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在白雲上的思念

---- 追懷父親李大章

難忘一九七六（ 代序 ）

第一章：走出家鄉

長江邊的老家

去法國勤工儉學

尋求革命真理

“油印博士”

聲援五卅

紅色之都莫斯科

第二章： 血雨腥風

回國參加大革命

渭華起義

獄中兩年

到上海找黨中央

艱險異常的白區環境

北平曆險

與中央蘇區失之交臂

白色恐怖下的青島

初識江青

民族危亡中的上海

在香港痛失長子

為理想獻身的人們

一二九運動

劉少奇領導下的北方局

第三章：巍巍太行

人民的喉舌 人民的藝術

悲壯的曆程

太行精神

?

第四章： 茫茫雪原

挺進東北

開辟牡丹江根據地

告別茫茫林海雪原

第五章：主政川南

重返故鄉

艱難的開局

政策與任務

偉大的變革

百廢俱興

普通一兵

第六章：饑餓年代

流淌在心裏的愛

狂熱中的無奈

心憂農民疾苦

講真話的不易

萬萬火急

堅持糾左

風雨同舟

沉痛的教訓

第七章：最後十年

四麵楚歌

九死一生

艱難複出

不負重托

曆史會記住

左支右絀

蒼天可鑒

最後的遙望

書寫在白雲上的思念

­ —— 追懷父親李大章

李亞丹

難忘一九七六 (代序)

父親在北京去世那年，我兒子還不到兩歲，那時我在成都工作，將他放在我父親身邊，享受二老的寵愛，也讓年邁的父母享受一點天倫之樂。1976年5月1日勞動節，距父親第一次突發腦血栓已二個多月，他正在逐漸康複中，這天他特意從醫院請假回家半日，帶著小外孫坐上他的 “ 大紅旗 ” ，在天安門廣場周圍轉了一圈，為小外孫指點著天安門和人民英雄紀念碑，這是他最熱愛的地方。現在回想起來，那天他好象是在向這一切告別。回來時孩子跌了一跤，額頭上鼓起一個包，外公一邊揉一邊念叨：不哭不哭，娃娃摔了個 “ 五一包 ” 。兩天後，父親就去世了。這溫暖的一頁清晰地藏在我的記憶深處，就象發生在昨天。

如今兒子己過而立之年，有一天他突然問我： “ 外公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 ” 我回答說： “ 是個老實人 ” ，他不以為然，說： “ 外公當到這麽大的官，難道一個老實人就能概括了嗎？ ” 兒子成長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耳濡目染中既有百姓對生活富裕起來的滿足，又有對官場腐敗的痛恨。他們身後的文化背景塗抹著中西錯雜交融的色彩，對中國曆史的了解失之於零碎和片麵，對事物的認識受時代和環境左右。他不了解，中國真的有過這樣一代共產黨人，他們的 本質 就是對祖國對人民忠誠老實。

我明白，現今沒有多少人還願意當個老實人，老實在許多人眼裏是無用的別名，恐怕也是當不了什麽 “ 大官 ” 的。但我相信一個老朋友的話： “ 曆史最終淘剩下的還是老實人，人們心裏記住的好人還是老實人。 ” 在我的心目中，父親身上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個忠誠老實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好人。他一生老老實實為黨為人民做事，不為一己私利，不怕艱難困苦流血犧牲，吃得起虧受得起委屈。他首先是個有信仰的革命者，一個嚴於律己的共產黨員。人們通常所說的 “ 官 ” ，在他心目中不過是為黨和人民盡忠盡職的領導者罷了。父親屬於開國打江山的一代人，他們的遺產是一個全新的中國，可是他留給兒女們的，既無錢財也無地位，隻是精神信仰，道德情操，天理良知。這些精神財富讓我們一生受用不盡。我寫下對父親的紀念正是為了讓我的子孫了解自已的祖輩，永遠不要忘記自己是革命者的後代，心中要有理想，肩上要有擔當。無論時代變、地位變，老實做人的秉性不變，認真為做事的原則不變。

1975年10月21日，主持中央全麵工作的鄧小平上書毛澤東主席： “ 政治局近日會議，討論到主席在高級知識份子參加國慶宴會後的反映簡報上所做重要批示的時候，談到黨外黨內有—批人，需要在政治上早點安排，都同意積極準備，早點召開全國政協會議，此事由吳德同誌主持進行。 ”“ 另外，政治局一致意見，擬於近日召開一次人大常委會議，補選兩位人大常委副委員長，一為主席和中央已經決定的李大章同誌，一為鄧穎超同誌。穎超同誌任副委員長，是劍英、春橋、先念、東興同誌和我先商議並提到政治局會議的，大家都認為這樣安排是恰當的。 ” 次日，毛澤東批示 “ 同意 ” (摘自中國新聞網)。

在此之後，鄧小平召見我父親，宣布中央決定調任他為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並經毛澤東主席決定，在即將召開的人大常委會上補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央將調趙紫陽同誌去四川抓全麵工作。我父親對鄧小平說：我完全支持中央啟用更年輕的幹部，這是為了黨和人民的長遠利益。但我已經75歲了，而且對四川的情況很了解，我願意就地退到第二線，協助趙紫陽同誌工作。隻要我退下來，相信可以帶動四川一大批老幹部退居二線，有助於黨培養接班人，讓青年幹部順利走上各級領導崗位。但鄧小平同誌沒有同意他的要求，他告訴我父親，按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中央統戰部有許多重要工作將要提到議事日程，統一戰線工作本是我黨的三大法寶之一，但“文革 ” 這十年來，統戰工作遭到全麵衝擊，統戰部形同虛設，許多重要工作無法開展。目前全國的各項工作都要逐步走上正軌，全國政協會議也要盡快恢複召開。與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協商問題，解決台灣問題，幾十萬右派摘帽問題，一件件都要提上議事日程，這個位置需要一位處事穩妥，德高望重的老同誌，黨中央認為他是最合適的人選。

