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半葉,日本逐步確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戰略方針。1930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日本,為了轉移日益激化的國內階級矛盾,日本加快了武力侵華的步伐,於1931年7月和8月在東北製造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9月18日,日本又製造“柳條湖事件”,發動了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
當晚10時許,日本關東軍島本大隊川島中隊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數人,在沈陽北大營南約800米的柳條湖附近,將南滿鐵路一段路軌炸毀。日軍在此布置了一個假現場,擺了3具身穿中國士兵服的屍體,反誣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即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動進攻。次日晨4時許,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五大隊由鐵嶺到達北大營加入戰鬥。5時半,東北軍第七旅退到沈陽東山嘴子,日軍占領北大營。戰鬥中東北軍傷亡300餘人,日軍傷亡24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變發生前,蔣介石於8月16日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莊召見張學良時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隻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麵,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政府電告東北軍:“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當時,日本關東軍隻有1萬多人,而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麵前,除小部分違反蔣介石的命令奮起抵抗外,其餘均不戰而退。
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沈陽全城占領。東北軍撤向錦州。全國最大的沈陽兵工廠和製炮廠連同9.5萬餘支步槍,2500挺機關槍,650餘門大炮,2300餘門迫擊炮,260餘架飛機,以及大批彈藥、器械、物資等,全部落入日軍之手。據統計,僅9月18日一夜之間,沈陽損失即達18億元之多。此後,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繼續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使日軍得以迅速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也是它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嚴重步驟。此後,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動。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中國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
《鬆花江上》的作曲家張寒暉 (1902-1946)
沈陽9-18 紀念館及一些老資料:
一些網站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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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晚,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由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並嫁禍於中國軍隊。這就是所謂的“柳條湖事件”。日軍以此為借口,突然向駐守在沈陽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由於東北軍執行“不抵抗政策”,當晚日軍便攻占北大營,次日占領整個沈陽城。日軍繼續向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的廣大地區進攻,短短4個多月內,128萬平方公裏、相當於日本國土3.5倍的中國東北全部淪陷,3000多萬父老成了亡國奴。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日本對中國東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變前,它已通過日俄戰爭奪取了旅順、大連和滿洲鐵路沿線並派兵駐紮,這正是它能夠陰謀進行事變的前提。
在1927年夏,日本內閣就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製訂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同年7月,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而確立了以“滿蒙”為侵略基地的狂妄戰略。
從1929年起,日軍陸軍參謀本部和關東軍在中國東北三省先後秘密組織了四次“參謀旅行”,偵察情況,製定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作戰方案。1931年6月,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和陸軍省製定“滿蒙問題解決方案大綱”,確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國東北的具體步驟;7月,陸軍參謀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調運至沈陽,對準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月,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國師團長會議上叫嚷:滿蒙問題隻有用武力解決。隨後進一步做了發動此次戰爭的各種準備。
“九·一八”事變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紛紛要求抗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東北人民奮起抵抗,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先後出現了東北義勇軍和各種抗日武裝。1936年2月,東北各抗日部隊統一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聯軍團結廣大群眾, 進一步開展了廣泛持久的抗日武裝鬥爭,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抗戰。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吞並中國、稱霸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而采取的一個蓄謀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驟。早在1927年夏,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製訂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同年7月,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而確立了以“滿蒙”為侵略基地的狂妄戰略。1931年,日本軍部秘密製訂了有關侵略我國東北的方針、步驟和措施。在完成了發動侵略戰爭的周密準備之後,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揭開了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麵武裝侵略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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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事變”的全過程
從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爆炸柳條湖鐵路、向沈陽北大營發起進攻開始,到1932年1月3日日軍占領遼寧錦州、2月5日占領黑龍江省哈爾濱為止,可以把”9.18事變”分為三個階段:
從1931年9月18日晚22時20分關東軍爆炸柳條湖南滿鐵路,繼而進攻北大營,到第二天上午完全占領沈陽城,是第一階段;
從9月19日到9月25日,日軍基本控製遼寧、吉林兩省,是第二階段;
1931年9月25日以後到1932年2月5日,日軍占領哈爾濱,是第三階段。
“9.18事變”前的東北軍
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在沈陽附近的皇姑屯炸死了奉係軍閥首領張作霖。原想趁張作霖剛死、東北群龍無首之機奪取東北。但張作霖的長子張學良化裝成士兵由華北迅速返回沈陽,接管了政權。使日本關東軍的陰謀破產。
1928年底,集國恨家仇於一身的張學良毅然宣布東北易幟,服從以蔣介石為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以此為標誌,蔣介石實現了對全中國名義上的統一。
1930年,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展開中原大戰。蔣介石兵精糧足,馮玉祥軍風彪悍,雙方殺得難解難分。張學良先是坐山觀虎鬥,後來明確支持蔣介石,率軍入關,占領華北,抄了馮玉祥的後路。馮閻兩軍潰敗後,蔣介石把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等地給了張學良,張學良還收編了馮玉祥手下大將宋哲元的部隊,給了這支部隊一個29軍的番號。
“9.18事變”前,東北軍在華北地區駐紮11萬人,在東北地區駐兵20萬人。如果再加上象29軍這樣的收編部隊,人數就更多了。
當時的東北軍經過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兩代經營,坐鎮中國北方六省兩市,在全國各路諸侯部隊中,是僅次於蔣介石軍隊的人數最為眾多,裝備最為精良的軍隊。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和海軍。陸軍中還有裝甲部隊。”9.18事變”爆發後,日軍僅在沈陽繳獲的東北軍武器裝備就有步槍九萬五千餘支,機槍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門,各式迫擊炮二千三百門,飛機二百六十架等。可見張學良東北軍的家底有多厚!
