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行員工介紹，中國為數不多的幾百噸黃金貯備幾乎全部存放在美國金庫，大概是在90年代初運到美國的。
而中國的黃金產量，在年產百噸左右，現在是年產200噸，但中國的黃金貯備數量還是在600噸。35年來中國的黃金幾乎都出口換美元紙幣了，而三十年來美元紙幣和黃金的比值貶值幅度驚人！
在1970年購入的黃金每盎司才35美元左右， 現在是800美元，20倍的貶值！
更可笑的是， 2005年中國的黃金儲備還比2003年減少了。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利用國際貨幣動蕩時機，陳雲又向李先念建議，適時地購進６００噸黃金，增加了我國的黃金儲備。
·陳雲早就提出要貯備黃金以防美元貶值！
陳雲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很快給國家創造了極大的現實利益。由於美元與黃金脫鉤，把通貨膨脹的風險轉嫁給世界各國，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規避匯率風險，使手中的外匯儲備保值增值，是每個國家都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雖然美元與黃金脫鉤了，但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功能並未喪失，陳雲非常看好黃金的升值潛力。1973年５月，陳雲經過分析後判斷：現在世界黃金產量每年平均２２００萬兩，價值３５億美元。而世界國民生產總值按每年增長１％算，就是３００億美元。當然，貨幣還有周轉次數。但根據我們貨幣發行與商品流通１：８的比例算，目前黃金產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長的，何況黃金還有它的工業用途。
當時中國手頭有一批外匯存在瑞士銀行。陳雲認為應該拿出來買黃金保值。這年７月他在聽外貿部領導的香港華潤公司管理、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機構五豐行匯報時說明了自己的判斷：今後金價仍會看漲，美元還要繼續“爛”下去。我們外匯儲備較多，存銀行要吃虧，除進口一部分生產所需物資外，可考慮買進黃金。請人民銀行、財政部和外貿部一起開會研究，算算在國外存外匯有多少利息，存黃金要付出多少儲存費，看合不合算。美元雖軟，但在較長時期內仍會是國際主要貨幣，沒有別的貨幣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國生產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金價上漲中買黃金，確實存在風險。當黃金價格升至每盎司８０美元時，陳雲明確建議銀行用外匯買進黃金保值。但銀行認為利息損失大，不合算。
陳雲以豐富的經驗和老到的算計，沒有輕易放棄自己的意見。他向李先念建議，與其把外匯存在銀行裏天天貶值，不如拿來買一批黃金保值增值。針對買賣黃金可能有投機之嫌的疑慮，陳雲辯解說：將來如果需要付款，再賣出黃金換回外匯。這樣以實際支付為目的買賣黃金，並不算是倒賣。李先念接受了這個建議。這次買入黃金，增加了國家的黃金儲備，不但在美元狂跌中保證了外匯儲備的安全，還為以後對外開放提供了可靠的支持。
世界黃金協會(World Gold Council)的資料, 截至2003年10月, 世界各國官方黃金儲備的前40名國家資料如下（與現在的數據相比變化不大）：
從世界黃金協會提供的國家官方黃金儲備資料看，黃金仍是許多國家官方金融戰略儲備的主體。現在全世界各國公布的官方黃金儲備總量為32700噸，約等於目前全世界黃金年產量的13倍。其中官方黃金儲備1000噸以上的國家和組織有：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士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這些國家和組織中，美國的黃金儲備最多，為8149噸，占世界官方黃金儲備總量的24.9%。西方前十國的官方黃金儲備占世界各國官方黃金儲備總量的75%以上。
黃金儲備達百噸以上的有32個國家、地區或組織主要集中在歐洲和北美洲，亞洲及非洲國家隻占少數；黃金儲備不足10噸的國家、地區或組織共有47個，基本上都分布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總量隻占美國黃金儲備的1.43%。從這一數據可以看出，政治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其黃金儲備也多，這說明黃金儲備仍是國家綜合實力的標誌。
