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的極境》是薩依德論樂橫跨三個十年的第一本文集，他討論許多作曲家、音樂家、演奏家，在過程中抽繹音樂的社會、政治、文化脈絡，連帶發揮他古典鋼琴家的素養，對古典音樂和歌劇提供豐富而且不時出人意表的評價。
音樂的極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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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依德冷眼熱心，運用他的學養，貫注他的才智與精純的音樂感性，深觸音樂的各個層麵，對古典音樂的演出和欣賞往往提出出人意表和發人深省的評價。
在印度北部海拔約2000米的上達蘭薩拉（Upper Dharamsala）住了5天，被山穀、河川、農田以及茶園圍繞，9月雨季，雨勢動不動喜歡上門，然後山穀就會漫起重重霧氣，人在其中，一路上騰雲駕霧。
5天裏麵，沒有電話，沒有電腦，人特別平和，心特別清靜。晚上一個人在旅舍，播上帶去的CD，也就把薩依德的《音樂的極境》讀完。
書是在香港PageOne買的，後來同事啟基又專程給我訂了一本，前者快給我翻爛了，後者則完好無損供在書櫥裏。
薩依德（Eward Said）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也是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不僅精通文化研究，還有淵博的音樂知識和深厚的音樂修養，鋼琴彈得有如演奏家的水平，終生對古典音樂抱有灼熱的激情。
薩依德2003年因血癌逝世，《音樂的極境》收錄的，大多是1983至2003年他故世前擔任美國The Nation雜誌樂評期間所寫的文章。
薩依德冷眼熱心，運用他的學養，貫注他的才智與精純的音樂感性，深觸音樂的各個層麵，對古典音樂的演出和欣賞往往提出出人意表和發人深省的評價。他權威的身份，犀利的文筆，以及旁征博引的思想力量，往往令人想起蕭伯納的樂評。
年前閱讀薩依德的回憶錄《格格不入》， 就已經發現他的音樂感受強烈而獨特。他說：“音樂對我是一個極為豐富，由輝煌的聲音與物象隨機組織而成的世界。”再讀他的音樂文集，更加明白音樂之於薩依德，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工作時聽音樂，休息時彈鋼琴，閱讀時手上有大量音樂論著。1986年，他開始為The Nation寫樂評，音樂研究與他個人對音樂的熱愛融為一體。他開始大量收集同一首協奏曲、交響曲、歌劇等音樂作品的不同錄音，並經常驅車往返美國東西兩岸出席各種音樂會，能聽幾場是幾場。
兒子住院、母親病重期間，薩依德照樣聽音樂，麵對人生疾苦時，把自己淹沒在宏偉壯闊的音樂裏是他承受恐懼與傷痛的唯一途徑。1991年，他被診斷患上血癌，音樂更成為他寸步不離的伴侶。
1998年夏天，薩依德必須接受一連串嚴酷可怕的治療，當時，英國管風琴大師海力克（Christopher Herrick）排定以14場音樂會演奏巴哈的管風琴作品。為了不錯過任何一場演出，薩依德刻意把治療日期錯開，讓巴哈陪伴他與死神打交道。他為此所寫的樂評《給大眾的巴哈》，就收錄在《音樂的極境》裏。
2003年6月薩依德逝世前三個月，他仿佛心有所感，麵對死亡，他擔心的是妻子不曉得他喪禮該奏什麽音樂。
一個至死不忘音樂之甜美的人。巴倫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說：“薩依德是最深層意義上的音樂家，他在政治、道德、思想和生活上的信念，全以他的音樂體驗和知識為依據。”
巴倫博伊姆是著名鋼琴家、指揮家，和薩依德之間有深刻的友誼。巧合的是，在《音樂的極境》之前，我剛讀完巴倫博伊姆的自傳體著作《生活在音樂中》，他書中有一句話：“沒有比音樂更好的途徑去逃避生命，也沒有比音樂更好的途徑去理解生命。”仿佛就是薩依德最好的寫照。
- After the Last Sky (與Jean Mohr合著）(1986) 漢譯《最後的天空之後-巴基斯坦人的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
- Beginnings (1975)
- Blaming the Victims (1988) [contributor and co-editor with Christopher Hitchens]
- CIA et Jihad, 1950-2001: Contre l'URSS, une désastreuse alliance (2002), with John K. Cooley
- Covering Islam (1981)
