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準其以勞績贖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廣播《終戰詔書》，宣布向盟國無條件投降。當時，蔣介石妄圖在美國武力援助下，壟斷接受日本投降的權利，但他的軍隊主力遠在西南大後方，短時間內難以遠奔至華北、華東、華中、華南淪陷區接受日本投降，而八路軍、新四軍又拒絕他“原地駐防待命”的命令。於是蔣介石遂企圖利用岡村寧次手下的百萬日軍，“保持現有態勢”——拒中共武裝部隊於敵占區之外，將日軍所有的武器裝備及淪陷區的一切，悉數為他的軍隊所接受。
岡村寧次十分明白蔣介石的良苦用心，立即複電，表示謹遵命令，“與國民政府緊密結成一體，斷然對付中共”，將“武器彈藥、軍需品等”，完全交付中國政府軍，“為充實中央政權武力做出貢獻”、“延安方麵如有抗日、侮日之行為，則斷然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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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村寧次 |
1945年8月27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冷欣奉蔣介石、何應欽之命，飛赴南京建立“前進指揮所”，為受降做準備。當冷欣跟岡村寧次接洽時，岡村寧次露骨地建議，願以128萬在華日軍的戰鬥部隊幫助蔣介石打共產黨。據白崇禧透露，岡村寧次的建議深獲蔣心，給予“嘉許”。後來因美國人反對以及其他種種考慮，蔣介石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運用投降的百萬日軍去“勘亂”、“剿匪”。8月31日，隨冷欣一道赴南京的侍從室參議邵毓麟約見岡村寧次，轉達蔣介石對岡村寧次的承諾，即“準其以其勞績贖罪，免以戰犯懲處”。何為勞績？即“必須完整無缺地向國民政府移交占領地盤、武器彈藥、軍需物品及各種設施，凡不法擾亂治安者，不視為蔣委員的部隊，應斷然采取武力自衛，毋庸躊躇。”岡村寧次連聲允諾：“我將全力遵守蔣委員長訓令，不負蔣委員長期望。”
果然，以後當八路軍、新四軍在敦促日軍繳械投降時，日軍非但拒不執行，還以武力相對抗。華北、蘇北的八路軍、新四軍不得不通過激烈戰鬥才收複為日軍所盤踞的一些城鎮。
受降儀式何以不交日本軍刀？
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侵華日軍向中國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岡村寧次不但幸逢蔣介石的“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且代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投降的主官，竟是他的“中國好友之一”的何應欽。何應欽跟岡村寧次曾是日本士官學校的校友，而且私交頗深。曾代表蔣介石與日軍妥協，簽署《何梅協定》，成為人所共知的親日派。誠如岡村寧次後來在回憶南京簽降時所說的“向中國友人中最親近的何應欽將軍投降，頗有安全感、輕鬆感。”
按理，在神聖的受降儀式上，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最典型的動作應是雙手托起曾經指揮官兵屠殺中國人民的軍刀，麵向受降的中國將領鞠躬，然後拱手將軍刀上交，這也是投降的標誌。然而，在南京受降儀式上，岡村寧次卻沒有交出軍刀，成為令目睹受降大典的中國人和盟邦友人的最大遺憾。
原來，9月8日，何應欽飛抵南京，當晚便派他的參謀王武秘密到岡村寧次住處告訴岡村寧次，參加投降儀式時可以佩帶指揮刀，但必須在抵達禮堂、進入投降席之前將指揮刀私下呈繳何應欽，否則就不要帶軍刀。帶與不帶，可由岡村寧次自己選擇。岡村當然不願成為當眾呈繳指揮刀的敗將，而寧肯當“不帶軍刀的將軍”。
按盟軍統帥部規定，投降一方向受降一方行三次禮，受降一方均不回禮。然而，當日方的小林參謀總長向何應欽呈交降書敬禮時，一向對日軍奉若神明也自甘對日本軍人矮半截的何應欽，居然起身答禮，引起一片嘩然。