正是由於張學良有這樣的家底以及他對蔣介石的支持,年紀輕輕,便當上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
但是,客觀地講,張學良東北軍的戰鬥力在各路軍閥中,不能算強。隻能排在蔣介石中央軍、兩廣部隊、馮玉祥西北軍之後。這與東北軍是土匪出身有很大關係。
張學良東北軍當時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缺少能獨當一麵的大將之才。張學良本人不是李宗仁、白崇僖,他手下既沒有何應欽、顧祝同、陳誠那樣的大將,也沒有宋哲元、吉鴻昌、孫連仲那樣的戰將。原來有個郭鬆齡,還因造反給殺了。東北軍擔任高官的人,不是北洋的老官僚,就是和張作霖一起占山為王的老土匪。這些人,大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張學良當時還沒完成對東北軍上層的新老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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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州和關東軍
1898年,沙俄強迫清政府將旅順口、大連灣租借給俄國,並將此地取名為關東州。1905年日俄戰爭後,根據日俄兩國簽訂的《樸茨茅斯條約》,俄國將關東州及長春至旅順口的鐵路(後改名為南滿鐵路)以及相應的一切特權轉交給了日本。日本隨後便成立了相應的殖民機構,並派軍隊駐守,這支軍隊就叫關東軍。
所以,簡單地說,“9.18事變”之前,關東州,即旅順口、大連灣一帶3200多平方公裏土地,南滿鐵路及鐵路兩側數公裏之內的區域,是日本的租界地。關東軍就是駐紮在關東州及南滿鐵路的日軍部隊。關東軍司令部設在旅順。
“9.18事變”之前,關東軍部隊有一個師團(第2師團的兩個旅團)和六個鐵道守備大隊,共1.04萬人。另外,其他可動員的軍事力量還有僑民中的在鄉軍人(退伍軍人)1萬人,警察3000人。共2.34萬人。
“9.18事變”的策劃者及策劃過程
“9.18事變”是日本關東軍中以石原莞爾、阪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為代表的軍國主義分子在日本軍部和關東軍上層的默許、縱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劃並實施的,在實施過程中,得到了日本駐朝鮮軍司令官等軍國主義分子的協助。
但日本天皇、政府和軍部一貫實行對外侵略擴張政策,著名的田中奏折和1931年6月日本軍部製定的《解決滿洲問題方案大綱》都把中國東北作為日本侵略擴張的首選目標。
石原莞爾、阪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當時都是關東軍的高級參謀,石原是中佐(中校),其他兩人是大佐(上校)軍銜。
石原莞爾被稱為關東軍的“大腦”,是他提出“滿蒙生命線”的理論。1928年10月,石原調任關東軍作戰參謀。阪垣征四郎被稱為關東軍的“大刀”,1929年任關東軍高級參謀。1930年6月,阪垣征四郎在與石原莞爾進行了多次密謀後,組織了橫跨中國東北三省的“參謀旅行”。這次“參謀旅行”是他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開始。其後,經過一係列的謀劃、演習,最終形成“9.18事變”的完整計劃並得以實施。日本人說石原的謀劃和阪垣的實幹,成就了”9.18事變”。
土肥原賢二在“9.18事變”前30天調任日軍沈陽特務機關長,他沒有直接參與策劃、實施”9.18事變”中的軍事行動,但他為”9.18事變”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在事變前查清了日本中村大尉被殺事件,即所謂“中村事件”,為關東軍以所謂“自衛”名義發動“9.18事變”提供了一個借口;二是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務機關是發動“9.18事變”的中心。三是土肥原於1931年11月3日前往天津,成功說服了一心想複辟大清王朝的滿清遜帝溥儀前往東北,為關東軍第二年建立偽滿洲國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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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州和關東軍
1898年,沙俄強迫清政府將旅順口、大連灣租借給俄國,並將此地取名為關東州。1905年日俄戰爭後,根據日俄兩國簽訂的《樸茨茅斯條約》,俄國將關東州及長春至旅順口的鐵路(後改名為南滿鐵路)以及相應的一切特權轉交給了日本。日本隨後便成立了相應的殖民機構,並派軍隊駐守,這支軍隊就叫關東軍。
所以,簡單地說,“9.18事變”之前,關東州,即旅順口、大連灣一帶3200多平方公裏土地,南滿鐵路及鐵路兩側數公裏之內的區域,是日本的租界地。關東軍就是駐紮在關東州及南滿鐵路的日軍部隊。關東軍司令部設在旅順。
“9.18事變”之前,關東軍部隊有一個師團(第2師團的兩個旅團)和六個鐵道守備大隊,共1.04萬人。另外,其他可動員的軍事力量還有僑民中的在鄉軍人(退伍軍人)1萬人,警察3000人。共2.34萬人。
“9.18事變”的策劃者及策劃過程
“9.18事變”是日本關東軍中以石原莞爾、阪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為代表的軍國主義分子在日本軍部和關東軍上層的默許、縱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劃並實施的,在實施過程中,得到了日本駐朝鮮軍司令官等軍國主義分子的協助。
但日本天皇、政府和軍部一貫實行對外侵略擴張政策,著名的田中奏折和1931年6月日本軍部製定的《解決滿洲問題方案大綱》都把中國東北作為日本侵略擴張的首選目標。
