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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問題”的由來與出路

作者：施乃平推 時間：2005-11-23 8:17:13 |

現在要談的“西藏問題”已有一百多年的曆史，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界，主要可分為兩個時期：“西藏問題”的前期是英國製造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開路先鋒；後期是美國製造的，美國中情局在幕後主持。

　　（一）英國殖民勢力繼西班牙興起後，向東方進行掠奪。英國東印度公司兼並了印度孟加拉省後，矛頭直指北方的西藏。1774和178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兩度派員以通商為名先後抵達日喀則，挑撥西藏與清政府的關係，遭班禪喇嘛的拒絕。不久，清軍入藏，驅逐入侵的廓爾喀人，訂立《欽定善後章程》，堵住了英國侵藏的通路。1814－1864年間，英軍親自出動一係列武裝北侵，將尼泊爾、錫金和不丹變為英屬印度的保護國，引起與沙俄的衝突。 1888年，英軍以邊界糾紛和通商為名，發動了第一次大規模侵藏戰爭，迫使清政府訂立了中英間的《藏印條約》及其《續約》，英國從中獲得不少權益，如強迫與亞東、江孜等地通商。1903－1904年，英軍又發動了第二次大規模侵藏戰爭，攻打江孜，西藏軍民在宗山之役中英勇抵抗。英軍占領拉薩後還迫使西藏地方政府訂下《拉薩條約》，清政府強烈反對，沙俄也提出抗議。接著，1905－1906年，英國派人策動班禪喇嘛到印度，企圖抬高班禪地位以代替達賴，玩弄先分化再控製的手法。由於國際形勢不利，無法實現。1911年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中國政局紊亂，英國重新炮製分裂西藏的新政策，在1912年英國政府和印度事務部的《關於印度邊境毗鄰國家形勢備忘錄》一項文件中表露無遺。該項備忘錄指明：讓中國對西藏仍保留“宗主權（Suzerainty）”的名義，實際上西藏應絕對依靠印度, 把他當保護國；要排斥中國人和俄國人；要把四川、甘肅、青海和雲南四藏區劃入“大西藏國”的範圍中，為“西藏獨立”進行布置。1912年，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依上述的備忘錄指出分裂西藏的五點聲明後，1913－1914年迫使中國派代表到印度北部西姆拉（Simla） 地方舉行中英藏三邊會議。會議主席英國代表亨利·麥克馬洪（ Henry McMahon）與西藏代表夏紮·邊覺多吉互相勾結，共同對付中國政府代表陳貽範。在全中國輿論壓力和民眾支持下陳貽範據理駁斥荒謬的“西藏獨立”的條約草案。拒絕簽字。英國見一步不能實現，就改作兩步進行。依照沙俄侵略中國蒙古地區，分劃為“外蒙古”和“內蒙古”的辦法，將西藏本土和鄰近四省藏區劃分為“外藏”和“內藏”。“內藏”暫由中國管理，“外藏”中國不能幹涉，先行自治。英國在這短期內控製了“外藏”；藏獨人士宣稱這是“西藏自治”，甚至美化為“西藏獨立”時期。 “西姆拉會議”流產後，英國大力支持西藏上層親英勢力，並唆使藏軍進攻四川和青海部分地區。1920年，英軍再次入藏，並挑撥西藏與北京政府關係。1924年，英扶植親英少壯派藏軍，圖謀政變，剝奪達賴喇嘛在拉薩的權力。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中央派黃慕鬆入藏冊封致祭。1937年冬，三歲的男孩拉木登珠從青海被護送到拉薩立為十四世達賴喇嘛時，中央再派吳忠信入藏主持其坐床儀式。1943年3月，英國外交部的《西藏與中國“宗主權”問題》報告，提出取消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一事。但與印度事務部磋商後，因為害怕中國出兵，英國不敢取消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同年8月5日，英國外相艾登給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的備忘錄中，仍堅稱西藏“事實上完全自治的地位”，試圖再召開西姆拉式的會議，中國根本不予理會。此時，第二次大戰結束在望，大英帝國呈現瓦解即行沒落，長期精心設計的“西藏獨立”陰謀成為泡影。