受降後，在與岡村寧次的會見中，何應欽就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向岡村寧次袒露真言，發表了一段“高論”：“我曾說過，中日相戰兩敗俱傷，結果將使共產黨勢力做大。此事不幸為我言中。我任軍政部長以來，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國內情況未能如願以償；而日本軍部內，也有不諒解蔣委員長和我等真實意圖，因此，遂啟戰端，誠不勝遺憾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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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村寧次在接受審判 |
蔣介石親自撫慰
侵華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比起日本前首相兼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土肥原賢二、南京大屠殺的元凶鬆井石根、夢想當中國皇帝的板垣征四郎等人來說，運氣要好得多了。這些人作為日本甲級戰犯，於9月11日，就被進駐日本的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下令逮捕歸案。而岡村寧次卻得到蔣介石的格外“關照”。
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中共曾提出了一份戰犯名單，把岡村寧次列為頭號戰犯。各界一致讚同，紛紛籲請國民黨當局迅予拘捕交法庭公審。蔣介石對此卻置若罔聞，以至於東條英機等戰犯在東京落入法網之後，國民黨政府照樣承認敗軍之將岡村寧次的指揮權，隻是把“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改為“中國戰區日本善後總聯絡官”，其原有的官邸、衛隊、座車，原封不動地被保留享用。
蔣介石刻意安排最親日媚日的何應欽去受降，就是要通過何應欽向被打敗的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表示“親近”、“友好”，使其為己所用，結成反共盟友。
12月13日，由重慶飛抵南京的蔣介石立即派人通知岡村寧次來陸軍總部會見。上午9時半，岡村寧次按時到達，蔣介石麵帶微笑，對這位降將問候有加：
蔣介石（下稱蔣）：“你身體健康嗎？生活上如有不便，請勿客氣地向我或何總司令提出，盡量給予方便。”
岡村寧次（下稱岡）：“深感厚情，生活蠻好。”
蔣：“從何總司令處得悉，接收順利進展，殊堪同慶。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
岡：“目前沒有，如發生困難，當即奉告。”
蔣：“中日兩國應根據我國孫文先生之遺誌，加強協作，實為至要。”
岡：“完全同意。”
以上這段話，出自岡村寧次的回憶錄。岡村在回憶錄中還說：“蔣委員長特意安排了這次會見，以好言相慰、和藹近人，深感敬佩。”感激之餘，岡村寧次匠心獨具，專門為蔣介石、何應欽撰寫了一篇《從敵對立場看中國軍隊》的軍事論文，闡述國共軍隊的戰略戰術和作戰特點，建議國民黨軍隊如何利用共產黨軍隊的弱點，采取特別戰術予以應對。
設計逃脫國際軍事法庭審判
1946年1月19日，駐日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宣布，在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岡村寧次被列為戰犯，駐日盟軍總部幾次照會國民黨政府，要求將岡村寧次遣送日本受審。岡村寧次自知罪孽深重，死刑在所難免，終日憂心忡忡。
為使岡村寧次免受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蔣介石召集軍政要人商討對策。幾經斟酌，蔣介石最後拍板．借口遣返工作尚有許多事情未了，仍需岡村寧次留下處理。1946年10月，國民政府行政院決定：“岡村寧次大將不得歸國，但不得拘留，仍以聯絡班長名義，配屬參謀若幹人，於當地生活。”
蔣介石肆意包庇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第一號戰犯岡村寧次，激起舉國共憤。中共《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發表文章，予以無情揭露、鞭撻，其他報紙也同聲響應。1946年12月29日《大公報》發表合眾社延安17日電：“第一號日本戰犯岡村寧次，對中國人民犯下燒殺掠奪等嚴重罪行，而蔣主席卻待如上賓，為此正受到延安的責難。”
