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這個插曲的意思是，林彪叛逃對晚年毛的身體帶來了致命一擊，等於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產。毛心裏也清楚，但就是不願意服輸認錯。事實已證明他對接班人的判斷是一錯再錯。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提到，1961年9月23日，毛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第一次談到他的接班人問題。當時蒙哥馬利問他說：“你的繼承人是誰？”毛答：“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蒙哥馬利又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毛答：“劉少奇之後的事我管不了。”（25） 這說明當時毛對劉非常信任，通過這樣一種形式，等於發布了劉將接班的信息。此後，在修改九評蘇共來信的第九評中，毛在“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句中的毛澤東之後親自加上了：“和劉少奇同誌”，這句就修改為：“以毛澤東和劉少奇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給了劉一個平起平坐的待遇。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第一次出現了毛劉兩幅標準像並列的版式。此後，毛的心態逐漸發生微妙變化，恕不贅言。 還有鄧小平的“三起三落”，也折射出了毛澤東晚年的矛盾心態，他原計劃“文化大革命”鬥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結束，結果引發天下大亂，遲遲不能收場。等到1975年，周恩來查出膀胱癌之後，他內心已經認定這個爛攤子隻有鄧小平出來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擔心鄧小平對“文革”秋後算賬，好在鄧小平比毛有靈活性，此前已上書毛表示“永不翻案”，正中毛的下懷，博得毛的信任。從而導致鄧的複出，取周恩來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項整頓為綱之後，毛又生疑慮，1976年初，明確地指示鄧主持政治局開個會，給“文化大革命”做結論，定調為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這實際是給鄧最後一個表現機會，看鄧到底站在哪一邊。毛最關心的就是他的身後——百年之後。這個事情長話短說，背景就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否定了斯大林。萬國景仰的國際共運領袖、萬民歡呼的二戰救星，一夜之間就被翻了個個，這件事對毛澤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陰影，使他開始過多地考慮“百年之後”。直接後果是廬山會議，間接後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學者把文革完全歸罪於毛澤東好鬥的個人性格，認為不鬥爭不足以顯示其個人權威和價值，隻有天下大亂，才需要中流砥柱，“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26）這種看法，顯然片麵化和簡單化了。但無論何種屆時，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文革從一開始，就在中央高層受到了多數人的質疑。當然，鄧小平更不肯接受毛關於三七開的評價，他隻能婉言拒絕。他的靈活性是有底線的，讓他給“文革”作三七開的結論，他堅決不幹。他說，我6年賦閑，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個事情由我來做不合適。由此導致鄧的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鄧小平，在毛去世之後，最先對毛作出了“功勞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客觀評價。鄧說：“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27）鄧的意思是，正像功勞歸於集體領導一樣，錯誤也人人有份，隻是程度不同罷了而已。
