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政治腐敗最典型的傑作
在中國，特別是農村，當年不知陳永貴大名的肯定不多；在今天，特別是一般民眾，知道陳永貴是的恐怕也很少。這也許就叫中國特色吧！
上世紀60年代，當人們剛逃出饑餓造成的死亡陰影，還未喘過氣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又吼上了天。一方麵是要捕風捉影地搜索出“階級敵人”來進行鬥爭、鎮壓；另一方麵又要“大樹特樹”起一批所謂“工農兵英雄形象”來愚弄人民。他們的“形象代言人”分別就是軍隊方麵的雷鋒、工業方麵的王進喜和農業方麵的陳永貴。這就是當時被捧上了天的所謂“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兩麵紅旗。按照毛澤東教條的定義，這些英雄人物必須是“根紅苗正”、“苦大仇深”的正宗品牌貨，半點也沾不得階級敵人的邊。
但就在1964年，中共黨內高層已傳達了毛澤東要決定樹大寨為農業戰線的紅旗時，在大寨當地一個叫趙懷禮的老貧農，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爆出了驚人的猛料，他說陳永貴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參加日偽特務組織“興亞會”，當過，當地人都叫陳永貴是“二鬼子”。他這話是對當時來大寨“蹲點采訪”的一位新華社記者講的。按中國的規矩這樣的大事既不敢隱瞞，更不能報導，隻有如實向上反映。但中國向來就有“看人說話”的潛規則，即，位高，則一言九鼎，位卑，則人微言輕。毛老人家若說煤炭是白的，肯定是絕對真理，而我老人家若說煤炭是黑的，就可能是存心抹黑。所以這位趙老貧農的話，並未一石激起千層浪，而大寨紅旗和陳永貴先生的行情，就象今天的股市一樣一路飆升。到了文革，陳永貴的身價被當時媒體捧得和聖人也相差無幾了。
1968年文革中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在清查山西省陽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員李觀海和該公司另一名職工王久榮的檔案時，發現他們都提到在1942年前後參加了日偽特務組織“興亞反共救國會”。王久榮在交代材料中還特別注明“負責人是陳永貴”。這當然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當時69軍駐昔陽縣的支左部隊立即查閱了日偽檔案，從中發現不但有陳永貴的名字，而且還注明了陳是偽村長、情報員，是興亞反共救國會昔陽分會的領導成員，陳永貴的特務身分到此可以說是水落石出、鐵證如山了。
69軍軍長謝振華（以後是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立即命副軍長李金時將此事呈報中央。按當時階級鬥爭理論，這種“暗藏的階級敵人”，肯定是立馬實行專政，坐牢，殺頭都是題中之義。然而上報中央後，周恩來竟然在材料上批示：“69軍的同誌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影印件可報中央”。謝振華按周恩來的指示，以69 軍黨委的名義，於1968年12月將此事上報中央。在周恩來參觀大寨時，謝又當麵向周匯報請示。可是周卻說“要維護大寨紅旗，作為曆史問題，陳永貴仍可當代表出席九大，但隻當代表”。在當時所謂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鬥得熱火朝天、你死我活的情況下，周恩來絕對不敢擅自作出這樣的決定，否則一旦被人抓住把柄，這包庇階級敵人而且是賣國還得了？那豈不比劉少奇的下場還慘。所以後來更有人傳達最高指示“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不但不準再提，而且“提” 這事的封疆大吏謝振華也弄來批鬥，罪名是“整陳永貴同誌的黑材料”。原來貨真價實的是同誌，揭露曆史反成了罪人。陳永貴不但當了九大代表，後來還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最後直混到官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由此可見，所謂的主義、信仰、階級、路線乃至民族大義，都必須服從一個人的旨意，那就是“偉大領袖”。