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在美之前，城市雕塑何為？

 林選泉上海世博會浦東場地公共空間總設計師
　　程乃珊作家
　　顧曉鳴 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
　　鄭重 原華師大技術學院建築設計係主任。藝術學碩士、上海美協會員

《生活周刊》第1348期·2011.1.11-17 文 青牧 李繼城 圖黃慶李青

原文鏈接：http://www.why.com.cn/epublish/node32682/node32684/userobject7ai253399.html

　　《生活周刊》：在你看來，城市雕塑是不是可有可無？

　　林選泉：城市雕塑作為城市公共藝術，是城市不可缺少的元素。好的城市雕塑甚至是城市的象征。
　　程乃珊：每一個城市都有屬於自己的城市雕塑，像波蘭的華沙也有美人魚雕像，盡管不如丹麥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魚像有名，但也是城市的一個重要象征；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尼古拉一世銅像；廣州的五羊石像；所以城市雕塑一定是一個城市的地標性建築，對內它是本土文化的一種歸屬，是城市精神；對外即對於那些外來的旅行者或是新移民，它是認識這座城市的集中表現。
　　顧曉鳴：城市雕塑對於一個城市來說十分重要，它不是生物體卻又是人的靈魂的外化。我們知道房子具有居住的功能，城市綠化有淨化空氣的作用，那麽城市雕塑呢？它象征的是一種城市精神外化的公共存在。
　　鄭重:沒有雕塑的城市怎麽讓生活更美好？

 

　　《生活周刊》：說說你覺得最好的上海城市雕塑？

　　林選泉：上海美術館前那組城市農民工群雕，表情很不錯。
　　程乃珊：大多數都是小時候看到的，南京路上德意大廈前有點像古埃及風格的雕塑。靜安公園裏有一組管樂演奏樂隊的雕塑，感覺很耐看，十分具有動感。
　　顧曉鳴：“五卅”紀念碑，剛建成的時候體量稍顯大點，但近年隨著附近的拆遷，視覺空間變大了，看起來也比過去好多了。其設計融合了漢字，又不失嚴肅的主題，表現具有張力。
　　鄭重:首先我認為優秀的城市雕塑看上去應該是和周圍的環境“長”在一起。它和周圍的建築、道路、設施、綠化在空間環境能產生互動。甚至可以是建築本體的延伸。當今城雕的概念應該是非常寬泛的，它不隻局限於雕塑概念的銅雕、石雕或是水泥，而是不受材料、形式、空間的限製。就比方說綠化、燈光，都可以成為城雕作品。
　　好的城雕也不是一下形成的。它是曆史的沉澱，是和人類文化、城市進步一起發展的。而當今好的城雕是雕塑家從截然不同的視點，展示了現代雕塑作品。讓人們去思考雕塑藝術與現代社會的契合點，即雕塑對表現都市的性格將會起到怎樣的作用。

 

　　《生活周刊》：你最討厭什麽樣的城市雕塑？

　　林選泉：討厭無病呻吟、毫無精神內涵的雕塑；過於商業化和產品化的雕塑；故作深奧讓人看不懂的雕塑；也討厭到處“奔馬”、“雄獅”、“托球”的雷同雕塑，以及“球加飄帶”的所謂“抽象藝術”的雕塑。
　　程乃珊：高檔小區裏的古希臘古羅馬人物雕像，我很不喜歡。第一，做工實在太粗糙；第二，作為雕塑和周圍環境的氛圍風馬牛不相及，感覺是一種對文化的濫用，對經典的糟蹋。
　　顧曉鳴：太多了，現在的雕塑不是黑的就是鐵的，一點創意沒有，就連南京路步行街上的都是如此；現在的雕塑普遍缺乏相互之間的聯係，無創意也無組合顯得突兀和單薄。
　　鄭重:行雕。也就是說既沒思想又沒形式的。

 

　　《生活周刊》：如果可以，你會安放什麽樣的城市雕塑？

　　林選泉：雕塑一旦被放置到城市公共空間，就不再僅僅是給藝術家欣賞的，要能夠雅俗共賞，當然，雕塑也要有精神內涵，“寧緩勿急、寧少勿多、寧缺勿濫”。
　　程乃珊：不一定要有多強的藝術性，但一定要有親和力，能夠反映市井的生活。舉個例子，香港就有一組群雕叫做“忙碌的香港人”，裏麵的人有的在打電話、等地鐵、賣報紙等等，很生動。市井風情不一定就像很多人所說的那樣是“俗氣”，城市雕塑與美術館、藝術展覽館的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顧曉鳴：優秀的城雕一定要和活動的人有動態配合。城雕一共分為三種：永久性的；互補性的，也稱啞劇性的，需要依靠活動的人來補充雕塑的完整性；臨時性的，即你可以用泡沫、黃沙、冰塊製造城雕，盡管隻能放一段時間，但能讓普通人能夠充分參與到城雕中來，成為其一部分。
　　鄭重:我認為什麽類型並不重要，因為我們麵對的觀眾對城雕的欣賞角度各不相同，隻有經得住時間的考驗才是好的雕塑。在東京和紐約的街頭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城雕作品，雖說有的作品略顯幼稚，但不乏優秀作品，尤其是經過時間洗禮的。