另外，黃金儲備在國家金融戰略總儲備中的比率也說明黃金現在仍然是國家戰略儲備的主體，黃金儲備仍為世界上的發達國家所重視。美國的黃金儲備在其國家戰略總儲備中所占的比率高達56.7%，而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如德國37.6%、法國47.1%、意大利47.8%、瑞士38.2%、荷蘭46.6%也是凸顯了黃金儲備的重要作用。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有些國家根據本國實際情況實行藏金於民的政策。比如印度，印度的官方黃金儲備雖然隻有357.8噸，在國家戰略總儲備中的比率也不高，隻有7.8％。但是，據有關資料顯示，印度民間的黃金總儲藏量至少有1萬噸，白銀的民間儲藏量至少也有11萬噸。現在，印度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黃金消費市場，其黃金消費量每年達600-800噸左右。印度並不是產金大國，其每年消費的黃金大多數是從國際市場上購買。近幾年隨著印度經濟的高速發展，黃金的進口數量也大幅增加。
附表：截止到2005年12月，世界黃金儲備前10名的國家、地區和組織如下表：
序號 | 國家、地區和組織 | 黃金儲備量(噸) | 占外匯總儲備的百分比(%) |
1 | 美國 | 8133.5 | 67.5 |
2 | 德國 | 3427.8 | 52.4 |
3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 3217.3 | 不確定 |
4 | 法國 | 2856.8 | 59.3 |
5 | 意大利 | 2451.8 | 59.4 |
6 | 瑞士 | 1290.1 | 35.2 |
7 | 日本 | 765.2 | 1.4 |
8 | 歐洲中央銀行 | 719.9 | 22.2 |
9 | 荷蘭 | 716.9 | 52.4 |
10 | 中國 | 600.0 | 1.2 |
資料來源：世界基金協會（WORLD GOLD COUNCIL）
為黨謀財上海灘
陳雲為黨謀財的經曆，最早可以追溯到上海地下工作時期。１９２５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轉入地下鬥爭。１９２９年８月，他到江蘇省委工作。除了領導江蘇和上海的工農運動，陳雲還擔當了一項重要職責—審查黨內的財務。
在白色恐怖下戰鬥，革命者除了時刻要提防敵人的搜捕，還需要操心生計。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能夠從共產國際得到一些資助，但數量非常有限，必須想方設法自籌資金。但黨處於地下狀態，經費來源極其困難。很多黨員是拋家舍業來參加革命的，根本就沒有收入，不但交不起黨費，還需要黨組織幫助其維持生計。有的黨內掌握經費的動搖分子甚至卷款潛逃。
經費不足，對開展黨的活動產生嚴重影響。當時，中共江蘇省委成立了以陳雲為首的“五人小組”，負責審查帳目，按月結算，並要簽字為據。而且規定，十元以上的開支，必須由省委常委來核定。
１９３１年４月和６月，黨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給黨中央特科的工作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顧順章熟知的許多秘密機關、人員、方法不能夠再用了，工作一度陷入停頓。陳雲在這種非常時刻，主持黨中央特科工作。
陳雲處變不驚。他在上海活動多年，認識他的人很多。其中一些人叛變後，整天帶著特務搜捕認識的共產黨員，陳雲的處境極其危險。但他沉著應付，以過人的機敏堅持了下來。主持特科後，調整內部組織，安頓中央機關，懲處叛徒，重建情報關係，迅速使特科重新發揮了令敵人膽寒的威力。除了做好保衛中央的工作，陳雲還兼顧著黨的經費工作。
