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什麽時候才能遠離狹隘的愛國民族情結？

相信我們有許多同胞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我們民族的驕傲。

有愛國精神沒有錯，可要是走到了極端，事事都非要按“愛國”與“不愛國”來劃線，凡事都要爭出個愛國不愛國的結論才罷休，那就顯得十分幼稚而狹隘了。

最近的有關“唐娜代表韓國出賽奧運”僅是一例。我們有許許多多的運動員在其他國家效力。其中原因各異，但每個人的選擇應得到尊重。可以理解，也是大部分運動員的願望，那就是既然是運動員，當然渴望參加比賽；既然參加比賽，當然希望贏（難道還有想輸的嗎？）。如果這些運動員代表其他國家贏了，那也隻不過是一場比賽的勝利，完全不必，也根本不需要和愛國不愛國的事兒聯係起來。倘若輸的一方是中國，我們也不必為此感到丟臉。即便是像何致麗，我也不認為她有什麽錯，那是她的選擇。當年她戰勝鄧亞萍何錯之有？還是那句話，哪有參加比賽不想贏的！我們何不心平氣和地想想，那就是一場比賽，是比賽就會有贏有輸。就算鄧亞萍輸了那場球，她仍不失為世界上最優秀的乒乓球運動員之一，曆史可以見證。

我們想過沒有，隨便給那些代表外國參加比賽的運動員貼愛國不愛國的標簽，其實對他們是十分不公的。我們有許許多多科學家、教授、學者、藝術家。。。在國外的研究機構、大學、藝術團體工作，這和那些代表外國出賽的運動員沒有根本的區別。他們中有許多人碩果累累，成就斐然，得大獎，為所在國創益巨大。然而奇怪的是，卻很少有人將他們與愛國不愛國聯係在一起。他們與那些在國外參加比賽的運動員有何區別？相信運動員的明星效應在起作用。因為你並不知道那些學者教授科學家的名字。可你仔細想想，實質是一樣的。

除此之外，眾所周知，我們有許多優秀的教練員在國外執教。他們精湛的技藝帶出的恐怕不是一名和我們對抗的隊員，而是一個隊和我們在比賽中拚爭。澳大利亞跳水隊就是中國教練員訓出來的。跳水本不是澳洲的強項，他們非常有自知之明，深知這一點。可是在中國教練員的調教下，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上，竟然拿走了女子十米跳台的金牌。倘若以狹隘的愛國主義來看，這塊金牌本是我們中國選手的囊中之物，這教練豈不是助他人之威，豈不也有不愛國之嫌嗎？事實恰恰相反，我們反而為訓練出金牌選手的教練員倍感驕傲。

世上絕大多數的事情都不是簡單地能用黑白觀去檢驗的，那種不是黑就是白的下定義，是如此幼稚、淺薄，是如此片麵、狹隘。比如一部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獲了獎，有些人就覺得臉上倍兒有光。其實那部電影獲獎純粹是藝術性方麵的，真用不著盲目愛國情緒泛濫。反之，某個中國人在國外觸犯法律或做了什麽壞事，又覺得臉上倍兒無光，無非是一件與個人有關的事件，偏要拉上所有的中國人陪綁，這種狹隘的愛國情結顯得極其幼稚而偏執。不是嗎？隨隨便便地下結論，說一個人“不愛國”，知道那是多麽傷害人嗎？多麽令人無奈嗎？。如此做來，不是無形中使那些在國外效力的明星的回家之路變得更加艱難曲折了嗎？。我們什麽時候能夠遠離狹隘的愛國民族情結？我們什麽時候能從那狹隘的愛國民族情結中掙脫出來，上升為普世的人文精神。我們實在用不著這樣敏感的去判斷一件事，一個人。

亂貼愛國不愛國標簽還時常出現在對待那些批評我們自己的人身上。我們承認，是有人看不起中國，可看不起中國的不都是不愛國。陶傑說過，前港督彭定康就是典型的瞧不起中國的人，那是因為他根本不懂中國文化。可自古以來就有身為中國人而瞧不起他同時代的中國和同胞。不過，且慢，先不要扣不愛國的帽子。這不是什麽罪過。陶傑舉的例子是，龔自珍看不起滿清中葉的腐敗中國，方有“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之歎；魯迅看不起民初的阿Q中國，始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之諷。一代大儒牟宗三看不起現代的中國，和跟他同時代的中國人，他在“中國文化的省察”裏說得更坦率：“幾代中國人看起來似乎聰明，實際上很差。中國人本來有智慧，可是從民國以來就沒有了。”這些瞧不起，其實是希望找出不足，認識自己的醜陋之處，從而鞭策我們自己。簡單地說吧，燒日本汽車，砸日本飯館的，在氣頭上那麽幹了，但絕不是愛國，也根本談不上什麽愛國氣節。以上所提及的對我們自己的批評，甚或痛罵，反而真正出於對我們自己的愛護為目的，應該讚頌。

話又說回來，弘揚愛國主義是必要的，但卻萬萬不能是狹隘的。有些東西是全世界、全人類的，我們就從這宏觀的角度去看，善與惡，皆為人性所為，為自己的祖國出力，當然愛國情結貫穿此中，為他國出力，不妨看作是一種個人的選擇，無需多加指責，再扣一頂帽子。先寫到此。

[chinomango]

出發點不錯,立論牽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