　　（二）大戰結束，冷戰開始，美蘇對壘，敵我分明。美國繼英國成為西方世界的領袖後，英國“西藏獨立”的活動，美國義不容辭承擔起來。如果美國控製了西藏，在戰略上可以高屋建瓴的優勢，一舉跨進中蘇兩國的後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對壓迫過中國人民的侵略者而言，感覺自然不會很好。共產黨當權的新中國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死對頭，英國留下搞“西藏獨立”的擔子，對美國中情局來說無疑是一項神聖的任務。其實，自1947年，中情局公布成立後，就開始把戰略目光盯住西藏。以考察修築西藏公路轉運抗戰物資為名，羅斯福總統就曾送禮物給達賴喇嘛，並十分同情而且希望西藏“要保持自己獨立的弱小國家”的地位。1950年6月韓戰爆發，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方麵赴韓與美軍正麵作戰；另方麵迅速入藏，解放昌都。形勢迫使當年西藏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和平代表團赴北京，並於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與此同時，美方亦同時展開兩翼，威迫中國。一方麵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保守台灣；另方麵中情局為加強對西藏的活動，與達賴的兄弟嘉樂頓珠和土登諾布頻頻接觸。1956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授權中情局推動西藏地下遊擊活動，成立“越山航空公司”和“美國航空”，並利用台灣“民航公司”從事補給。同時，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成立工作站，以支援西藏的遊擊工作，美國對西藏的掩護戰（covert war）從此開始。中情局訓練西藏遊擊隊，最初在台灣，後移往太平洋中的塞班島，最後遷到美國科羅拉多。僅在科羅拉多的赫爾營（Camp Hale）就訓練出300名特務。1957年8月，美空降兩名西藏遊擊隊員於藏南桑日縣。次年初，他們潛入拉薩與恩珠倉·貢布紮西聯係後，再向中情局匯報。1958年4月20日，近5000多名西藏武裝的首領，加上哲蚌、色拉、甘丹三大佛寺的代表秘密會商並簽盟：在山南地區建立遊擊基地。6月24日，以恩珠倉·貢布紮西為司令的“衛教軍”成立。9月，“衛教軍”首次獲得美方空投的大量糧食和武器彈藥。1959年3月10日早上，拉薩謠言滿天飛，說解放軍要逮捕達賴喇嘛及政府官員。數千藏民從四麵八方蜂擁到羅布林卡，把它團團包圍著，不讓達賴出席已答應且安排好的西藏軍區文藝演出。所謂“有些藏民被殺”的消息傳出後，藏人即組織遊行隊伍，高喊“西藏獨立”、“趕走漢人”等口號；有2000多名叛亂分子占據大昭寺；下午布達拉宮內舉行“西藏獨立”會議。以後幾天裏，解放軍高度戒備，但奉命不得先行開槍。午夜過後，3月17日一大早，24歲的達賴化裝為農夫，伴同母親、姐姐、弟弟、親信及隨行等人，離開羅布林卡，在中情局人員東尼·波（Tony Poe）指引下，開始逃亡。當天清晨，拉薩槍聲大作，叛軍正式進攻解放軍軍營及中央駐守機關，約有7000多名武裝叛軍猛撲1000多名解放軍。由於後者戰鬥力強，還擊兩天後，解放軍便控製了拉薩，武裝暴亂以失敗而告終。在達賴一行逃亡途中，中情局沿途空投食物，以無線電與附近中情局各站聯絡，並將全部逃亡過程記錄在案。身在美國的中情局局長杜勒斯也接到報告，他指著沙發座位後地圖上中歐地區問，“這裏就是西藏嗎？”那是3月19日的事。4月18日，達賴一行正式抵達印度。新德裏站的中情局要求尼赫魯總理給達賴一行中的37名予以政治庇護，尼滿口答應。5月20日，美國政府絕密的“303委員會”批給剛逃抵印度的達賴一行第一筆補助費。隨之，“西藏難民緊急委員會”亦在美國成立，援助流亡藏人。話說回頭，拉薩暴亂失敗後，中情局糾集殘餘武裝叛亂分子2100多名到尼泊爾境內的木斯塘（Mustang）建立遊擊基地。中情局訓練他們，供給武器糧食，再派潛回藏境，進行破壞活動和收集情報。這些遊擊隊員在以後8年中不是被解放軍活擒，就是服毒自殺。直到1974年7月，達賴在一份長20分鍾的錄音廣播中才指示那些殘餘的遊擊隊員投降。1959年5－6月間，在印度北部木娑瑞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次年，再遷往印藏邊境的達蘭薩拉（Dharamsala）；“西藏人民代表大會”亦隨即召開成立，頒布“憲法”，規定“大臣由達賴任命”，“政府一切工作須經達賴認可”。達賴儼然仍是政教合一的領袖。但是，世界各國不承認“西藏流亡政府”。可是，在紐約市聯合國，美國領頭於1959、1960、1961和1965年把“西藏問題”列入聯大議程，並於1961年和1965年通過了“西藏問題”的反華提案。據美國解密文件稱：在60年代的大部分年頭，中情局每年提供170萬美元，其中50萬美元為支援駐在尼泊爾的2100多名遊擊隊員（包括800名武裝人員），18 萬美元作為達賴個人的津貼。1968年後，因為科羅拉多訓練基地已關閉，這項援助費減為120萬美元。1972年尼克鬆訪華及1979年中美建交後，美國便停止了這類經費的支出。但是，必須了解，如果沒有國際上所謂“自由民主鬥士”的或明或暗的支持，如電影明星李察基爾（Richard Gere）通過電影《困頓》、《旅藏七年》，或以演唱會、弘法會種種活動所得的贈與，“西藏流亡政府”很難維持到今天。到了80年代中期，“西藏流亡政府”的重要職位，逐漸被一批受過西方教育的西藏青年占據了。他們積極把“西藏獨立”國際化，尋求外國支持，同時到西藏境內趁機策亂，目的在於引起國際視聽，推廣宣傳。但是，在1984年4月達蘭薩拉所舉行的高層骨幹會議上，總結過去的成績，認為收效不大。於是便以各種組織名義派員出訪，拉攏、遊說或鼓吹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同時以“民主、人權”為幌子攻擊中國。1989年達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實在就是那些企圖分裂中國的勢力授予達賴的獎狀。從此達賴先後走訪過50多個國家和地區；與中國有邦交的，一般以低調方式對待他。大家都知道，達賴隻是中情局的棋子。 同時，美國政府與美國國會也在唱雙簧。例如，美國國會於1991年5月通過一項“西藏決議”案；10月通過新會計年度時，均指明西藏是一個“被侵占的國家”。1993年9月美參院外委會提出“在西藏設立美國新聞署辦事機構”的提案；1997年6月11日晚，美眾院通過法案要美總統指派“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員”。美政府過去不加理睬的國會提案，但等江澤民主席訪問華盛頓離開後兩天，國務院居然委派協調員出來。美國政府對美國國會匪夷所思的反常反應，反映出美國政治的詭詐。這種行動，當然立即遭到中國政府的嚴詞駁斥。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多少年來，特別是1994年5月16日以來，一再重申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承認“西藏流亡政府”。近年來，克林頓總統對“西藏問題”常說這樣的話：美國不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隻是想做個協調員，為西藏的獨特的宗教和文化協調協調罷了。“西藏問題”百年來都搞不出名堂來，當中國一天天富強後，美國導演的“西藏問題”醜劇便越來越近尾聲了。

