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家國與世界

ZT:

有人說：如果建國初期中國不貿然參加抗美援朝，就不會被西方世界如此長期的封鎖，新中國就不會與世界長期隔絕，這樣我們的發展就會快得多，今天看來，抗美援朝究竟有什麽世界曆史意義？中國當時進行抗美援朝是否值得？



我們今天所采用的一個普遍的說法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了城市，其實我覺得還應該加一條，就是工作重點同時從中國轉向世界。中國人民學會認識世界，甚至是被逼迫著去改造世界，以鬥爭的方式求得和平共處，以鬥爭求得生存和發展的一線機遇，這更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曆程。

新中國建立伊始，我們所麵臨的當然不是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問題，而是當時的世界――主要是二戰後牢牢主宰著世界控製權的美國，是否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的問題。有人說，美國本來是允許一個由國民黨領導的、自由的、與美國友好的中國存在的，美國隻是不允許共產黨紅色政權的存在。這種膚淺的看法，甚至連蔣介石的認識水平都沒達到。應該說，美國確實允許一個戰亂不休、腐敗和沒有工業化能力的中國存在，這樣美國就可以一直向中國賣軍火，可以在戰亂中以“調停人”麵目出現以駕馭中國，但是，美國卻不能允許一個和平的、統一的（特別是貨幣和財政統一）、工業化的中國存在，因為後者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在二戰結束之後，認識到這一點的並不僅僅是共產黨人，而且也包括美國利益的中國代理人蔣介石本人，這見之於《蔣介石日記》中蔣先生對美國私下所發的那些牢騷。

我們知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在1949年4月才成立的，而美國領導的北約成立之後打的第一仗，就是朝鮮戰爭。發動朝鮮戰爭的目的有幾個，第一個是保持二戰後陷入停頓的美國軍工企業的繼續大規模生產和投資，以拉動美國經濟，為金融資本家賺取巨額利潤；第二個是把歐洲和日本拉入到美國指揮的軍事同盟中來，讓他們老老實實當美國的附庸、聽美國的話；最後才是遏製蘇聯。當時的美國國力處於最鼎盛的時期，象麥克阿瑟和約翰遜設想的那樣，拿下朝鮮半島這樣的彈丸之地，同時趁新中國立足未穩打掉它，似乎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當然，實施朝鮮戰爭還是經曆了很精心的策劃，比如先是把在美國住了33年的李承晚空降到南朝鮮，取得了傀儡政權的合法性，隨後幾十萬北約軍隊才秣馬厲兵殺向東北亞，麥克阿瑟、約翰遜和杜魯門當時一致認為，解決朝鮮問題並把中共逐出東北，並不需要很長時間。

朝鮮戰爭是美國立國之後第一場沒有打贏的戰爭，作為北約成立之後的第一場戰爭，它也是北約吃的第一場敗仗，可謂十足的“開局不利”、事與願違。僅美國一家，三年來對於戰爭的投入就是600多億美元（此前美國在南朝鮮就有12.5億的投資），平均一年200億，一天打掉近一個億，正是朝鮮戰爭始料未及地把美國由世界的債主逆轉為欠債者，並從根本上顛覆了二戰後的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係，從那個時候起，由於美國不能再以黃金儲備來償付戰爭債務，從而第一次開始發行美聯儲特別債券和美國短期國庫債券來償債，而一個不是由美國投資驅動，而是以美國的債務來驅動的世界經濟體係，其實正是朝鮮戰爭的產物。

朝鮮戰爭又是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獨立反抗西方列強取得的第一次真正的軍事勝利，軍事上的勝利是真正的硬道理。在朝鮮戰爭之前，其實沒有人真的看得起中國和中國人。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1958年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一書中，曾經溫和地批評美國的政策說：“無論是否情願，我們早晚要接受同新中國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這個既成事實。”也就因為這麽句話，他差一點就被麥卡錫點名關起來。在1958年，被戴上“紅帽子”而受迫害的西方進步知識分子的數量，一定比我們這裏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多得多，其中就包括錢學森這樣的優秀中國科學工作者在內。

