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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美國智庫：專家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通
來源：環球時報 時間：2008-2-2 11:15:42



美國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萊爾。



為美國前貿易代表希爾斯


　　外交關係委員會和蘭德公司主導中國問題

　　一位美國官員對本報記者表示，成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外交關係委員會在美國外交政策的製定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政府除了經常撥款給這個機構開展各種專項研究外，美國國務院每年還派官員到該委員會的紐約總部或項目所在地和智庫的專家共同工作，為政府研究和起草新政策。外交關係委員會的總裁哈斯在白宮、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工作過，曾擔任國務院政策策劃部主任多年，對美國政府的各個部門和外國政府都非常熟悉。在這種背景下，2005年年底，外交關係委員會正式宣布由美國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萊爾和美國前貿易代表希爾斯共同領銜，對21世紀的中美關係做出重新評估。據了解，這個特別工作小組已經召開了第一次會議，並且計劃在四五月份完成報告草案，在今年夏天將最終報告提交給美國國務院，以便對美國30多年來的對華政策做出調整。外交關係委員會表示這一項目是內部研究項目，但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的第一副助理國務卿裏維爾是項目負責人之一，這給工作小組的最終報告增加了許多官方色彩。

　　和外交關係委員會相比，總部設在加利福尼亞州聖塔莫尼卡的蘭德公司與美國國防部的關係更加密切。“蘭德”是英文“研究與開發”的縮寫，這個機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美國陸軍航空隊司令阿諾德將軍的建議下成立的。冷戰期間，蘭德公司為美國軍方研發新式武器和開發太空做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該機構亞太政策中心主任歐爾霍特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除了伊拉克和反恐戰爭，蘭德公司的研究重點之一是中國。他說，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長遠的外交政策應該以反恐戰爭和中國的崛起兩個課題為重心“雙軌並行”，他同意這種觀點。他去年5月在國會聽證會上所做的題為《中國和全球化》的報告“得到了廣泛關注”。據記者了解，蘭德公司的部分專家參與了美國國防部《四年防務評估報告》的編寫，這份報告將決定美國未來的軍事戰略，對中美關係的發展也會有很大影響。歐爾霍特說，他負責的部門還在準備蘭德公司與中國智庫的年度例會。他說，雖然很多“中國通”在做研究時可以查閱中國官方出版物，比如《人民日報》，“但是獲取信息的最佳方式還是和中國同行對話”。歐爾霍特還表示，盡管政府官員忙於反恐，公開場合提到的中國問題不是很多，但主管亞太地區的官員“對中國問題並沒有任何缺乏興趣的表現”。蘭德公司亞太政策中心每年都公布專家完成研究項目的各項報告以便公眾和政府官員參考。2005年公布的6份報告全部與中國有關，包括《中國國防工業的新方向》、《中國軍事現代化：機遇和限製》、《在科技領域的戰略選擇：韓國在一個中國崛起的時代》以及《中國在行動：對新興中國戰略政策及其對大西洋關係影響的法國—美國聯合分析》等。

　　智庫的“中國通”名副其實

　　美國政府為何把外交、國防等領域的重大對華政策交給智庫去草擬？帶著這個問題，記者對美國幾家知名智庫的“中國通”進行了調查。記者感到，這些“中國通”的經曆足以說明問題。

　　作為最老牌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非常有名。其中國研究項目首位主任貝德有27年的外交生涯，大部分時間待在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在裏根、老布什、克林頓與小布什的政府中，貝德曾先後擔任過國務院中國處處長、負責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美國貿易副代表和美國駐香港副總領事，可以說他跑遍了與中國業務有關的政府要害部門；卜睿哲目前是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曾擔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布瑞拉德是學會副總裁及全球經濟與發展中心主任，曾經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總統國際經濟事務副助理；歐漢龍是著名的東亞軍事問題專家，曾經在國會預算辦公室和國防部防禦分析研究所任職。

　　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最有名”的“中國通”要算凱利了。因為他在擔任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時，曾頻頻訪華斡旋朝鮮半島核問題並出席“六方會談”。此外，凱利還擔任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副助理國防部長等職。現在，凱利成了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高級顧問。與他同樣研究中國的還有著名學者季北慈、葛來儀和江文漢等人。

　　企業研究所屬於保守派智庫，出了不少強硬反華的“中國通”。巴菲爾德曾任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顧問，是著名的中國貿易問題專家；卜大年當過美國國防部中國科科長，因此被認為是重量級的中國軍事問題專家；李潔明出生於中國青島，曾任職於美國中央情報局，派駐東亞等國，後轉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美國駐韓國大使、美國駐中國大使，目前是企業研究所亞洲部主任。

　　與企業研究所類似，傳統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大多以反華聞名。沃爾澤是美國著名軍事戰略研究人員，長期在美國國防、外交部門和國會任職，先後兩次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工作；布魯克斯曾經在布什政府擔任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防部長，目前是傳統基金會國家安全事務研究領域高級研究員和亞洲研究中心主任。

　　由於工作關係，記者在華盛頓跟上述智庫的許多“中國通”都有過接觸。給記者的總體感覺是：這些人對中國都相當了解，甚至遠遠超過了記者本人。國內一位經常到世界各地出差的學者最近應邀到華盛頓考察美國智庫。在與記者聊天時，這位美國問題專家感慨地說，華盛頓的智庫的確“集中了全世界最厲害的中國問題專家”。

