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中國目前不在南海動武的原因 ZT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南海問題成了國內媒體關注的焦點，很多人認為，中國必須在南海問題上堅決扞衛國家主權，還有人甚至認為，解決南海問題，是中國實現海權的當務之急。對此，筆者以為，扞衛國家主權當然不能動搖，但中國海權拓展起步階段應該作好戰略評估，並在有計劃、有重點、有階段的軌道上進行。　
　　一、戰略評估
　　曆史表明，沒有對手的外交，是不成熟的外交，而對手太多的外交則一定是失敗的外交。不同時段的外交戰略要有與之相應的攻堅重點。同一時段內如果方向過多，則意味著對手過多，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目前中國海洋島礁被蠶食的領土主要集中在東海和南海一帶，麵對如此複雜而分布廣泛的矛盾，我們要記住毛澤東同誌所說的，“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　如果我們將這全部海上問題進一步解析，就會發現其中的關鍵環節並不在目前的那廣袤的南海，而在東海，確切地說，就是台灣問題及其北側的釣魚島問題。如果我們被南海一葉障目，將剛剛起步因而尚不適應於遠程著力的海上力量集中用於南海，那麽我們就很容易犯下毛澤東批評王明的那種“全線出擊”和“兩個拳頭打人”戰略錯誤。
　　好鋼當用在刀刃上。收縮是為了聚集力量在關鍵處出擊。“關鍵處”從哲學上講，就是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麵。海洋安全的主要矛盾決定中國的海洋戰略任務。近些年，東海和南海出了那麽多問題難以解決，究其原因是台灣問題的牽製。如果中國完成了台海統一，台灣島和海南島之間就會在中國東南經濟黃金地帶前沿形成一個寬闊的拱衛海區，這樣南海的其他島礁問題放到下一階段解決也就相對容易得多。
　　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在東海和南海麵臨問題涉及的並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主要對手，這就是日本和美國，而後者更是世界頭號海權強國。日本的戰略目標是打通經中國台灣南進南海的戰略通道，在這一目標下，台灣便是日本盡管非法但卻是至今不願放棄的核心利益。正因此，日本在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隻表示“理解和尊重”　中國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關於台灣，它聲稱：“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那麽，《波茨坦公告》第八條是如何規定的呢？《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說：“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而關於台灣，中、美、英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規定的是：“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的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
　　這樣問題就明白了，即由日本所謂“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所推導出的結論就是台灣“歸還中華民國”。三十多年過去了，今天日本這個立場不是弱化而是更加強化了。這表明，日本將台灣問題看得越來越重了。
　　日本覬覦台灣的方法無非19世紀的先占琉球後取台灣的老套，這在今天就是咬住釣魚島，適時再取台灣的方式。這樣，釣魚島問題就不可避免地就成了解決台灣問題這一中國海洋安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必須明白的是，今後日本覬覦台灣的方式將可能不再是1895年那種血腥登島占領的方式，而是與島內“台獨”分子勾結建立起一種類似20世紀30-40年代與偽“滿洲國”或汪精衛偽政權那種“聯盟”的方式。2008年初日本和台灣當局的所謂“釣魚島衝撞”及隨之加快的雙方“漁業談判”，就是為向這個“聯盟“前進對大陸反應進行的小步測試。如果測試有效，那順理成章的就是日台各方以“周瑜打黃蓋”的方式在釣魚島“衝突”若幹次後，終以“共同開發”的形式實行“和解”，其結果是日台之間在釣魚島建立某種“主權”關係，“台獨”分子與日本右翼由偷偷摸摸的勾結變成公開的製度性勾結，由陳水扁時期的台海兩岸的“外傷”變成“內傷”。由此看，今天的台灣問題已由20世紀50年代的中美冷戰產生的問題，日益轉化為日本實現南下戰略目標的問題。19世紀末，日本實現這一目標的第一步是從中國北海發難，擊北而取南。1941年6月希特勒進攻蘇聯，日本在確保北方無虞後，才全力向南海推進。
