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民主革命是有效而應該堅持采用的手段
張三一言
是的，有很多“有效而不可采用的手段”，我極之同意施先生這一判斷。除了施先生舉到的例證外，日常生活、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等等例證無窮；我補充一點政治的∶共產黨對所有異己力量河蟹之於萌芽狀態中，對獨攬和穩定政權就極之有效，可我們都認為它是極之不可采用的手段。因為其後果對人民極之有害，其“後果的後果”對共產黨本身也是致命的。（離題閑說一下，“後果的後果”不是一個詞，而是詞組，當然也可以說是一個概念）
施先生寫《有效而不可采用的手段》目的明確不過∶指革命是“有效而不可采用的手段”，進而否定革命。那麽就和施先生談談革命的有效性、後果、後果的後果吧。不過和施先生多次來往駁議後，感到其中一個困難就是施先生輕易否認事實；所以，我希望這次討論不要再如此。
其一，“革命手段是有效的”，這點施先生和我一致不用爭論。
其二，“革命後果有害”，這點，施先生堅持；我認為可能有害，也可能無害，更可能有利。另外，我給施先生補充一下，革命不但後果有害，過程更有害──這是事實，我不會因為這一事實對我觀點不利就加以否認。
其三，“革命後果的後果有害”，這點，施先生堅持；我認為可能有害，也可能無害，更可能有利。
我認為“革命後果”可能有害，也可能無害，更可能有利。有害無害有利無利的結論，不是用雄辯、強辯、狡辯得出來的，是用事實證明的。有害方麵施先生說多了，我也補充了一些。現在說無害或有益方麵。表現在美國獨立戰爭的革命，其過程是有害的，因為畢竟是死人了。美國就是因為這次革命而建立了典範的自由民主憲政國家，這是壓到性的有利。（我想，施先生大概不好意思再次否認達致美國獨立是暴力革命了吧，不會再用因為開了一個大陸立憲會議就說成是和平改良立國了吧。）另外，無人能否定的事實是眾多顏色革命建立了良好的民主國家這一事實吧（施先生曾經否認過，不知道現在是否還否認），這就是無害而有利的革命。
我認為“革命後的後果” 可能有害，也可能無害，更可能有利。這當然也要用事實證明。每談到革命，施先生必定要用孫中山辛亥革命作為反麵典例；現在談革命的後果、革命後果的後果也少不了拿孫中山的辛亥革命開刀。那我就用辛亥革命回複施先生。按施先生講，辛亥革命的後果是毛革命，這裏且存其說，不爭論。那麽，辛亥革命後果的後果呢？後果的後果是建立了自由民主憲政的中華民國。可見我說革命後果的後果“可能無害，更可能有利”的判斷是言之有據的。
現今國內改良無路，革命則迫到眼前，小規模的革命預演正在全國星火燎原，遍地開花，革命總爆發正在蓄勢以待。這個革命並不是中國民眾誌願追求的，是共產黨蓄意製造和累積而來的，所以在這一形格勢禁下，以民主革命對付共產黨的極權統治，是值得的，必要的，不可免的。
改良手段或者有效，後果有害亦有利，後果的後果有害或者也有利；現時改良無效，不可行，改良後果害處深重，後果的後果不堪設想。
改良派盡其全能在改良頭上戴上“非暴力”、“和平演變”、“人道”的光環。事實真是如此嗎？
還是用事實說話好過用理論強辯。請看事實吧。
外國的事實。當今世上有兩個和平非暴力改良範例，一是印度的甘地，一是南非的曼德拉。
可是請記住，1961年6月曼德拉創建非國大軍事組織“民族之矛”，任總司令。這個民族之矛可不是和平非暴力改良的。
中國的事實。讓我偷一次懶，抄張裕的文章給你看。
『梁啟超為代表的晚清“維新保皇派”一向被公認為中國“改良派 ”之祖。光緒皇帝支持康梁等“帝黨 ”維新派的激進變法措施，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靠山的““後黨”頑固派的強烈抵製，康梁等就曾密謀遊說當時正編練“北洋新軍”的袁世凱舉行軍事政變，企圖以暴力奪取“後黨”的權力並誅殺容祿等頑固派大臣，隻不過由於袁的臨陣反戈才一敗塗地。
