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匯豐大樓與銅獅子的來曆 作者：wangtao25241
一提起匯豐銀行，一般老上海可能會想起聳立在外灘十二號的一幢所謂希臘式七層花崗石大廈，其實，最早的匯豐，並不在那裏。
早在１８６５年，也就是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勾結帝國主義攻下南京，扼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第二年，在外灘南京路轉角處出現了一家英國銀行。這家銀行總行在香港，是英帝國主義為侵略中國特地設立的，設立時明確以中國為掠奪對象。它的英文名稱直譯出來叫做“香港上海銀行股份有限公民”，中文取名“匯豐”。
起初，它的生意和它原來的那幢房屋一樣並不是很大，僅僅搞些匯總結算等業務，資金周轉也不靈，差一點因為投機外國股票失利而倒閉。但是隨著英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深入，它的業務才得到了驚人的發展，並獲得了巨額的利潤。
匯豐銀行在中國人民身上刮得的巨額的利潤，就想裝修門麵，於是，決定在外灘十二號的地基上翻造新的營業大樓，準備以後騙取和掠奪更多的錢財。新的營業大樓於１９２１年動工，１９２３年建成，建築麵積三萬二千平方米，其式樣是所謂新希臘式，共七層。大樓門前還特地放了兩個引人注目的銅獅子。據說這兩個銅獅子是在英國鑄造的，鑄成之後就把模型消掉，這樣，它們的樣子便成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了。對於這幢大樓，英帝國主義曾自言為“從蘇伊士運河到遠東白令海峽的一座最講究的建築”。匯豐銀行由小變大的過程，也就是它對中國人民掠奪擴大與加深的過程。
利用特權 吸收資金
在清末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中曾經描寫這樣一個故事，說清朝政府的一個藩台（主管一省財政和人事的行政長官）奉命到上海查辦一個被參官僚以贓款存在匯豐銀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著八人抬的大轎，帶著一些隨從直奔匯豐銀行而來。但當他來到銀行門口，卻被擋了駕，守門的說是必須從後門進去。藩台大人隻得徒步走到銀行後門立了半天，結果還是沒有人理睬他。後來，他才知道匯豐對中國存戶在那裏的存款，是拒絕中國官方進行任何調查的。沒有辦法，他隻得以“外國人不準查帳”回複他的上司，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
從上麵這個故事裏我們不僅可以看到英帝國主義如何歧視中國人，不準中國人走匯豐銀行的大門，而且還可以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中國人存款在匯豐，匯豐就能依靠英帝國主義的勢力，拒絕中國政府就中國存戶任何款項加以調查。拒絕對存戶存款加以調查，是匯豐在舊中國享有特權的一種表現。因為有了這個特權，當時許多軍閥、官僚、地主就更以匯豐為最安全保險庫，把曆年刮來的血腥錢統統送了進去。據統計，匯豐銀行在１８６５年的存款餘額僅為３００餘萬元，但到１９１３年，存款餘額即達２億９０００萬元以上，較前猛增了９７倍左右。到１９３６年又增至８億３０００萬元.。
有了如此龐大的存款，匯豐在業務上更是有恃無恐，於是，它那一幅帝國主義銀行的架子也擺得特別大，在存款業務上歧視中國人的地方特別多。比如，除了中國人存示隻能從後門進出這個規定外，對於存款數額，它也有很多清規戒律。根據這些清規戒律，數額大的雖然“僅表歡迎”，遇到存款數目小的，那就毫不客氣，“一概不予辦理”。一般銀行對於定期存款的期限本來有長有短，儲戶可以根據自已的需要自作安排，然而匯豐這民充分利用中國存戶的資金，非但把存款期限拉得很長，而且還把期限短的拒絕於大門之外。匯豐還利用了帝國主義的特權，甚至規定對於一部分中國人的巨額存款不付利息，不付不算，反而還要向存戶收取所謂的手續費和保管金。
