“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 [49] 在中國的曆史發展中，中國長期存在三教合一的現象，表明多元文化可以在一個國家中和諧共存；在對外實踐中，中國也不把自己的政治製度和文化觀念強行在國外推擴。中國文化在東亞文化圈中的傳播是其他東亞國家一種自發的行為。
今天和平發展的中國嚴格奉行不幹涉內政的方針，對一切中小國家都以平等身份相處，更不把自己的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強加到其他中小國家身上；對其他大國，中國堅持合作和發展共同利益的方針，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相反，對西方國家的文明，中國本著取其精華為我所用的方針，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不斷吸取了西方的許多合理的文明成果。即使在對立度較高的人權觀念上，中國也在堅持本國獨立自主地處理本國的一切事務的同時，吸收了人權的觀念，承認人權是一種普世價值觀念，隻不過中國同時堅持國家和民族的集體發展權、基本生存權以及不同國家發展人權應與本國的曆史文化結合，具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和模式，這也大大降低了中國因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的不同而與西方國家發生文化衝突的程度。另一方麵，中國的和平發展的成就也讓更多的外國了解到中國的文化，認同中國發展的經驗的國家增加了，甚至形成了所謂北京共識的概念，認為中國發展的模式雖然還有進一步完善和改進的內容，但總的來說，中國的和平發展為世界文明增加了一種新的選擇模式。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的關係，從中國的角度來說，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所謂你死我活的關係，不是誰戰勝誰的關係，也不是零和關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很強的兼容性，它一方麵謀求發揮社會公正，消滅剝削，建立社會保障等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觀念，因而學習和吸取歐洲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許多成功經驗；另一方麵，在發展生產力，建立市場經濟方麵，又注意學習和吸收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的一些經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在吸收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文明的基礎上向前發展，形成一種新型的文明，它把東方文明、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文化成果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融為一體，是四合一的文明。這種新型文明與美國的資本主義文明的確存在基本矛盾，但這種矛盾是軟性矛盾，不是硬性的對抗性矛盾，特別是在經濟文化製度方麵，兩國的社會製度在保護私有財產、保護外國資本的合法利益、遵守市場經濟規則、促進科技教育發展、保護環境防治汙染等重大問題上，具有許多共同的特征，甚至在保護人權、承認法治的基本原則等政治領域，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共同性，並不必然導致中美關係的對抗。正如前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Powell）指出的，“中國不再處於文化大革命的動蕩中，它不再輸出共產主義。它不再是資本主義的敵人。”[50] 所以，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取得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美國在製度上對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擔憂，即中國通過發展經濟和軍事來取得推翻現存資本主義製度的實力。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與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的矛盾也是可以調和的。
綜上所述，中國的和平發展不僅可以避免與霸權國的戰爭，而且也已經做到了避免與其他大國的衝突和矛盾，是真正和完全通過和平方式實現的。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長達近30年的和平發展進程中，中國沒有與任何一個大國發生過武裝衝突和戰爭，這已經是人類大國崛起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中國將繼續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而且會比過去走得更好。
注釋：
* 本文的研究得到國家教育部重大理論攻關項目的資助。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年版，第691頁。
[2] 艾迪生·威斯理·朗文出版公司辭典部編，朱原等譯：《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辭典（英英、英漢雙解）》，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版，第1305 頁。
[3] 閻學通、孫學峰等：《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 頁。
[4] 同上書，第42 頁。
[5] 潘維：“也談‘和平崛起’”，參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潘維教授個人主頁http：//www.sis.pku.edu.cn/pub/panwei/DocumentView.aspx？Id=4221
[6]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等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81頁。
[7] Robert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No. 3， July 1957， pp. 201-215； TalcottParsons，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07， No. 3，Jun. 19， 1963， pp. 232-262； 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S. Baratz， “Two Faces of Pow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 Review， Vol. 56， No. 4， Dec. 1962， pp. 947-952； Power and Its Two Faces Revisited： A Reply to GeoffreyDebna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9， No. 3， Sep.， 1975， pp. 900-904； Peter Digeser， “TheFourth Face of Powe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4， No. 4， Nov.， 1992， pp.977-1007.
[8]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8， p.104.
[9]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21 頁。
[10] 艾迪生·威斯理·朗文出版公司辭典部編，朱原等譯：《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辭典（英英、英漢雙解）》，第712 頁。
[11]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等譯：《大國政治的悲劇》，第53 頁。
[12] [美]約翰·伊肯伯裏主編，韓召穎譯：《美國無敵：均勢的未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4 頁。
[13] 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44 頁。
[14] Robert Pahre， Leading Questions： How Hegemony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9， p.4.
[15] [美]羅伯特·達爾著，王滬寧等譯：《現代政治分析》，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33-34 頁。
[16] 秦亞青：《霸權體係與國際衝突——美國在國際武裝衝突中的支持行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4 頁。
[17] 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25.
[18] [美]羅伯特·吉爾平著，武軍等譯：《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年版，第29 頁。
[19] [美]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著，門洪華譯：《權力與相互依賴》（第3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第45 頁。
[20] [美]羅伯特·基歐漢著，蘇長和等譯：《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9 頁。
[21] [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呂丹等譯：《現代世界體係：重商主義與歐洲世界經濟體的鞏固(1600－1750)》（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45 頁。
[2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London， New York， New Rochelle， Melbourne，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8.
[23][美]約翰·伊肯伯裏主編，韓召穎譯：《美國無敵：均勢的未來》，第187-188 頁。
[24] 葛蘭西關於霸權的論述，參見Antonio Gramsci， Letters from prison， edited by Frank Rosengarten， translated by Raymond Rosenth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25] [美]羅伯特·基歐漢主編，郭樹勇譯：《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
[26][美]肯尼思·沃爾茲著，信強譯：《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96 頁。
[27] 秦亞青：《霸權體係與國際衝突——美國在國際武裝衝突中的支持行為（1945-1988）》，第117頁。
[28]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7， p.12.