於是，老人家在這年冬天最寒冷的日子裏，告別他的家鄉，告別他工作近三十年的崗位，告別他共事多年的同誌和他熱愛的朋友鄉親們，去北京接受一副更重的擔子。

1976年是新中國曆史上風雲突變動蕩劇烈的一年，一個接著一個震撼人心震驚世界的大事集中在這一年發生。這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開國領袖相繼去世。這一年，我的家庭也失去了我們的主心骨——我敬愛的父親。

1976年 1月8日，北京一個滴水成冰的日子，周恩來總理去世了。我父親默默地流著淚，去北京醫院向總理遺體告別，去人民大會堂向總理致哀，本來就沉默寡言的他更沉默了。總理是他一生中最敬重的人，他們從很年輕的時候就在一起，那時他們都隻有二十出頭的年紀，在法國巴黎意大利廣場邊上那個小咖啡館樓上，共同創辦一份年輕的宣揚共產主義信仰的刊物——《少年》(後改名《赤光》)。他們在一間租來的小房間裏常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總理長我父親兩歲，我父親又長鄧小平四歲，總理待他們就象兄長一樣。從那時起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裏，他們的交往從未間斷。總理的人品、才幹、操守，尤其是那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工作精神，深為父親敬佩。總理對父親也一直十分信任。那是一種誌同道合、心心相印的兄弟般的情誼。父親是個性格內向的人，在心情壓抑和悲痛的時候總是選擇沉默。現在，他的哀痛，他的悲傷隻能用沉默來表達，他一連幾個小時在房間裏，在走廊上默默地度步，長長地歎氣。家裏的空氣都仿佛凝固了，誰也不敢高聲說話。

當時的政治氣候冷到冰點以下，四人幫在高分貝地 “ 批林批孔批周公 ” ，鄧小平在與四人幫的鬥爭中處於劣勢，麵臨再次被打倒的邊緣，已是自身難保。鄧小平重新工作後有所恢複的工作秩序，在四人幫的興風作浪下再度深陷亂局。

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是“文革 ” 的重災區，被四人幫戴上投降主義、修正主義的帽子，窮追猛打，遭受到嚴重破壞。“文革 ” 後期在毛主席、周總理的關懷下，統戰工作有所恢複。鄧小平第二次複出後，統戰工作更是有了轉機，相繼成立了一些臨時的業務班子，逐漸恢複了一些工作和活動。但是由於“四人幫”的不斷幹擾，統戰工作仍然麵臨重重困難，此時正和黨的其他重要戰線一樣，處於動蕩和芨芨可危的局麵。父親受命於危難之中，他以對黨的事業強烈的責任感，立即著手工作。在他召開的第一次辦公會議上就要求大家重新學習貫徹毛主席關於“進一步發展革命統一戰線”的指示，盡快恢複和發展各項工作。他堅持調研後才有發言權的一貫作風，希望大家認真調查研究各民主黨派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現狀，調查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執行的情況，並對今後的方針、政策、任務提出意見和建議。他要求統一戰線上工作的幹部要主動與民主黨派與黨外人士談心交心，聽取意見。從他到任伊始，關於特赦全部在押國民黨戰犯的工作；關於籌備“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29周年”大會的工作；關於恢複被迫停辦多年的“民族工作成就展覽”的工作；關於邀請和接待日中友好佛教協會訪華代表團首次訪華的工作；……一樁樁一件件大事已依次排上父親的議事日程，他抱病認真仔細地著手進行。

但是,他處於這個特殊而艱難的曆史時期，自從頭年12月進京，中央就再也沒人理睬過他，統戰部內部也是好幾駕馬車各行其道。工作千頭萬緒，他心裏很焦急，想盡快將停滯多年的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重新推動起來。可是當時主管統戰工作的中央政治局領導XX同誌卻避而不見，遞上去的工作報告也如石沉大海般杳無下文。這些 “ 政治家 ” 們，在政治局麵不明朗的時候一般是會以逸待勞、靜觀事變的。

父親不會這一套。他是個黨性和組織觀念極強的人，對黨安排的工作從未有過絲毫懈怠之心，國家越亂、政局越混沌，他心情越焦急。毛主席交下的任務如何落實？鄧小平的談話怎樣貫徹？他焦慮萬分，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在我的眼中，父親成天眉頭緊鎖，臉色陰沉。這年的初春冷得邪乎，晚上，風在窗外怪叫著好象千萬個妖魔在呼叫撕打，隔著厚重的窗簾，桌上椅上仍是一層厚厚的黃土，窗外更是飛砂走石，路燈影影綽綽，象一個個有氣無力的黃色斑點。我們都感到了沉重的壓抑，一種超自然的恐慌：國家要出大事！家庭要出大事！

2月19日晚 ，華國鋒代總理召開會議傳達中央關於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決定，這天晚上父親參加會議很晚才回來，陰沉著臉一夜未睡穩，三次開燈看表，最後一次己是淩晨四點。第二天早晨，母親見他遲遲未起床，去他的臥室看他，隻見他已昏迷不醒，長期的憂憤壓抑終於導致他腦部血栓。

醫院報了病危通知，因救治及時挽回了生命，但他已半身癱瘓。這期間，那位分管統戰工作的中央領導終於露麵，去醫院看他，父親隻說了一句話： “ xx同誌，你是可以活一千歲的！ ” 便再不開口。我理解他的心情，但我不願去揣測他祝人家千歲究竟是何寓意？