　　如果說台灣位於日本地緣戰略的核心利益線上，那麽，台灣之於美國則隻能說具有戰略利益的價值而無核心利益的價值。太平洋海區的美國戰略核心利益線，就是從夏威夷到關島、菲律賓，再到馬六甲一線。在西太平洋海區，美國要保的關鍵目標是馬六甲海峽，這是不容他人染指的美國的核心利。至於東北亞，成熟的美國政治家——比如20世紀前半葉的兩位羅斯福總統——則不會對其傾注太多的資源。
　　20世紀初，繼羅斯福之後的塔夫脫總統向東北亞發起金融攻勢，這引起他的前任西奧多?羅斯福的不安。羅斯福對兒子長歎“可憐的塔夫脫”。他寫信並拜訪塔夫脫，告誡他：應將美國的有限國力用於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認為：亞洲大陸的利益對日本生死攸關，而美國在那裏的利益，特別是在滿洲的利益“實在不重要，而且美國人民也不會甘心為它冒導致衝突的最低限度的風險”。羅斯福對塔夫脫的理想主義“新計劃”大潑冷水說：當一個強大的國家有意不顧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寧願使用武力時，“門戶開放”政策就毫無用處。當前除了口頭辯論外，美國並不具備和日本在東北亞進行大規模較量的實力。羅斯福言下之意是說美國不能將其有限的國防資源用於象東北亞這樣的非核心利益地帶。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曾設計從阿拉斯加借道蘇聯直擊日本，由此作戰路程短而且效力大。但最後富蘭克林?羅斯福還是選擇了從夏威夷到菲律賓的南線，其目的就是將有限有資源首先用於保障美國海上生命線；至於擊敗東北亞日軍的差事，即使在已掌握原子彈之後，馬歇爾等還是支持將它一古腦地交給了蘇聯人和中國人。這是因為東北亞並不是美國的關鍵利益。正因此，在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的第一條款中美國明確表示：“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認中國的立場，即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羅斯福的後繼者杜魯門不得羅斯福戰略真傳，再次步塔夫脫後塵，勞師征遠至東北亞，其結果比塔夫脫敗得更慘。自尼克鬆始，美國人聰明了些，越戰退出後，此後便專守從夏威夷至馬六甲的海上生命線，而將東北亞有限地即在雅爾塔框架下留給日本人攪局。這再次喚起日本對中國台灣的非分之想。由此而論，20世紀50年代由美國引起的台灣問題，在今天已更多地表現為日本問題。換言之，日本是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更直接對手。
　　如果我們了解了美國在太平洋的關鍵利益線的分布，那就會知道，在台灣問題沒有解決的前提下，中國如果將海洋戰略的重點轉向南海，這必然要在東海台灣問題存在的同時又在南方增加一個更強大的對手。這是目前日本右翼及在台的“台獨”分子最樂觀其成的形勢，這與當年蔣介石對日本迅速衝刺南海也是樂觀其成的道理一樣。當時的日本就是在與中國全麵衝突的同時又徒將美國置於直接對手的位置，其結果必然是全麵失敗。
　　國際博弈遵循幾何學“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的鐵則；用國際政治專業術語說，就是一個國家不能和兩個大國同時發生衝突。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有力量可以與兩個以上的大國對抗。古羅馬人開始隻是為了自衛，先與北方的高盧人打仗，後又與南方迦太基人發生戰爭；取得勝利後又繼續向整個地中海國家進攻，其結果是四麵結怨，“蠻族”對手四麵八方湧來並導致羅馬帝國瞬間坍塌；19世紀初，拿破侖與英國作戰，取得巨大的勝利，繼而於1912年輕率深入俄國，其後三年便遭到失敗；20世紀40年代，德國希特勒開始跟英國作對，贏得西歐，1941年在得意之際揮師直奔俄國，其後又是三年便敗；同期的日本開始與中國開戰，初期取勝，1941年底又與美國開戰，其後還是三年失敗；50年代在朝鮮戰場上，美國與中國和蘇聯對陣，美國三年便敗；60年代在越南戰場上，美國還是與中國和蘇聯作對，時間是長了些，但結果也是敗得沒有麵子。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與中美全麵作對，結果蘇聯很快敗陣並於戈爾巴喬夫時期解體。21世紀初小布什上台後，更是點名向七個所謂“邪惡軸心”國家叫板，其結果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美國老虎吃天，在虎力耗盡後就一蹶不振。