[29]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30] Richard K. Ashle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y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Francis Printer， New York： Nichols， 1980； Robert C. North and Nazli Choucri，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Interg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 Dec.， 1983， pp. 451-453， 459.
[31] Jack S.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p.88-98； Jack S. Levy， “Historical Trends in Great Power War， 1495-197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6， No. 2， Jun. 1982， pp.284-285.
[32]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220-221.
[33] 製表來源：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85-346.
[34]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Macmillan Press， 1988， pp.44-45.
[35] 製表來源：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0， No. 2， Apr. 1978， pp.214-235；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pp.40-41.
[36][美]漢斯·摩根索著，[美]湯普森修訂，徐昕等譯：《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鬥爭》，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 年版，第228-229 頁。
[37][美]肯尼思·沃爾茲著，信強譯：《國際政治理論》，第238 頁。
[38][美]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等譯：《大國政治的悲劇》，第2-11 頁。
[39]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載《人民日報》2007 年10 月29 日。
[40]《中俄關於21 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載《人民日報》2005 年7 月2 日。
[41]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4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控、裁軍與防散努力》，載《人民日報》2004 年12 月28 日，2005 年9 月2 日。
[42]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載《人民日報》2007 年10 月29 日。
[43] 老布什：“美中關係現處於最好時期”，載《參考消息》2005 年11 月17 日。
[44] [美]羅伯特·吉爾平著，武軍等譯：《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第185 頁。
[45]《論語·學而第一》。
[46]《大學·中庸》。
[47]《大學·中庸》。
[48]《論語·裏仁第四》。
[49]《論語·憲問第十四》、《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大學·中庸》。
[50] 鮑威爾：“在亞洲協會年度餐會上的講話”，2002 年6 月10 日，美國駐華使館新聞文化處提供。
來源：《國際觀察》2008年第1期
來源：來源：《國際觀察》2008年第1期 時間：2008-4-3 17:48:11
作者：葉自成 王日華
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從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角度來說，很大程度上牽涉到崛起國和霸權國的關係。中國能不能實現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也主要取決於如何認識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關係。
一、崛起國與霸權國
作為一個和平發展的大國，中國現在的角色通常被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解讀為崛起國。和平發展的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也被解讀成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關係。
在日常漢語中，崛起一般指的是“突起”或“興起”。[1] 從含義上看，崛起是一種上升，但不是一般的上升，而是一個存在明顯落差的上升，即從平地突然很明顯地上升到一個很高的高度。崛起也是一種發展，但不是一般的發展，而是一種在短期內快速的量的增加，或者說從無到有並且增加到巨大規模的數量。崛起意味著給人一種明顯而震撼的感覺。在漢語語言中，崛起既是一個動詞，也是一個名詞，既指一種“突起”或“興起”的過程，同時也指代一種“突起”或“興起”的結果。在英語中，崛起（rise）的含義與漢語大致相同，是指從較低級別或位置快速上升到較高的級別或位置。[2] 然而，英語中的崛起不像漢語中的那樣含有強烈的短時間限製和快速度要求及其所產生的鮮明的震撼感。因此，在西方國際政治學術界，很少有學者把崛起作為一個專門的學術概念來進行定義和研究。然而，在中國國際政治學術界，對崛起的定義和研究則是方興未艾。
國內學者主要從權力的角度定義崛起。這些學者認為，崛起“是指一個大國的綜合實力快速提高並對世界力量格局、秩序和行為準則產生重大影響的過程，全部過程的完成就是崛起的最終結果”，把崛起看作“一個大國與其他大國的相對綜合實力差距快速縮小或者拉大，並對世界力量格局、國際秩序和國際行為準則產生重大影響的過程”。[3] 還有的學者把崛起界定為“體係大國相對實力持續增長，接近並超過體係霸權的過程”，並為此提出了具體的量化標準，即相對實力達到霸權國的40%之後，相對實力持續增長，進入體係大國前三位，期間相對實力達到霸權國80%以上的時間持續至少10 年以上。[4] 另一位學者提出了四種不同形式的崛起，他認為，崛起是相對權力的提升，共有四種類型：[5]（1）“崛起”並不意味著成為世界性的超級強國，而是成為地區性強國；（2）世界上有若幹實力相當的“超級強國”，一個或數個普通國家“崛起”，與那些超強平起平坐；（3）世界上有兩大實力相當的“超級強國”，一個或數個普通國家“崛起”，與兩大超強平起平坐；（4）世界上隻有一個“超級強國”，一個或數個普通國家“崛起”與獨霸世界的國家平起平坐。
本文作者認為，崛起至少同時具有三個基本特征：（1）崛起是一個權力相對增加的進程；（2）崛起具有明確的起點和終點；（3）崛起含有時間和速度要求，即崛起要求時間短，速度快。
崛起指的是以國家絕對實力為基礎的相對權力的增加。這種增加從總體趨勢上是持續上升的，但是也不排除短暫的停緩。權力包含兩個方麵：一是絕對權力 (absolute power)，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綜合實力，是“國家所能獲得的特殊資產或物質資源”。[6] 可以通過選取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具體指標來進行測量；二是相對權力(relative power)，即根據自己的意願影響其他國家行為的能力。[7] 相對權力是一種社會關係，隻存在於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國家之間。[8] 相對權力就好比上下級關係，上級有權命令下級。絕對權力是相對權力的基礎，相對權力是絕對權力的體現。相對權力增加就意味著四種情況：（1）A 國權力增加快於其他國家；（2）A 國權力增加，其他國家權力減少；（3）A 國權力不變，其他國家權力減少；（4）A 國權力稍微減少，但是其他國家權力大幅度減少。如冷戰後期，美國相對實力也在衰落，但是蘇聯的衰落速度遠遠超過美國並最終解體，從而使得美國一躍而成為全球霸主。