高利貸性質的政治借款
大量吸收中國軍閥、官僚和地主的存款，匯豐轉過頭來做的一筆好買賣就是用極度苛刻的政治經濟條件積極參加對清政府的放債。譬如在１８７４--１８９０年之間，清政府共借外債２６筆，匯豐一家就獨占了１７筆，占總額的６５%左右。這些借款不少被用來幫助清政府鎮壓和屠殺中國人民。象１８７４年的所謂“福建防台借款”就是用來鎮壓和屠殺台灣人民起義的。這些借款的特點：利息高，最高的曾達一分五厘；期限短，最短的甚至一年也不到。在交付借款時，還要先打折扣，最高的借款折扣高達８３%。也就是說，名義上１００兩銀子，而實際上清政府到手的隻有８３兩，而扣的部分還要計算借款利息。
這種赤裸裸的掠奪，自然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引起激烈的竟爭。但是在這種狗打架的爭奪戰中為什麽匯豐卻能獨占魚頭，包攬大部分借款呢？談到這一點，又不能不提到“清太子太保”賀得的功勞。賀德這個英帝國主義份子因為打入了清政府的內部組織，成了慈禧太後的寵臣，當了掌握全國海關大權的總稅務司，所以每當清政府要舉債時，總是充分諮詢了他的意見後才作出決定。匯豐能夠取得對清政府的大部分的借款，也是賀德這個坐探裏應外合的結果。
英帝國主義通過這些借款獲得了各種政治、經濟特權。如１８９６年和１８９８年兩次“英德借款”的合同規定，在借款未償清之前，中國的海關總稅務司隻能由英帝國主義分子來擔任。這便為賀德長期霸占中國的海關作了政治擔保。在借款談判過程中，英帝國主義趁機脅迫清政府承認長江流域為它的勢力範圍，並允許英國汽船在中國內河自由行駛。在賀德的威脅和把持下，還迫使清政府把當時財政收入中的主要收入----關稅、（後來又增加了鹽稅）作為借款的擔保和抵押。辛亥革命後，匯豐以清理債務積欠為借口，正式取得了關稅、鹽稅的保管權。這就使得上海匯豐銀行長期成為中國關稅、鹽稅收支轉解的總樞紐。它不但可以按期扣還它的借款本息，而且還憑空增加了一筆可以運用的稅額餘額。中國政府如果想動用這種多餘下來的稅款（所謂“關餘”和“鹽餘”），那非得匯豐點頭不可。匯豐利用這一點，在政治上又儼然以中國政府的太上皇自居。
再比如，在１９世紀末和２０世紀初，各帝國主義對中國鐵路借款的承貸權曾經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誰要是奪得了鐵路借款的承貸權，誰就可以進一步奪取鐵路的築路權、管理權、以及沿線礦產的開發權，就可以沿鐵路線擴展自已的政治、經濟、軍事勢力，建立自已的勢力範圍。那時，匯豐銀行不遺餘力地投入了這一爭奪戰。它為了加強自已在這次爭奪戰中的財力，在１８９８年和另一個在華曆史最久的英帝國主義壟斷資本集團--怡和洋行勾搭起來，聯合組成了專門爭奪中國鐵路借款的所謂“中英公司”。到１９１１辛亥革命為止，它所爭得到的較大的鐵路借款有：滬寧、廣九、滬杭用、津浦、京漢等重要的鐵路借款。這些鐵路借款不但使英帝國主義控製了中國的重要鐵路，而且還確保了它在長江流域以及華中一帶的勢力範圍。
支持帝國主義洋行 打擊中國民族企業
作為英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堡壘，匯豐對英帝國主義洋行的各項掠奪和投機活動無不以後台老板的資格給以充分的支持。據估計單在上海一地，就有四十幾家英帝國主義的重要企業民它有著密切的信貸關係，其中怡和、太古、老沙遜等洋行與它的關係尤為密切。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匯豐的董事會的成員主要為這些洋行的代表所組成，它們的關係真可以說是血肉相連。這些英帝國主義可以向匯豐優先取得低利貸款，可以利用它的信用透支來進行投機倒把。在１９３７年，由怡和、仁記等洋行所合夥開設的業廣地產公司以五厘低息向匯豐銀行透支９００萬元，拿到９００萬元，它就趁中國企業一時資金周轉的困難，以八厘的高額利息押進它們的房地產。這一轉手，就輕易地獲得了幾十萬元的暴利。