在輿論壓力之下，蔣介石不得不把岡村寧次交付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但在公審之前，國防部王俊中將奉命透信給岡村寧次：“根據國際情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您和鬆井太久郎列入戰犯名單，但暫不歸國受審。為了敷衍輿論，也可能移交軍事法庭審理，但審判隻是走走形式而已，毋庸掛慮。”
其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照會中國政府，要將岡村寧次引渡日本，出庭為受審的甲級戰犯作證。蔣介石指示外交部，以岡村寧次身患疾病推托。1948 年3月29日，岡村寧次經蔣介石特許，轉赴上海療養，被安排住進一所非常幽靜的王宅，對外絕對保密，淞滬警備司部派出便衣軍警，對王宅實行嚴格保護。
1948年8月23日，人們期待3年已久的對岡村寧次公審終於開庭。在法庭上，岡村寧次百般推諉狡辯，拒不認罪。最令旁聽者憤慨和不能容忍的是，由國防部戰犯處理委員會為岡村寧次選定的辯護律師江一平竟然以辯護為名，為岡村寧次歌功頌德，建議免罪。岡村寧次對辯護人敢於大膽為其辯護，深表感激。以至於事隔多年後的1961年，岡村寧次赴台北，曾專門拜訪江一平，對其再度表示謝意。不久，岡村寧次申明“有病”，要求保外就醫，很快就得到國防部恩準，由監獄搬出，仍住進王宅。
何應欽、湯恩伯力主判處無罪
何應欽召集戰犯處理委員會、司法行政部、戰犯軍事法庭諸方官員開會，討論對岡村寧次的最終判決。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主張判岡村寧次無期徒刑，而何應欽跟被岡村寧次稱為另一個“中國好友”——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則主張判其無罪。為此，湯恩伯特地麵見蔣介石，力陳岡村寧次在停戰時有功，應判無罪。即使在法律上構成犯罪，鑒於當前國內外形勢，從反共前提出發也宜宣判無罪。蔣介石大致同意何應欽、湯恩伯的意見，但提出：“慮及輿論及國際影響，勿作即時宣判而以待時機。”
時間進入1948年12月。遼沈一役，蔣介石丟了東北。共軍緊跟著又發起淮海、平津兩大戰役。焦頭爛額的蔣介石，不得不作退守江南的打算，嚴飭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周密部署江防。
12月7日下午，湯恩伯派少將參謀龍佐良驅車王宅，把岡村寧次請到其私宅。待岡村寧次到達時，湯恩伯親自下階迎接，如待上賓。一番熱情寒暄、互致問候之後，湯恩伯則開門見山地表功，告知岡村寧次，他是如何求蔣為其免罪獲準的經過。聽完湯恩伯的敘說，岡村寧次一個勁地點頭感謝。接著話入正題，湯恩伯把岡村寧次領到軍用地圖前，說：“共軍渡江，必在長江下遊，請就如何固守長江天險，發表高見。”岡村寧次根據自己長期以來對長江下遊軍事要地的研究，擺出一副高深莫測的模樣，毫不客氣地操起教鞭，指指點點，滔滔不絕地陳述了有關防守長江的意見。湯恩伯頻頻點頭，他的參謀人員，則一一用筆記下。談話約1個小時。1949年元旦，湯恩伯攜帶禮品前往王宅，向岡村寧次祝賀66歲生日，並再次與之交換了關於江防的戰略戰術。
1949年1月21日，內外交困、進退失據的蔣介石在預做人事安排後，宣布“引退”，讓李宗仁頂起殘局。岡村寧次一時顯得惶恐不安。此時遙控政局的蔣介石已為“公審”定了調子，那就是：從反共大局出發，必須宣判岡村寧次無罪。與此同時，蔣介石甚至不顧“太子”蔣經國和其他幾位親信將領的不滿，下手令給新上任的國防部長徐永昌，令徐永昌行文給最高軍事法庭審判長石美瑜：一定要判岡村寧次無罪。
是時，東京審判已告結束。1948年12月23日，東條英機等7名日本首要戰犯被押上13級死亡台階處以絞刑，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1949年1月26日，蔣介石“下野”後第5天，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上海開庭，於16時由石美瑜庭長宣判。血債累累的大戰犯岡村寧次被宣布無罪，當庭開釋。這一判決結果不僅使旁聽的記者們大出意外，就連岡村寧次本人也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法庭上頓時大亂，旁聽席上一片憤怒的噓聲、抗議聲，群起詰責，大呼不公。岡村寧次本要向石美瑜等人鞠躬致謝，見此情景，竟呆立被告席上，不知所措，被一法官趁混亂之機，將其引至後門，讓其走脫。這場最無恥、最醜惡的一幕鬧劇，就這樣定格在中國現代史上。