（康梁）偽造光緒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勤王”的“自立軍”，發動武裝起義，並在這方麵與孫中山合作，隻不過失敗後沒有象孫等“革命派”那樣堅持不懈而已。
康梁即使後來分道揚鑣，前者堅持“保皇改良”至死，後者轉向“共和改良”而在民國成立後加入袁世凱政府，但兩人在政治變革中一直沒有排斥過選擇暴力手段——康支持了張勳的武力複辟，梁不但支持了段琪瑞的武力“討張”反複辟，與其老師以暴力相對，而且在那之前還策動過蔡鍔發動“護國戰爭”，反對袁世凱稱帝。』
再說一下改良之害。毛反革命建立政權後至今沒有出現革命，這不是很符合改良派隻期待政權的自我改良、不推翻現政權的願望了嗎？這一沒有革命的結果是死亡半億，受傷害過億，中國人道德空前敗落，貪汙腐敗空前，為世界創造了有中國特色的極權製度。這就是改良後果的實質。這個改良“後果的後果”是中國民眾繼續受死受傷，繼續道德沉淪，繼續忍受不公平和受迫害。
張裕說∶『恰恰相反，那些能始終堅持“非暴力的、‘和平演變’的道路”而成功者，倒基本都是公認“革命派”，從菲律賓、印尼“人民革命”，到東歐民主變革典型的波蘭“團結工會革命”、捷克“天鵝絨革命”等，也都被認為“是激進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但卻都不“是暴力奪取政權的道路，是冤冤相報、以暴易暴的道路”。』
我當然承認有和平非暴力的改良派。但是，張裕在其中說到堅持“非暴力的、‘和平演變’的道路”而成功者，倒基本都是公認“革命派”，是有道理的。為甚麽改良派會用暴力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改良派思想僵化，自認為改良是絕對真理，革命是絕對謬論。自認為手中有真理的改良派容不得革命派存在，非要趕盡殺絕不可。所以，我們看到了改良派否定革命的“告別革命”，但是，人們從來沒有見過有革命派“告別改良”；哪個派寬容，哪個派僵固，不一目了然了嗎？
就拿我和施先生的駁議來往來看，也可以看出問題。
我並不反對改良，我隻反對在今天沒有改良條件下強行推行改良。例如台灣民進黨的和平非暴力改良，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我百分之一百支持，因為它有條件這麽做。施先生反對一切革命，不管它有沒有條件實行；堅持改良，不管它行不行動通。
我不反對不反革命的改良，我隻反對反革命的改良。例如，海外有一個中國和解智庫，因為它不反對別人革命，我極之支持他們。施先生反對所有革命，不管這個革命反不反對改良，更不管它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即使是非暴力的也要加上一個暴力罪名。
我認為中國民主進程中，應該包括從極左的暴力革命到極右的純黨內改良的各黨各派和個人都參加進去；施先生排斥革命獨尊改良。
不過，我與施先生也有共同的地方。當出現隻能改良不能革命，或革命與改良同時存在，都有條件進行時，我會和施先生一樣棄革命取改良。可惜施先生不管它條件如何都隻堅持改良反對革命。
根據以上事實，請問∶我和施先生，誰的思想僵化些？誰的思想極端些？
為甚麽施先生思想會極端和僵化呢？因為施先生用的是剛性思維；即靜態地、無視條件地，隻用一個角度、一個立場、一個觀點去觀察問題，得出唯一的簡單的結論；一得出這一結論就無法改動。我用的是柔性思維；即動態地、有條件地，從多角度，多觀點，多立場去觀察問題，得出多方麵而複雜的認識；這認識會因時因地之變而變。
2009-11-19
新世紀
張三一言