匯豐銀行還和帝國主義洋行串通一氣，把持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它以大量的資金貸放給在華的帝國主義出口洋行，其中特別是怡和洋行，支持它在中國廉價掠奪大批豬？、桐油、茶葉、大豆、蠶絲及礦產等重要原料和物資。這種放款往往采取押匯的方式，比如匯豐貸款給怡和洋行在中國收購茶葉，在收購之後並不馬上收回貸款，而是等怡和洋行把茶葉運到國外市場出賣後才在國外收還；另外，它在國外收到貸款後，又用以借給怡和銀行，資助它在國外收購洋貨運到中國來進行商品傾銷，俟出賣後再在中國收回。由於匯豐對洋行如此賣力支持，就使得帝國主義洋行在控製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是處於更有利的地位。舊中國的國際貿易幾乎全部被帝國主義洋行所魂斷，直到１９２０以後才有少數中國商人參加國際貿易，但所占比重極小，而且處於附庸地位。
與此相反，匯豐對中國的民族企業幾乎無處不抓住機會盡量進行打擊。它的資金一般是不借給中國民族資本辦的企業的，即使出借，利息很高，總要在八厘以上，而且借款條件十分苛刻，往往要有二倍或三倍以上的不動產抵押。它要數倍的不動產作抵押，目的在趁人之危，在等人到期不能償還時就把這種不動產加以吞沒。１９３５年初，它借口押款到期未及時清償，就悍然拍賣中國的一個民族企業----申新七廠。後來由於上海人民的堅決反對，它才被迫取消了這項拍賣。當時匯豐所以要一意孤行地拍賣申新七廠，是有其陰謀的。大家知道，申新紡織企業係統是中國當時著名的也是最大的民族棉紡織企業，當時英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輸出中，棉紗、棉布是大宗貨品，摧殘一家中國的民族棉紡企業，對英帝國主義的對華輸出自然大有好處。
操縱外匯牌價 謀取巨額暴利
由於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大部分為匯豐銀行所支持的帝國主義企業所壟斷，一切進出口貿易大多在匯豐銀行中結匯，更由於它經手舊中國大部分借款和戰爭賠款的收付，掌握了中國關稅、鹽稅等大宗財政收入的保管支撥權，因此它也就操縱了中國的金融市場。帝國主義分子季南在《１８８０-１８８５年間英國在華外交》一書中，曾作了如下的招供：“它（匯豐）在１８８０年就十分確定地取得了在中國貿易中發號施令的地位。英國很多商行同它有利益關係。同所有的海外銀行一樣，人們譴責它為了英國人的利益而用了不正當的辦法操縱貿易。但是對它主要的批評是它掌握了中國海關收入的特權，並且往往為了它自已的目的而使用這些收入。這是壓倒一切的金融勢力的重要原因。”
由於匯豐銀行在舊中國金融界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依靠了帝國主義勢力，因此長期以來形成了這種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裏才有的怪現象；全國通商口岸的外匯牌價（中國貨幣與各國貨幣之間的比價）要以上海為標準，上海則以匯豐的掛牌為標準。所以老上海們都記得，在１９３５年以前，每天在匯豐的營業廳門口總是擠滿了人群，他們緊張地抄錄著剛剛掛出來的外匯牌價。
匯豐銀行既然一手操縱著中國的國際匯兌和外匯牌價的大權，所以它就可以利用匯價的漲落來謀取暴利。例如，每當它在向中國政府交付借款時就故意抬高外匯的牌價，以便少付銀兩，而在收取借款本息時，又故意壓低外匯牌價，從而多收銀兩。在１９２１---１９２５年之間，僅五年的時間，匯豐就用這種方法，非法獲得了１８９萬餘兩銀子。
濫發紙幣 進行公開掠奪
匯豐銀行掠奪中國人民的花招是多種多樣的，除了上麵揭露幾種方法外，還利用它在中國的帝國主義特權，發行紙幣。這種紙幣的掠奪方式，比其他方式更為露骨。因為英帝國主義用一疊疊花花綠綠的紙頭卻換取了中國廣大勞動人民長期以來累積起來的社會財富。這簡直就是一種變相的強盜搶劫！匯豐通過發行紙幣，所掠奪到的財富是十分巨大的。１８９３年洋務派知識分子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曾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的銀票（紙幣），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惟所欲為。聞英商匯豐銀行在奧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