崛起指的是向國際體係中的大國或者霸權國方向發展的進程。崛起既是一個進程，同時也是一個結果，因此，崛起具有明確的起點和終點。崛起包含兩種進程：（1）從中小國家或者地區強國到大國的進程：中小國家/地區強國—→大國。這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即從非大國到大國的進程，這其中也許包含從體係外國家進入國際體係核心區或者從體係邊緣區進入到核心區的曆程；（2）從大國到霸權國的進程：大國—→霸權國，這是一國超越對手、一枝獨秀的進程，崛起的起點是一般性的大國，終點是霸權國。因此，崛起結果就是成為大國或者霸權國。
崛起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絕對實力向國際影響力轉變的過程。一般來說，國家總是先發展絕對實力，然後才會通過積極的外交政策使得絕對實力轉變為國際影響力。然而，這個轉變的過程並不是絕對的。在國際關係史上，也存在一個國家通過積極有效的外交政策，從而使得該國的國際影響力超出了其實際擁有的絕對實力。大國在絕對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方麵發展並不總是保持邏輯上的協調和均衡。由於國際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交決策及其執行效果的影響，因此，大國會出現絕對實力很強或者某一種絕對實力要素很強，但國際影響力有限的局麵。據此，崛起還存在下列兩種進程：
（1）大國（弱實力強影響力）—→大國（強實力和影響力）；
（2）大國（弱影響力強實力）—→大國（強實力和影響力）。
綜合來看，大國崛起有三種類型：（1）中小國家/地區強國—→大國；（2）大國（弱）—→大國（強）；（3）大國—→霸權國。（1）和（2）兩種崛起類型都是以大國為目標，而不是國際政治結構中的最高權力，本文稱之為有限崛起；第（3）種崛起旨在追求國際政治結構中至高無上的權力，本文稱之為無限崛起。
崛起包含著強烈的時間和速度要求並產生由此帶來的顯著效果和震撼。崛起本質上是一種增長，但是崛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增長，而是指短期內快速的增長。時間限製和速度要求是聯係在一起的。從普遍意義上講，在絕大部分曆史進程中，每個國家的絕對實力都在增長，但是這種普通意義上的緩慢增長並不是崛起。正如同一個方向上的慢走和快跑一樣，從形式上看，二者都在前進，但是慢走顯然不是崛起，而快跑則有可能是崛起。崛起的速度要求本質上也是一種相對速度。相對速度同樣具有四種情況：(1)A 國發展正增長速度快於其他國家；(2)A 國發展速度正增長，其他國家發展速度是負增長；(3)A 國發展速度為零，其他國家發展速度為負增長；(4) A 國發展速度負增長小於其他國家的負增長。
本文把崛起定義為一個國家在較短期內，國家相對權力快速增加到大國或者霸權國層次以及大國相對權力向均衡發展的進程和結果。中國的和平發展包含有這樣的崛起的含義。在某種意義上說，大國尤其是霸權國也代表了國際環境的主要部分。無論是我們所說的國際環境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軍事環境還是文化環境，都無一不與這些大國和霸權國發生直接和緊密的關係。因此，中國和平發展與國際環境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中國與現存的大國尤其是霸權國的關係。
所謂霸權國，在不同的語言體係中有不同的意義。在當代漢語中，霸權用在國際政治宣傳上是一個貶義詞。霸權就是“國際關係上以實力操縱或控製別國的行為”，[9] 一般稱之為霸權主義，新中國政府明確表示反對霸權主義，永不稱霸。
在英語中，霸權（Hegemony）是一個中性詞。霸權就是一國對其他國家的領導（leadership）、主導(dominance)或者控製 (control)。[10] 在西方國際政治學術著作中，霸權國也被寫作主導國（dominant power）、最強國（predominant power/preeminent power）或領導國（leading power /leadership/world leadership）。為便於學術討論，在本文中統一表示為霸權國。
一部分西方學者從戰爭能力的角度來定義霸權國。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認為，“霸權是指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統治體係中所有其他國家。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具有能承受起與之進行重大戰爭的資本。實質上，霸主是體係中的惟一大國。”他認為世界上不可能出現全球霸權國，19 世紀的英國也不算是霸權國。[11] 約菲（Josef Joffe）則進一步提出，“霸權國家的界定可以分為兩個條件：第一，它應該能夠抵擋所有的挑戰者，不管它們是單獨還是聯合起來進行挑戰；第二，擁有足夠的威懾力和充裕的可用權力。”[12] 米爾斯海默把霸權國和全球霸主等同起來，約菲則進一步認為霸權國是絕對的全球霸主。米爾斯海默和約菲把標準定得太高，以致於霸權國實際上並不存在於現實的國際政治中。從世界地理範圍和一個國家所能控製的資源來看，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絕對控製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也不可能獲得應付全球共同挑戰的絕對實力。
大部分學者都從權力和資源的角度來定義霸權國。一些中國學者認為，霸權國是指“在軍事、政治、經濟以及自然資源等方麵具有壓倒別國優勢的國家”。[13] 帕赫（Robert Pahre）將國家資源和國內生產總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在世界上所占份額看作霸權國的基本指標。[14] 擁有資源並不等於就一定擁有了權力，羅伯特·達爾（Robert A. Dahl）在界定權力概念的時候首先批判了把資源和權力混淆起來的觀點。[15] 國家實力有潛在權力和實際權力之分，隻有積極參與國際體係活動，把實力轉化為國際影響力，實力才能成為國際政治中的權力。還有的中國學者認為“霸權係統中最具實力和影響力的國家是霸權國”。[16] 戈登斯坦（Joshua S. Goldstein）認為霸權國就是擁有最強大的軍事、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國家。[17] 吉爾平（Robert Gilpin）、基歐漢（Robert Keohane）、約瑟夫·奈（Joseph S. Nye）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主要從控製力方麵來定義霸權和霸權國。吉爾平認為霸權國就是國際體係中控製或者統治該體係內比較弱小國家的國家。[18] 基歐漢和奈認為霸權國就是指“一個國家是足夠強大的，能夠維持管理國家間關係的基本準則，而且它願意這樣去做”。他們明確表示，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賴的時代，軍事力量是次要的，經濟的重要性超過了軍事。[19] 因此，霸權就是指一個國家必須能夠自由使用關鍵的原料，控製主要的資本來源，維持龐大的進口市場，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產上擁有比較優勢。[20] 沃勒斯坦表示，霸權既是指世界經濟體係中的中心地位，同時還可以解釋為一種形勢，即占有生產優勢，並成為自由的世界市場的最大受惠者。[21] 沃勒斯坦進一步指出，國際體係中的霸權是指在持續對峙的所謂大國（great powers）中，形勢是如此的不平衡以致於某一個大國（power）成為實際上的第一元首（primus inter pares，原指擁有古希臘最高統治權的元老院中的“第一元老”或者說“首席元老”，現在一般指代同輩中的長者，同層級中的首領），這個大國大體上可以把它自己的規則和意願強加於國際體係中的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甚至是文化領域，至少是在這些領域中擁有實質上的否決權。[22] 霸權國的控製力與國際體係聯係在一起，並且以國家實力為基礎。