向忠發叛變後，不但供出陳雲是顧順章叛變後的中央特科負責人，還供述說：“赤區接濟者：在赤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再由在蕪湖開設金鋪子的同誌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前後由我經手有兩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閩西運來七百兩，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贛西南運來兩千零七兩，由這兩批款內提出八百元組織商業機關，派陳紹禹作老板—現由廖成雲負責支付，此外尚有許多大批現金由赤區運來，但都不是我經手的。”當時，蘇區成為黨中央經費的一個重要來源。向忠發向敵人出賣了這個重要渠道，並不能難住陳雲。他改變了經費收支和周轉渠道，派章秋陽打入金融界。
章秋陽是陳雲的老戰友，原名章鬱庵，１９２２年進入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與當時同在商務印書館的陳雲相識，並一同領導商務印書館的工人運動，一同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章秋陽通過其二哥，著名金融家、浙江實業銀行襄理、營業部主任章乃器在金融界的關係，以上海交易所經紀人的身份，成為商界一個活躍人物。章秋陽到特科工作後，除搜集經濟方麵的重要情報外，還多次把中央蘇區運來的金銀，共產國際由國外轉來的外幣，交由章乃器通過銀行換成國民黨統治區的貨幣。由於章乃器的社會地位和章秋陽的謹慎，這些活動從未有過失誤。
此外，陳雲還精打細算，用有限的資金開鋪子做買賣，既便於以合法身份掩護秘密工作，又能為黨增加收入。其中裕大南貨店是負責黨的地下活動經費的收入和支出的重要掩護機關。裕大南貨店開張時，陳雲估計到會有一批流氓來討所謂的“喜錢”（開門錢），如果不打發他們，那麽在開張的頭三天裏，大小流氓就會強賒硬買，買下東西不付錢。熟諳“十裏洋場”內幕的陳雲，想了一個巧妙的主意。他花了４０元錢，買通了捕房的“包打聽”。結果開張那天，大“包打聽”派了兩個小“包探”，帶著手槍在店門口“保護”了兩天。大小流氓一看這架勢，都以為這家老板有“後台”，一個也沒敢上門。陳雲花了這４０元錢，不僅使南貨店順利開張，而且對以後開展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共產國際的代表對陳雲的機智讚歎有加，說：“這個人花了幾千元，搞了二三十個鋪子，證明這個人不簡單。”
當時，中央特科的代號是“新新公司”。陳雲是“公司”的“書記”，代號是“先生”，他公開的身份是一個煤鋪的帳房先生。誰會想到，一個其貌不揚、總在一角撥拉著算盤的帳房先生，竟是令敵人聞風喪膽的中共中央特科的負責人呢！
“偷梁換柱”穩定邊幣
１９４４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任命陳雲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統管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財政經濟。此前，邊區處在國民黨頑固派和日偽的嚴密封鎖下，經濟十分困難。又由於工作失誤，發生了嚴重的金融波動。先是邊幣發行失控，幣值大跌，物價猛漲。為了壓製物價，邊區銀行停止邊幣發行，這樣雖然一時扭轉了金融物價形勢，但市場蕭條，生產大受影響，經濟陷於“休克”狀態。陳雲得知自己要去管財經後，從１９４３年底開始，作了幾個月的調查研究，摸清了情況。他認為，問題的焦點集中在邊幣幣值的穩定上。邊幣穩定了，重新占領流通市場，市場才能穩定，邊區生產、流通和群眾生活、黨政軍供給才能得到保障。為整頓金融，重建邊幣信用，他主要做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確立銀行企業性質，使其擺脫財政出納的地位，以利控製財政發行。
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５日，西北財經辦事處決定邊區銀行由邊區財政廳管理，邊區銀行所屬各縣辦事處撤銷，具有商業性質的光華商店交由物資局領導。這一決定，使邊區金融、貿易在領導體製上全部隸屬於財政。
過去，由於錯誤地確定邊區銀行是財政的出納，片麵強調金融支持財政預算，結果財政發行失控；物資局成了供給部，各機關單位，特別是大單位，需要什麽東西，就直接找領導批示，東西拿走不給錢，隻記筆帳；企業管理鬆懈了，經營出現虧損。
陳雲上任後，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２日，西北財經辦事處作出《關於銀行資金、放款等幾個問題的決定》，規定匯款要收匯費，放款要收利息，建立有借有還的正規信用製度。５月１４日，陳雲同賀龍致信邊區銀行負責人，通知他們今後銀行增加發行必須經過財經辦事處書麵批示。