解放前，匯豐銀行發行的港幣在中國大量流通。特別在解放前，港幣在華南幾乎代替了中國貨幣的地位，成為計價流通的工具。
收括了中國人民多少血汗錢
匯豐銀行在中國開辦了這樣久，所進行的侵略掠奪活動又這樣多，它在中國人民身上到底收刮了多少血汗錢？現在我們且從它所公布的殘缺不全的，經過修改的統計數字和一些側麵材料中來了解一個梗概。
從１９世紀８０年代起，它每年的純利就在１００萬元以上，１８９０年曾達２６７萬餘元。當時英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喉舌--《北華捷報》曾以羨慕的口吻說：“這樣大的利潤，據我們所知，是倫敦任何合股銀行所未曾有過的”。由於當時匯豐的業務主要是在中國，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這些錢也主要是從中國人民身上收刮去的。
匯豐銀行的利潤隨著它在中國的投機和掠奪事業的發展而越來越大。１９２３年，當外灘１２號新建的營業大樓落成後，它一年單單在上海獲得的利潤即達５００萬元之多。
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期間，匯豐銀行的利潤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比前幾年增加。在這５年間，匯豐銀行平均每年純利潤達１６６８萬元，最高年份的１９３０年利潤達２０７２萬元，超過了它的資本總額。這就表明，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投資，即使在經濟危機期間，也往往能保持高額壟斷利潤；它總是千方百計地用加強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勞動人民的掠奪的辦法，來盡可能轉嫁它在經濟危機期間的損失。
在１９３４年“白銀風潮”時，匯豐銀行在這時敞開肚皮吃進大批的白銀，並把它運到英國去賺更多的錢。運的時候，從匯豐大樓到碼頭的一裏多長的路上，都戒了嚴，英帝國主義的警官指揮著全副武裝的巡捕來回保護。後來英帝國主義為了避人耳目，就徹夜動手；怕輪船不安全，就用軍艦。事後有人估計，匯豐銀行在“白銀風潮”中，僅１９３４年６月到１２月，就從中國搶走白銀達５７５０萬餘元。
另外，我們可以從匯豐銀行大班們的窮奢極欲的糜爛生活中瞧出匯豐銀行獲利之豐厚。
那時候，匯豐的大班們都住在特地為他們建造的匯豐花園裏。他們每人每月的薪水加上外快總在萬元以上（匯豐銀行的一班中國職員僅６０元，最低的勤雜工隻有１２元）。每人都供給一輛小汽車。他們住的房子，雇的傭人，用的煤、水、電費都是由銀行開支。銀行大班們還特地買了幾匹阿拉伯純種馬，經常參加當時“跑馬廳”裏的跑馬。這些帝國主義分子還遠從澳洲運來青草給這些馬吃。他們除了養馬，而且還養狗。一頭狗每天吃的牛肉就得好幾磅。狗馬如此，其主人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匯豐銀行在舊中國的地位真可謂“不可一世”，在金融界，他儼然以“中央銀行”自居。抗戰勝利後，匯豐銀行的這種“不可一世”的地位才為美帝國主義在華的金融勢力所代替。
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迅速清理了外幣的流通，外國銀行所擁有的一切特權已完全喪失。新中國已建立起強大的、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金融體係和統一的貨幣製度，外國銀行對中國的金融統治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但願如此）！昔日被帝國主義分子占據的匯豐大樓，今天也回到了中國人民的手裏了。
一提起匯豐銀行，一般老上海可能會想起聳立在外灘十二號的一幢所謂希臘式七層花崗石大廈，其實，最早的匯豐，並不在那裏。
