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加坡夢，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變得越來越熾熱。近來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呼籲解放思想，提出“深圳要敢於叫板新加坡”。去年深圳兩次由市長率團赴新“取經”。中國幾代領袖都對新加坡的發展模式和社會體製充滿熱忱，希望借監新加坡的管理、法治、廉潔、經濟建設、社會保障甚至政治製度。
新加坡模式，這個令幾代中國領袖都充滿熱忱的社會體製和發展模式，在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號召中，再次成為熱點。自七八年鄧小平出訪新加坡後，中國曆代領導人楊尚昆、江澤民、朱熔基、胡錦濤、溫家寶等均出訪考察新加坡。從新加坡社會的高效管理、嚴格的法治到廉潔的政府，都為中國學者和輿論所關心；在經濟建設領域，新加坡在江蘇按照新加坡的管理辦了蘇州工業園，去年中國又參照淡馬錫模式開設國際投資公司，溫家寶出訪新加坡時特別考察其組屋，來完善中國自己的社會保障製度；甚至政治製度層麵，中國方麵也展現濃厚的興趣，如何在一黨獨大下實現黨派製衡、輿論監督以及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都是近年中國考察的重點。中國的新加坡夢，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演變得越來越熾熱。
近來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罕有地在《求是》雜誌發表署名文章，在不同場合多番講述“解放思想”、“共同富裕”；愛將汪洋調入廣東任書記後，數十次強調“解放思想”，在廣東掀起解放思想的大討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鴻在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署名文章“黨的十七大與新起點上新的解放思想”，都透露了中共社會發展的新政策和未來改革開放的新路向。汪洋不僅在他的講話中二十多次提到解放思想，而且寄語“深圳要敢於叫板新加坡”！學習新加坡又成為南方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新方向。深圳在新春前就連續召開了多場學習新加坡的研討會，從學術界到政界，開始刮起了一股向新加坡學習的旋風。
去年八月，深圳派出由一百二十九人組成的“跨海取經團”，遠赴新加坡取經，先學藝後謀求超越，這是市長許宗衡七月帶隊赴新加坡學習考察不久的又一次出訪，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赴新加坡“取經”活動。許宗衡在訪問的五天中，馬不停蹄地拜會了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市區重建局、陸路交通管理局、國家環境署、公共事業局、建屋發展局等數個部門。許宗衡等人深有感觸，因此安排更多政府官員前往新加坡進行一場“腦力激蕩”。深圳大學的新加坡專家呂元禮教授指出，就中國國情而言，新加坡可學之處較多，各方麵也切合中國的背景。呂元禮認為，新加坡的國情、政治體製在很多方麵與中國相近，新加坡也是一黨執政，社會和諧，保持活力與廉潔，政黨對社會幹預相對較多。
改革開放以來，深圳既學香港，也一直在向新加坡取經。早在深圳特區初創時，時任市長的梁湘就率領一眾市領導，在一九八三年時訪問過新加坡，研究如何辦特區。回到深圳後，梁湘開始進行特區城市規劃，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包括深南大道的雛形，就是那次考察後逐步成型的。可以看到，深圳現在的城市規劃和園林風格，更像新加坡而非香港。當時，梁湘提出，將城市大道兩旁的建築物統統後退三十米，建造綠化帶，目前深圳市區大片的綠化帶，更有新加坡城市規劃的痕跡。此後深圳領導人鄭良玉、張高麗都先後率團或派團去新加坡考察。
在極左時期，新加坡被中國批評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新加坡模式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啟示，來自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訪新加坡以後，也就在鄧小平訪新後的第二個月，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新加坡也被中國報紙讚譽為公共住屋、花園城市及旅遊業的典範。
鄧小平期望比獅城更好
“叫板新加坡”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最新說法，呂元禮對亞洲周刊表示，“比新加坡更好”才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原有精神，兩者之間有一種相承關係，隻不過提法不一樣。呂元禮說，一九七八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看到新加坡的建設成就很高興，就拿起酒杯和李光耀碰杯，講了一句話：“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第一次去歐洲經過新加坡，當時是很落後的地方，現在是個美麗的城市。”他講完之後，李光耀很謙虛地回答：“哪裏，這是個小地方，容易管。”講完後鄧小平好像若有所思，自言自語說：“是啊，如果我管理的是上海那麽大的地方就好了。”
