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沿海防空基礎薄弱將成強敵主要攻擊地區 zt

中國沿海防空基礎薄弱將成強敵主要攻擊地區
時間：2008-2-9 16:07:14


　　編者按：瀕臨海洋的沿海地區，受海洋的影響，一般都是生態環境優美、適合人類居住、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精華地區”，世界人口的6O%居住在距海岸100千米的沿海地區，如何保衛這一人口與經濟的“精華”，已經成為當今世界軍事上的一大難題。在我國，改革開放近30年時間裏，雖然經過幾次大的經濟結構調整，但以“沿海都市圈”輻射出的沿海經濟帶一直都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支柱。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在成為我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策源地的同時，也已經成為我國軍事安全的最薄弱方向和國家安全的“人質”。為此本期的“藍色PK台”發表了兩個不盡相同的觀點，以啟發讀者在這方麵的思考。

　　“沿海都市圈”防空的重要性

　　隨著沿海地區在國家安全中地位的增強和財富的聚集，其已經成為我國麵臨海空威脅最為突出的地區。中國的沿海地區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遼寧、山東、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等11個省市，這基本上都是環境條件好、經濟發達、人口承載力高的地區。

　　沿海是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核心地區 除台灣之外，我國沿海11個省市總麵積133.4萬平方千米，占全部國土麵積的14%；人口約5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40.9%。在全國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帶中，沿海地區人口承載力最強，達到372人／平方千米，三個地區人口密度之比為25：13：1。由於沿海地區具有臨海的區位優勢，對外經濟聯係方便，成為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沿海地區經濟取得了高速發展，創造出占全國57.3%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和61.6%的財政收入。而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個三角洲地區以僅占全國1.5%的土地麵積和82%的人口，創造了占全國29.96%的生產總值、13.1%的財政收入、64.4%的進出口總額和26.5%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成為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核心地區。

　　“沿海都市圈”是我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支柱 預計21世紀上半葉，我國經濟增長的重心仍將集中在沿海地，而發揮骨幹作用的將是人口聚居的“沿海都市圈”。按照“十五”、“十一五”分別年均增長9%、8%的速度測算，2009年沿海地區將實現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標；到2010年，GDP將達到12.5萬億元，屆時人均GDP將超過2800美元。雖然增幅低於1990年代水平，但沿海經濟總量占全國比重仍將保持上升趨勢，預計到2010年GDP將占到全國的60%左右。此外，據統計，目前現代化程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13個省市有10個位於沿海地區，其中上海最高，達73.32%，比全國平均水平高39個百分點。可見，以上海等“大都市圈”為核心的沿海經濟帶將成為我國21世紀經濟的未來。

　　“沿海都市圈”麵臨的軍事威脅

　　海灣戰爭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軍事強國均將海上力量對陸上目標的打擊能力作為發展重點。專家認為，地球上70%的居民生活在距海岸線320千米以內的陸地上，有近80%的國家首都距岸邊不超過500千米，即處在海軍海上火力射程內。因此，西方海軍強調海上作戰不但要剝奪敵方近海、近岸的製海、製空權，而且要剝奪敵方距海岸線1000千米內的製陸權，主張海軍應大規模直接參加陸戰，從近海、近岸發起對陸戰爭，以增強海軍對陸上戰局進程的影響力。從近幾場局部戰爭來看，為了壓製敵防空火力，達成打擊的突然性，減少傷亡，主要軍事力量一般都滯留在目標國家周邊海域，而以艦載機和巡航導彈為先導實施遠程打擊。