- Criticism in Society
-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 漢譯《文化與帝國主義》（三聯書店）
- Entre guerre et paix
- The End Of The Peace Process (2000)
- Henry James: Complete Stories, 1884-1891(編輯）
-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2005)
- Edward Said: A Critical Reader
- Freud and the Non-European
- From
Oslo toIraq - Jewish Religion, Jewish History (導言作者)
- 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 (1966)
- Literature and Society （編輯）(1980)
- Musical Elaborations (1991)
-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
- Orientalism (1978)漢譯《東方學》（三聯書店1999年）
- Orientalisme
- Out of Place: A Memoir (1999) 漢譯《鄉關何處》（台灣立緒文化，2000年）；漢譯《格格不入-薩義德回憶錄》（三聯書店）
- 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 (與丹尼爾·巴倫博伊姆對話集)（2002年）
- The Pen and the Sword (1994)
- 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1994)
-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 Reflections on Exile (2000)
-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1994) 漢譯《知識分子論》（三聯書店2001年）
-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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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l-Mubadara memorial poster of Edward Said on the Israeli West Bank wall
愛德華·薩義德（阿拉伯文：إدوارد سعيد，英文：Edward Waefie Said，1935年11月1日－2003年9月25日）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後殖民理論的創始人，也是巴勒斯坦立國運動的活躍分子。
薩義德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個阿拉伯基督教(英國聖公會）家庭，家境富有。他童年大多數時間在埃及開羅度過，從小就接受西式教育。1953年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後又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之後多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英語和比較文學教授，也曾執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
生平
薩伊德於1935年11月1日出生在耶路撒冷（當時在英屬巴勒斯坦托管地境內）。他的父親是一位富有的基督教巴勒斯坦人，擁有美國公民身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在約翰·J·潘興將軍（John J. Pershing）手下服役。她的母親出生在拿撒勒，也是一位巴勒斯坦基督教徒。[1]他的妹妹羅絲瑪麗·薩伊德·薩蘭（Rosemarie Said Zahlan）是一位曆史學家和作家。
薩伊德稱自己是“包裹在穆斯林文化裏的基督教徒”。在成長的過程中他一直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充滿迷惑，有一次他說道：
