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a:曆史的魅力，是叫人每次回味，都覺得新鮮。
五七年“反右”，誰是勝利者？作者：學與思
一九五七年中共邀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請黨外人士給黨和黨的幹部提意見，以糾正我們的錯誤，改進我們的工作。可是事情很快就發生了變化，黨外人士的意見升級為對黨執政能力，甚至是執政合法性的質疑。這引起來黨內幹部的強烈不滿，和廣泛反對。於是，黨內整風變成了反擊“右派”進攻。整風半途而廢，五十多萬人——主要是黨外知識分子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並稱五類分子，成了專政的對象！
當時黨內高層一致認為“反右”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社會主義製度因此更加鞏固。現在五十年過去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回首往事，看看“反右”對中國社會的全部影響，還能認為當年的“反右”是共產黨的勝利嗎？不能！
“反右”運動不僅不是共產黨的勝利，反而是建國以來最大的失敗，是後果最嚴重的失敗。勝利者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現在讓我從“反右”的發生與後果兩方麵來論證上述結論。
“反右”的起因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亞利發生了政變，策動政變的核心力量是一個叫做“裴多菲俱樂部的”的知識分子的組織。盡管其成員約半數是共產黨員，盡管政變後推舉的領袖是剛剛被開出黨籍的前總理，可是在社會主義陣營看來，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複辟。於是在中共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要求與支持下，蘇聯出兵鎮壓了這次政變。這就是導致中國“反右”運動發生的“匈亞利事件”。
之所以會發生匈亞利事件，根本的原因有三個，一個是匈亞利的社會主義政權是蘇聯扶持的，缺乏足夠的民眾基礎；一個是匈亞利政府在斯大林的影響下錯誤地進行了所謂的“大清洗”，不僅在民眾中造成惡劣影響，而且為匈亞利共產黨日後的分裂種下了種子；第三個是匈亞利共產黨照搬斯大林經濟建設模式，降低了民眾的生活水平，引起普通群眾的不滿。
1949年斯大林認為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背離了社會主義，走上了複辟資本主義的道路，發起了對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批判，並且從各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內部清查“鐵托分子”。匈亞利共產黨及其政府緊跟了蘇聯的步伐，也在自己的國內展開了“大清洗”。這次“清洗”後果十分嚴重，致使8個匈共最高領導中5人被判死刑，全國被捕、被殺者約有20萬人。這些被關押、被殺的人中，多數是共產黨員，這不能不導致原來擁護共產黨的普通民眾驚恐與痛恨，不能不導致黨內思想的嚴重分歧。
中國共產黨有三十年代反“AB團”和抓“托派”的慘痛教訓，清醒地認識到“大清洗”是錯誤的，因此雖然後來也加入了批判鐵托修正主義的行列，卻沒有在自己內部搞“清洗”。
1956年2月，赫魯曉夫（蘇共第一書記）在蘇共”二十大”突然全麵批判斯大林，其中就包括南斯拉夫問題。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引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地震”，導致中國與蘇聯最終決裂，導致了匈亞利的政變。
匈亞利人民本來就對“大清洗”非常痛恨，現在赫魯曉夫給他們送來了“上方寶劍”，於是立即徹底翻案就成為多數人的共同要求。更有一些人提出了要求當初的直接責任者償命的口號。在以裴多菲俱樂部的知識分子的引導、推動下，政變發生了……，流血的鎮壓發生了……
匈亞利事件為中共敲響了警鍾。毛澤東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必須接受匈亞利的教訓，要盡可能減少執政的錯誤，盡可能減少黨的幹部的行為錯誤，盡可能加強黨和全體人民的血肉聯係。為此他認為必須以匈亞利事件為契機，開展一次全黨的整風運動，全麵檢查我們的思想，全麵檢查我們的政策，全麵檢查我們的作風。他指出：“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誌，革命意誌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減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他說：“官僚主義，其罪惡的嚴重性，不是‘不如貪汙’，而是大於貪汙。”。又說：“……搞官僚主義，見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所謂旁觀者清，他主張邀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他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對於知識分子，他是信任的，他說：“這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愛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