患病之初，四川省委在京開會的趙紫陽、段君毅、秦基偉、嚴政四位領導同誌來看他，當時他已口齒不清，思緒也一陣清晰一陣迷糊，但他仍然很吃力地、斷斷續續地訴說一個夢： “ 夢…，一個夢…，天上有一條龍…，上海…龍頭，長江上遊、四川…是龍尾…飛騰,飛… ” 。

也許當時在場的人們會認為這隻是重病之人的胡話。而三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們確實看見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是龍頭，地處祖國西部的四川是龍尾，長江象一條代表著中國的巨龍衝天而起時，回想起老人的那個夢，那奇異的話語，不免驚奇：好象冥冥之中有誰給他啟示，要讓病危中的他放心，他的祖國，他的家鄉終會走出貧困，象巨龍一樣飛騰。

當我從四川趕到北京看他時，他已經過了血栓、溶血、大出血、再凝血的反複折騰，人變得很消瘦，灰白的頭發零亂地覆蓋著額頭。過去那個精力旺盛，常常嚴肅得讓我敬畏的父親不見了，躺在病床上的隻是一個羸弱的老人，一個需要兒女們照顧的老父親。他多數時間是在昏睡，醒來時我們便給他讀讀書，講講外麵的情況。那時我每天往返於統戰部和北京醫院，都要經過天安門廣場，廣場上正在經曆著後來被稱為“四五運動”的曆史大事件。成千上萬的花圈、覆雪般的白花、洶湧的人潮把天安門廣場變成了另一個世界，首都人民借祭奠周恩來總理向“文革 ” 以來種種倒行逆施宣戰了，發泄憤懣、針貶時弊的詩詞和宣言貼滿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人們在朗讀、在傳抄、在宣講。我也一連幾小時擠在人群裏，看著，聽著，一到醫院，我就把看到的聽到的悄悄講給父親聽，他非常認真地聽著。當我告訴他，廣場上人們都說張春橋要當總理時，他沉默良久，歎著氣對我說： “ 張春橋是個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啊！ ”

接下來就是4月5日，天安門廣場上人們的示威和反抗被鎮壓了，被定為 “ 反革命事件 ” ，北京的政治氣氛很緊張，各單位都在追查誰去過天安門、誰傳抄過天安門詩抄。父親怕我在北京待久了生事，也不願兒女們為了他影響工作，急著趕我們回去，於是我們都走了。誰知這匆匆一別竟成永訣。5月3日清晨，肺血栓奪去了父親的生命。

沒有一個親人在場，沒有留下隻言片句，父親悄悄地離我們而去，留給我們的是無盡的思念，和他從未對我們細說過的謎一樣的人生。

第一章 走 出 家 鄉

長江邊的老家

我們的老家在四川合江縣。合江位於川南長江邊，與貴州的赤水縣（現改為市）接壤。赤水河從貴州由南向北流入四川，在合江縣城匯入東去的長江，合江因此得名。合江雖地處川南山區丘陵地帶，但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又兼水陸交通便利，人口眾多，史稱繁庶之地。合江自古為川鹽集散樞紐，商賈雲集。晚清以來，隨著長江航運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合江縣屬的先市、榕山、白沙、福寶也發展成繁華的大集鎮。抗戰時期，全縣為抗戰捐獻法幣1450餘萬，為川南各縣之首。

合江位居川、滇、黔三省要衝，自古便是南下雲貴、北上四川的必經重鎮，為兵家必爭之地。特殊的地理環境使這個魚米之鄉曆史上戰亂頻繁，累遭兵燹。從南宋末年的宋、元戰爭到清同治年間的石達開西征，縣城數次被毀。尤其明末清初的大戰亂，張獻忠軍、南明軍和清軍在這裏你來我往絞殺數十年，城舍盡為灰燼，孑遺僅數十家，慘至人相食。辛亥革命以後，整個四川成為軍閥混戰的大戰場，川滇黔三省軍閥部之旅在合江往來無常，土匪豪強蜂起，兵來匪去，匪去兵來，人民深受其苦。據當時的統計，從辛亥革命到民國24年（1935年），全縣僅重大匪禍就有70餘起。民謠稱 “ 兵如梳，匪如篦，團閥猶如刀刀剃 ” 。當年的文人歎息：辛亥以來之騷亂，全國以四川為最；縣境迭遭兵匪蹂躪之苦，合江為全川之最。

也許正是地處要衝，各色人等、各種信息交流頻繁，合江的文化教育事業比較發達，人們也容易接受新事物。清末民初，合江的新學發展很快，宣統年間縣城已開辦了普通中學，官辦的鄉村小學大批出現。到日本留學者竟達百餘人，其中多人參加同盟會並成立了合江分會，這些人回到家鄉成為一道獨特風景，以至合江有 “ 小東洋 ” 之稱。辛亥革命時革命黨人組織同誌軍起義，數萬人圍攻縣城66天，聲震全川。虎頭鄉的留日同盟會員夏之時，率領革命軍打到重慶，成立蜀軍政府，夏任副都督，成為名噪一時的人物。也有不少人致力於家鄉教育事業和工商實業，選擇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之路。

父親的老家在合江縣鹿角鄉。長江河道在合江處繞了一個巨大的U字，象個鹿角。縣城正好位於U字的底端，而鹿角鄉位於U字的上端。祖上的老屋便坐落在逼迫長江繞了一個大灣的山上，周圍是開墾多年的田地，層層疊疊、錯落有致的梯田從老屋的石階下一直延伸到山腳的長江邊，見證著主人的艱辛、勤勞和這裏悠久的農耕文明。天氣晴朗時，遠處長江上舟船曆曆可見。當年發達的航運使這個偏遠的山村得以和外麵的世界溝通，包括父親在內的許多有誌青年，就是從這條大江走向世界的。