下麵就該說第三件大事“立言”了。當然，說到立言，首先是《毛澤東選集》，先是四卷，最後是五卷。毛澤東的文章，40年代就在解放區產生了廣泛影響，不同的解放區有不同的版本，到1949年底，黨中央決定正式出版統一的《毛澤東選集》，成立了以劉少奇為主任的《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和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等人參加的編輯小組，由於抗美援朝戰爭，到1952年才完成前三卷，到1960年9月完成第四卷，前後遷延10年時間。前三卷毛澤東親自動手修改，僅《矛盾論》一文，在便條上寫意見，就和編輯小組商榷了十幾個回合，最終還是將“邏輯問題”一節刪掉，顯示了毛的認真和嚴謹。但是到了第四卷，毛僅僅是主持審定，他曾帶著康生、田家英、胡喬木等大秀才們，在廣州郊區的一個賓館住了兩個月修改定稿，期間，毛還說過這麽一段話：“一、二、三卷我都沒有多大興趣，隻有個別的篇章我還願意再看，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那時候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如此不足以對付這個委員長。”從中也可以看出，很多文章時過境遷，今非昔比。但無論如何，《毛澤東選集》的多數文章正如《毛澤東傳》所評價的：“內容重要、思想深邃、文字上乘、藝術性高，既有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氣勢，又有行雲流水、議論風生的韻致，還有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幽默、諷刺，剛柔相濟，情文並茂，充分表現了毛特有的文風。”（28）
問題是，總體看來，我覺得《毛澤東選集》是中國共產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革命實踐的理論升華和科學總結，大部分是通過毛澤東的筆寫出來的，還有一部分就包括了他的那些“大秘”，比如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等大筆杆子們的心血和才華，他們曾參與了很多重要文章的討論、起草、修改和潤色。他們在延安時期被毛所看中，也就是因為文章寫得好，比如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胡喬木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而田家英幹脆以模仿毛的文風而著稱，據說，《別了，司徒雷登》一文即出自田家英的手筆。可能正是針對這樣一些議論，毛當年就有過解釋說：這些文章都是我自己寫的，除非少數情況，比如我生病了。那篇《當前時局和我們的任務》就是我病了時，我口述江青同誌記錄的，然後送給任弼時和周恩來看，最後再交由我改定的。
但是我也可以舉出一個反證，即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為什麽說這篇文章呢？因為這篇文章是當年為了紀念建黨三十周年，為劉少奇寫的講話稿，分工讓胡喬木起草，結果這個文章送給毛審查的時候，毛批了一句話：建議以胡喬木個人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胡看到以後不敢從命啊！說這個不行，這是給劉主席寫的講話稿啊！毛說你聽我的，劉那裏我去說，另外寫一篇就是了。然後，這篇文章就以胡喬木的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也因為這篇文章——因為談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隻有黨的主要領導人才有資格去談的——這就大大提高了胡喬木在黨內的地位。今天該文也收進了《胡喬木文選》中。如果當時是劉少奇去講的話，那麽自然就收在《劉少奇文集》裏邊了。
還有一篇文章也說明問題，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五十年代毛澤東的重要著作。這篇文章是胡喬木根據毛澤東四次講話整理出來，然後發給駐京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各省市書記，在100多個人裏邊征求意見，以胡喬木為首的小組改了11稿，毛澤東改了兩稿，前後一共改了13稿。1957年6月19日發表在《人民日報》。（29）