凡是多少有些思維能力的人不難看出，毛澤東當初確實需要黨外人士協助他實現提高黨的執政水平的目標；可以看出他確實有黨內民主與黨外民主相結合的思想。所謂“陽謀”之說，實在是出於對後來出現的“陰謀”之說的憤怒。
但是，邀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並不是全黨的共識。有文章指出劉少奇就主張把整風限製在黨內。一方麵他認為整風主要是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還是其次；一方麵他認為邀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可能會招致資產階級向黨進攻。從後來的事實看，劉少奇代表了黨內高層多數人的觀點。
如果當年的中國共產黨高層有如今的領導人所具有的容忍“言論自由”的肚量，那麽那次整風本來是可以取得良好效果的。那些作為發動“反右”運動的理由的所謂反“黨言論”，比起“改革”以來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批評來，實在是的小巫見大巫。不要說當初絕大多數民眾高度信任、擁護共產黨的政權，就是今天黨自己都承認麵臨“亡黨亡國”的危險時，麵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真正的全麵進攻，共產黨政權不是仍然“巋然不動”嗎？
不就是以“沒文化”為由反對工農幹部執掌各級政府嗎？不就是反對“外行領導內行”嗎？最過分的不就是要求“輪流坐莊”嗎？有什麽了不起？不僅可以就這些問題展開大辯論——有廣大工農的支持共產黨穩贏不輸，更可以不予理睬，象如今這樣。
可是一九五七年不同於二零零七年！五十年來世界發生了巨變。社會主義陣營因為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自身的幼稚和錯誤，被各社會主義國家內急於“先富起來”的高層官員和一直想扳倒共產黨的資產階級勢力抓住了把柄；於是先是“改革”，緊接著是全線崩潰。中國也走上了“中國特色”的道路。如今的中國共產黨人對資產階級不僅是寬容的，簡直就是友好的。資產階級的要求不僅可以商量，更在實際上廣泛被接受並實施。隻有“輪流坐莊”不能接受。“老子打下的天下老子還不想放棄。”
五十年前的觀念與今天完全不同。那時候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政治目標就是消滅資產階級極其政治影響。提出“輪流坐莊”尤其大逆不道！不僅是共產黨高層，就是普通黨員，普通民眾，都自然而然地認為，提出“輪流坐莊”就是“謀逆”。
自古以來，中國人都承認打天下者坐天下就是政權的“合法性”來源。當然，中國人沒有考慮過“合法性”這個問題，因為在中國人看來，這是個無需討論的“公理”。反對這個“公理”，反對打天下者坐天下者就是謀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該殺頭的大罪。
所以，一九五七年共產黨整風時質疑共產黨執政的能力，反對工農幹部執掌各級政府，反對工農幹部領導知識分子，就不僅僅是個言論問題，而是涉及到“謀逆”！這幾乎就是全黨幹部的共識。
由於當年的檔案一直沒有公開，我們無法了解當年黨內高層那些主要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具體表現。可是國內外都有人發表文章指出，當年黨內高層對毛澤東放縱黨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向黨進攻十分不滿，他們把黨外批評與匈亞利的裴多菲俱樂部聯係起來，認為應當發起反擊。
當時在北京、上海、武漢等地也確實出現了批評共產黨的學生集會和其他人群的集會。這與匈亞利事件最初的表現相似。所以當黨內的高層幹部指責毛澤東邀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已經導致資產階級全麵向黨進攻，有可能引發政治動亂時，毛澤東對黨外知識分子信任動搖了。盡管毛澤東對“頭麵上”的那些知識分子大多很熟悉，甚至私交不錯，可是匈亞利的裴多菲俱樂部畢竟是毛澤東心頭的一片烏雲，畢竟黨內高層多數人強烈要求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毛澤東終於做出了一個重大的錯誤決定，——反右開始了。
不僅如此，五六、五七年的大好經濟形勢，和社會主義陣營趕超資本主義陣營的運動，使得黨內高層產生了“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幻想。人民公社、大躍進就是這種思想的產物。“反右”被當作發動群眾，促進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有力手段，使得“反右”看起來更加正確了。
“閘門”一開，想控製黨內官員們對知識分子的憤怒是不可能的，在鄧小平的親自指揮下，反右運動一下子席卷全國。各行各業都在其中，連小學教師也不能幸免。戴上“帽子”的有五十多萬，受到批判而最終沒有“戴帽”的則要更多。可歎那五十多萬人的前途從此暗淡無光、災難重重……
從後來我接觸到的那些“右派分子”中，我相信他們之中的絕大部分當初並非要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他們主要是對某些基層幹部表現出來的官僚作風，瞎指揮不滿。特別是那些年輕的知識分子，更是對新中國充滿感情，真心實意地要幫助黨整風。真正想“輪流坐莊”的不足萬一。這是一支多麽寶貴的知識分子隊伍，可惜從此離心離德！
