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環境對中西社會心態的影響
喬拯克
(北京新東方學校)
【摘要】中西文明向來都是人們爭論與研究的熱點，在各個方麵中西方文化都有異同。這些都是因為中西方人類群體的居住與發展環境的不同造成的。環境塑造了中西方人類群體不同的文化背景，元素和內涵。本文試就中西方文化產生過程中的環境因素做分析，得出地理環境對中西社會心態具有一定的影響。
【關鍵詞】環境，中國，西方，社會心態
環境作為一種橫向決定因素，奠定了文化的基礎。從物理方麵看，即從地理環境著手，個因素作為一個因素係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文化的發展方向或模式。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具有很大的差異性。
地理環境對於中西文化中的社會心態具有很大影響。中西方人在社會關係上的基本看法，立場與原則具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西方人和中國人雖然都講究禮儀，但重點不一樣。親族關係上中西對此的處理也不同。在社會心態中最終有著一個崇尚和諧安定，一個崇尚競爭取勝。在人際關係問題上的看法有根本上的差異。中國講和而不同，西方講優勝劣汰。西方人講“優勝劣汰”，認為自然界把好的、優質的物種保留下來，淘汰那些劣質的、不能適應自然界變化的物種。萬物在那裏競爭，由天即自然界來選擇，所謂“物競天擇”。這個理論原本是對自然現象的概括。人類就是自然界選擇的結果。
中國與西方的環境有著明顯的不同。
中華文明的發祥首先不是在沿海，而是在黃土高原上孕育和發展起來的。然後在華北平原，再後是往長江以南發展，曆史上保持著長期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雖然也有來自北方的蠻族的軍事侵擾，但並沒有真正可以同它抗衡的文化力量。所以軍事征服者反過來又要被它的文化所征服。因此自古以來很容易產生一種安逸無憂的社會心態。
中國東臨大海，古代由於水上交通不發達，造船技術與人體質的有限，當麵對海洋時，隻能進行沿海鄰近地區的活動，而無法穿越大洋。明朝明成祖派遣鄭和下西洋，隻是偶爾的情況，而且下西洋的目的與成效也在現代成為定論。因此，中國人很少或者說通常是無法和大洋彼岸的人產生交往。故古代中國人對大洋彼岸的情況了解甚少。所以，東方海路基本上是不通的。中國的北部沙漠，那裏自古代被稱為野蠻的部落。這些部落迫於其生存環境的惡劣，長期垂涎於中國，構成對黃河中下遊被稱為中原的這個地帶的人的威脅。雖然中原人和他們又一定程度的交往，但他們的文化水平遠遠低於中原文化，所以與其交流亦難以促成新的更好的文化。再往北的西伯利亞，冰天雪地，人煙稀少，沒有發展的前途，因而北方這條路也幾乎就被堵死了。西部也不行，因為那裏大部分是高原或高山，也有大沙漠，沒辦法通過。好不容易有一條“河西走廊”，那簡直就隻是一個細縫，可以苟延殘喘似地透過一點東西氣息，但遠不足於使雙方呼吸通暢，所以也無法真正地產生較大規模的交流。剩下的就隻有南部了，但古代南方民族的文化也是遠遠低於當時被稱為中原的地區的文化水平的，因而南方民族常常被稱為“南蠻”。此外，應該注意的是，古時南方的土地還不適於耕種，《禹貢》中把全國土地分為九等，南方的土地是最差的，北方的土地是最好的，雖然後來北方的氣候開始惡化，而南方的氣候變得有利於農業生產了，但那時後來的事情了。在較早的時候，由於北方的氣候條件、土壤肥沃程度要高於南方，所以，文化就在氣候、環境適宜的北方發展起來了，尤其是黃河中下遊一帶。這裏各種動植物都容易發展，連樹木的葉子都是很肥大的，因為氣候潮濕，水分充足。隻有在北方這種獨特的環境裏，中國文化才容易發展起來。再往南，就是南部海洋，熱帶高溫，更沒有出路，也沒有可以借鑒的文明程度高的民族，所以往南方發展的路也幾乎被堵死了。一言以蔽之，古代中國隻能在這種幾乎封閉起來的空間裏發展自己。好在當時的中國土地肥沃，適合農耕，農業於是很發達。農業是向自然要糧食的，隻要土地不流失，氣候不惡劣，就可以長出莊稼來，就可以提供較好的生存條件。隻要不存在意外的天災人禍，耕種者就可以永遠留在那個地方，就可以安居樂業。環境把人安定在了那裏。於是，久而久之，中國人深層心理結構中那種流動的感覺就不強烈，人們不象西方人那樣習慣於跑來跑去。人們渴望安寧，渴望天下太平。所以天下太平的思想一直是中國人（包括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主流思想。[①]