還有部分學者在概念上做了進一步補充，從製度和觀念等非物質層麵來定義霸權。馬斯坦杜諾（Michael Mastanduno）認為，霸權具有物質和非物質兩個側麵，霸權就是“擁有在物質資源上的優勢，具有社會目標，能夠控製對於統治國來說十分重要的國際結果，並獲得體係中其他國家某種程度上的認可和接受”。[23] 應該說，國際承認是霸權國的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霸權國完全依靠權力去迫使國際承認，因為其他國家別無選擇。科克斯(Robert W.Cox)借鑒了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概念，[24] 提出了霸權的權力、觀念和製度三要素，即“物質權力的分配格局，世界秩序的主導集體概念（包括一定的規範），一組以具有某種普遍意義的方式治理世界的製度”。[25] 科克斯的觀念因素也是一種認同，包括霸權國的自我認同和國際社會中的他者認同。
從國際體係的結構框架下理解霸權國，霸權國就是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在國際體係結構中位居第一並且在國際體係核心區或大國體係中發揮最重要國際影響力的國家。
因此，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國際環境的關係，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說，其本質就是一個新興的快速成長的大國如何處理與現存的國際體係、國際秩序的關係，而現有的國際體係和國際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現有的世界主要國家，尤其是所謂“霸權國”來主導的。
大國是國際社會的主角，大國關係是國際政治的主要內容。大國是國際社會的主要參與者，大國不僅關心本國內部和周邊的事務，而且關心遙遠的世界事務。大國是國際社會的主導者，它們製定了一係列的國際規範，組建了主要的國際組織並領導和控製著這些組織的運行和規範的修改。大國影響著國際體係中其他國家的命運，有時候是直接決定了其他國家的存亡。因此，大國是國際政治的基本分析單位，“國際政治理論，如同國際政治曆史一樣，是根據某一時期的大國來書寫的。” [26] 國際政治的本質就是研究國家之間關係及其相互影響，大國關係是其主要內容。大國關係構成了國際體係的基本結構，大國關係的變化就是國際體係的變化。大國關係的變化決定了世界秩序的和平與穩定。
大國的興衰成敗引起大國關係的跌宕起伏，導致了國際體係的穩定與變遷。世界處在永恒的發展變化之中，大國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大國興衰引起大國關係的分化組合，導致了國家之間盟友和對手的變化以及國際局勢的轉換。大國關係的變化孕育著國際社會的和平與戰爭。霸權戰爭的結果必將進一步調整國際體係的基本結構，推動國際體係的變遷，並開啟新一輪大國興衰和體係變遷的序幕。
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關係是大國關係的核心。國際體係變遷的本質就是霸權的轉移和大國在國際體係權力結構中的重新排列與組合。霸權不可能永駐，霸權國的地位遲早會被新興的崛起大國所取代。崛起國堅持以霸權為目標，霸權國則始終緊盯著任何一個可能的挑戰者，其中，“最強大的挑戰國無疑是霸權國極度重視的國家。” [27] 崛起國為獲得霸權而不斷積聚能量，霸權國則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霸權地位，力圖最大限度地延續這種霸權地位。崛起國與霸權國的競爭與對抗是國際政治鬥爭的軸心，絕大部分國際政治活動都圍繞著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鬥爭而展開，國際社會的絕大部分國家都會受到崛起國與霸權國關係的影響。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和平與戰爭是國際體係穩定與變遷的保障，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權力轉移是國際體係變遷的基本標誌。因此，國際體係中最主要的關係就是霸權國與挑戰者之間的關係。 [28]
由此可見，中國和平發展與國際環境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國與世界上主要國家的關係，尤其是與霸權國關係。
換言之，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中國與其他大國的關係並不是中國和平發展與國際環境這一課題的全部內容，但卻是其中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內容。
二、衝突與戰爭：西方多數崛起國與霸權國關係的主題
從這一角度來看西方的大國發展與國際環境的關係，主要也是西方的崛起國與當時的霸權國和其他大國的關係。
大國發展或大國的崛起是考察崛起國與霸權國關係的一個起點。崛起意味著一個大國興起，同時也意味著其他大國相對衰落。關於大國興衰的探討最著名的當屬保羅 ·肯尼迪（PaulKennedy）的研究，肯尼迪從曆史的角度，係統考察了500 年間大國的興衰曆程以及興衰過程中，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戰爭。[29] 阿什利（Richard K. Ashley）、羅伯特·諾思（RobertNorth）和納茲勒·舒克瑞（Nazli Choucri）從研究國內發展與國際戰爭的聯係出發，提出國家成長或者經濟增長本身導致了擴張、競爭、對抗、危機、衝突乃至戰爭。[30]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大國崛起頻頻引發大國戰爭。尤其是在近代西方國際體係中，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意大利、奧匈帝國等在其大國的崛起過程中，都引發了大量的戰爭，有的通過戰爭取代了先前的霸權國，而有的則沒有那麽幸運。根據傑克·列維（Jack S.Levy）的統計，僅僅在1495-1975 年間，共發生了119 次大國戰爭，卷入戰爭的大國占全部參戰國家的75%，而從時間上看，在此期間大國有60%的時間都在進行著相互廝殺。[31] 在這些大國戰爭中，崛起大國與霸權國同時參加對立雙方作戰的戰爭有64 次，占全部大國戰爭的54%。僅以法國為例，作為“永遠的挑戰國”，法國參加了最近500 年來歐洲戰場上2600次戰爭中的一千多次戰爭，占戰爭總數的47%。[32]
當代國際政治理論普遍認為大國崛起與大國戰爭之間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係，在這一點上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保持高度的一致。現實主義認為，大國崛起引起了大國之間的權力變動，威脅霸權國的地位和其他國家的安全，從而引發安全困境和大國間先發製人或者預防性的戰爭。自由主義則從經濟要素的角度出發，提出大國崛起引發一係列的資源、貿易、金融和價格經濟要素的變動，在經濟繁榮時期、通貨膨脹時期或者經濟蕭條時期，大國戰爭就會隨之而來。這兩種理論還進一步指出，大國崛起與大國戰爭不僅互為因果，而且在國際政治中循環出現，並呈現一定的周期性規律。
戈登斯坦：霸權國、挑戰國和霸權戰爭[33]
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從全球政治的係統模式角度，提出了地理大發現以來出現了五個霸權周期（見下表）。葡萄牙、荷蘭、英國和美國是霸權國，其中英國霸權維持了兩個周期；相應的挑戰國是西班牙、法國、德國和蘇聯，其中法國兩次作為挑戰國出現。莫德爾斯基把海權作為霸權國的主要衡量指標。霸權和大國的標準是在霸權戰爭中“作為獨立國家的存在和相對海軍實力的程度”。[34]
莫德爾斯基：全球政治的霸權國、挑戰國和霸權周期[35]
根據辛格（David Singer）等人的統計，1816-1965 年間共爆發各類國際戰爭93 次，其中辛格等人定義的大國戰爭有30 次，約占全部國際戰爭總數的32%。在1816-1965 年的150年曆史中，隻有24 年沒有出現國際戰爭。也就是說，在這段時間裏，和平的時間不到五分之一，而國際戰爭的時間則占全部曆史過程的84%。
1865-1945 年間大國戰爭
從統計結果來看，1865 至1945 年間，共發生大國戰爭8 次，約占全部58 次國際戰爭（辛格等人的統計數據）的14%。在此期間的81 年中，共有28 年時間存在過大國戰爭，約占整個時段的35%。從參加戰爭的範圍來說，這段時間內所有的大國和霸權國都參加過大國戰爭。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直接進行對抗的大國戰爭有三次：一戰、二戰、協約國幹涉俄國的戰爭，其中，一戰和二戰是崛起國主動引發的戰爭，而俄國戰爭則是霸權國主動進攻引發的戰爭。崛起國與霸權國戰爭占這一時期大國戰爭的50%。
