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文革時為何三次力保“蔣介石幹兒子”？

周恩來文革時為何三次力保“蔣介石幹兒子”？





蔣介石很喜歡幼時的康國雄， 經常拉著他的手在山間散步，還請他到自己的別墅中玩。康國雄因此被誣為蔣介石的"幹兒子"，曆次運動中為此吃盡了苦頭。

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書信選集》中，有一封周恩來在1970年5月27日給國務院直屬口軍代表丁江的信，編者所加標題為"兩事辦好後再告章行老"。信中寫道：

康國雄事，可告陝西派人至漢中工業管理學校一查，如確實因群眾茫然於曆史知識而對康國雄實行專政，雖病不許治，病倒亦不許與家屬通音信，未免過分。可許其回京至康妻陳澤琴處治病，病愈再另作下鄉安置。

眾所周知，周恩來在"文革"中出麵保過不少人，但主要是一些領導幹部和知名人士。康國雄何許人也，竟能得到周恩來專門保護？

《周恩來書信選集》的介紹："康國雄，是四川銀行家、企業家康心如之子。五十年代起，在北京機械學院任教。‘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於一九六九年隨該校遷至陝西漢中。一九七一年因病回京治療。一九七七年正式調回北京，在朝陽區職工大學工作。"

原來，當時的康國雄隻是一名普通教師。周恩來為什麽會對這個無名小輩施以援手呢？

事情得從康國雄的父親康心如說起。

【康心如與美豐銀行】

康國雄之父康心如是老同盟會員，參加過辛亥革命。1920年代後期，康心如收購了中美合資美豐銀行全部美股，改為中資經營，幾經奮鬥，終於成為內地舉足輕重的金融巨頭，除經營銀行外，他還投資民生輪船公司、四川水泥廠、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等。其弟康心之、康心遠也擁有若幹企業。抗戰期間，康心如以無黨派人士身份，被蔣介石指定為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在任上，康心如倡議定重慶為陪都，為發展大後方經濟、推進抗戰大業作了不少貢獻，同時，他對當時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也給過不少資助。

周恩來與康家兄弟都有來往。康心之的女兒康岱莎是共產黨員，跟周恩來一起從延安回到重慶，周恩來特意安排她留在重慶做她父親的"統戰"工作。

1949年底解放軍接管重慶後，康心如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後又擔任重慶市政協常委，重慶市民建、市工商聯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執委，重慶投資公司總經理等。

1957年2月，周恩來到重慶休假時，專門去城裏勝利大廈旁冉家巷看望康心遠，康心遠的妻子王棣華和胞妹王同華，跟鄧穎超是天津女師的同窗好友。周恩來還對隨從警衛的重慶市公安局幹部說："我們黨在困難的時候，康家美豐銀行在經濟上幫助過我們……"

"反右"中，康心如被劃為"極右派"，撤職降級。經章士釗向周恩來反映有關情況後，獲準遷北京定居。

【"蔣介石的幹兒子"】

康國雄是康心如的小兒子，1950年代初期考入南開大學經濟係，畢業後分配到北京作教師，但他有"曆史問題"--抗戰期間，為躲避日機轟炸，康心如在重慶南岸汪山上修建了別墅和防空洞，康國雄在那裏與常來汪山散步的蔣介石偶然相識，公務繁忙之餘的蔣介石，很喜歡這個活潑可愛的小學生，常跟他聊天，拉著他的手一起在山間公路上散步，並曾請他去黃山別墅玩過一次。此事本來與政治沒有什麽關係，但是在1950年代初期"肅反"運動中卻被人誣告，從此康國雄背上了"蔣介石的幹兒子"的黑鍋，政治運動一來就要遭到審查，"文革"中更是多次遭到批鬥。

康家因此請章士釗向周恩來反映，以求得幫助。於是，就有了周恩來三保康國雄之事。


【周恩來第一次指示】

1968年6月，章士釗為康國雄之事寫信給周總理：

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習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該兄弟為衝擊對象，自不待言。經過兩年之困心衡慮，不幸心之於半年前體不從心，先行淹歿；而心如奄奄一息，展轉床褥，加以其子國雄，橫遭蔣賊義兒之誣，禁不起老牛舐犢之憂慮，病上加病，又複禍不單行，小將們忽有康某為官僚資產階級之譴責。因此不勝恐懼，致函於釗，求為轉達崇階，冀在萬死之中衝出一條生路。情節原件俱載，恕不親縷。惟公憐而生之，無任為友呼籲之至。

這封信什麽時候發出，周恩來什麽時候收到的？不得而知。周恩來對此信所反映問題作出的指示，是在一年半以後。

1969年底"備戰"高潮中，北京機械學院奉命遷陝西漢中。這時正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接受審查的康國雄，因父親康心如病逝，暫緩離京，料理完後事，於12月中旬被押到了漢中。

在康國雄動身赴陝西前夕，"專案組"一位同情他的黃先生私下告訴他，周恩來總理對他的問題，有指示傳達下來，大意是：對康國雄的家庭及其本人的曆史問題，不予追查，一律按民主人士處理。

如果發現康國雄是蔣介石的幹兒子，但未發現有什麽嚴重的政治問題，不予追究；若發現其有嚴重的政治活動，要上報中央進行處理。

對康國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問題要給予照顧。

要文鬥，不要武鬥。

據說，機院"軍宣隊"為此曾考慮讓康國雄留京待分配；在"清隊"階段，康國雄每晚可以回家住宿，與周恩來的指示不無關係。

但是，當時正值"清隊"高潮，"階級鬥爭"壓倒一切，周恩來的指示未能得到認真執行。

【周恩來第二次指示和章士釗的歎息】

康國雄到漢中後，由於長期受到審查批判，不能很好休息，健康狀況惡化，出現了心慌、疲乏、血壓升高等症狀。他要求到漢中專區或縣醫院去看病，報告了幾次才獲批準。到漢中縣醫院檢查後，大夫建議他回北京治療。

