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蘇珍寶島戰爭詳情
作者：佚名 【大軍事網訊】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至十七日，中國邊防部隊指戰員，在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下，被迫對入侵珍寶島的蘇聯邊防軍進行自衛反擊作戰，保衛了中國的神聖領土珍寶島。
第一節 蘇聯邊防軍侵犯珍寶島
中蘇之間存在著邊界問題，但在中蘇兩國友好時期，中蘇邊境是安寧的。中蘇關係惡化後，中蘇邊界也開始多事。一九六○年，蘇聯邊防軍在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挑起第一次邊境事件。嗣後，蘇方不斷破壞邊境現狀，包括向中國境內推進巡邏線，在中國境內修建軍事設施，潛入中國境內安裝竊聽裝置，幹涉中國邊境居民的正常通行和從事生產活動，毆打、綁架中國邊民，阻止中國邊防部隊執行正常巡邏勤務，等等。一九六四年以後，蘇聯邊防軍不斷進行武裝挑釁，製造流血事件。從一九六四年十月到一九六九年二月，蘇聯邊防軍在中蘇邊境地區，挑起的各種邊境事件就達4180餘起。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旬，蘇聯邊防軍在珍寶島又挑起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
乘坐裝甲車，手持棍棒的蘇聯邊防軍
珍寶島，位於黑龍江省虎林縣境內，在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麵積0.74平方公裏。該島北端原與中國大陸相連，由於江水的長期衝刷，一九一五年才形成小島，至今在枯水期仍與中國江岸相連，人們還可徒步上島。因為它兩頭尖，中間寬，形似中國古代的元寶，故得名為珍寶島。島東與蘇聯隔江相望，相距400餘米；每到冬季，江麵冰層厚達兩米以上，可以通行各種車輛。島西是寬不足百米的江*，從未通航。珍寶島四周樹林環繞，大部分陸地為塔頭墩(注)沼澤地。島上的水泡（小湖）與烏蘇裏江相連，是魚類的天然繁殖場所。該島南北兩端的江窩，是魚類聚棲的地方。當地中國居民祖祖輩輩都在這裏進行生產和打魚等活動。本世紀以來，由於中國漁民張蓋和臧蓋年等幾位老人，相繼上島建房、捕魚和種菜，因此珍寶島又被當地人先後稱作“張蓋島”和“翁島”。一九二八年，中國居民陳遠進買下了張蓋的房子，與其兒子陳錫山常住島上。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後，日本關東軍強迫島上居民遷離該島。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陳錫山等人回到公司村一帶居住，還經常登島捕魚和生產。一九四五年以前，珍寶島歸虎林縣公司村管轄，後來歸虎頭區管轄。這個地區一直有中國邊防部隊巡邏。大量的曆史事實證明，珍寶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議的。
一九六四年中蘇邊界談判時，蘇方出示的地圖上竟把邊界線畫到黑龍江和烏蘇裏江的中國岸邊，把珍寶島劃歸蘇聯所有。從此形成爭議，並在該地開始出現摩擦。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九年二月的兩年多時間裏，蘇聯邊防部隊入侵珍寶島達16次之多。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蘇聯邊防軍出動裝甲車、卡車、吉普車共7輛，載運75名攜帶武器的軍人越過烏蘇裏江主航道，侵入珍寶島。這些蘇聯軍人攔截和毆打正在執行巡邏任務的中國邊防軍人，當場打傷8人。一九六九年一月四日，中國邊防部隊的巡邏分隊登島巡邏，遭到30多名蘇聯邊防軍人的幹涉和攔阻。蘇聯軍人連推帶打，強迫中國邊防巡邏分隊人員離開。一月六日，蘇聯邊防軍又侵入珍寶島，抓走兩名捕魚的中國公民。一月二十三日，76名全副武裝的蘇聯邊防軍人，攜帶軍犬，分乘4輛軍車，在直升機的掩護下，突然襲擊正在珍寶島上執行任務的中國邊防巡邏分隊。他們圍攻、毒打中國邊防軍人，將中國邊防軍人摔倒在冰地上，致使有的軍人口鼻流血，當場昏迷過去；他們還放出軍犬撲咬中國邊防軍人。在這次事件中，蘇聯邊防軍打傷20多名中國邊防軍人，其中重傷9人。二月六日至二十五日，蘇聯邊防軍又連續5次圍攻、毒打中國邊防部隊巡邏人員。對於蘇聯邊防軍接連不斷的挑釁，中國邊防部隊一再克製忍讓，未予還手，因而避免了事態的擴大。
蘇聯邊防軍驅狗咬中國人
我邊防部隊就蘇軍裝甲車撞死中國平民一事正在向蘇方交涉
第二節 中國邊防部隊被迫自衛反擊
蘇聯邊防軍將中國邊防部隊的克製忍讓態度和爭取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誠意，視為軟弱可欺。他們在珍寶島地區的入侵挑釁活動，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邊防部隊不得不對蘇聯邊防軍的武裝入侵進行反擊。
蘇聯方麵公布的1969年1月23日，中國邊防戰士和蘇聯邊防軍爭執的場麵
蘇聯人拍的在珍寶島地區驅趕中國軍人的照片
一、三月二日保衛珍寶島的戰鬥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珍寶島地區冰天雪地，氣溫為零下27攝氏度。上午八時四十分，中國邊防部隊公司邊防站派出例行巡邏分隊，分成兩個組對珍寶島進行巡邏。當邊防站站長孫玉國帶領的第一組沿著中國境內的冰道抵近珍寶島時，蘇聯邊防軍立即從位於珍寶島上遊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遊的庫列比亞克依內兩個地方，出動70餘人，分乘2輛裝甲車、1輛軍用帶篷卡車和1輛指揮車，向珍寶島急速駛來。蘇聯邊防軍頭戴鋼盔，荷槍實彈，搶先侵入珍寶島。他們下車後，就阻止中國邊防巡邏分隊登島巡邏。中國邊防巡邏第一組當即發出警告，令其從中國領土上撤走。但是，蘇聯邊防軍卻擺開戰鬥隊形，持槍步步進逼，並以1個班的兵力向第一巡邏組左翼穿插，企圖切斷這個巡邏組的退路。麵對這種嚴重情況，中國邊防巡邏第一組毫不示弱，繼續巡邏。九時十七分，蘇聯邊防軍另一個小隊進到第一巡邏組的右側。當蘇聯邊防軍對第一巡邏組形成三麵包圍的態勢後，突然向這個巡邏組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打傷中國邊防戰士6人。中國邊防巡邏第一組忍無可忍，被迫自衛反擊。第二巡邏組聽到槍聲後，在班長周登國的指揮下果斷行動，給側後的蘇聯邊防軍以沉重打擊。蘇聯邊防軍裝甲車不斷地向中國巡邏分隊開槍開炮，其中1輛裝甲車侵入珍寶島北端的江*，企圖從側後攻擊島上的中國巡邏分隊。中國邊防部隊當即以猛烈火力將其擊退，並抓住戰機轉入反擊，但是遭到隱蔽在叢林中的蘇聯邊防軍機槍的猛烈掃射，前進受阻。中國邊防戰士於慶陽沉著冷靜，趁蘇聯邊防軍的機槍暫停射擊之機，猛然從隱蔽點躍起，向蘇聯邊防軍的機槍方向衝擊。此時，叢林深處蘇聯邊防軍的另一挺機槍又響了起來。於慶陽當機立斷，掉轉槍口，予以還擊。突然，蘇聯邊防軍的子彈擊中了他的頭部，使他昏倒在地。不久，他猛然站立起來，端起衝鋒槍又繼續向入侵者衝擊，最後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叢林深處蘇聯邊防軍的機槍仍在猛烈掃射，使開闊地的中國邊防戰士受到嚴重威脅。副連長陳紹光心如火燎，立即撲向叢林勇猛還擊。當他指揮一個班迂回到蘇聯邊防軍的背後欲斷其退路時，蘇聯邊防軍的增援人員也正好趕到，並發起了攻擊。在腹背受敵的緊要關頭，陳紹光沉著指揮，帶領戰士們對蘇軍增援人員進行反擊。他發現前方100米處有蘇聯邊防軍的兩挺機槍在交*掃射，便一邊命令戰士們掩護，一邊向機槍衝去。在戰鬥中，陳紹光的左臂和前胸受傷，鮮血浸透了他的棉衣。他以鋼鐵般的意誌控製著站立不穩的身軀，端槍接連打了兩個點射，消滅了蘇聯邊防軍的1個機槍火力點，而他自己也倒在了血泊中。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吃力地從彈帶裏取出血染的彈夾，交給身邊的戰士，要他們趕快去戰鬥。他還讓戰士們把自己扶*在一棵白樺樹旁，激勵大家英勇作戰。戰士們眼裏噙著淚花，奮不顧身地向前衝去，迫使入侵的蘇聯邊防軍退回江麵，登上1輛裝甲車撤回蘇境。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激戰，中國邊防部隊驅逐了入侵珍寶島的蘇聯邊防軍。
中國邊防軍繳獲的一批蘇聯邊防軍槍支、彈藥及軍用物資
二、三月十五日保衛珍寶島的戰鬥
三月二日戰鬥後，蘇軍迅速向邊境增兵，企圖繼續以武力強占中國領土珍寶島。為了保衛珍寶島，中國邊防部隊也抓緊時間，積極進行防禦作戰準備。三月十四日，珍寶島地區刮著西北風，下著小雪。蘇聯邊防軍2輛裝甲車從珍寶島北端侵入烏蘇裏江中國江*偵察挑釁。十五日淩晨，風停雪住。四時許，蘇聯邊防軍步兵60餘人，趁拂曉前的夜暗，在6輛裝甲車的掩護下，從珍寶島北端侵入，潛伏在叢林之中，企圖偷襲守島的中國邊防部隊。中國邊防部隊令營長冷鵬飛帶領1個加強排立即登島，依托珍寶島東南的天然壕溝，與侵島蘇聯邊防軍對峙。八時許，入侵的蘇聯邊防軍以裝甲火力和步兵輕重武器，向守衛珍寶島的中國邊防分隊猛烈射擊。接著，蘇聯邊防軍步兵在6輛裝甲車的掩護下，向中國守島分隊進攻。冷鵬飛指揮守島分隊運用集火近戰的戰術，對進至200米以內的蘇聯邊防軍步兵予以打擊，並集中火力將步兵與裝甲車分割，使其不能相互配合。同時，他又組織40火箭筒和無坐力炮打擊蘇聯邊防軍裝甲車。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激戰，中國邊防部隊打退了蘇聯邊防軍的第一次進攻。
一隊中國軍人在珍寶島的冰麵上
這張照片發生在交火前
中國邊防分隊利用戰鬥間隙，調整射擊位置，加固工事，作好迎擊蘇聯邊防軍再次進攻的準備。當日九時四十六分，蘇聯邊防軍的地麵炮兵和坦克，對中國邊防部隊的岸邊陣地和島上分隊進行猛烈射擊。接著，又出動6輛坦克和5輛裝甲車，越過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向珍寶島接近。其中4輛坦克撲向珍寶島南端，竄入中國江*，迂回到中國邊防部隊守島分隊的側後；另外2輛坦克和5輛裝甲車由珍寶島北端侵入，向中國守島分隊的正麵發起進攻，企圖前後夾擊中國守島分隊。蘇聯江岸上的大口徑火炮和機槍火力也同時封鎖了中國江*，攔阻中國江岸上的部隊上島支援。中國守島分隊根據蘇軍坦克從中國江*迂回，登島比較困難的情況，決定在珍寶島西側留置少數兵力，監視和阻擊蘇軍的迂回坦克；集中兵力和反坦克兵器，抗擊正麵進攻的蘇聯邊防軍。此時岸上二號陣地的無坐力炮排七班班長楊林，奉命帶領七、八班上島攻擊蘇軍迂回前進的坦克。楊林帶著戰士們躍進到被蘇聯邊防軍火力封鎖的江*，發現迂回中的4輛蘇軍坦克成縱隊高速駛來。他們迅速占領有利地形，隱蔽待機。待蘇軍坦克駛近到10餘米遠時，楊林率領幾名戰士，突然躍起，接連投出5枚手雷。蘇軍坦克隊形混亂，先頭1輛T─62型坦克闖入中國邊防部隊預設的雷區，右側履帶被炸斷。另外3輛趕忙按原路倒車逃竄。楊林抓往戰機，命令戰士在冰麵上架炮跟蹤射擊，首發即擊傷掉在後麵的1輛坦克。隨後，楊林帶領七、八班繼續向珍寶島機動，剛進入指定位置，蘇軍2輛裝甲車就向他們衝來。楊林操炮瞄準，待裝甲車駛近到80米處才開炮，當即擊中1輛。另1輛慌忙掉頭逃竄，楊林操炮追射，將其擊毀。這時，又有1輛坦克和1輛裝甲車衝來，楊林在左手已經負傷，右手也被打斷3個手指的情況下，忍著劇痛，用血肉模糊的雙手繼續操炮射擊，又將蘇聯邊防軍的裝甲車擊毀。正當楊林向坦克瞄準射擊時，不幸被蘇軍的坦克炮擊中而壯烈犧牲。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戰，中國邊防部隊打垮了蘇聯邊防軍的第二次進攻。
為了準備打退蘇聯邊防軍可能發動的更大進攻，守衛珍寶島的中國邊防部隊迅速調整部署，進一步做好防禦戰鬥準備。十三時三十五分，蘇聯邊防軍的縱深火炮、岸邊坦克炮和其他火炮，在炮校機（亦稱偵察校射機）引導下，對中國邊防部隊的防禦陣地和公司邊防站，大規模地進行炮火襲擊。炮擊正麵達10公裏，縱深約7公裏，持續時間長達兩小時。接著，蘇聯邊防軍100餘人，在10輛坦克和14輛裝甲車的掩護下，向珍寶島發動了第三次猛烈進攻。蘇聯邊防軍登島後，以部分坦克、裝甲車首先在島中部東側的叢林中成一線展開，用火力掩護其餘坦克、裝甲車以及步兵，分成兩個梯隊向島上中國邊防分隊的防禦正麵實施輪番衝擊，企圖以優勢兵力將中國邊防分隊趕出珍寶島。中國邊防分隊抓住蘇聯邊防軍害怕步兵與坦克、裝甲車分割的弱點，發揚敢於近戰的光榮傳統，采取幾個戰鬥小組同時圍打1輛坦克或裝甲車的戰法，予以各個擊破。蘇聯邊防軍步兵和坦克的戰術協同被打亂後進展緩慢，於是不斷增加兵力。中國邊防戰士機動靈活，越戰越勇。火箭筒手華玉傑甩掉棉衣和絨衣，扛著火箭筒，打一發換一個地方，先後擊毀擊傷蘇軍裝甲車4輛。十五時三十分，島上與岸上的中國邊防分隊指揮員，迅速組織步兵和炮兵火力，繼續打擊登島的蘇聯步兵、裝甲車和坦克，使其嚴重受挫。經五十多分鍾激戰，中國邊防部隊勝利地粉碎了蘇聯邊防軍的第三次進攻。
中國邊防部隊在三月十五日這一天，與蘇聯邊防軍的50餘輛坦克、裝甲車和大量的步兵，激戰近九個小時，頂住了蘇聯邊防軍的6次炮火急襲，粉碎了蘇聯邊防軍的3次進攻。
衝突中死亡的蘇軍屍體
三、爭奪坦克的戰鬥
被中國邊防部隊炸斷履帶的蘇軍T─62型坦克，留在中國江*的冰麵上，成為蘇聯邊防軍入侵中國領土的鐵證。因此，蘇聯邊防軍千方百計想奪回這輛坦克。三月十七日淩晨，蘇聯邊防軍猛烈炮擊中國邊防部隊的前沿陣地和縱深6公裏的地域。接著，在坦克和裝甲車的掩護下，出動70餘人入侵珍寶島，在島上敷設了1000餘枚地雷。蘇聯邊防軍布雷時，預留了一條寬20米的通路，以便把炸壞履帶的T─62型坦克拖回去。為了粉碎蘇聯邊防軍強行拖走坦克的企圖，並對蘇聯邊防軍的炮擊行動予以回擊，中國邊防部隊以炮火攔阻登島的蘇聯邊防軍。十七時，蘇聯邊防軍停止炮擊，中國邊防部隊遂於五分鍾後也停止反擊。侵入珍寶島的蘇聯邊防軍在施放煙幕後，逃回了蘇聯境內。
中國邊防部隊在保衛珍寶島的戰鬥中，及時增派小分隊進入珍寶島堅守，並派副科長孫征民率領工兵小分隊上島排雷、布雷。在珍寶島戰鬥打響後，孫征民曾冒著危險，6次登島排雷、布雷，經他親手排除的地雷就有200多枚，為珍寶島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做出了貢獻。後因排雷時發生意外，孫征民不幸犧牲。
二十一日晚，蘇聯邊防軍改變了主意，派遣一個爆破組，沿預留的雷區通路偷偷摸向炸壞履帶的T─62型坦克，企圖將它炸毀、炸沉。當這個爆破組接近坦克時，被中國邊防部隊發現，立即組織火力將他們擊退。後來，蘇聯邊防軍為了防止坦克被中國邊防部隊拖走，一麵用炮火阻止中國邊防部隊接近坦克，一麵晝夜不停地炮擊這輛坦克，企圖將其徹底炸毀。由於附近的冰層被炮彈炸開，坦克沉入江底。中國邊防部隊在海軍潛水員和黑龍江省有關部門以及當地民兵的幫助下，利用簡易器材，冒著蘇軍的炮火穿過一米多厚的冰層，作業四晝夜，於五月二日將這輛蘇軍坦克打撈上岸。後來，這輛坦克被送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展覽。
為了表彰邊防部隊保衛珍寶島的英雄事跡，中央軍委於七月三十日發布命令，授予邊防站站長孫玉國、政治幹事杜永春、火箭筒手華玉傑、班長周登國、營長冷鵬飛、副科長孫征民烈士、班長楊林烈士、副連長陳紹光烈士、副連長王慶容烈士、戰士於慶陽烈士等10名官兵以“戰鬥英雄”稱號，給邊防部隊的偵察連、一連和公司邊防站等10個單位記了集體一等功。
珍寶島事件後，蘇聯邊防軍又在中蘇邊界西段不斷挑起事端。六月十日，數十名全副武裝的蘇聯邊防軍先後侵入新疆裕民縣的塔斯提地區，強行驅趕中國牧民的羊群，野蠻毆打、捆綁中國牧民，並開槍打死懷孕女牧工孫龍珍。中國邊防部隊在對其發出多次警告而無效的情況下，被迫自衛還擊。隨後，蘇軍出動坦克、裝甲車侵入中國境內，企圖挑起更大的武裝衝突。八月十三日，蘇聯邊防軍出動直升機2架，坦克、裝甲車數十輛和步兵300餘人，悍然侵入中國新疆鐵列克提地區，突然襲擊中國邊防巡邏分隊。中國邊防巡邏分隊忍無可忍，奮起還擊。副連長楊政林指揮巡邏分隊全體官兵浴血奮戰四小時，打退了蘇聯邊防軍的3次衝擊，但終因寡不敵眾，全部陣亡。在此次事件中，蘇聯邊防軍還打死中國民兵3人，打傷前往增援的中國邊防戰士12人。
中國邊防部隊遵照中國政府關於與蘇聯和平解決邊界爭端的一貫主張，對蘇聯邊防軍不斷製造的新的武裝挑釁事件，采取了顧全大局的態度，堅持自衛原則，據理鬥爭，盡量避免事態的擴大。九月十一日，中國總理周恩來趁蘇聯總理柯西金途經中國的機會，在北京機場與他進行了坦率的會談。在中國方麵的提議下，達成了緩和邊界衝突的臨時措施。從此，蘇聯邊防軍逐漸停止了對中國境內的射擊活動。