　　從海上對我陸上目標實施打擊將成為強敵對我動武的主要方式 鑒於我國近海防禦能力有限的現實，美軍這樣的強敵可能主要活動於一、二島鏈之間，使我沿海地區、首都和大部分縱深地域均處在其艦載機作戰半徑和艦射、艇射對陸導彈攻擊距離之內。火力突擊距離的增大使美軍武器平台可以在公海上對我重要內陸目標進行打擊，這不僅使以往我軍近海防禦的戰略思想受到挑戰，而且“打載具、打平台”的通用戰法也可能因為我武器射程的局限而無法實現。更重要的是這一變化將使我“近海防禦”戰略中依賴的陸上遠程兵器的部署不得不向內陸收縮，但由於東南沿海地形局限和武器性能限製，致使部隊在內陸的部署會更趨複雜。例如，常規彈道導彈雖然多部署在東南沿海地區的縱深和淺縱深地帶，但利用武器射程的優勢仍可較好地完成對周邊大型島嶼，甚至海上大型航母編隊的突擊和壓製任務。而如果為避免敵海上火力打擊，就必須對導彈陣地部署進行新的調整，要麽再向縱深延伸，要麽加強導彈陣地的防護和部隊的機動頻率這都將對部隊的實際作戰能力產生較大影響。

對沿海經濟帶的打擊將成為強敵對我戰略決勝的底牌 特別是對“沿海都市圈”的打擊將成為未來敵人脅迫我國放棄維護祖國統一、海疆權益的重要“人質”和籌碼。例如，美國史汀生研究中心在2004年向美國國防部提交的一份《美軍一旦介入台海衝突應該采取的戰略》的研究報告就曾建議，美軍利用海空軍較強的遠洋機動能力在我國南部或北部海域活動，進行騷擾、偵察或演習，甚至進行警告性轟炸，對我國內地和戰區側翼構成威脅態勢，一方麵牽製我兵力部署，削弱戰區內的軍事行動規模；另一方麵，動搖最高統帥部戰爭決心，最終放棄戰役行動中取得的部分戰略利益。而一旦進入全麵戰爭，美軍可采用南北夾攻牽製打擊戰略。他們認為：“目前的局部戰爭計劃都不能最終解除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消極地防禦台灣海峽並不是有效的戰略，反而把主動權全部交給了中國。如果不壓製中國的戰爭潛力，可以想象的結果之一是我們在台灣的基地與附近的軍事集結都會受到中國的打擊。因此，我們建議采取南北夾擊，以積極打擊為主調，強調始終把戰爭的主動權和控製權掌握在手中，要讓中國軍隊疲於應付我們的出擊而不是相反”。

　　這一策略與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中西方列強放棄在南中國與中國軍民的對抗，而轉道海路北上直接脅迫滿清政府首腦如出一轍，而實際上，這一思想已經存在於美軍戰爭策劃人員頭腦之中。2006年5月，美國國防大學舉行了針對“台海戰爭”的例行性年度軍事推演——“龍嘯”，演習想定的最後階段是美國出動駐紮在關島和衝繩的B一2轟炸機、F一22和F-35隱形戰機和前沿航母上的艦載機，對上海、深圳、廣州、廈門、香港等大城市實施輪番轟炸，最終迫使中國政府就範。可見，對“沿海都市圈”的軍事打擊已經成為了美國對我戰略決勝的最後一張底牌。

　　對沿海人口中心的打擊將成為台以武拒統的重要籌碼 以此要挾我國政府的不僅美國一家。台灣當局領導人從2001年開始就一直叫囂要打擊大陸上海、香港和三峽大壩等戰略目標。2006年5月，台空軍原擔負空對空防守任務的駐台南第443聯隊的IDF“經國”號戰機，多次在澎湖及台東進行對地與對海的炸射演練，目標主要是大陸東南沿海的地麵目標。2007年4月“漢光23”演習中，台軍以“戰術性岸置壓製火力導彈”(TSMFS)的名稱首次進行了中程導彈的對地攻擊演練。2007年10月29日，陳水扁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首次承認了台軍導彈攻擊大陸的計劃，並聲稱台軍導彈可以攻擊上海和香港等重要經濟和人口中心。可見，“沿海都市圈”的防空已經成為影響到國家經濟發展、軍事安全和祖國統一的緊迫問題。

