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敗投降後，美國出於“遏製共產主義”的戰略需要，不僅保留了天皇製度，並且保存、庇護了日本政壇上的傳統右翼勢力。這從甲級戰犯岸信介可以當選日本首相，以及自民黨“一黨獨大”幾乎壟斷了戰後至今的曆屆日本內閣即可見一斑。換言之，二戰結束後的日本從來就沒有脫離過右翼勢力的政治及經濟控製，亦沒有擺脫過美國的政治及軍事操控。經過半個世紀的日式“臥薪嚐膽”和“韜光養晦”，近年來日本政府終於公開發出了實現“普通國家”的呐喊，修改“和平憲法”、成功“入常”以至擁有核武，就是日本力求成為“獨立自主”的政治及軍事大國的三大目標。
然而，日本近年來在追求實現“普通國家”的道路上固然取得了諸如大力加強軍備、實施海外出兵、自衛隊“正名”、防衛廳“升格”等等的“亮麗成績”，卻由於錯誤處理曆史問題和外交戰略決策失誤而在周邊外交及實現“擁核”、“入常”這些根本目標方麵遭受重大挫折，致使“普通國家”的未來發展陷入困境。此前，針對小泉所推行的“對美一邊倒”外交政策，日本前駐聯合國大使穀口誠曾經告誡：“日本政府應該采取更加獨立、積極的亞洲政策，否則就沒有前途可言。一旦日本被亞洲拋在腦後，一旦日本的地位與經濟力量下降，對美國還有什麽用”？《朝日新聞》資深記者船橋洋一更是一針見血：“在戰後 60 年的夏天，日本再次佇立在廢墟之上，不過這次是被外交的總崩潰肢解得支離破碎”。
追根溯源，正是由於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頑固堅持福澤諭吉所提出的“脫亞入歐（美）”的國家發展戰略，喪失亞洲文化主體性而盲目實施“全盤西化”，罔顧自身實際條件盲目追求“大國崛起”，以致一敗於對外的侵略戰爭，再陷於今天的發展困境。戰後的日本在選擇國家戰略發展途徑時，一方麵由於戰敗國的地位和美國的實力不得不全麵屈服於美國意誌，成為美國不折不扣的仆從國；另一方麵，出於狹隘民族主義立場及屈從於美國壓力，一直未能真心誠意地解決中日曆史問題，導致中日兩國雖然實現了建交卻在雙邊關係上存在著難以回避和逾越的結構性矛盾。因此，日本政府至今仍然搖擺於“對美一邊倒”與“自主外交”之間，麵對美國時就搞奴才式的“一邊倒”，麵對中國時就搞強硬的“自主外交”。這種“功利至上”的實用主義政策雖然可以取得一時的短期效益，卻難以逃避喪失長遠根本利益的失敗命運。此一戰略短視導致日本政客至今也無法解決依賴美國與主權獨立之間深刻而又尖銳的政治矛盾。 今天的日本正處於繼明治維新、戰後改革之後的第三次曆史性國家轉型時期，其外交政策的彷徨及國家發展的挫折，顯示日本由於錯誤處理對中美兩大國的戰略關係，因而正在陷入一個難以突破、無法自拔的國家戰略發展困境。
由於地域、國土、資源及曆史等各種先天和後天的限製，夾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日本在中美日三角關係中往往隻能成為那條墊底的、也是最短的底邊。換言之，對於日本的國家生存利益而言，中國與美國是兩個至關重要的、也是無可回避的大國。因此，戰後的日本若要從根本上扭轉地緣上的不利局麵和改變政治上的被動地位，首先必須認識到隻有同時妥善處理好日美關係和日中關係，才有可能在此一國際政治基礎上完全擺脫戰敗國地位，逐步改變戰後東亞格局，同時徹底解除美國的軍事占領，突破美國所強加的憲政體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自主”。自日本的國家利益及戰略發展而言，應該將“擁核”、“修憲”及“入常”放在第一優先位置上，而將那些竄改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以及周邊領土爭議等等旁枝末節深深地“收藏”起來。
為了實現上述三大目標，戰後的日本應該推行“中美並重，走向全球”的外交政策。一方麵利用美蘇冷戰保持緊密的美日同盟，獲取發展經濟的曆史機遇以及所需的資金和技術（尤其是軍事技術及核能技術）；另一方麵在中日建交後，應從戰略大局出發，就侵華戰爭罪責對中國作出正式道歉以及象征性賠償（以毛周之大度決不會在此問題上為難日本），以此徹底了結中日兩國的曆史問題，實現全麵意義上的“中日關係正常化”，繼而通過“友好合作”的形式重新獲得中國的國內資源與龐大市場（以麵子換裏子）。日本若能如此這般地在中美兩國之間“左右逢源”，則可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來自中美兩大國的各種政治及外交阻力，同時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發揮日本的經濟和技術優勢，不斷地加強控製中美兩國的資源和市場，持續增強日本的綜合國力。此外，日本還應以“洗心革麵”的悔罪姿態向廣大亞非拉國家提供各類援助，以此大力推行全球外交，開展廣泛的國際文化交流，為日後“入常”打造大票倉。
