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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勒的家庭生活來看,是很容易給人這樣一種錯覺,即他音樂中的悲劇品質來自他不幸的家庭。在奉“藝術來源於生活”為至高準則的中國,就更容易將“死亡”與馬勒音樂尤其是第九交響樂捆綁叫賣了。
對於一部分樂迷來說,無法走進馬勒的音樂世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已習慣於對貝多芬的欣賞。貝多芬的音樂相對簡練,整體結構相對容易把握,從對交 響樂的欣賞角度來講,隻有對其整體結構、節奏把握後才可能存在理解。因為貝多芬音樂的指向明確,樂思鮮明,也就相對容易接受,一部分音樂史家也因此斬釘截 鐵地認為貝多芬是古典主義作曲家,哪怕是他開了浪漫主義之先河。
相比之下,馬勒交響樂結構龐大,節奏更複雜。這一點就足以令不少樂迷難以逾越。從貝多芬式的結構規律,到馬勒的結構規律,這個跨度很大。同時,馬勒是浪漫主義晚期作曲家,音樂指向相對模糊,於是就會出現這種可能:聽著聽著,就不知所雲了。
作為一個當代樂迷,可以不聽海頓,不聽亨德爾,甚至可以不聽莫紮特,但不可以不聽馬勒,因為馬勒音樂裏,有與我們心靈更接近的精神品質,這種品質不僅是宏大的,而且也是深刻的。
第五交響樂是馬勒重要的作品之一,筆者最初也正是從這個曲子進入馬勒世界。
當時我聽的是巴比羅利指揮新愛樂樂團在1969年錄製的版本。再後來,我又聽過阿巴多的,布列茲的,伯恩斯坦的和卡拉揚的,似乎都沒有找到那種 “絕望的愉悅”,因此我一度認為,巴比羅利的實為最佳。其實每一個版本都有其取向――伯恩斯坦的音樂表情較為外露;布列茲版對整體的處理頗為“現代”,極 盡各聲部的音色之美,他的弦樂部分極為流暢、優雅,無視在伯恩斯坦版裏出現的那種近乎悱惻的表情;阿巴多版和卡拉揚版均由柏林愛樂樂團演奏,同一樂隊、不 同的指揮在相隔20年的一前一後的演奏中,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麵貌:阿巴多版的音樂張力來自音色與節奏感的把握,不僅是馬勒第五,這也是他後期交響樂唱 片的一個特點;而卡拉揚版的張力更多地來自對旋律流線的處理。
馬勒音樂應該可以成為當代人的知音,他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巨無霸音樂大師。後世音樂家如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肖斯塔科維奇等,缺乏一種“音 哲”的味道,或許更像詩人些,倒是勳伯格、梅西安有那麽一點味道。當然,不能以此為標準來對其他音樂家進行取舍,因為音樂氣質是多樣的。隻是,當我們的心 靈需要激越地冥思時,隻有馬勒理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