珍寶島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有力地表明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領土主權的忠誠保衛者。守衛珍寶島的中國邊防部隊指戰員，在武器裝備處於劣勢的情況下，麵對著蘇聯邊防軍的坦克、飛機、大炮和裝備精良的摩托化步兵，毫不畏懼，奮勇作戰，運用靈活多變的戰術，戰勝了入侵者，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了祖國的領土，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珍寶島作戰的勝利，也是人民群眾大力支援的結果。戰鬥打響以後，黑龍江省合江地區和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全力以赴，組織了1萬餘人的築路隊伍，搶修公路、橋梁，並出動車輛，為前線部隊運送糧食和彈藥。當時，需要組織一個450人的支前擔架營為部隊運送傷員，當地群眾要求參加的就有6000多人，出現了新婚妻子為丈夫報名、父母為兒子申請上前線的動人場麵。傷員轉到生產建設兵團醫院後，兵團家屬不僅進行精心護理，還為傷員輸血1.7萬多毫升。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有力地保證了珍寶島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
1969：中蘇戰爭即將爆發？－從珍寶島事件到緩和對美關係有關珍寶島事件與中國緩和對美政策的關係問題，無論在中蘇關係史上，還是在中美關係史當中，都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如今，大概絕大多數的研究者都同意說，珍寶島事件對中國改變對美政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問題是，珍寶島事件究竟是怎麽發生的，它本身是否被賦予了外交意圖？事件對中國外交政策影響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美關係隨後的緩和，是毛澤東運用外交戰略即“英明決策”的結果呢，還是審時度勢而進行的一種實用主義的外交選擇？
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當越來越多的資料說明1969年3月間發生的戰鬥中國是主動者之後，似乎更加增強了涉足這個問題研究的學者對毛澤東運籌帷幄的崇敬心理。[2]但是，在談論這場戰鬥的外交目的同時，許多關鍵性的環節卻被研究者們忽略了，包括1969年秋冬發生的那一段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戰爭恐慌。
事實上，1969年確實是關係到中蘇兩國乃至世界和平的命運攸關的年頭。中蘇之戰幾乎轉瞬即發。如果我們不能梳理清楚珍寶島事件所導致的這一係列嚴重的政治、軍事和外交後果，隻是先入為主地為毛澤東的預見性尋找根據，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毛澤東發出警告：“要準備打仗”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文化大革命已經鬧了差不多整整三年時間。中國在“造反有理”的鼓噪聲中很快鬧成了一個全麵內戰、天下大亂的局麵。到了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時，就連多次表示“不怕亂”的毛澤東也開始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該結束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式上，他自問自答地說：都講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究竟什麽叫到底？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3]。宣布開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可以看成是毛澤東打算1969年基本結束文革的一個信號。
但是，天下大亂，要想達到天下大治，就沒那麽容易了。想不到的是，內亂未平，外患又起，中蘇邊界這時又開始發生嚴重衝突事件。一時間，氣氛緊張到了極點。
中蘇邊界磨擦早在1964年以前就開始了。由於1959年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偏袒印度，並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撤退了所有專家，中止了一切援建項目的合同，兩國關係交惡，雙方已不止一次地就邊界問題相互指責。不過，邊界問題的升級，很大程度上還是1964年以後開始的。
1964年，為解決兩國邊界爭端，中蘇開始舉行邊界談判。此前，赫魯曉夫於1963年12月31日有意向世界各國首腦散發了一份公開信，名義上是呼籲用和平方法而不要使用武力來解決邊界問題，實際上是暗含著指責中國的外交政策。對此，《人民日報》首先於４月26日發表評論文章，尖銳抨擊赫魯曉夫“放棄使用武力解決領土爭端和邊界問題”的呼籲是“為帝國主義利益效勞的新騙局”。而毛澤東在7月10日與日本社會黨人士談論反帝反修時，更進一步批評說：“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外蒙古、千島群島、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德國、波蘭、芬蘭的一部分，“凡是能夠劃過去的，他都要劃。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新疆、黑龍江劃過去。……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兩千多萬平方公裏。一百多年前，已經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那個帳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個帳呢。”
毛澤東真的是想和蘇聯清算曆史疆域的舊帳，索要那150萬平方公裏土地嗎？當然不是。海闊天空、廣征博引，是毛澤東特有的一種談話方式。注意到這樣談論領土問題，可能引起誤解之後，9月10日，毛澤東借著與法國客人談話的機會，專門解釋了自己的意圖，強調舊事重提，其實隻是“采取攻勢，說些空話”，使赫魯曉夫“緊張一下”，並沒有改變邊界現狀的意思，目的還是想要以目前邊界現狀為基礎達到一個合理的邊界狀態、邊界條約。[7]但蘇聯軍方正想加強自身的地位，於是借機大作文章，不僅公開揚言要保衛神聖的蘇聯邊界，而且推動政治局批準大規模向中蘇邊界地區調兵遣將，甚至與蒙古訂立新的互助條約，重新派軍隊進入蒙古，幫助沒有常備軍的蒙古鎮守中蒙邊界。這樣一來，過去那些在舊的邊界條約中本來有些就含混不清的地段，很快就成了雙方軍隊磨擦和衝突的導火線。兩國邊界糾紛迅速增加。
進入到文革期間，中蘇邊界糾紛主要集中到東段邊界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兩個小島，即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珍寶島和七裏沁島的歸屬問題上。大部分衝突都發生在這裏。衝突多半是由蘇方挑起的。據前蘇聯駐華外交官葉利紮維金回憶，1966－1967年僅蘇聯駐華使館就不止一次地主張在這個地區“對中國人上島給予回擊”。一方宣稱這些江心島是自己的領土，堅持上島，一方必欲將對方趕走，並想方設法“給予回擊”，衝突的發生自然愈演愈烈。
最嚴重的一次衝突發生在1968年１月５日。那一次蘇軍出動裝甲車衝撞上島從事正常生產活動的中國邊民，當場撞死、軋死中國邊民４人，造成了中蘇邊界糾紛中第一起嚴重的流血事件。此事之後，蘇軍行動收斂了一些。但1968年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成功之後，特別是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結束，開始籌備中共九大之後，兩國邊界糾紛重又加劇起來。1968年12月27日，蘇軍出動裝甲車登上珍寶島，攔截中國邊防巡邏隊，並以棍棒毆打中國邊防巡邏人員。緊接著，1969年１月２３日，雙方再度在珍寶島上發生鬥毆，中方２８人被打傷，部分武器被搶。從２月６日到25日，雙方在珍寶島又連續發生了五起類似事件。７日，蘇軍人員甚至用衝鋒槍向中國巡邏隊方向發射了６個點射。
終於，３月２日，中蘇兩國的邊防部隊在珍寶島上發生了兩國間第一起邊界武裝衝突。15日又再度發生更大規模的激烈衝突，雙方甚至動用了重武器。這就是轟動一時的珍寶島事件。
1969年3月11日，開往珍寶島地區的蘇軍車隊
珍寶島之戰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蘇聯，都引起了極其強烈的反響。莫斯科那邊反華示威接連不斷，中國使領館被圍，汽車被砸。在中國，僅在３月４日到12日不足十天的時間裏，２９個省市自治區參加示威遊行的軍民就已達到１.５億人，４億人次以上。而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從聽取珍寶島作戰匯報之初，毛澤東首先強調的就是要準備打仗，而且要準備大打。從３月５日起，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中蘇之間有爆發戰爭的嚴重危險，號召全國人民“要準備打仗”。４月召開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強調了戰爭準備的問題，要求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規戰，甚至打核大戰的足夠思想準備。
毛澤東說：珍寶島一仗破除了迷信
對於珍寶島事件，中蘇兩國當時的反應和認識頗為不同。在中國方麵，這一事件除了促成了戰備熱潮以外，它更多地其實成了被用來喚起全黨全軍戰鬥意誌的動員令。
珍寶島事件後中方的內部通報突出強調了蘇聯入侵的危險，指出：“近年來，蘇修大量增兵中蘇邊境，集結了一百多個師的龐大兵力，占全國總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多，將近二分之一。蘇修還把蒙古變成一個反華的巨大的軍事基地，調集大量軍隊進駐蒙古，部署在中蒙邊境上”。
當然，蘇聯當時在軍事上的優勢並不僅僅在邊境兵力的人數上。從９０年代的有關研究成果看，蘇軍部署在中蘇邊境上的軍隊其實不足當年所說的一半，但不論是常規武器、核武器，還是兩國的綜合國力，中國都比蘇聯弱得多。中國軍隊這時的輕重武器大都還是四十年代設計的。僅以珍寶島之戰為例，“中國軍隊隻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兵、工兵，既無坦克、裝甲車，也無空中支援；蘇軍步兵則全部摩托化，不僅有占優勢的炮兵，還有大量坦克、裝甲車及空軍飛機和直升機可直接用於支援作戰，因而在技術裝備、火力上居於絕對優勢。”甚至，中國方麵當時為作戰部隊配備的７５毫米無後座力炮和４０毫米火箭筒，連蘇軍的主戰坦克都打不透。
毛澤東對此不是不清楚的。無論在聽取匯報時，還是在中共九大的發言中，他都突出表揚了前線指戰員的勇敢犧牲精神，強調對蘇聯要破除迷信，以己之長克敵之短，必要時要準備把敵人放進來打，讓它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毛澤東說：珍寶島戰鬥已經證明了，沒有打過仗的也可以打仗，沒有優勢裝備照樣可以打勝仗。說我們一沒有用飛機，二沒有用坦克、裝甲車，三沒有用指揮車，打了９個小時，敵人三次衝鋒，還不是都被我們打垮了。說我們不是不要飛機、坦克、裝甲車，但主要是*勇敢，要破除迷信。這次珍寶島就破除了迷信。什麽飛機、坦克、裝甲車之類，現在到處的經驗都證明，可以對付。
毛澤東的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人民解放軍一向是講覺悟、講勇敢的。作為一場自衛反擊戰，盡管中國方麵火力及裝備上都還處於劣勢，但珍寶島這場仗無論戰鬥組織還是作戰結果，也都比較成功。當時的一些介紹材料對這場仗是這樣說明的：
３月２號８點４０分，我邊防巡邏隊３０人分成兩個組，前往珍寶島進行巡邏。剛出來，蘇修就發現了，他們立刻從兩個方向派出來一輛卡車、兩輛裝甲車、一輛指揮車和７０個人上島圍堵我們。９點１７分，尾追我第一巡邏組的敵人置我警告於不顧首先開槍，我邊防戰士就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人，我必犯人”的教導，被迫進行了自衛反擊，給敵人以嚴重的殺傷。第二巡邏組一聽槍響，也馬上開槍，一下就報銷了對方７個。打到９點50分，戰鬥就勝利結束了，打死打傷敵人６０餘人，其中打死50餘人，擊毀敵人裝甲車、指揮車、卡車各一輛，擊傷裝甲車一輛。
３月15日，蘇軍增加了大量的坦克、裝甲車和大口徑火炮，據說可能有一個摩托化步兵團、一個坦克營和４個大口徑炮營。但是，戰士們根據毛主席“不鬥則已，鬥則必勝”的教導，也做了充分準備，先於１４日夜上島並在江*埋設了反坦克地雷。敵人15日淩晨３點出動６輛裝甲車、３０多人上島，我又派更多兵力上島增援。到８點２分敵人發起了第一次衝擊，激戰了一個多小時，我擊毀了敵人裝甲車兩輛，敵人的殘兵退回到了自己的岸上。９點４０分敵人又在岸上炮火和坦克炮火的掩護下發起第二次進攻，我沉著應戰，集中火力幹掉了敵人兩輛裝甲車，擊傷一輛，並擊毀敵人一輛坦克，又炸毀敵人一輛坦克，打了兩個多小時，粉碎了敵人的進攻。以後，敵人在中午１點３５分用岸上的大口徑火炮和坦克、裝甲車的火力向我方岸上猛轟了兩個小時之久，到３點１３分又出動１０輛坦克、１４輛裝甲車和１００多步兵向島上進攻。戰士們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敢把敵人放近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八十米不打，七十米不打，放到五十米，突然開火”。我們岸上的火炮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借有利時機猛烈開火，一下子打掉了敵人１輛坦克，４輛裝甲車，擊傷兩輛，大量地殺傷了敵人的有生力量。然後又猛轟敵方岸上的邊防站和掩蔽所，一頓猛轟就打死了他們的上校邊防總隊長伊凡諾夫和一個中校。這一天打死了他們６０多人，擊毀坦克兩輛、裝甲車七輛，擊傷坦克兩輛、裝甲車４輛。
1969年3月2日陣亡的伊萬·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著名的瘸腿上尉
可以看出，珍寶島之戰在中國方麵確實是解放軍以劣勢裝備同蘇聯軍隊優勢裝備的一次較量。在這場較量中，解放軍指戰員們的勇敢犧牲精神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在當時“文化大革命”那種極其特殊的氣氛中，出於精神鼓動目的而進行的輿論宣傳，卻多少有些走向了唯意誌論。由於毛澤東強調了要破除蘇聯的迷信，結果，在許多宣傳材料中，不僅兩軍裝備和火力上的差距成了無足輕重的事，而且從“政治掛帥”的觀點出發，蘇聯軍隊也被形容成一支“政治上蛻化變質，戰鬥中貪生怕死”的軍隊。稱“蘇修侵略軍鑽在‘烏龜殼’裏，他們是瞎子和聾子，隻能在戰場上亂爬、瞎滾”，誇大作戰的戰果顯然也是為了證明這一點。說我們英雄的邊防戰士，有毛澤東思想這個強大的思想武器，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個個和造反派一樣”，很容易就把蘇修的“烏龜殼”打成了一堆廢鐵。說是“*政治、*人的覺悟，*勇敢，一句話，就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戰無不勝。
毛澤東指示：到此為止，不要再打了
珍寶島之戰以後中國方麵的一連串反應，給人的印象是，蘇聯入侵的危險已迫在眉睫。但根據近年來中俄兩國披露的各種檔案資料，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發生在中國領土珍寶島上的這場仗，不僅是中蘇邊界長期衝突的繼續，而且是中國方麵一讓再讓，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有計劃、有準備地發動的一次邊界自衛反擊作戰。
早在1968年１月５日蘇軍有意在七裏沁島挑起流血事件兩周後，考慮到即將到來的中蘇邊界會談，中央軍委就曾於２４日電示沈陽軍區、北京軍區等單位，主張用軍事鬥爭配合外交鬥爭，明確提出了針鋒相對，後發製人的方針，要求邊防部隊注意選擇有利時間、地點和情況，事先做好準備，多設想幾種可能，擬定行動方案，一旦受到蘇軍攻擊，退讓無效，即可采取相應的自衛措施，爭取“不鬥則已，鬥則必勝”。根據中央軍委的建議，沈陽軍區曾專門從值班部隊中抽調了部分精幹人員進入七裏沁島附近，秘密做好了反擊的準備。可是，恰值東歐國家形勢不穩，蘇軍一時收斂了在東部邊界的越界行動，結果中方準備好的這次反擊行動未能實施。