據族譜記載，我們祖上是迄今七百多年前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自湖北麻城遷來的移民。到我祖父已是第十二代。我家第十代祖在朝廷為官，得禦賜匾額一塊，上書 “ 朝廷洪雅化世 ” 六個金字，於是從曾祖開始名字便以這塊匾上的字為序列，我曾祖父名李朝亮，祖父名李廷哲，而父親本名李洪銘（梠），字如章。他出生於1900年舊曆的臘月，那是一個世紀之交的動蕩年代，中國積貧積弱，被列強瓜分欺淩，中國知識分子的先知先覺正在前赴後繼地變法維新，為國家和民族尋求出路。父親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這個動蕩和覺醒的時代度過的。也許他的命運注定了要與革命連接，理應擔當起改天換地、富國強民的艱辛責任。

從族譜的記載來看，這個大家族曾有過顯耀的過去，但到我祖父這一代己經衰落，還有一百來畝水田。祖父有兩房夫人，正房陳氏生有三男，二房葉氏有一男五女,全家十幾口人吃飯。我父親為正房所生，排行老三。按照耕讀傳家的傳統，家裏所有的男孩都要讀書。按照當時的生產水平，這些田產要供一大家人吃飯和所有的家庭開支，還要供幾個讀書人已是不易。祖父家雇有兩個長年（即長工），其中一位現在還活著。他說，那時候全家人一年打四次 “ 牙祭 ” ——也就是吃肉，分別是春節、端午節、七月半（又稱鬼節）和中秋節，其他的時候是沒有肉吃的。家庭的所有成員，隻要是能夠勞動的都要幹農活，祖父過了六十歲還在參加勞動，直到幹活時從一道四五尺高的田坎上掉下去，摔成重傷，從此臥床不起，於1945年去世。

父親很少提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我所了解的，都是他生前偶爾提起兩句，或者老家親戚的回憶。父親到讀書的年紀，鹿角鄉還沒有小學，幾個兄弟都是請老師到家裏辦私塾啟蒙。後來離家十多裏遠的望龍鄉有了小學，但家裏供不起幾個孩子一起都上學，弟兄三人中隻有我父親外出讀書，祖父一心希望他讀書成材，今後出人頭地光宗耀祖。

從家裏到望龍鄉的學校全是彎彎曲曲的田坎小路，要走一兩個鍾頭，下雨天更是泥濘難行。在寒冷陰濕的冬夜裏，為了暖和，他總是睡在祖父的腳頭。每每雞叫頭遍，祖父就一腳把他踹起來，要他早早出發去讀書，不許誤了功課。於是他在漆黑的夜空下，頂著又冷又濕的霧水走在小路上,邊走邊打瞌睡，實在困得睜不開眼，便鑽進路邊的茅草叢中再睡上一覺，醒來時天才蒙蒙亮。這個故事是我上初中時聽父親說起的。我上初中時學校要求嚴格，每天必須到校上早自習，成都冬天天亮得晚，七點過了街上仍是黑糊糊的，路燈下見不到幾個行人。我覺得苦得不得了，於是回家訴苦說：天底下工農商學兵，數學生最苦，天不亮就得起身去上學。引得父親大笑，便給我們講了他小時候冬天上學的故事，還說：“你們看川劇裏有個懶書生，他說春來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蟲冬又冷，收拾書箱好過年。那是個紈絝子弟，千萬不要學他啊。 ”

雖說父親上學路上也有鑽進茅草叢中去睡一覺的事，但他書讀得很不錯，後來考進縣裏唯一的合江縣立中學。這所中學建於1909年，是當時川南最早開辦的普通中學之一，教師中有不少在日本留過學，甚至還有日籍教師，學校的課程也已經現代化。父親1916年入校，在這裏學習了三年，接受了許多新知識，也大大開闊了眼界。那時候封建皇權剛剛推翻，國家又窮又亂，他和許多同時代的青年學子一樣，崇尚西方的各種先進思想和技術，他們看見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給西方列強帶來的繁榮和強盛，也想走一條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道路。而清王朝垮台以後，西風漸進，四川大城市中各種官辦民辦的實業專科學校也很多，給他們提供了實現抱負的機會。父親後來給我們說，他那時的理想首先是當個化學工程師，製造西藥，救民於水火。其次是當個建築工程師，修鐵路修公路，他夢想著為家鄉修一條寬敞的公路，通往縣城直達成都，鄉下人進城再也不會在泥濘的小路上打滾。

就在這時，他看到留法勤工儉學成都預備學校招生的廣告，他想，要學先進的工業技術，不如直接去發達的工業國家學。這是決定他人生道路的第一個重大選擇。

去法國勤工儉學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一些進步知識分子為大批培養科學、實業人才搞起來的。因為當時國家官費留學生數量很少，一般家庭很難承擔高昂的留學費用，貧窮人家的孩子更隻有望洋興歎。運動的發起人蔡元培、李石曾、吳玉章、吳稚暉等以 “ 勤於工作，儉以求學 ” 為宗旨，號召和組織青年人到法國用半工半讀的方式求學，引起大批進步青年的熱烈響應。運動從1912年興起，到1920年先後有2000多名學子赴法，成為中國近代曆史上的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