因而文化的方方麵麵也就適應於這種環境及其有關條件漸漸衍生，最後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適應於這種環境的文化。這種宜於安居樂業的環境孕育了特別發達的家庭形式，並孕育出“孝”這種極重要的維係家族乃至皇權的權威思想觀念。溯其因，這都是由於環境賜予了中國人安居樂業的這種生存狀態，這種狀態必然要孕育並強化“孝”的觀念，且進一步催生出儒家“以孝治天下”的倫理政治綱領。[②]
雖然中國一直戰火連年，可是中國人本質上十分愛好和平。中國詩人白居易寫過一首詩，韋利先生翻譯為《折臂老人》，作者將一個自己折斷手臂以逃避從軍的老翁當作英雄來歌頌。這在其他任何國家是少見的。他們的和平主義植根於深思熟慮的思考。事實上，他們不期望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東西發生變化。中國人沒有西方民族中占支配地位的進步的觀念，並且提出了使人們行為衝動的合理化問題。毫無疑問，進步是我們西方的一個非常現代的觀念；我們將進步部分歸功於科學和工業主義。有文化而保守的中國人，今天的談話仍然遵循他們最早的聖人著作中闡述的思想。假如有人指出這表明中國人在思想方麵幾乎沒有什麽進步，那他們將會說：“當你已經享受完美的生活時，為什麽還要去尋求進步呢？”起初，這個觀點在一個歐洲人看來是消極的，但隨著我們智慧的增長會逐漸對我們自己的明智產生懷疑。人們會開始想到，那麽多我們稱之為進步的東西，其實隻是一種無休止的變化，而沒有使我們接近我們所希望的目標。[③]
因此在中國人看來人性是美好的，自然是美麗的，而社會生活也是理想的，所以說人們崇尚和諧安定不僅代表了生活態度也是社會心態的大勢，至於現在也是。這種社會心態促發了人們的對土地與國家的熱愛，促成了人們的排外心理。可以說是有利有弊。
西方的地理環境在當時就不適於農耕，當然它也有農業生產，但它的土地很不肥沃，樹葉大都是針葉形的多，地中海一帶是很貧瘠的。播下十五斤種子下去，收獲時可能三十斤都不到。不像在中國，隨手把種子丟下去，收獲的糧食就很可觀。所以，在這種土地資源條件下，西方人若不遠走他鄉，就無法生存。同時西方也有遠走的條件。雖然莊稼長不好，但是可以長草，大片的平原上長滿了草，這就適於遊牧，因而遊牧業發達。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條件，即有地中海這種內海，雖然不產什麽東西，可是作為航路卻很方便，等於不花錢地擁有數不清的交通要道。不像中國內陸崇山峻嶺或丘陵起伏，交通終是不便。地中海周圍有很多國家，隻要有船，彼此交往起來就很方便，可以進行海上的貿易。所以商業也就相對發達了。商業與遊牧二者的流動性都是很強的，是開放性的，而且它們都麵向大海，大海作為一種博大狂放的自然力，也激起他們一種挑戰的心理和啟示：必須與大自然博鬥，征服大自然。因而西方人的生存感也很強，是強悍的民族，要戰天鬥地，與大自然作鬥爭，無法與自然融合。而中華民族是要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因為吃的、穿的、用的，很多都是上地給的，對其抱有深厚的情感。而西方人由於流動性強，父幼別處、妻離子散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因此，客觀條件不會鼓勵他們象中國人那樣強調父母兄弟之間的那種親情關係，而是注重個人獨立的生存能力。所以，我們說，西方的這種環境使其必然向流動性和開放性發展，人際關係也必然不會像中國這樣是鐵板一塊，而是必然強調獨立，強調個人主義。追根溯源，首先是其所處的地理環境諸種因素為其奠定了基礎。
西方民族的這種戰爭性格也是由於其所處環境造成的，他要生存，就必須應對環境的挑戰，因而造成了他們性格中的堅忍或殘忍，同時導致其各民族之間長期互相鬥爭不斷，這種曆史過程漸漸就塑造構成了西方人的性格傾向：就是要鬥，絕不後退。因此在西方社會中有四種最重要的道德價值觀（cardinal virtues),其中第一種就是勇敢（此外還有節製、正義和謹慎）。西方人多半認同“隻有勇敢才是最珍貴的東西”這種價值觀。這其實是一種崇尚競爭取勝的社會心態，所以西方的發展迅速而有力。對於新事物的接受也比中國人容易，他們對於文化的吸收不是批判而是學習，是學而為我用以達到獲勝。
在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主流道德價值觀是仁、義、禮、智這四種或仁、義、禮、智、信這五種道德價值觀。至少，“勇敢”不是中國人最讚揚的東西。