所以我要說，《毛澤東選集》更多體現的是集體智慧。不僅有陳伯達等“大秘”們直接參與部分文稿的起草與修改，還有劉少奇領銜的《毛選》編輯委員會的審定與把關，還有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和三元帥五大將組成的《毛選》第四卷注釋審定小組，對軍事條目注釋的審定與把關。怎麽能說不是集體智慧呢？那麽什麽不是集體智慧呢？毛澤東詩詞。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主題，隻有詩詞才是真正個人化的、心靈化的、性情化的、情感化的。隻有詩詞不需要討論，也沒有秘書能代得了筆。盡管有人傳《沁園春·雪》是胡喬木寫的，這是扯淡，胡喬木沒有這個才華，沒有這個手筆，更沒有這個氣魄。他寫詩詞還是跟毛澤東學的呢，充其量也不過是毛澤東一個及格的學生罷了。而且，以我書寫我詩曆來是中國文人一個很高的境界，朋友唱和，詩人興會，餘音繞梁，翰墨流芳。蘇東坡就是這方麵的一個傑出代表，詩、詞、文、書、畫樣樣一流，在當時人們就把他的詩書真跡看作無上逸品，甚至在他下放黃州時期，當時的太後、皇後經常派人去索取他最新的詩文作品，今天流傳下來的前後《赤壁賦》的帖就是這樣的奉命之作。和絕大多數中國文人一樣，毛澤東也不例外，願意把自己的詩詞手書贈人，如《沁園春·雪》《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等都是毛澤東詩書合壁的精品。
那麽隨之而來就有一個問題，詩詞如此重要，毛的生前為什麽沒有欽定出一個更加全麵的版本？大家知道文革前的周振甫注釋的版本隻有37首，而這37首結集出版業是頗為興師動眾的。雖然這些詩詞都是陸續在《詩刊》、《人民文學》等國家大刊發表過的，但結集出版前，毛還是親自授意開了一個征求意見的高規格座談會。毛用鉛筆寫了兩張條子，一張寫著：“我寫的這些東西請大家議一議”；一張寫著出席座談會人員的名單，即有朱德、鄧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揚、田家英、何其芳、馮至、田間、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領導和著名詩人共20餘人。臧克家寫了23條書麵意見，托田家英轉呈毛澤東，後被采納13條。（30）毛死後胡喬木主編的是67首。我現在已經搜集到了90多首，我要編的書就叫《毛澤東詩詞全編的一種解讀》。毛生前為什麽隻出了37首？在我看來是兩個原因，一是過於重視，因為過於重視而導致推敲不定，猶豫再三而終無定論。毛澤東一生殺伐征戰，決斷無數，但是修改起自己的詩詞來卻謹小慎微、患得患失。這個情況恐怕大家有所不知，我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沁園春·長沙》：“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大家都熟知這個“層林盡染”，但是你去看毛的手跡，那裏邊是“層巒盡染”。到底是“層巒盡染”好還是“層林盡染”好呢？這說不清，詩無達詁啊！我可以舉出大量的例子來，《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中有“天若有情天亦老”，還有一個版本是“天未有情天亦老”，從字麵上看，意思正好相反，但各臻其美，難分伯仲；如《虞美人·枕上》，常見的版本是“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總難明，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曉來百念都灰燼，剩有離人影。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淚眼也無由。”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版本是“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怎難明，無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曉來百念皆灰燼，倦極身無憑。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淚眼也無由。”還有一個例子更典型，1923年寫給楊開慧的《賀新郎·別友》，到了1973年也是毛澤東最後一次把他的詩詞拿出來作係統修改，其中改得最厲害的就是《賀新郎·別友》，改得麵目全非，等於重寫了一遍。就這個例子我又敢說一句話，古今中外還沒有哪一個詩人作家像毛澤東如此嚴謹地對待自己的創作。什麽叫精益求精啊？一首詞不就百十個字嘛。改了50年啊。一方麵我認可郭沫若的說法，“詩詞餘事”，另一方麵，大量的事例又告訴我們，並非餘事，你去中南海菊香書屋看毛書案旁的書架，正中擺的就是《魯迅全集》，詩詞工具書以及他的詩詞手稿。這就自然讓我們想到他常常修改他的詩詞。