“擁有一個絕對不會被弄錯的穆斯林的姓，卻跟著一個非常不合適宜的英國式的名字（在我出生的1935年，當時我媽媽非常崇拜英國王子）， 在我人生的最早階段，我就是這樣一個反常的，令人不安的學生：一個在埃及上學的巴勒斯坦人，一個有著英語的名字和美國護照，卻沒有什麽確定的身分的人”。[2]
根據薩伊德的傳記式回憶錄《鄉關何處》，[2]薩伊德在12歲之前一直生活在“兩個世界之間”，也就是在開羅和耶路撒冷。1947年，他在耶路撒冷加入了英格蘭教會的聖·喬治學院（St. George's Academy）。然而，他的大家族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東戰爭中成了難民。當時，他們居住的地區塔爾比亞（Talbiya）被猶民兵團體占領，並與耶路撒冷城的西部一起並入了以色列的國土。（未完，正在從英語翻譯到漢語過程中，有興趣可以繼續）1963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直至2003年。
東方主義
薩義德以他提出的東方主義最為世人所知，他認為這本書匯集了西方對東方的很多基本預設。他在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一書中指出，19世紀西方國家眼中的東方社會沒有真實根據，而是憑空相象出來的東方，“西方世界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一種微妙卻非常持久的偏見”[3]。薩義德認為，西方文化中對中東和東方長期錯誤和浪漫化的印象為歐美國家的殖民主義提供了借口。這本書已經成為後殖民論述的經典與理論依據。他同時也嚴厲地批判阿拉伯知識精英內化（internalize）了英美東方主義學者對阿拉伯文化的觀點。
1980年薩義德批評了他認為是西方對阿拉伯文化的錯誤理解：
如果隻考慮美國的情況，那麽我們可以稍有點誇張地說，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主要被看成是石油提供者和恐怖主義分子。幾乎所有的細節，比如人口密度，阿拉伯-穆斯林人的生活熱情等等議題從來沒有進入過那些以研究報告阿拉伯世界為職業的人的視野。我們能看到的不過是一個這樣的粗鄙和過於簡化了的阿拉伯世界，那個阿拉伯世界對於武力進攻毫無抵抗能力。[4] |
論點
《東方主義》對文學理論、文化研究和人文地理學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對於曆史學和東方研究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果我們細品他在其著作雅克·德裏達和米歇爾·福柯所暗示的（承認後者的貢獻，卻對前者的研究不以為然）[5]，加上他早期對西方東方主義研究者，如A. L. Tibawi[6]、Anouar Malek-Abdel[7]、Maxime Rodinson[8]和Richard William Southern[9]的批評，薩義德指出，西方對於東方的描寫，以及這些描寫中所傳達的對東方的理解，都值得懷疑而不應該全盤接受。薩義德認為，歐洲對東方的殖民統治和政治支配，使得即使是最有見識，充滿善意與同情的西方“東方主義者”對東方的描寫都充滿誤導（“東方主義者的”在他這裏已經帶有貶義）：
我不知道這樣說會不會引起爭議，比如我說，一個生活在十九世紀末的印度或者埃及的英國人對這些國家的興趣，從未遠離存在於他頭腦中的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與埃及。這樣講又與下麵的說法非常不同，也就是，所有的有關印度與埃及的學術知識都浸染了，或說受到了以上提到的野蠻的政治現實的褻瀆。——然而，這正是我要在這本東方學裏麵要提出的說法。（Said, Orientalism 11） |
薩義德主張，由於歐洲在政治上主導亞洲如此之久，以至於即使是表麵上看來最客觀的有關東方的西方文本都滲透了許多偏見，盡管西方學者們不能認識到這一點。他還認為，西方不僅在政治上征服了東方，西方的學者們還為自己將西方對東方的開拓，以及對東方的語言、曆史和文化的解釋合理化了。他們從這樣的一個視角寫就了亞洲的過去，建構了亞洲的現代身份，也就是歐洲是真正的標準，而"具有異國情調的"、"難以捉摸"的東方卻偏離了這個標準。
薩義德總結道，西方人筆下的東方是非理性的，孱弱的，和女性化的“他者”，與此相對的卻是西方理性的，強悍的，和男性化的形象。薩義德說這種對比是為了突出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不同而被製造出來的，而且這種差異也被歸因於刻版少變的東方人特質。在1978年，東方學出版的時候，贖罪日戰爭和石油輸出國組織危機還在人們記憶裏曆曆在目，薩義德說，西方對待東方的這些看法在西方媒體和學術界仍然非常流行。在《東方學》中，在闡述了上麵的論點之後，薩義德在該書的主題部分主要記述了西方的文本來證明他的觀點。