在順利解決曆史問題的前提下，中日兩國就能結成具有實質意義的“戰略同盟”，日本則可以借重中國的政治經濟力量來製衡美國，形成背靠中國挑戰美國的戰略態勢。在中國的幫助下，日本即可名正言順地以“維護世界和平”之名提出申請“入常”，同時以“爭常”為由在國內推動“修憲”。鑒於日本在戰爭罪責方麵已經正式懺悔，中韓兩國以及東南亞國家也就沒有阻撓日本的理據；加上日本一向“樂善好施”、“熱愛和平”，其他國家也就樂得做個順水人情。中日一旦聯手，美國除非決心付出與中日徹底決裂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否則亦無法以合理合法的理由阻止日本“修憲”、“入常”。完成“修憲”後，意味著日本正式摘掉了“戰敗國”的帽子，日本國民就可以“熱情友好”地、有理有據地“歡送”美軍出境。如此這般，戰敗後的日本終於能夠搖身一變，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級政治、經濟及軍事大國。
本來，假如小泉在 01 年上台伊始即推行“安倍路線”，一邊通過表麵的“親善友好”繼續敷衍中韓兩國（至少不必以參拜問題公開挑釁），另一邊則利用“國際反恐戰爭”、“遏製中國威脅”的煙幕向美國爭取通過“修憲”發展軍力、獲得“集體自衛權”的默許支持，甚至以“多幹少說”加上“打擦邊球”的形式秘密發展核武，日本的“普通國家”目標或許還有可能部分實現。可惜，日本右翼勢力計不及此，既未能對自身國力和發展途徑抱持清醒認識，又拘執於極端鄙視中國的“皇國心態”與“武士榮譽”，看不到中國的戰略潛力而盲目推行“對美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更不懂“先予後取”的中華大智慧，故此造成一連串的戰略短視以及形勢錯判，竟然混淆了中美兩國相對於日本的敵友關係，更荒唐地顛倒了實現三大目標的戰略步驟次序。當前，日本政府的一連串右翼政治動作即意味著完全否定“東京大審判”，徹底推翻美國所一手包辦的戰後日本國家體製，強力衝擊建立在《波茨坦公告》以及《聯合國憲章》基礎上的東亞國際政治格局。如此等於將日本的政治意圖及戰略底牌提前暴露於中美兩國之前，其後果不言而喻。
在中美日三國之間，表麵上是以中國（有時加上俄國）為一方，以美日為另一方進行角逐，實際上三方存在著互相依存又互相製約的關係。美日同盟更非“鐵板一塊”，而是各懷鬼胎、鉤心鬥角。美國從自身國家利益出發，力圖將日本限製在美國所主導的亞太戰略布局之內，以分享權利為誘餌獲取日本的服從和支持，從而在亞太地區推行變相的單極霸權主義。因此美國在不斷加強美日軍事合作的同時，另一方麵又暗中發揮著製約日本的作用，維持東亞地區的戰略平衡，促使東亞國家屈服於美國霸權。 2002 年 9 月，布什政府發表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表明，為了確保美國的“單極霸權”，美國全球戰略的目標不僅是要阻止如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可能的對手”出現，而且還要製止美國在冷戰時期的主要盟友（即西歐和日本）獲得大國地位。 2005 年，美國先是聲稱支持日本“入常”，卻在關鍵時刻發表公開聲明反對日本等國提出的“四國聯盟入常方案”，導致“四國提案”成為廢案，實際上等於與中國“聯手”封殺日本“入常”。由此可見，美國才是阻礙日本成為“普通國家”的決定因素；對於日本的長遠國家利益而言，美國貌似友好的盟友實是最大的敵人。
此前，雖然安倍於 06 年上台後立即意識到小泉外交政策的弊端並馬上予以戰略性的調整，可惜為時已晚。盡管安倍借著“改善中日關係”拉抬了國內支持率，贏得了議員補選和地方選舉，也在國會通過了“國民投票法案”和“愛國教育法案”，但這些“小動作”純屬隔靴搔癢，幾近毫無意義。筆者可以斷言，日本已經喪失了實現三大目標的曆史發展機遇。今後，不論中美兩國關係如何變化，但在警惕和製約“日本造反”方麵必然達成心照不宣的“戰略默契”，盡管製約的形式和程度有所差異，但最終目的則一：那就是通過阻止日本“入常”和“擁核”在政治、軍事兩方麵給日本套上一個難以拔除的“緊箍咒”。如今，新上任的福田不僅需要努力挽回國民對自民黨政權的信任，而且內受反對黨的掣肘與逼宮，外受美國施加的外交壓力，顯示其依然身陷於曆屆日本政府由於戰略短視及決策失誤所造成的國家發展困境。不管福田內閣是“短命”還是“長壽”，不管未來的日本政府還將弄出什麽新花樣，都難以改變日本隻能成為一個“二流國家”的曆史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