財政再不能像過去那樣，隨便對銀行予取予求，從銀行借款後到期必須還。這就徹底根治了財政發行無度的弊端，使財經辦事處能夠根據市場需要控製邊幣發行量，穩定邊幣幣值。
第二件大事是正確處理邊幣與國民黨政府的法幣的關係，整理邊幣，使其重占流通市場。
邊區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包圍之中。雖然邊區政府早在１９４１年就明令禁止法幣在邊區流通，但法幣實際上並沒有退出邊區，反而一直在同邊幣爭奪邊區流通市場。
由於邊幣一度發行過快過猛，信用受到嚴重損害，銀行當時已不得不采取嚴厲措施緊縮邊幣。這樣雖然有利於控製物價，但事實上等於拱手將市場讓給了法幣，以短期利益犧牲了長遠利益和財經大局。陳雲很快意識到這一點。５月４日，陳雲同朱德、賈拓夫、黃亞光等人談穩定金融問題，指出：目前既不提高邊幣牌價又不發行邊幣是不行的，這樣下去邊幣流通量會一天天縮小。
但是，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弄清邊幣與法幣的關係。而在當時複雜的政治、經濟形勢下，邊幣與法幣的關係並不容易摸清楚，邊區曆史上就為此爭論不休。有的人認為邊幣不可能高於法幣，邊區內買賣要使用法幣。有的人認為邊區經濟有了發畏，財經部門又掌握有必要物資，發票子也不要緊，麵對法幣進攻隻要固守邊幣匯率就行。由於沒有弄清邊幣與法幣的關係，邊區財經部門在工作中吃了很多苦頭。１９４１年５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還批評了“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的現象。
陳雲認真總結了幾年來金融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經過深入思考和分析，縷清了邊幣與法幣的關係，找到了解開邊幣死結的金鑰匙。
他認為：邊區有獨立的幣製，同時與法幣發生貿易上的關係，這種金融情況決定了法幣在邊區的意義很大，隻有多爭取法幣才能保護邊幣。從邊幣與法幣的關係出發，陳雲得出的結論是：（一）邊幣的發行要有法幣準備金。（二）邊幣幣值的穩定也不是完全建立在法幣之上，必須相應地掌握影響物價的重要物資。（三）邊幣幣值暫時隻能穩定在與法幣比價上，而不能穩定在物價上。如果穩定在物價上，必然拉動邊幣牌價，使公家的法幣被搞光，這是不聰明的。後來，陳雲還把邊幣與法幣這種又獨立又服從的關係，稱為“七分服從，三分獨立”。
縷清邊幣與法幣的關係後，陳雲很快就找出了解決邊幣發行問題的辦法。５月１０日，陳雲在西北財經辦事處第四次會議上，提出了一個他說是“偷梁換柱”的解決辦法。
陳雲考慮到，既要使邊幣與法幣的比價達到一比一，又要使市麵金融不停頓。但由於通貨膨脹，邊幣的信用受損，如果發行新票子，政治上會有不良影響。公開允許邊幣和法幣同時流通，由於法幣流通範圍廣，還會繼續出現法幣擠壓邊幣的現象。因此他建議?可以考慮在邊區內發行一種既可使邊幣與法幣比價提高到一比一，達到驅逐法幣效果，又不至於擾亂市麵金融的商業流通券。
５月２３日，陳雲出席西北財經辦事處第五次會議，這次會議決定發行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由於有足夠的法幣準備金，並輔以相當數量的重要物資，商業流通券發行後穩定了金融。１９４４年７月到１９４５年８月，邊區的金融物價再也沒有發生大的波動。
消除通貨膨脹的“中國奇跡”
抗戰勝利後，陳雲赴東北，領導了建立東北根據地的鬥爭。三大戰役勝利後，全國解放在即。１９４９年５月５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致東北局高崗、陳雲電，嚴令正主持東北財經工作的陳雲“得電後立即動身來平，不容再延”！
周恩來如此急迫地要陳雲來北平，是因為急需他主持全國財經工作以收拾國民黨留下來的經濟“爛攤子”，迫在眉睫的問題就是對付通貨膨脹引起的市場劇烈動蕩。
陳雲對通貨膨脹也是痛恨的，但他認為解決這個問題要看條件成熟不成熟。２月１日，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陳雲從沈陽趕赴北平，與身處前線的東北野戰軍和華北方麵領導人商議後勤供應等問題。周恩來派中央財政經濟部秘書長薛暮橋赴北平，找陳雲請教貨幣發行方針。陳雲認為，貨幣發行應當首先保證解放戰爭的需要，其次才是穩定物價。戰爭將向全國展開，軍費開支浩大，要準備發大麵額鈔票，物價應按每月上漲２０％計算，甚至有可能達到３０％。
