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客教授談“中國大饑荒”：三個驚人的發現/罪惡超過紅色高棉/轉載
往事如煙乎 於 2014-8-15 16:13:26 發布在 凱迪社區> 貓眼看人
[size=1.35em] 轉發者按：
“餓死人是要上史書的”這一譴責和警告，竟然成了共和國主席自身的亡命之見，竟然成了綁架全體中國人民厄運的導火索，竟然成了造成中國曆史上最大浩劫的直接緣由 ，這樣的罪該如何理解？該給以怎樣的審判才不辱華夏民族和不恥人類文明曆史？
馮客教授談“中國大饑荒”：三個驚人的發現
前不久，香港大學教授、中國曆史學家馮克.（Frank Dikotter）以他的曆史著作《毛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一書贏得英國塞繆爾R26;約翰遜文學獎。（見《祝賀關心中國大饑荒的馮克獲獎》（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0249564）
日前馮客教授在美西世界著名學府斯坦福大學，就這段中國曆史進行專題演講。他說，在查閱研究當年的曆史檔案中，他有三個驚人的發現。
馮客教授目前任教於香港大學，他利用駐港期間的便利條件，對當年的這段中國曆史進行了深入研究。四年前中國大陸開始對部份三十年以上的檔案解密，對公眾開放，作為曆史學家的他趁此時機開始了檔案調查，使他對此段曆史有了全新的認識，並撰寫了《毛時代的大饑荒》一書。此過程，他對文革時劉少奇的遭遇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提起“毛時代的大饑荒”，人們就會想起 “大躍進”。當年，以毛為了超英趕美，發動全中國民眾大煉鋼鐵、放衛星……。馮客教授指出，這個企圖大幅度增加中國工農業發展的誤導性政策“不慎”引發 “三年自然災害”，最後導致一場令人痛心的大饑荒，據人口統計學家統計，令三千多萬人死於非命。
他強調，這場對中國人民的災難是發生在和平年代，而非戰爭時代。
馮客先從廣東省檔案局開始調查，在閱讀過程中，他看到有大量關於此期間的史料，包括公安部報告、屠殺調查、省級領導的坦白，如甘肅省長張中良、及普通老百姓給領導人的信函。他在研究中他對此段曆史有三個新的發現。
1、大躍進時頻繁濫用酷刑 其中包括兒童與孕婦
使他吃驚的第一個發現是，大躍進時頻繁濫用酷刑，而受刑對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兒童、婦女、更有孕婦。他說：“檔案局有非常詳細的報告，誰為什麽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廣東，孩子們被捆綁後推下水塘，一個12歲的小男孩被關進一個吊起的籠子。開始時我以為這隻是一個個例，但當我在其它檔案館 (調查時)，暴力(的記載)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出現――異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壓。”
這個意外的發現促使他在之後的4年，走遍全中國，查詢了廣東、甘肅、山東等數十個市、縣和北京的檔案局。他說，檔案史料中記載的大饑荒，許多地方更像波爾布特的柬埔寨死亡營，而不是張藝謀的電影《活著》。
馮客表示，他至今還在用饑荒一詞來描述這段曆史，但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程度的災難?當人們提起波爾布特時，會想起群體滅絕?柬埔寨有8百萬人，估計有170 萬~250萬人，在紅色高棉時期死亡，少數被殺，而多數是被勞動至死或餓死。在研究中，他發現安徽阜陽有8百萬人，與柬埔寨人口相同，當地的曆史學家，非常詳細地記錄了大饑荒時的情況，數據顯示有240萬人死於非命。而中國在1958至1962年期間，死亡人數是紅色高棉的20倍以上。
檔案館有很多具體數據，多數來自於公安部，也有來自於統計局與省、縣62-64年的調查報告，通過這些數據，馮客估計“大饑荒”時代，中國至少有4仟5佰萬人死於非命。其中6-8%死於暴力，超過比波爾布特統治時的死亡總數。
在四年的研究中，馮客花了6個月在檔案局閱讀史料。對於大躍進中濫用酷刑，馮客表示“一開始，我很難看到緣由，但慢慢明朗化”。因為人民公社建立後，人們失去了一切，房子、生活、耕牛、工具、包括幾年前剛剛分到的土地，所以耕農沒有任何動力勞動。大饑荒開始後，種植的糧食，也不屬於耕者所有，要全部上交。為了生存，在甘肅和廣東等地，出現了襲擊和搶燒糧庫的事件。他舉例，1961年1月底在廣東的一次糧庫襲擊後，農民將糧食燒掉並留下了憤怒的字跡：糧食不是我們的，所以不如燒掉它。因此執行黨的政策，就需要使用更多的暴力強迫饑餓的農夫勞動。
2、很多在饑荒中死去的人不是餓死 而是因被禁止給予食物
他的第二個意外發現，是在大饑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給予食物，而非無食被餓死。
馮客表示，因為人們的住房被拆，財產被沒收、不能自己燒飯，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養”，不能勞動的病、弱者被視為負擔，而為了滿足黨組織不斷下達的更高上交指標，許多地方對病者、弱者、反對者、開會睡覺著、所謂的壞因素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懲罰，這樣的例子在檔案中並不少見。例如，四川許多縣，80% 的人死於無食懲罰。