早在１８６５年，也就是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勾結帝國主義攻下南京，扼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第二年，在外灘南京路轉角處出現了一家英國銀行。這家銀行總行在香港，是英帝國主義為侵略中國特地設立的，設立時明確以中國為掠奪對象。它的英文名稱直譯出來叫做“香港上海銀行股份有限公民”，中文取名“匯豐”。
起初，它的生意和它原來的那幢房屋一樣並不是很大，僅僅搞些匯總結算等業務，資金周轉也不靈，差一點因為投機外國股票失利而倒閉。但是隨著英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深入，它的業務才得到了驚人的發展，並獲得了巨額的利潤。
匯豐銀行在中國人民身上刮得的巨額的利潤，就想裝修門麵，於是，決定在外灘十二號的地基上翻造新的營業大樓，準備以後騙取和掠奪更多的錢財。新的營業大樓於１９２１年動工，１９２３年建成，建築麵積三萬二千平方米，其式樣是所謂新希臘式，共七層。大樓門前還特地放了兩個引人注目的銅獅子。據說這兩個銅獅子是在英國鑄造的，鑄成之後就把模型消掉，這樣，它們的樣子便成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了。對於這幢大樓，英帝國主義曾自言為“從蘇伊士運河到遠東白令海峽的一座最講究的建築”。匯豐銀行由小變大的過程，也就是它對中國人民掠奪擴大與加深的過程。
利用特權 吸收資金
在清末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中曾經描寫這樣一個故事，說清朝政府的一個藩台（主管一省財政和人事的行政長官）奉命到上海查辦一個被參官僚以贓款存在匯豐銀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著八人抬的大轎，帶著一些隨從直奔匯豐銀行而來。但當他來到銀行門口，卻被擋了駕，守門的說是必須從後門進去。藩台大人隻得徒步走到銀行後門立了半天，結果還是沒有人理睬他。後來，他才知道匯豐對中國存戶在那裏的存款，是拒絕中國官方進行任何調查的。沒有辦法，他隻得以“外國人不準查帳”回複他的上司，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
從上麵這個故事裏我們不僅可以看到英帝國主義如何歧視中國人，不準中國人走匯豐銀行的大門，而且還可以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中國人存款在匯豐，匯豐就能依靠英帝國主義的勢力，拒絕中國政府就中國存戶任何款項加以調查。拒絕對存戶存款加以調查，是匯豐在舊中國享有特權的一種表現。因為有了這個特權，當時許多軍閥、官僚、地主就更以匯豐為最安全保險庫，把曆年刮來的血腥錢統統送了進去。據統計，匯豐銀行在１８６５年的存款餘額僅為３００餘萬元，但到１９１３年，存款餘額即達２億９０００萬元以上，較前猛增了９７倍左右。到１９３６年又增至８億３０００萬元.。
有了如此龐大的存款，匯豐在業務上更是有恃無恐，於是，它那一幅帝國主義銀行的架子也擺得特別大，在存款業務上歧視中國人的地方特別多。比如，除了中國人存示隻能從後門進出這個規定外，對於存款數額，它也有很多清規戒律。根據這些清規戒律，數額大的雖然“僅表歡迎”，遇到存款數目小的，那就毫不客氣，“一概不予辦理”。一般銀行對於定期存款的期限本來有長有短，儲戶可以根據自已的需要自作安排，然而匯豐這民充分利用中國存戶的資金，非但把存款期限拉得很長，而且還把期限短的拒絕於大門之外。匯豐還利用了帝國主義的特權，甚至規定對於一部分中國人的巨額存款不付利息，不付不算，反而還要向存戶收取所謂的手續費和保管金。
高利貸性質的政治借款
