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革命，是甚麽東西？
張三一言
甚麽是革命？中國現實中的革命指的是甚麽？
我把社會學者的理論作些修正，革命界定如下∶民眾單方麵地、急速地、係統性地改變社會製度或政權。
革命在本文的意義∶不論是反革命還是倡革命，討論的主要不是曆史的革命、不是形而上哲理的革命，而是人們在中國現實生活中感覺得到的革命。這個革命指的是民眾單方麵地、迅速地、強有力地、係統性地變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極權製度為憲政民主製度；就是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政權。革命這一內涵決定了它與改良不同。
[一]、改良與革命的異同
其一，徹底性。在願景上改良的目的與革命無異，也是要變專製為民主。不過，改良可以沒有實現民主的時間表，可以無限期地同意共產黨一黨專政製度和政權的存續的前提下促使共產黨“進步”，作點滴改進和累積成果。在理論邏輯上和現實操作上，改良很容易陷入保共陷阱。革命要麽不成事，一成事就沒有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表現出改良所不具備的徹底性。這是革命與改良的差別。
其二，主動性。革命，一方麵它是由極權統治者創造和逼迫出來的；不是由民眾自願導擇的，或者說是民眾無可選擇下被迫接受的。但是，另一方麵，革命民眾完全可以無需徵得共產黨同意而單方麵作強力行動，它可以是因無力而無所作為，一旦有力就主動出擊，一有機會就可能成事。它是主動的。改良則必須徵得共產黨同意並由共產黨主導下才能作為，隻要共產黨一萬年不同意，改良就一萬年一事無成。所以改良是被動的。
我認為這兩點是改良與革命的根本區別。
其三，和平暴力，所得結果，都不是改良革命區別的標準。曆史告訴我們∶革命有暴力的也有非暴力的，改良也有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在追求民主憲政方麵，各自都有失敗的、有成功的，各自都有建成專製政權的、也有建成民主政權的。既有理性革命也有非理性革命，既有理性改良也有非理性改良；既有革命出民主也有革命出暴政，既有改良出民主也有改良出暴政。所以，暴力、理性、後果都不是改良與革命區別的根據。革命、改良等等是改變政權的一種手段、方法；這好像選種、雜交、接枝是改變植物品種的方法的道理是一樣的，它們都有成功和失敗的記錄。其中一種方法一次失敗或成功不能證明這種方法就是壞或好，更不能就此斷定某種是唯一的方法，某種是不可用的方法。根據自己的主觀願望去把一種方法確定為唯一的、禁絕使用一種方法，是一種無視理實和主觀霸道行為。至於應該采取甚麽方法，是由具體的政治格局、各勢力集團的互動、各自的意願決定的。其結果和收獲要在多次試錯後才能看到。
其四，創新、複辟、烏托邦、現實都不區別改良與革命的標準。同樣我們也看到，革命可以是創新的，或者是烏托邦的，例如1789年在法國，1917年在俄國，1949年在中國；也可以是現實的，例如追求現實中早已經存在的自由民主製度，這是大多數革命的實情；也可以是複辟的，例如美國獨立革命、1651年英國革命都是要回曾有的自由權利。中國的民主革命可以說是現實的，因為它追求的是現今多數國家正在實行的自由民主製度；也可以說是複辟的，因為自由民主製度是辛亥革命時創建並在建製上存在，在政治現實中也部分地存在，更於今之台灣比較完善地體現着，可見，中國現在的民主革命是追求複辟曾經存在的自由民主。所以，也不宜用是創新還是複辟、是烏托邦還是現實來區別是不是革命。
[二]、中國的民主革命同時是一種道義革命──道義革命不會出專製暴政
有一種理論說革命是“數量的力量”。數量的力量是指一種客觀事實的、物理上的力量，是一種可以自我進行行動的力量，例如示威遊行、占領一些地方、癱瘓政府管治等等。如果有天條規定，民眾僅有而且隻是僅有“數量的力量”的話，對專製統治者，特別是極權統治者來說，這種力量並不足懼。因為民眾的數量力量極難與專政的鎮壓暴力的硬力量抗衡；統治者總是可以穩操勝券，無被推翻之憂。問題是大多數革命，尤其是民主革命的“數量的力量”總是伴隨着一個“質量的力量”。這個質量的力量就是道義的力量。這個力量不是如上述所指的客觀力量、行動力量，而是相反，而是主觀力量。它的作用是“使不能行動”，就是道義壓力量壓抑統治者，令其不能行其所欲，不能作為。