珍寶島1969年的反擊準備，其實仍是1968年七裏沁島反擊準備的繼續。由於1968年12月２８日，特別是1969年１月２３日珍寶島再度發生嚴重事件，根據中央軍委一年前指示的精神，黑龍江省軍區首先提出了反幹涉鬥爭的自衛還擊鬥爭方案，主張派精幹部隊上島潛伏，在蘇方以武力強行幹涉我巡邏分隊執行任務時，給其以沉重教訓。正值九大召開前夕，黑龍江省軍區的報告雖經沈陽軍區同意，上報中央後仍經過了慎重的考慮。直到２月以來蘇軍挑釁更加嚴重，總參謀部和外交部才分別於２月１９日同意了黑龍江省軍區的鬥爭方案，總參謀部並給予了具體的指示。[17]經中央軍委批準後，沈陽軍區迅速進行了周密的戰鬥部署，由此才發生了３月２日和３月15日的自衛反擊作戰行動。
據當年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回憶，這次自衛反擊戰實際上經過中央批準，早有準備，15日的戰鬥並且是從北京直接指揮的。當時正準備開九大，大軍區首長均已來到北京，因此，中央軍委專門在京西賓館開設了一個房間，架設了專線，由陳錫聯負責直接與前線聯係，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負責掌握國際方麵的情報，隨時向周恩來匯報，並由周恩來下最後決心。陳錫聯說：為了最初的戰鬥，我們準備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從三個軍抽調了三個偵察連，一個連二三百人，由有作戰經驗的參謀人員帶隊，進行了專門的訓練和配備，打得幹脆利落。3月2日戰鬥結束後，“我們知道他們要來，就在江*口大量埋了地雷。他們首先從西邊來了輛坦克，我們給炸了，他們不敢走了。從正麵來了３０多人，炮火掩護。我們當時在島上也沒有什麽人，但炮火都準備好了。在一個不到一平方公裏的島上，幾十輛車、十幾輛坦克、裝甲車，我請示總理：現在是開炮的時候了，得到總理的同意，我就讓開炮。打了有半個小時，珍寶島變成一片火海，把他們的車輛都打了。他們沒有再增援部隊，也用炮向我們射擊，我們也用炮回敬他們，打了一會兒，那天的戰鬥就結束了。”
３月15日戰鬥結束，毛澤東聽取匯報時，很高興，一再講，讓他打進來，就使我們動員起來了。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但同時也明確提出：到此為止，“不要打了”。因此，此後珍寶島的邊防部隊除了用炮火封鎖不讓蘇軍拖走那輛被反坦克地雷炸毀的Ｔ６２坦克以外，在島上隻留了少量部隊，讓蘇軍前來收拾戰場，沒有再和蘇軍發生直接的武裝衝突。即使蘇軍隨後一度出於報複的目的，對珍寶島進行了狂轟濫炸，中方也沒有進一步采取使對抗升級的步驟。聯係到3月22日毛澤東的講話，就更加明顯。毛澤東當時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講：對這次邊界事件，我是比較樂觀的。2日的衝突，他們上邊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沒有討論，同我們一樣。就連珍寶島在什麽地方，許多人也不知道。因此，他明確主張，九大政治報告對這次邊界衝突，不要講得那麽嚴重。
可以看出，珍寶島之戰從中國方麵來說，直接目的不過是想給蘇方以教訓，以使其收斂挑釁行動。其中既不包含任何準備與蘇聯開戰的意圖，也未必有誘敵深入的意思。毛澤東所謂“不要打了”的說法，本身就顯示出他不想擴大事態。
但奇怪的是，毛澤東一麵限製自衛反擊戰的規模，指示“不要打了”，一麵卻又在哪裏大講特講“要準備打仗”，要準備大打、早打、打核戰爭，甚至要準備讓蘇聯打進來。與此同時，他又解釋說，“要準備打仗”，是指“無論哪一年”，我們都要準備打仗。“不管他來不來，我們（都）應該準備。”“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準備。”周恩來在這時的會議上也明確要大家不要為戰爭而過分擔心，說蘇聯近期不可能發動對中國的大規模侵略，因為它的東部地區尚未開發，還沒有建立起進攻的可*基地。當然，他也說，通過珍寶島的戰鬥，也暴露出蘇聯士兵不會近戰夜戰，炮兵的作用也不大。至於它在裝甲車和坦克上的技術優勢，在我反坦克手段加強後也不難被削弱。言外之意，戰爭打不起來，就是打起來，也不怕。
蘇聯采取報複行動，戰爭危險迫在眉睫
不論中國決策層對珍寶島之戰的後果如何考慮，珍寶島一仗確實是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是出乎莫斯科意料之外的，打得蘇聯人一時目瞪口呆。從俄國近年公布的檔案中可以看出，他們的反應與中國方麵當時的反應很不相同。
戰鬥最初打響時，蘇聯決策層似乎滿腹狐疑，有些摸不清頭腦。他們一麵向東歐國家共產黨發出了情況通報，對中國邊防部隊有預謀的近距離襲擊蘇聯士兵的作法進行了強烈的譴責[23]，一麵暗中部署有限的報複行動，但其領導人卻仍舊繼續出訪，似乎沒有考慮到衝突擴大的嚴重可能。
根據國防部的部署，蘇軍負責前線指揮的邊防總隊指揮官列昂諾夫上校15日淩晨３時左右派遣部隊悄悄登島潛伏，也想打中國巡邏隊一個措手不及。沒想到上午戰鬥打響後，就發現中方潛伏的比他還早，準備得比他還充分，自己的兵力和火力都不占太多優勢。鑒於這種情況，他急忙電告上峰請求援兵，結果層層上報，報到莫斯科，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去了印度，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剛剛登上去匈牙利的火車，竟沒人能夠拍板調兵。直拖到中午時分，國防部值班人員才好不容易與勃列日涅夫取得了聯係，得到了可以增援的指令。而等援兵出動，當天的戰鬥早已結束，列昂諾夫也被打死了。
珍寶島之戰在莫斯科引起了極大的震動。蘇共政治局緊張磋商，一些人憂心忡忡，弄不清中國方麵是否有發動大規模進攻的意圖，另一些人則火冒三丈，尤其是政治局裏的軍人情緒特別激昂。這邊蘇聯外交部力主電示其駐華大使館迅速開始組織從中國撤僑，首先盡快撤退婦女和兒童，以防戰爭突起。那邊格列奇科大聲疾呼應當“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的威脅”，揚言至少應該首先無限製地使用西方稱為“巨型炸彈”的幾百萬噸級炸彈，必要時甚至應當考慮對中國的核基地先發製人地實施核打擊。
３月２１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通過高頻通訊裝置直接打電話給中國外交部，要求接通毛澤東或周恩來，不想被正因“蘇修”公然武裝侵略我珍寶島怒火中燒的接線員臭罵了一頓。柯西金放下電話又急忙給蘇聯駐華使館的臨時代辦打電話，要他代為聯絡。但隨後中國外交部給蘇方的正式通知，仍舊拒絕了柯西金關於通過電話直接交談的建議，要求對方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２９日，蘇聯政府發表公開聲明，一麵揚言要用武力對付中國的挑釁，一麵又暗示事情仍有協商解決的可能。然而，無論是對於蘇聯軍方在珍寶島的炮擊行動，還是對蘇聯政府接連發出的聲明和照會，中國方麵很長時間都沒有給予答複。不僅如此，中國的輿論還大力宣傳“要準備打仗”。這種情況進一步刺激了蘇方強硬派的神經。蘇聯軍方的《紅星報》公開發表文章，聲稱要給“現代冒險家”以摧毀性的核打擊。蘇軍決策層一方麵緊急向中蘇東段邊界大批調運軍隊，一方麵暗中部署，尋找機會，要對中國方麵實施更大規模的報複行動。
關於對中國采取何種報複行動的規模問題，在蘇聯最高決策層始終存在著尖銳的爭論。５月２４日，中國政府發表了一項措辭強硬，指責蘇聯挑起珍寶島事件，討好美帝，蓄意反華，但主張邊界停火、恢複談判的公開聲明。[29]蘇共政治局領導人對此看法不一，格列奇科等堅持報複，不惜與中國開戰，而柯西金強調高層接觸，緩和關係，避免把中國逼上梁山。基於一種妥協，蘇方於７月26日通過外交渠道秘密提議兩國總理直接會晤，但蘇聯軍方對此斷言：“中國人隻有實際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脅－蘇聯對中國發動先發製人的打擊之後，才會坐到談判桌前來”。
結果，中國方麵始終沒有做出反應。因此，蘇聯軍方經過長時間策劃的報複行動得到了批準。蘇方此次的報複行動避開了其運力較弱的東段邊界，而是在對東段邊界的增援已經大致到位的情況下，精心選擇了自己補給線較短，而中國方麵交通不便、鞭長莫及的中蘇西段邊界作為實施其報複行動的地區。
８月１３日，經過一連串試探性的挑釁之後，蘇聯軍隊３００餘人在直升飛機２架和數十輛裝甲車輛的掩護下，預先埋伏在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邊界線蘇方一側，待當日進行正常巡邏的隻有３０餘人的中國邊防巡邏隊進入其伏擊圍時，突然越過邊界發動突襲。經過４個小時的戰鬥，一舉殲滅了這支中國巡邏隊。
采取如此嚴重的報複行動，蘇方是做了大戰的準備的。因為，在眾多蘇聯領導人看來，長期堅持“槍杆子裏出政權”、“戰爭解決問題”的毛澤東，完全可能采取極端行動。蘇聯報刊為此一直在宣傳中國有發動戰爭的企圖。因此，在軍事思想上早就信奉先發製人的觀點的蘇聯最高決策層，自報複行動之後，不僅加緊戰爭準備，而且已經考慮到采取先發製人的作法。8月18日，蘇聯駐華盛頓領事館的代表顯然是受命探詢美國政府的態度的。他幾乎是毫不隱諱地問美國政府的有關人士：如果蘇聯打擊中國的核設施，美國將會采取何種態度？隨後，蘇聯秘密通知其東歐盟國，宣稱它有可能先發製人地打擊中國的核設施。與此同時，蘇聯《真理報》也發表編輯部文章，製造輿論。它告誡全世界務必認識到中國的危險，並揚言：“在當前擁有最現代化的技術、有效的致命武器和發射這些武器的現代化手段的條件下，如果爆發戰爭，哪一個大陸也不能幸免”。
盡管中蘇兩國事實上可能都沒有向對方開戰的意圖，但事情走到這種地步，戰爭的危險卻真的迫在眉睫了。任何一種微小的錯誤，都可能引燃這個已經處於高熱中的火藥桶。
形勢估計嚴重，中共中央急謀應對之策
事態發展到如此嚴重的程度，看來也未必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珍寶島事件後，在中國最高決策層內部其實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種是以林彪為首的，以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為主要成員的軍委辦事組的意見，他們深信蘇聯會借機報複，對蘇聯發動大規模入侵的可能性估計較高；另一種是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為代表的一些老帥們的意見。還在2月19日，鑒於美英報紙有消息說蘇聯要出兵中國，蘇聯也在遠東秘密進行軍事演習，使深信蘇聯的戰略重心在歐洲的毛澤東感到難於理解，於是提議四位老帥“研究一下國際問題”。珍寶島事件剛一爆發，毛雖然估計上比較樂觀，相信打不起來，還是一度提醒四位老帥可以研究研究這方麵的問題，提出他們的看法。但事件過去一個月後，毛已不大在意這一點了。直到6月間，即新疆鐵列克提事件發生前，周恩來才又具體部署了這件事，安排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帥研究國際形勢和美蘇的動向，判斷蘇聯有無發動對華戰爭的可能。而四位老帥７月１１日得出的第一份研究報告的基本傾向是認為大戰一時打不起來。這個看法顯然比較符合毛澤東的估計。因此，蘇聯突然選擇在補給困難的遙遠的新疆地區采取如此嚴重的報複行動，同時又如此明顯地急於想要實施核打擊，不能不讓毛澤東深感意外。
事情很清楚，不管毛澤東怎樣強調“要準備打仗”，主張準備大打、早打、打核戰爭，事實上中國並未真正做好戰爭準備。除了接連召開過一係列戰備會議，如５月上旬的戰略工作座談會，６月下旬至７月上旬召開的“三北”地區作戰會議，以及軍委辦事組座談會等，林彪等人極力強調國防開支要成倍增加以外，具體的大戰準備實際上尚未開始。毛澤東、周恩來都不止一次地講，讓蘇聯人打進來比較有利，可以使它陷在人民的包圍中間；就是核戰爭也沒什麽可怕，中國地廣人多，蘇聯丟幾顆原子彈也沒有什麽了不起，何況我們也有原子彈。但是，在東北可以打人民戰爭，在新疆怎麽打人民戰爭？真要丟原子彈，先得把人口疏散開來才能發揮地廣人多的長處，現在人口和大工業都還大量集中在大城市裏，真的打核戰爭，豈能不吃虧？毛澤東這時也感到了原子彈的威脅，明確講：中央領導同誌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
不難看出，毛澤東幾個月前講“要準備打仗”，很大程度上還是出於國內動員的需要，相信讓他打進來，就使我們動員起來了，相信有備才能無患。事態一下子發展到如此嚴重，得知蘇聯確有先發製人的可能之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都相當緊張，意識到先發製人是蘇聯傳統的戰略觀念，蘇軍武裝入侵捷克本身就是一個例證，表明它隨時也都可能發動對中國的陸空襲擊，甚至是實施核打擊，對此必須急謀應對之策。
８月27日，在得知蘇聯正向東歐國家試探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反應的消息之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緊急發布文件，宣布成立由周恩來任組長的人民防空領導小組，迅速組織疏散城市人口，遷移工廠，號召廠礦企業職工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立即開始深挖洞，廣積糧，以備核大戰之需。
８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又緊急發出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令》，特別要求新疆黨政軍民隨時準備對付蘇聯的大舉進攻，防止突然襲擊。[43]與此同時，中央軍委也命令東北、華北和西北的部隊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形勢如此緊張，以致９月３日中國黨僅有的幾個執政黨朋友、越南黨領導人胡誌明逝世，周恩來也隻能急匆匆於４日趕去吊唁，當天又急匆匆趕回北京，連追悼會都無暇參加。
中蘇總理機場緩和，毛澤東懷疑蘇聯陰謀
正在這戰雲密布之時，突然從河內傳來了一個蘇方有意緩和的訊息。
６日，蘇聯總理柯西金率蘇聯代表團去河內參加胡誌明的葬禮。在河內停留期間，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受命請越南外交部亞洲司代為征詢中國黨政代表團團長李先念，柯西金希望能夠在11日返加途中經過北京，與中國領導人舉行會談。
李先念得到消息後，當即要中國駐越南大使館報告了北京。盡管這個時候又有消息說，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位工作人員同美國同行談話時又再度發出戰爭威脅，揚言中蘇衝突不可避免[45]，毛澤東雖然頗多懷疑，反複考慮，還是在10日表示了讚同的意見，隻是強調地點隻能在北京機場，形式隻能是非正式的路過停留性質。由於答複的時間遲誤，中國駐越南使館10日8時收到電報時，柯西金的飛機早已起飛。不得已，這邊越南方麵通知蘇聯大使傳遞消息；那邊周恩來當天晚上指示外交部召見蘇聯臨時代辦葉利紮維金，告知中國方麵讚同安排兩國總理會晤的提議，周恩來願意在北京機場會見柯西金。
終於，剛剛飛抵塔什幹的柯西金得到了消息，迅速改變了航線，經伊庫茨克飛往北京，從而使兩國總理得以於１１日在北京機場進行了為時三個半小時的會晤。
在這次會晤中，周恩來開門見山地要求柯西金明確解釋有關蘇聯要先發製人地對中國的核基地進行核打擊的傳言。他坦率地說：你們說我們想打核大戰，我們的核武器的水平，你們最清楚。你們說，你們要用先發製人的手段摧毀我們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我們就宣布，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就要堅決抵抗，抵抗到底。對於邊界問題，周表示：中國方麵提出曆史上的不平等條約問題，並不是想要廢除曆史上的那些邊界條約。我們所主張的，不過是在承認曆史條約的前提下來考慮並解決有爭議地區的問題。至於中國的戰爭威脅問題，周更明確解釋說，你們總說我們要打仗，我們現在國內的事還搞不過來，為什麽要打仗？
會談的氣氛比較坦誠。雙方在互派大使、擴大貿易和兩國間通車通航等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意見。最後，周恩來提議以兩國政府換文的形式把會談成果肯定下來，柯西金表示同意。但柯西金剛剛飛離北京，中國外交部就給蘇聯大使館打電話說，明天，９月12日，中國報刊刊登兩國總理會晤的消息時，將要刪去已經協商好的文稿中的一句話，即“會談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氣氛中進行的”。而柯西金回國後，也通知中方說，他們已經對邊防部隊下達了避免衝突的指示，沒有必要再與中國政府就此換文了。
不管雙方最高層在審定這次會談的內容時采取了怎樣一種態度，高度緊張的戰爭形勢照理說是出現了明顯的轉機。１８日，周恩來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議雙方承擔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進攻對方的義務。26日 柯西金複函周恩來，建議“實行嚴格的監督以遵守蘇中兩國間的空中界線”，並建議簽訂一個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國家間的專項協定。戰爭的烏雲正在漸漸散開。