大量吸收中國軍閥、官僚和地主的存款，匯豐轉過頭來做的一筆好買賣就是用極度苛刻的政治經濟條件積極參加對清政府的放債。譬如在１８７４--１８９０年之間，清政府共借外債２６筆，匯豐一家就獨占了１７筆，占總額的６５%左右。這些借款不少被用來幫助清政府鎮壓和屠殺中國人民。象１８７４年的所謂“福建防台借款”就是用來鎮壓和屠殺台灣人民起義的。這些借款的特點：利息高，最高的曾達一分五厘；期限短，最短的甚至一年也不到。在交付借款時，還要先打折扣，最高的借款折扣高達８３%。也就是說，名義上１００兩銀子，而實際上清政府到手的隻有８３兩，而扣的部分還要計算借款利息。
這種赤裸裸的掠奪，自然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引起激烈的竟爭。但是在這種狗打架的爭奪戰中為什麽匯豐卻能獨占魚頭，包攬大部分借款呢？談到這一點，又不能不提到“清太子太保”賀得的功勞。賀德這個英帝國主義份子因為打入了清政府的內部組織，成了慈禧太後的寵臣，當了掌握全國海關大權的總稅務司，所以每當清政府要舉債時，總是充分諮詢了他的意見後才作出決定。匯豐能夠取得對清政府的大部分的借款，也是賀德這個坐探裏應外合的結果。
英帝國主義通過這些借款獲得了各種政治、經濟特權。如１８９６年和１８９８年兩次“英德借款”的合同規定，在借款未償清之前，中國的海關總稅務司隻能由英帝國主義分子來擔任。這便為賀德長期霸占中國的海關作了政治擔保。在借款談判過程中，英帝國主義趁機脅迫清政府承認長江流域為它的勢力範圍，並允許英國汽船在中國內河自由行駛。在賀德的威脅和把持下，還迫使清政府把當時財政收入中的主要收入----關稅、（後來又增加了鹽稅）作為借款的擔保和抵押。辛亥革命後，匯豐以清理債務積欠為借口，正式取得了關稅、鹽稅的保管權。這就使得上海匯豐銀行長期成為中國關稅、鹽稅收支轉解的總樞紐。它不但可以按期扣還它的借款本息，而且還憑空增加了一筆可以運用的稅額餘額。中國政府如果想動用這種多餘下來的稅款（所謂“關餘”和“鹽餘”），那非得匯豐點頭不可。匯豐利用這一點，在政治上又儼然以中國政府的太上皇自居。
再比如，在１９世紀末和２０世紀初，各帝國主義對中國鐵路借款的承貸權曾經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誰要是奪得了鐵路借款的承貸權，誰就可以進一步奪取鐵路的築路權、管理權、以及沿線礦產的開發權，就可以沿鐵路線擴展自已的政治、經濟、軍事勢力，建立自已的勢力範圍。那時，匯豐銀行不遺餘力地投入了這一爭奪戰。它為了加強自已在這次爭奪戰中的財力，在１８９８年和另一個在華曆史最久的英帝國主義壟斷資本集團--怡和洋行勾搭起來，聯合組成了專門爭奪中國鐵路借款的所謂“中英公司”。到１９１１辛亥革命為止，它所爭得到的較大的鐵路借款有：滬寧、廣九、滬杭用、津浦、京漢等重要的鐵路借款。這些鐵路借款不但使英帝國主義控製了中國的重要鐵路，而且還確保了它在長江流域以及華中一帶的勢力範圍。
支持帝國主義洋行 打擊中國民族企業
作為英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堡壘，匯豐對英帝國主義洋行的各項掠奪和投機活動無不以後台老板的資格給以充分的支持。據估計單在上海一地，就有四十幾家英帝國主義的重要企業民它有著密切的信貸關係，其中怡和、太古、老沙遜等洋行與它的關係尤為密切。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匯豐的董事會的成員主要為這些洋行的代表所組成，它們的關係真可以說是血肉相連。這些英帝國主義可以向匯豐優先取得低利貸款，可以利用它的信用透支來進行投機倒把。在１９３７年，由怡和、仁記等洋行所合夥開設的業廣地產公司以五厘低息向匯豐銀行透支９００萬元，拿到９００萬元，它就趁中國企業一時資金周轉的困難，以八厘的高額利息押進它們的房地產。這一轉手，就輕易地獲得了幾十萬元的暴利。
匯豐銀行還和帝國主義洋行串通一氣，把持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它以大量的資金貸放給在華的帝國主義出口洋行，其中特別是怡和洋行，支持它在中國廉價掠奪大批豬？、桐油、茶葉、大豆、蠶絲及礦產等重要原料和物資。這種放款往往采取押匯的方式，比如匯豐貸款給怡和洋行在中國收購茶葉，在收購之後並不馬上收回貸款，而是等怡和洋行把茶葉運到國外市場出賣後才在國外收還；另外，它在國外收到貸款後，又用以借給怡和銀行，資助它在國外收購洋貨運到中國來進行商品傾銷，俟出賣後再在中國收回。由於匯豐對洋行如此賣力支持，就使得帝國主義洋行在控製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是處於更有利的地位。舊中國的國際貿易幾乎全部被帝國主義洋行所魂斷，直到１９２０以後才有少數中國商人參加國際貿易，但所占比重極小，而且處於附庸地位。