早在本世紀初，在中國爆發的“新文化運動”高潮中，許多著名的知識分子就對中國文化與古希臘、羅馬以來的西方文化的異同作過許多比較，並進行過激烈的論爭。當時主編《青年》雜誌的陳獨秀，在1915年發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當時人們所說的“東洋民族”主要指中華民族，所說的“東方文明”主要指中華文明；所說的“西洋民族”和“西洋文明”指的是古希臘、羅馬以來的地中海—歐洲各民族和他們的文明）一文中，認為“東洋民族”和“西洋民族”的“根本思想”存在著三個方麵的差異：“（一）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注：陳崧（編）1989:12-16。）。李大釗則認為：“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注：陳崧（編）1989:64-78。）[④]
“歐洲人是早在荷馬和吠陀時代就有的競技運動傳統的繼承者。但在中國，即使涉及身體接觸的競賽都不多。在中國人的傳統中，競技運動很少。晚周時期，雖然駕車為君子必習的‘六藝’之一，但沒有明確證據能夠證明舉行過什麽駕車競賽。貴族行獵，但這不是競爭。封建時代中國僅有的一項確實具有競爭性的運動，就是射箭。西周的國王們設有箭術研習院，但競賽似乎具有儀式性質，有音樂伴奏，按標準動作進行……，而且是在隊與隊之間比賽（注：Bodde1981c:264-5．）。公元前208年，在秦國宮廷舉行過有眾多觀眾在場的競技比賽，可能包括射箭、駕車和摔跤（大概具有儀式性質），但這種競賽在紀元前44年被廢除，此後就被遺忘了。至少自戰國以來，中球運動和摔跤一樣，在士兵中很流行。但是，到唐朝的宮廷裏，玩足球不接觸身體。每個隊的隊員交替地朝著一塊懸掛著的布上的孔踢球。拔河在唐朝宮廷裏具有儀式性質，雖然人們玩從波斯引進的馬球。”（注：Fairbank1991:17-8．）卜德注意到，“無爭”是儒家主張的“君子”道德中重要組成部分：“孔子說：‘君子無所爭’。……他進一步解釋說，君子即使在射箭比賽場上，上場、下場以及下場後飲酒時，都需向對手作揖表示禮讓（《論語·八佾》）”（注：Bodde1991:148．）。[⑤]
中西兩大文明上古、中古時期生產、生活方式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中華文明經曆了數千年協作性的生產、生活方式，決定了它自然要產生一種相應的崇尚和諧安定的價值觀；而西方文明經曆了數千年競爭性的生產、生活方式，也自然要產生一種相應的崇尚競爭取勝的價值觀。
上古、中古時期的中國人，在經年累月的日常生活過程中感到離開和諧、安定、合作，就無法生存，從而產生崇尚和諧、安定、合作的自發意識。然後，這種自發意識經過共同體的思想家們歸納、提煉，升華成為係統的價值觀，並運用統治階層和普通百姓能夠理解的語言表達出來，大力倡導，一方麵成為統治階層製定大政方針的指導原則和行為規範，另一方麵也成為普通百姓自覺遵行的準則。孟子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注：《孟子·離婁上》。）。這些論證是思想家們通過對實際曆史過程的觀察與思考而提出的曆史經驗與教訓的總結，並據此要求國家領導人和士大夫官員在製定和貫徹大政方針時，要以促進普天之下遠近各方人民和諧共處、安定太平為宗旨，為此就要防止貧富不均，以強淩弱，或互相傾軋。因此，儒家堅決主張，統治者必須守仁愛之德，行仁愛之政，仁政理論與性善論是儒家在實踐中追求和諧安定的基本理論。為了使這種理論有更高的權威性，儒家進一步提出了作為天的意誌體現的民本主義理論，更進一步提出了整個宇宙秩序的普遍和諧論。由此形成了一套係統的追求和諧安定的價值體係。[⑥]
“在我看來，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即使他是一個可憐而貧窮的人，也要比一個普通的英國人快活。之所以中國人更快活，因為中國是建立在比我們西方人更加人道、更加文明的觀念基礎上的。不安定和侵略好戰不僅會導致明顯的罪惡，而且會使我們生活中充滿不滿情緒，剝奪我們生活的美好享受，並使我們幾乎喪失善於沉思的美德。在這方麵，近一個世紀以來我們西方社會的生活變得迅速惡化了。”[⑦]羅素對於中西文明的異同是很有研究的，在他的研究中他揭示了中西文明比較中最本質的東西。同樣他在《中西文明比較》一節中說：“……中國人認為維護自我和支配他人是罪惡的，中國人幾乎沒有西方白種人那種對其他民族的的人民實行集權統治的欲望。……中國在世界上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歸於中國人的美德。中國人本質上有一種寬容和友好的態度，他們表現出謙恭有禮，並希望別人禮尚往來。假如中國人選擇另一種行為方式，他們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