第二個原因就隻能歸罪於文化大革命了。天下大亂，十年不已，血雨腥風，風聲鶴唳，詩詞本為雅事，此等環境和心境，還如何改得了詩詞？據保管毛澤東詩詞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生前對他的手稿念茲在茲，1973年，80高齡的毛澤東拿出他的詩詞企圖作最後一次的修改整理，除了對《賀新郎·別友》改進甚多，對其它大部分詩作已經是無能為力了。沒有親眼看到自己完整的詩詞版本行世，可以說是毛澤東的終身大憾，死不瞑目啊！
總體看來，一個書法，一個詩詞，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正宗和精髓之一，毛澤東玩的就是這兩樣，而且都玩到了極致。當然，就大文化而言，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還有多方麵的承傳，這個我們在後麵還將逐步談到，此處從略。
現在，我們可以在“兩個代表”的問題上下結論了：第一，由於毛澤東代表中國農民，從而擁有了廣度，贏得了曆史；第二，由於毛澤東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從而擁有了深度，他將贏得未來。李敖曾在多種場合引用了現代著名學者蔣廷黻的一個問題：漢武帝和司馬遷誰對中國曆史貢獻更大？影響更遠？李、蔣都選擇了司馬遷。這就是我所謂的立言的威力，於此，我甚至還想到，再過500年，長征會不會因為是毛澤東《七律、長征》的一個注腳而方為後人所知呢？
三、三個特點
現在我們來簡要談談毛澤東詩詞藝術風格的三個特點。
第一，豪放大氣。也可以說，充滿了革命的英雄主義、浪漫主義和樂觀主義。但也還可以有個解釋，叫做“霸蠻”，霸王的霸，蠻橫的蠻。這是湖南人的方言，毛就是特別“霸蠻”。我們可以做點量化分析，比如毛澤東詩詞中好用大的字眼，名詞如天啊山啊海啊，量詞如億啊萬啊千啊之類的，平均每一首裏不止一個“萬”字。“看萬山紅遍”、“萬裏雪飄”、“一萬年太久”、“萬類霜天競自由”、“糞土當年萬戶侯”、“寥廓江天萬裏霜”、“敵軍圍困萬千重”、“飛起玉龍三百萬”、“萬水千山隻等閑”、“萬戶蕭疏鬼唱歌”、“百萬雄師過大江”……比較集中的如《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
看看這氣勢，用了3個“天”、3個“萬”、2個“千”，還不包括“衝霄漢”、“紅旗亂”、“風煙滾滾”這樣的大詞，真是聲色雄壯，文氣浩蕩，一瀉千裏、勢若長江大河！
現在盛傳的毛澤東16歲時寫的《詠蛙》：“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這哪裏是青蛙，簡直就是一隻老虎嘛。
到了32歲，寫了《沁園春·長沙》，“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雖是一介布衣，但有問鼎天下之氣勢。
而且，他的這種胸襟和氣魄是在鬥爭中不斷發展和擴大的，比如說《元旦·如夢令》：“寧化、清流、歸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隻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風展紅旗如畫。”
這是1929年冬，“古田會議”剛剛結束，國民黨便集中閩、粵、贛三省16個團的兵力來圍剿紅四軍，為安全計，朱、毛分兵轉移，毛所率部隊多不過數千，而且彈盡糧絕，他們衣衫襤褸，生死未卜，但毛這時把生死置之度外，完全變成一個詩人了，以審美的眼光去看半山腰裏的紅軍隊伍逶迤而來，隻覺紅旗招展，風光如畫。這哪裏是出生入死，殺開血路，完全是官方旅遊嘛。這是何等氣魄，何等境界！
還有一首《菩薩蠻·大柏地》，“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雨後複斜陽，關山陣陣蒼。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就我的目力所及，自古至今，寫彩虹的詩，就沒有能超過毛澤東這兩句的，接下來的兩句，也寫得非常生動和形象，“雨後複斜陽”，傍晚的時候，雨住天晴了，或者說是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大塊大塊的雲彩迎頭飛過，當彩雲遮日的時候，山就顯得更加翠綠，更加青蒼，正是“關山陣陣蒼”啊。有過農村或山地生活的人，一定會覺得這個場景很親切，很生動。尤為精彩的是後麵，“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大家請注意，當年那密集的子彈打的就是你毛澤東，沒被打死已是萬幸，但是毛居然還能帶著欣賞的心情來讚歎這彈洞班駁的牆壁點綴了山村的美麗，“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這和“戰地黃花分外香”有異曲同工之妙，都不是常人的心境。