聽了鄧小平的一番話，李光耀就不服氣了。他接著說：不對，來新加坡的華人都是廣東、福建那些家無寸土、目不識丁苦力的後代，你們中國大陸留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狀元的後代，沒有什麽是新加坡做到，中國做不到，或者不能做的更好的。鄧小平沉默了，話題也就輕輕帶過去了。後來李光耀回憶這件事說，鄧小平沒有忘記挑戰，他在一九九二年南方談話時說：“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監他們的經驗，而且要比他們管得更好。”
呂元禮表示，李光耀講那番話不是即興的，經過了深思熟慮。李光耀是一個基因決定論者，他認為人的能力和智商八成是天賦的，他認為中國人比較聰明，中國人的基因比較好，看《紅樓夢》、《金瓶梅》，當時最優秀的人都是三妻六妾，所以優秀的基因被擴大了。他經過調查，選蘇州做工業園區，是發現江浙一帶人古代狀元出的最多，近代院士出的最多，而且希望新加坡人和蘇州人聯誼。還有文化決定論，他認為中國是比較勤勞務實的文化，沒有宗教束縛，他說如果沒有六、七十年代華人的國家價值觀，新加坡不可能騰飛。
從那以後，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相繼訪問新加坡。中新兩國於一九九零年十月三日建立外交關係。建交以來，兩國高層交往頻繁。中國領導人楊尚昆、江澤民、李瑞環、李鵬、朱熔基、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等先後訪問新加坡。去年十一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問新加坡時，就再次專門考察新加坡組屋，大有借監新加坡住房保障政策之意。
改革開放的早期，中共就派出幹部到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學甘乃迪（肯尼迪）學院進修。不過，現在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則成了培訓中國官員的搖籃。早在一九九二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就為中國培訓過官員。從一九九七年開始，中國市長協會與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合作，組織中共市長赴新參加“中國市長高級研修班”。一九九八年，南洋理工大學專門開設以中文授課、招收中國學員為主的管理經濟學碩士學位班。
二零零一年，中新兩國政府簽署《關於中共中高級官員赴新加坡學習交流的協議》。根據協議，從二零零一年起，中組部和教育部先後開始向新加坡選送學員。由於學員大多數是市長或與市長同級別的廳局級領導幹部，因此當地人開始把這個班稱作“中國市長班”。二零零五年初，南大又推出了麵向中共官員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課程。
南洋理工大學校長徐冠林曾表示，自一九九八年該校開辦管理經濟學碩士學位課程至二零零五年以來，共有三百多位學員已經順利地完成課程，被授予南洋理工大學的碩士學位。另據中共駐新加坡大使館教育處統計，零五年的學生人數共一百零三人，其中公共管理碩士班人數五十五人，管理經濟學碩士班四十八人。學員來自河北、吉林、四川、重慶、遼寧、山東、江蘇等省市。近年來，一些中西部省份增派學員的趨勢日益明顯。
二零零五年，“首期中國高官班”正在南洋理工大學學習，他們之中有拉薩市副市長許成倉、廣西來賓市副市長莫恭明、山西發改委副主任王賦、吉林省檢察廳副廳長賈曉東等地方要員，該班五十五個學員中，有八人由中組部派遣，其他由地方組織部選派。“高官班”的教師不乏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副秘書長、財政部副部長、外交部政務部長、國會議員等新加坡政界要員。新加坡培訓的興起表明，官員培訓從單純的學習歐美轉向多元化模式，有利於開闊行政管理思路。
新加坡對中國最具借監意義的現實例子就是蘇州的發展。一九九四年蘇州引入新加坡經濟的典範模型：工業園區模式，開建蘇州工業園區，而同期先後將一千餘名處級以上幹部送到新加坡接受市區規劃、發展與管理、外國投資、工作技能訓練、社會保障以及客戶服務等方麵的培訓。蘇州的三大法寶是親商理念、崑山之路、張家港精神，而所謂‘一站式服務’等親商理念就是從新加坡學來的，後來通過園區擴散到全國。更重要的是製度上的借監。在園區的《勞動管理暫行規定》中公積金製度、集體合同製以及工會製度都是借監新加坡經驗製定的，而當時的國內都沒有先例。
蘇州的成功讓人們看到新加坡經驗“中國化”的可行。而蘇州工業園區的影響也不再僅僅限於蘇州。有超過二十五萬名來自中國各地的官員到蘇州工業園區汲取經驗。