四川雖然深居內陸，近代史上卻是一個新潮激蕩、人才輩出的地方。1912年6月，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者之一、四川人吳玉章組織了四川勤工儉學會，他們奔走呼號，使運動發展極快。而四川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的慘痛現狀，更使一般熱血青年義憤填膺，對到國外尋求救國救民之路的號召響應熱烈。1918年3月，四川最先設立的留法預備學校在成都開學，1919年初重慶也開辦了留法預備學校，開始組織大批青年赴法。據史家統計，全川赴法勤工儉學青年達511人，為全國赴法學子最多的省份。而從中成長起來的棟梁之材，就不用去細說了。

八十多年後的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美國遇見丈夫在上海高中時的同學，他在閑聊中提起自已的祖父曾經在成都選送了一批青年學子去法國勤工儉學。後來，這批學生中出了很多共產黨和新中國的高級領導人，其中也有四川省首任省長李大章。這是他祖父一生都引為自豪的事。我說：李大章就是我父親啊。唏噓感慨之中，正應了那句老話：這世界有時候真的很小。

他的祖父叫唐宗堯，四川省開縣人氏，清朝最末一科的秀才，1905年遠渡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求學。是中國同盟會會員，回國後參加辛亥革命，和朱德一起組織過討袁護國軍。他於1911年擔任四川銀行總理。五四運動前後，進步青年赴歐洲留學掀起熱潮，唐宗堯是四川省留法勤工儉學會發起人之一，前後送了數批學生赴法。據他說，陳毅、李大章、程子健等人都是他親自考核遴選的。解放以後，我父親任四川省省長，在一次社會賢達們參加的會議上見到唐宗堯先生，他關切地詢問唐老的身體和生活，當他知道唐老賦閑在家時，便勸他道，如果身體尚好，不妨出來做些工作，為新中國的建設出謀劃策。唐老欣然允諾。後來，我父親安排他進入成都市政協，讓他為自己家鄉做點力所能及的工作。六十年代初，國民經濟進入極端困難的時期，人民在饑餓之中。唐老去北京開會見到了朱德委員長，當朱德了解到唐老的生活並不寬裕時，特別交待我父親，每月再給予他一百元的生活補助，一定要讓老人家安度晚年。這是共產黨人不忘舊情，敬重賢達的一段佳話。

成都的留法預備學校入學要經過考試錄取，在校學習期間學生隻負擔個人生活費用。畢業考試前三十名由政府發給四百元補助，作為赴法路費。其餘的人到法國的費用全部自理。選擇勤工儉學道路的學生，絕大部分家庭條件都不寬裕。對家庭來說，需要下很大的決心付出極大的代價；對個人來說，注定是一條艱難的道路。父親給我們講，他從家鄉坐船到成都時，剛上船就遇到軍閥兵匪上來挨個搜查，誰有點值錢的東西都搶走了。我父親身上帶著家裏給他到成都上學的十幾塊銀元，他一見勢頭不妙，便坐到船家載貨的大木桶上，飛快將銀元從木桶的縫隙中塞進去，等兵匪搜完走人，他再把自己的錢找回來，一文不少。我想，沒這點機靈勁，他也許不可能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裏、尤其是腥風血雨的地下工作中活到勝利的一天。

父親是1919年秋季被成都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錄取的，這是該校錄取學生最多的一屆，共有二百多人。和我父親一起被錄取的有他的同鄉穆青，以及肖樸生、程子健、李季達等。學校主要課程是法語、數學和工業知識。

四川勤工儉學運動發起人吳玉章1914年因反對袁世凱複辟，被北洋政府通緝，跑到法國去搞法華教育會，1916年袁世凱倒台後他回到祖國，思想有了很大變化，認為勤工儉學生不僅要尋求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知識，還要學習社會革命理論，承擔起改造中國社會的曆史重任，並且推崇俄國革命。我父親進學校的那個冬天，吳玉章在學校發表演說稱： “ 吾人留學，不但專重學術，尤在取得社會觀感，以為本國改良之用。……俄國革命進步最快，是因為俄國有新黨主政，俄國黨人，無不曾曆法國。吾人欲察其發動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察。諸君遇著這舉世渾濁之時，新潮洶湧之會，不可不勇往直前，造最新之時勢。 ” （見1920年1月7日《民國日報》副刊： “ 吳玉章君在四川留法預備學校之演說 ” ） 。 這是勤工儉學運動指導思想的一次大飛躍，眾多四川留法學生，包括我父親，最終選擇社會革命的道路，與之不無關係。

我父親在這裏學習了一年，於1920年秋天畢業。畢業後他回了一趟家，告別親人並籌措出國經費。縣勸學所為表彰鼓勵，特給他頒發100銀圓的獎學金。根據當年的資料介紹，赴法的路費和到法國初期必須的費用，至少要400元。以我祖父的家產，籌措這筆錢應是費了不少艱難。父親從成都轉道重慶，再乘木船前往上海候船赴法。這批四川學生共有九十多個，是四川曆屆赴法學生最多的一批。

我從一位叫趙毅敏的當年留法勤工儉學生的回憶中，了解到父親在上海候船期間的一件往事。趙毅敏是河南滑縣人，1917年考入開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1920年秋，當他拿著父母幫他籌集的路費從開封出發到上海後，發現錢在火車上被竊了。一個家境貧寒的學生，籌集這點盤纏非常不易，他萬分沮喪，來到勤工儉學生聚集的旅館，無奈地對大家說： “ 路費沒有了，不想去了。 ” 這時一群熱情的四川青年圍上來，其中一位親切地對他說： “ 不要緊，我們一塊去！大家花錢節省一點，湊起來一起花！ ” 趙毅敏後來知道這個年輕人就是李大章(暢英)。後來他真的跟著這群四川學子上了船，他說李大章一路上待他就如親兄弟一般。他在回憶錄中感歎到： “ 他們後來都成了革命者，年輕的共產黨人 ” 。趙毅敏本人也同他們一樣，在異國的土地上建立起共產主義信仰，成為革命者。