再舉一首《清平樂·會昌》，1934年秋，毛澤東久已被剝奪了一切實職，可以說是政治生涯的低穀，甚至還有生命之虞，——差一點被當時的決策者扔在蘇區喂狗，一般人都會心情沉鬱，滿腹牢騷，然而毛澤東卻豪邁地唱道：“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格調明朗，情緒陽光，毫無壓抑感傷之狀。這是毛樂觀自信性格的自然流露。但是另有一點也值得注意和重視，那就是毛一方麵重視文藝創作的宣傳作用，但另一方麵，在自己進行創作時，卻不僅能超越一己之悲歡，還能超越功利，超越政治，超越宣傳，真正進入到藝術和審美的境界。這也是當他的時代的大量作品都隨著時光流逝而成為昨日黃花之際，他的多數作品卻能穿越時空，超越時代，永葆藝術活力的根本原因。
毛在逆境中的泰然心態，其實是以頑強的鬥爭精神為支撐的，而不斷鬥爭的勝利，又激發了毛更加豪邁的樂觀主義。但是，青年毛澤東“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鬥爭格言最終演變成了晚年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以至於誇大主觀意誌的能動性，迷信“精神原子彈”的無限威力。到六十年代以“反修”為主題的詩詞中，就明顯開始氣勝於韻，帶有主題先行的戰叫意味，例如“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凍死蒼蠅未足奇”；“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等等。固然豪邁大氣，但形象單薄，內容空泛，詩意不足，導致了毛澤東晚年詩詞藝術水準的下降。流風所及，從者如雲，但稍有不慎，即墜入“假大空”的陷阱。
第二，想象浪漫。
毛澤東自己說：“我的興趣偏於豪放，不廢婉約。”豈止不廢，其實毛還頗為得意他的婉約之作，據我看來，他的幾首婉約之作都是上品。就說寫給楊開慧的三首詞吧，《虞美人·枕上》、《賀新郎·別友》、《蝶戀花·答李淑一》。前麵我們說了豪放，這一節我們就單說婉約，而且這幾首婉約派，都很好地體現了毛澤東的浪漫的想象力。下麵逐一解析：
《虞美人·枕上》是毛澤東的第一首詞，寫於25歲那一年，也是他的第一首情詩，這是毛澤東畢生創作中唯一沒有政治色彩，表達個人情感最為純粹的作品。是寫給新婚妻子楊開慧的，新婚不久驟然別離，長夜難眠，輾轉反側，毛澤東的熾熱、深情、真摯、在其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開篇兩句就起手不凡——“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所謂愁是一種心境，一種情緒，莫可名狀，最難形容，古人的妙句無非是“才下眉頭，又上心頭”，言其煩；“隻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言其重；“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言其長；而毛詞是言其形，形象清新，想象別致，自出機杼，儼然又一婉約名句。
時隔5年，毛澤東正值而立，在國共兩黨中，或身居要職，或嶄露頭角，正是一代才俊，任重而道遠，但為了革命大業，他不得不拋妻別子，出門遠遊，一方麵是嬌妻稚子的溫馨小家，一方麵是凶險莫測的茫茫征程，毛澤東選擇後者，但離別之痛、後顧之憂卻油然而生，千言萬語匯成了一首《賀新郎》。毛澤東一生為楊開慧寫了三首詞，這是其中的第二首，也許是這首詞暗示出的命運的神秘性使毛澤東終生對其另眼相看，前後珍藏、修改了半個世紀，今天我們回首賞析這首詞，確實能嗅到一絲不祥之音，“揮手從茲去。更哪堪淒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臨別之際楊開慧那幽怨的神情深深地銘刻在毛澤東心中，或許楊開慧也有預感，一次普通分手，可能變成永訣。“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真是一語成讖，終身追悔莫及。“人有病，天知否？”有點天人感應的意思，這種超越天人之隔的心靈感應和神奇想象，使毛澤東為婉約派又貢獻了一首傑作。