石原莞爾、阪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當時都是關東軍的高級參謀,石原是中佐(中校),其他兩人是大佐(上校)軍銜。
石原莞爾被稱為關東軍的“大腦”,是他提出“滿蒙生命線”的理論。1928年10月,石原調任關東軍作戰參謀。阪垣征四郎被稱為關東軍的“大刀”,1929年任關東軍高級參謀。1930年6月,阪垣征四郎在與石原莞爾進行了多次密謀後,組織了橫跨中國東北三省的“參謀旅行”。這次“參謀旅行”是他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開始。其後,經過一係列的謀劃、演習,最終形成“9.18事變”的完整計劃並得以實施。日本人說石原的謀劃和阪垣的實幹,成就了”9.18事變”。
土肥原賢二在“9.18事變”前30天調任日軍沈陽特務機關長,他沒有直接參與策劃、實施”9.18事變”中的軍事行動,但他為”9.18事變”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在事變前查清了日本中村大尉被殺事件,即所謂“中村事件”,為關東軍以所謂“自衛”名義發動“9.18事變”提供了一個借口;二是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務機關是發動“9.18事變”的中心。三是土肥原於1931年11月3日前往天津,成功說服了一心想複辟大清王朝的滿清遜帝溥儀前往東北,為關東軍第二年建立偽滿洲國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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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日軍進攻東北示意圖
“9.18事變”前,張學良、蔣介石針對日本關東軍可能的軍事行動都做了哪些戰前準備?
在“9.18事變”前,關東軍的種種異常舉動,張學良、蔣介石都是知道的,也判斷出日本人會有軍事行動。但他們都認為關東軍不過是要挑起類似萬寶山事件那樣的局部軍事衝突,謀取些局部利益而已。沒想到關東軍竟然膽大包天地想要一舉吞並全東北。
蔣介石當時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對紅軍的第三次“圍剿”和處理因其拘押國民黨元老胡漢民而導致的寧粵對立問題上。沒有把東北的危機放在第一位。
所以,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給張學良的“銑電”指示:“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1931年9月12日,蔣介石在河北石家莊召見張學良,再次告誡他:“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隻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麵,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
9月18日,即“9.18事變”爆發當天,蔣介石從南京出發前往江西,指揮“剿共”。
張學良由於對日軍意圖判斷失誤,也同意蔣介石的方針,並將蔣介石的不抵抗方針轉告下屬執行。對於日軍的種種異動,沒有采取任何有針對性的軍事布署和準備。1931年8月底(或9月初),由於關東軍頻頻向奉天調入軍火,而且白天、黑夜不停地進行軍事演習,駐守奉天的東北軍第7旅旅長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張學良報告,認為日軍會向奉天發起進攻,建議從關內調一部分軍隊回東北。但張學良不同意王以哲的看法,拒絕了這一建議,並向王出示了蔣介石的“銑電”,並囑其轉告部屬,一定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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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晚年(1990年)接受采訪時說過:“(對於日本軍隊的進攻)我當時沒想到日本軍隊會那麽做,我想絕對不會的,我認為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誤了。”
現在,我們回顧“9.18事變”,必須注意以下事實:
1.日本關東軍在“9.18事變”前做了長時間的、大量的準備工作,這些異常的軍事行動,沒有(也不可能)瞞過東北軍。
2.“9.18事變”不是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突然發生的,而是在東北軍許多人預料之中發生的。
3.盡管“不抵抗”的始作俑者是蔣介石,但當時東北是張學良的家天下,如果張學良反對或陽奉陰違,蔣介石的“不抵抗”方針在東北軍中很難貫徹。
因此,我們必須看到,張學良在“9.18事變”前沒有針對日軍的種種異動做出任何有針對性的軍事布署和準備,即使是被動應付型的準備,比如,分散布署在沈陽的飛機,分散儲藏軍械等等,也是事變爆發後東北軍不能迅速組織起抵抗的一個重要原因。
東北軍中個別有責任感的將領,在“9.18事變”前,自發地做過一些準備。如黃顯聲將軍(小說《紅岩》中小羅卜頭的獄中老師)秘密把20萬支槍分散到各縣,為後來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準備了大量的武器。
但這些自發的準備,根本無法抵消由蔣介石製定、張學良執行的不抵抗方針的惡果!
“9.18事變”之前,東北軍沒有做任何有組織的戰前準備,這個責任應當由蔣介石、張學良共同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