但是，對於這一突如其來的轉折，中國方麵的反應卻十分複雜。聯係到蘇聯方麵一係列軍事和外交行為，林彪等人深信其中必有陰謀，毛澤東也深表懷疑。就在9月13日周恩來上報了與柯西金會談的全部材料之後，中共中央於9月16日專門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了討論。結果，估計蘇聯有意施放煙幕彈的意見占了明顯上風。在第二天公布的慶祝國慶20周年的口號中，毛澤東親筆加上了從現在起就要準備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特別是要反對打核戰爭的口號。
緊接著，18日、22日，中共中央又接連舉行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戰爭的可能性問題。不少領導人明確認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為其大舉侵略施放煙幕，如同珍珠港事變前日本派特使來棲去美國迷惑羅斯福一樣。他們的根據是，柯西金在談話中並未保證不向中國發動核戰爭；其返回莫斯科時，隻有二三流人物到機場迎接，說明柯西金的緩和承諾不代表蘇共政治局；蘇聯外交官仍在宣稱中蘇衝突無法避免，蘇聯國防部官員的說法和其他渠道的消息都顯示，蘇聯戰略火箭部隊確已做好出其不意地打擊中國的部署。毛澤東明顯地支持了這樣的判斷。會議為此決定了一係列緊急戰備措施。據此，周恩來一麵通知外交部等各部委要迅速擬定疏散隱蔽重要機密檔案的方案，一麵開始進行戰備動員。他在22日緊急召集的全軍戰備工作會議上講話稱：“國際形勢緊張，我們要準備打仗。準備打仗，這是一個新的戰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備無患”。
9月30日，為預防蘇軍乘中國國慶節像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樣發動突然襲擊，林彪指示全軍進入一等戰備，並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幾個機場的飛機，在跑道上設置障礙物，給留在機場的值班人員配發武器，防備敵機空降。他同時還主張馬上放掉密雲水庫的存水，以免蘇方轟炸大壩衝淹北京，後僅為周恩來反對而作罷。
鑒於蘇聯邊界談判代表團即將來京參加預定10月20日開始的中蘇邊界談判，中共中央根據蘇聯當時的戰略動向和一些情報資料，再度懷疑蘇聯很可能會把談判作為向我發動突然襲擊的一種煙幕。因此，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政治局的決定，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在談判開始前幾天已全部疏散完畢。毛澤東去武漢，林彪去蘇州，周恩來率留守北京的負責人以及總參謀部轉移到西山可以防禦原子彈的戰備指揮中心辦公。17日，剛剛撤到蘇州的林彪又擅自指示在京的黃永勝命令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隨即，不僅全軍或進入前沿工事，或緊急疏散，而且許多大中城市也緊急進行了防空演習和大規模疏散行動。僅軍隊疏散就達94萬餘人，4000多架飛機和600餘艘艦艇。聯係到當時大批幹部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所有高等學校下放地方或遷往外地，重要檔案紛紛秘密運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萬的城市居民相繼被卷入到這一緊急戰備行動之中，整個氣氛之緊張可想而知。
然而，戰爭並沒有到來。
戰爭形勢促成了對美外交的主動
1969年有關中蘇戰爭的這場“虛驚”，牽扯麵之廣，影響麵之大，實為建國以來所罕見。但是，這場虛驚倒也帶來了兩點好處，一是全麵內戰、天下大亂的局麵得到一定程度的遏製；一是一向敵對的中美兩國因此有了接觸的可能，並由於這種接觸很快走向了建交的過程。
九大前後，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全國已經開始進入“鬥、批、改”階段，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已經成立，但因派性而造成的武鬥之風仍未停息，並還有進一步擴大蔓延的可能。據此，中共中央７月２３日專門發出布告，要求武鬥雙方立即無條件停止武鬥，解散武鬥組織，上交武器，拆除一切戰鬥據點，依法懲辦壞人，實行歸口在聯合。而問題並未得到解決。
８月１３日新疆鐵列克提事件發生後，內亂問題成為戰備的嚴重障礙。因此，中共中央８月２８日命令不得不以更嚴厲的措辭和更堅決的態度重申７月布告的內容，嚴令解散一切跨行業的群眾組織，解散一切專業武鬥隊，撤除一切武鬥據點，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絕對不允許任何人衝擊解放軍。這一命令迅速發生效力，各地出現了傳達貫徹命令的高潮。當時諸如武鬥、派性、分裂、無政府主義等直接危及穩定和戰備的因素，都受到了相當的打擊，社會秩序有所恢複，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毛澤東希望全國因此動員起來的設想。
關於對美接觸問題看來也是中國在珍寶島事件後取得的一個意外的收獲。嚴格地說，毛澤東的對美戰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世界革命理念與國家利益的雙重基礎上的。隨著60年代中蘇兩黨日趨對立，毛對美戰略中更多地摻入了革命的色彩。文革的進行，不可避免地進一步強化了他對美國的敵視態度。一直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經過毛澤東修改和審定過的政治報告仍舊一方麵說明美帝蘇修如何“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一方麵突出強調它們共同反華的本質，強調警惕它們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盡管剛剛發生了珍寶島事件，中蘇關係高度緊張，報告卻按照毛澤東的主張，繼續強調說：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
但是，毛澤東並非對這種四麵出擊式的戰法毫無顧慮和擔心。還在九大期間，當毛還不特別擔心蘇聯大舉入侵之際，他就已經在談論“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這樣的話題，顯示出對那些長期依*中國的世界各國革命黨和革命組織不死不活，對中國毫無幫助的不滿，繼而主張以後要減少對這些黨和組織的援助。這表明，毛澤東推動世界革命的熱情已經在明顯降溫。
隨著蘇聯入侵的危險日漸加劇，毛澤東不能不重新對美、蘇的作用進行評估。過去，他始終相信美國是中國以及一切革命人民的最大威脅，蘇聯不過是起著“幫凶”的作用。現在，這樣的認識在現實當中多少有些行不通了。當6月初，瑞典大使問周恩來，美國和蘇聯哪個對世界和平和對中國的安全威脅最大時，周的回答已經變得含糊其辭了。他說：“現在還在發展，還要看”。顯然，中共中央的估計正在發生變化。
在九大結束一個多月之後，周恩來開始強調進一步分析國際形勢的必要性。[61]他為此具體安排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帥一邊在工廠“蹲點”，一邊就有關的國際問題進行一些深入的討論，說比較成熟的意見可以上報毛澤東。當然，無論毛還是周，他們這時的這種安排看來還不像一些研究者所強調的那樣具有鮮明的目的性，周恩來甚至不急於要老帥們拿出什麽結果來，每個月隻要求他們議上個兩三次，這使得老帥們的研討多少有點“神仙會”的架式。而從四位老帥根據幾次討論於７月11日才最後形成的第一份書麵報告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老帥們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分析，這時也還脫不開美蘇“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這樣一種政治化的分析模式。隻不過，老帥們比較敏銳地感覺到，美蘇的爭奪還是主要的，它們勾結起來反華和單獨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暫時似乎都還不大可能。
對美國政策的重視，仍舊是源於美國方麵的主動。在四老帥7月11日的研究報告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方麵幾乎沒有可能將美蘇截然分開。他們判斷美蘇戰略重心在歐洲，不大可能對中國開戰，但也不能不強調要作好美蘇突然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充分準備。畢竟，美國與中國仍處於尖銳對立之中。
7月以後的情況則明顯不同了。７月２１日，美國國務院主動宣布放寬對華貿易和去中國旅行的限製；26日，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派人轉交了一封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寫給周恩來的信，要求訪華，並對中美二十年交惡表示遺憾；７月底，美國總統尼克鬆在出訪期間公開表示，繼續孤立中國對亞洲不利；８月８日，美國國務卿在堪培拉公開發表談話，聲稱美國始終在努力打開同中國來往的渠道。與此同時，巴基斯坦等方麵都有消息傳來，稱美國政府有意與中國方麵進行接觸。針對這種情況，四位老帥顯然注意到利用美蘇矛盾的問題。隻是，他們的研究繼續斷定，美國此舉更多地其實是想要利用中蘇矛盾來向蘇聯施加。與其讓美國抓住這根稻草，不如保持高姿態，對其接觸要求置之不理，再憋它一個時候。因此，一直到新疆鐵列克提事件發生，與美國接觸的問題並未提出。
鐵列克提事件後的嚴重形勢，是促使老帥們，多半也是促使毛澤東和當時的外交部門想到並提出打美國牌問題的關鍵性原因。８月底，麵對戰爭威脅，老帥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三國時諸葛亮“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和二戰時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例子。外交部顯然也有類似的想法。隻是，考慮到當時與正處在反美前線的越南的關係，特別是考慮到改變對美政策的重大政治後果，外交部提出，有關利用美蘇矛盾的原則可以提，但如何利用，不宜具體，尤其現在不宜恢複中美大使會談。因此，老帥們在９月１７日的第二份報告中，僅僅強調了對美、蘇鬥爭，原則上要堅定，策略上要靈活，主張選擇適當時機恢複中美大使級會談，可能收到戰略上的效果。當然，據說陳毅曾考慮，如果有機會單獨向周恩來匯報時，將以他個人名言提出爭取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會談，打開中美關係，更有利於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的想法。但沒有證據表明他確實去向周恩來提出了他的建議。
無論如何，在估計蘇聯可能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嚴重形勢下，四位老帥注意到美國政府表現出來的緩和姿態，率先提出了打美國牌的設想。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經過反複權衡之後，也認識到了這一策略手段的戰略意義，因而下決心擺脫一切束縛，批準同美國接觸並全麵緩和關係。
需要說明的是，不少研究者喜歡引用毛澤東這個時候的護士長吳旭君的一段回憶。回憶稱，在中蘇邊界衝突發生後，毛看完一份報告，意味深長地自言自語說：“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好題目，好作文章了”。吳問道：“你是指中蘇分裂了，美國人高興吧？”毛答稱：“美國的全球戰略理論不是已經提出了信號嗎？他要打‘兩個半戰爭’，如果他縮減到了‘一個半戰爭’，你聯係起來想想他們會怎麽樣？”吳說：“中蘇分裂，大減少了歐亞兩個大國對美國的壓力及聯合向美國進攻的可能性。這就會改變美國現有的戰略理論，從而最終會影響其外交政策及對中國的態度。對嗎？中、美、蘇三國看來不可能搞等距離，對嗎？”毛說：“又等，又不等。隨機應變。這是需要由雙方利益來決定的，不能脫離現實”。[67]
這段對話往往被簡單地看成是毛澤東故意安排了珍寶島衝突“打給美國人看”的最好的詮釋。但嚴格說來，這段對話的真實性或者說確切性多少令人懷疑。因為吳作為一名護士長，如此老練地與毛討論外交戰略理論問題，頗難讓人相信。同時，這段對話究竟講在什麽時候，3月？4月？6月？8月？也是一個問題。講在不同的時間，情況也就不同。
事實上，既使毛真有這樣的考慮，多半也應當是在7月得到美國轉變對華政策的信息之後，而不會是在這之前。因為，在這以前，中國方麵得到的消息清楚地表明，美國政府方麵的態度還是完全敵對的。即使在珍寶島事件後的一段時間裏，美國官員還在繼續聲稱中國是亞洲和平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美國必須設法對付中國這一潛在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相信毛澤東會有這種欣賞的表示。相反，在7月美國顯露出願意緩和對華關係的意圖之後，特別是8月鐵列克提事件發生，戰爭危機迫在眉睫之後，毛澤東迅速改變看法，捕捉到並設法抓住這個機會不放，以便通過與美國的緩和來達到牽製蘇聯，避免戰爭的目的，倒是更合乎邏輯。盡管這樣做仍舊未必是毛澤東內心深處所希望的，但考慮到這次戰爭危機畢竟是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毛澤東對其嚴重性的估計也是空前絕後的，他毅然拋棄意識形態的顧慮，重新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拾起統一戰線、“以夷製夷”的的法寶，是可以想象的。
1969年秋冬戰爭形勢和戰爭估計之嚴重，確實超出後人的想象。周恩來在中南海辦公室的工作台曆，日複一日地記錄著他每天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這幾個月的時間卻令人驚異地出現了空白。隻有了解上麵這段曆史的人才能理解，這其實是當時戰爭危機的產物。是戰爭的危機迫使周恩來撤離他日常的工作地點，直到1970年2月基本解除蘇聯突襲的警報之後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他的辦公室正常工作。
但即使在進入到1970年之後，在毛澤東看來，蘇聯入侵的危險仍舊嚴重存在。他反複強調：要“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這一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也仍舊把對付國外敵人的突然襲擊和大規模入侵當作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當然，這個時候的戰爭估計到底同1969年秋冬有些不同了。不過，這場虛驚到底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差不多在整個1970年，中國對蘇聯入侵還都處於高度戒備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經曆過戰爭年代，善於審時度勢的毛澤東抓住這一千載一時的外交機遇，緩和與美國的關係，也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1969年12月初，中國駐波蘭外交人員受命開始了與美國外交官的直接接觸。與此同時，據說基辛格也下令美國駐波蘭大使設法同中國駐波蘭外交官進行接觸。不論雙方接觸的具體經過如何，中美兩國政府於一個月後，即1970年1月8日，正式宣布華沙大使級會談將於20日重新恢複。在重新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中，中國代表受命正式通知美方，中國政府願意在更高級別或通過其他渠道深入商談兩國關係問題。
不難看出，正是在珍寶島事件後這樣一種極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國對美國的大門漸漸地打開了。