1989年不論東歐或中國的共產政權都一樣具備屠殺鎮壓示威民眾的實力。但是蘇東共產黨政權並沒有實行鎮壓，而是交出政權。這就是自由民主人權的道義力量使權力者不作為的結果。在中國，道義力量對共產黨也起作用，這表現在胡耀邦趙紫陽容忍民眾的史實中。道義力量對兩腳野獸共產黨不起用；又因為兩腳野獸共產黨壓到了人稍有人性的共產黨，所以就有六四大屠殺。六四屠殺是質的道義力量一時不起作用的表現，但是，不會永遠不起作用。若現在再來一個六四，共產黨抵禦道義力量大概就沒有89年般強大和頑固了。正因為是這種看不見的革命的質的道義力量，化統治者大力量成小力量甚至無力量，就出現一百幾十萬人示威遊行可令擁有一（或幾）百幾十萬軍、警、官的統治者垮台的事實。
革命可能出民主也可能出專製暴政，但是，民主革命不會出專製暴政。因為民主革命是一種道義革命，所以在理論上在邏輯上民主革命不會導出與追求目的相反的反道義反民主的專製暴政；也沒有出現過“民主出專政”事實（民主革命會不會出專製還有另一因素∶民主進程中的民主勢力是單一的還是多元的──這裏不討論這一問題）。那麽，為甚麽反革命家們又振振有詞地大談特談民主革命導致專製暴政的理論與事實呢？那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歪曲事實、偷換概念。比如最老生常談的是孫中山辛亥革命出現蔣介石的國民黨專政。事實並不是因為孫中山革命而出專製，而是因為以俄為師搞了個列寧布爾什維克式國民黨，並用列寧布爾什維克式統治的結果。又例如，反革命家們愛談的俄國民主革命出普京專製的話題。其實，這那是民主革命出暴政？隻不過是俄國的民主革命敗給蘇共特務頭子普京而已──勝敗仍兵家常事。把打敗民主的蘇共特務頭子的惡行算到民主頭上，這是哪家邏輯？
（盤點反革命套話∶評盧生《慎言革命》第一篇）
2010-03-26
（盧生∶慎言革命http://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12/200912311202.shtml）
張三一言
甚麽是革命？中國現實中的革命指的是甚麽？
我把社會學者的理論作些修正，革命界定如下∶民眾單方麵地、急速地、係統性地改變社會製度或政權。
革命在本文的意義∶不論是反革命還是倡革命，討論的主要不是曆史的革命、不是形而上哲理的革命，而是人們在中國現實生活中感覺得到的革命。這個革命指的是民眾單方麵地、迅速地、強有力地、係統性地變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極權製度為憲政民主製度；就是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政權。革命這一內涵決定了它與改良不同。
[一]、改良與革命的異同
其一，徹底性。在願景上改良的目的與革命無異，也是要變專製為民主。不過，改良可以沒有實現民主的時間表，可以無限期地同意共產黨一黨專政製度和政權的存續的前提下促使共產黨“進步”，作點滴改進和累積成果。在理論邏輯上和現實操作上，改良很容易陷入保共陷阱。革命要麽不成事，一成事就沒有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表現出改良所不具備的徹底性。這是革命與改良的差別。
其二，主動性。革命，一方麵它是由極權統治者創造和逼迫出來的；不是由民眾自願導擇的，或者說是民眾無可選擇下被迫接受的。但是，另一方麵，革命民眾完全可以無需徵得共產黨同意而單方麵作強力行動，它可以是因無力而無所作為，一旦有力就主動出擊，一有機會就可能成事。它是主動的。改良則必須徵得共產黨同意並由共產黨主導下才能作為，隻要共產黨一萬年不同意，改良就一萬年一事無成。所以改良是被動的。
我認為這兩點是改良與革命的根本區別。