為了領袖的偉大、光榮、正確，任何是非善惡都可以隨意顛倒。因為“大寨紅旗”是偉大領袖樹立的，所以周恩來說必須要“維護大寨紅旗”，哪怕這麵紅旗是弄虛作假樹起來的，其“形象代言人”又是當過為人不齒的、賣國求榮的，既然他已有幸被偉大領袖“樹”起來了，而偉大領袖是永遠不可能有錯的，所以、臭狗屎也就成了香餑餑，誰敢說他是狗屎，那就是“不顧大局”，所以即便你是封疆大吏的謝振華，也要定你為“整陳永貴同誌的黑材料”而加以批鬥。這就是毛澤東暴政年代，最典型的政治腐敗現象。
這種腐敗是獨裁專製製度下的必然產物，也隻有在獨裁專製的土壤中，才會結出這樣的毒果。而在民主社會裏，由於有反對黨的存在，政府的權力受到製衡，有獨立的新聞媒體的監督，政府官員甚至總統，哪怕一點私人生活上的不檢點，也會鬧得滿城風雨。何況象陳永貴這種背叛民族、出賣國家的行為，要一手遮天、瞞天過海是根本不可能的。試想想，尼克鬆的水門事件，又未叛變民族，又未出賣國家，克林頓的“拉鏈門”，更是生活小節，但尼克鬆就得下台，克林頓不但向全國道歉，還得接受檢察官調查。如果在他們的政府高官裏發現了有人曾參加過蓋世太保或克格勃的人，二位總統認錯道歉還唯恐無法了結，未必誰還敢牛氣衝天地說什麽“總統知道了，別再提了”，你們要“顧全大局”！──除非此時總統已經嚇瘋了。
重溫陳永貴這段發跡史，讓我們看到了民主與專製的根本區別。換言之，在民主社會裏，哪怕國家元首也得依法依理辦事，違法必究；而在專製製度下，誰的官大，誰就擁有絕對的“真理”和無上的權威，就可以不受任何製約地胡作非為。其實人們心裏早就明白，所謂大寨的英雄業績，全是國家出錢，無數軍工、幹部、工人、學生的“義務勞動”去堆積出來的，但誰也不敢去捅破這層紙，誰也不敢去喊一聲“皇帝是光屁股呀”。誰要敢於去以身試“權”，輕則被斥之為“不顧大局”，重則就是“存心抹黑”、“反黨反社會主義”了。
那些口口聲聲說毛澤東年代沒有腐敗的人，不妨來好好看看這個最典型、最鮮明、最突出的政治腐敗案例吧！
在中國，特別是農村，當年不知陳永貴大名的肯定不多；在今天，特別是一般民眾，知道陳永貴是的恐怕也很少。這也許就叫中國特色吧！
上世紀60年代，當人們剛逃出饑餓造成的死亡陰影，還未喘過氣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又吼上了天。一方麵是要捕風捉影地搜索出“階級敵人”來進行鬥爭、鎮壓；另一方麵又要“大樹特樹”起一批所謂“工農兵英雄形象”來愚弄人民。他們的“形象代言人”分別就是軍隊方麵的雷鋒、工業方麵的王進喜和農業方麵的陳永貴。這就是當時被捧上了天的所謂“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兩麵紅旗。按照毛澤東教條的定義，這些英雄人物必須是“根紅苗正”、“苦大仇深”的正宗品牌貨，半點也沾不得階級敵人的邊。
但就在1964年，中共黨內高層已傳達了毛澤東要決定樹大寨為農業戰線的紅旗時，在大寨當地一個叫趙懷禮的老貧農，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爆出了驚人的猛料，他說陳永貴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參加日偽特務組織“興亞會”，當過，當地人都叫陳永貴是“二鬼子”。他這話是對當時來大寨“蹲點采訪”的一位新華社記者講的。按中國的規矩這樣的大事既不敢隱瞞，更不能報導，隻有如實向上反映。但中國向來就有“看人說話”的潛規則，即，位高，則一言九鼎，位卑，則人微言輕。毛老人家若說煤炭是白的，肯定是絕對真理，而我老人家若說煤炭是黑的，就可能是存心抹黑。所以這位趙老貧農的話，並未一石激起千層浪，而大寨紅旗和陳永貴先生的行情，就象今天的股市一樣一路飆升。到了文革，陳永貴的身價被當時媒體捧得和聖人也相差無幾了。