　　相反，在這一場場戰略博弈中獲得勝利的，都是將自己的對手減到最少，將其打擊麵降到最小的政治家。這些政治家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同時選擇兩個對手作戰。最經典的戰例是1962年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1962年的中國國內正麵臨嚴重自然災害，蔣介石在東南準備反攻大陸，蘇聯在北方製造新疆居民“外逃”事件，印度借機在中印邊境蠶食中國領土。在這三麵危險中，毛澤東從創口最小的西南方向出手，並巧妙利用了古巴導彈危機，將戰爭控製在有限範圍內。10月20日，美國封鎖古巴海域，蘇美劍拔弩張。當天中國全線反擊。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後結束封鎖，11月21日，蘇聯也對軍隊解除了動員令。當天中國對印度全麵停火。戰機的選擇始終沒有給第三國插手並使印度由此獲得盟友的機會。一仗下來，周邊對手基本偃旗息鼓。1964年赫魯曉夫被趕下台、尼赫魯去世、中國成功試爆了原子彈。中國安全格局由此打開。毛澤東這段用兵經驗實在值得我們後人總結。
　　我們目前的太平洋和平基本還是基於雅爾塔格局。這個格局不同於冷戰格局。它是太平洋戰爭後美、俄、中三家共同用於防範日本軍國主義死灰複燃的產物。因此，這個格局對日本的野心是不利的。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衝突是冷戰遺留問題，而日本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的衝突，則是對雅爾塔格局的挑戰。二者性質有著很大的區別。美蘇冷戰結束後，雅爾塔格局在亞太地區有所鬆動，但目前大體還是這一地區和平的保障。比如，美國在北方四島問題上不表態，在台灣主權問題上支持中國，這些都是雅爾塔格局的結果，因此，這個格局對中國，甚至對亞太和平都是有利的。因此，中國（當然也包括美國和俄國）在台海統一問題上與日本的“雅爾塔”矛盾始終是存在；如果在北方日本這個矛盾沒有化解之前，我們又大舉向南，直衝美國的核心利益線，這勢必又造成我們兩麵樹敵，這對我們剛剛起步的海權事業是極為不利的。
　　比較而言，在南海島礁與東海台灣之間，後者是解決問題的主要矛盾，是“芝麻”中的“西瓜”。如果中國完成了台海統一，台灣島和海南島鉗製下的南海問題，解決起來也就相對容易得多。因此，台灣問題是打開中國在整個西太平洋製海權的關鍵環節。而台灣問題的關鍵問題是釣魚島問題，而釣魚島問題又是日本問題。所以抓住釣魚島這個最　“薄弱”的環節，中國台灣問題也就解決了一半。解決了台灣問題，中國麵臨的整個海上問題也就基本迎刃而解。相反，南海問題既不是打開中國西太海權困局的“薄弱”，甚至也不是關鍵環節。在非關鍵地帶與既是冷戰對手又是雅爾塔盟友的國家衝突，而在關鍵地帶卻將雅爾塔體製的敵人放置一邊，這無形中是在為後者充當了戰略“搬運工”。進而言之，如果我們一旦南向受困，日本就會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將會更加強硬。有時候，人撿芝麻所用的力氣要比搬西瓜更大。與東海相比，在南海取得“戰果”容易，但鞏固所需資源，會因其戰線長和對手強大長期透支。在非關鍵對手和關鍵利益的地帶作如此大，甚至是長期的投入，為兵家大忌。相反，如果中國從東海的台灣、釣魚島問題為切入點，這裏離中國本土近，資源支持的可持續性強，更可持續釋放大板塊國家優勢，因而，可控性從而勝算可能性較大。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曆來不出遠手，並因此也從未失手。這個經驗對我們認識和解決現階段的中國麵臨的紛繁複雜的海上安全問題，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毛澤東同誌說：“‘滅此進食’的氣慨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　戰略之難不僅在於打得贏，更在於守得住。