同時，中國要完成現代化，就需要一次深刻的工業革命，由於中國的商人不事生產，這就非要國家投資的工業企業不可，對於這一點，近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包括國共兩黨的有識之士在內，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國民黨事實上沒有能力建立起中國的國有企業，抗美援朝勝利後，蘇聯為了兌現其戰爭承諾，援建了中國一百多個大型項目，這是中國現代和現代企業製度的基礎。

抗美援朝戰爭值還是不值，我想，最有資格說這個話的是在這場戰爭中犧牲了的烈士及其家屬，包括已故毛澤東主席和他的長子毛岸英同誌。毛澤東的兒子是作為普通一兵被派到朝鮮前線的，抗美援朝勝利後，毛澤東接見黃繼光烈士的母親時說：“我們的兒子都不在了，我們是一家人”。事實上，毛澤東主席在世的時候，並沒有安排他的兒子起碼當一個校官，而是讓他去當農民、當一個普通的工人和士兵，盡管毛主席的這個兒子會四國語言，是真正優秀的學者。毛岸英五歲的時候就與母親一起坐牢，整個少年時代是在上海靠撿破爛流浪為生，新婚一年後就犧牲在疆場，有人說毛岸英不死，一定會如何如何，以我的智商，至今還不能理解說這種話的人的心術。我隻能說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會有。



蘇聯長期支持中國共產黨，新中國建立後又曾經大力援助我們，如果我們後來不與蘇聯鬧翻另搞一套，會不會發展得更為順利一些？



蘇聯對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提供了長期的支持和援助，對此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同時，蘇聯的支持既有出於無私的國際主義的一麵，也有蘇聯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對此我們也要有客觀的了解和認識。

邱吉爾在二戰前曾經預言說：如果英國不積極籌措，未來的世界一定會落在美國、蘇聯、日本和德國手中。這可能確是當時世界的共識，那個時候的世界列強，當然也包括蘇聯在內，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根本上說不會、也不可能在乎中國的利益。相反，為了適應一戰之後在結束英國霸權，重新分割世界利益的大趨勢，上述四個國家為了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互相間進行了許多的交易，例如其中包括1938年德國和蘇聯所簽訂的《莫洛托夫－裏賓特洛甫互不侵犯條約》，條約規定了蘇聯以豐富的資源換取德國先進工業技術的合作發展模式，包括分割和肢解南斯拉夫－巴爾幹地區的協定，“蘇德蜜月”曾令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震驚失望。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蘇聯曾經向日本提出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於1935年與偽滿洲國簽訂了轉讓中東鐵路的協定，1941年4月13日，日本和蘇聯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這些都犧牲了中國的利益。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蘇聯所支持的主要也是國民黨而不是中共，因此，陳伯達在評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時，曾質問蔣“誰是蘇聯支持的黃埔軍校的校長”又是“誰把兒子送到蘇聯鍍金”。1945年8月13日，國民黨政府為了換取蘇聯明確表態不支持中共，更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該條約承認了蘇聯支持下的外蒙古獨立，師哲回憶說，1950年毛澤東訪蘇時，正是圍繞著上述協議與斯大林發生了激烈衝突，並拒絕了斯大林訪問中共代表團駐地的要求。為此後的中蘇分裂埋下伏筆。

我們知道，聽憑金融依賴外國，這是自明代中期大規模進口美洲白銀以來，中國國家能力持續衰敗的最為根本的原因。近代以來，帝國主義更通過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以借款和貸款的方式控製了中國經濟，而由於中國的財政經濟不能獨立自主，特別是國家喪失貨幣主權，中國的工農業也就不能獨立自主，國防就根本談不上。1930年，國民黨政府也曾積極進行幣製改革，希圖結束長期、混亂的“多幣製”，實行中央銀行主導的國家發鈔體製，樹立國家貨幣主權，1935年，國民政府更以向英國借款，以使未來的法定貨幣與英鎊掛鉤的方式推進貨幣改革，結果，這卻導致了日本的軍事幹預，促成了“九一八”事件的爆發。國民黨政府統一中國幣製的改革終於歸於失敗。