與此相反，匯豐對中國的民族企業幾乎無處不抓住機會盡量進行打擊。它的資金一般是不借給中國民族資本辦的企業的，即使出借，利息很高，總要在八厘以上，而且借款條件十分苛刻，往往要有二倍或三倍以上的不動產抵押。它要數倍的不動產作抵押，目的在趁人之危，在等人到期不能償還時就把這種不動產加以吞沒。１９３５年初，它借口押款到期未及時清償，就悍然拍賣中國的一個民族企業----申新七廠。後來由於上海人民的堅決反對，它才被迫取消了這項拍賣。當時匯豐所以要一意孤行地拍賣申新七廠，是有其陰謀的。大家知道，申新紡織企業係統是中國當時著名的也是最大的民族棉紡織企業，當時英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輸出中，棉紗、棉布是大宗貨品，摧殘一家中國的民族棉紡企業，對英帝國主義的對華輸出自然大有好處。
操縱外匯牌價 謀取巨額暴利
由於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大部分為匯豐銀行所支持的帝國主義企業所壟斷，一切進出口貿易大多在匯豐銀行中結匯，更由於它經手舊中國大部分借款和戰爭賠款的收付，掌握了中國關稅、鹽稅等大宗財政收入的保管支撥權，因此它也就操縱了中國的金融市場。帝國主義分子季南在《１８８０-１８８５年間英國在華外交》一書中，曾作了如下的招供：“它（匯豐）在１８８０年就十分確定地取得了在中國貿易中發號施令的地位。英國很多商行同它有利益關係。同所有的海外銀行一樣，人們譴責它為了英國人的利益而用了不正當的辦法操縱貿易。但是對它主要的批評是它掌握了中國海關收入的特權，並且往往為了它自已的目的而使用這些收入。這是壓倒一切的金融勢力的重要原因。”
由於匯豐銀行在舊中國金融界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依靠了帝國主義勢力，因此長期以來形成了這種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裏才有的怪現象；全國通商口岸的外匯牌價（中國貨幣與各國貨幣之間的比價）要以上海為標準，上海則以匯豐的掛牌為標準。所以老上海們都記得，在１９３５年以前，每天在匯豐的營業廳門口總是擠滿了人群，他們緊張地抄錄著剛剛掛出來的外匯牌價。
匯豐銀行既然一手操縱著中國的國際匯兌和外匯牌價的大權，所以它就可以利用匯價的漲落來謀取暴利。例如，每當它在向中國政府交付借款時就故意抬高外匯的牌價，以便少付銀兩，而在收取借款本息時，又故意壓低外匯牌價，從而多收銀兩。在１９２１---１９２５年之間，僅五年的時間，匯豐就用這種方法，非法獲得了１８９萬餘兩銀子。
濫發紙幣 進行公開掠奪
匯豐銀行掠奪中國人民的花招是多種多樣的，除了上麵揭露幾種方法外，還利用它在中國的帝國主義特權，發行紙幣。這種紙幣的掠奪方式，比其他方式更為露骨。因為英帝國主義用一疊疊花花綠綠的紙頭卻換取了中國廣大勞動人民長期以來累積起來的社會財富。這簡直就是一種變相的強盜搶劫！匯豐通過發行紙幣，所掠奪到的財富是十分巨大的。１８９３年洋務派知識分子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曾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的銀票（紙幣），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惟所欲為。聞英商匯豐銀行在奧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