古代、中世紀的西方人的生產生活過程由於充滿了嚴酷的生存競爭，領袖人物和普通大眾自然就會產生崇尚競爭取勝的自發意識。在長達數千年之久的遊牧、遊耕生活時代，各部落都無一例外崇拜一位戰爭之神。在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著作中，崇尚競爭取勝的意識已升華成為相當係統的價值體係和世界觀體係。如柏拉圖，為了肯定希臘城邦擄掠異族人民作奴隸的現實，首先肯定“野蠻人”“是天然的敵人”（注：柏拉圖1986:210。），從而可以證明征服異族，並把被征服者變為奴隸，本是天經地義的事。這同中國儒家對待“蠻夷戎狄”的態度截然不同。如孟子所說“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裏；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注：《孟子·離婁下》。）這裏我們也看到，族群關係的現實區別導致了崇尚競爭取勝和崇尚和諧安定的價值觀的區別。柏拉圖麵對希臘城邦相互之間無休無止的戰爭和內訌，力圖從世界觀體係的高度做出解釋，他把現實社會中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區別歸結為神靈決定的“金、銀、銅、鐵”不同血統的區別，進而把現實社會中的衝突歸結為血統的衝突：“鐵和銀、銅和金一經混雜起來，便產生了不平衡：不一致和不和諧——不一致和不和諧在哪裏出現就在哪裏引起戰爭和仇恨。不論衝突發生在何時何地，你都必須認為這就是這種血統的衝突。”（注：柏拉圖1986:128,316。）單就追求和諧安定目標來看，柏拉圖與儒家有一致處。但柏拉圖不是像儒家那樣認為人的善良本性決定了統治者應該實行仁政和德治達到社會的和諧安定，而是認為人性本身是惡的，或善惡並存的，隻能運用法律強迫人們棄惡從善。在這方麵他的思想類似於中國的法家，不同的是法家在中國隻是作為儒家治國論的補充，不占主導地位，而柏拉圖以法律強製力量治國的思想，在西方一直占主導地位。例如，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雖然在許多方麵不讚成乃師看法，但在一些根本點上，卻保持一致。簡言之，亞氏認為，建立以中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共和政體，才是國家長治久安之道。他所說的中產階級，就是“家道小康”的農民或工、商人家，他們平時有穩定收入，不致放蕩不羈，且能持中參政，不走極端；戰時有足夠資產自備武裝，上陣衛國。這一方案與他老師的方案相比，似乎更為現實可行。但恰恰是他所寄予厚望的那個中產階級，在希臘、羅馬社會劇烈的兩極分化過程中，越來越失去立足之地，以至最後幾乎是隨著古典社會的滅亡而消逝殆盡。所以，亞氏的方案同樣也隻是海市蜃樓。而且，在價值觀和一般世界觀體係上，亞氏和他的老師實際上有許多一致處。如亞氏也同樣認同“性惡論”，同樣認為對“卑下部落”進行“掠取自然奴隸的戰爭”“應該是合乎自然而正當的”（注：亞裏士多德1996:23。）。他也和柏拉圖一樣，是主張強有力的統治者運用法律的強製力來實現社會安定。後來，基督教神學家把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這些思想，融入到基督教神學價值觀和世界觀體係之中，使基督教神學更加富有哲理，在西方中世紀的精神世界發揮著壓倒一切的主導作用。[⑧]
總的來看，西方古代、中世紀那種崇尚競爭取勝的價值觀和與之相應的“性惡論”、善惡二元論的世界觀與儒家那種崇尚和諧安定的價值觀和與之相應的“性善論”、宇宙和諧論的世界觀確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世界觀體係。但是，兩者之間絕不是沒有任何的一致之處。古代、中世紀的西方價值觀崇尚競爭取勝，但也追求和諧安寧。儒家崇尚和諧安定，但也不是否定一切的鬥爭和戰爭。曆代大儒都一致肯定伐無道、誅暴君的正義之戰，就是明證。因此我們說，這裏異中有同。[⑨]
儒家文化的元素決定了中國本土文化心理的各個方麵，包括社會心理與價值觀、人生觀。崇尚和諧安定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也成為了影響中國曆史的重要條件，政策的實施，曆史的前進，因此這是中西文化的異同所在。所以說地理環境對於中西文明中的社會心態具有重要的影響。最終形成了中國崇尚和諧安定，西方崇尚競爭取勝的社會心態，決定了中西文化中的許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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