“反右”的後果
盡管“反右”的板子主要打在這五十多萬人身上，可是幾乎全體黨外知識分子都“嚇破了膽”。不僅是黨外，黨內的知識分子也得到了教訓——以後說話要注意分寸。唯上級意誌為準的思想成為黨內、黨外的共識！
第一個影響深遠的惡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從此形同虛設，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參予的聯合政府逐漸蛻變成了完全的一黨政府。共產黨的執政失去了原有的監督與協助。
與蘇聯模式不同，新中國建國開始走的是一條多黨聯合政府的民主道路。1948年中共中央就發出了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呼籲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積極參予。1949建立的新中國政府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聯合政府，並且創立了類似西方議會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在第一屆中央政府之中，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不僅占有相當高的比例，而且確實擁有實權。可是自從“反右”以後，這種情況逐漸改變了。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逐漸“邊沿化”，逐漸退出了。政協也成為組織民主黨派學習共產黨的政策的“學會”。中國實際上走上了蘇聯模式的一黨政權。這是中國共產黨後來發生一係列錯誤的兩個總根源之一。
第二個影響深遠的惡果是：劉少奇為首的一些高層幹部在黨內的影響開始超過了毛澤東。當時黨內流行一句話，說毛主席“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劉少奇、鄧小平在反對邀請黨外人士參與整風，在“反右”上立了“大功”，使得大批已經開始陷入官僚主義的幹部紛紛投到劉少奇、鄧小平旗下。毛澤東在黨內成為“少數派”。整風不僅沒有遏製官僚主義，反而使得官僚主義開始占了上風。這是中國共產黨後來發生一係列錯誤的另一個總根源。
恰逢這時國內、國際形勢都非常好，中央認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已經到來。人民公社誕生了，全民大煉鋼鐵，吹起了大躍進的號角。在一切唯上級意誌的政治空氣中，中央的熱情被下級逐級放大，“浮誇風”、“共產風”、“平調風”等極左惡行在中國大地泛濫起來。現在已經有許多文章揭露：劉少奇就是極左風潮的第一推動者。在五八年前後，他發表了大量鼓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言論。
真是屋漏偏逢連陰雨，就是在極左思潮泛濫之時，波及大半個中國的自然災害到來了，並且持續了大約三年之久。饑餓折磨著全國人民。在河南等少數地區，由於官僚們要掩蓋極左思潮的惡果，隱瞞了農民缺糧的真實情況，致使並非倉內無糧，而餓死了許多人。這為後來的“傷痕文學”否定社會主義提供了大量的“炮彈”。
正是大躍進中“浮誇風”、“共產風”、“平調風”的巨大危害，和隨之而來的三年困難時期，使得毛澤東冷靜下來。他在總結了過去幾年的教訓時，也感到了“反右”的不妥。他當時認為“反右”還是需要的，但是反過頭了，打擊麵太大了，傷害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感情。所以，一九六一年開始逐漸“甄別”了絕大部分“右派分子”。毫無疑問，當時黨內高層都不承認“反右”是錯誤的。直接的證據是：直到四十年後——鄧小平晚年，他還堅持“反右”是正確的，隻是“擴大化”了。
為了糾正左傾錯誤，中央召開了“廬山會議”。這次會議的本來目的是批判、總結左傾的錯誤。在會議期間毛澤東也做了自我批評。但是，黨內高層的多數派實際上還是站在左傾的立場上，毛澤東也並未充分認識到左傾的嚴重程度。所以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做總結發言時，基本上還是“各打五十大板”。既批評了一些人左頃（包括他自己），也批評了一些人右傾。毛澤東沒有批評周恩來、彭德懷左傾，沒有批評劉少奇、鄧小平右傾。
不知何故，彭德懷對毛澤東的總結發言表現出過激的對立情緒，以致於在會上就出言粗野。在毛澤東宣布散會之後，由劉少奇為首的幾個最高領導人經商議後向毛澤東要求繼續開會，以解決彭德懷問題。於是真正的廬山會議開場了。毛澤東拒絕出席會議，而因病沒有參加前段會議的林彪卻急急忙忙上山，參加了對彭德懷的清算。彭、黃、張、周被打成“反黨集團”。這個結果報告給毛澤東時，毛澤東要求保留彭德懷中央委員資格，享受副總理待遇，離職學習。緊接著，全國範圍的“反右傾”運動開始了。劉少奇為首的左傾勢力重新占據了統治地位。
顯然，“甄別右派”和廬山會議都沒有能夠消除“反右”的惡劣影響。一方麵表現在知識分子的怨氣並沒有消除，一方麵表現在幹部階層的極左思想不僅沒有得到糾正，反而得到了加強。而極左思潮的總頭領——劉少奇繼續主持中央的常務工作。毛澤東則陷入深思之中……