２月９日，陳雲同羅榮桓等頂風冒雪，從北平坐吉普車來到中共中央駐地—河北平山西柏坡，周恩來當麵就人民幣發行問題征求陳雲意見。陳雲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說：現在還是要大量發行鈔票，以擴大軍隊，支援戰爭，占領地盤，等全國解放後再來穩定物價。
周恩來若有所思，說：這裏麵大有文章啊！顯然周恩來對陳雲的主張是讚成的。毛澤東等已經在籌劃成立新中國的人民政權，周恩來推薦調陳雲主持全國財經工作，得到毛澤東首肯。
在長期革命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內將星雲集，而財經人才相對缺少。陳雲曾經在陝甘寧邊區和東北根據地主持財經工作，嶄露頭角，因而備受周恩來倚重。陳雲受命後，迅即返回東北，安排有關工作。這一忙，時間又過去了３個月。在這期間，由於市場持續波動引起群眾恐慌、工商業叫苦，軍隊後勤保障又是千頭萬緒、急如星火，各地都向中央告急。周恩來多次致電陳雲，催他速來。
中央機關在七屆二中全會後離開西柏坡，於３月２５日進駐北平。５月１３日，陳雲急赴北平，就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國財經工作。
擺在陳雲前麵的，並不是一副輕鬆的擔子。財經戰線上的挑戰，其艱險程度並不亞於戰場上的槍淋彈雨。由於人民幣發行量猛增，貨幣迅速貶值。投機資本有了可趁之機，先後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７月、１０月和１９５０年２月掀起４次物價風波，使人們對新生的人民政權能不能穩住局勢產生懷疑，有人甚至說：“共產黨軍事１００分，政治８０分，經濟打０分。”
陳雲是在投機資本掀起的物價風波中走馬上任的。１９４９年４月，一場大範圍的物價波動席卷華北、西北，波及山東、蘇北等地，平津震動。５月中旬，物價漲風平息下來。
５月２７日，全國經濟中心城市上海解放。投機分子利用長期通貨膨脹下人們對紙幣的不信任心理，哄抬金銀、外幣特別是銀元的價格，排擠人民幣，導致物價猛漲。上海市軍管會拋售１０萬銀元也沒能穩住局勢。６月７日他們報告中央，決定武力查封投機活動的老窩上海證券大樓，毛澤東親自回電話表示讚同。６月８日，由陳雲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打擊銀元使人民幣占領陣地的指示》發出。《指示》明令：鐵路交通事業及市政公用事業一律收人民幣；稅收一律征收人民幣；發行實物公債?通令私人銀行查驗資金?開放解放區匯兌，以老區為堅強陣地支持人民幣占領新區市場。６月１０日，上海市軍管會派部隊查封了上海證券大樓，逮捕２００多名銀元投機操縱者，並以經濟手段相配合，穩住了金融物價形勢。這場戰鬥，人們稱為“銀元之戰”。
但投機資本勢力強大，他們很快又將投機活動從金融領域轉向商品流通領域，掀起了新一輪物價猛漲浪潮。為了應對不利局勢，７月２７日至８月１５日，陳雲在上海主持召開財經會議。他安排了全國各地對上海“兩白一黑（糧食、棉花和煤炭）”的供應。與會代表認為，物價上漲原因在於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因為財經困難，不得不依賴財政發行。這在當時條件下，似乎是一個無法解開的死結。作為新上任的財經當家人，陳雲能給大家交出一份什麽樣的答卷呢？
陳雲表示，票子還得發，物價還得漲。現在決定一切的是部隊打勝仗，需要發的票子很多，物價也將上漲。既然開支不能減，想少發票子，主意隻能打到增收上。陳雲想了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是發公債，第二個辦法是抓緊收公糧和收稅。
上海會議後的８月和９月，全國物價相對比較平穩，但陳雲沒有被這種表麵的現象迷惑。１０月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隆重舉行，陳雲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主任。３日，他就向中央報警：在大量增發貨幣的情況下，物價有發生“劇烈跳躍之可能”。
１０月１５日，物價猛漲，此後每天漲幅達１０％到３０％。中央人民政府開會的時候，有的政府委員驚呼?物價如此漲下去，人民幣將很快同國民黨的金圓券一樣！麵對嚴峻形勢，陳雲並沒有驚慌失措。物價漲風起來之後，陳雲注意到：上海投機者主要囤積紗布，華北投機勢力集中衝擊糧食。為了避免兩麵受敵，他決定首先抓住糧食，穩定北方地區。
１０月２０日，陳雲和薄一波急電東北，要求緊急調撥一批糧食支持華北市場。為求萬無一失，陳雲派中財委計劃局副局長曹菊如趕赴東北，坐鎮沈陽，保證東北每天發一個列車的糧食到北京。糧食運來後，在天壇打席囤存糧，每天增加存糧席囤。同時，北京還逮捕和嚴懲了１６家投機糧商。這些手段震懾了投機者，安定了民心。