作者：佚名 【大軍事網訊】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至十七日，中國邊防部隊指戰員，在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下，被迫對入侵珍寶島的蘇聯邊防軍進行自衛反擊作戰，保衛了中國的神聖領土珍寶島。
第一節 蘇聯邊防軍侵犯珍寶島
中蘇之間存在著邊界問題，但在中蘇兩國友好時期，中蘇邊境是安寧的。中蘇關係惡化後，中蘇邊界也開始多事。一九六○年，蘇聯邊防軍在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挑起第一次邊境事件。嗣後，蘇方不斷破壞邊境現狀，包括向中國境內推進巡邏線，在中國境內修建軍事設施，潛入中國境內安裝竊聽裝置，幹涉中國邊境居民的正常通行和從事生產活動，毆打、綁架中國邊民，阻止中國邊防部隊執行正常巡邏勤務，等等。一九六四年以後，蘇聯邊防軍不斷進行武裝挑釁，製造流血事件。從一九六四年十月到一九六九年二月，蘇聯邊防軍在中蘇邊境地區，挑起的各種邊境事件就達4180餘起。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旬，蘇聯邊防軍在珍寶島又挑起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
乘坐裝甲車，手持棍棒的蘇聯邊防軍
珍寶島，位於黑龍江省虎林縣境內，在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麵積0.74平方公裏。該島北端原與中國大陸相連，由於江水的長期衝刷，一九一五年才形成小島，至今在枯水期仍與中國江岸相連，人們還可徒步上島。因為它兩頭尖，中間寬，形似中國古代的元寶，故得名為珍寶島。島東與蘇聯隔江相望，相距400餘米；每到冬季，江麵冰層厚達兩米以上，可以通行各種車輛。島西是寬不足百米的江*，從未通航。珍寶島四周樹林環繞，大部分陸地為塔頭墩(注)沼澤地。島上的水泡（小湖）與烏蘇裏江相連，是魚類的天然繁殖場所。該島南北兩端的江窩，是魚類聚棲的地方。當地中國居民祖祖輩輩都在這裏進行生產和打魚等活動。本世紀以來，由於中國漁民張蓋和臧蓋年等幾位老人，相繼上島建房、捕魚和種菜，因此珍寶島又被當地人先後稱作“張蓋島”和“翁島”。一九二八年，中國居民陳遠進買下了張蓋的房子，與其兒子陳錫山常住島上。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後，日本關東軍強迫島上居民遷離該島。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陳錫山等人回到公司村一帶居住，還經常登島捕魚和生產。一九四五年以前，珍寶島歸虎林縣公司村管轄，後來歸虎頭區管轄。這個地區一直有中國邊防部隊巡邏。大量的曆史事實證明，珍寶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議的。
一九六四年中蘇邊界談判時，蘇方出示的地圖上竟把邊界線畫到黑龍江和烏蘇裏江的中國岸邊，把珍寶島劃歸蘇聯所有。從此形成爭議，並在該地開始出現摩擦。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九年二月的兩年多時間裏，蘇聯邊防部隊入侵珍寶島達16次之多。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蘇聯邊防軍出動裝甲車、卡車、吉普車共7輛，載運75名攜帶武器的軍人越過烏蘇裏江主航道，侵入珍寶島。這些蘇聯軍人攔截和毆打正在執行巡邏任務的中國邊防軍人，當場打傷8人。一九六九年一月四日，中國邊防部隊的巡邏分隊登島巡邏，遭到30多名蘇聯邊防軍人的幹涉和攔阻。蘇聯軍人連推帶打，強迫中國邊防巡邏分隊人員離開。一月六日，蘇聯邊防軍又侵入珍寶島，抓走兩名捕魚的中國公民。一月二十三日，76名全副武裝的蘇聯邊防軍人，攜帶軍犬，分乘4輛軍車，在直升機的掩護下，突然襲擊正在珍寶島上執行任務的中國邊防巡邏分隊。他們圍攻、毒打中國邊防軍人，將中國邊防軍人摔倒在冰地上，致使有的軍人口鼻流血，當場昏迷過去；他們還放出軍犬撲咬中國邊防軍人。在這次事件中，蘇聯邊防軍打傷20多名中國邊防軍人，其中重傷9人。二月六日至二十五日，蘇聯邊防軍又連續5次圍攻、毒打中國邊防部隊巡邏人員。對於蘇聯邊防軍接連不斷的挑釁，中國邊防部隊一再克製忍讓，未予還手，因而避免了事態的擴大。
蘇聯邊防軍驅狗咬中國人
我邊防部隊就蘇軍裝甲車撞死中國平民一事正在向蘇方交涉
第二節 中國邊防部隊被迫自衛反擊
蘇聯邊防軍將中國邊防部隊的克製忍讓態度和爭取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誠意，視為軟弱可欺。他們在珍寶島地區的入侵挑釁活動，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邊防部隊不得不對蘇聯邊防軍的武裝入侵進行反擊。
蘇聯方麵公布的1969年1月23日，中國邊防戰士和蘇聯邊防軍爭執的場麵
蘇聯人拍的在珍寶島地區驅趕中國軍人的照片
一、三月二日保衛珍寶島的戰鬥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珍寶島地區冰天雪地，氣溫為零下27攝氏度。上午八時四十分，中國邊防部隊公司邊防站派出例行巡邏分隊，分成兩個組對珍寶島進行巡邏。當邊防站站長孫玉國帶領的第一組沿著中國境內的冰道抵近珍寶島時，蘇聯邊防軍立即從位於珍寶島上遊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遊的庫列比亞克依內兩個地方，出動70餘人，分乘2輛裝甲車、1輛軍用帶篷卡車和1輛指揮車，向珍寶島急速駛來。蘇聯邊防軍頭戴鋼盔，荷槍實彈，搶先侵入珍寶島。他們下車後，就阻止中國邊防巡邏分隊登島巡邏。中國邊防巡邏第一組當即發出警告，令其從中國領土上撤走。但是，蘇聯邊防軍卻擺開戰鬥隊形，持槍步步進逼，並以1個班的兵力向第一巡邏組左翼穿插，企圖切斷這個巡邏組的退路。麵對這種嚴重情況，中國邊防巡邏第一組毫不示弱，繼續巡邏。九時十七分，蘇聯邊防軍另一個小隊進到第一巡邏組的右側。當蘇聯邊防軍對第一巡邏組形成三麵包圍的態勢後，突然向這個巡邏組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打傷中國邊防戰士6人。中國邊防巡邏第一組忍無可忍，被迫自衛反擊。第二巡邏組聽到槍聲後，在班長周登國的指揮下果斷行動，給側後的蘇聯邊防軍以沉重打擊。蘇聯邊防軍裝甲車不斷地向中國巡邏分隊開槍開炮，其中1輛裝甲車侵入珍寶島北端的江*，企圖從側後攻擊島上的中國巡邏分隊。中國邊防部隊當即以猛烈火力將其擊退，並抓住戰機轉入反擊，但是遭到隱蔽在叢林中的蘇聯邊防軍機槍的猛烈掃射，前進受阻。中國邊防戰士於慶陽沉著冷靜，趁蘇聯邊防軍的機槍暫停射擊之機，猛然從隱蔽點躍起，向蘇聯邊防軍的機槍方向衝擊。此時，叢林深處蘇聯邊防軍的另一挺機槍又響了起來。於慶陽當機立斷，掉轉槍口，予以還擊。突然，蘇聯邊防軍的子彈擊中了他的頭部，使他昏倒在地。不久，他猛然站立起來，端起衝鋒槍又繼續向入侵者衝擊，最後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叢林深處蘇聯邊防軍的機槍仍在猛烈掃射，使開闊地的中國邊防戰士受到嚴重威脅。副連長陳紹光心如火燎，立即撲向叢林勇猛還擊。當他指揮一個班迂回到蘇聯邊防軍的背後欲斷其退路時，蘇聯邊防軍的增援人員也正好趕到，並發起了攻擊。在腹背受敵的緊要關頭，陳紹光沉著指揮，帶領戰士們對蘇軍增援人員進行反擊。他發現前方100米處有蘇聯邊防軍的兩挺機槍在交*掃射，便一邊命令戰士們掩護，一邊向機槍衝去。在戰鬥中，陳紹光的左臂和前胸受傷，鮮血浸透了他的棉衣。他以鋼鐵般的意誌控製著站立不穩的身軀，端槍接連打了兩個點射，消滅了蘇聯邊防軍的1個機槍火力點，而他自己也倒在了血泊中。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吃力地從彈帶裏取出血染的彈夾，交給身邊的戰士，要他們趕快去戰鬥。他還讓戰士們把自己扶*在一棵白樺樹旁，激勵大家英勇作戰。戰士們眼裏噙著淚花，奮不顧身地向前衝去，迫使入侵的蘇聯邊防軍退回江麵，登上1輛裝甲車撤回蘇境。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激戰，中國邊防部隊驅逐了入侵珍寶島的蘇聯邊防軍。
中國邊防軍繳獲的一批蘇聯邊防軍槍支、彈藥及軍用物資
二、三月十五日保衛珍寶島的戰鬥
三月二日戰鬥後，蘇軍迅速向邊境增兵，企圖繼續以武力強占中國領土珍寶島。為了保衛珍寶島，中國邊防部隊也抓緊時間，積極進行防禦作戰準備。三月十四日，珍寶島地區刮著西北風，下著小雪。蘇聯邊防軍2輛裝甲車從珍寶島北端侵入烏蘇裏江中國江*偵察挑釁。十五日淩晨，風停雪住。四時許，蘇聯邊防軍步兵60餘人，趁拂曉前的夜暗，在6輛裝甲車的掩護下，從珍寶島北端侵入，潛伏在叢林之中，企圖偷襲守島的中國邊防部隊。中國邊防部隊令營長冷鵬飛帶領1個加強排立即登島，依托珍寶島東南的天然壕溝，與侵島蘇聯邊防軍對峙。八時許，入侵的蘇聯邊防軍以裝甲火力和步兵輕重武器，向守衛珍寶島的中國邊防分隊猛烈射擊。接著，蘇聯邊防軍步兵在6輛裝甲車的掩護下，向中國守島分隊進攻。冷鵬飛指揮守島分隊運用集火近戰的戰術，對進至200米以內的蘇聯邊防軍步兵予以打擊，並集中火力將步兵與裝甲車分割，使其不能相互配合。同時，他又組織40火箭筒和無坐力炮打擊蘇聯邊防軍裝甲車。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激戰，中國邊防部隊打退了蘇聯邊防軍的第一次進攻。
一隊中國軍人在珍寶島的冰麵上
這張照片發生在交火前
中國邊防分隊利用戰鬥間隙，調整射擊位置，加固工事，作好迎擊蘇聯邊防軍再次進攻的準備。當日九時四十六分，蘇聯邊防軍的地麵炮兵和坦克，對中國邊防部隊的岸邊陣地和島上分隊進行猛烈射擊。接著，又出動6輛坦克和5輛裝甲車，越過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向珍寶島接近。其中4輛坦克撲向珍寶島南端，竄入中國江*，迂回到中國邊防部隊守島分隊的側後；另外2輛坦克和5輛裝甲車由珍寶島北端侵入，向中國守島分隊的正麵發起進攻，企圖前後夾擊中國守島分隊。蘇聯江岸上的大口徑火炮和機槍火力也同時封鎖了中國江*，攔阻中國江岸上的部隊上島支援。中國守島分隊根據蘇軍坦克從中國江*迂回，登島比較困難的情況，決定在珍寶島西側留置少數兵力，監視和阻擊蘇軍的迂回坦克；集中兵力和反坦克兵器，抗擊正麵進攻的蘇聯邊防軍。此時岸上二號陣地的無坐力炮排七班班長楊林，奉命帶領七、八班上島攻擊蘇軍迂回前進的坦克。楊林帶著戰士們躍進到被蘇聯邊防軍火力封鎖的江*，發現迂回中的4輛蘇軍坦克成縱隊高速駛來。他們迅速占領有利地形，隱蔽待機。待蘇軍坦克駛近到10餘米遠時，楊林率領幾名戰士，突然躍起，接連投出5枚手雷。蘇軍坦克隊形混亂，先頭1輛T─62型坦克闖入中國邊防部隊預設的雷區，右側履帶被炸斷。另外3輛趕忙按原路倒車逃竄。楊林抓往戰機，命令戰士在冰麵上架炮跟蹤射擊，首發即擊傷掉在後麵的1輛坦克。隨後，楊林帶領七、八班繼續向珍寶島機動，剛進入指定位置，蘇軍2輛裝甲車就向他們衝來。楊林操炮瞄準，待裝甲車駛近到80米處才開炮，當即擊中1輛。另1輛慌忙掉頭逃竄，楊林操炮追射，將其擊毀。這時，又有1輛坦克和1輛裝甲車衝來，楊林在左手已經負傷，右手也被打斷3個手指的情況下，忍著劇痛，用血肉模糊的雙手繼續操炮射擊，又將蘇聯邊防軍的裝甲車擊毀。正當楊林向坦克瞄準射擊時，不幸被蘇軍的坦克炮擊中而壯烈犧牲。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戰，中國邊防部隊打垮了蘇聯邊防軍的第二次進攻。
為了準備打退蘇聯邊防軍可能發動的更大進攻，守衛珍寶島的中國邊防部隊迅速調整部署，進一步做好防禦戰鬥準備。十三時三十五分，蘇聯邊防軍的縱深火炮、岸邊坦克炮和其他火炮，在炮校機（亦稱偵察校射機）引導下，對中國邊防部隊的防禦陣地和公司邊防站，大規模地進行炮火襲擊。炮擊正麵達10公裏，縱深約7公裏，持續時間長達兩小時。接著，蘇聯邊防軍100餘人，在10輛坦克和14輛裝甲車的掩護下，向珍寶島發動了第三次猛烈進攻。蘇聯邊防軍登島後，以部分坦克、裝甲車首先在島中部東側的叢林中成一線展開，用火力掩護其餘坦克、裝甲車以及步兵，分成兩個梯隊向島上中國邊防分隊的防禦正麵實施輪番衝擊，企圖以優勢兵力將中國邊防分隊趕出珍寶島。中國邊防分隊抓住蘇聯邊防軍害怕步兵與坦克、裝甲車分割的弱點，發揚敢於近戰的光榮傳統，采取幾個戰鬥小組同時圍打1輛坦克或裝甲車的戰法，予以各個擊破。蘇聯邊防軍步兵和坦克的戰術協同被打亂後進展緩慢，於是不斷增加兵力。中國邊防戰士機動靈活，越戰越勇。火箭筒手華玉傑甩掉棉衣和絨衣，扛著火箭筒，打一發換一個地方，先後擊毀擊傷蘇軍裝甲車4輛。十五時三十分，島上與岸上的中國邊防分隊指揮員，迅速組織步兵和炮兵火力，繼續打擊登島的蘇聯步兵、裝甲車和坦克，使其嚴重受挫。經五十多分鍾激戰，中國邊防部隊勝利地粉碎了蘇聯邊防軍的第三次進攻。
中國邊防部隊在三月十五日這一天，與蘇聯邊防軍的50餘輛坦克、裝甲車和大量的步兵，激戰近九個小時，頂住了蘇聯邊防軍的6次炮火急襲，粉碎了蘇聯邊防軍的3次進攻。
衝突中死亡的蘇軍屍體
三、爭奪坦克的戰鬥
被中國邊防部隊炸斷履帶的蘇軍T─62型坦克，留在中國江*的冰麵上，成為蘇聯邊防軍入侵中國領土的鐵證。因此，蘇聯邊防軍千方百計想奪回這輛坦克。三月十七日淩晨，蘇聯邊防軍猛烈炮擊中國邊防部隊的前沿陣地和縱深6公裏的地域。接著，在坦克和裝甲車的掩護下，出動70餘人入侵珍寶島，在島上敷設了1000餘枚地雷。蘇聯邊防軍布雷時，預留了一條寬20米的通路，以便把炸壞履帶的T─62型坦克拖回去。為了粉碎蘇聯邊防軍強行拖走坦克的企圖，並對蘇聯邊防軍的炮擊行動予以回擊，中國邊防部隊以炮火攔阻登島的蘇聯邊防軍。十七時，蘇聯邊防軍停止炮擊，中國邊防部隊遂於五分鍾後也停止反擊。侵入珍寶島的蘇聯邊防軍在施放煙幕後，逃回了蘇聯境內。
中國邊防部隊在保衛珍寶島的戰鬥中，及時增派小分隊進入珍寶島堅守，並派副科長孫征民率領工兵小分隊上島排雷、布雷。在珍寶島戰鬥打響後，孫征民曾冒著危險，6次登島排雷、布雷，經他親手排除的地雷就有200多枚，為珍寶島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做出了貢獻。後因排雷時發生意外，孫征民不幸犧牲。
二十一日晚，蘇聯邊防軍改變了主意，派遣一個爆破組，沿預留的雷區通路偷偷摸向炸壞履帶的T─62型坦克，企圖將它炸毀、炸沉。當這個爆破組接近坦克時，被中國邊防部隊發現，立即組織火力將他們擊退。後來，蘇聯邊防軍為了防止坦克被中國邊防部隊拖走，一麵用炮火阻止中國邊防部隊接近坦克，一麵晝夜不停地炮擊這輛坦克，企圖將其徹底炸毀。由於附近的冰層被炮彈炸開，坦克沉入江底。中國邊防部隊在海軍潛水員和黑龍江省有關部門以及當地民兵的幫助下，利用簡易器材，冒著蘇軍的炮火穿過一米多厚的冰層，作業四晝夜，於五月二日將這輛蘇軍坦克打撈上岸。後來，這輛坦克被送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展覽。
為了表彰邊防部隊保衛珍寶島的英雄事跡，中央軍委於七月三十日發布命令，授予邊防站站長孫玉國、政治幹事杜永春、火箭筒手華玉傑、班長周登國、營長冷鵬飛、副科長孫征民烈士、班長楊林烈士、副連長陳紹光烈士、副連長王慶容烈士、戰士於慶陽烈士等10名官兵以“戰鬥英雄”稱號，給邊防部隊的偵察連、一連和公司邊防站等10個單位記了集體一等功。
珍寶島事件後，蘇聯邊防軍又在中蘇邊界西段不斷挑起事端。六月十日，數十名全副武裝的蘇聯邊防軍先後侵入新疆裕民縣的塔斯提地區，強行驅趕中國牧民的羊群，野蠻毆打、捆綁中國牧民，並開槍打死懷孕女牧工孫龍珍。中國邊防部隊在對其發出多次警告而無效的情況下，被迫自衛還擊。隨後，蘇軍出動坦克、裝甲車侵入中國境內，企圖挑起更大的武裝衝突。八月十三日，蘇聯邊防軍出動直升機2架，坦克、裝甲車數十輛和步兵300餘人，悍然侵入中國新疆鐵列克提地區，突然襲擊中國邊防巡邏分隊。中國邊防巡邏分隊忍無可忍，奮起還擊。副連長楊政林指揮巡邏分隊全體官兵浴血奮戰四小時，打退了蘇聯邊防軍的3次衝擊，但終因寡不敵眾，全部陣亡。在此次事件中，蘇聯邊防軍還打死中國民兵3人，打傷前往增援的中國邊防戰士12人。
中國邊防部隊遵照中國政府關於與蘇聯和平解決邊界爭端的一貫主張，對蘇聯邊防軍不斷製造的新的武裝挑釁事件，采取了顧全大局的態度，堅持自衛原則，據理鬥爭，盡量避免事態的擴大。九月十一日，中國總理周恩來趁蘇聯總理柯西金途經中國的機會，在北京機場與他進行了坦率的會談。在中國方麵的提議下，達成了緩和邊界衝突的臨時措施。從此，蘇聯邊防軍逐漸停止了對中國境內的射擊活動。
