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知青生活的苦衷
作者：高世潔 2006年2月10日
1969年1月9日，獲準隊長批準我回開封探望母親之後，我急忙戴上一頂破棉帽子，裹了件半截長的棉大衣，下午3點離開了鐵爐七隊。西華縣距離開封市約200多公裏，那天我卻走了將近12個小時。
艱難的行程
向南越過我們剛完工的沙河，直奔逍遙鎮。天灰蒙蒙的，看樣子要下雪了，一路沿鄉間小道快步前進。15裏路用了80分鍾，來到逍遙鎮時天已漸至黑夜。匆匆喝了一碗胡辣湯，吃下兩個燒餅，天已經開始飄雪花了。我來到一個去許昌、開封方向的十字路口，準備搭輛順風車。雪越下越大，天也越來越冷，行人已經非常稀少，我獨自站在路口，對過往的車輛揮手示意。過了幾輛車，有的不停，有的不是去許昌、開封方向的。突然想起三個月前的一個晚上，一位開封中學，初中六八屆的學弟趙正文在淮陽縣因強行扒車回家，不幸被車碾壓至死，年僅15歲。想起此事我頓時一陣心酸，一陣寒戰。
眼看已經要8點了，天已全黑，今晚萬一等不到車，風雪之夜我該去哪裏安身啊。遠處又有燈光在閃動，快到我跟前時，看車頭是“解放牌”貨車。馬上招手，並抱拳作揖，萬幸車子真的停下來了，和司機師傅說明原由，他說：“上後麵去吧！”我立馬踩著後輪，爬上後麵的翻鬥，車繼續向許昌方向開去。車鬥的鋼板冰涼，沒有車棚，我在靠近駕駛室處扒開積雪蹲下，把棉帽的護耳放下來，豎起棉大衣領子，龜縮成一團。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有車能搭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車在前進，離家越來越近。北風在頭頂呼嘯著，鵝毛大雪漫天飛舞，旋落在身上，一會兒功夫，我就變成了活雪人。大概開了五個小時，車子到了開封火車站，司機師傅對我說：“到了，你下來吧。”而我的腿腳由於長時間的冰冷和蜷縮，麻木的難動彈，凍的快要失去了知覺。直起腰時，棉大衣上的冰哢哢作響。由於長時間靠在冰冷的鋼板上，我的後背有一片皮膚的神經已經因凍壞死，至今對冷熱疼痛刺激沒有任何知覺。我慢慢下了車，向司機師傅深深地鞠了一個躬，說聲謝謝！車子開走後，我跑進火車站候車室，那裏有鐵爐子，大家都圍著取暖，我要讓凍僵的身體恢複一下才能繼續向家走。離開候車室時回頭看看時鍾，指向一點，鵝毛般的雪還在紛紛揚揚的飄舞著，踩在腳下嘎吱嘎吱作響，風雪之夜，我還要步行12裏路才能到家。這就是毛澤東時代，千千萬萬知青的命運，他老人家在溫暖如春的中南海裏“其樂無窮”時，我們多麽需要紅太陽的一絲溫暖。可是，紅太陽，你躲起來了！當我們酷暑難耐的勞動時，你又在我們頭頂施展魔法，更殘酷的打壓我們。下鄉時，就是沿著這條解放路，在陰沉的天空，蒙蒙的細雨中離開開封的。現在的解放路一片寂靜，一片白。解放路啊！解放路！你什麽時候能解放我們啊！
進家後更痛苦
經過了11個小時的艱難跋涉，終於到家。我用水果刀輕輕地撥動門栓，打開屋門，已是淩晨兩點多鍾。屋裏沒有一絲暖意，與屋外一樣冰冷，昏暗的燈光下，我看到母親在西屋北間頭朝南躺著，聽到我的開門聲，她醒了。得知母親已經病了三天，還在發燒，起不來床，枕頭邊上放著一塊硬幫幫的雞蛋糕。多虧同院鄰居孔伯仲挑了兩擔水，並送來一暖瓶開水，直到今日感激不盡。這真是：
病纏身食已盡呼兒不應，與孩兒相見好似在夢境。
你滿身冰雪娘怎不心疼，見你娘更牽掛小兒實情。
娘忍不住的眼淚似水淌，點點滴滴撒在兒的心上。
孩兒見娘如此悲慘淒涼，深感心如刀割寸斷肝腸。
是他把我們逼上了絕望，咱小民怨恨何日能伸張。
待到日落西山！再升朝陽！
這段毛澤東痛訴舊社會的經典語句，用來形容當時的社會一點都不過分。