但大饑荒所造成的後果遠遠超過了死人，馮客表示，強硬的公社化手段導致了房屋、交通、土地和環境的破壞，也導致了人性的惡化與人們在道德上的妥協。
他舉例?“在湖南省的一個村莊裏，一個人被迫活埋自己的孩子，因為這個孩子偷了一把糧食，這個父親三周後傷感而死。”從檔案史料中他發現，活埋在全國一次、一次地出現。
在大搞工農業的政策下，從1958年開始許多農村土房被拆後用於肥料，被誤導的農民認為大躍進一定能實現，不久就會重造高樓大廈甚至是飛機場，也將土房拆毀，建造人民公社所用的磚頭也來自於個人房屋，而農民為了生存私自藏糧被發現後，地方官員也用拆房的辦法使農民不能藏糧，最終導致大量房屋被毀。
3、一切災難是由一個可怕的執政係統發動 並導致人民的道德墮落
此外，1961年9月胡耀邦與一隊人同行，在淮河與黃河流域進行了3個月的調查，期間發現裸體死去的婦女和孩子，經調查發現她們為了要口飯吃，把身上的衣服變賣了。胡耀邦的調查結果是，大躍進的水力工程破壞了當地環境，使土地喪失承水能力，最終導致了這場惡果。
在馮客的書中，不僅記載了大饑荒時的災難，也記載了人們的生存方式。在對民眾的采訪檔案中，馮客發現，“偷”是一個最決定性的生活策略，能否偷成為了能否存活的問題?“銷售員在店裏偷東西、協助人員開假發票、在賬本上做花樣……”
“一個名為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報到最高領導人，他的雙腿被鐵絲捆，有人用一塊十公斤的石頭砸他的背，他的一隻耳朵被剁，最後一個人用滾燙的工具烙他。為什麽?因為這個人偷了一個土豆”他說，
但為了生活，偷竊一時成了社會風氣?工人偷工廠、農民偷吃未成熟的生糧食?有時在農村，農民用兩本賬本，一本給黨的官員看，一本給自己看?收糧後先給自己分一點?在運送過程中人們用竹子偷糧，再把沙子參進糧食中彌補重量?在廚房裏，廚師做飯也盡量偷一點?當飯擺在桌上時，有時一半已經沒有了。
他還說，據檔案記載，1961年1月甘肅省發生了500起農民成群搶劫貨車的事例，在1月底的一次劫車中，4仟農民把貨車搶劫一光?有一次農民們從貨車上搶劫了軍服後，穿著軍服再搶劫了當地的糧庫。在湖南的一個縣，兩個月中30個糧庫被搶或被燒。
在強大的政治高壓下，人們失去了一切後開始墮落，社會也開始崩潰。馮客表示，為了生存，人們被迫隻好被迫互相摧殘?鄰居之間互相盜竊，家庭中的弱者成為了被欺負的對象?有的為了孩子的未來，將孩子賣掉?被丈夫拋棄的女子，不知如何麵對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還是孩子的生命選擇中痛苦掙紮，被逼將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殺。此時中國的自殺率急劇升高。
馮客表示，“真正的不幸是普通的人民、尤其是農村的貧民，為了生存必須在道德上做出多種妥協，所以大破壞與墮落同步進行”。而這一切都是一個可怕的執政係統中執行著。
劉少奇對大饑荒認識的改變
一直以來，劉少奇都堅決認為大饑荒是其他人的錯誤，而毛是對的；直到1961年1月，他走訪了整個湖南省後，他的認識完全變了。他在給毛的一份密信中表示，與公安和省領導談話中，他得知全省估計有40%的房屋被毀。而馮客在檔案中發現，四川部份地區，則有60%-70%的房屋被毀。
在《毛時代的大饑荒》中記載一段了劉少奇與毛的爭吵：劉少奇告誡毛停止假裝大躍進的過錯隻是十分之一；過錯是十分之九。馮客表示，這場在1962年劉與毛的爭辯，定下了劉在之後在文化大革命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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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紀念人民日報畝產萬斤報道發表55周年
老醉漢 於 2015/3/21
人民日報是中國GCD的喉舌，為了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派遣記者和編輯，不遠萬裏，深入農村，1958年春上到湖北麻城，後來到福建海星工作。8月13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重要位置發表了湖北麻城水稻畝產36900斤、福建海星花生畝產10500斤的報道。
一家報社，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把中國的糧食產量一舉提高到畝產萬斤、畝產十萬斤，這是什麽精神？這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樂觀精神，這是“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創造精神，這是“不管你們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自信精神。每一個中國GCD員、尤其是統計局和發改委的D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