珍寶島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有力地表明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領土主權的忠誠保衛者。守衛珍寶島的中國邊防部隊指戰員，在武器裝備處於劣勢的情況下，麵對著蘇聯邊防軍的坦克、飛機、大炮和裝備精良的摩托化步兵，毫不畏懼，奮勇作戰，運用靈活多變的戰術，戰勝了入侵者，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了祖國的領土，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珍寶島作戰的勝利，也是人民群眾大力支援的結果。戰鬥打響以後，黑龍江省合江地區和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全力以赴，組織了1萬餘人的築路隊伍，搶修公路、橋梁，並出動車輛，為前線部隊運送糧食和彈藥。當時，需要組織一個450人的支前擔架營為部隊運送傷員，當地群眾要求參加的就有6000多人，出現了新婚妻子為丈夫報名、父母為兒子申請上前線的動人場麵。傷員轉到生產建設兵團醫院後，兵團家屬不僅進行精心護理，還為傷員輸血1.7萬多毫升。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有力地保證了珍寶島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
1969：中蘇戰爭即將爆發？－從珍寶島事件到緩和對美關係有關珍寶島事件與中國緩和對美政策的關係問題，無論在中蘇關係史上，還是在中美關係史當中，都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如今，大概絕大多數的研究者都同意說，珍寶島事件對中國改變對美政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問題是，珍寶島事件究竟是怎麽發生的，它本身是否被賦予了外交意圖？事件對中國外交政策影響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美關係隨後的緩和，是毛澤東運用外交戰略即“英明決策”的結果呢，還是審時度勢而進行的一種實用主義的外交選擇？
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當越來越多的資料說明1969年3月間發生的戰鬥中國是主動者之後，似乎更加增強了涉足這個問題研究的學者對毛澤東運籌帷幄的崇敬心理。[2]但是，在談論這場戰鬥的外交目的同時，許多關鍵性的環節卻被研究者們忽略了，包括1969年秋冬發生的那一段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戰爭恐慌。
事實上，1969年確實是關係到中蘇兩國乃至世界和平的命運攸關的年頭。中蘇之戰幾乎轉瞬即發。如果我們不能梳理清楚珍寶島事件所導致的這一係列嚴重的政治、軍事和外交後果，隻是先入為主地為毛澤東的預見性尋找根據，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毛澤東發出警告：“要準備打仗”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文化大革命已經鬧了差不多整整三年時間。中國在“造反有理”的鼓噪聲中很快鬧成了一個全麵內戰、天下大亂的局麵。到了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時，就連多次表示“不怕亂”的毛澤東也開始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該結束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式上，他自問自答地說：都講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究竟什麽叫到底？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3]。宣布開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可以看成是毛澤東打算1969年基本結束文革的一個信號。
但是，天下大亂，要想達到天下大治，就沒那麽容易了。想不到的是，內亂未平，外患又起，中蘇邊界這時又開始發生嚴重衝突事件。一時間，氣氛緊張到了極點。
中蘇邊界磨擦早在1964年以前就開始了。由於1959年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偏袒印度，並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撤退了所有專家，中止了一切援建項目的合同，兩國關係交惡，雙方已不止一次地就邊界問題相互指責。不過，邊界問題的升級，很大程度上還是1964年以後開始的。
1964年，為解決兩國邊界爭端，中蘇開始舉行邊界談判。此前，赫魯曉夫於1963年12月31日有意向世界各國首腦散發了一份公開信，名義上是呼籲用和平方法而不要使用武力來解決邊界問題，實際上是暗含著指責中國的外交政策。對此，《人民日報》首先於４月26日發表評論文章，尖銳抨擊赫魯曉夫“放棄使用武力解決領土爭端和邊界問題”的呼籲是“為帝國主義利益效勞的新騙局”。而毛澤東在7月10日與日本社會黨人士談論反帝反修時，更進一步批評說：“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外蒙古、千島群島、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德國、波蘭、芬蘭的一部分，“凡是能夠劃過去的，他都要劃。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新疆、黑龍江劃過去。……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兩千多萬平方公裏。一百多年前，已經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那個帳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個帳呢。”
毛澤東真的是想和蘇聯清算曆史疆域的舊帳，索要那150萬平方公裏土地嗎？當然不是。海闊天空、廣征博引，是毛澤東特有的一種談話方式。注意到這樣談論領土問題，可能引起誤解之後，9月10日，毛澤東借著與法國客人談話的機會，專門解釋了自己的意圖，強調舊事重提，其實隻是“采取攻勢，說些空話”，使赫魯曉夫“緊張一下”，並沒有改變邊界現狀的意思，目的還是想要以目前邊界現狀為基礎達到一個合理的邊界狀態、邊界條約。[7]但蘇聯軍方正想加強自身的地位，於是借機大作文章，不僅公開揚言要保衛神聖的蘇聯邊界，而且推動政治局批準大規模向中蘇邊界地區調兵遣將，甚至與蒙古訂立新的互助條約，重新派軍隊進入蒙古，幫助沒有常備軍的蒙古鎮守中蒙邊界。這樣一來，過去那些在舊的邊界條約中本來有些就含混不清的地段，很快就成了雙方軍隊磨擦和衝突的導火線。兩國邊界糾紛迅速增加。
進入到文革期間，中蘇邊界糾紛主要集中到東段邊界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兩個小島，即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珍寶島和七裏沁島的歸屬問題上。大部分衝突都發生在這裏。衝突多半是由蘇方挑起的。據前蘇聯駐華外交官葉利紮維金回憶，1966－1967年僅蘇聯駐華使館就不止一次地主張在這個地區“對中國人上島給予回擊”。一方宣稱這些江心島是自己的領土，堅持上島，一方必欲將對方趕走，並想方設法“給予回擊”，衝突的發生自然愈演愈烈。
最嚴重的一次衝突發生在1968年１月５日。那一次蘇軍出動裝甲車衝撞上島從事正常生產活動的中國邊民，當場撞死、軋死中國邊民４人，造成了中蘇邊界糾紛中第一起嚴重的流血事件。此事之後，蘇軍行動收斂了一些。但1968年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成功之後，特別是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結束，開始籌備中共九大之後，兩國邊界糾紛重又加劇起來。1968年12月27日，蘇軍出動裝甲車登上珍寶島，攔截中國邊防巡邏隊，並以棍棒毆打中國邊防巡邏人員。緊接著，1969年１月２３日，雙方再度在珍寶島上發生鬥毆，中方２８人被打傷，部分武器被搶。從２月６日到25日，雙方在珍寶島又連續發生了五起類似事件。７日，蘇軍人員甚至用衝鋒槍向中國巡邏隊方向發射了６個點射。
終於，３月２日，中蘇兩國的邊防部隊在珍寶島上發生了兩國間第一起邊界武裝衝突。15日又再度發生更大規模的激烈衝突，雙方甚至動用了重武器。這就是轟動一時的珍寶島事件。
1969年3月11日，開往珍寶島地區的蘇軍車隊
珍寶島之戰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蘇聯，都引起了極其強烈的反響。莫斯科那邊反華示威接連不斷，中國使領館被圍，汽車被砸。在中國，僅在３月４日到12日不足十天的時間裏，２９個省市自治區參加示威遊行的軍民就已達到１.５億人，４億人次以上。而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從聽取珍寶島作戰匯報之初，毛澤東首先強調的就是要準備打仗，而且要準備大打。從３月５日起，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中蘇之間有爆發戰爭的嚴重危險，號召全國人民“要準備打仗”。４月召開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強調了戰爭準備的問題，要求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規戰，甚至打核大戰的足夠思想準備。
毛澤東說：珍寶島一仗破除了迷信
對於珍寶島事件，中蘇兩國當時的反應和認識頗為不同。在中國方麵，這一事件除了促成了戰備熱潮以外，它更多地其實成了被用來喚起全黨全軍戰鬥意誌的動員令。
珍寶島事件後中方的內部通報突出強調了蘇聯入侵的危險，指出：“近年來，蘇修大量增兵中蘇邊境，集結了一百多個師的龐大兵力，占全國總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多，將近二分之一。蘇修還把蒙古變成一個反華的巨大的軍事基地，調集大量軍隊進駐蒙古，部署在中蒙邊境上”。
當然，蘇聯當時在軍事上的優勢並不僅僅在邊境兵力的人數上。從９０年代的有關研究成果看，蘇軍部署在中蘇邊境上的軍隊其實不足當年所說的一半，但不論是常規武器、核武器，還是兩國的綜合國力，中國都比蘇聯弱得多。中國軍隊這時的輕重武器大都還是四十年代設計的。僅以珍寶島之戰為例，“中國軍隊隻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兵、工兵，既無坦克、裝甲車，也無空中支援；蘇軍步兵則全部摩托化，不僅有占優勢的炮兵，還有大量坦克、裝甲車及空軍飛機和直升機可直接用於支援作戰，因而在技術裝備、火力上居於絕對優勢。”甚至，中國方麵當時為作戰部隊配備的７５毫米無後座力炮和４０毫米火箭筒，連蘇軍的主戰坦克都打不透。
毛澤東對此不是不清楚的。無論在聽取匯報時，還是在中共九大的發言中，他都突出表揚了前線指戰員的勇敢犧牲精神，強調對蘇聯要破除迷信，以己之長克敵之短，必要時要準備把敵人放進來打，讓它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毛澤東說：珍寶島戰鬥已經證明了，沒有打過仗的也可以打仗，沒有優勢裝備照樣可以打勝仗。說我們一沒有用飛機，二沒有用坦克、裝甲車，三沒有用指揮車，打了９個小時，敵人三次衝鋒，還不是都被我們打垮了。說我們不是不要飛機、坦克、裝甲車，但主要是*勇敢，要破除迷信。這次珍寶島就破除了迷信。什麽飛機、坦克、裝甲車之類，現在到處的經驗都證明，可以對付。
毛澤東的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人民解放軍一向是講覺悟、講勇敢的。作為一場自衛反擊戰，盡管中國方麵火力及裝備上都還處於劣勢，但珍寶島這場仗無論戰鬥組織還是作戰結果，也都比較成功。當時的一些介紹材料對這場仗是這樣說明的：
３月２號８點４０分，我邊防巡邏隊３０人分成兩個組，前往珍寶島進行巡邏。剛出來，蘇修就發現了，他們立刻從兩個方向派出來一輛卡車、兩輛裝甲車、一輛指揮車和７０個人上島圍堵我們。９點１７分，尾追我第一巡邏組的敵人置我警告於不顧首先開槍，我邊防戰士就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人，我必犯人”的教導，被迫進行了自衛反擊，給敵人以嚴重的殺傷。第二巡邏組一聽槍響，也馬上開槍，一下就報銷了對方７個。打到９點50分，戰鬥就勝利結束了，打死打傷敵人６０餘人，其中打死50餘人，擊毀敵人裝甲車、指揮車、卡車各一輛，擊傷裝甲車一輛。
３月15日，蘇軍增加了大量的坦克、裝甲車和大口徑火炮，據說可能有一個摩托化步兵團、一個坦克營和４個大口徑炮營。但是，戰士們根據毛主席“不鬥則已，鬥則必勝”的教導，也做了充分準備，先於１４日夜上島並在江*埋設了反坦克地雷。敵人15日淩晨３點出動６輛裝甲車、３０多人上島，我又派更多兵力上島增援。到８點２分敵人發起了第一次衝擊，激戰了一個多小時，我擊毀了敵人裝甲車兩輛，敵人的殘兵退回到了自己的岸上。９點４０分敵人又在岸上炮火和坦克炮火的掩護下發起第二次進攻，我沉著應戰，集中火力幹掉了敵人兩輛裝甲車，擊傷一輛，並擊毀敵人一輛坦克，又炸毀敵人一輛坦克，打了兩個多小時，粉碎了敵人的進攻。以後，敵人在中午１點３５分用岸上的大口徑火炮和坦克、裝甲車的火力向我方岸上猛轟了兩個小時之久，到３點１３分又出動１０輛坦克、１４輛裝甲車和１００多步兵向島上進攻。戰士們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敢把敵人放近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八十米不打，七十米不打，放到五十米，突然開火”。我們岸上的火炮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借有利時機猛烈開火，一下子打掉了敵人１輛坦克，４輛裝甲車，擊傷兩輛，大量地殺傷了敵人的有生力量。然後又猛轟敵方岸上的邊防站和掩蔽所，一頓猛轟就打死了他們的上校邊防總隊長伊凡諾夫和一個中校。這一天打死了他們６０多人，擊毀坦克兩輛、裝甲車七輛，擊傷坦克兩輛、裝甲車４輛。
1969年3月2日陣亡的伊萬·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著名的瘸腿上尉
可以看出，珍寶島之戰在中國方麵確實是解放軍以劣勢裝備同蘇聯軍隊優勢裝備的一次較量。在這場較量中，解放軍指戰員們的勇敢犧牲精神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在當時“文化大革命”那種極其特殊的氣氛中，出於精神鼓動目的而進行的輿論宣傳，卻多少有些走向了唯意誌論。由於毛澤東強調了要破除蘇聯的迷信，結果，在許多宣傳材料中，不僅兩軍裝備和火力上的差距成了無足輕重的事，而且從“政治掛帥”的觀點出發，蘇聯軍隊也被形容成一支“政治上蛻化變質，戰鬥中貪生怕死”的軍隊。稱“蘇修侵略軍鑽在‘烏龜殼’裏，他們是瞎子和聾子，隻能在戰場上亂爬、瞎滾”，誇大作戰的戰果顯然也是為了證明這一點。說我們英雄的邊防戰士，有毛澤東思想這個強大的思想武器，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個個和造反派一樣”，很容易就把蘇修的“烏龜殼”打成了一堆廢鐵。說是“*政治、*人的覺悟，*勇敢，一句話，就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戰無不勝。
毛澤東指示：到此為止，不要再打了
珍寶島之戰以後中國方麵的一連串反應，給人的印象是，蘇聯入侵的危險已迫在眉睫。但根據近年來中俄兩國披露的各種檔案資料，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發生在中國領土珍寶島上的這場仗，不僅是中蘇邊界長期衝突的繼續，而且是中國方麵一讓再讓，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有計劃、有準備地發動的一次邊界自衛反擊作戰。
早在1968年１月５日蘇軍有意在七裏沁島挑起流血事件兩周後，考慮到即將到來的中蘇邊界會談，中央軍委就曾於２４日電示沈陽軍區、北京軍區等單位，主張用軍事鬥爭配合外交鬥爭，明確提出了針鋒相對，後發製人的方針，要求邊防部隊注意選擇有利時間、地點和情況，事先做好準備，多設想幾種可能，擬定行動方案，一旦受到蘇軍攻擊，退讓無效，即可采取相應的自衛措施，爭取“不鬥則已，鬥則必勝”。根據中央軍委的建議，沈陽軍區曾專門從值班部隊中抽調了部分精幹人員進入七裏沁島附近，秘密做好了反擊的準備。可是，恰值東歐國家形勢不穩，蘇軍一時收斂了在東部邊界的越界行動，結果中方準備好的這次反擊行動未能實施。
珍寶島1969年的反擊準備，其實仍是1968年七裏沁島反擊準備的繼續。由於1968年12月２８日，特別是1969年１月２３日珍寶島再度發生嚴重事件，根據中央軍委一年前指示的精神，黑龍江省軍區首先提出了反幹涉鬥爭的自衛還擊鬥爭方案，主張派精幹部隊上島潛伏，在蘇方以武力強行幹涉我巡邏分隊執行任務時，給其以沉重教訓。正值九大召開前夕，黑龍江省軍區的報告雖經沈陽軍區同意，上報中央後仍經過了慎重的考慮。直到２月以來蘇軍挑釁更加嚴重，總參謀部和外交部才分別於２月１９日同意了黑龍江省軍區的鬥爭方案，總參謀部並給予了具體的指示。[17]經中央軍委批準後，沈陽軍區迅速進行了周密的戰鬥部署，由此才發生了３月２日和３月15日的自衛反擊作戰行動。