在京津騰出手來之後，陳雲開始全力對付上海的投機勢力。上海的形勢不容樂觀。物價風波起來後，他們用對付７月物價波動的老辦法，在市場上連續大量拋售平價糧食和紗布等物資，試圖將物價拉回原位。但此舉對遏製物價猛漲沒起多大作用，最後被迫讓牌價服從市價上漲，保存實力。
１１月８日，華東局致電中央並中財委，認為現在這樣各自為戰、拖住物價不行，建議在中央統一指揮之下，主動將物價放到有把握穩住的水平，再組織各地國有物資力量，齊頭拋售。陳雲領導中財委一直密切注意各地的動態和反映，華東局的來電與他們的想法是一致的。
１３日，陳雲為中財委起草電報，分析形勢，部署戰略。電報分析了這次物價猛漲的原因，指出根本原因是紙幣發行量大增，國家沒有回籠或抵消巨大數量貨幣的物資。在物價漲了兩倍的情況下，貨幣發行量與流通中需要的貨幣量已能適應，物價有了穩住的可能，各地均應以全力穩住。電報中指示，在全國範圍調動糧食、紗布，１１月２５日前集結到位，待機統一拋售；對於投機商人，這次要給以適當教訓。目前搶購風盛時，應乘機將冷貨呆貨拋給投機商，但不要給其主要物資，等到收縮銀根、物價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資時，應乘機買進。
周恩來看完後，當即在電報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請即送閱。如睡，望先發，發後送閱。”毛澤東看後批示：“即刻發”，“發後再送劉、朱”！這種爭分奪秒的勢頭，絲毫不亞於一次大戰役。電波載著中央的重要部署飛向全國各地。一場全國範圍內穩定物價，打擊投機勢力的戰鬥拉開了帷幕。
１１月２０日，各地國營商業逐步提高貿易公司商品牌價，到２４日使其與黑市價格持平。投機分子果然中計，還在不顧死活地繼續吃進，資金不足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貸。
１１月２５日，全國采取統一步驟大量拋售紗布，而且一邊拋售，一邊降低牌價。投機分子一看大事不妙，也趕緊拋售，但他們拋得越多，市場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紗布價格，一天之內下降了一半。投機分子叫苦不迭。
陳雲指揮的這場戰鬥，幹淨、利索，使投機資本受到了沉重地打擊。這場戰鬥，人們稱為“米棉之戰”。
１９５０年春節前後，投機資本利用“紅盤看漲”的心理和國民黨飛機轟炸上海造成的恐慌心理，在糧食和紗布上掀起風波，但陳雲周密組織了紗布生產和糧食的全國大調運。到３月份，全國物價漲風停止，上海、天津等６大城市物價３月份比２月份下降１５％，投機資本受到毀滅性打擊。陳雲指揮中財委，隻用了半個月的時間，幹淨利索地解決了這次漲價。這次鬥爭，也被稱作“紅盤之戰”。
經過物價四波四穩的較量，人民政權終於擊退了投機資本的挑戰，在財經沒有完全統一、財政收支還有較大赤字的情況下，掌握了市場主導權，遏製了物價猛漲勢頭。
這時，除西藏外，中國大陸全部解放，軍事費用這項最大、最難以控製的財政負擔得到極大緩解。工農業生產也迅速恢複。１９５０年３月，陳雲為政務院起草了《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物資調度和現金管理。４月，全國財政收支接近平衡，結束了長達１２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局麵。新中國創造了消除通貨膨脹的“中國奇跡”。
“文革”後期建議買黃金、搞期貨
“文化大革命”中，陳雲受到衝擊，僅保留了中央委員職務，被“下放”江西，到工廠“蹲點”。１９７２年４月，林彪折戟沉沙蒙古溫都爾汗半年多以後，陳雲才得以回到北京。７月２１日，他致信毛澤東，請求中央給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澤東次日即批示同意。不久，陳雲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協助周恩來考慮經濟特別是外貿方麵的一些重大方針、政策問題。