當年上海的《時世新報》以 “ 大批留法儉學生放洋 ” 為題，報道了父親他們這一批人出國的情況。報道說，12月15日，華法教育會所送男女學生乘智利(Chili）號油輪放洋。 “ 此次出發各生，以四川籍占最多數。到法之後，分習絲紗廠、紡織染織、造船熔鐵、造紙電氣各工藝。並由該會預先知會個生。準今日上午八時齊集黃浦灘法輪公司碼頭，趁黃浦小輪渡登智利號。 ” 報道刊登了本屆赴法學生名單，其中四川學生男生92人，女生2人，父親李暢英(當時用名)的名字也在其中。有些特別的是，中國駐法公使陳籙、勤工儉學運動領導人吳稚暉先生亦同船起程。

自從1920年秋冬之際離開家鄉，父親遠行千萬裏，再也沒有回過鹿角鄉的老家。青年時代，他跨出國門遠走歐洲、蘇聯。回國後，為了革命鬥爭需要，足跡踏遍祖國東西南北，從中蘇邊境的東北牡丹江邊，到廣東最南端的英殖民地香港；從東海北海之濱的上海、青島，到西北的寧夏、西安；從中國的最大都市北京、天津，到最貧瘠艱苦的太行山區，隻要是黨的工作需要，無論多麽危險、艱難，他都是立馬前往，毫不猶豫。當30年後的1949年，他隨第二野戰軍南下，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鄉四川，駐守在與老家合江縣同屬一個地區的滬州市，擔任本地新政權的最高長官——川南區黨委書記兼行署主任時，他卻一步也沒有踏進自已的老家。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四川成了饑餓之鄉，我父親走遍四川的山山水水，終於回到合江縣，可是他仍然沒有去看看他家的老屋和祖墳。對此他從未對我們做過任何解釋。受他的影響，我們家庭所有的人，也無人踏上老家的土地。

時光如梭，父親離開這個世界己經30年了，為了追憶父親，為了了解父親幼年成長的環境，2006年我回了趟老家。老家村上已通了公路，但到我家的老宅還得步行一兩公裏。老宅坐落在被水田和小片林木包圍的淺丘上，周圍的地形很開闊，給我帶路的侄子李化文說，除了有的人家修了新房外，這裏的地形環境和我父親在這裏生活時沒什麽兩樣。踏著父親曾經走過的田坎小路，望眼連綿錯落的梯田水塘和遠處霧蒙蒙的長江，仿佛看見兒時的父親背著書包在田坎上行走的身影，和全家老少犁田鋤地、栽秧打穀的場景，油然而生無盡的懷念和莫名的惆悵。臨解放時，老家的人基本上都走光了，老宅土改時已分給了幾戶貧苦農戶，現在隻剩下幾間殘破不堪的廂房，作了豬圈。一排正房已不複存在，宅基上蓋起了磚瓦水泥的新房，隻是從殘留的屋基石階上依稀還能看出當年的建築規模。

祖父和祖母陳氏的墳地，在離老宅幾裏遠的一片亭亭玉立的翠竹林中。墳墓已在文革初期被挖了，因為這是地主的墳，而他們的兒子當時是個大 “ 走資派 ” 。墳園唯一的遺跡，是一張直徑一米多的大石桌，聽鄉親們介紹，是祭奠時供放祭品用的，墳被挖後，有人把它鑿空當水槽用了。鄉親們流傳下來的說法是，這位李老太爺為人忠厚，終身勤勞節儉。他的田一部分租給佃戶，有時佃戶實在困難，他會給予接濟。他自家種一部分田，雇了兩個長工，家裏人吃什麽長工也吃什麽。其中一個長工現已八十多歲了，無兒無女，住在鄉上的養老院，我們在家鄉的親戚還經常去看望他。

我父親的兄弟姊妹中，我隻打聽到我的一位老姑媽還活著，她是我父親的小妹妹，也已八十多歲了，住在瀘州。但我們與她幾十年也不曾有過往來。在她麵前我有點慚愧，是我們當了高官就不認窮親戚了嗎？是我們真的缺乏親情六親不認了嗎？也許，那隻是一個特殊年代刻在我父親和我們身上的烙印。建國初期，父親為什麽近在家門而不入？其實，但凡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地主家庭出身，現在正在自已家鄉領導著土改，貧下中農、長工們要去他家分田分房，親戚中也不乏有民憤者，他躭心有人來找他說情，更不能出麵去幫助和袒護他們。他甚至不能回家去走走看看，這樣會給人造成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的誤解，會讓新生紅色政權的基層幹部們、剛剛翻身分到土地的貧下中農們，產生心理壓力。那是一場剛剛結束的戰爭，一個初步建立起來的政權，一切都還不是那麽具有自信，階級劃分、階級鬥爭是當時的工作重心，個人的情感必須服從於黨的路線政策，個人的行為必須遵守黨的紀律，這是立場問題，黨性問題，那個時代的共產黨人、尤其是領導幹部很多都對此作出過犧牲。