毛、楊之間的這種深厚感情和神奇感應，經過30多年的醞釀和發酵，終於又誕生出了一首大家所熟知的遊仙詩，這也就是他寫給楊開慧的第三首詞《蝶戀花·答李淑一》：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這時的毛澤東早已從兒女情長、生離死別中超脫出來了，他把一杯人間的苦酒釀成了一場漫天花雨。“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楊”字前麵加一“驕”字，毛澤東的驕矜心態，躍然紙上，章士釗曾問毛澤東“驕楊”二字何解，毛澤東答曰：“女子革命而喪其元，焉得不驕？”沉重的曆史已成往事，革命的英烈卻羽化登仙，成為了尋訪月宮的客人，“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為什麽是桂花酒而不是別的酒？咱們後麵再細說。酒過三巡，神奇的場麵出現了，“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大家想想，這是何等壯麗、壯闊的景象！以萬裏藍天為背景，以千朵祥雲為舞台，寂寞嫦娥長袖善舞，以慰忠魂，這種想象的浪漫不羈，豪邁無涯，真是羞煞李後主，氣死李清照。 然而真正的高潮還在最後，“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其情緒、意境陡然間由淒清、淒美轉向了熱烈、放縱，一腔深情化做豪雨，告慰天下。可以說，這首詞出於婉約而又超越婉約，前婉約而後豪放，集婉約和豪放於一身，是千年婉約派中的一聲別調。
現在我要說說為什麽吳剛捧出的是桂花酒。當然有人要說了，吳剛在月亮上砍桂樹嘛，自然就是桂花酒了。其實不然，這裏毛澤東深藏了一個寓意，這就涉及了毛澤東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
大家知道，賀子珍當年是井岡山下永新城裏的第一美人，1928年龍源口大捷之後，18歲的賀子珍和毛澤東結婚，此後曆經五次反“圍剿”，在長征路上遭遇敵機掃射，身負重傷，艱難輾轉，最終跟隨毛澤東到了延安，從1928年到1937年底，可以說陪伴毛澤東走過了最困難的十年。但到延安以後就開始有情況了，一個是出現了外國女記者，比如史沫特萊，比如路易斯·施特朗，她們作風開朗，性格活潑，對毛、朱采訪同時，便教他們跳舞，以打破延安生活的枯燥單調。很快就在延安形成了一股跳舞之風，凡是從前線回來了重要將領，首先是宴會，然後就是舞會。中共高層的舞會慣例，大概肇始於此。跳舞嘛，就是摟摟抱抱，嘻嘻哈哈，但來自井岡山下的賀子珍哪見過這個，據說某次還當著毛的麵給了某記者一耳光，事後後人向賀子珍證實此事，她笑而不答。此其一。其二，國統區開始有大批青年女學生投奔延安，毛澤東和青年女性接觸機會自然就多了，賀子珍因此吃醋、賭氣。但又沒有及時和毛交流溝通，一直憋到1937年底，這一天晚上，當賀子珍收拾東西要離家出走了，毛才意識到嚴重性。兩個人此前有很多口角，但這次毛流淚了。我看的資料說，毛澤東當著女人的麵流淚隻有兩次，這是第一次。他勸賀子珍，但賀子珍執意要走，之後輾轉一年到了蘇聯的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就後悔了。此間傳聞江青趁虛而入，和毛澤東結了婚，賀子珍還不相信。1954年賀子珍回國後有一天，無意聽到廣播裏播放毛澤東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的講話錄音，如遭雷擊，當時就昏過去了，從此精神分裂。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想起來要見賀子珍，讓水靜和方誌純夫人朱旦華兩個人辦的這個事，把賀子珍接到廬山上。毛澤東為了保密，把他的衛士李銀橋等都支出去散步了，搞得很詭秘。現在很多人做這方麵的文章。但是你看水靜的回憶錄，就是水靜陪賀子珍進去的，水靜在外麵的客廳等了近兩個小時，賀子珍自己進去和毛在裏邊談，近兩個小時後毛出來對水靜搖頭說，不行了，她這個腦子全壞了。就是哭，什麽都談不成。此後，毛還給賀子珍寫過很多信，都是通過他們的女兒嬌嬌轉交的，抬頭寫的都是“桂妹”，因為賀子珍是桂花飄香季節出生的，小名就叫桂花。（31）
這是我最近讀水靜回憶錄《陪賀子珍上廬山》的一個新發現和新推斷。據此我認為，這首詞既是懷念楊開慧，又是兼懷賀子珍，一個是他的初戀，一個是陪伴他走過10年最艱苦歲月的人生伴侶，是寫給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個女人的，所以寫成了一首絕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