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大政方針更多地是由財界主導、政界參與製定的。
日本首相福田訪華，中國媒體高呼“春天來了”，日本媒體也罕見地沒有出現令人尷尬的“雜音”。有專家說，中日關係已經進入1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但中國人很少注意到的是，主導日本與周邊國家經濟關係乃至政治關係的，往往並不是那些政界人物，而是隱藏在他們背後的另一個集團。
從晚清黃遵憲書寫《日本國誌》開始，中日兩國的信息不對稱一直延續到今天。在日本，有關中國的報道和研究汗牛充棟，眾多的流派針對中國進行細致的調查研究；在中國，大量日本企業在提供資金支持商業調研項目。然而，中國大眾對日本的了解，卻驚人地局限於於靖國神社、東海油田等吸引眼球的“大事件”。
1997年，時任三井物產貿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的市川周出版《戰勝中國》一書，鼓吹日本對中國要有“競爭對手意識”，並提出了“三區域”理論。他認為，對於日中競爭來說，亞洲可以分為三個區域，韓國、中國台灣是第一區域，中國大陸是第二區域，南亞、中亞和蒙古等是第三區域。日本要采取“確保第一區域”，影響第三區域，以包圍第二區域的戰略。這個貿易經濟研究所的前身，正是三井物產的情報調研部門。
與市川相呼應，2005年2月，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所長寺島實郎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題目是“2005年的世界潮流及日本走向何方”。他明確地提出，日本應該轉變以往“脫亞入歐”的戰略，轉而向“親美入亞”努力。他還認為“日美關係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問題”，並由此提出“對華四原則”。
市川和寺島同屬三井物產，發表的言論也一脈相承，更重要的是二者都“算準”了中日關係的走勢。這是巧合嗎？
財界四團體的一元化
在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日本商工會議所（簡稱日商）、經濟同友會（簡稱同友會）和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簡稱日經聯）是日本戰後統合財界力量的四大團體，在社會經濟中占據著及其關鍵的地位。
1966年3月，部分有實力的財界人士組成“產業問題研究會”。產研聚攏了來自日本財界四大團體的首腦人物，因而獲得了“財界總司令部”或“財界政策委員會”的核心地位。與以往的財界團體相比，統合了各方力量的產研，是一個少而精且具有高度執行力的集團，其成立的目的就是加強產業界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由此，日本財界進入了“一元化時代”。
產研發起者木川田一隆對產研的定位有細致的陳述，他說：“產業界的協調並非否定競爭，而是尊重秩序。大企業和政府的關係要盡可能避免尋求行政指導，主要的是事前為解決問題而溝通思想。”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他的表述，這就是“秩序”。財界首腦代表了日本大企業和大財團的利益，他們對未來經濟發展的規劃，需要通過產研這樣的強勢機構來貫徹。
主宰經濟秩序
在產研建立不久的1966年4月，木川田就任首相谘詢機關經濟審議會會長。產研另一骨幹 守篤也獲得這個審議會的企劃專門委員會委員長的地位，負責製定《經濟社會發展計劃（1967-1971年度）》。財界直接操作製定決定日本經濟秩序的政策，以實現建立新秩序的目的。
在這方麵，新日鐵誕生的例子最為典型。1968年4月17日，日本《每日新聞》披露八幡和富士兩家鋼鐵企業計劃合並的消息，引起日本國內各界的廣泛關注。然而，這一計劃遭到了直屬內閣總理的反壟斷機構“公正交易委員會”的強烈反對。委員會認為兩家企業合並會阻礙行業競爭。
代表產研的中山委員會（以中山素平為委員長，有財界調查機關之稱）發表《我國產業的改組》，提出對鋼鐵、汽車、合成纖維、石油化學、工作母機等戰略工業，進行大膽的合並，同時聲稱為了與國際大企業競爭，日本應該容忍寡頭壟斷。這一大企業理論在產研內部得到了大力支持，產研會員中有很多都來自壟斷財團企業，如藤野忠次郎（三菱商事）、水上達三（三井物產）、土光敏夫（石川島播磨）、河野文彥（三菱重工）等。
以中山為委員長的產研鋼鐵問題專門委員會，在八幡和富士合並計劃公開後不久表示：“即使八幡與富士合並了，也不會發生競爭過小的弊害”，清楚地表明其支持的立場。
由此，產研代表的財 界與公正交易委員會代表的政界圍繞該合並案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終，財界以對部分產品暫緩壟斷性重組為代價，換取了政界對合並案整體的接受。
維護大企業利益
維護大企業、大財團的利益，是財界團體的基本任務之一。在這方麵，典型的例子是1970年底工人運動春季鬥爭開始前用實力扼殺所謂“大川報告”的事情。
上世紀60年代末，日本工資上升率達到了從來沒有過的高度，其中1970年更是達到了18.1%的曆史高度。對於一心想限製工資上升的大企業經營者來說，“不景氣”和“物價上漲”的可以大家利用的素材，他們打算強調物價上升和增加工資的惡性循環，以牽製春季鬥爭帶來的工資大幅增長。
1970年12月，一橋大學教授大川一司在經濟團體記者會上發表《關於經濟增長與物價、工資的基本分析》的報告，否定了財界鼓吹的“工資與物價的惡性循環”理論，並且不讚成限製工資的國民所得政策。大川此舉大大觸怒了各位財界首腦，於是這一耗時2年完成的研究報告，在財界的壓力下一夜之間就被束之高閣。
如果說“大川報告”事件表現了財界對輿論影響，“第三次降低公定利率”則反映了財界以實力推動政界行動的例子。
1960年代，關於是否進行日本戰後第三次公定利率的調整，從大藏省到日本銀行、經濟企劃廳，一致認為沒有降低的必要，調整措施也被擱置。但是，當時的日本財界第一人物、新日鐵董事長永野重雄堅持降低公定利率。於是，永野參與的產研開始對政界施加強大的壓力。當時被視為自民黨下屆總裁當然候補的福田赳夫，出於對自身政治生命的考慮，向產研代表的財界妥協，通過了降低利率的決定。
1971年5月7日，日本銀行臨時政策委員會決定降低公定利率的商業期票貼現。
商人幕府
日本財界的領袖級人物永野重雄曾對財界人士下過一個定義：“自己不能搞政治就派代理人去搞。有這種力量的就是財界人。”在政治家看來，這話未免太傲慢，但實際上這個定義尤其真實性，是不能否認的。日本的政財兩界關係正如永野所言，財界成為了事實上主導日本社會經濟的“商人幕府”。
佐藤榮作在當選為自民黨總裁前，產研首腦們表達了大力支持，產研的永野表示：“在此激烈動蕩的時期，首相如沒有統率力量是很不好的。佐藤先生有著實際成績，這一點可以放心。”這話傳到政界以後，領會這個意圖的自民黨副總裁川島正次郎立即著手調整黨內意見，迅速鞏固佐藤的地位。與此相比，1955年鳩山政權的倒台，則是由於時任經團聯會長的石阪等財界主流的極力反對。
在扶持代理人之外，財界的實力派人物還往往親自上陣。以產研為例，上世紀70年代的24名成員，無一例外都進入政府決策機構或谘詢機構中任職。與以往的舊財閥和舊財界團體相比，產研一改“遠距離操縱”的方式，轉為直接上陣操作政策的製定和修改。因此組織化的產研與其說是影響政界政策，不如說他們已經和政界一體化了。
來源：中國經濟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