 

少女在聽，上海街頭的一聲歎息

　文 青牧 圖 資料　

 

 

1.最初的“打電話少女”和目前的形象有所不同

 

《打電話少女》在這15年間，跌倒了四次，而後又爬起，這是她的命運。然而她的作者何勇卻在15年裏，無奈地選擇了沉默；他的同事楊冬白也在《玉蘭印象》拆除後，選擇了放棄城雕，雕塑如何才能接近城市？

　　

　　15年的4次輪回

　　1996年，“打電話少女”落成，這是淮海中路上第一座銅像雕塑，一露麵立即贏得了市民的喜愛，但是何勇怎麽也沒想到這一位年輕女孩卻命運多舛，在這15年，經曆著一係列的遭難：
　　1998年，“打電話少女”被發現倒在地上，推測可能為盜竊未遂；
　　1999年5月18日，銅像被重新鑄造，玻璃鋼被換為鑄青銅，高1.70米，重約350公斤；
　　2000年春天，“打電話少女”銅塑被拾荒者盜走，並被軋成了碎塊賣給了廢品回收站。4年後案件被偵破，盜竊者分別被判處10年和12年有期徒刑；
　　2000年5月26日，49歲上海市民方寶琪向《市民周刊》寫信呼籲《打電話少女》歸來、願意出資重鑄；
　　2006年，由原作者重新製作的新銅像放回原址，“打電話少女”又回到街頭；
　　2008年1月，銅像電話架上的“電話機”又不翼而飛，後被確認為遭竊；
　　2010年1月27日，新“電話少女”攔腰被截……一次又一次，淮海路的“少女”在哭泣。
　　在這其中，有個小小的細節值得關注，2006年重生之後，何勇在新的電話機上加上了數字和文字，“1996年2月—2006年3月”、“美好”、“遺失”、“期待”、“關愛”、“溫暖”、“重生”。“這些都是我這麽幾年來創作的心路曆程，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字眼就是重生，而沒有用複原。”何勇告訴記者。
　　因為在何勇的心裏，重生的不僅是這位妙齡少女，更是他對城市雕塑的思考。
　　“這幾年《打電話少女》不斷變化，其實已經遠離當時的設計初衷，再也不是我心目中的那個少女。”
　　2006年，重生後的“少女”從原先黃銅的材質改成了銀白色的鎳白銅，盡管鎳白銅的鑄造難度非常大，但產生的效果則更加新穎時尚。從人物造型上上衣從有袖變成無袖樣式，頭發和裙子也隨風飄揚，更加通透和靈動。
　　但在這背後，卻有個不為人知的細節，上海油畫雕塑院發展部黃建剛向記者透露，偷盜後，相關部門找到何勇，希望他在一個月裏重鑄少女，執著的何勇拒絕後，相關部門又找來了其他藝術家，因為版權等問題，眾藝術家都不敢“接盤”。黃建剛說，“這件事情何勇與他們鬧得很僵，他是個執著的人，他想做的事情一定做好，要一年完成的事情，他絕不會在半年內馬虎完成。”
　　何勇的執著，在如今的藝術圈是少之甚少，朱國榮一針見血指出，現在的一些雕塑家隻圖快，“拿來主義”思想嚴重,沒有自己的主導思想,缺少原創性,互相抄襲,構思雷同。我們的城市需要文化,我們的城市雕塑要有個性和品位。急功近利是做不出好作品來的。
　　談起這一切何勇非常不快，“《打電話少女》不僅僅屬於我作者個人，是屬於所有喜歡他的人。從感情上說，我對該雕塑有著最直接的思索；從質量上說，隻有我最有可能還原原作。”但是現實的殘酷讓他很無奈。

 

　　南橘北枳，城雕亦然

 

　　現實的殘酷，讓何勇對城市雕塑望而卻步，同時也讓楊冬白心灰意冷，因為在《玉蘭印象》搬離之後的半年裏，楊冬白特地帶著照相機去尋找那朵心中的玉蘭，“雖然有關部門和我說火車站要改造整修，但是在我看來，唯一變的就是我的《玉蘭印象》換成了一個鍾的雕塑。”