母子倆漸漸脫離悲痛，麵對現實，重整生活。我給母親倒了一杯熱水，讓她服下退燒藥，繼續睡覺。我去西屋南間睡了。屋內雖然冷，卻也好過風雪夜龜縮在解放卡車的翻鬥裏的狀況，頗有些幸福感。早上起來給母親做了碗疙瘩麵湯，母親吃藥後繼續休息。我打掃一下積雪，去糧站買五斤麵，中午母子二人飽餐一頓鹹麵魚（麵疙瘩鹹湯）。可能是心情好一點的原因，母親下午慢慢起身下床了。在家陪伴母親三天，見她身體漸漸恢複，我對她說：“娘，我還得回隊裏。”然而卻遇到一個使我內心自責不已的難題，錢！母親的錢都是由哥哥姐姐寄來的，勉強夠生活。一分錢難倒英雄漢。麵對母親，我幾次不知如何開口，羞愧難言，殊不知，孩兒已長大成人，但身上並無分文。母親看出我的心思，給了我十塊錢。我拿著這十塊錢買了二斤醬油，二斤醋和一斤鹽。回到家將所買東西和三個饃，一點鹹菜，一個塑料碗放在編織袋內，用一根麻繩的中間紮住編織袋的口，麻繩兩頭分別綁在編織袋底部的兩個角上，做成一個簡易“雙肩包”。
第二天吃過早飯，告別母親，謝過鄰居後，懷揣著餘下的六塊錢，踏上返鄉路程。這六塊錢不能花，我決定偷偷扒火車，由鄭州轉車到許昌。我這一套行裝一看便知是知青，火車上一般不查知青的票。從開封站扒上一輛鐵悶子車到鄭州，在站內尋摸一個多小時，又爬上一輛去信陽的火車，下午2點多到許昌，不能從檢票口出站，隻能沿鐵路走一段，到閘口處溜出來。吃點東西後，走出市區，來到通往逍遙鎮的公路口，又站了一個多小時才搭上順風車，到逍遙鎮時天將黑，謝過司機師傅，背起我的“雙肩包”，開始15裏的步行。
又回到鐵爐大隊勞動
走在鄉間小道上，田間的雪還沒化完，一片白，遠處稀疏的村莊似圍棋盤上的幾粒黑棋子，不時傳來幾聲狗叫，更顯得這篇廣闊平原的寂靜。腦海中又浮現出母親獨自在家，無依無靠，臥病在床的景象，不由得一陣心酸。麵對眼前的雪原，我看到前麵的路依然黑暗，看不到歌曲《東方紅》中“他為人民謀幸福”的“幸福”在何方，不僅我一人看不到，數以萬計的人民都看不到，取而代之的是對未來的恐懼和迷茫。回到隊裏已經晚上8點，大家都已吃過飯，我邊啃著從家帶來剩下的一個饅頭和鹹菜，邊向世予講述母親的狀況。微弱的燈光下，看到世予眼眶中閃爍淚光，我沒有再說下去了。
第二天晴天，太陽帶來一絲暖意，地上的積雪開始融化。今天要幹的又是一個苦活、累活--去磚窯燒磚。冬天農閑時一般有三種活要幹：一是挖河，二是燒磚燒瓦，三是條編（編筐，編簍）。秋天天氣幹燥，社員們脫製大量磚坯，現在已經風幹，就等農閑時燒成磚。我們8人跟著社員來到建在村北1裏多地的磚窯。
燒磚是項力氣活，也是技術活。隊裏一位有經驗的長者是窯頭，帶著兩位身強力壯，具有一定裝窯，燒窯經驗的助手，指揮著由幾十人組成的勞力大軍（我們知青就在其中）負責運送磚坯、柴火、飲窯和出磚這些力氣活。
這是1969年，毛的思想路線如一口碩大無比的鍋，把中國人扣的死死的。我們無從知曉當時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過著怎樣的生活，隻知道全中國的農村沒有任何機械化設備，每一個環節都靠人們的雙手雙腳，每項工程都采用人海戰術。我們4個男生和十幾個男社員負責把1裏地外晾曬場上的磚坯運到磚窯內。女同學和女社員的路程更遠，她們要從2裏地外的打麥場上把麥秸運來堆放在磚窯附近。窯頭指揮助手裝窯，二、三個人轉遞磚坯。先在底層“豎立磚、打攔頭”，而後平立“蓋底磚”，再向上排“人字形”千斤層，以後層排，透風層，直到裝滿後封住“天口”，蓋好頂層磚。我們4人從未見過燒窯，就站在窯頭旁邊看。窯頭一邊指揮助手，一邊給我們講解燒窯技術。燒出好磚有幾大因素：1、窯體形狀（肚大窯門寬，必定出好磚）2、火道的分布應使每塊磚受熱均勻，3、掌握火候（加柴時間和數量適當，以控製窯內溫度由低變高）等。他講地興致勃勃，我們也算是正規接受了一次貧下中農再教育。聽完繼續去運磚坯。雪化完了，路還是濕的，我們拉著裝滿磚坯的板車，艱難地走在泥濘的小路上，拉的拉，推的推，腳下不住地打滑。很快內衣就被汗水浸透了，冷風一吹，鑽心的涼，又立刻打起寒戰來。