是的，有很多“有效而不可采用的手段”，我極之同意施先生這一判斷。除了施先生舉到的例證外，日常生活、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等等例證無窮；我補充一點政治的∶共產黨對所有異己力量河蟹之於萌芽狀態中，對獨攬和穩定政權就極之有效，可我們都認為它是極之不可采用的手段。因為其後果對人民極之有害，其“後果的後果”對共產黨本身也是致命的。（離題閑說一下，“後果的後果”不是一個詞，而是詞組，當然也可以說是一個概念）
施先生寫《有效而不可采用的手段》目的明確不過∶指革命是“有效而不可采用的手段”，進而否定革命。那麽就和施先生談談革命的有效性、後果、後果的後果吧。不過和施先生多次來往駁議後，感到其中一個困難就是施先生輕易否認事實；所以，我希望這次討論不要再如此。
其一，“革命手段是有效的”，這點施先生和我一致不用爭論。
其二，“革命後果有害”，這點，施先生堅持；我認為可能有害，也可能無害，更可能有利。另外，我給施先生補充一下，革命不但後果有害，過程更有害──這是事實，我不會因為這一事實對我觀點不利就加以否認。
其三，“革命後果的後果有害”，這點，施先生堅持；我認為可能有害，也可能無害，更可能有利。
我認為“革命後果”可能有害，也可能無害，更可能有利。有害無害有利無利的結論，不是用雄辯、強辯、狡辯得出來的，是用事實證明的。有害方麵施先生說多了，我也補充了一些。現在說無害或有益方麵。表現在美國獨立戰爭的革命，其過程是有害的，因為畢竟是死人了。美國就是因為這次革命而建立了典範的自由民主憲政國家，這是壓到性的有利。（我想，施先生大概不好意思再次否認達致美國獨立是暴力革命了吧，不會再用因為開了一個大陸立憲會議就說成是和平改良立國了吧。）另外，無人能否定的事實是眾多顏色革命建立了良好的民主國家這一事實吧（施先生曾經否認過，不知道現在是否還否認），這就是無害而有利的革命。
我認為“革命後的後果” 可能有害，也可能無害，更可能有利。這當然也要用事實證明。每談到革命，施先生必定要用孫中山辛亥革命作為反麵典例；現在談革命的後果、革命後果的後果也少不了拿孫中山的辛亥革命開刀。那我就用辛亥革命回複施先生。按施先生講，辛亥革命的後果是毛革命，這裏且存其說，不爭論。那麽，辛亥革命後果的後果呢？後果的後果是建立了自由民主憲政的中華民國。可見我說革命後果的後果“可能無害，更可能有利”的判斷是言之有據的。
現今國內改良無路，革命則迫到眼前，小規模的革命預演正在全國星火燎原，遍地開花，革命總爆發正在蓄勢以待。這個革命並不是中國民眾誌願追求的，是共產黨蓄意製造和累積而來的，所以在這一形格勢禁下，以民主革命對付共產黨的極權統治，是值得的，必要的，不可免的。
改良手段或者有效，後果有害亦有利，後果的後果有害或者也有利；現時改良無效，不可行，改良後果害處深重，後果的後果不堪設想。
改良派盡其全能在改良頭上戴上“非暴力”、“和平演變”、“人道”的光環。事實真是如此嗎？
還是用事實說話好過用理論強辯。請看事實吧。
外國的事實。當今世上有兩個和平非暴力改良範例，一是印度的甘地，一是南非的曼德拉。
可是請記住，1961年6月曼德拉創建非國大軍事組織“民族之矛”，任總司令。這個民族之矛可不是和平非暴力改良的。
中國的事實。讓我偷一次懶，抄張裕的文章給你看。
『梁啟超為代表的晚清“維新保皇派”一向被公認為中國“改良派 ”之祖。光緒皇帝支持康梁等“帝黨 ”維新派的激進變法措施，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靠山的““後黨”頑固派的強烈抵製，康梁等就曾密謀遊說當時正編練“北洋新軍”的袁世凱舉行軍事政變，企圖以暴力奪取“後黨”的權力並誅殺容祿等頑固派大臣，隻不過由於袁的臨陣反戈才一敗塗地。
