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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勒生於波希米亞的喀裏斯特,1875年獲準進入維也納音樂學院就讀,向茱裏奧斯·艾柏士坦(Julius Epstein)學習鋼琴,隨後又到維也納大學修讀布魯克納講授的課程。他第一次嚐試作曲,是為了參加一場歌劇比賽而寫下悲歎之歌﹝後來馬勒把這部作品改為合唱曲﹞。不過他並未成功,於是把注意力轉向指揮,巴德廳的第一份指揮工作以後,他陸續擔任多家大型歌劇院指揮──1881年在利比亞納,1882年在歐婁摩茨,1884年在卡塞爾,1885年在布拉格,1886年在萊比錫,1891年則在布達佩斯。
1891年馬勒在漢堡歌劇院首次獲得長期聘任,直到1897年離開。於漢堡歌劇院任職期間,他在史坦因巴赫度過夏天並專心於作曲,這段時間裏馬勒完成了第一號交響曲和“少年魔號角”。
1897年,為了保住維也納國家歌劇院藝術總監這個極具聲望的位置,原是猶太教徒的馬勒改信天主教(當時並不容許猶太教徒擔任這個職務),自此十年他都留在維也納,以其近乎苛求的完美主義著稱。一年之中他花費九個月管理歌劇院,剩下三個月主要待在麥亞尼希作曲;他有一棟小房子位於沃特湖畔,馬勒在此創作了第二號至第八號交響曲。1902年,與愛爾瑪‧辛德勒結婚,育有兩個女兒;長女在1907年過世,同年他被診斷出患有心髒病,還失去了維也納歌劇院的職務──馬勒試著在維也納表演他並未被廣泛接受的作品,卻受到多數反猶太的媒體攻訐抨擊。縱然第四號交響曲曾獲得些許好評,一直到1910年第八號交響曲首演,馬勒才真正在音樂上得到肯定,之後的作品皆未在他生前公開演出。
馬勒一直承受著越發嚴厲的反猶太攻擊,直到1907年幾乎已是忍無可忍,同年接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指揮職務,1908年也指揮了一季,卻因為大都會轉念支持托斯卡尼尼而被停職。隔年又回到紐約擔任新成立的紐約愛樂交響樂團指揮,大約此時他完成“大地之歌”與最後一部完整的作品,第九號交響曲。1911年二月最後一次前往美國,此時馬勒的病況嚴重,在他要求之下被送回維也納。1911年五月18日,馬勒因鏈球菌感染病逝於奧匈帝國內的維也納,留下未完成的第十號交響曲。死後葬於維也納格林清墓園。
馬勒啟蒙於德國音樂傳統──發源自巴赫和“維也納派”:海頓、莫紮特、貝多芬與舒伯特等人的創作,融合了舒曼、孟德爾頌等浪漫時期作曲家的音樂,然而對其作品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的,則是馬勒所說,在貝多芬之後唯一作品中真正有“發展”的瓦格納。
馬勒的交響樂作品規模龐大,時間方麵和樂隊的編製方麵都是空前的,例如第三交響曲的第一樂章就長達30多分鍾。這樣,他的交響曲具有更多表現自己情感想法的空間。龐大的樂隊,有時還包括場外樂隊和大規模的合唱隊,使得對巨大的情感落差表達成為可能,而且能夠給觀眾極大的感官享受。
馬勒結合了浪漫主義的概念──包括為交響曲設標題,或是樂章的整合,與交響曲中歌曲曲調的運用,這些概念皆因交響樂團在管弦編製上的重大發展而得以實現。當他尋求能夠延伸其音樂世界的方法,所帶來的是馬勒擴展了交響樂體製,最後致使他打破對形式既有的認知。他曾說一部交響曲應該是一個獨立的世界。因此馬勒在呈現他的作品之時遇上困難,也會持續修改樂曲細節直到呈現的效果能讓他滿意。
馬勒的交響曲約可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被他當時正在閱讀的“魔號角”詩集強烈影響著,還融合了他取材自這本詩集的歌曲曲風,這個時期涵蓋了第一號至第四號交響曲。第二時期包含隨後三部交響曲,也被稱為“三部曲”。風格集中於猛烈的情感表現,其中第六號“悲劇”交響曲裏的鐵錘敲擊震撼當時的維也納聽眾,也啟發了其他作曲家。他最後的時期以複雜的對位結構聞名,包含第八號、第九號、和未完成的第十號交響曲,以及聯篇聲樂交響曲“大地之歌”。
馬勒著迷於承襲貝多芬,同時也懼於寫出第九號交響曲,宣稱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第九號”:意指與著名的貝多芬第九號D小調交響曲具有同等規模的交響曲。極少數作曲家能像馬勒般將其作品與生活如此隨意地融合。第十號交響曲的手稿上,還留著他給妻子愛爾瑪的記注(當時愛爾瑪與沃爾特·格羅佩斯發生婚外情),還有其他手寫的注釋等等。馬勒靈性深遠,被形容成“時時皆與上帝通達”,以神性自然描繪著他的音樂。
這個原因致使在馬勒死後,其音樂長時間被視為超脫情感,甚至達到神秘至高境界。從他無止盡地尋求擴展表達音樂的方式來說確實如此,不過他同時也是個極端熱衷的藝師──自其嚴謹的工作方式,細密計劃,還有對前輩作曲家的研究上就可看出。
某些角度來說,馬勒在追隨者眼中扮演的關鍵性角色,讓他儼然成為現代音樂的海頓。 他的作曲風格對勳伯格、韋伯恩、與貝爾格造成深遠影響,同時也影響了曾經與他共事,事業上受其助力的指揮家:布魯諾·瓦爾特與奧圖·克倫培勒。他們將馬勒的音樂介紹至美國,更改變了好萊塢電影配樂的做法。他不隻是個作曲家,更是提倡革新的指揮,他的理論、技巧至今仍使用。他時常說:“傳統隻是傷感。”,還要求大量排練曲目;即使這麽做讓公演品質比過去更為精進,終究導致馬勒與樂團之間關係緊張。
馬勒在世的時候,其作為指揮家要比他作曲家的身份名氣來得要大,還被認為19、20世紀最重要的指揮家。可惜馬勒不曾留下錄音。但根據旁人的描述,馬勒指揮時動作幅度很大,非常投入。
作品長期不被接受(部分原因可能來自於他猶太人身分),讓馬勒說出了那句名言:“我的時代將要來臨。”二十世紀中期,他的時代的確來臨。那些早已認識他的人與包含萊奧納德·伯恩斯坦在內的同世代指揮家擁護馬勒,渴求於探索音樂新浪潮的廣大聽眾看來似乎織成了擁護支持他的時代。馬勒的作品全集很快地被錄製,他的作品成為許多指揮登上職業顛峰的驗證。
20世紀後期新發展的樂理得以對馬勒的曲目做出改動,數次完成第十號交響曲的嚐試,還有其他曲目的修訂。萊奧納德·伯恩斯坦,克勞斯·滕斯泰特,皮埃爾·布列茲、裏卡多·夏伊、朱塞佩·西諾波裏,克勞迪歐·阿巴多、柏納·海汀克、小澤征爾、西蒙·拉特爵士、麥可·提爾森·湯瑪斯與本傑明·山德爾等數位指揮是樂界公認詮釋馬勒的好手,他的音樂將繼續吸引聽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