事後，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寫道：“判決我無罪，主要是以何應欽為首的軍方要人，尤其是湯恩伯將軍強硬主張的作用，除對中國政府、蔣總統、國防部各位將軍的一貫好意永誌不忘外，並願獻身於日華友好，以酬宿願。”
蔣介石授意湯恩伯放人
中共中央和共軍總部，從電訊中獲悉岡村寧次被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宣判無罪，當即發表聲明：認為日本戰犯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為日本侵華派遣軍一切戰犯中的主要戰爭罪犯，今被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戰犯軍事法庭宣判無罪，這是不能容忍的。為此，中共中央、共軍總部，命令國民黨反動政府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並負責押送至共軍總部。
1月22日，以李宗仁為代總統的南京政府，願意在中共所提的八項條件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並正式派邵力子、張治中等5人為和談代表。中共中央莊重聲明，和談條件必須包括懲辦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
李宗仁為爭取和談成功，不得不接受中共要求，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然而，擁兵自重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卻指示淞滬警備司令部將李宗仁的命令扣壓不予執行，而奉蔣介石的秘密旨意，采取緊急措施，迅即將岡村寧次放回國。
1月28日傍晚，軍事法庭副官奉命匆匆趕赴王宅通知岡村寧次做好準備，於次日淩晨6點半前去戰犯監獄集合，與獄中其他日本戰犯一起乘美國輪船回國。
次日拂曉，岡村寧次提前半小時趕到戰犯監獄，8時半，與259名日本戰犯，分乘湯恩伯所提供的軍用汽車離開監獄至吳淞碼頭，上了美輪“維克斯” 號。這艘美國輪船，是經何應欽聯係，從日本專程開往上海的。大戰犯岡村寧次就這樣逃避了中國法律製裁而溜之大吉，於2月4日晨抵達日本橫濱。
李宗仁得悉岡村寧次已回到日本，便電令中國駐日本代表團團長商震與麥克阿瑟協商，將岡村寧次逮捕押送中國歸案。
然而，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考慮到戰後東西方戰略新格局，為遏製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的崛起，美國正欲扶植日本、重新武裝日本，使其成為自己在亞洲反蘇反共的盟國，故而斷然拒絕中國李宗仁政府的要求。岡村寧次得意地說：“我再次幸免於難，不止一次幸免於難，可謂幸運矣！”
請教反攻大陸方略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灣“複任”總統。朝鮮戰爭爆發後，數十萬中共軍隊跨過鴨綠江，赴朝參戰，因為美國第七艦隊已進入台灣海峽，讓正擔心台灣受到共軍進攻的蔣介石大大鬆了口氣。
一天午後，蔣介石在陽明山官邸召見了親信蔡孟堅，指示蔡孟堅去日本，做“日華親善”。並囑他去東京後，一定要注意保密，除“駐日大使”董顯光外，其他人都不得接觸。此外，還要求蔡去日本後務必到東京醫院看望正住院治病的岡村寧次，轉達蔣的問候，並代蔣請教反攻大陸的一應方略。
蔡孟堅到了東京後，便去東京國立醫院看望岡村寧次，獻上一束鮮花，轉達蔣介石的問候。岡村寧次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激動，雙眼濕潤，連連感謝。
岡村寧次對蔣介石和台灣的處境特別關心，通過蔡孟堅轉告他對蔣介石的建議：眼下反攻大陸的時機還沒有成熟，台灣在經濟上存在困難，軍事上雖擁有海軍艦隊和800架飛機，但可用於登陸作戰的一線和二線部隊不足。嚴格地說，連保衛台灣島和澎湖列島都大成問題。而就他所知：中共集結於閩浙沿海前線的 16個軍中雖已抽出6個軍去東北和朝鮮戰場，但還有10個軍有炮兵和防空部隊，加上百萬民兵，力量相當可觀。台灣方麵如貿然出兵反攻大陸，十之八九全軍覆沒……
