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藍欣
最近一段時間裏，筆者在大西洋兩岸參加不少政策性的研討會，發現美歐雙方對跨大西洋關係的所謂“修複”的期待大不相同。在美國方麵，無論是決策界還是新聞媒體都把這種修複看作是實質性的，是冷戰後出現裂痕的“西方”進行重新整合的最佳曆史契機。布什政府當然也頗為沾沾自喜。前不久，筆者應邀參加華盛頓企業研究所的一次會議，常務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在會上談到亞洲地區的安全形勢，一再強調“盟友”的重要性，並提出“多邊盟友”的種種概念，這同近幾年的單邊主義相比固然是個進步。但美國對盟友的信心的恢複主要還是得益於跨大西洋關係的改善。在美國外交政策的製定過程中，這對關係仍然是起主導作用的因素。或許是受到跨大西洋關係的發展態勢的鼓舞，內氏對中國的要求比他的前任佐利克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的說法更進了一步，提出要中國“分擔責任(burden-sharing)。筆者搞過多年的美歐關係研究，當然意識到這個概念屬於跨大西洋關係的“話語係統”，也是冷戰期間美歐結構性矛盾的三大焦點之一，於是向內格羅蓬特請教，是否有把中國看作“盟友”的意思。他似乎有點措手不及，覺得筆者有點過於“咬文嚼字”，一番解釋之後，他最後承認，還是回到“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為好。把中國作為“盟友”當然不是美國政府的初衷。
美國朝野特別對歐盟兩個大國———法國和德國的新政府領導人讚不絕口，似乎他們是自二戰以來最親美的跨大西洋關係的夥伴。三年前，因為法國拒絕派兵參加美國發起的伊拉克戰爭，憤怒的美國人以“自由薯條”取代了法國炸薯條，前不久，美國國會山的餐廳正式放棄了這一做法。法國總統薩科齊上任不久就去美國訪問，並在布什家族的海濱莊園受到特殊禮遇。德國的默克爾總理似乎同美國在很多問題上也有良好的默契。美國對法德政府首腦的青睞究竟是出於什麽動機？顯然不僅僅限於具體政策方麵的協調。
歐洲人甚而將美國視為國際和平的第一威脅，這個結果讓美國朝野終於意識到盟友的重要性
首先，自伊拉克戰爭以來，美國的國際威望，或稱“軟實力”的下降速度之快超出世人的意料。小布什政府一開始對跨大西洋的政策分歧並不以為然。用炙手可熱的新保守主義理論家卡根的說法，歐洲人是膽小怕事的維納斯愛神，而美國才是敢做敢為的火星戰神。隻有美國才能對世界和平與穩定起領導作用。美國的威望在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裏本來就不高，所以其“軟實力”的下降主要是在盟國的範圍內。歐洲人甚而將美國視為國際和平的第一威脅，這個結果讓美國朝野終於意識到盟友的重要性。
其次，小布什政府讓意識形態主導對外政策的特點比曆屆政府都強。既然“民主”，“自由”這類典型的西方人的口號在外交決策過程中起巨大作用，一個分裂的西方對這種外交所起的破壞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體現在南部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與東部新保守主義的聯盟基礎上。美國同歐洲民主國家的一個根本不同之處是政教分離的原則從來都沒有嚴格的界定。可以說，小布什總統的“自由”，“民主”，“人權”的種種口號的背後都有神學概念的支撐，這正是曾經對美國民主體製讚譽有加的法國學者托克維爾最擔心的問題：即政教界限的模糊有可能產生“軟民主暴政。”
美國以個人主義為立國基礎，歐洲人著眼於恢複“集體生活”；美國強調競爭，歐洲人注重公平