康國雄把大夫開的證明拿給"軍宣隊"，遭到痛斥。康國雄悄悄把情況寫信告訴妻子，要她再去找章士釗求助。

於是，章士釗又給周恩來寫了信（原文無標點，□為潦草難辨之字）：

重慶康氏昆仲，係釗數十年來之舊友，其門風及一切祖□，皆與蔣介石一無旁涉，此釗所能確切保證者也。不幸抗戰時期，康氏在重慶對岸之汪山置有別墅，每周末全家弟兄即歸山休息一二日。不料蔣賊亦采取同一辦法，因不期與諸康同時至山，遂有康家兒郎與蔣相遇於途而被要遮不放之事。時康心如之子國雄年不過十一二歲，釗該時亦正倚居山上交通銀行宿舍，可知此種情況足資察證。……紛擾期間，心如兄弟兩人相繼物化其家，以文化革命瀕於結束，凡兒女等等有職位者俱遵照國家號召分別下放，於是國雄由北京工業管理學校（注：此為章老誤記，應為北京機械學院）遷往陝西省漢中農村，此乃事勢之所必然，國雄應須遵守。不料國雄轉入新校之後，該校□□一口咬定他是蔣賊幹兒，實行專政，有病不許就診，勞累不許歇。三數月間，以致國雄病倒在校，音信不通……國雄之妻陳澤琴是醫生，現在朝陽區104幹校醫務室服務，號稱能手。據陳流涕陳述，為此並求釗處代為向鈞院懇請，可否暫將國雄調出漢中學校，交與該妻陳澤琴負責醫治。一俟病有轉機，再由該院發落。

1970年5月27日，周恩來根據章士釗的信，專門給國務院直屬口的軍代表寫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封指示信。

事後得知，這位軍代表隻向機院了解了康國雄的情況，得到的答複是，康國雄有"三反言行"，正在接受審查。那位軍代表便未按照周恩來信中"兩事辦好後再告章行老"的指示辦理，而自作主張向章士釗口頭回複說，"康國雄無病，他有三反言行，現正在受審查。"

周恩來給那位軍代表的這封信，交到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後，就被束之高閣。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那位軍代表被調回總後勤部接受審查，從此周恩來對康國雄的有關指示就更無下文了。

【第三次指示和"五一六分子"的戲劇性命運】

不久，"清查五一六"運動又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了。康國雄又被說成是"五一六分子"。他急忙把情況寫信告訴家人，要妻子找章老再向中央反映，強調他身體有病，要治病；"幹兒子"的事並沒有解決，他們還在用這個罪名整他。

當時，對受審查的人有"幫促組"，十幾個人，天天進行"幫促"，實即批鬥、逼供。在康國雄那個"幫促組"召開的第一次"表態會"上，就要他交待為"五一六"做過什麽事情。他十分惱怒地說，"‘五一六'是反周總理的，我曾經求周總理幫助，我怎麽會反他呢？這根本講不通嘛！"他還辯論說："你們總結‘五一六'分子有三大特點：一是出身好，我卻是大資本家的兒子；其次，曆史上無辮子可抓，我卻一直被懷疑為‘蔣介石的幹兒'；第三，造反早。而我在文革初期還在‘牛棚'裏勞改。‘五一六'的這些條件沒有一條與我沾邊。"批判他的人詭辯說："初期是這三個特點，由於你的能量大，所以‘五一六'又把你吸收進去了。"

197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機院教職工到漢中大學禮堂參加全院大會。康國雄也被押到會場。

在殺氣騰騰的氣氛中，一個已被分配到大連的學生，被抓回來接受批判，他"揭發"康國雄是"五一六骨幹分子"。

大會結束後，要康國雄立即交待。康國雄隻好把寫過的材料又寫一遍。

幾天後，他被叫去連部辦公室。連長例行公事地問康國雄問題交待得怎樣了，然後打斷康國雄的聲辯，突然說："院黨委討論了你的問題，認為你確實有病。黨委作了個決議，同意你回北京治病。"

康國雄聽完此話，頓時意識到，一定是周總理又有批示下來了！他立即大聲說："感謝黨中央！"連長問康國雄什麽時候走，康國雄說，"今天就走！"

如此戲劇性的變化，引起不小震動。一時間議論紛紛，許多人到連部去提意見。出於無奈，隻好召開了全連大會，就康國雄的問題，作出解釋："康國雄的父親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對革命有貢獻，康國雄的確有病，黨有統一戰線政策，按政策給予照顧；康國雄的問題並未了結，治病回京後繼續審查。"

周恩來這次批示的具體內容，康國雄是在返回北京後才知道的：第一機械工業部打電話到機院留守處，詢問該校是否有一個名叫康國雄的人，當得知確有此人，現在陝西漢中後，就轉告說："周總理指示：他有病，應回北京治病。"

這時已是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和威望更高了。這一次，他的指示終於得到執行。

康國雄回到北京後，先安排在朝陽區"七二一大學"，"七二一大學"撤銷後，參加了朝陽區職工大學的創辦。到1980年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書信選集》時，要為周恩來給丁江的那封信作注，到處找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康國雄，但因章士釗原信將他的工作單位錯寫成"北京工業管理學校"，結果費了許多周折，好不容易才在北京朝陽區職工大學把他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