錢學森認為：隻要充分調動農民勞動積極性，加大栽種密度，多施化肥，夜晚點上電燈讓稻田繼續進行光合作用，畝產萬斤完全可以在社會主義中國率先實現。有三個人對錢學森的觀點提出批評，一個叫巴金的作家，一個叫方勵之的學者，一個叫袁隆平的農技員。爭論到了中南海，毛ZX一錘定音：錢學森實踐了一條列寧主義的種糧路線，在糧食生產上我們要反對狹隘本本主義和狹隘教條主義。於是乎，巴金送進五七幹校，方勵之下放工廠，袁隆平發配到海南島的荒郊野外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人民日報自1948年創刊以來，堅持不說假話專說真話，這源於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GCD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專揀領導喜歡的說，專揀好話說，專拈成績說，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誌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GCD員，至少不能算一個純粹的GCD員。從人民日報社參觀回來的人說到人民日報，沒有一個不佩服，沒有一個不為人民日報精神所感動。湖北麻城、福建海星的軍民，凡親身受過人民日報記者的采訪和親眼看過人民日報記者的工作的，無不為之感動。每一個GCD員，一定要學習人民日報記者這種深入一線報道、靠前報道的群眾路線精神。
人民日報是個報社，他以報道為職業，對報道內容精益求精；在整個中國D報D刊係統中，它的數字是最可靠的，對人民群眾的激勵作用也是最大的。在人民日報畝產萬斤係列報道的鼓舞下，全國上下都掀起了放衛星的高潮，我國水稻畝產一路飆升，很快就突破了畝產11萬斤。雖然接下來的三年發生了餓死3800萬人的大饑荒事件，但這主要是天災，與人民日報沒有關係。
我和人民日報天天見麵。後來我也給人民日報寫過許多信。可是因為忙，人民日報一次也沒有發表。對於人民日報畝產萬斤的報道，我是很支持的。現在大家紀念人民日報畝產萬斤報道發表55周年，可見當年報道的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這種樂觀、創造和自信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一個做過中國夢的人。(文/一點五)
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舊文
中國是個農業國。盡管現在工業、輕工業以及其它領域的科技已經發展的很不錯，但我們依然是一個以農業為主體的國家。
因此，即便是今天，中國人對農業並不陌生。
而過去，我們對賴以生存的農業則更加熟悉。
五十年前，樸實的中國農民突然說起夢話，他們興奮而自豪地向全國、全世界宣布：他們種植的水稻，已經達到畝產“十三萬斤”！此條消息，刊登在當年《人民日報》上。爾後。又有新的消息，不斷打破此項紀錄。
也許直到今天，生活在城市裏的人們，並不知道水稻畝產一般是多少斤。以為這隻是多虛報了一點，對於一向喜歡麵子的中國人，這不是什麽值得譴責的事。
但醉漢要告訴你一個常識，水稻畝產八百斤以上，都屬高產。單產千斤以上也有，但那不是均產。就科學試驗來說，目前，想大麵積突破畝產兩千斤，也跟我們想去月球旅遊一樣。
那麽，畝產十三萬斤是個什麽概念呢？
簡單地說，就是誇大了將近兩百倍！
形象地說，就是你有六百五十元人民幣，報紙以及領導卻告訴你說：同誌，你現在有十三萬元人民幣了！
假如這六百五十元人民幣，真的跟買彩票中獎一樣，變成了十三萬元人民幣，那麽，中獎的人就是跟範進中舉一樣興奮地發瘋也值得。
可惜的是，範進中舉是真的，換言之，他瘋得也值。而我們畝產十三萬斤的衛星卻是假的，我們這個瘋，發得冤。直接的後果，就是在虛報了這麽多產量後，卻無法向國家交納相應的公糧。在一大二公大一體的體製下，隻能傾倉上交，致使幾千萬生靈活活餓死。
按說，像這樣連孩子都不會相信的謊言是騙不了人的。但悲哀的是，就有那麽一大批人相信。其中，大多數還是我們的黨政領導。
他們真相信嗎？
他們不是白癡，顯然心裏是不相信的。
可他們為什麽要假裝相信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偉大的領袖相信。
隻要他老人家相信，大家就相信。
這裏，除了人們對他老人家的盲目崇敬與信仰外，更多的是懼怕。說穿了，是在淫威之下的屈服、順從。殘酷無情的棍子，打斷了這些人的脊梁骨。頂戴花翎，壓彎了他們的腰。
鄧拓用《偉大的空話》譏諷了一下，代價是以死謝罪。彭德懷用《萬言書》指正了一下，結果是憑空給他捏造一頂“反黨集團”的帽子。
在這種專製專橫氛圍下，誰願意直抒胸臆？
於是，說謊與欺騙很快在全黨全國成燎原之勢。疾風勁草，隻能被燒焦。
可他老人家信不信呢？
要說他信，那他那非凡的大腦某部分難道有病？
要說他不信，以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性格，像撒出這樣彌天大謊的人豈不要掉腦袋？
有史家言，他是用指鹿為馬的方式，來區分路線鬥爭中的敵我。
這些安邦定國大事，醉漢不感興趣。
醉漢隻想問一下：像這樣明明白白欺世欺天下的謊言，與大規模餓死人的罪孽，為什麽在五十年後的今天，還得不到清算與澄清？
畝產萬斤可以和皇帝的新衣、指鹿為馬並列為三大自欺欺人之名作，皇帝的新衣是虛構的，所以還是中國人厲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