（康梁）偽造光緒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勤王”的“自立軍”，發動武裝起義，並在這方麵與孫中山合作，隻不過失敗後沒有象孫等“革命派”那樣堅持不懈而已。
康梁即使後來分道揚鑣，前者堅持“保皇改良”至死，後者轉向“共和改良”而在民國成立後加入袁世凱政府，但兩人在政治變革中一直沒有排斥過選擇暴力手段——康支持了張勳的武力複辟，梁不但支持了段琪瑞的武力“討張”反複辟，與其老師以暴力相對，而且在那之前還策動過蔡鍔發動“護國戰爭”，反對袁世凱稱帝。』
再說一下改良之害。毛反革命建立政權後至今沒有出現革命，這不是很符合改良派隻期待政權的自我改良、不推翻現政權的願望了嗎？這一沒有革命的結果是死亡半億，受傷害過億，中國人道德空前敗落，貪汙腐敗空前，為世界創造了有中國特色的極權製度。這就是改良後果的實質。這個改良“後果的後果”是中國民眾繼續受死受傷，繼續道德沉淪，繼續忍受不公平和受迫害。
張裕說∶『恰恰相反，那些能始終堅持“非暴力的、‘和平演變’的道路”而成功者，倒基本都是公認“革命派”，從菲律賓、印尼“人民革命”，到東歐民主變革典型的波蘭“團結工會革命”、捷克“天鵝絨革命”等，也都被認為“是激進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但卻都不“是暴力奪取政權的道路，是冤冤相報、以暴易暴的道路”。』
我當然承認有和平非暴力的改良派。但是，張裕在其中說到堅持“非暴力的、‘和平演變’的道路”而成功者，倒基本都是公認“革命派”，是有道理的。為甚麽改良派會用暴力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改良派思想僵化，自認為改良是絕對真理，革命是絕對謬論。自認為手中有真理的改良派容不得革命派存在，非要趕盡殺絕不可。所以，我們看到了改良派否定革命的“告別革命”，但是，人們從來沒有見過有革命派“告別改良”；哪個派寬容，哪個派僵固，不一目了然了嗎？
就拿我和施先生的駁議來往來看，也可以看出問題。
我並不反對改良，我隻反對在今天沒有改良條件下強行推行改良。例如台灣民進黨的和平非暴力改良，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我百分之一百支持，因為它有條件這麽做。施先生反對一切革命，不管它有沒有條件實行；堅持改良，不管它行不行動通。
我不反對不反革命的改良，我隻反對反革命的改良。例如，海外有一個中國和解智庫，因為它不反對別人革命，我極之支持他們。施先生反對所有革命，不管這個革命反不反對改良，更不管它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即使是非暴力的也要加上一個暴力罪名。
我認為中國民主進程中，應該包括從極左的暴力革命到極右的純黨內改良的各黨各派和個人都參加進去；施先生排斥革命獨尊改良。
不過，我與施先生也有共同的地方。當出現隻能改良不能革命，或革命與改良同時存在，都有條件進行時，我會和施先生一樣棄革命取改良。可惜施先生不管它條件如何都隻堅持改良反對革命。
根據以上事實，請問∶我和施先生，誰的思想僵化些？誰的思想極端些？
為甚麽施先生思想會極端和僵化呢？因為施先生用的是剛性思維；即靜態地、無視條件地，隻用一個角度、一個立場、一個觀點去觀察問題，得出唯一的簡單的結論；一得出這一結論就無法改動。我用的是柔性思維；即動態地、有條件地，從多角度，多觀點，多立場去觀察問題，得出多方麵而複雜的認識；這認識會因時因地之變而變。
200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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