　　我國“沿海都市圈”防空的難點

　　我國“沿海都市圈”防空既有著世界各國沿海防空的共性，也因為自身的地理特征、複雜的周邊環境和戰略認識的差異，而有著與眾不同的特點。

　　防禦區域正麵寬大，無法預設重點 我國海區包括了渤海、黃海、東海和南海等，北起渤海遼東灣北部，南抵曾母暗沙，縱跨44度，近5000千米；東西橫跨經度32度，最寬達1000多千米，總麵積473平方千米。海區總體形態為縱長橫短，呈東北一西南走向的弧形，向東南凸出環繞亞洲大陸的東南，中國海區相當於臨近日本海麵積的4.7倍，幾乎是世界最大陸間海——地中海麵積的2倍。與如此狹長而龐大的海區對應的是漫長的海岸線，在海岸線內幾乎首尾相接地分布著環渤海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區和珠三角經濟區，以及海南經濟特區等，每個經濟圈的大小幾乎都相當於朝鮮和韓國的領土之和，特別是這裏占全部國土麵積1／7的地區，集中了全國近乎2／3的人口，而所有這些“精華”對海敞開了超過6000千米的海岸線。這種防禦線長、防禦目標散的特點無疑迫使防空力量的部署分散、斷續，火力覆蓋無暇兼顧，警戒信息傳輸複雜，為從海上突破沿海防禦創造了客觀條件。例如，台灣當局在2003年8月製訂的攻擊大陸目標的“毒蠍作戰”計劃中，將攻擊目標分為五類.一是大陸沿海、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經濟發達、人口集中的城市，如上海、廣州、深圳等等。二是具有象征意義的政治與軍事中心，如北京。三是大陸腹地的重要民生設施，如三峽大壩、電廠和鋼鐵廠等。四是重要軍事目標，如機場、導彈基地、雷達站和軍港等。五是網絡、通信中心。打擊目標在地域上南北縱跨近4000千米，這無疑增大了防禦的難度。

對空防禦縱深淺，防空作戰反應時間短 目前，世界軍事強國已經不把防空作戰的戰場完全局限於本土，而是努力擴大到其它國家，甚至可以涉足全球每個角落。一些地區性強國隨著國力的增強，戰場建設也趨於外向，雖不像超級大國那樣直接把反空襲戰場外推到別國領土，但也不斷向外發展。以日本為例，近十年來花費巨資填造東京以南太平洋上的小島——南鳥島，使其反空襲戰場外推了2000千米。日本自1971年以來，一直侵占我釣魚島，並修建了機場，還不斷派船艇和直升機赴該島周圍巡邏。毫無疑問，日本霸占該島，除獲經濟利益外，還可以此為基點，把反空襲地麵預警網和基地一直推到我國的東海海域，這在客觀上擴大了國土防空的戰場。而我國沿海海區雖然東西最寬1000千米，但由於海區內幾乎沒有可利用的大型島嶼建設防空警戒和導彈陣地，因此隻能將警戒雷達和防空導彈均建設在距離海岸線相近的地域，這使對空防禦縱深十分短淺，限製了對空火力的發揮。例如，上海地處東海之濱，北麵是寬闊的長江口，市區離海岸線平均距離約40千米，對海方向防空存在先天不足。由於城市頻海，缺乏架設雷達和防空係統的理想縱深和地形，而較近的海岸線限製了預警雷達的靠前部署，也沒有高山陣地可以用來伸延雷達探測距離，因而雷達截獲目標後留給防空係統和航空兵進入作戰準備的時間非常短暫。我們以某型防空係統為例，由於上海市區東部也為市區範圍，且臨海，沒有部署防空導彈陣地的客觀條件，而且如果部署在這裏其對市區的南北方向空中威脅就無能為力，除非在這兩個方向再各部署一套發射單元，這無形中增加了部署成本。按照技術規定其應該部署在防禦目標的威脅方向後側，也就是說發射陣地應該部署在上海市區西側。上海市區南北寬約80千米，東西長近90千米，發射陣地如果部署在這一區域側麵，其預警探測距離就隻能發揮設計距離(150～200千米)一半的作用。這與北京地區的防空係統部署明顯不同，北京地區擁有渤海、天津、唐山和廊坊近150～600千米的防空緩衝區，部署在大連等遼東半島和煙台等山東半島的S一300，可以火力交疊地覆蓋整個渤海，成為保衛首都防空圈的重要門戶。可見，防禦縱深淺是“沿海都市圈”防空的共同問題。