對中國的研究細致入微

　　“中國問題專家”———這個頭銜聽起來很有高高在上的意思，但在接觸中，本報記者卻有另一番感受。

　　首先，這些專家雖然多是美國人，但他們中文都非常好，有的甚至可以用“地道”來形容。比如著名學者傅高義到中國

　　一所高校演講時，說的第一句話是：“20年沒來了，大家別來無恙吧”。康奈爾大學的寇艾倫娶了一位中國妻子，他們在家裏都用中文交流。他妻子對本報記者說，結婚幾年來很少說英語，自己的英語水平大大降低了。

　　其次，這些學者非常注重從“特殊渠道”獲取信息。比如，知名學者蘭普頓在其代表作《同床異夢》每一章節的注釋中，都寫有這樣的話：“此問題是中國某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或學者告訴我的”。除了官方渠道，美國學者還重視從民間獲取信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易明告訴記者，她每次來中國訪問，無論日程安排多滿，都要抽出時間與中國學生接觸。中國學生的思維很活躍，可以激發她的很多靈感。此外，這些專家也願意深入中國社會了解情況。記者在陪同時發現，他們不要求任何中國官方人員參與，隻是四五人一組，深入到中國普通居民社區、菜市場、老人健身中心、勞動力市場等地，隨機問一些與當地人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他們也會走到一些巷子裏，隨手抄下那些提供“辦證”服務的電話號碼。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多采取很具體的研究方法。從事文化研究的美國學者江憶恩在《文化現實主義：中國曆史上的戰略文化和宏韜偉略》一書中，從明朝永樂至萬曆年間對外用兵的有關奏折裏，對“主戰”和“主和”問題進行量化統計，再與中國古書《武經七書》相結合，總結出在中國的戰略文化中，什麽是最重要的，什麽是次重要的。這本書裏大量引用中國古籍，讓人無法相信，寫作者竟是一位沒有中國血統的西方人。漢密爾頓學院的政治學家李成多次應邀訪問中國。他研究的問題是誰會成為中國下一代領導人。在其代表作《下一代領導人》中，李成采用大量調查數據，計算中國前幾代領導人的情況，如成為省部級領導及進入高層的年齡等，並以此得出最後結論。更細致的中國問題專家則研究中國領導人每一次麵對重大事件時使用的語言，進而推斷中國高層對此事的重視程度。

　　直接參與“中美戰略對話”

　　在調查中，記者了解到，美國著名智庫的中國研究主要通過5種途徑影響美對華決策。一是智庫研究人員直接到政府任職。自從智庫體係產生後，美國的智庫就與政府結下了不解之緣，有人將其戲稱為“旋轉門”，任何一屆美國政府都是如此，當今的布什政府表現得更加明顯。二是出版刊物、著作或提交報告。三是利用大眾媒體形成輿論。記者注意到，幾乎每個大型智庫都設立了專門的公關部，負責與全世界各大媒體的溝通和聯絡。有些智庫甚至設立了24小時開通的“媒體熱線”。智庫研究人員借助大眾媒體，發表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引發公眾關注，形成公眾輿論，從而間接影響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四是為政府釋放政治信號。美國政府往往喜歡通過智庫這個渠道來放試探氣球，為一些重要對華政策的出台做準備。2002年5月，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演講時，就美國對台政策表態。他按照布什的授意宣布“美國不支持‘台獨’”，這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成為一個階段以來布什政府調整對台政策的重要標誌。2005年9月，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在著名智庫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題為《中國往何處去：從會員到責任》的演講，首次公開提出希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一時之間引來國際媒體熱評，認為以鷹派為主導的布什政府即將對對華戰略作出重大調整。五是舉辦學術交流活動。美國智庫經常在世界各地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會上往往是冠蓋雲集。布魯金斯學會1月12日召開簡報會，討論題為《權力的轉移：中國和亞洲的新變化》這本新書。這場以中國崛起給亞洲政治帶來改變為主題，特別討論中印、中日和兩岸關係的簡報會，在召開約一個星期之前就因為想要參加的人太多而停止來賓登記。

　　現在，智庫推動的獨立於政府以外的“雙軌會談”往往成為政府對華政策的幕後推手。布魯金斯學會的資深學者黃靖向記者透露說，其實在佐利克公開提出“利益相關者”這個概念之前的一周，布魯金斯學會就拿到了佐利克的演講稿，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議。佐利克的演講發表後，“利益相關者”一時成為熱門術語，並帶來很多不同的解讀。布魯金斯學會專門派高級研究員到中國跟相關機構接觸，向它們做解釋工作，同時聽取中方的反應。去年12月8日，佐利克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在華盛頓舉行了第二次“中美戰略對話”。黃靖向記者透露說，會談前，布魯金斯學會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派研究人員到中國，與中方的研究機構做了“雙軌會談”，中美兩邊的智庫後來分別把會談結果向戴秉國和佐利克做了匯報，使得戰略對話進行得非常成功，“遠遠超出了雙邊關係的範疇”。由此可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在中美關係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