1960年代中蘇之間的最終分裂之造成，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外，中國拒絕成為蘇聯的新朝貢體係中的衛星國，拒絕人民幣成為盧布的附庸，乃是日後蘇聯製裁、封鎖和壓製中國的重要原因。按照蘇方的統計，從1950年到1961年蘇聯向中國借款14次，總計達18億1千8百萬盧布，其中還包括用於朝鮮戰爭的軍事借款2億盧布，利息是2％。這些借款的相當部分，被用於解放後中共迅速地完成國家幣製的統一和財政的統一的工作。而關於抗美援朝的軍費，根據師哲的回憶，在抗美援朝戰爭過程始終，蘇聯從未說明蘇方提供的軍火屬於戰爭借款，而是一直聲稱是對中國出兵維護社會主義陣營利益的補償，是蘇聯應該擔負的道義責任。但是，這一部分軍火後來卻被加入到中國的債務中，而且附以高額利息。

按照周恩來總理在1964年的全國人大報告中所宣告的數字，截至1964年，中國已經償還了蘇聯外債14億盧布，其餘的款項將通過邊貿的方式，以實物的形式於當年償清。正是在償還蘇聯債務的過程中，新中國勒緊腰帶、嚴格量入為出，從而確立起極其嚴格的國家預算體製，同時，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與盧布掛鉤，保證了人民幣的獨立自主。日本學者毛利和子在《中國與蘇聯》一書中作出了上述統計後讚歎說：1957年，中國國家預算為128億美元，按照蘇聯的規定，當時的美元還低於盧布，故14億盧布相當於15億美元，這等於是中國國家預算12％，蘇聯的債務毫無疑問加劇了中國的國家困難，但是從長遠看，中國如果不依附於蘇聯並成為其衛星國，中國就要保證貨幣的獨立自主，於是就必須償還蘇聯的借款，如此才能與蘇聯“脫鉤”。奇跡般的是，中國到1964年就把蘇聯的借款基本還清了，在這個背景下，毛澤東1956年才以批判斯大林主義為基礎，提出了《論十大關係》為核心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

如果說1950年代初期是新中國麵臨的軍事壓力最為嚴峻的時期，那麽，1950年代後期則是新中國財政壓力最大的時期，1950年代末是償還蘇聯債務的高峰期，同時國內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這是新中國前所未有的兩個坎，一麵跟美國打仗，一麵要向蘇聯還債，新中國頭上同時頂著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的滅頂壓力――認識到這一點，作為後來者我們在任何時候，恐怕都不好意思談什麽形勢的困難了。我們不能忘記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幫助過我們的朋友，特別是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對我們的無私幫助，包括第三世界人民對我們長期的道義支持。同時，我們任何時候更不能忘記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我們事業發展的根本。



如果沒有60年代國際、國內的瞎折騰，把工作重心早一點轉到經濟上來，起碼我們的發展就會更快吧？



我認為不能這麽說。我們現在看問題不能脫離曆史條件和情境。1960年代新中國與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之間的博弈，隻不過是進入了相持階段而已，對中國周邊的包圍實際上加強了，西起“巴格達條約”，東到“東南亞條約”和日美安保協定，這被美國稱為“新月型包圍圈”。北麵是蘇聯在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勃列日涅夫甚至準備用原子彈轟中國。

所以整個1960年代新中國都作出了最壞的打算。包括針對中國的世界大戰會打起來，毛澤東在1960年曾經預言：未來的50年是世界體製發生天翻地覆地大轉變的時代，蘇美兩霸一統天下的局麵會不會改變，就在這50年，而關鍵則在於最近的10－20年。今天看來，他的預言是準確的。整個1960年代，中國的工作就是進入基層，作長期的堅持。在世界上這就是聯係亞非拉，以新中國1969年援建坦讚鐵路為例，由於美國把持的世界銀行不肯投資，蘇聯又不願援助，最後才找到了中國，修坦讚鐵路可以使得兩國的銅礦擺脫南非白人政權的控製，坦讚鐵路建設過程中，中國大使仲曦東發了心髒病，累倒在建設工地上，深深感動了尼雷爾總統。再例如中國長期支持阿爾及利亞的抗法鬥爭，當時的大使曾濤接到的指示是：堅持不下去就隨時準備上山打遊擊，他就是在阿爾及利亞多次會見了古巴革命領袖切 格瓦拉。當年聯合國成立的時候，美國為了保證自己的多數地位，化了無數的錢來收買拉美國家，費盡了心機，連聯合國總部的地皮都是洛克菲勒家族提供的，而當1971年26屆聯大，阿爾及利亞擔任輪值主席時，中國卻被第三世界的窮兄弟們抬進了聯合國安理會，這並不是偶然的。