三、中國的和平發展：崛起國與霸權國關係的新模式
所以，從西方的大國崛起與霸權國的關係來看，大規模戰爭是二者關係的主線。因此，西方學者從過去的西方曆史來看一個新興的大國與霸權國的關係，多半會得出二者必然發生衝突和戰爭的悲觀結論。他們也會傾向於以此推論說，中美之間必有一戰。
但是，所有上述那些從西方曆史來推論中國不可能和平發展的觀點都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即把西方的曆史邏輯演繹到中國身上，而忽略了一個根本不應該忽略的重大問題，即中國是一個具有幾千年曆史文化的獨特的東方國家，這個國家的曆史既與西方的曆史大不相同，也與日本等東方國家有重大的區別。恰恰是這一點決定了中國和平發展的本質，也決定了中國和平發展與國際環境關係的主要方麵。
西方國家中的大國之間的戰爭，尤其是新興的崛起國與霸權國的戰爭，歸根到底是為了爭奪權力或所謂絕對安全、絕對利益和霸權而引起的。
西方的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大國興起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持權力、增加權力或者顯示權力。大國崛起一般都會導致大國戰爭，因為 “一國權力的增加將會引起另一國權力至少同種程度的增加”，其結果是要麽有關國家都停止增加權力，要麽就是“一國已經贏得或者自信自己贏得對於另一國的決定性優勢，然後就是弱者屈服於強者，或者由戰爭解決問題”。[36]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最終關心的並不是權力，而是安全。沃爾茲（Kenneth N. Waltz）明確指出，大國崛起隻能依靠戰爭。因為通往大國俱樂部的阻力太高，“除了戰爭以外，某一大國權力的經濟基礎以及其他方麵的基礎的變化速度並不比另一大國快多少。在短期內，經濟增長率的差距不足以使各國地位發生重大而穩定的變化。”[37]
新古典現實主義認同古典現實主義關於國家追求權力的假設，同時借鑒了新現實主義的結構理論。米爾斯海默強調國際結構鼓勵國家追求權力。每個國家壓倒一切的目標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權力，它們的最終目標是成為霸主，即體係中惟一的大國。整個世界充斥著這永久的大國競爭，大國戰爭的危險時時縈繞在大國之間，這就是“大國政治的悲劇”。[38] 隻要把新現實主義結構圖中的“安全”替換成“權力”就成為了進攻性現實主義關於大國戰爭的因果結構圖。
而中國的和平發展在許多方麵都與西方的大國興起過程有重大的不同。
1. 中國的和平發展不以單方麵追求本國的權力為目的。中國並不認為現在的大國關係是一種零和遊戲，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影響力的快速增加並不必然導致其他大國的影響力的下降，中國主張與他國共同發展，正如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的，中國主張“共同分享發展機遇，共同應對各種挑戰，……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在實現本國發展的同時兼顧對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正當關切，”“中國決不做損人利已、以鄰為壑的事情。”[39]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持續20 多年的快速發展，帶動和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世界許多國家已經從中國的和平發展中受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發動機之一，中國2005、2006 年的經濟增長為世界經濟發展率提供了17%的貢獻，東盟和許多國家從與中國的貿易中得到大量的經濟利益。此外，與中國的和平發展同時出現的還有俄羅斯、印度、巴西以及東亞國家的快速發展。至於西方大國經濟中出現的某些問題，主要應從西方經濟結構本身中尋找原因，而不能歸之於中國經濟發展太快、中國貿易順差太多或人民幣估值太低等原因。
2. 中國的和平發展並不追求所謂的絕對安全，中國奉行共同安全的新型安全原則。在西方大國戰爭史上，正是由於新興的大國謀求追求自己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不斷擴軍備戰，從而導致其他國家的疑慮和恐懼，也不得不采取相應的防範措施，這大大提升了軍事對抗的緊張度，許多戰爭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
與西方的新現實主義分析不同，中國反對國際關係中美國奉行的絕對安全觀念，反對美國在追求絕對安全過程中推行的所謂先發製人、建構國家戰略導彈防禦體係和戰區防禦體係的做法，並不認為隻有自己保持絕對的實力優勢中國才能得到安全。相反，中國主張，“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型安全架構。”[40]中國在和平發展過程中，采取的戰略方針是優先發展經濟和優先解決國內問題的原則，中國國防現代化的發展雖然也有很大提高，但相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速度來說是很滯後的；中國相對於其他西方大國的現代化軍事水平來說也是較落後的；從1979 年到1987 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員額由423.8 萬減到323.5 萬。至1990 年，全軍總員額減到319.9 萬，共裁減103.9 萬；1997 年，中國決定在三年內再次裁減軍隊員額50 萬，使中國軍隊降至250 萬的水平；2003 年9 月，中國決定在兩年內再裁減軍隊員額20 萬，使軍隊總規模降至230 萬。與此同時，中國國防費用，一方麵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和發展，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中國的國防現代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另一方麵，中國的軍費規模和水平又控製在一定的水平上，並沒有把國防建設放在最優先的位置上。“中國一貫控製國防費規模，按照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合理安排國防費，改革開放以來，為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中國政府嚴格控製國防支出。1979年到2004 年，中國國防費用占同期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總體呈下降趨勢，1979 年為17.3%，2004 年為7.76%，下降近10 個百分點。”“2004 年，中國的國防費用為2199.86 億元人民幣（折合美元為265.79 億美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分別為1.61%和7.76%。2004 年中國的國防費用僅相當於美國的5.77%、英國的41.03%、法國的75.65%、日本的63.97%。2005 年，中國的年度國防費預算為2477.56 億元人民幣。”[41]