解放前，匯豐銀行發行的港幣在中國大量流通。特別在解放前，港幣在華南幾乎代替了中國貨幣的地位，成為計價流通的工具。
收括了中國人民多少血汗錢
匯豐銀行在中國開辦了這樣久，所進行的侵略掠奪活動又這樣多，它在中國人民身上到底收刮了多少血汗錢？現在我們且從它所公布的殘缺不全的，經過修改的統計數字和一些側麵材料中來了解一個梗概。
從１９世紀８０年代起，它每年的純利就在１００萬元以上，１８９０年曾達２６７萬餘元。當時英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喉舌--《北華捷報》曾以羨慕的口吻說：“這樣大的利潤，據我們所知，是倫敦任何合股銀行所未曾有過的”。由於當時匯豐的業務主要是在中國，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這些錢也主要是從中國人民身上收刮去的。
匯豐銀行的利潤隨著它在中國的投機和掠奪事業的發展而越來越大。１９２３年，當外灘１２號新建的營業大樓落成後，它一年單單在上海獲得的利潤即達５００萬元之多。
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期間，匯豐銀行的利潤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比前幾年增加。在這５年間，匯豐銀行平均每年純利潤達１６６８萬元，最高年份的１９３０年利潤達２０７２萬元，超過了它的資本總額。這就表明，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投資，即使在經濟危機期間，也往往能保持高額壟斷利潤；它總是千方百計地用加強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勞動人民的掠奪的辦法，來盡可能轉嫁它在經濟危機期間的損失。
在１９３４年“白銀風潮”時，匯豐銀行在這時敞開肚皮吃進大批的白銀，並把它運到英國去賺更多的錢。運的時候，從匯豐大樓到碼頭的一裏多長的路上，都戒了嚴，英帝國主義的警官指揮著全副武裝的巡捕來回保護。後來英帝國主義為了避人耳目，就徹夜動手；怕輪船不安全，就用軍艦。事後有人估計，匯豐銀行在“白銀風潮”中，僅１９３４年６月到１２月，就從中國搶走白銀達５７５０萬餘元。
另外，我們可以從匯豐銀行大班們的窮奢極欲的糜爛生活中瞧出匯豐銀行獲利之豐厚。
那時候，匯豐的大班們都住在特地為他們建造的匯豐花園裏。他們每人每月的薪水加上外快總在萬元以上（匯豐銀行的一班中國職員僅６０元，最低的勤雜工隻有１２元）。每人都供給一輛小汽車。他們住的房子，雇的傭人，用的煤、水、電費都是由銀行開支。銀行大班們還特地買了幾匹阿拉伯純種馬，經常參加當時“跑馬廳”裏的跑馬。這些帝國主義分子還遠從澳洲運來青草給這些馬吃。他們除了養馬，而且還養狗。一頭狗每天吃的牛肉就得好幾磅。狗馬如此，其主人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匯豐銀行在舊中國的地位真可謂“不可一世”，在金融界，他儼然以“中央銀行”自居。抗戰勝利後，匯豐銀行的這種“不可一世”的地位才為美帝國主義在華的金融勢力所代替。
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迅速清理了外幣的流通，外國銀行所擁有的一切特權已完全喪失。新中國已建立起強大的、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金融體係和統一的貨幣製度，外國銀行對中國的金融統治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但願如此）！昔日被帝國主義分子占據的匯豐大樓，今天也回到了中國人民的手裏了。
評論
yijibang
2007-11-28 15:00:21
回複
悄悄話
今天匯豐銀行在上海浦東的大樓也不小啊！我去過很多次。他們的服務絕對比國內其他銀行好的多。每個員工和藹可親，服務至上。聽說，匯豐是全世界最大的銀行。不知對否？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