我們在國內也是走基層路線，包括把城市青年派到農村去，派到三線去，邊疆去，其中一個原因是準備打仗，疏散是必要的。同時讓城市青年到農村去學習基層民主，與那裏的人民結合起來。中共過去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奪取了全中國，我們同樣可以說，1960年代的經驗是以第三世界包圍帝國主義的方式，再次奪取了勝利，1974年毛澤東在與卡翁達總統談話時正式將這個新的經驗總結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

6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當然是越南革命的勝利，因為它徹底把美國和美元打崩潰了，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公開解體是1971年，但其實早在越戰失敗之後，美元就再也不能與黃金掛鉤了，除了發行國債和印鈔票，美國無法償還其戰爭債務。美國由20世紀初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這個真正的轉折就發生在1960年代。1964年，毛澤東在一篇題為《支持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的文章中曾很高興地說：“除了美國為什麽有那麽多資本家跟我們做生意呢?就是因為他們不幹涉我們的內政。美國人想跟我們做生意，我們就是不做。他們想派新聞記者來，這也不成。我們認為大問題沒有解決以前，這些小問題、個別問題可以不忙著去解決。所以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能來中國，美國記者就來不了。但是總有一天他們會來的，總有一天兩國的關係會正常化的。我看還要十五年，因為已經過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還不夠，就再加嘛。”

說到失誤、乃至錯誤總是有的，但絕不是什麽瞎折騰。恰恰相反，若說中國國內的民主經驗，主要在基層，在基層的民主和政權建設，而說到世界視野，中國的經驗主要也是在基層，在第三世界國家。看不到這兩個基層，眼裏沒有中國基層和世界的基層，那就看不到新中國的偉大和成就。

1960年，中國發射了長程導彈，1964年之後，先後爆炸了原子彈和氫彈，1970年發射了人造衛星，新中國真正在世界上突破層層壓力和封鎖，在世界上立住，最主要、最關鍵就是這20年，周總理說，一開始是軍事鬥爭，後來則是政治鬥爭為主，軍事和經濟鬥爭為輔。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是通過鬥爭得來的，不是求爹告爺求來的。1965年毛澤東與越南黨政代表團談話的題目就是――“勝利的信念是從鬥爭中得來的。”



但是，長期與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搞對抗，畢竟不利於我們自身的發展。



搞對抗的不是我們，更不是美國一直敞開大門要求跟我們合作，而我們卻一直閉關自守。毫無疑問，美國人民是好的，美國文化也不壞，現在有些人罵美國人民是錯誤的，一概罵美國文化也不對。但是真正主宰美國的不是這些，而是華爾街和美聯儲。是否與中國友好，美國人民說了也不算，華爾街說了才算，大多數中國人也許並不知道，號稱最有權利的美國人民和美國國家，卻連貨幣主權都沒有，因為美國的發鈔權歸美聯儲，這是成立於1913年，由12家私人銀行構成的機構，美聯儲是銀行家階級的最高統治機構，當這個銀行家資本家階級16世紀中期剛剛在地中海產生的時候，他們所作所為不過是放債讓國家去打仗和冒險，而隨著美聯儲的誕生，情況就倒過來了，那就是由他們（銀行資本家）四處冒險、投資，而讓美國國家和全世界人民為他們作擔保，為他們的投資失敗埋單――而隻要全世界都認美元，進而是認美國國債，他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

越戰的失敗，其實也就是美聯儲投資於大軍工集團的失敗，1968年，美聯儲的財政赤字就達到了300億美元，美元與黃金之間再也不能維持35：1的兌換率。1971年8月15日，尼克鬆向全世界宣布，他已經下令關閉了美聯儲的黃金貼現窗口，以此宣告美元作為黃金券的終結。隨後，尼克鬆就把那些紛紛趕來向美國討債的盟友們的哭喊無情地扔在身後，在他的國務卿、華爾街天才基辛格的幫助下，開始策劃起被稱為“新朝貢之旅”的北京之行了。1972年尼克鬆訪華和上海公報的發表，標誌著一個世界曆史新階段的開始，中美由軍事、政治對抗逐步走向經濟合作，對於美國來說，與中國改善關係最大的好處在於，可以促使中國接受美元投資，從而借中國的生產能力和市場拉抬美元貶值的大趨勢，而對中國來說，改善中美關係，可以解除國家安全的長期威脅，隨著尼克鬆訪華，西方20幾國立即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的國際環境改善了，我們從此可以一心一意搞建設。