雖然自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末以來，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陳雲在政治上屢遭打擊，但他並不將個人沉浮榮辱放在心上，而是百倍珍惜重新工作的機會，以對黨和人民高度的責任感，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抵製“左”傾錯誤、打開對外經貿新局麵的工作中。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５日，美國尼克鬆政府實行“新經濟政策”，宣布停止對外履行美元兌換黃金的義務。陳雲認為，今後貨幣大概不會再同金子聯係在一起了。他設想，將來世界貨幣可能會用一種像我們解放初期那種“折實單位”來計算。雖然美元與黃金脫鉤了，但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功能並未喪失，陳雲非常看好黃金的升值潛力。這年６月，陳雲經過全麵的了解和慎重的思考，提出應該把中國當時存在瑞士銀行的一批外匯拿出來買黃金保值。７月，陳雲在聽香港五豐行匯報時說明了自己的判斷：今後金價仍會看漲，美元還要繼續“爛”下去。我們外匯儲備較多，存銀行要吃虧，除進口一部分生產所需物資外，可考慮買進黃金。當黃金價格升至每盎司８０美元時，陳雲明確建議銀行用外匯買進黃金保值。當銀行認為利息損失大，不合算時，陳雲仍沒有放棄自己的意見。他對李先念說，與其把外匯存在銀行裏天天貶值，不如拿來買一批黃金保值增值。李先念接受了這個建議，指示有關部門動用存在外國銀行的外匯買入大量黃金。僅這一招，不但增加了國家的黃金儲備，在美元狂跌中保證了外匯儲備的安全，還為以後對外開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１９７３年４月，外貿部領導的由香港華潤公司管理的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機構五豐行，接到在年內購買原糖４７萬噸的任務。五豐行沒有像過去那樣直接出麵到國際市場大量采購，而是委托香港商人出麵，先在倫敦和紐約砂糖交易所購買期貨２６萬噸，平均價格每噸８２英鎊左右。然後立即向巴西、澳洲、倫敦、泰國、多米尼加、阿根廷購買現貨４１萬多噸，平均價格每噸８９英鎊左右。果然，市場一看中國購入大量砂糖，立即作出強烈反應。從５月２０日開始國際市場開始傳出中國大采購消息，紐約、倫敦砂糖市場現貨、期貨立即應聲大幅度漲價。到５月２２日漲至每噸１０５英鎊。五豐行因為購買砂糖現貨任務已完成，從５月２２日起至６月５日將期貨售出。除中間商應得費用和利潤６０萬英鎊外，五豐行還賺２４０萬英鎊。
既完成了采購任務，又賺了大錢，這樣的事情辦得再漂亮不過了。但五豐行的幹部卻輕鬆不起來，甚至像犯了錯誤一樣忐忑不安。因為這件事在當時看來有三大問題：一是交易所，那可是老祖宗講過的剩餘價值分配的場所，就像我們今天講到賭場一樣聲名狼藉；二是期貨，買空賣空，低價買高價賣，那不就是搞投機嘛?三是通過中間商，找資本主義商人來為社會主義企業投機賺錢，這更會讓一些政治敏感的人覺得一點“社會主義”的味也沒有。
７月１４日，當五豐行總經理惴惴不安地向陳雲匯報了通過私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貨購買部分原糖的情況後，陳雲不但沒有責備，反而大加讚賞，說：過去有時隻顧完成任務，價格越漲越買，吃了虧還不知道，這是不行的。我們既要完成任務，又要爭取有利價格?使自己少吃虧或不吃虧。陳雲為了給五豐行撐腰，打開利用交易所的大門，經外貿部核心小組討論後，１０月１０日，陳雲代外貿部起草了《關於進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問題的請示報告》，報送國務院。
在這份報告中，陳雲簡要報告了五豐行經中間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貨購買原糖的情況。隨後建議?利用交易所做買賣。有一定風險，但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試做。在陳雲的大力支持下，中國外貿工作中的期貨開展起來了。陳雲格外重視，外貿部開始做期貨和進行出口商品價格調整時，每周開會，陳雲每次都到會，和大家認真討論研究方案。
陳雲的這兩項建議給國家帶來了巨大利益。１９７３年，僅通過黃金買賣和開展期貨交易，外貿部門很快就賺回了３０億美元，比上一年出口總額２６．４億美元還多近４億美元。這在當時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親自為過去多次在“冒進”中被批為“右傾”的金融等部門“恢複名譽”，強調：“消息靈通、反映靈敏的是：財政、金融、商業部門。在這些部門中可以看出大局。”這個觀點，充分體現了他對財經工作的高度重視。（轉自《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