　　（三）中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幾千年來曆史說明，中國國防建設是防衛性的，舉世聞名的長城就是防禦性的國防設施。15世紀初，中國大航海家鄭和7下西洋，訪問了東南亞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未曾建立一個殖民地。這與比較晚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國等殖民國家到處掠奪、瓜分世界相比，實在不可同日而語。幾千年來，異族侵入中原，都被包容同化；現在中國人數最多的漢族就是長期以來民族熔爐鍛煉出來的成果。中國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中國從來沒有為了宗教信仰問題而發動戰爭。中國人談到歐洲史上有30年的宗教戰爭，實在難於理解。中國家庭中，儒教、道教和佛教可以共存共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各種流派也可以和平相處，這是西方人不見不信的；至於藏傳佛教享有可信可不信的自由問題，隻有讓不信的人親自去看看，開開眼界好了。中國是珍惜和愛護文物的國家。公元後的曆史都有國家史官詳加記載，如《二十四史》的巨著，流傳到今天。西藏的語言文字至今一直使用流傳，西藏文化藝術在繼承和發揚，藏醫在加強研究，並獲得重視。這些事實用不著外人來操心，但是，反華分子還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中國是平等對待少數民族的國家。中國有56個民族，其中漢族占總人口95％，其它都是少數民族。中國少數民族不受歧視，還有優待，尤其是對比較困難的藏族。如1994年，中國政府動員全國各省市和中央有關部門為西藏基本建設的62項工程進行投資，就是顯著的一個例子。這些事情，美國黑人和澳洲土著毛裏人知道了，一定要羨慕不已。

　　1959年，達賴逃亡到印度後，西藏經曆過天翻地覆的民主改革，推翻了長期的政教合一，僧侶和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社會下占西藏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即行獲得了人身自由，分到了土地和享有各種政治權利。西藏農奴解放比1863年林肯宣布解放黑奴要徹底和實惠得多；那時美國黑奴才開始逐步取得人身自由，談不上經濟得利，更不用說政治權利了。要再等一百年，等到1963年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後，美國黑人才享有選舉權和被選權，在經濟上得到少許的救濟和其它福利罷了。40年來，達賴一夥在印度達蘭薩拉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後，對過去西藏封建農奴社會人分三等九級，踐踏人權的悲慘狀況，絕口不提；對現在西藏進步實況也置若罔聞；反而大放厥詞說西藏沒有人權，沒有宗教自由，還捏造西藏解放後殺害了一百萬藏人的鬼話。如果達賴真還想回中國，首先應當解散“西藏流亡政府”，不要再提言不由衷自欺欺人的所謂“西藏高度自治”的廢話。事實上，1965年西藏自治區已經按中國憲法成立，阿沛·阿旺晉美就是自治區的第一任主席。

　　西藏自治早已枝繁葉茂，無須達賴操心了。 中國和美國代表東西不同的兩種文化，都是有國際影響力和對人類有貢獻的國家。不要忘記：20世紀期間，美國是壓迫者和得利者，中國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21世紀已來臨，中國也抬起頭來，希望美國不要再搞霸權主義，不要再在“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上做文章，幹涉中國內政。應該明白：中國政府和人民為維護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將不惜付出最高代價和任何犧牲。今後，中美關係本著眾所周知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就一定可以友好和平地發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