據當年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回憶，這次自衛反擊戰實際上經過中央批準，早有準備，15日的戰鬥並且是從北京直接指揮的。當時正準備開九大，大軍區首長均已來到北京，因此，中央軍委專門在京西賓館開設了一個房間，架設了專線，由陳錫聯負責直接與前線聯係，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負責掌握國際方麵的情報，隨時向周恩來匯報，並由周恩來下最後決心。陳錫聯說：為了最初的戰鬥，我們準備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從三個軍抽調了三個偵察連，一個連二三百人，由有作戰經驗的參謀人員帶隊，進行了專門的訓練和配備，打得幹脆利落。3月2日戰鬥結束後，“我們知道他們要來，就在江*口大量埋了地雷。他們首先從西邊來了輛坦克，我們給炸了，他們不敢走了。從正麵來了３０多人，炮火掩護。我們當時在島上也沒有什麽人，但炮火都準備好了。在一個不到一平方公裏的島上，幾十輛車、十幾輛坦克、裝甲車，我請示總理：現在是開炮的時候了，得到總理的同意，我就讓開炮。打了有半個小時，珍寶島變成一片火海，把他們的車輛都打了。他們沒有再增援部隊，也用炮向我們射擊，我們也用炮回敬他們，打了一會兒，那天的戰鬥就結束了。”
３月15日戰鬥結束，毛澤東聽取匯報時，很高興，一再講，讓他打進來，就使我們動員起來了。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但同時也明確提出：到此為止，“不要打了”。因此，此後珍寶島的邊防部隊除了用炮火封鎖不讓蘇軍拖走那輛被反坦克地雷炸毀的Ｔ６２坦克以外，在島上隻留了少量部隊，讓蘇軍前來收拾戰場，沒有再和蘇軍發生直接的武裝衝突。即使蘇軍隨後一度出於報複的目的，對珍寶島進行了狂轟濫炸，中方也沒有進一步采取使對抗升級的步驟。聯係到3月22日毛澤東的講話，就更加明顯。毛澤東當時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講：對這次邊界事件，我是比較樂觀的。2日的衝突，他們上邊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沒有討論，同我們一樣。就連珍寶島在什麽地方，許多人也不知道。因此，他明確主張，九大政治報告對這次邊界衝突，不要講得那麽嚴重。
可以看出，珍寶島之戰從中國方麵來說，直接目的不過是想給蘇方以教訓，以使其收斂挑釁行動。其中既不包含任何準備與蘇聯開戰的意圖，也未必有誘敵深入的意思。毛澤東所謂“不要打了”的說法，本身就顯示出他不想擴大事態。
但奇怪的是，毛澤東一麵限製自衛反擊戰的規模，指示“不要打了”，一麵卻又在哪裏大講特講“要準備打仗”，要準備大打、早打、打核戰爭，甚至要準備讓蘇聯打進來。與此同時，他又解釋說，“要準備打仗”，是指“無論哪一年”，我們都要準備打仗。“不管他來不來，我們（都）應該準備。”“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準備。”周恩來在這時的會議上也明確要大家不要為戰爭而過分擔心，說蘇聯近期不可能發動對中國的大規模侵略，因為它的東部地區尚未開發，還沒有建立起進攻的可*基地。當然，他也說，通過珍寶島的戰鬥，也暴露出蘇聯士兵不會近戰夜戰，炮兵的作用也不大。至於它在裝甲車和坦克上的技術優勢，在我反坦克手段加強後也不難被削弱。言外之意，戰爭打不起來，就是打起來，也不怕。
蘇聯采取報複行動，戰爭危險迫在眉睫
不論中國決策層對珍寶島之戰的後果如何考慮，珍寶島一仗確實是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是出乎莫斯科意料之外的，打得蘇聯人一時目瞪口呆。從俄國近年公布的檔案中可以看出，他們的反應與中國方麵當時的反應很不相同。
戰鬥最初打響時，蘇聯決策層似乎滿腹狐疑，有些摸不清頭腦。他們一麵向東歐國家共產黨發出了情況通報，對中國邊防部隊有預謀的近距離襲擊蘇聯士兵的作法進行了強烈的譴責[23]，一麵暗中部署有限的報複行動，但其領導人卻仍舊繼續出訪，似乎沒有考慮到衝突擴大的嚴重可能。
根據國防部的部署，蘇軍負責前線指揮的邊防總隊指揮官列昂諾夫上校15日淩晨３時左右派遣部隊悄悄登島潛伏，也想打中國巡邏隊一個措手不及。沒想到上午戰鬥打響後，就發現中方潛伏的比他還早，準備得比他還充分，自己的兵力和火力都不占太多優勢。鑒於這種情況，他急忙電告上峰請求援兵，結果層層上報，報到莫斯科，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去了印度，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剛剛登上去匈牙利的火車，竟沒人能夠拍板調兵。直拖到中午時分，國防部值班人員才好不容易與勃列日涅夫取得了聯係，得到了可以增援的指令。而等援兵出動，當天的戰鬥早已結束，列昂諾夫也被打死了。
珍寶島之戰在莫斯科引起了極大的震動。蘇共政治局緊張磋商，一些人憂心忡忡，弄不清中國方麵是否有發動大規模進攻的意圖，另一些人則火冒三丈，尤其是政治局裏的軍人情緒特別激昂。這邊蘇聯外交部力主電示其駐華大使館迅速開始組織從中國撤僑，首先盡快撤退婦女和兒童，以防戰爭突起。那邊格列奇科大聲疾呼應當“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的威脅”，揚言至少應該首先無限製地使用西方稱為“巨型炸彈”的幾百萬噸級炸彈，必要時甚至應當考慮對中國的核基地先發製人地實施核打擊。
３月２１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通過高頻通訊裝置直接打電話給中國外交部，要求接通毛澤東或周恩來，不想被正因“蘇修”公然武裝侵略我珍寶島怒火中燒的接線員臭罵了一頓。柯西金放下電話又急忙給蘇聯駐華使館的臨時代辦打電話，要他代為聯絡。但隨後中國外交部給蘇方的正式通知，仍舊拒絕了柯西金關於通過電話直接交談的建議，要求對方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２９日，蘇聯政府發表公開聲明，一麵揚言要用武力對付中國的挑釁，一麵又暗示事情仍有協商解決的可能。然而，無論是對於蘇聯軍方在珍寶島的炮擊行動，還是對蘇聯政府接連發出的聲明和照會，中國方麵很長時間都沒有給予答複。不僅如此，中國的輿論還大力宣傳“要準備打仗”。這種情況進一步刺激了蘇方強硬派的神經。蘇聯軍方的《紅星報》公開發表文章，聲稱要給“現代冒險家”以摧毀性的核打擊。蘇軍決策層一方麵緊急向中蘇東段邊界大批調運軍隊，一方麵暗中部署，尋找機會，要對中國方麵實施更大規模的報複行動。
關於對中國采取何種報複行動的規模問題，在蘇聯最高決策層始終存在著尖銳的爭論。５月２４日，中國政府發表了一項措辭強硬，指責蘇聯挑起珍寶島事件，討好美帝，蓄意反華，但主張邊界停火、恢複談判的公開聲明。[29]蘇共政治局領導人對此看法不一，格列奇科等堅持報複，不惜與中國開戰，而柯西金強調高層接觸，緩和關係，避免把中國逼上梁山。基於一種妥協，蘇方於７月26日通過外交渠道秘密提議兩國總理直接會晤，但蘇聯軍方對此斷言：“中國人隻有實際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脅－蘇聯對中國發動先發製人的打擊之後，才會坐到談判桌前來”。
結果，中國方麵始終沒有做出反應。因此，蘇聯軍方經過長時間策劃的報複行動得到了批準。蘇方此次的報複行動避開了其運力較弱的東段邊界，而是在對東段邊界的增援已經大致到位的情況下，精心選擇了自己補給線較短，而中國方麵交通不便、鞭長莫及的中蘇西段邊界作為實施其報複行動的地區。
８月１３日，經過一連串試探性的挑釁之後，蘇聯軍隊３００餘人在直升飛機２架和數十輛裝甲車輛的掩護下，預先埋伏在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邊界線蘇方一側，待當日進行正常巡邏的隻有３０餘人的中國邊防巡邏隊進入其伏擊圍時，突然越過邊界發動突襲。經過４個小時的戰鬥，一舉殲滅了這支中國巡邏隊。
采取如此嚴重的報複行動，蘇方是做了大戰的準備的。因為，在眾多蘇聯領導人看來，長期堅持“槍杆子裏出政權”、“戰爭解決問題”的毛澤東，完全可能采取極端行動。蘇聯報刊為此一直在宣傳中國有發動戰爭的企圖。因此，在軍事思想上早就信奉先發製人的觀點的蘇聯最高決策層，自報複行動之後，不僅加緊戰爭準備，而且已經考慮到采取先發製人的作法。8月18日，蘇聯駐華盛頓領事館的代表顯然是受命探詢美國政府的態度的。他幾乎是毫不隱諱地問美國政府的有關人士：如果蘇聯打擊中國的核設施，美國將會采取何種態度？隨後，蘇聯秘密通知其東歐盟國，宣稱它有可能先發製人地打擊中國的核設施。與此同時，蘇聯《真理報》也發表編輯部文章，製造輿論。它告誡全世界務必認識到中國的危險，並揚言：“在當前擁有最現代化的技術、有效的致命武器和發射這些武器的現代化手段的條件下，如果爆發戰爭，哪一個大陸也不能幸免”。
盡管中蘇兩國事實上可能都沒有向對方開戰的意圖，但事情走到這種地步，戰爭的危險卻真的迫在眉睫了。任何一種微小的錯誤，都可能引燃這個已經處於高熱中的火藥桶。
形勢估計嚴重，中共中央急謀應對之策
事態發展到如此嚴重的程度，看來也未必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珍寶島事件後，在中國最高決策層內部其實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種是以林彪為首的，以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為主要成員的軍委辦事組的意見，他們深信蘇聯會借機報複，對蘇聯發動大規模入侵的可能性估計較高；另一種是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為代表的一些老帥們的意見。還在2月19日，鑒於美英報紙有消息說蘇聯要出兵中國，蘇聯也在遠東秘密進行軍事演習，使深信蘇聯的戰略重心在歐洲的毛澤東感到難於理解，於是提議四位老帥“研究一下國際問題”。珍寶島事件剛一爆發，毛雖然估計上比較樂觀，相信打不起來，還是一度提醒四位老帥可以研究研究這方麵的問題，提出他們的看法。但事件過去一個月後，毛已不大在意這一點了。直到6月間，即新疆鐵列克提事件發生前，周恩來才又具體部署了這件事，安排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帥研究國際形勢和美蘇的動向，判斷蘇聯有無發動對華戰爭的可能。而四位老帥７月１１日得出的第一份研究報告的基本傾向是認為大戰一時打不起來。這個看法顯然比較符合毛澤東的估計。因此，蘇聯突然選擇在補給困難的遙遠的新疆地區采取如此嚴重的報複行動，同時又如此明顯地急於想要實施核打擊，不能不讓毛澤東深感意外。
事情很清楚，不管毛澤東怎樣強調“要準備打仗”，主張準備大打、早打、打核戰爭，事實上中國並未真正做好戰爭準備。除了接連召開過一係列戰備會議，如５月上旬的戰略工作座談會，６月下旬至７月上旬召開的“三北”地區作戰會議，以及軍委辦事組座談會等，林彪等人極力強調國防開支要成倍增加以外，具體的大戰準備實際上尚未開始。毛澤東、周恩來都不止一次地講，讓蘇聯人打進來比較有利，可以使它陷在人民的包圍中間；就是核戰爭也沒什麽可怕，中國地廣人多，蘇聯丟幾顆原子彈也沒有什麽了不起，何況我們也有原子彈。但是，在東北可以打人民戰爭，在新疆怎麽打人民戰爭？真要丟原子彈，先得把人口疏散開來才能發揮地廣人多的長處，現在人口和大工業都還大量集中在大城市裏，真的打核戰爭，豈能不吃虧？毛澤東這時也感到了原子彈的威脅，明確講：中央領導同誌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
不難看出，毛澤東幾個月前講“要準備打仗”，很大程度上還是出於國內動員的需要，相信讓他打進來，就使我們動員起來了，相信有備才能無患。事態一下子發展到如此嚴重，得知蘇聯確有先發製人的可能之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都相當緊張，意識到先發製人是蘇聯傳統的戰略觀念，蘇軍武裝入侵捷克本身就是一個例證，表明它隨時也都可能發動對中國的陸空襲擊，甚至是實施核打擊，對此必須急謀應對之策。
８月27日，在得知蘇聯正向東歐國家試探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反應的消息之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緊急發布文件，宣布成立由周恩來任組長的人民防空領導小組，迅速組織疏散城市人口，遷移工廠，號召廠礦企業職工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立即開始深挖洞，廣積糧，以備核大戰之需。
８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又緊急發出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令》，特別要求新疆黨政軍民隨時準備對付蘇聯的大舉進攻，防止突然襲擊。[43]與此同時，中央軍委也命令東北、華北和西北的部隊立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形勢如此緊張，以致９月３日中國黨僅有的幾個執政黨朋友、越南黨領導人胡誌明逝世，周恩來也隻能急匆匆於４日趕去吊唁，當天又急匆匆趕回北京，連追悼會都無暇參加。
中蘇總理機場緩和，毛澤東懷疑蘇聯陰謀
正在這戰雲密布之時，突然從河內傳來了一個蘇方有意緩和的訊息。
６日，蘇聯總理柯西金率蘇聯代表團去河內參加胡誌明的葬禮。在河內停留期間，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受命請越南外交部亞洲司代為征詢中國黨政代表團團長李先念，柯西金希望能夠在11日返加途中經過北京，與中國領導人舉行會談。
李先念得到消息後，當即要中國駐越南大使館報告了北京。盡管這個時候又有消息說，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位工作人員同美國同行談話時又再度發出戰爭威脅，揚言中蘇衝突不可避免[45]，毛澤東雖然頗多懷疑，反複考慮，還是在10日表示了讚同的意見，隻是強調地點隻能在北京機場，形式隻能是非正式的路過停留性質。由於答複的時間遲誤，中國駐越南使館10日8時收到電報時，柯西金的飛機早已起飛。不得已，這邊越南方麵通知蘇聯大使傳遞消息；那邊周恩來當天晚上指示外交部召見蘇聯臨時代辦葉利紮維金，告知中國方麵讚同安排兩國總理會晤的提議，周恩來願意在北京機場會見柯西金。
終於，剛剛飛抵塔什幹的柯西金得到了消息，迅速改變了航線，經伊庫茨克飛往北京，從而使兩國總理得以於１１日在北京機場進行了為時三個半小時的會晤。
在這次會晤中，周恩來開門見山地要求柯西金明確解釋有關蘇聯要先發製人地對中國的核基地進行核打擊的傳言。他坦率地說：你們說我們想打核大戰，我們的核武器的水平，你們最清楚。你們說，你們要用先發製人的手段摧毀我們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我們就宣布，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就要堅決抵抗，抵抗到底。對於邊界問題，周表示：中國方麵提出曆史上的不平等條約問題，並不是想要廢除曆史上的那些邊界條約。我們所主張的，不過是在承認曆史條約的前提下來考慮並解決有爭議地區的問題。至於中國的戰爭威脅問題，周更明確解釋說，你們總說我們要打仗，我們現在國內的事還搞不過來，為什麽要打仗？
會談的氣氛比較坦誠。雙方在互派大使、擴大貿易和兩國間通車通航等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意見。最後，周恩來提議以兩國政府換文的形式把會談成果肯定下來，柯西金表示同意。但柯西金剛剛飛離北京，中國外交部就給蘇聯大使館打電話說，明天，９月12日，中國報刊刊登兩國總理會晤的消息時，將要刪去已經協商好的文稿中的一句話，即“會談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氣氛中進行的”。而柯西金回國後，也通知中方說，他們已經對邊防部隊下達了避免衝突的指示，沒有必要再與中國政府就此換文了。
不管雙方最高層在審定這次會談的內容時采取了怎樣一種態度，高度緊張的戰爭形勢照理說是出現了明顯的轉機。１８日，周恩來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議雙方承擔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進攻對方的義務。26日 柯西金複函周恩來，建議“實行嚴格的監督以遵守蘇中兩國間的空中界線”，並建議簽訂一個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國家間的專項協定。戰爭的烏雲正在漸漸散開。