經過對五七年至六三年之間是是非非的反思，毛澤東感覺過去幾年的失誤的根源主要在於全黨的社會主義理論水平太低，各級幹部正確地執行黨的政策的能力太差。恰恰就在這時，蘇聯在赫魯曉夫的帶領下開始了類似鄧小平後來搞的“改革”。中共中央發表了“九評”，指名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蘇兩黨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大論戰。麵對蘇聯的演變，毛澤東想到了中國共產黨自身潛在的演變，他認為已經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基層領導已經腐化了。高層怎麽樣呢？最危險的是高層問題。他想到了必須提防“中國的赫魯曉夫”。他認為隻有提高全黨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理論水平，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提高他們抵製修正主義的能力，才能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不變色。於是他決定在全黨、全國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於是簡稱為 “社教”或“四清”的運動開始了。
“四清”運動具體仍由劉少奇全麵指導，因為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務副主席；毛澤東則在全國作調研，考察運動中的出現的問題，繼續探討理論問題。
盡管毛澤東心中的目標是提高全黨、全民的“反修”能力，根本目的是防止上層出現修正主義；可是少奇心隻想通過“四清”解決黨內基層的腐化問題，並借“四清”進一步打擊“五類分子”。所以劉少奇采用了“土改”時的工作方式，派工作組進駐重點村鎮，“紮根、串聯、訪貧、問苦”，組織群眾批鬥基層幹部。大搞基層幹部的人人“洗澡”，人人“下樓”。造成了惡劣影響。
毛澤東嚴厲批評了這種極左的做法，劉少奇在中央作了檢討。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作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的決議，文中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估計此時在毛澤東心中中國的赫魯曉夫的形象已經逐漸清晰起來。
毫無疑問，“四清”沒有能夠達到毛澤東的目的，反倒是劉少奇在黨內的勢力越來越大，毛澤東逐漸被邊沿化。這說明中共高層多數已經選擇了與劉少奇相同的政治道路，那就是鄧小平後來帶領中國走的道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至此，毛澤東已經認定，除了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別無選擇了。他毅然發動了“文革”。
文革初期（大約五十天）中央的領導權仍然在劉少奇和鄧小平手中。就是在這五十天中，劉少奇和鄧小平再次“轉移鬥爭大方向”——派工作組進駐各大專院校，把運動引向批鬥“反動知識權威”，批鬥少數壞學生。更糟糕的是把學生引向社會，去打擊社會上的“黑五類”，甚至發展到抄家和“掃地出門”。
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高招”不僅保護了毛澤東本想打擊的“黨內走資派”，而且引起了廣大知識分子和所有“非紅五類”群眾的極大恐慌和憤恨。盡管毛澤東及時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製止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矛頭指向群眾”；可是億萬民眾構成的洪流的慣性是巨大的，對知識分子和“黑五類”的迫害持續了大約三個月。傷口已經在流血，心痛更加難以抹去！最可笑的是，幾乎所有在這五十天裏受到迫害的人都把“賬”記到了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身上，而對真正迫害他們的劉、鄧寄予同情。
三個月的矛頭指向群眾為後來的“傷痕文學”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進而為鄧小平的“改革”提供了廣大的群眾基礎……
回頭看看“反右”之後發生的這一切，難道不都是“反右”的後果嗎？
假如沒有“反右”，假如當初中共正確接受了，正確引導了黨外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批評，情況又會是怎樣的呢？
假如沒有“反右”，中國的民主聯合政府就不會演變成一黨專政；假如沒有“反右”，劉、鄧集團就不會在黨內占據主導地位。保住了聯合政府的性質與權力，保住了毛澤東的主導地位極左思潮就不會泛濫成災。沒有極左思潮的泛濫“大躍進”不會發生。沒有一黨專政和劉、鄧官僚集團的不斷強化，黨的幹部就不會迅速腐化，也就不會有“四清”與“文革”。還有，一個真正的多黨、多“主義”的聯合政府，更容易融入世界，更容易取得經濟、文化、科技的高速發展，“改革”也就可能不會發生。沒有“改革”工農也就不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沒有“改革”中國就不會變成官僚資本家和國際壟斷資本家的天堂。
結論
看吧，看看“反右”以後發生的一切吧，最終的結果是：工農哭了，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產階級——笑了（鄭重聲明：並非所有笑了的都屬於資產階級）。
所以我說“反右”是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最大的失敗，是後果最嚴重的失敗。勝利者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