1968年文革中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在清查山西省陽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員李觀海和該公司另一名職工王久榮的檔案時，發現他們都提到在1942年前後參加了日偽特務組織“興亞反共救國會”。王久榮在交代材料中還特別注明“負責人是陳永貴”。這當然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當時69軍駐昔陽縣的支左部隊立即查閱了日偽檔案，從中發現不但有陳永貴的名字，而且還注明了陳是偽村長、情報員，是興亞反共救國會昔陽分會的領導成員，陳永貴的特務身分到此可以說是水落石出、鐵證如山了。
69軍軍長謝振華（以後是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立即命副軍長李金時將此事呈報中央。按當時階級鬥爭理論，這種“暗藏的階級敵人”，肯定是立馬實行專政，坐牢，殺頭都是題中之義。然而上報中央後，周恩來竟然在材料上批示：“69軍的同誌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影印件可報中央”。謝振華按周恩來的指示，以69 軍黨委的名義，於1968年12月將此事上報中央。在周恩來參觀大寨時，謝又當麵向周匯報請示。可是周卻說“要維護大寨紅旗，作為曆史問題，陳永貴仍可當代表出席九大，但隻當代表”。在當時所謂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鬥得熱火朝天、你死我活的情況下，周恩來絕對不敢擅自作出這樣的決定，否則一旦被人抓住把柄，這包庇階級敵人而且是賣國還得了？那豈不比劉少奇的下場還慘。所以後來更有人傳達最高指示“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不但不準再提，而且“提” 這事的封疆大吏謝振華也弄來批鬥，罪名是“整陳永貴同誌的黑材料”。原來貨真價實的是同誌，揭露曆史反成了罪人。陳永貴不但當了九大代表，後來還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最後直混到官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由此可見，所謂的主義、信仰、階級、路線乃至民族大義，都必須服從一個人的旨意，那就是“偉大領袖”。為了領袖的偉大、光榮、正確，任何是非善惡都可以隨意顛倒。因為“大寨紅旗”是偉大領袖樹立的，所以周恩來說必須要“維護大寨紅旗”，哪怕這麵紅旗是弄虛作假樹起來的，其“形象代言人”又是當過為人不齒的、賣國求榮的，既然他已有幸被偉大領袖“樹”起來了，而偉大領袖是永遠不可能有錯的，所以、臭狗屎也就成了香餑餑，誰敢說他是狗屎，那就是“不顧大局”，所以即便你是封疆大吏的謝振華，也要定你為“整陳永貴同誌的黑材料”而加以批鬥。這就是毛澤東暴政年代，最典型的政治腐敗現象。
這種腐敗是獨裁專製製度下的必然產物，也隻有在獨裁專製的土壤中，才會結出這樣的毒果。而在民主社會裏，由於有反對黨的存在，政府的權力受到製衡，有獨立的新聞媒體的監督，政府官員甚至總統，哪怕一點私人生活上的不檢點，也會鬧得滿城風雨。何況象陳永貴這種背叛民族、出賣國家的行為，要一手遮天、瞞天過海是根本不可能的。試想想，尼克鬆的水門事件，又未叛變民族，又未出賣國家，克林頓的“拉鏈門”，更是生活小節，但尼克鬆就得下台，克林頓不但向全國道歉，還得接受檢察官調查。如果在他們的政府高官裏發現了有人曾參加過蓋世太保或克格勃的人，二位總統認錯道歉還唯恐無法了結，未必誰還敢牛氣衝天地說什麽“總統知道了，別再提了”，你們要“顧全大局”！──除非此時總統已經嚇瘋了。
重溫陳永貴這段發跡史，讓我們看到了民主與專製的根本區別。換言之，在民主社會裏，哪怕國家元首也得依法依理辦事，違法必究；而在專製製度下，誰的官大，誰就擁有絕對的“真理”和無上的權威，就可以不受任何製約地胡作非為。其實人們心裏早就明白，所謂大寨的英雄業績，全是國家出錢，無數軍工、幹部、工人、學生的“義務勞動”去堆積出來的，但誰也不敢去捅破這層紙，誰也不敢去喊一聲“皇帝是光屁股呀”。誰要敢於去以身試“權”，輕則被斥之為“不顧大局”，重則就是“存心抹黑”、“反黨反社會主義”了。
那些口口聲聲說毛澤東年代沒有腐敗的人，不妨來好好看看這個最典型、最鮮明、最突出的政治腐敗案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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