3. 西方曆史上的大國戰爭往往都是由於爭奪勢力範圍而引發的。在西方近代史上，引發大國間戰爭的主要原因，往往與爭奪利益範圍相關，它們爭奪亞非拉落後國家的領土、市場、原料，為了保證不在瓜分世界利益範圍的進程中落後，它們又往往把一些小國、弱國拉在一起，形成所謂的被保護國；同時，西方大國間的軍事聯盟集團政策，也是引發戰爭的重要原因。而中國和平發展堅持的基本原則是與世界各國進行全方位的合作，但中國不與任何國家結成排他性的、針對第三國的軍事聯盟，中國堅持不結盟的方針，這就大大避免了西方曆史上那種大國之間的軍事結盟引發戰爭的可能性；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小國、弱國的關係，也沒有西方曆史上那種大國與被保護國、附屬國、勢力範圍的關係，中國奉行與所有國家無分大小一律平等相待的方針，不把任何國家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也就沒有西方大國史上那種為爭奪勢力範圍而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4. 最關鍵的一點是，西方大多數新興大國都試圖爭奪霸權，而爭奪地區霸權和世界霸權成為引發大國戰爭的基本因素。曆史上，西班牙與荷蘭、英國與西班牙、德國與奧匈帝國、英法集團與德奧集團，英法美與德意日等國家和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爭，無不是圍繞維持和爭奪地區和世界霸權展開的。而中國和平發展過程中處理與國際環境關係的一個最基本的國策就是反霸但不稱霸、不爭霸，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永遠不稱霸是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即定國策。“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42]中國在曆史上曾經最強盛的時候，沒有在東亞和世界稱霸，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體係和歐洲國際體係有重大的區別；中國現在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稱霸不稱霸的問題，但中國即使將來強大起來，也決不會像西方曆史上曾經有的那些崛起國一樣，為了實現自己的霸權而與當時的霸權國發生戰爭。中國的不稱霸原則，既是中國和平發展進程的基本指向，也是避免與其他大國和霸權國發生大規模衝突和戰爭的基本因素。
當今中國和平發展與國際環境的最關鍵的關係是如何處理中美關係。而正是在這一方麵，中國作為崛起國和美國作為霸權國的關係，出現了人類有史以來最複雜的局麵。中美關係似敵似友，非敵非友，可敵可友，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總的方向是中美關係出現了朝著穩定的對話和合作夥伴關係發展的趨勢。
正如老布什所說，“中國的領導人製定了非常有建設性的措施，現在是美中關係在曆史上最好的時期，現在的布什總統對中國的感情也非常好，他非常重視美中關係，也認為美中關係處於曆史上最好的時期，但他也認為兩國關係有更大的改善空間。我認為美國希望看到一個穩定、繁榮的中國，一個以鄰為友的中國，這符合美國的利益，我相信這個事實在未來幾十年都不會改變。現在已經是21世紀，很顯然會有新的地緣政治現象發生，但我認為美中關係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對於世界安全局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兩國關係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的波折，雖然道路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曆史也告訴我們，美中兩國不應該成為敵人，而應該成為朋友。”[43]
本文的基本結論之一是：過去崛起國爭奪霸權地位是導致一係列戰爭的主要原因。中國不挑戰霸權國，中國不謀求在東亞與美國對抗，也不謀求在北美爭奪美國的勢力範圍，更不試圖取代美國的全球霸權，中國與美國可以而且也正在塑造一種新的大國關係，兩國的大規模戰爭是可以避免而且一定能夠避免的。
5. 曆史上新興崛起大國與霸權國的戰爭或與其他大國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試圖改變、推翻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引發的。那些新起的大國，在本國實力有了較大發展的情況下，對以往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嚴重不滿，它們希望得到更高的地位、有更大的影響力、有更多的勢力範圍、有更多的領土和人口，得到更多的海外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場，一當這些要求不能得到其他大國和霸權國的承認，它們就會傾向於發動戰爭。在一個大國崛起的過程中，“隨著相對權力的增加，一個新興的國家會企圖改變調整國際體係的規則，改變勢力範圍的劃分，最重要的是，改變領土的國際分配。”[44]
而中國的和平發展的一個重大特征就是，盡管中國認為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公正、不公平，造成了中國發展中的一些障礙，但另一方麵，中國也認為，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也能夠為中國提供發展的一些機會，因此，中國采取的基本國策是融入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係，在反對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內容的同時，願意嚴格遵守現有的國際法準則，遵守世界經濟貿易的基本規則，在維護現有的國際法、WTO準則基礎上的國際秩序的同時逐步地和平地改造現有的國際秩序，中國沒有徹底推翻現有秩序和另起爐灶的想法。相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經濟發展方麵取得的成就，與現行國際秩序中的自由貿易規則、資金商品人員技術自由流動的內容密切相關，中國在某些方麵也是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一個受益者。中國對現有的國際秩序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能避免曆史上那些新興大國試圖推翻已有的國際秩序而引發與其他大國和霸權國的戰爭。這也正是中國和平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環境：過去曆史上新興大國通過戰爭去達到的諸如擴大市場、擴大原料來源等目標，今天通過和平的方式可以較好地實現。
中國不僅沒有推翻現存的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體係，反而積極努力地融入了這個體係；中國不僅沒有挑戰現存的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反而積極遵守和維護以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準則為基礎的現存秩序，甚至在許多方麵比美國更願意維護聯合國機製、WTO 機製。本文的第二個基本結論是：以武力推翻或急劇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也是導致過去的崛起國與霸權國和其他大國的戰爭的另一個主要原因。中國作為新興的大國，並不謀求全麵推翻現有的國際秩序，因此，中國與其他大國的大規模戰爭也是可以避免的。
6. 在曆史文化方麵，曆史上的大國往往以救世主、上帝之子、先進文明代表者自居，對那些異端、異教和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國家發動了無數的戰爭。而中國與之不同，中國的和平發展主張學習和吸取一切文明的先進成果和合理因素，主張文化多樣性和不同文明的包容性，從一開始就降低了因文化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與其他大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中國文化是以儒家為主的文化。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強調的就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45] 主張對一切外部世界和外國都應有以誠相待的態度，認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故至誠無息，一個人永遠追求至誠的境界。[46] 孔子和儒家把“和”視為天下大道，認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47] 主張“泛愛眾”，主張“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對那些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儒家提倡和平相處和文化的包容性，不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強行推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所謂仁義的基本概念，包含了“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8] 孔子還提倡“以德報怨，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的行為準則，認為應該用公平正直去報答怨恨，用恩德去回報怨恨，反對以惡對惡。寬恕是孔子強調的一種美德，認為應當實行“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 [49] 在中國的曆史發展中，中國長期存在三教合一的現象，表明多元文化可以在一個國家中和諧共存；在對外實踐中，中國也不把自己的政治製度和文化觀念強行在國外推擴。中國文化在東亞文化圈中的傳播是其他東亞國家一種自發的行為。
