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見端倪的英、俄兩霸格局
啟蒙主義毫無疑問標誌著歐洲步入現代文明的裏程碑。當前普遍實施的三權分立，廣為國際社會接受的人權、自由、民主思想，早在十七、十八世紀便已係統提出。然而就實踐方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堪稱達到了既維護自由經濟，又兼顧社會正義的高度。
於此之前，國際社會長期為霸權橫行、搶掠資源、殖民擴張、種族滅絕所籠罩，絲毫反映不了啟蒙時代思想家所展現的理性主義精神。尤其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英、俄二強主導大局的跡象已見端倪。此際，隻消在世界地圖上，從中國長江至希臘拉起一條橫線，便展現出北上的英國與南下的俄羅斯這兩大政治板塊互相衝撞的勢態。至於其它國家，絕大多數或為了鞏固傳統利益，或為擺脫逆境而尋求突破，其中，納粹德國即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例子。
德國，整軍精武的典範
德國建立民族國家的時機，固然落後於其鄰國，但文化領域卻並非處於邊緣地帶。以人文科學為例，德國的文史哲於十八世紀便可與英、法相比擬。甚至作為長期受基督教世界欺壓的猶太人，也隨著德國政治世俗化的進展，在各個社會領域逐步解放。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麵對著西方資本與蘇聯共產主義的雙重壓力。為了把社會各對立階級擰成一個戰鬥團體，一方麵把司法、行政、立法結為一體，對人民加強思想控製，一方麵自詡為"貫徹上帝的意旨"（見希特勒《我的奮鬥》），推出了種族主義理論。其中，既把日耳曼德意誌民族置於至高無上地位，又可訴諸一切超越道德、法律規範的暴力手段，實現其振興國家、擴大生存空間、消滅異己的戰略目標。
至於二、三十年代之交，突然把猶太人問題無限上綱，不過是作為殺雞儆猴和巧取豪奪、解決經濟危機的手段，而並非真以為人數寥寥的猶太人有何危害國防安全或阻撓經濟發展的能耐。
德國的反猶特質
1996年，年僅35歲的哈佛大學政治係副教授丹尼.哥德哈根先生利用發表新書的機會《希特勒的自覺自願劊子手》，應邀前往德國，並轉戰各大都市，與德國傳媒、學術界進行辯論。
當時，他曾一針見血指出，排猶、滅猶不隻是在集中營裏進行，同時也發生在全國的大街小巷。一般老百姓既是知情、讚同，又積極配合。除此之外，希特勒的惡行與斯大林的暴政有所不同，前者受到人民的擁護，後者則是對全體人民施加暴力。
那麽，作為一個基督教國都的德國，其廣大基督徒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又是如何自處呢？2000年初，筆者曾就天主教教宗保祿二世對兩千年來"教會兒女"所犯下的一切罪行表示歉意作了一些報導。教宗所指的罪行包括十字軍東征時期的濫殺無辜；聲討異教、異端時期的大量慘案、冤案；以及，基督教反猶太文化對納粹主義所造成的惡劣影響等等。當時，記得有幾位台灣新教傳教士為維護新教的"清白"，一股腦把所有責任推諉在天主教身上。
納粹時代的德國天主教會
經過６０多年的探討、挖掘，尤其是通過納粹政府內部檔案的整理，揭示天主教會起碼在教宗皮吾十一世時代，或至少從1926年開始，即對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理論和反猶行為進行過尖銳批判與抵製。
例如，皮吾十一世領導下的天主教會，即本著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強調人類係由上帝創造，生來自由平等，更何況耶穌之救世，普及全人類。因此任何個人、群體、民族不得把人類分為等級，甚至賦予自己主宰他人生命、命運的權利。他著重指出，就宗教意義而言，所有基督徒與猶太人無異，基督教至多是反對猶太教教義（anti-judaism），而不是反對猶太人（anti-semitism）。
1933年德國政府通過"種族法"後，天主教教會為加以抵製，甚至把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思想歸納為8個教條，並傳達所有下屬教會加以批駁。
然而，1938年11月10日的琉璃夜排猶慘劇發生後，天主教會對猶太人的遭遇保持了沉默。原因之一是，皮吾十一世於1939年過世；二是意大利也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法西斯主義，天主教會本身的處境岌岌可危；三是皮吾十二世繼任後，堅持天主教會"非革命組織"、"不具備監督國家的職責"、"不向國家權柄挑戰"的立場。在此主導思想影響下，廣大天主教徒在最激烈的八年反猶過程中，保持了沉默。這也難怪，猶太人世界會議曾經於1939年給予皮吾十一世高度的評價，而對其後繼人，則頗有微詞。至於納粹政府，其內部調查資料屢屢提及"民間最不合作的社團便是天主教會"。因此不難理解，納粹時代也有大批的天主教神父與教會領導人受到迫害。
德國的新教教會