中午生產隊裏送來大鍋熬菜，每人兩個饅頭，紅薯隨便吃。吃完繼續運磚坯，更加濕冷難耐。下午勉強運了三車，已是收工時間。兩腿直發軟，實在走不動了，看到女同學們也體力已盡。8人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再也沒有意氣風發，鬥誌昂揚的英姿，盡顯狼狽相。難道這就是接受貧下中農在教育的革命道路嗎？拖著疲憊的身體到“家”後，大家紛紛倒在麥秸鋪上，一動也不想動，晚飯吃涼饅頭對付了事。當晚早早入睡，準備迎接明天的革命考驗，安然度過無夢的黑夜，晨光將我們喚起時，卻感到腰酸腿疼脖子歪，渾身如散了架一般。我們疼痛不堪的身體拖動著板車在無際的小路上周而複始的行進。幾天後磚窯終於裝滿磚坯，封住“天口”了。我們也不能休息，繼續運麥秸，車子輕多了，隻是來來回回跑路消耗體力。
等待我們的還有兩場重體力勞動的惡戰！那就是飲窯和出窯。點火一般都在傍晚進行，夜晚方便觀察窯火。一旦點火，七天七夜不能熄滅，開始用小火，逐漸加大，升高窯溫，最後三天加大煤炭塊燒大火。窯頭每天仔細觀察窯頂的出氣眼和窯內火道的顏色，第六天時他發話要我們開始向窯頂蓄水池中上水。
村裏沒電沒設備，上水全靠人工一擔一擔的用水桶挑上去。每個人都挑著裝滿水的水桶，順著窯體外的土坡盤旋小路一步一步的前傾著身子走上去。這小路隻能走一人，是名副其實的單行道，別說是負重上上下下，就是空身一人來來回回走一天，也累的夠嗆。毛澤東讓我們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實際上是用勞動迫害我們，明知這是他卸磨殺驢的伎倆，卻不能講一句怨言。當我肩挑著沉重的水桶，排在隊裏艱難的向窯頂一步步挪動時，不禁又想起《白毛女》中的那段唱詞：“多少長工被奴役，多少喜兒受迫害”，這原本是對舊社會的控訴和寫照，拿來形容當時的場景卻也恰如其分。貧下中農與我們一樣也成為了長工，隻是他們還生活在海市蜃樓中，沒有醒來，沒有認識到全國人民都在為毛澤東一人打工，即使有人認識到這一事實也不敢說出口來。
幾十個人挑了一整天，終於把水池灌滿，比運磚坯還累。第七天中午，窯頭發令熄火，封窯門，飲窯。他和助手登上窯頂，將蓄水池的水慢慢注入窯內，頓時騰起團團熱氣，隨風飄散，化作朵朵白雲，飄向九霄仙宮。我們又開始不斷的向水池加水，使每塊磚吸收足夠的水分，窯內溫度降至人體能承受時，將窯門打開，運磚出窯。燒窯最艱苦的勞作就是出窯，窯內外溫差極大，進入時熱浪撲麵而來，冰冷的臉瞬間發燙。真有種“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的味道。兩天後燒窯勞作終於結束。
日複一日繁重的體力勞動，枯燥單調的知青生活，揮之不去的思念親友之情，對未來前途的迷惘與無奈，時時刻刻侵擾著大家的心。對心靈的嗬護和慰藉，絕不是揮揮拳頭，振臂高呼幾句毛主席語錄可以撫平的。深冬的夜晚，寂靜蒼涼，遠處偶爾傳來幾聲狗叫。突然夜空中傳來清脆的笛聲，一曲又一曲如泣如訴。這是第四隊李X平的笛聲，他在用笛聲抒發心中的鬱悶和惆悵。音樂的旋律在夜空中回蕩，似乎引起了同學們心靈的共鳴，大家輾轉難眠，思緒萬千。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麵朝黃土背朝天，每天似毛驢拉磨，周而複始的做著圓周運動，轉眼間到了麥收季節。麥收的勞動強度不亞於挖河和燒窯，一天幹三晌，白天收完麥，腰已經像折了一樣，疼的直不起來，晚上還要接著打麥，經常幹到夜裏2、3點。早上5點多又被叫醒，下地收麥。一個麥季下來，每人都能瘦10斤。
星移鬥轉，年複一年，在這裏接受“再教育”兩年多，每天機械地重複著體力勞動，腦袋已經麻木，不知道何時是個頭，能返程嗎？什麽時候？還是在這裏當一輩子農民？個別女同學為了不被動員下鄉，獻身軍宣隊，工宣隊。下了鄉的後來為了返程選擇獻身於生產隊長，村支書。這招挺靈，大多都能如願。看著身邊的同學一批批來，一個個走，更加擔憂自己的未來。