批評
薩義德的書同時引來了外界的批評與讚美。
恩斯特·戈爾納（Ernest Gellner）[10]認為，薩義德認為西方主導了東方2000多年（從埃斯庫羅斯寫作《波斯人》The Persians算起）的論點站不住腳，因為直到時期世紀末，土耳其帝國仍然對歐洲構成嚴重威脅。其他學者也認為，即使在帝國時代的巔峰時期，歐洲列強在東方的影響力也不是絕對的，他們仍然不得不依賴當地人的合作和地方性知識，而這些又常常與帝國的目標相抵牾。[11]
同時，還有人爭論說，薩義德用來證明其論點的包括巴勒斯坦和埃及在內的中東地區也不是很好的例子，因為這個地區隻有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起得很短時間內受到歐洲的控製。這些批評者認為，薩義德對本來更能說明他的論點的例子給予了太少的關注，比如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和俄國對亞洲的統治，原因是薩義德想要在他的學術研究中申明自己對中東問題的政治觀點。[12]
對薩義德所反對的“東方主義”最嚴厲的批評來自於東方研究的學院派，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有東方背景的。阿爾伯特·胡蘭尼（Albert Hourani）、羅伯特·格雷厄姆·歐文（Robert Graham Irwin）、尼基·凱帝（Nikki Keddie）、 博納德·列維斯（Bernard Lewis）和嘉南·馬基亞（Kanan Makiya），都表達了對薩義德的《東方學》的批評，用凱帝回顧往事時的說法，這是對他們的學術研究的理解和地位的“一些不幸的影響”。[13]博納德·列維斯的作品被薩義德在《東方學》和他後來的作品中批評。從《紐約書評》到後來的《東方學》列維斯和薩義的頻繁交手，互持異議。列維斯的文章“東方主義的問題”剛剛登出，下一期（《紐約書評》）上就會出現（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一種交換（的觀點）”。其他學者，比如馬克西姆·婁丁遜（ Maxime Rodinson）、雅克·博克（Jacques Berque）、馬爾科姆·凱爾（Malcolm Kerr）、阿加斯·阿邁德（Aijaz Ahmad）和威廉姆·蒙特格爾梅瑞·瓦特（William Montgomery Watt）也把《東方學》認為是對西方學者的研究很有問題的讀解。[14]
一些薩義德的敘述批評者聲稱，薩義德沒有對像詩人歌德（他從來沒有去過東方）以及小說家福樓拜（他隻是在埃及做過短暫停留）的作品和嚴肅的學者比如愛恩斯特·雷納恩（Ernest Renan）和愛德華·威廉姆·雷恩（Edward William Lane）的作品作出區分，後者不僅通曉阿拉伯文，而且寫出了很有價值的作品。薩義德認為，這些人的共同的歐洲出身和態度比上麵的區分更加根本。[15]包括Irwin在內的很多學者指出，薩義德完全忽略了這樣的事實，也就是20世紀的東方研究是被像德國和匈牙利這樣的，並不占據某個東方帝國的國家的學者所主導的，這對薩義德來說無疑是個難題。[16]這些批評者批評薩義德創造了一個不容異己的“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來對抗西方學者創造的“東方主義”。他們認為薩義德混淆了浪漫主義與啟蒙的不同範例，也就是他忽略了在西方學者中間普遍存在的對東方的態度的爭議；他也沒有認可很多東方學家，比如威廉姆·瓊斯（Sir William Jones）等都對如何建立東西方之間的血緣聯係而不是製造雙方之間的差異更感興趣，並且他們在研究過程中的不斷，提供了反殖民主義的國家主義的基礎。[17]從更普遍的角度講，批評者認為薩義德和她的追隨者們沒有區別對待，媒體與流行文化中的東方主義（比如電影《印第安那瓊斯與咒語廟》中描述的那樣），與西方學者對西方學者對東方語言、文學、曆史和文化的學術研究的，後者對流行文化與媒體中的東方製也是吃嚴厲批評的態度的。[18]
在評價薩義德的書的時候，馬柯·豪人（Mark Proudman）批評薩義的有關英帝國曆史的寫作是有錯誤的，比如薩義德聲稱英帝國在1880年代把自己的勢力從埃及擴展到印度，而事實是當時的土耳其帝國和波斯帝國都對這個過程進行了幹預。馬柯·豪人還批評薩義德使用了迪斯雷利的小說《檀克雷》（Tancred）中的一句話：“東方是一種事業”來作為《東方學》裏麵的銘文，因為薩義德完全沒有考慮小說當時的曆史背景，從而對迪斯雷利的想法產生了誤讀。[19]
