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藝術在藝術與自然關係方麵的主要異同點（zt）

東西方藝術的差異是曆史性的。地處“四海”之間的“九州”，被稱為東方華夏古代文明中心；地中海周圍的古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被稱為西方古代文明中心。東西方這兩個古代文明中心雖然長時期隔離著，有各自的民族性和政治經濟體製 ，但如太極之兩儀，隔而不絕，也存在著共同性，他們都受天地之賜和人文之助，都薈萃著古代文明的精華，對世界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以華夏為主體的東方文明，立足九州，放眼四海，他象一朵花束，以華夏的中原文明為中心，花團錦簇，形成百花爭豔的繁榮景象。這種局麵長久持續，從未中斷，形成一個藝術正統。同時，它具有張力和吸引力，在藝術上既給人影響，又吸收所能接觸到的各個地區藝術的長處，把外來的營養融化為自己的血肉，並且善於在原有的基礎上別開生麵，通過漸進的方式，不斷完善自己。中國文明有持久而統一的學術、道德正統，這就是道家和儒家。道家務虛，虛中有實，對文藝的影響很大。它宣揚的天人關係，曲折地影響了藝術的氣質，如山水畫以及書法的意向和氣韻。儒家務實，實中有虛。它側重人與人的關係，在道德上有許多建樹，也影響著藝術的素質。道家和儒家的相左和相右，在美學上提出“盡善盡美”（孔子），“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孟子），“不全不萃不足以為美”（荀子）等觀點，構成中國藝術史上以統一完美為正統的藝術觀念。“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老子）卻成為藝術的普遍規律。
　　在西方文明中心裏，希臘藝術對文藝複興以及整個歐洲近代藝術時斷時續地起著影響。希臘人自滿於地中海“這廣闊的胸膛”，它的特點是開朗，容量大。它的地理環境雖然造成易散難聚的格局，但隔海相望，有衝刺彈跳力，性格大度爽朗。希臘人向往活躍愉快的人生，欣賞並頌揚自身的美質，在人體藝術中宏觀宇宙的秩序——變化、和諧、均衡、豐富。人神同性同形，又在人體上寄寓著崇高的理想，由此把人體推向藝術高峰。地中海周圍形成一個花環式的藝術圈，卻沒有一個民族可以長久主宰，隻是此枯彼榮，交互生輝。然而，西方貫於別出蹊徑，影響到現代藝術的求變、求新和富於開拓精神。
　　藝術的特性，深刻而鮮明地反映在藝術創作的主觀關係上，中西藝術有共同處，也有不同點，藝術家都從自己的角度循著藝術的內部規律進行創作，形成各自的個性特征。西方古典美學，把自然看作是藝術的對象，“人”則是自然最高的造物，“人”又是自然宇宙的中心。西方在公元前一、二世紀就出現了像米洛的維納斯那樣高度成熟的人體藝術。中國古典美學崇尚自然山川，把自然山川之美看作造化之靈，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西漢霍去病墓的建立和西方維納斯的創作差不多同一紀年，這一巨型紀念碑式的雕刻，以臥虎、躍馬、石像、怪獸等天然渾成的造型，拓展出廣闊山野、丘陵和無極宇宙。漢武帝大將霍去病墓如滄海明珠，孕含於天地精神之間，它充分體現了“人”生成於自然，回歸於自然這一設計意念，當我們進入那空闊之野，浸浴著一種恒久的人生感、曆史感和宇宙感。
　　我們從分析中西古典繪畫的語言特征入手，比較中西藝術在自然與藝術關係方麵的主要異同點。藝術與自然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人與自然的關係、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係。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人與自然是親和的關係、親子的關係。藝術家作為自然之子，將自己融入自然，渾然一體。這種看法不同於西方的再現論，再現論把人和自然的關係擺在對立的位置上；也不同於西方的移情論，移情論把人和自然擺在並列對等的位置上。中國的藝術理論認為自然宇宙變動不居，與自然相應的創作也應當如同自然本身那樣，自由自在、輕鬆自然。老莊美學進一步把宇宙運動理解為“道”，“道”充塞貫穿於宇宙天地之間，它要求真正的人，真正的藝術家具有一種特殊的心境，“用誌不分，乃凝於神”。中國古人、哲人和藝術家愛好沉思冥想、靜觀宇宙生命，將自身融入大自然的運動。棄絕自我，忘懷自我，響應自然，感悟自然，與自然之道息息相通，終至天人混化為一體。因此，真正藝術家的心靈率真純潔，有如赤子兒童，他的精神透徹，有如明鏡，他的技藝毫不造作，自然而自由，有如遊戲舞蹈。“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莊子美學所讚美的自然風格的美成為中國藝術長期追求的最高境界。道家提倡的是一種非人工的“自然”美。老子《道德經》聲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說人、地、天中的一切都以道為規則的話，那道則以自然的狀態為規則，“自然”即“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之意。道家所推崇的是天地萬物的一種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它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持，長而不宰”的母性原則，它作為“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和“天地母”，然而它依據的原則則是順應萬物的自然成長。莊子則進一步把它普遍化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這一美學命題。天地沉默運行的節奏，萬物無言生長的繁茂景象，都是自然之道這一“大美”的具體體現。正是通過“自然”這一終極價值，道家美學便把審美對象的領域無限地擴展為存在的一切，它為中國藝術提供了一種超出日常審美的標準：“毛嬙、麗姬，人之所以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曆與西施，……道通為一”，人間的美醜缺乏絕對的根據，當我們用自然之道的絕對標準來看時美可以轉化為醜，醜也可以轉化為美。莊子自己也曾描寫了大量麵貌奇醜的得道之士，如“闔足支離無脈”（跛腳、駝背、缺唇）和“翁大癭”（脖子長大瘤者），然而他們卻是人格美的極致。因此，正如李澤厚在《華夏美學》中所講“在文藝中，詩文中的拗體，書畫中的拙筆，園林中的怪石，戲劇中的奇構，各種打破甜膩的人際諧和、平寧的中和標準的奇奇怪怪，拙重生稚、艱澀阻困，以及‘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等等，便都可以成為審美對象。中國藝術因之而得到巨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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