歐洲的政治家和決策人在想什麽呢？就歐盟整體而言，跨大西洋關係的裂痕是實質性的，而不是一時一事的意見相左。用歐洲人的說法，他們已很難在一間屋子裏說話。歐洲同美國至少在兩大問題上出現原則上的分歧。其一，對全球如何進行治理的理念開始分道揚鑣。美國人對軍事實力的崇拜已為歐洲人所不能容忍。美國對其一超獨強地位的維護也已被歐洲人看作是帝國心態的回歸。美國對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多邊機製的蔑視更是引起雙方摩擦的主要根源。比如，在捷克和波蘭建立反導體係的決策，連北約這個唯一的跨大西洋機構都未能參與。
其二，在民主政體內部的治理上也開始發生巨大的分歧。美國以個人主義為立國的基礎，所謂“美國夢”即對個人利益提供最大限度的保護。“歐洲夢”則不同，它著眼於恢複“集體生活”，以提高公民社會的權益來保護個人利益。歐洲更注重通過社會福利製度來實現公平，而美國的體製則強調競爭。歐洲人常常以生活質量做衡量標準，而美國人卻往往用金錢的數字進行衡量。
這兩種分歧必然反映在諸多的外交政策層麵。人們往往習慣於用冷戰結束的事實，即共同敵人蘇聯的消失來解釋美歐關係變冷的原因所在。其實，美歐關係分裂的原因之一恰恰反映在對冷戰的解釋上。美國朝野的一個共同看法是，冷戰是美國的勝利，歐洲在冷戰結束的過程中起的作用不過是被動的接受者。因此，美國從冷戰結束伊始就有強烈的得勝者心態。歐洲人則不敢苟同，認為冷戰的結束既有美國，也有盟國和蘇聯的作用。於是，在對待俄羅斯的政策上發生的許多分歧在所難免。美國視俄羅斯為“戰敗國”，對其內外政策蔑視有加，而歐洲把俄羅斯看成是必不可少的合作對象。
一種根深蒂固的說法是，“西-西矛盾乃家務事”，對中國意義不大，實際上，我們必須避免這種誤讀
在對華政策上，美國一直把中國作為潛在的對手，而歐洲從來沒有把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象。所以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仍然是直接或間接的“遏製”，而歐洲卻把中國視為“全球治理的戰略夥伴。”美歐為了協調在對華軍售解禁問題上的步調，啟動了跨大西洋的對華政策雙邊協調機製。但迄今為止，成就十分有限。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美歐在對華政策上也有共同利益，雙方都麵臨著中國廉價產品的激烈競爭。
但是，我們必須避免對跨大西洋關係的傳統誤讀。一種根深蒂固的說法是，“西-西矛盾乃家務事”，對中國意義不大。實際上，美歐的實質性分歧由來已久。雖然不會很快發展為衝突，但雙方對華政策的出發點迥異是中國的重大曆史機遇。更重要的是，美歐關係的一大特點是雙方都在爭奪話語優勢，傳統西方的那種帶有普世主義特點的思維方式已經日漸式微，這正是中國加入國際關係辯論的曆史良機。
以法美關係為例，薩科齊上台之後，很多學者都以此來證明“西-西矛盾乃家務事”論點的正確。其實，薩氏上台伊始就專門邀請前外交部長、社會黨人韋德林對法國對外政策的總體構架進行評估。該評估報告中雖然提出法國的外交姿態要“謙虛”一點，但對大西洋關係並不十分看好。
正如美國的媒體所評論的那樣，這份得到法國總統首肯的報告實際上把修複大西洋關係看成是暫時現象。法國政策界和美國的法國通都告訴筆者，法國自戴高樂總統以來，曆屆總統上任之初都試圖修複與美國的關係，但結局總是不歡而散。以為薩科齊會全然脫離這一傳統模式實在太過幼稚。
就中國而言，應當重視歐美之間產生矛盾的根本原因，盡可能地避免籠統地看待西方，尤其是在對待中國崛起的問題上，更不要把自己追求的目標視為普世性的，因為這樣做實際上會鼓勵西方的重新整合，並用新的普世口號，例如環保或人權等來對付中國。美國國會和政府已經開始充分利用這類口號作為修複跨大西洋關係的粘合劑。近期即將麵世的國會“中國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的年度報告也許會提供一個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