其實，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我父親在法國時失業，交不起學費，遠在家鄉的父兄也是賣田賣穀，將錢買成四川特有的蜀錦給他寄去，讓他換成法朗。這些援助曾幫助他渡過到法國的最初歲月，也曾支持著他脫產去做旅歐共青團支部的工作。這些，父親都曾給我們講過。祖父和祖母陳氏去世後，加上連年的戰亂，家境逐漸衰落，祖母葉氏便到城裏做點糖果生意補貼家用，解放後她被劃為 “ 工商業兼地主 ” 。那時她已經快七十歲了，無依無靠，父親便把她接到家裏供養。她雖然不是父親的親生母親，但父親從來象對親生母親一樣待她，我們從小隻知道她就是我們的祖母。我至今保存著一張珍貴的照片，那是祖母1951年1月9日做七十大壽時照的。我祖母坐著，背景是川南軍區司、政、後聯合贈送的一幅壽字，上麵寫著： “ 李老太太七十壽辰紀念 ” ，我和姐姐沁生、亞田、弟弟小熊四人站在祖母身邊。可以看出，爸爸對祖母的七十大壽是很在意的，中國人傳統的孝道在他內心深處依然濃烈。但這張照片裏卻沒有父母，也許他們是工作太忙，也許是出於某種政治原則。這就是父親：一個內心充滿人間親情，又始終把黨的事業放在第一位、自覺堅守黨的原則的人。

祖母和我們一起生活到79歲去世。我父親作為領導幹部，祖母在世時就說服她移風易俗，帶頭死後火葬。祖母火化後埋葬在成都磨盤山公墓。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祖母的墓隻是一個小小的土包，連墓碑也沒有。六十年代中期，我堂哥，即我大伯的兒子李林——他三十年代就離開家鄉跟隨我父親做地下黨的工作，他對我父親說： “ 老家祖父母的墳早已破敗不堪，需要維修，祖母在磨盤山的墳也應該建一個墓碑，你若同意，可以交給我去辦。 ” 父親同意了，堂哥也去做了，就象今天許多子孫後代都在做的一樣，他培修了老家祖父母的墓，又給磨盤山上祖母的墳立了一塊碑。“文化大革命 ” 一開始，這成了父親第一條大罪狀，他頭上的高帽子、胸前的罪狀牌都塗抹著 “ 地主階級孝子賢孫 ”的大黑字 ，鬥爭大會上，毛主席關於階級社會中 “ 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烙印 ” 的語錄他必須反複背誦，稍微打個頓都要挨打。嚇得我弟弟連夜帶著朋友去把磨盤山祖母的碑砸掉。從此，我們離家鄉更遠了，無論是地理距離還是心理距離。

但是，家鄉並沒有忘記她的兒子。無論是合江還是瀘州，地方誌上我父親都是家鄉的驕傲，在鄉親們眼裏，他是走出家鄉做大事的人，是有建樹的名人。走在家鄉的土地上，我們處處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的欣慰。

尋求革命真理

我父親於1921年初到達法國時，勤工儉學運動正處於空前艱難的時期。這時到法國的勤工儉學生己達到近兩千人。而法國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經濟簫條，許多工廠停工，有些甚至關門倒閉，加上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許多複員軍人返鄉，更造成勞力過剩，全國失業人口達到200萬以上。這些從中國遠道而來的留學生，語言不通，又缺乏工作技能，直接麵臨的就是失業。所謂勤工儉學者，勤於工作儉以求學也，沒有工作，生存都成了問題，哪有錢來上學？有的學生竟貧病而死。父親剛到法國不久的1921年2月28日，就爆發了 “ 二.二八”反饑餓運動，五百多沒有工作沒有飯吃的學生在蔡和森等人的領導下，到中國駐法國公使館請願，要求發給生活費和儉學費，公使陳籙一味敷衍，憤怒的學生衝入使館，陳籙叫來法國警察將學生驅散，並逮捕了十幾個進入使館的學生代表。雖然“二.二八”反饑餓運動未取得完全勝利，但這是留法學生團結起來為維護自身利益進行的第一次鬥爭。

父親到法國之初，在法華教育會的安排下進入普通中學補習法文，但他從家鄉籌集起來的那點經費隻支撐了他四五個月的學費，接下去，他不僅沒了學費，也沒有了麵包，他必須離開學校去工作。他曾說過： “ 本想到法國補習法語，但很快就因無錢繼續交學費而被趕了出來。後經法華教育會介紹進入施奈德鋼鐵工廠當工人，任鑄工，希望能白天做工，晚上學習。”

克魯梭（Creuasot）是法國南部的重工業城市，法國最大的軍火工廠--施奈德（Schnelder）鋼鐵總廠的所在地。廠區綿延十多公裏，其間有鐵道連接，工人達到三萬左右。工廠的內部就是一個小社會，有商店、工人子女學校、職工醫院、銀行、廉價出租的宿舍等服務設施，對工人的管理也和其他工廠大不一樣，工人進廠必須簽定三年合同，三年期間每月要從工資中扣除一部分做押金，合同期滿退還。如果中途離廠，押金不退。工人65歲退休，可以領企業的養老金。這些今天看來屬於 “ 進步 ” 的管理辦法，在當時同樣是殘酷和血腥的。在經濟極度蕭條的情況下，資本家為了獲取利潤，必須拚命加大工人勞動強度和壓低工人工資。工人為上述 “ 福利 ” 所付出的代價是：工資比一般工廠低三分之一，而華工的工資又比法國工人工資少三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工廠因為勞動力缺乏而大量招收外籍工人，華工最多時有近萬人，我父親來這個廠工作時，勤工儉學生也有一百多人了，其中一半是四川同鄉，而當時許多初步具有共產主義理想的進步學生都曾在這個工廠做過工，如趙世炎、李立三、李富春、陳毅、穆青、鄧小平等人。這些同誌對我父親的思想有很大影響。可以說，施奈德鋼鐵工廠是我父親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啟蒙學校，是他最終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的第一個台階。