曆史上因贏而敗的戰例要比因敗而贏的戰例多得多。許多國家戰爭多不敗在打不贏，而敗在守不住。取得戰果需要勇敢，而守住戰果則需要哲學。因為鞏固比獲得需要更多和更久的資源支撐。至於這份資源的大小取決於為保衛戰果而需要應對的對手多寡和戰線的遠近。大量戰役研究表明，遠戰當速，近戰可久；尤其對於象位於大陸主體位置並可持久釋放大板塊國家地緣政治優勢的中國來說，對手單一和戰線較近的戰役勝算的把握最大。1998年科索沃戰爭後，俄國人對西方一直忍氣吞聲，對隨之而來的科索沃獨立，則隻是表態反對，並不動真，可在2008年普京對格魯吉亞敢下狠手並獲優勢。這是因為他知道在家門口打仗不會透支；而巴爾幹則是目前俄國國力不及的地方。普京熟悉曆史，從19世紀中葉俄國在克裏米亞戰爭中失敗後，特別是二戰結束以後，俄國在巴爾幹基本上就沒得過手；即使在斯大林時期，鐵托在那不聽蘇聯的話，斯大林也拿他沒辦法。這也是因為俄國與巴爾幹之間不僅戰線長，而且對手多。對手多的目標，其防守比獲得所需的資源更多。20世紀40年代希特勒、羅斯福都曾有意將印度洋歸入蘇聯的勢力範圍，而斯大林就是不接這個活兒，因為他知道那裏是蘇聯力所不及的地方；而當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羅斯福請斯大林出兵東北，斯大林便爽快答應，這也是因為他明白這是蘇聯力所能及的地方。與此相反，1962年赫魯曉夫把手越洋伸到美國家門口古巴，　2008年小布什把手越洋伸到俄國家門口格魯吉亞，其結果兩人都是高調而去低調而回。這都是因為他們對其戰略目標失去了基本的評估能力，隻考慮目標的意義，而沒有考慮將這個目標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不能消化的食物，吃下去治病的代價要比買食物的代價更昂貴；對國家而言，不能消化的戰果，其善後支出要比獲得戰果的支出更昂貴，有的（比如日本和德國）甚至要付出玉碎國毀的代價。如果從這個視角評估東海與南海戰略選項，前者不僅符合勝算的條件，而且戰略意義而遠優於後者。
　　二、曆史和現實
　　一提到中國的海權，古代中國影響力曾遠涉重洋，這確實激起了很多年輕人的想象。但要知道，宋、元、明時期的中國在海上基本就沒有遇到過像樣的對手。沒有國際對手就談不上國際政治。當時歐洲的海上力量尚未過來，即使過來一些海盜，也根本不足以向中華帝國挑戰。因此我們不能用那個沒對手時代的海上形勢作為我們今天海洋安全戰略目標設計的參照。對中國北方邊疆安全產生重大衝擊的北方俄國是在17世紀中葉出現在東北亞的，其標誌性事件是1689年中俄邊境衝突及雙方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到19世紀俄國就從西東兩向在北麵將中國向南擠壓。英國晚些，它的國家海軍能對亞洲大國即中國和印度形成重大威脅的時期是19世紀中葉，其標誌性的事件是1840年和1856年的兩次中英鴉片戰爭以及1857年英國鎮壓印度大起義後對印度的完全征服。今天中國東西長、南北扁形狀的版圖就是近代工業化的陸權和海權國家，主要是英國、美國和俄國等大國由西向東擴張對農業大國中國從南北兩麵擠壓和中國抵抗力量最終磨合出的因而是雙方都很難衝破的力學結構。其特點是中國力量在東西兩向效力充分，而在南北兩向則會受到較大的擠壓性限製。比如在西藏、新疆，東北、乃至台灣地區，中國都有較強的控製力。中國近現代史中，這一區域發生的分離主義活動，不管有多大的規模，幾乎都不可避免地以失敗告終。而在南北兩向，中國領土則在海陸大國的擠壓下出現了一些破碎緩衝地帶。這幾乎是一個沒有例外的規律性現象。17世紀下半葉康熙時期南方“三蕃之亂”、台灣鄭氏割據、北方準噶爾噶爾丹叛亂、19世紀30、40年代日本在中國土地上扶持的各式偽政權，以及1959年西藏大規模叛亂的失敗，以及外蒙古脫離中國的結果都是這個規律的很好的證明。毛澤東同誌說：“我們看曆史，就會看到前途。”今天的台灣，恰恰就在這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力學結構有力作用的範圍之內，因此，台灣的前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這一規律的製約；也就是說，中國中央政府是有力量的統一台海的，“台獨”分子分裂中國的企圖是注定要失敗的。