今天和平發展的中國嚴格奉行不幹涉內政的方針，對一切中小國家都以平等身份相處，更不把自己的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強加到其他中小國家身上；對其他大國，中國堅持合作和發展共同利益的方針，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相反，對西方國家的文明，中國本著取其精華為我所用的方針，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不斷吸取了西方的許多合理的文明成果。即使在對立度較高的人權觀念上，中國也在堅持本國獨立自主地處理本國的一切事務的同時，吸收了人權的觀念，承認人權是一種普世價值觀念，隻不過中國同時堅持國家和民族的集體發展權、基本生存權以及不同國家發展人權應與本國的曆史文化結合，具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和模式，這也大大降低了中國因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的不同而與西方國家發生文化衝突的程度。另一方麵，中國的和平發展的成就也讓更多的外國了解到中國的文化，認同中國發展的經驗的國家增加了，甚至形成了所謂北京共識的概念，認為中國發展的模式雖然還有進一步完善和改進的內容，但總的來說，中國的和平發展為世界文明增加了一種新的選擇模式。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的關係，從中國的角度來說，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所謂你死我活的關係，不是誰戰勝誰的關係，也不是零和關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很強的兼容性，它一方麵謀求發揮社會公正，消滅剝削，建立社會保障等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觀念，因而學習和吸取歐洲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許多成功經驗；另一方麵，在發展生產力，建立市場經濟方麵，又注意學習和吸收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的一些經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在吸收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文明的基礎上向前發展，形成一種新型的文明，它把東方文明、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文化成果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融為一體，是四合一的文明。這種新型文明與美國的資本主義文明的確存在基本矛盾，但這種矛盾是軟性矛盾，不是硬性的對抗性矛盾，特別是在經濟文化製度方麵，兩國的社會製度在保護私有財產、保護外國資本的合法利益、遵守市場經濟規則、促進科技教育發展、保護環境防治汙染等重大問題上，具有許多共同的特征，甚至在保護人權、承認法治的基本原則等政治領域，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共同性，並不必然導致中美關係的對抗。正如前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Powell）指出的，“中國不再處於文化大革命的動蕩中，它不再輸出共產主義。它不再是資本主義的敵人。”[50] 所以，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取得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美國在製度上對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擔憂，即中國通過發展經濟和軍事來取得推翻現存資本主義製度的實力。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與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的矛盾也是可以調和的。
綜上所述，中國的和平發展不僅可以避免與霸權國的戰爭，而且也已經做到了避免與其他大國的衝突和矛盾，是真正和完全通過和平方式實現的。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長達近30年的和平發展進程中，中國沒有與任何一個大國發生過武裝衝突和戰爭，這已經是人類大國崛起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中國將繼續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而且會比過去走得更好。
注釋：
* 本文的研究得到國家教育部重大理論攻關項目的資助。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年版，第691頁。
[2] 艾迪生·威斯理·朗文出版公司辭典部編，朱原等譯：《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辭典（英英、英漢雙解）》，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版，第1305 頁。
[3] 閻學通、孫學峰等：《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2 頁。
[4] 同上書，第42 頁。
[5] 潘維：“也談‘和平崛起’”，參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潘維教授個人主頁http：//www.sis.pku.edu.cn/pub/panwei/DocumentView.aspx？Id=4221
[6]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等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81頁。
[7] Robert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No. 3， July 1957， pp. 201-215； TalcottParsons，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07， No. 3，Jun. 19， 1963， pp. 232-262； 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S. Baratz， “Two Faces of Pow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 Review， Vol. 56， No. 4， Dec. 1962， pp. 947-952； Power and Its Two Faces Revisited： A Reply to GeoffreyDebna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9， No. 3， Sep.， 1975， pp. 900-904； Peter Digeser， “TheFourth Face of Powe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4， No. 4， Nov.， 1992， pp.977-1007.
[8]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8， p.104.
[9]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21 頁。