　　“經濟發展至上”的思想，導致防禦建設基礎薄弱 從1980年代以來，我國沿海地區經濟飛速發展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在建設中片麵強調經濟發展上，忽視防禦基礎設施建設的現象也是存在的。一是工業和人口布局不合理。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工作效率，這些地區的石化工業區和人口聚居區交叉分布，可能造成遭襲後的更大附帶損傷；工業園區內的生產與生活用房一體化，可能擴大遭襲後的破壞；人口過於集中，接警後無法及時疏散。二是人防設施建設嚴重滯後於城市建設。城市現代化發展與配套人防工程建設的差距越拉越大，《防空法》中要求的防空地下室等設施的建設“落實難”，現有人防工程管理空白，被占用現象非常普遍，工程內治安環境差，安全管理問題突出。三是群眾人防意識薄弱。目前，經濟發達地區人防教育嚴重落後，《防空法》要求在在校學生中落實人防教育，但基本上是一紙空文，許多人不知道何為防空警報，更不知道空襲時應該避開哪些危險目標。此外，在發達地區，防空部隊設施和陣地為城市建設而搬遷的情況時有發生，防空陣地附近布滿外資，特別是台資企業占地建設在我國防空設施附近，已成為一大怪現象。據報道，台灣當局在2003年8月製訂“毒蠍作戰”計劃，還包括在北京、天津、南京、大連和青島等沿海大型城市和地區提前潛伏大量特務進行縱火和爆炸，以配合空襲行動。這些情況都導致我國沿海地區防空作戰壓力非常大，一旦出現漏洞人員財產損失無法估量。

　　防禦目標眾多，防空作戰行動複雜 我國沿海地區是我國防空目標最為複雜的地區，這裏不僅有城市、工業生產基地、港口、機場和核電站等大批民用目標，還包括了指揮所、兵員集結地、交通樞紐、軍用機場、軍港和地地導彈陣地等眾多的軍事設施，特別是在東南沿海局勢緊張期間，東南沿海將集結大量的我軍兵力和裝備，這些目標都可能成為敵人海上打擊的目標。這些目標對防空的要求是不同的，例如，城市、工業基地和機場等目標需要戰略性的大區域防空，而核電站、指揮所等需要的是重點的點防禦；港口、交通樞紐等需要的是固定陣地的靜態防空，而兵員集結地、地地導彈陣地等需要的可能是伴隨保障的動態防空。這些不同需要對防空係統的類型和作戰形式，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例如，S-300的射程遠、攔截高度高，是典型的麵防禦係統，適合城市、工業生產基地等目標的防禦；而“道爾”係統射程短，但反應快，不但可以打擊巡航導彈，而且對激光和GPS製導炸彈也能有效防禦，因此其更適合核電站和指揮所等點目標的防禦。但是在對彈道導彈的反導作戰中，S-300又隻能算點防禦武器，其部署要更加密集。這些要求無疑都使防空作戰行動更加複雜化，是對我國防空能力的巨大考驗。

　　總之，“沿海地區”防空作戰是一個世界性難題，而我國“沿海地區”的特殊條件更決定了“沿海都市圈”的防空作戰麵臨著巨大的困難和挑戰。

瀕臨海洋的沿海地區，受海洋的影響，一般都是生態環境優美、適合人類居住、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精華地區”，世界人口的6O%居住在距海岸100千米的沿海地區，如何保衛這一人口與經濟的“精華”，已經成為當今世界軍事上的一大難題。在我國，改革開放近30年時間裏，雖然經過幾次大的經濟結構調整，但以“沿海都市圈”輻射出的沿海經濟帶一直都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支柱。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在成為我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策源地的同時，也已經成為我國軍事安全的最薄弱方向和國家安全的“人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