其三，和平暴力，所得結果，都不是改良革命區別的標準。曆史告訴我們∶革命有暴力的也有非暴力的，改良也有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在追求民主憲政方麵，各自都有失敗的、有成功的，各自都有建成專製政權的、也有建成民主政權的。既有理性革命也有非理性革命，既有理性改良也有非理性改良；既有革命出民主也有革命出暴政，既有改良出民主也有改良出暴政。所以，暴力、理性、後果都不是改良與革命區別的根據。革命、改良等等是改變政權的一種手段、方法；這好像選種、雜交、接枝是改變植物品種的方法的道理是一樣的，它們都有成功和失敗的記錄。其中一種方法一次失敗或成功不能證明這種方法就是壞或好，更不能就此斷定某種是唯一的方法，某種是不可用的方法。根據自己的主觀願望去把一種方法確定為唯一的、禁絕使用一種方法，是一種無視理實和主觀霸道行為。至於應該采取甚麽方法，是由具體的政治格局、各勢力集團的互動、各自的意願決定的。其結果和收獲要在多次試錯後才能看到。
其四，創新、複辟、烏托邦、現實都不區別改良與革命的標準。同樣我們也看到，革命可以是創新的，或者是烏托邦的，例如1789年在法國，1917年在俄國，1949年在中國；也可以是現實的，例如追求現實中早已經存在的自由民主製度，這是大多數革命的實情；也可以是複辟的，例如美國獨立革命、1651年英國革命都是要回曾有的自由權利。中國的民主革命可以說是現實的，因為它追求的是現今多數國家正在實行的自由民主製度；也可以說是複辟的，因為自由民主製度是辛亥革命時創建並在建製上存在，在政治現實中也部分地存在，更於今之台灣比較完善地體現着，可見，中國現在的民主革命是追求複辟曾經存在的自由民主。所以，也不宜用是創新還是複辟、是烏托邦還是現實來區別是不是革命。
[二]、中國的民主革命同時是一種道義革命──道義革命不會出專製暴政
有一種理論說革命是“數量的力量”。數量的力量是指一種客觀事實的、物理上的力量，是一種可以自我進行行動的力量，例如示威遊行、占領一些地方、癱瘓政府管治等等。如果有天條規定，民眾僅有而且隻是僅有“數量的力量”的話，對專製統治者，特別是極權統治者來說，這種力量並不足懼。因為民眾的數量力量極難與專政的鎮壓暴力的硬力量抗衡；統治者總是可以穩操勝券，無被推翻之憂。問題是大多數革命，尤其是民主革命的“數量的力量”總是伴隨着一個“質量的力量”。這個質量的力量就是道義的力量。這個力量不是如上述所指的客觀力量、行動力量，而是相反，而是主觀力量。它的作用是“使不能行動”，就是道義壓力量壓抑統治者，令其不能行其所欲，不能作為。
1989年不論東歐或中國的共產政權都一樣具備屠殺鎮壓示威民眾的實力。但是蘇東共產黨政權並沒有實行鎮壓，而是交出政權。這就是自由民主人權的道義力量使權力者不作為的結果。在中國，道義力量對共產黨也起作用，這表現在胡耀邦趙紫陽容忍民眾的史實中。道義力量對兩腳野獸共產黨不起用；又因為兩腳野獸共產黨壓到了人稍有人性的共產黨，所以就有六四大屠殺。六四屠殺是質的道義力量一時不起作用的表現，但是，不會永遠不起作用。若現在再來一個六四，共產黨抵禦道義力量大概就沒有89年般強大和頑固了。正因為是這種看不見的革命的質的道義力量，化統治者大力量成小力量甚至無力量，就出現一百幾十萬人示威遊行可令擁有一（或幾）百幾十萬軍、警、官的統治者垮台的事實。
革命可能出民主也可能出專製暴政，但是，民主革命不會出專製暴政。因為民主革命是一種道義革命，所以在理論上在邏輯上民主革命不會導出與追求目的相反的反道義反民主的專製暴政；也沒有出現過“民主出專政”事實（民主革命會不會出專製還有另一因素∶民主進程中的民主勢力是單一的還是多元的──這裏不討論這一問題）。那麽，為甚麽反革命家們又振振有詞地大談特談民主革命導致專製暴政的理論與事實呢？那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歪曲事實、偷換概念。比如最老生常談的是孫中山辛亥革命出現蔣介石的國民黨專政。事實並不是因為孫中山革命而出專製，而是因為以俄為師搞了個列寧布爾什維克式國民黨，並用列寧布爾什維克式統治的結果。又例如，反革命家們愛談的俄國民主革命出普京專製的話題。其實，這那是民主革命出暴政？隻不過是俄國的民主革命敗給蘇共特務頭子普京而已──勝敗仍兵家常事。把打敗民主的蘇共特務頭子的惡行算到民主頭上，這是哪家邏輯？
（盤點反革命套話∶評盧生《慎言革命》第一篇）
2010-03-26
（盧生∶慎言革命http://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12/2009123112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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