岡村寧次反覆強調：他這麽說絕不是有意給他最尊敬的總統蔣公潑冷水，而是基於他作為日本國一位職業軍人的良心。最後，岡村寧次建議蔣介石秘密招募一批富有作戰經驗的日本少壯派將佐去台灣，組成一個軍事顧問團，協助訓練國民黨的陸海空三軍官兵，爭取3至5年內大大提高戰鬥力，以期相機反攻大陸，而他則盡可能地為此出些力。當然，他的人身自由現在還受到限製。
1951年元月30日，蔣介石在官邸聽取由日返台的蔡孟堅的匯報。蔣介石早年在日本讀過振武學校（注：士官生預備學校非士官學校），對日本軍隊的嚴格訓練和武士道精神一向欽佩得五體投地。在日本眾多將領中，他最欣賞的正是岡村寧次。現在，岡村寧次關於聘請日本舊軍人來台訓練軍隊的建議正中蔣介石的下懷，於是蔣介石撥出10萬美金巨款，讓蔡攜回日本，用作招募日本舊軍人的經費。
重金禮聘日本軍事顧問團
蔡孟堅在東京獨來獨往，神出鬼沒，得到岡村寧次及其友人在暗中相助，僅一個半月，全日本就有400多名前日軍將校報名，秘密填寫表格，宣誓保密。經岡村寧次幫助遴選，最後錄用98名將校。這批將校大多參加過侵華戰爭，少數參加過太平洋戰爭，都犯下過戰爭罪行。
以前日本華南派遣軍參謀長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少將為總領隊，前海軍少將山本親雄（化名帥本源）與前炮兵大佐李鄉健（化名範健）為副領隊。這批人，從蔡孟堅手裏領取了安家費和優厚的津貼，然後分批飛赴台灣。台灣軍方為避人耳目，將這批日本舊軍人安排在台北以西的鬆林崗軍事基地內。那裏依山臨海，建有一排排日本式房屋和小別墅，樹林茂密、風景秀麗，且有鐵刺網環繞，戒備森嚴。
他們這一夥人做夢也未曾想到，作為戰敗國的軍人竟受到台灣國民黨政權如此優待和器重。領隊富田直亮（白鴻亮）凶悍善戰，通謀略，頗受岡村寧次推重。此人曾在華南戰場上指揮日軍攻城掠地、燒殺擄掠、無惡不作。1944年秋，他指揮一個旅團在飛機、坦克的助戰下攻占桂林，大燒大殺，將中國軍隊千餘人堵圍在七星岩溶洞裏，喪心病狂地施放毒氣，全部殺害。日本投降後，這個十惡不赦的戰犯先在廣州關押，不久被轉押至上海，未經任何審訊，便跟岡村寧次一道被送上開往日本的美國輪船。回國後，富田直亮伯鴻亮）出於感激，在住所裏懸掛蔣介石的大幅照片。
神秘的“白鴻亮團”
白鴻亮顧問團到達台灣後，蔣介石授意親信將領，在各師、團中挑選年輕、有一定文化、體格健壯、“反共意識強”的上士以上士兵8000人，成立一個教導師，作為“白鴻亮團”的基本訓練部隊，實行半封閉式訓練，以期兩年後全軍推廣。
盡管台灣當局對“白鴻亮團”絕對保密，但還是瞞不住新聞媒體。1951年4月，香港一家中立報紙首先披露了神秘的“白鴻亮團”在台灣訓練國民黨軍隊的行蹤，認為這是很可恥的行徑，足以證明蔣介石沒有起碼的民族尊嚴感。不久，該報又刊文稱北京方麵對此事表示關注，但並不認為一些前日本將校去台灣充當軍事顧問，能夠為蔣介石的原本就不切實際的反攻大陸的計劃做出什麽實質性貢獻。
1951年9月下旬，曾擔任過蔣介石私人顧問的歐文．拉摩爾教授，在華盛頓發表演講和撰文，抨擊蔣介石秘密派人去日本招募以白鴻亮為首的一批日本舊軍人去台灣訓練軍隊的行為，批評其做法是“輕率的、非理性的。”
對此，蔣介石不能不有所顧忌，一方麵指示有關部門進一步加強新聞封鎖，否認有“白鴻亮團”的存在，另一方麵派人秘密地將山本親雄等57名前日軍將校迅速送回日本；而白鴻亮等人仍留在台灣，但深居簡出，不再公開出麵訓練軍隊，而是著重於軍事戰略戰術研究，為國民黨三軍將領提供谘詢，並編寫各軍種、兵種技術訓練教材、講義，化名出版。富田直亮（白鴻亮）、李鄉健（範健）、木村正夫（化名屠遠航，日本侵華期間為駐台日軍步兵聯隊長）等人還曾十分隱蔽地不定期地去陸軍學校、裝甲兵學校等軍校授課。
岡村寧次因侵華，歸國後被盟軍總部判“追放罪”受到管束，不能從事政治活動。蔣介石讓張群出麵，轉致駐日代表團團長董顯光，就此事向盟軍占領東京總部提出備忘錄，表示對岡村寧次“侵華犯罪不予追究”，使得岡村得以提前解除“追放”。由此可見，蔣介石對岡村寧次的關愛，真是無微不至了。岡村寧次獲得自由後，蔣介石便聘請其為台灣“革命實踐研究院”特級教官。
1966年9月，岡村寧次病死於東京，時年82歲。比起那些被綁赴刑場，驗名正身後被槍決、被送上絞刑架的100多名大小戰犯，岡村寧次真算是幸運，比起納粹戰犯，更是幸運得多了。（來源：搜狐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