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關於清王朝的論述

選自蔣介石《中國之命運》(1943年)

清代政治社會與學術的衰落及其對內政策根本的錯誤
　　
我們中國百年來國勢的陵夷，民氣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條約為造因。不平等條約訂立的經過，全為中國國恥的記錄。而國恥之所由招致，又必須追溯於滿清一代政治的敗壞，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落。

　　滿族原是少數人口的宗族，為什麽能夠征服中國呢？明朝的末年，政治腐敗，思想分歧，黨派傾軋，民心渙散，流寇橫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闖張獻忠等流寇與滿族的旗兵，內外交侵之下，竟以覆滅。自滿族入關以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漸漸消滅了。

　　國父說道：“自順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國，明朝的忠臣義士在各處起來抵抗，到了康熙初年，還有抵抗的。所以中國在那個時候，還沒有被滿清征服。”又說：“在康熙雍正時候，明朝遺民排滿之風還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時候，便出了不少書，如‘大義覺迷錄’等，說漢人不應該反對滿人來做皇帝。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說：‘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滿洲人雖是夷狄之人，還可以來做中國的皇帝。’後來到了乾隆時代，連滿漢兩字都不準人提起了。凡是書中關於宋元曆史的關係和明清曆史的關係，都要一律刪改，所有關於記載滿洲匈奴韃靼的書籍，一概定為禁書，完全把他消滅，非特不準人民閱讀，而且不準人民收藏。”但是比之於日寇今日統治朝鮮，其手段的毒辣，猶有小巫見大巫之別。朝鮮亡國到現在不過三十餘年，而其國內的人民早已為日寇的奴化教育所麻醉。凡是朝鮮原有的曆史文化，都已毀滅無餘，不許朝鮮人存留一點民族意識。所以朝鮮人至今聽到“韓國”這個名詞，亦不知其意義了。我們看見了現代帝國主義者對於他所滅亡的國家民族，手段之迅速，禍患之慘酷，實在寒心。

　　在滿清這樣一麵奴化，一麵殘殺之下，中國固有的優良學風，乃為之大壞。當明代開國時期，所提倡的朱學，到他中葉，這一派的學術，發生了流弊。一般學界中人，應科舉者固然是尋章句，作八股，講義理者，亦不過造語錄，看話頭。王陽明倡“知行合一”的學說，要矯正這種弊病；到他晚年，更提倡“致良知”，使學者從煩瑣的文體與支離的思想解放出來。這一派的學說不久也流於空談無實。張江陵當政，又提倡“實學實用”的學說，兼救朱王兩派末流的弊端。到了明清之際，雖有王學的狂禪，東林的虛矯，然而科學的研究，如李之藻、徐光啟、宋應星等於天文曆數，農政工藝，莫不實事求是，精益求精。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李（二曲）、顏（習齋）、傅（青主）諸大儒，更是性理與經濟兼通，思想與實行並重。民族主義與民權思想的推衍，尤招滿族之忌。幾回文字獄之後，經世之學遂衰。到了幹嘉年間，考據之學興起。考據之學，本由黃顧開其源，在黃顧本人，這種學問實在是經世之學的一個部門，離開了經世的大義，便失去本來的價值。幹嘉的學者，舍棄他們實用的精神，專求學問於名物字句，其流弊所及，竟使學問既與人生脫節，亦與政治分離。一般學者於支離瑣屑的學風之中，複誤解“中庸”的道理，養成一種“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風氣，造成曾滌生所謂“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

　　有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製法令的精密，猶能遠紹漢唐的餘緒，實可以超越宋明，更為元代所不及。此二百六十年間，正是歐美現代各國，脫離中古黑暗時期，開國創業，發憤圖強的際會。假使滿清對國內漢滿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視同仁，認識我五族在實質上本是整個的一體，使各宗族不分宗教職業階級男女，皆一律平等，更扶助邊疆各族，培植其自治能力，保障其平等地位，則中國必能與歐美現代各國，並駕齊驅，以自致於康樂富強，決不致遭受此百年來不平等條約束縛之恥辱，亦不致任日寇為禍於亞洲，乃可斷言。但這是時代與思想的關係，我們非所望於當時的滿清能施行這樣政策，固不可求備太苛。無如滿清不惟見不及此，而且他專用一種殘殺與奴化的政策，來統治各宗教。所以滿清二百六十年之間，我們全國人民未見一日光明的景象。雖乾隆時代號稱郅治，然而滿大臣之當國者，如和？之流，私心自用，貪婪成風。自此以降，一般滿官，大抵賄賂公行，誅求無厭；而投效滿清為奴才的漢官和學者，又相習於崇尚虛文，不務實際，敷衍粉飾，聊以自保。尤其是一般寡廉鮮恥的豪猾，更不惜認賊作父，以編入“漢軍旗”為榮幸，倚勢橫行，魚肉同類。所以社會的黑暗，學術的敗壞，皆日甚一日。而其對待各宗族的手段，更言之痛心，令人發指。就是滿清一代在各宗族之間，專施其挑撥離間的毒計，使之互相軋轢，和自相殘殺，而彼乃在各宗族相克相製的狀態之下，坐收漁利，維持他滿清皇室的地位。所以他對於蒙古西藏，利用“喇嘛教”，以消滅其尚武的精神，甚至想絕滅其宗族的人種。他對於漢回各族，則從政治與宗教製度上講求箝製的方法，其中以旗兵控製國內各宗族的手段，最為顯著。然旗兵最大的缺點，亦就在於兵民之間，在宗族上有鮮明的界限，在生活上也有懸殊的距離。清廷以為漢人納稅以奉養旗兵，旗兵習武以鎮撫各族，認為惟一的良策。殊不知兵農既分，則旗兵流於遊惰。滿族固舉族皆兵，然其風氣之所趨，乃到後來舉族皆成為浮食的遊民。到了太平天國時代，旗兵與綠營皆腐敗無能，於是湘勇淮勇遂為地方軍隊的濫觴。

　　滿清政府這種害人自害的對內政策，相沿至道光同治之間，遂致立國的精神淪沒，開國的遺規失墜，政治解紐，國防廢弛，瓦解土崩，大勢已成。於此時期，中國在列強侵略之下，遂造成了“不平等條約”，繼續不斷有加無已的國恥，卒使我國勢日蹙，而滿清皇室的本身，亦難免於覆滅。我國父看了滿清這種對內政策，足以致國家民族於滅亡，所以自興中會至同盟會，即以此為革命的唯一對象。比及辛亥革命成功，我國父首先宣布“五族共和”的大義，以解除國內各宗族的軋轢，而致之於一律平等的境域。由此以至於今日，我國民政府仍一本我國父的遺教，以及中國國民黨曆次宣言，一掃滿清對內的卑劣政策，務使國內各宗族一律平等；並積極扶助邊疆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賦與以宗教、文化、經濟均衡發展的機會，而增強其向心力與團結力，對於整個國家與中央政府，共同愛戴，一致擁護，和衷共濟，休戚相關；俾我***，日益富強康樂，而三民主義亦得發揚光大於世界。這是中國國民黨革命的一貫精神，亦即是中國國民黨對內政策的唯一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