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建平
剛剛過去的2007年，是中日關係實現“破冰”後的“融冰”之年。所謂“冰”，首先應該是指前幾年來日本當政者持續參拜靖國神社造成兩國首腦的互訪凍結，其次是中國人民對日本保守政治的內心評價。中日政治關係的解凍，以及“友誼與合作”的“融冰”或者“戰略互惠”關係的再確認，固然反映了兩國關係的改善，但不宜作“相互理解”、“相互依存”之類囫圇吞棗、一廂情願的簡單想象。中日之間的相互理解、相互依存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需要文化外交來溝通，但這當中肯定還會有一些摩擦、爭論，而一些雙方尚不能認同的問題隻有通過爭論才有可能取得共識，因此，我們就需要對日本某些人想借文化外交來達到改變中國人的曆史認知的作法，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清晰地表明我們的觀點。
有人想改變中國輿論環境
日本關於文化外交戰略有組織的正式研討始於2004年。當年12月2日，小泉決定成立首相個人谘詢機構“關於推進文化外交的懇談會”，旨在推進文化領域的國際合作，培育國際上的親日感情。懇談會中有專家建議，整合國外文化傳播據點和國內地區研究、國際關係研究的據點，以從國外爭奪優秀人才，在收集情報的同時展示日本的魅力，使日本的學術研究為文化外交所用。另外，還討論了國際文化交流基金的預算分配在什麽範疇、優先什麽地區問題等等。懇談會的學者表示：隻要有“戰鬥機尾翼”程度的預算，文化會發揮保衛日本的力量。次年7月11日，“懇談會”提出了最終報告，提議把存在曆史認識問題的東亞和需要加強文明間對話的中東伊斯蘭地區，作為文化外交的重點對象。
日本搞文化外交本無可厚非，文化外交本來就是一國推廣其影響力的慣用作法，日本也需要利用文化外交來改變其形象。但是，日本有人卻在這當中夾了政治私心。比如，前幾年，前首相小泉純一郎頑固堅持參拜遭到中韓朝等國的強烈批判，但日本某些人一方麵以“幹涉日本內政”之類政治外交話語反誣，一方麵拋出日本文化論作辯解，稱日本文化中認為，人死後都成為神，為參拜戰犯亡靈製造神秘的文化根據。這樣，“神秘文化論”就可以用來指責他國對日本文化不了解和不理解，即對日本有“誤解”。一些日本人認為，為了消除這樣的“誤解”，日本應當加強國際文化交流傳播日本文化、影響他國輿論和政策。
“懇談會”成員、後來又被指名為中日共同曆史研究委員的東京大學教授山內昌之在2006年3月的一次演講中說：文化外交的戰略目的是促進對日本的理解和日本形象的改善，並為異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以及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培育做出貢獻。山內還指出，針對中國，日本文化外交的戰略目的就是在曆史認識和價值觀方麵，改變中國的輿論環境和相關政策。
跨國文化資金不是聖誕禮物
一般說來，文化合作和學術交流是體現相互尊重、促進相互認識、發展友好感情的載體；特別是對於學術經費和文化投資相對欠缺的中國，利用日本的資金發展學術、教育和文化也是對外開放政策的自然選擇。但是，作為一種國家意識，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跨國文化資金並不是聖誕禮物，這種“戰鬥機尾翼”程度的預算當然是負有特殊的“戰鬥機”使命的。
正如日本前外相町村信孝所說，“日本在戰後已經不是依靠軍事力量這種硬權力的國家了，向外擴展日本的軟權力非常重要”，他把日本帝國主義當年對亞洲的侵略看作是行使“硬權力”。這樣的軟硬權力的劃分顯然仍是帶有殖民主義蔑視亞洲的曆史精神連續性的。“硬”是因為赤裸裸的槍炮、刺刀，其暴力性是明顯的，目的是軍事征服；而“軟”是什麽呢？是不是有著同樣或類似的目的呢？這不能不讓人產生疑問。如果從日本某些學者和官員所表達的針對中國曆史認識問題的設想來看，其文化外交的內容中實際上就有了後殖民性的色彩。
警惕日本學術資金購買力
當然，對於日本的文化外交戰略，中國可以在交流與合作中選擇有尊嚴的友好態度和有根據的學術批評策略，這應該是發展健康的中日友好關係的保證。但事實上，中方的應對已經表現出某些顧此失彼的跡象了。比如，日本資助的“日中年輕曆史學者會議”於2006年5月在中國出版了題為《超越國境的曆史認識——來自日本學者及海外中國學者的視角》的論文集。該書明確表示，曾經有過敵對曆史的兩國國民之間，不能強行要求對方順應自己的曆史認識，而要體諒對方的“心靈”，“傾聽、尊重對方的主張，才是日本與中國真正實現和解的第一步”。換句話說，也是要讓中國人“傾聽、尊重”日本的“曆史認識”。所以，該書中的某篇論文也就指出：中日戰爭的背景之一是中國的“排日運動”和日本人心中廣泛存在對中國的“恐怖感”與厭惡感，“滿洲國”具有傀儡國家和“理想家園”的“兩個側麵”，汪精衛政權“對日合作”但也有“抵抗”。總之，侵略事出有因、漢奸並非無德、殖民禍功兩論等等曆史認識已經“超越國境”來到中國了，但中國學者並沒有做出係統的、有實證根據的學術批評。
2007年7月，中國翻譯出版了日本“讀賣新聞”組織編纂的《檢證戰爭責任：從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中國一些學者指出：此書“反映了日本社會大部分有良知的人對曆史問題和戰爭責任問題的看法”。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去閱讀《檢證戰爭責任》就會發現，該書所“檢證”和“反省”的“戰爭責任”根本不是反省、追究日本帝國主義對侵略戰爭受害國家人民所犯罪行，而是用“戰敗責任”冒充“戰爭責任”，追究日本帝國主義領導人戰略錯誤、戰術無能、組織不善、外交失策等等責任。書中甚至公然宣稱：甲級戰犯“是一種虛構”；日本沒有過軍國主義；“天皇對戰爭沒有法律責任”等等。這反映了中國的日本研究的馬虎，甚至是中國的日本知識和日本論發生了危機的表征。
這就是目前中日文化交流中出現的一個問題，這樣的問題也將會長期存在。以往，中日之間交流不夠，或者說根本無法交流，現在隨著“融冰”的出現，交流開始增多，這是一個好現象，畢竟很多問題隻有通過交流才能澄清。但是，作為對文化外交的有效反應，製度性的敏感意識和組織行動能力、紮實而富有思想批評性的學術研究是必需的。學術是為政治決策和公共輿論提供知識生產、價值論證和思想資源，代表了一個民族是否具有基本文明價值的文化尊嚴；而放棄知識生產或提供偽知識的學術，當然要導致思想倫理的癱瘓、公共批評的無能甚至主流價值的崩潰，這也是極不利於交流，甚至會阻礙真正的交流。麵對文化外交中出現的政治私心和以資本力量閃爍的利益誘惑，我們不應被迷惑而失去了自己的立場，而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發出自己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