患乙肝回家成了黑戶
1971年，在我絕望的道路上使我更加絕望的事情發生了，我身體不舒服，到縣城就醫，被縣醫院檢查確診為“乙型肝炎”（簡稱乙肝），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何時得了這個病。隊長得知情況後，怕我留在隊裏傳染他人，要求我回家治病。我心裏忐忑不安，不知該高興還是難過。很快，隊長批下了返城通知，卻不知為何，不給我辦理戶口遷移手續。下鄉時我們的戶籍也隨著遷至農村，返城後要把戶籍重新落在城市，這樣才有糧食。文革期間全國各地陷入混亂的困境，農業生產大量欠收，人口城市暴增，住房和糧食很快就出現供應緊張的狀況，在我返城時，供給製還未取消，買東西不隻要拿著錢還要有更重要的糧本、煤本、布票、蔬菜票、棉花票和工業券，少一樣都買不到東西。
回到開封，我沒有戶口，變成了“黑戶”，沒有糧本和各種票券，更沒有辦法找工作，我“被消失”了。家裏隻有母親每月憑糧本可以買到的26斤糧食，我要去哪裏找吃的？要如何去掙錢看病？一籌莫展之際，小學同學王永年得知情況後，慷慨的把他家的糧本借給我，這樣我可以在每月月底時，拿著他的糧本去買一些他們不吃的雜糧，如白薯麵，白薯幹等等。王永年出身好，卻從來沒有瞧不起像我這樣的“黑五類”，並且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予幫助，這份恩情很重很重，我感激至今。
半年多的時間裏，我天天計算著一天能吃多少，剩下的糧食夠不夠撐到月底，經曆過1960年的“大饑荒”，那種因饑餓產生的恐懼深埋在心底，永遠無法忘記。因為沒有戶口，找工作也是到處碰壁，曾跑回鐵爐大隊兩次都未辦成戶口遷移證。一紙戶口把人壓的沒有了生存的空間，有戶口，就是人，沒戶口，就是鬼，在政府眼裏就沒有這個人，就是如此赤裸地踐踏著每個人的生命和自尊，剝奪著每個人生存的權利，那種暗無天日的日子，沒有誰再願意經曆一次，甚至每每回憶起當年，心頭都充滿著深深的怨恨。
後來通過同學張時偉和張一貴的介紹和推薦，開封市龍亭區微型電機廠的廠長關盡孝接收我到廠門市部打黑工，修理收音機、擴音機和電唱機，每個月發給我31.5塊錢。我和張時偉、張一貴尊稱他為關團長。這些技術是我在文革初期自學的，同學們都在興奮的全國大串聯時，我跑到被紅衛兵砸爛的圖書館廢墟裏，撿回兩本交流無線電出版社出版的《怎樣設計放大器》和人民郵電出版社出版的《收音機的特殊電路》，至今保存完好。當時在家自修，看不懂就反複看，後來慢慢地可以給各派造反隊修理擴音機。在沒有戶口的情況下還能有個工作幹，我對關廠長感激不盡，好像在生死邊緣上遇到了一位大救星，不是毛澤東，而是關盡孝，又一次感到天無絕人之路。後來我的工作從修理發展到為河南省各縣區廣播站生產擴音設備，區領導來視察時我就悄悄躲起來，以免招來麻煩。20年後我在開封市煤礦儀表廠任廠長時，才得以回報他的恩情，將他的兩個女兒招收到廠裏，安排到儀表車間工作。
直到1971年底，我才拿到了市人民醫院開的診斷證明，並請求醫生附加一句：“治愈乙型肝炎是世界性難題。”拿著這張證明，再次來到鐵爐大隊，終於辦下了戶口遷移手續。誰想，回到開封後又遇到麻煩了，市安置辦公室不給辦理入戶手續，一句話：“你這個不能辦！”沒有任何其他解釋，就把我打發出來了，這樣一來，還是等於沒戶口。那時正是知青返城高峰的初期，已經成為了一個社會問題，安置辦公室裏人山人海，想問個問題都要排半天隊。不知往安置辦公室跑了多少趟，終於在1974年夏天的時候辦好了入戶手續，把我的象征生命、人格、尊嚴的戶口遷入到轄區派出所。終於真正的返城了，度過了幾年地獄般的鬼日子，重返人間，這不僅我一人，有同樣經曆的知青千千萬。世予在我之後不久也返城了。但是還有更多數以萬計的知青仍在水深火熱和絕望中掙紮，哭泣，蒼天啊！這是誰之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