　　對於這一切，楊冬白也有自己的認識，“現在的城市雕塑都有自己的圈子，即使再好的朋友，在利益麵前，誰都不肯讓步；除此之外就是甲方工程，如果你不會應酬，搞關係，做純藝術沒有人會理睬你。”

　　在這樣的現狀下，何勇選擇做人物雕塑，而楊冬白也轉而做架上雕塑。談及當今上海的城市雕塑所麵臨的問題，楊冬白認為，“現在的城市雕塑還是停留在命題作文，留給雕塑家創作時間少，空間更小。這和日本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日本藝術家都是在一個特定空間內任意發揮，甲方會非常尊重雕塑家的想法，但是在中國，要是碰上一個稍懂藝術的甲方，那這是件走運的事情。否則，這件作品到最後就成為了一個不斷妥協的產物。”

　　“城市公共空間需要麵向市民開放，並傳達出現代文化理念的藝術作品。”在朱國榮看來，城雕作為一種命題創作，能留給藝術家的發揮空間小。“雕塑家需要一種堅持，藝術的觀念會慢慢改變如今功利建設的現狀。”

　　世博浦東園區公共空間總設計師林選泉認為，當下中國城市雕塑存在的一個最主要問題，就是城市雕塑與所在城市空間的脫節。城市雕塑的特殊性決定了它與城市空間關係非常密切。城雕歸根到底是一種環境藝術，它涉及到建築、園林、道路、廣場等各方麵因素。所以，一座成功的城雕，必然是處在合適的環境中，來顯示出它的美，起到點景，襯景的作用。比如，我們如果把布魯塞爾的名作《撒尿的男孩》、羅馬城的象征《母狼》一模一樣地搬到上海來，也不會有如此大的名氣。這兩件作品隻有放在那個地方，那個環境才有意義，把兩個雕塑調換一下，也不可能有名。中國古代有“南橘北枳”的故事，在南方為橘，到了北方隻能為枳，這個故事非常適合講城市雕塑，城市雕塑與環境的關係就有這樣的特點。

 

 

2.何勇的“藍調”曾是衡山路酒吧街的一景

 

個性與共性之間的衝撞

 

　　社會學家顧曉鳴告訴記者，在法國塞納河旁，以一個普通農民為創作主題的雕塑屢見不鮮，那麽在我們國家，我們是不是也能把陝北那種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作為雕塑的主人公呢？還有廣大農民工，他們的群像能不能成為時代的表情被我們這樣記錄下來呢？城雕本身沒有生命，但卻是城市靈魂所在。藝術家不能憑空創造一件雕塑，其創意一定來源於某種人類的集體精神，然後通過雕塑把這種精神物質性外化。好的城市雕塑作品中，社會價值比藝術價值更重要，共性比個性更重要，公眾的普遍認同比雕塑家個人的喜好更重要。城市雕塑麵對的是廣泛的社會人群，它好不好，人們喜不喜歡，不完全是雕塑家所能夠決定的，還是要看它與這個城市機緣，看時間的孕育。

　　學者葛紅兵認為，城市雕塑需要打開靈魂，擁抱世界。葛紅兵在英國擔任客座教授期間，曾經有一次在羅素廣場發現了聖雄甘地的雕塑，這在當時的他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為一個曾經堅決反抗自己的人立雕塑。但其實這這就是一種世界性，是打開民族胸襟的最好表現。此外，葛紅兵認為城市精神的融合也非常重要：要體現人和建築的關係，人和消費的關係，人和工作之間的關係。有些我們所謂的城市雕塑，實則是農村雕塑，例如現在很多大樓門前的石獅子，還有那些常見於城市角落的各種石獸雕塑，那體現的是農耕文明下的圖騰和崇拜，而遠離現代理性的城市文化。再者，葛紅兵覺得城市雕塑的團體不該局限於藝術家、美術家和雕塑家們的小眾，而應該麵向各個領域各個學科，就像他在上海大學創辦創意寫作研究中心的同時又參與了世博會中國館的創意策劃。因此今後城雕的設計，諸如曆史學家、社會學家甚至文學家都能參與其中，所以他建議應該由市政府，由人大來幫忙牽頭，組織大型調研，綜合參與來共同完成對於城市雕塑的創作。

　　對於“打電話的少女”、“玉蘭印象”人們或許可以有很多解讀。作為城市文化的名片，城雕可以展示和提升城市精神；同時，城市文明程度也在城雕上留下了或深或淺的烙印。《打電話少女》在曲曲折折遇難之後，我們看到了市民對於這座雕塑的喜愛，有位攝影愛好者特地寫信給媒體，也許這樣的舉動在這個高1.70米，重約350公斤的雕塑麵前，顯得微不足道；但是從一個側麵，我們看到了好的城市雕塑的魅力，她牽動著這座城市所有人的心，她與這個時代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