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情野紅豆
塞外蠻女
實現海峽兩岸的統一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的強烈願望，如何實現統一也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所有中國人共同關心的問題。早在19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就曾試圖“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但限於當時的國內外環境，還無法將這一主張進一步係統化和理論化。從70年代末期開始，隨著世界局勢日趨緩和以及中共中央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根據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在繼承第一代領導人集體智慧的基礎上，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偉大戰略方針。
毛澤東主張“和平解放台灣”
早在50、60年代，由於國共兩黨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美國製造“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的立場上具有高度共識，加之國際形勢逐漸走向緩和，以及祖國大陸進入全麵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開始在解放台灣的方式上展開新的思考和選擇，提出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等重要思想。
1955年4月23日，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政府首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在會上發表聲明指出：“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在解決台灣問題的態度上出現了一個微妙的新的轉變，即從“武力解放”曆史性地轉向“和平解放”。
同年4月，周恩來總理在訪問緬甸期間與吳努總理會談時說：“如果美軍撤軍，我們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如蔣介石接受，我們歡迎他派代表來北京談判”；“隻要蔣介石同意中國的和平與統一，同意和平解放台灣，並且派代表來北京談判，我們相信即使蔣介石本人，中國人民也可以寬恕。”
5月31日，周恩來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擴大會議上，表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性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這是祖國大陸第一次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引起全世界的強烈反響，認為這標誌著中共對台政策有了重大調整。
7月30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加強了和平攻勢。他說：“隻要美國不幹涉中國的內政，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將會繼續增長。如果可能的話，中國政府願意和台灣地方負責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應該說明，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當局之間的協商，所謂‘兩個中國’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的。”
1956年，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鮮明地亮出了“和平解放台灣”的原則、方針和政策。1月18日，中國外交部聲明重申中國政府願在可能的條件下和平解放台灣，但此事是中國內政，不能成為中美和談的題目。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古人有言，不咎既往。隻要現在愛國，國內國外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都團結起來，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鬥”。他並有針對性地指出：“凡是能夠團結的，願意站在我們隊伍的人，都要團結起來，不管他過去是做什麽的。比如台灣，那裏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願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鬥。”周恩來隨即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首次提出“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鬥爭”的口號，並明確亮出“歡迎”的具體政策，“凡願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的過去犯過多大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處理，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灣這個行動中立了功的，中國人民都將按照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獎勵”。
3月16日，周恩來會見即將赴台的李濟深前衛士長，請他捎話給蔣介石：“我們從來沒有把和談的門關死，任何和談的機會我們都歡迎；我們是主張和談的，既然說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隻要他讚成和談”。周恩來還強調：“蔣還在台灣，槍還在他手裏，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4月，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和為貴”、“愛國不分先後，以誠相見、來去自由”的最高基本原則。6月，周總理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三次會議上首次非常明確地表示了與蔣介石當局立即進行和平談判的態度和誠意，正式提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不久，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的指示》，確定了對台“多方影響、積極並且耐心爭取的”工作方針，及“通過各種線索，采取多種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台灣高級軍政官員”的工作重點。
7月16日，周恩來在會見前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曹聚仁提出，“國共可以舉行第三次合作以解決統一問題，我們對台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隻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國共第三次合作主張的提出，標誌著中國政府和平解放台灣的政策有了進一步的深化。10月，毛澤東、周恩來再次接見曹聚仁時初步提出了“和平解放”後內外政策。毛澤東表示，“如果台灣回歸祖國，一切可照舊，台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布”。毛澤東還表示，“台灣隻要同美國斷絕關係，可派代表團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周恩來並就國民黨高層人員到中央工作的位置安排作了具體說明。11月，周恩來在印度答記者問時表示：“蔣介石及其集團是中國人，作為中國人，我們不願意看到中國人之間永久分裂。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認為他們應該而且最後會回到祖國來的原因。這也是我們為什麽正在盡一切力量促成台灣和平解放的原因。”他公開宣布：“我們在努力爭取蔣介石”。
1957年4月16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會見蘇聯客人時說，“國共過去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次日，《人民日報》首次向外公布了共產黨準備與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引來各方注意。1958年11月，毛澤東在其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三告台灣同胞書》中呼籲，希望台灣當局“派出代表，舉行和談”。毛主席還強調“我們的和談是真和談，談成了，內戰就可以宣告結束”。
毛澤東、周恩來在不同場合對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方針政策的闡述，其要點主要有：一是省親會友、來去自由。中國政府充分理解在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早早與家人團聚的心情的願望，他們可以同在大陸的親友通訊，可以回到大陸省親會友，各級人民政府保證來去自由並提供各種方便和協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獎。三是國共合作、愛國一家。台灣問題是內政問題，中國共產黨準備與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壞。
中共“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和誠意，對台灣方麵產生了重要影響。一些著名的國民黨要人或者毅然返回大陸，或者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對和平統一的支持與向往。台灣當局也多次秘密派人與中共方麵進行試探性接觸。他們表示，隻要一息尚存，決不會接受“兩個中國”。然而，台灣當局的秘密接觸，旨在摸清大陸方麵的意圖，繼續做著“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美夢。
進入60年代以後，尤其是國共兩黨在“金門炮戰”中共同成功地挫敗了美國意圖製造“兩個中國”、“劃峽而治”的陰謀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根據形勢的變化對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的原則和政策，開始由“和平解放”轉變為“和平統一”。
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並確定了對台工作的總方針。會議認為，美國正在對台灣當局施加壓力，企圖推行“兩個中國”政策。為了粉碎美國這一政治圖謀，寧可讓台灣掌握在蔣氏父子手裏，也不要落到美國人手中。對蔣我們可以等待，解放台灣的任務不一定要由我們這一代來完成，可以留給下一代去做。現在要蔣過來也有困難，應逐步地創造條件，等待時機成熟。1961年6月，毛澤東主席在與印尼總統蘇加諾會談時，首次談及容許台灣保持原來的社會製度。他說“如果台灣歸還祖國，中國就可以進聯合國。如果台灣不作為一個國家，沒有中央政府，它歸還祖國，那麽台灣的社會製度也可以留待以後談。我們容許台灣保持原來的社會製度，等台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1963年，周總理根據兩岸關係的最新形勢，在總結十年來對台工作的基本經驗的基礎上，將中國共產黨對台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一綱”是指台灣必須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原則問題，不容商量。“四目”則是具體的操作方案：一、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當地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石，由蔣介石安排；二、台灣所有軍政費用和經濟建設一切費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政府撥付；三、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等到時機成熟後，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商後再進行；四、雙方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的事情。周恩來並指出，今日台灣問題之首要關鍵，在於促成國共第三次合作，使海峽兩岸實現統一。隻要海峽兩岸實現統一，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台灣領導人意見妥善處理。
“一綱四目”對台方針的提出和實施，是中國共產黨對台政策由“解放台灣”向“和平統一”方向轉變的標誌，其中已經隱含後來“一國兩製”的意思，為解決台灣問題、推動祖國完全統一描繪了一幅壯麗藍圖。但是，1966年夏，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全國經曆了長達10年的動亂。“極左”路線和政策嚴重幹擾了對台工作和祖國統一大業。蔣介石集團及西方反華勢力乘機興起反共反華聲浪，醜化中國形象，加深了台胞對祖國大陸的隔閡與誤解。原來朝統一方向前進的兩岸關係轉趨惡化，多年來的對台工作成果嚴重損毀。
中國網 (2004年12月24日)
deer3600:額愛額的老公:))
俺雖然不吃砒霜皮蛋瘦肉粥，
但是俺可幫妳端去給妳老公吃，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