新加坡開始影響中國，中國開始學習並模仿“新加坡道路”。李光耀的一些治國策略也極大影響了中國的決策者。李光耀認為：對任何政府和人民而言，經濟發展都必是第一優先。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經濟發展，即使高高在上的領袖嘴講的另外一套，但你隨便做個民意調查，問人民到底要什麽？他們要房子、醫療、工作。
中國也突顯發展是硬道理，但經濟發展了，卻出現了社會腐敗，貧富差距拉大，醫療、住房、就業、就學等一大堆問題。呂元禮表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掌新加坡政權；新加坡政治文明的舉世矚目成就是人民行動黨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紿終保持活力和廉潔，即在領導新加坡實現經濟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同時，成功地治理了被稱為“東南亞之癌”的貪汙腐敗，從而在政府廉潔程度方麵被國際權威調研機構連年評為亞洲第一。呂元禮認為：“人民行動黨的黨徽是白底，象徵純潔，強調廉潔，紅色閃電象徵活力，藍圓象徵團結，強調和諧。新加坡在廉潔、活力、和諧三部分是公認做得比較好的，廉潔排名前十名，活力方麵政府效率也很高，競爭力也很強，和諧來說也是公認的。也許自由、人權方麵有人責備它，但大體社會安康比較好，同時又是在一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取得的，所以我想中國學它的話比較方便，而且也特別值得。新加坡與中國一黨長期執政的相似性，其成功性比較便於和值得學習。”
中國推崇新加坡的亞洲價值觀，推崇服從權威統治。更多的人對新加坡威權的認識為“重威”，沒有看到新加坡社會的威，是柔性的威，是符合統治的威，並不完全是強人和個人的“威”。香港區新當選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表示，新加坡雖然一黨獨大，但也是普選出來的，“有新聞自由，英式普選製度，是經過民主政治的程序產生的政府”，劉夢熊認為，新加坡值得中國學，但要學其精華，更應該看到新加坡的“軟件”，而不是剛硬，否則“畫虎不成反類犬”。
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李路曲教授一九九零年開始研究新加坡，一九九六年撰寫出版《新加坡現代化之路》。他對亞洲周刊表示，新加坡的威權主義是發展體製內民主，與西方社會相比是威權，但與威權國家相比屬民主國家。“新加坡建立了核心選舉機製，製度化水準高；選舉製雖欠公平，但是合法的；在人均收入三萬美金時，新加坡的威權體製經受了考驗；幹部在選舉中得到了考驗，這些足以讓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中借監。”
正在籌組“新加坡研究中心”的李路曲認為，新加坡也在發生變化，進入八十年代以後，人民行動黨長期以來形成的賴以治國的威權模式麵臨挑戰，促使新加坡政治民主進程得到較大幅度的推進。人民行動黨在選擇回應政治民主化挑戰的路徑時呈現出明顯的自然性與主動性特徵，即人民行動黨主動自覺主導了政治民主化進程。在新加坡做訪問學者時，李路曲發現，新加坡比想像中要自由和民主，“對反對黨的迫害收歛了，出租車司機也敢講話了”。
新加坡鼓勵創業
成為亞洲“四小龍”排名之首的新加坡，有很多中國需要學習的地方。來自新加坡的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曾淵滄表示，新加坡政府有很多創意和特色。新加坡經濟發展局主動到外麵去招商，招引外來投資，招人才，曾淵滄一個朋友是香港人，他本來是做打金的一流師傅，二十多年前新加坡政府到香港來找他，問他有沒有興趣創業，他說我沒有錢，新加坡政府說，你到新加坡來，政府借錢給你創業，我不懂得經營，不懂得去買賣，他說，新加坡政府會幫你找市場，結果他在新加坡發達了。他有一種技術，政府認為這個技術是我們要的，把他的人和手下都帶過去，借錢給他幫他創業，是非常主動的。
以國家的資金買股票投資新加坡是第一個，曾淵滄說，現在全世界也隻有三個國家在做國家投資，現在的中國政府的國際投資也是最新學新加坡的，是模仿新加坡淡馬錫。新加坡有兩個投資局，一個是淡馬錫，一個是新加坡政府投資局，投資局用的是新加坡政府外匯儲備，淡馬錫是新加坡政府財政部，淡馬錫類似中國國資委，新加坡政府投資局類似中投。現在中國國資委比較被動，隻是做一個保管股票的保管人，企業人事沒有插手，而且國資委不會主動找投資對象，但是淡馬錫是主動出擊，以後國資委有足夠人才也應學習。淡馬錫與投資局兩家競爭，投資也需要競爭，中國應該學習。曾淵滄特別強調：“新加坡的法治是國際最強的，這也是為什麽很多國際機構認為新加坡自由經濟排在世界第二，因為法治很強。”
新加坡不允許有《花花公子》這類雜誌賣；全世界第一個實行定額罰款的是新加坡，而且罰款是世界最嚴的；新加坡依然保留笞刑；新加坡終審法庭在英國，這種設置的好處在於使海外投資者放心，有什麽官司可以告新加坡政府，可以到英國去打官司。
新加坡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國家，但卻可以做到一些大國不能做到的事，其優勢絕對不是因為小，而是因為形成很多創新概念，有其獨特的文化精髓而成為區內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夢。
來源：紀碩鳴 亞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