　　同樣的道理，在目前亞太大國力量沒有大的變化情況下，在這個結構之外中國力量外推的邊際就非常有限。而南沙海區恰恰就在這個力學結構之外。在這一地區，中國麵臨的壓力要大於我們的抗力。但比較而言，同樣在這個結構之外，中國在陸上要比在海上更能顯示自己力量的存在。比如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中國都有力地遏製了美國力量由南向北的推進並由此保障的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近半個世紀的和平。鑒於曆史經驗，中國今天在海洋力量剛剛起步之際，中國在南海應當大力發展積極防禦和約束性攻勢的海上力量，與些相反，在上述中國力量可以作用的東海區域，中國應當采取相應的攻勢性姿態。目標就是盡早（至少要早於日本）實現國家統一。
　　20世紀前半葉，中國麵臨並贏得了一次次陸上挑戰；21世紀前半葉，中國將麵臨更多的是海上挑戰。在海上力量有限的時候，中國在太平洋西岸的製海權必須選擇衝突麵最小、突破性最大而且又是關鍵環節的方向為切入點。而在南海方麵，顯然情況十分複雜，這裏既有與頭號海權大國的利益矛盾，又有與眾多第三世界小國的利益矛盾。但這種矛盾一部分屬於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矛盾，另一部分即與美國的矛盾則屬雅爾塔盟國內部的冷戰矛盾。而在東海方麵情況要相對簡單得多，這裏的矛盾，基本是與雅爾塔體製製約對象國日本的矛盾。中國與日本的衝突是表現在台灣問題上的合法的核心利益與非法的核心利益的衝突。核心利益相交，難有調和餘地。
　　海權問題，貴在謀勢。有人看到國家礦物質資源流失，心中十分焦急。但我們不要忘記毛澤東同誌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所說的“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複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　毛澤東這段文字是針對王明的“禦敵於國門之外”和“全線出擊”的策略而提出的。今天我們在海上鬥爭中也要避免重蹈當年王明的錯誤。
　　毛澤東同誌說：“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而縱觀中國東南海域形勢，其所有掣肘因素都歸為台灣問題；而台灣問題不僅有美國因素，更有日本因素。日本問題，對中國而言，日益集中於釣魚島問題。釣魚島是日本與台灣的接榫地帶，它也就成了“台獨”分子信心支撐點，它由此也就成了中國海洋安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是海上全部問題的總綱，綱舉才能目張。政治上，尤其國際政治上的事並不是振臂一呼就可以了事的，它不僅要準確計算出獲勝的可能性，更要精確計算出獲勝後鞏固和消化戰果的可能性。因此，它需要全局和曆史的眼光。台灣、釣魚島距中國本土近，又是中國固有領土。國家統一，是全體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完成了台海統一，中國在西太平洋製海權的戰略布局也就有了——與其他島礁相比——更靠得住的支撐點。
　　三、通過贏得挑戰贏得機遇
　　有人認為目前兩岸局勢有所緩解，這為中國將海洋戰略重點南移創造了一定的條件。但在筆者看來，這種想法未免有些樂觀，馬英九對中央“反分裂國家法”不以為然，他的“三通”不是基於兩岸同為一個中國共識基礎上的交流，而是基於他的“一邊一國”認識基礎上的交流。馬英九上台後，兩岸交流似乎加強了，但其對兩岸同一中國主權的認知始終沒有與中央政府接近。2009年3月23日，台灣當局“新聞局”駐加拿大多倫多秘書郭冠英隻因表示“台灣隻是中國叛離的一省”而遭到免職。更有甚者“台獨”分子正在明目張膽地向日本右翼傾斜。2009年3月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日“訪問”期間稱，“台灣對釣魚島主權的主張與中國完全無關”，她鼓動日本在亞洲的經濟發展和安全保障上，扮演積極的領導角色；麵對快速崛起的中國，亞洲主要國家須共同維持亞洲地區的平衡和穩定。　2009年4月28日上午台北賓館重現了1952年“中日和約”簽約的場景，現場展出了5尊當年簽約代表的銅像，馬英九也親自出席並且致詞，稱“‘中日和約’不隻結束了‘中日戰爭’，也確認了台灣主權從日本讓渡給‘中華民國’”。馬英九說：“為什麽日本隻是放棄了它過去所占領的領土，可是沒有說給誰，是不是（台灣）地位不確定呢？在這條約裏麵字裏行間看得很清楚，如果不是把領土讓渡給‘中華民國’，為什麽要簽這個東西？”　目前台日通過釣魚島“互動”正在向準“同盟”方向快速推進，如果中國不能有力打破這種勾結，那1895年的形勢就可能還會重演；相反，如果我們接受並贏得了曆史的挑戰，斷果斷絕這種勾結，中國海上的其他困難也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