六十年來，僅從經濟上說，我們完成了四次偉大的戰略轉折：從四分五裂、落後挨打，到統一富強、獨立自主，從一窮二白，貧困落後，到建立起完善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從單一的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滿足國內需求到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這四個轉折是繼往開來、是有機聯係的，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不能割裂的。



作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美國經濟的複蘇對於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意味著什麽？



首先，我並不認為美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從1960年代末開始，美國就已經開始逐步淪為世界上最大的欠債國。除了軍工和農業之外，美國的實體經濟基本被掏空了。1970年代不過是個過渡時期，從那時起到上世紀末，真正維持住美元崩潰的力量是兩個：一是美元與石油掛鉤的體製，美國可以通過拉高石油價格來支持美元，二是自1979年保羅 沃克爾擔任美聯儲主席以來，美聯儲通過大幅度提高美元利率的方式，吸引石油輸出國組織、歐洲和日本――隨後是中國手中掌握的美元回流美國，並投資於美國債券，同時，也正是這一時期美元利率的大幅度提高，一舉將美國的債務國：拉美國家和非洲推入了破產的邊緣，這就是所謂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

但是，高利率反過來也重挫了美國的實體經濟，因為17％的利率使得從事任何企業經營都會血本無歸。這樣，當國內美元的過剩迫使美國在1982年之後逐步降低利率之後，又正是看準了借貸利率會逐步降低這個大趨勢，美國民眾才會產生“借貸就是賺錢”的長期畸形心理。最終――股票、房地產投機和債務經濟，成為美國經濟的基本特征，與之伴隨的卻是實體經濟的全麵崩潰。因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導致今天美國經濟崩潰的，乃是以美聯儲為代表的銀行家階級長期統治的結果，也是自1979年以來新自由主義貨幣政策調整的結果，而在我看來，美國要擺脫這種政策在短期內起碼是不現實的，擺脫金融資本家的統治甚至是不可能的。美國的發展模式，從根本上說是不值得仿效的。

與美國相反，今天的中國才是世界經濟的希望，因為我們建國以來形成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係，我們的銀行是國有的，國家和人民擁有貨幣主權，沒有將貨幣權委之於私人銀行家，正是因此，1992年，當美國大規模放開對於金融和銀行業的監管，倡導金融自由化的時候，我們則通過加強國家稅收，加強了對於銀行就金融業的監管，與美國把大量的資金投向IT產業的泡沫經濟不同，我們一方麵加強了對於交通、能源、教育、農業、工業企業改造的投資，另一方麵，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中小企業、私人企業的發展使得中國的市場充滿活力。前者使得中國經濟船大抗風浪，後者使得中國市場船小好掉頭。實踐證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發展方式總起來說是正確的，不僅僅對於中國如此，對於世界也是如此。如果沒有中國經濟的發展造成的需求，那些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就陷入美國製造的債務危機的國家，恐怕永無翻身之日，就是我們的東鄰日本，也不會從長期的經濟停滯中走出來。

當然，今天的中國當然不是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在於某些精英嚴重脫離人民群眾，但是，問題的根源在於鼓吹金融自由化和經濟私有化，問題也在於文化、輿論、宣傳領域的從業者長期脫離中國和世界的現實，熱衷於當金融自由化和經濟私有化的吹鼓手。而這些人知識不多，聲音很大，他們長期混淆是非，使得我們看不到新中國60年的艱苦奮鬥是一個聯係著的整體，看不到中國道路的先進性，而他們長期霸占媒體，誤導我們盲目追隨美國發展模式，我認為這種敗家子掌握話語權的狀況早晚是會得到改變的，這種狀況也是必須改變的。而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一定要堅持科學發展觀、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目的。

輝煌60年，我們取得了震驚世界的偉大成就，我想，到建國70周年、乃至100周年的時候，我們一定將會對新中國的光輝曆程，有更為深刻和更為自豪的認識。

作者：韓毓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