但是，對於這一突如其來的轉折，中國方麵的反應卻十分複雜。聯係到蘇聯方麵一係列軍事和外交行為，林彪等人深信其中必有陰謀，毛澤東也深表懷疑。就在9月13日周恩來上報了與柯西金會談的全部材料之後，中共中央於9月16日專門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了討論。結果，估計蘇聯有意施放煙幕彈的意見占了明顯上風。在第二天公布的慶祝國慶20周年的口號中，毛澤東親筆加上了從現在起就要準備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特別是要反對打核戰爭的口號。
緊接著，18日、22日，中共中央又接連舉行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戰爭的可能性問題。不少領導人明確認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為其大舉侵略施放煙幕，如同珍珠港事變前日本派特使來棲去美國迷惑羅斯福一樣。他們的根據是，柯西金在談話中並未保證不向中國發動核戰爭；其返回莫斯科時，隻有二三流人物到機場迎接，說明柯西金的緩和承諾不代表蘇共政治局；蘇聯外交官仍在宣稱中蘇衝突無法避免，蘇聯國防部官員的說法和其他渠道的消息都顯示，蘇聯戰略火箭部隊確已做好出其不意地打擊中國的部署。毛澤東明顯地支持了這樣的判斷。會議為此決定了一係列緊急戰備措施。據此，周恩來一麵通知外交部等各部委要迅速擬定疏散隱蔽重要機密檔案的方案，一麵開始進行戰備動員。他在22日緊急召集的全軍戰備工作會議上講話稱：“國際形勢緊張，我們要準備打仗。準備打仗，這是一個新的戰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備無患”。
9月30日，為預防蘇軍乘中國國慶節像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樣發動突然襲擊，林彪指示全軍進入一等戰備，並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幾個機場的飛機，在跑道上設置障礙物，給留在機場的值班人員配發武器，防備敵機空降。他同時還主張馬上放掉密雲水庫的存水，以免蘇方轟炸大壩衝淹北京，後僅為周恩來反對而作罷。
鑒於蘇聯邊界談判代表團即將來京參加預定10月20日開始的中蘇邊界談判，中共中央根據蘇聯當時的戰略動向和一些情報資料，再度懷疑蘇聯很可能會把談判作為向我發動突然襲擊的一種煙幕。因此，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政治局的決定，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在談判開始前幾天已全部疏散完畢。毛澤東去武漢，林彪去蘇州，周恩來率留守北京的負責人以及總參謀部轉移到西山可以防禦原子彈的戰備指揮中心辦公。17日，剛剛撤到蘇州的林彪又擅自指示在京的黃永勝命令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隨即，不僅全軍或進入前沿工事，或緊急疏散，而且許多大中城市也緊急進行了防空演習和大規模疏散行動。僅軍隊疏散就達94萬餘人，4000多架飛機和600餘艘艦艇。聯係到當時大批幹部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所有高等學校下放地方或遷往外地，重要檔案紛紛秘密運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萬的城市居民相繼被卷入到這一緊急戰備行動之中，整個氣氛之緊張可想而知。
然而，戰爭並沒有到來。
戰爭形勢促成了對美外交的主動
1969年有關中蘇戰爭的這場“虛驚”，牽扯麵之廣，影響麵之大，實為建國以來所罕見。但是，這場虛驚倒也帶來了兩點好處，一是全麵內戰、天下大亂的局麵得到一定程度的遏製；一是一向敵對的中美兩國因此有了接觸的可能，並由於這種接觸很快走向了建交的過程。
九大前後，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全國已經開始進入“鬥、批、改”階段，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已經成立，但因派性而造成的武鬥之風仍未停息，並還有進一步擴大蔓延的可能。據此，中共中央７月２３日專門發出布告，要求武鬥雙方立即無條件停止武鬥，解散武鬥組織，上交武器，拆除一切戰鬥據點，依法懲辦壞人，實行歸口在聯合。而問題並未得到解決。
８月１３日新疆鐵列克提事件發生後，內亂問題成為戰備的嚴重障礙。因此，中共中央８月２８日命令不得不以更嚴厲的措辭和更堅決的態度重申７月布告的內容，嚴令解散一切跨行業的群眾組織，解散一切專業武鬥隊，撤除一切武鬥據點，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絕對不允許任何人衝擊解放軍。這一命令迅速發生效力，各地出現了傳達貫徹命令的高潮。當時諸如武鬥、派性、分裂、無政府主義等直接危及穩定和戰備的因素，都受到了相當的打擊，社會秩序有所恢複，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毛澤東希望全國因此動員起來的設想。
關於對美接觸問題看來也是中國在珍寶島事件後取得的一個意外的收獲。嚴格地說，毛澤東的對美戰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世界革命理念與國家利益的雙重基礎上的。隨著60年代中蘇兩黨日趨對立，毛對美戰略中更多地摻入了革命的色彩。文革的進行，不可避免地進一步強化了他對美國的敵視態度。一直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經過毛澤東修改和審定過的政治報告仍舊一方麵說明美帝蘇修如何“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一方麵突出強調它們共同反華的本質，強調警惕它們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盡管剛剛發生了珍寶島事件，中蘇關係高度緊張，報告卻按照毛澤東的主張，繼續強調說：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
但是，毛澤東並非對這種四麵出擊式的戰法毫無顧慮和擔心。還在九大期間，當毛還不特別擔心蘇聯大舉入侵之際，他就已經在談論“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這樣的話題，顯示出對那些長期依*中國的世界各國革命黨和革命組織不死不活，對中國毫無幫助的不滿，繼而主張以後要減少對這些黨和組織的援助。這表明，毛澤東推動世界革命的熱情已經在明顯降溫。
隨著蘇聯入侵的危險日漸加劇，毛澤東不能不重新對美、蘇的作用進行評估。過去，他始終相信美國是中國以及一切革命人民的最大威脅，蘇聯不過是起著“幫凶”的作用。現在，這樣的認識在現實當中多少有些行不通了。當6月初，瑞典大使問周恩來，美國和蘇聯哪個對世界和平和對中國的安全威脅最大時，周的回答已經變得含糊其辭了。他說：“現在還在發展，還要看”。顯然，中共中央的估計正在發生變化。
在九大結束一個多月之後，周恩來開始強調進一步分析國際形勢的必要性。[61]他為此具體安排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帥一邊在工廠“蹲點”，一邊就有關的國際問題進行一些深入的討論，說比較成熟的意見可以上報毛澤東。當然，無論毛還是周，他們這時的這種安排看來還不像一些研究者所強調的那樣具有鮮明的目的性，周恩來甚至不急於要老帥們拿出什麽結果來，每個月隻要求他們議上個兩三次，這使得老帥們的研討多少有點“神仙會”的架式。而從四位老帥根據幾次討論於７月11日才最後形成的第一份書麵報告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老帥們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分析，這時也還脫不開美蘇“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這樣一種政治化的分析模式。隻不過，老帥們比較敏銳地感覺到，美蘇的爭奪還是主要的，它們勾結起來反華和單獨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暫時似乎都還不大可能。
對美國政策的重視，仍舊是源於美國方麵的主動。在四老帥7月11日的研究報告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方麵幾乎沒有可能將美蘇截然分開。他們判斷美蘇戰略重心在歐洲，不大可能對中國開戰，但也不能不強調要作好美蘇突然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充分準備。畢竟，美國與中國仍處於尖銳對立之中。
7月以後的情況則明顯不同了。７月２１日，美國國務院主動宣布放寬對華貿易和去中國旅行的限製；26日，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派人轉交了一封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寫給周恩來的信，要求訪華，並對中美二十年交惡表示遺憾；７月底，美國總統尼克鬆在出訪期間公開表示，繼續孤立中國對亞洲不利；８月８日，美國國務卿在堪培拉公開發表談話，聲稱美國始終在努力打開同中國來往的渠道。與此同時，巴基斯坦等方麵都有消息傳來，稱美國政府有意與中國方麵進行接觸。針對這種情況，四位老帥顯然注意到利用美蘇矛盾的問題。隻是，他們的研究繼續斷定，美國此舉更多地其實是想要利用中蘇矛盾來向蘇聯施加。與其讓美國抓住這根稻草，不如保持高姿態，對其接觸要求置之不理，再憋它一個時候。因此，一直到新疆鐵列克提事件發生，與美國接觸的問題並未提出。
鐵列克提事件後的嚴重形勢，是促使老帥們，多半也是促使毛澤東和當時的外交部門想到並提出打美國牌問題的關鍵性原因。８月底，麵對戰爭威脅，老帥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三國時諸葛亮“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和二戰時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例子。外交部顯然也有類似的想法。隻是，考慮到當時與正處在反美前線的越南的關係，特別是考慮到改變對美政策的重大政治後果，外交部提出，有關利用美蘇矛盾的原則可以提，但如何利用，不宜具體，尤其現在不宜恢複中美大使會談。因此，老帥們在９月１７日的第二份報告中，僅僅強調了對美、蘇鬥爭，原則上要堅定，策略上要靈活，主張選擇適當時機恢複中美大使級會談，可能收到戰略上的效果。當然，據說陳毅曾考慮，如果有機會單獨向周恩來匯報時，將以他個人名言提出爭取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會談，打開中美關係，更有利於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的想法。但沒有證據表明他確實去向周恩來提出了他的建議。
無論如何，在估計蘇聯可能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嚴重形勢下，四位老帥注意到美國政府表現出來的緩和姿態，率先提出了打美國牌的設想。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經過反複權衡之後，也認識到了這一策略手段的戰略意義，因而下決心擺脫一切束縛，批準同美國接觸並全麵緩和關係。
需要說明的是，不少研究者喜歡引用毛澤東這個時候的護士長吳旭君的一段回憶。回憶稱，在中蘇邊界衝突發生後，毛看完一份報告，意味深長地自言自語說：“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好題目，好作文章了”。吳問道：“你是指中蘇分裂了，美國人高興吧？”毛答稱：“美國的全球戰略理論不是已經提出了信號嗎？他要打‘兩個半戰爭’，如果他縮減到了‘一個半戰爭’，你聯係起來想想他們會怎麽樣？”吳說：“中蘇分裂，大減少了歐亞兩個大國對美國的壓力及聯合向美國進攻的可能性。這就會改變美國現有的戰略理論，從而最終會影響其外交政策及對中國的態度。對嗎？中、美、蘇三國看來不可能搞等距離，對嗎？”毛說：“又等，又不等。隨機應變。這是需要由雙方利益來決定的，不能脫離現實”。[67]
這段對話往往被簡單地看成是毛澤東故意安排了珍寶島衝突“打給美國人看”的最好的詮釋。但嚴格說來，這段對話的真實性或者說確切性多少令人懷疑。因為吳作為一名護士長，如此老練地與毛討論外交戰略理論問題，頗難讓人相信。同時，這段對話究竟講在什麽時候，3月？4月？6月？8月？也是一個問題。講在不同的時間，情況也就不同。
事實上，既使毛真有這樣的考慮，多半也應當是在7月得到美國轉變對華政策的信息之後，而不會是在這之前。因為，在這以前，中國方麵得到的消息清楚地表明，美國政府方麵的態度還是完全敵對的。即使在珍寶島事件後的一段時間裏，美國官員還在繼續聲稱中國是亞洲和平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美國必須設法對付中國這一潛在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相信毛澤東會有這種欣賞的表示。相反，在7月美國顯露出願意緩和對華關係的意圖之後，特別是8月鐵列克提事件發生，戰爭危機迫在眉睫之後，毛澤東迅速改變看法，捕捉到並設法抓住這個機會不放，以便通過與美國的緩和來達到牽製蘇聯，避免戰爭的目的，倒是更合乎邏輯。盡管這樣做仍舊未必是毛澤東內心深處所希望的，但考慮到這次戰爭危機畢竟是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毛澤東對其嚴重性的估計也是空前絕後的，他毅然拋棄意識形態的顧慮，重新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拾起統一戰線、“以夷製夷”的的法寶，是可以想象的。
1969年秋冬戰爭形勢和戰爭估計之嚴重，確實超出後人的想象。周恩來在中南海辦公室的工作台曆，日複一日地記錄著他每天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這幾個月的時間卻令人驚異地出現了空白。隻有了解上麵這段曆史的人才能理解，這其實是當時戰爭危機的產物。是戰爭的危機迫使周恩來撤離他日常的工作地點，直到1970年2月基本解除蘇聯突襲的警報之後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他的辦公室正常工作。
但即使在進入到1970年之後，在毛澤東看來，蘇聯入侵的危險仍舊嚴重存在。他反複強調：要“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這一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也仍舊把對付國外敵人的突然襲擊和大規模入侵當作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當然，這個時候的戰爭估計到底同1969年秋冬有些不同了。不過，這場虛驚到底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差不多在整個1970年，中國對蘇聯入侵還都處於高度戒備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經曆過戰爭年代，善於審時度勢的毛澤東抓住這一千載一時的外交機遇，緩和與美國的關係，也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1969年12月初，中國駐波蘭外交人員受命開始了與美國外交官的直接接觸。與此同時，據說基辛格也下令美國駐波蘭大使設法同中國駐波蘭外交官進行接觸。不論雙方接觸的具體經過如何，中美兩國政府於一個月後，即1970年1月8日，正式宣布華沙大使級會談將於20日重新恢複。在重新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中，中國代表受命正式通知美方，中國政府願意在更高級別或通過其他渠道深入商談兩國關係問題。
不難看出，正是在珍寶島事件後這樣一種極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國對美國的大門漸漸地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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