[10] 艾迪生·威斯理·朗文出版公司辭典部編，朱原等譯：《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辭典（英英、英漢雙解）》，第712 頁。
[11]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等譯：《大國政治的悲劇》，第53 頁。
[12] [美]約翰·伊肯伯裏主編，韓召穎譯：《美國無敵：均勢的未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4 頁。
[13] 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44 頁。
[14] Robert Pahre， Leading Questions： How Hegemony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9， p.4.
[15] [美]羅伯特·達爾著，王滬寧等譯：《現代政治分析》，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33-34 頁。
[16] 秦亞青：《霸權體係與國際衝突——美國在國際武裝衝突中的支持行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4 頁。
[17] 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25.
[18] [美]羅伯特·吉爾平著，武軍等譯：《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年版，第29 頁。
[19] [美]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著，門洪華譯：《權力與相互依賴》（第3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第45 頁。
[20] [美]羅伯特·基歐漢著，蘇長和等譯：《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9 頁。
[21] [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呂丹等譯：《現代世界體係：重商主義與歐洲世界經濟體的鞏固(1600－1750)》（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45 頁。
[2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London， New York， New Rochelle， Melbourne，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8.
[23][美]約翰·伊肯伯裏主編，韓召穎譯：《美國無敵：均勢的未來》，第187-188 頁。
[24] 葛蘭西關於霸權的論述，參見Antonio Gramsci， Letters from prison， edited by Frank Rosengarten， translated by Raymond Rosenth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25] [美]羅伯特·基歐漢主編，郭樹勇譯：《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
[26][美]肯尼思·沃爾茲著，信強譯：《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96 頁。
[27] 秦亞青：《霸權體係與國際衝突——美國在國際武裝衝突中的支持行為（1945-1988）》，第117頁。
[28]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7， p.12.
[29]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30] Richard K. Ashle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y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Francis Printer， New York： Nichols， 1980； Robert C. North and Nazli Choucri，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Interg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 Dec.， 1983， pp. 451-453， 459.
[31] Jack S.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p.88-98； Jack S. Levy， “Historical Trends in Great Power War， 1495-197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6， No. 2， Jun. 1982， pp.284-285.
[32]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220-221.
[33] 製表來源：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85-346.
[34]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Macmillan Press， 1988， pp.44-45.
[35] 製表來源：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0， No. 2， Apr. 1978， pp.214-235；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pp.40-41.
[36][美]漢斯·摩根索著，[美]湯普森修訂，徐昕等譯：《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鬥爭》，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 年版，第228-229 頁。
[37][美]肯尼思·沃爾茲著，信強譯：《國際政治理論》，第238 頁。
[38][美]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等譯：《大國政治的悲劇》，第2-11 頁。
[39]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載《人民日報》2007 年10 月29 日。
[40]《中俄關於21 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載《人民日報》2005 年7 月2 日。
[41]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4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控、裁軍與防散努力》，載《人民日報》2004 年12 月28 日，2005 年9 月2 日。
[42]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載《人民日報》2007 年10 月29 日。
[43] 老布什：“美中關係現處於最好時期”，載《參考消息》2005 年11 月17 日。
[44] [美]羅伯特·吉爾平著，武軍等譯：《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第185 頁。
[45]《論語·學而第一》。
[46]《大學·中庸》。
[47]《大學·中庸》。
[48]《論語·裏仁第四》。
[49]《論語·憲問第十四》、《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大學·中庸》。
[50] 鮑威爾：“在亞洲協會年度餐會上的講話”，2002 年6 月10 日，美國駐華使館新聞文化處提供。
來源：《國際觀察》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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