與之對比，新教在反猶問題上甚是激烈。例如，當"種族法"一通過時，最具權威性的德國新教教會委員會（DEK）即認為1700年來猶太人不受法律保障屬於"常態"，以及，"不能把啟蒙主義的進步思想與新教的規範（按：反猶傳統）混淆起來"。1939年4月4日，新教領袖又集體發表反猶宣言，其中，除了表示效忠希特勒之外，還視納粹政府的反猶行動為"貫徹新教創始人馬丁路德的事業"。會議上，他們還決定成立研究所，以調查猶太人對德國宗教生活所造成之影響，而成立該研究所的宗旨，則定為"根除猶太人影響為維護基督教未來存在的前提"。1941年德國政府為限製猶太人的行動、規定其佩戴猶太人的"大衛星"標誌時，新教教會又再次集體肯定馬丁路德所建議的激烈反猶措施（如不保證其人身安全，往其身上投擲豬穢等等），並建議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利與資格。至於其它攻擊猶太人的言論則不勝枚舉。反倒是新教教會代表人中，為猶太人仗義辯護的人士鳳毛麟角（如H. Ehrenberg,V. Gschloessel, Bonhoeffer, M. Meusel, 在德傳教的瑞士牧師K. Barth等）。
新教之激烈反猶，除了傳統的基督教反猶文化作祟外，一個重要因素在於，新教是個於十六世紀為擺脫羅馬天主教領導而成立的派係，其獨立地位符合各地紛紛建立民族國家的潮流。因此，納粹德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也意味著不受外國宗教組織支配的德國新教更有順勢抬高自己地位、成為德國國教、甚至在國際上與梵蒂岡一爭長短的可能。鑒於此，雖然大部分新教教徒對排猶活動也保持了沉默，但此沉默卻不是懦弱的表現，而是強者、勝利者的顧左右而言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人很快地把一切責任、集體責任推諉給納粹政府。但是，宗教之爭並沒就此結束。基督教會要求猶太人放棄自己的宗教、皈依基督教的衝動，直到1965年的天主教梵蒂岡會議與1980年的新教教會代表會議才正式放棄。就連這點，新教也落後於天主教！
筆者提及德國基督教兩大派係的區別，目的不在於甄別其優劣或挑撥離間。畢竟，基督教世界反猶文化已延續了1700年。在此曆史長河中，德國基督徒間的局部差異隻不過是洶湧激蕩時刻的兩朵不同浪花。
冷戰時期的時代特征
如前所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英、俄二強主導大局的跡象已見端倪"。該現象隨著俄羅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削弱，引起了全球性深刻變化。一方麵，俄羅斯打著國際共產主義的旗幟，對外宣誓他的職業革命家具有像納粹分子一樣的解放人類、主宰世界的神聖使命；對內它除了在全盤控製所有權的領域，與納粹德國充分利用資本、為國家服務上，略有區別外，其它領域，如法西斯專政、軍事擴張等等，與德國仲伯難分。另一方麵，在戰後蘇聯綜合力量不斷擴大的情況下，英國被迫將領導白種人盎格羅薩克森基督教集團的頭羊地位，讓與新興的美利堅合眾國。至於夾雜在兩者之間的主要國家（如歐洲聯盟），則形成發展社會民主政治的第三勢力。嚴格說來，整個冷戰時期盡管表麵上進行了冗長的意識形態鬥爭，實質上仍舊是兩霸格局的延續。該狀況，又如何對基督教世界造成影響呢？
冷戰與基督教
總地說來，整個冷戰時期是個"冷政治"時期，換言之，也是個政教分離的世俗化時期。蘇聯原就屬於東正教文化圈，其教會於曆史上一向受中央政府牢牢控製，因此不具有教會幹預政治的文化傳統。中西歐為了促進區域整合、發展社會市場經濟道路，也潛心投入社會體製的完善化，因此宗教活動不僅退出政治舞台，甚至逐漸排斥於日常生活之外。
全球性"冷政治化"的過程中，唯一例外即是基督教勢力不斷壯大的美國，而其主要原因，不外是該國已儼然成為西方世界的領袖，自認為承擔著推廣美國生活方式、文化價值的神聖使命。至於獨立自主的新教，就自然而然地順勢擴展，目前不隻是已爭取到60%的民眾皈依於新教（加上其它基督徒則占人口的86%）、在國外獲得迅速發展，甚至在政治領域，也使得一個素有"最世俗化"稱譽的超級大國蛻變為一個借"反恐"名義，推行十字軍東征的"熱政治"新（教）超級大國。這當頭，我們不隻是看到英國、美國的易位，也看到德國、美國的易位，更是看到猶太受害人與伊斯蘭教徒的易位。
後冷戰與宗教戰爭
冷戰的結束大體是俄羅斯再度削弱、在國際領域靠邊站的結果。照理，此際應當是個美式"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與歐洲社會市場經濟和平競爭、為全世界探索一條最穩健發展道路的時代。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美國引導之下，全世界再度把大量資源投入於軍工體係，甚至采取"零傷亡"的辦法，采用高科技武器對外進行肆意的軍事幹預和破壞。至於首當其衝的伊斯蘭教世界，在不斷刺激下，也不可能產生有別於伊斯蘭教"熱政治"死灰複燃的運動。於是乎，一方麵是占有美國近30%人口的新教福音派為"無可避免"的"末日決戰"有所準備和積極鼓吹；另一方麵卻是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的赤膊上陣和背水一戰。恐怖主義？就像納粹德國時代的猶太人一樣的脆弱，即便是布什總統，也不會誤以為他們具有威脅美國安全的能耐。
前景
鑒於實力對比的懸殊，伊斯蘭教世界的不斷分化、削弱、倒退，似乎已呈無可逆轉之勢。值此關鍵時刻，卻不見多少基督教宗教界頭麵人物振臂一呼：上帝不曾賦予"文明人"消滅"野蠻人"的權利！如今，我們見到的是一片勝利者振聾發聵的沉默，甚至也偶爾聽到天主教會與中西歐國家的低頻率邊鼓聲。當然，也難免夾雜一些華夏文化圈不明就裏的搖旗呐喊。至於俄羅斯，其東山再起之勢雖然已是顯而易見，但今後究竟是與基督教世界一道就地分贓，或是中流砥柱，為啟蒙主義時代所提出的人權精神討回公道，還得拭目以待。
作者：俞力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