最後還有，薩義德的批評者們也認為，通過把（作者的）的民族與文化背景當成判斷研究東方的權威與否的標準，薩義德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他自己是一個巴勒斯坦人，也是一個“次等人”這個事實的身上。然而諷刺的是，薩義德本人從小生長在開羅的盎格魯的家庭和精英學校環境裏，成年之後他的人生的大部分也是在美國度過，加上他在美國學術權的顯赫地位，這一切都與他自己的聲稱有資格寫作東方主義的標準有矛盾，因為他說，“所有的再現……都首先是深植於再現者的語言，其次是文化、社會製度、和政治氣氛之中的。……（並且也）跟‘真實’之外的很多因素交織在一起的，而‘真實’本身也是再現的一部分（《東方學》272頁）”——這其實等於是說，他本人也沒有資格寫作東方學。於是薩義德的批評者們說薩義德和他的追隨者們因為過多的相對主義而陷入自己編織的“唯我論之網”中[20]，而除了談論“再現”之外無所建樹，並且反對“任何的”真實存在的可能性。
在臨入暮年的時候，薩義德也逐漸接受了對殖民主義理論的批判性看法，而這種理論正是由他的著作《東方學》所創立的。[21]
薩義德的支持者們和他的影響
薩義德的研究在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領域持續產生影響，這體現在他對研究印度的學者，比如甘·普拉喀什（Gyan Prakash）[22]、尼古拉斯·迪爾克斯(Nicholas Dirks)[23]和羅納爾德·印德恩（Ronald Inden）[24]的影響上，以及對文學理論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25]和嘎亞特裏·斯匹瓦克（Gayatri Spivak）的影響上。[26]
著名的左翼記者亞曆山大·考克布恩（Alexander Cockburn ）和學者莫罕默德·拉比（Mohamed Rabie）也都曾經是薩義德的好朋友。
薩義德的支持者和批評者們都承認，薩義德的著作《東方學》對幾乎所有人文學科都產生了深遠的具有改革意義的影響力；但是批評者們認為他的研究限製了未來的研究，而他的支持者則認為恰好相反，他的研究具有解放性。[來源請求]
巴勒斯坦
薩義德雖然不是穆斯林，但始終堅持主張巴勒斯坦建國。薩義德長期以來一直是巴勒斯坦國民議會的成員，但後來因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而與阿拉法特決裂。他認為奧斯陸協定出賣了1967年之前屬於巴勒斯坦的領土。薩義德曾寫過多本關於中東問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書，還編了一本雜誌《中東研究》。
“在過去的35年中，我不遺餘力地為巴勒斯坦人民爭取權利與自決，但是我始終不曾忘記猶太人民的現狀和他們曾遭受的苦難，包括迫害和大屠殺。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之間應該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共同努力，即和平共處，而不是進一步的壓迫和否定。”
薩義德與音樂
薩義德於1991年出版的Musical Elaborations是其於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一係列講座的輯錄，涉及的主題包括阿多諾的音樂批評，普魯斯特強大的音樂想象，格連·古爾德、理查·斯特勞斯（Richard Strauss)等多位音樂人物。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則有一個章節分析威爾第的歌劇《阿伊達》。1990年代初，薩義德在倫敦邂逅猶太音樂家丹尼爾·巴倫波伊姆，此後的近十年，這兩位有著相似複雜甚或對抗的國族背景的思想者就共同關心的音樂、文化、社會問題切磋往複，並於1999年取意歌德的《西東集》，在德國魏瑪共同創立了“西東集工作坊”，致力於讓年輕的以色列與阿拉伯音樂家超越種族藩籬共同工作成長。薩義德晚期的三本選集《權力、政治和文化》（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放逐論及其它散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和《愛德華·薩義德讀本》（The Edward Said Reader）與他和巴倫波伊姆的交流互文。而後者，於2002年結集為對話錄《平行與矛盾-在音樂與社會中的探索》（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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