父親從小手捧書本、衣著長衫，由家庭培養上學讀書，祖父一心要讓家裏出一個有出息的讀書人，很少讓他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雖然出國前他對到國外打工也有心理準備，但必須做苦工卻未曾料到，對他的心理和身體都是巨大的磨練。他的工作是鑄工，是最苦最累的活。父親在回憶這段曆史時寫道： “ 鑄工就是翻砂工，是很繁重的體力活，勞動強度很大，又累又髒，而且剛進去做不了技術活，隻能當苦工，工資低不說，還必須訂三年合同，每月要扣一定的工資作抵押，如果做不滿三年，扣下的工資就不退還了。更難以忍受的是資本家對有色人種的歧視，華人在工廠都是做苦工，得不到信任，怕華工偷東西，出廠要脫光衣服檢查，屁股縫都要看到，我們深感難以忍受的屈辱。在這種環境下我算是做得長的了，也隻做了兩年就離開了。 ”

在兩年的時間裏，他沒有機會上學，卻親身感受到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殘酷、勞苦工人命運的悲慘和落後民族飽受的屈辱。這一切對他投身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對此父親是這樣說的： “ 在工廠的工作時間長，工資低，勞動重，本來想邊工作邊學習，勤工儉學，但是事實證明這隻是幻想，完全不可能，這才嚐到了資本家剝削的味道。同時受蘇聯十月革命成功的影響，開始有了革命的要求，1922年我加入了 “ 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3年2月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

1921年春天，在旅歐華人中已經形成一個秘密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國共產黨八個發起組之一。他們在留學生中宣傳社會主義革命思想，領導勤工儉學生開展爭取生存權求學權的鬥爭，在勤工儉學生中產生了強大的號召力。

這年7月。留法勤工儉學學會在國內籌集經費，連同法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在裏昂籌建了 “ 中法大學 ” 。但 “ 裏大 ” 建成後，留法勤工儉學會卻夥同北洋政府和駐法使館，從國內另招一百多與他們有各種關係的權貴子弟過來，準備進入 “ 裏大 ” ，而已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生們卻無緣一顧，這在勤工儉學生中引起極大憤怒。施奈德鋼鐵廠是勤工儉學生最集中的地方，學生中有多種工餘印刷的指導華工教育和求學運動的小報刋，消息經報刊傳開後，在趙世炎、陳毅等人倡導下，學生們集會決定，成立 “ 爭回裏大運動團 ” ，要求 “ 裏大 ” 向勤工儉學生開放。施奈德留學生的行動得到了全法國各地留學生的支持，各工廠、各學校的勤工儉學生無不同聲擁戴，並成立了同樣的團體。9月21日，趙世炎、李立三、王若飛、蔡和森、李維漢、陳毅等率領各自的 “ 先發隊 ” 一百多人來到裏昂，衝進中法大學，散發傳單，製造輿論，爭取社會同情，要求與中國公使談判。法國政府在公使求援的情況下出動武裝警察，將學生們趕出 “ 裏大 ” ，沒收了全部學生的護照，將他們關進了軍營，並在一個月後將這批學生武裝遣送回國（趙世炎在大家的幫助下逃脫）。父親當時正在處於鬥爭中心的施奈德鋼鐵廠，與他的朋友穆青一起積極參與了這場鬥爭。

1921年底，中共旅法組織開始籌建統一的旅歐中國青年共產主義組織，這項工作主要由周恩來、趙世炎負責。他們利用占領 “ 裏大 ” 失敗後勤工儉學界的空前的覺醒，致力於在勤工儉學生中建立一個嚴格的共產主義組織。1922年6月3日， “ 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 ” 在巴黎成立，選舉趙世炎為書記，周恩來負責宣傳，李維漢負責組織。執委會辦公地址設在巴黎市區意大利廣場附近的哥特佛盧瓦街17號的小旅館內。

施奈德工廠是中共旅法組織的重要活動基地，1922年，父親在他的同鄉、同學穆青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少年共產黨，從此走上為之奮鬥終生的革命道路。穆青長我父親兩歲，是合江縣立中學的高中生，他們又一同在成都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學習。在預備學校時，穆青就在《新青年》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進步書刊影響下和肖樸生、程子健等一起組織了 “ 勞人會 ” ，研讀革命書刊，探討救國道路。到法國後，穆青和 “ 勞人會 ” 的同誌們更是直接研讀馬、恩原著，他們接觸到更多的介紹蘇聯十月革命的書刋，很快從尋求出路的熱血青年成長為自覺的共產主義戰士。我父親和穆青一同在克魯梭的施奈德鋼鐵廠做工時，穆青便介紹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書刊，以及法共《人道報》等法文報紙讓我父親閱讀。他們一同討論中國前途和救國的道路，一同深入華工群眾中，談心、交朋友，在教華工們讀書識字的過程中，宣傳普及馬克思主義。我父親的政治覺悟不斷提高。在少共旅歐支部成立兩個月後的1922年8月，我父親便加入了少共，當時穆青任少共執行委員會秘書長。1924年，穆青被旅歐支部選送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6年黨派他回國投身於轟轟烈烈的大革命。1928年，中共四川省委遭到嚴重破壞，在風聲鶴唳的白色恐怖之中，穆青被黨中央任命為臨時省委書記，派往四川重建省委，繼續發展黨的組織，開展鬥爭。1930年3月，他被叛徒出賣被捕，5月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在重慶，年僅32歲。

“ 油印博士 ”

1923年春夏之際，父親離開了克魯梭前往巴黎。他接受旅歐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指示，到巴黎來協助趙世炎、周恩來、李富春等旅歐支部領導人開展黨團工作。我父親來巴黎後，白天在雷諾汽車製造廠做工，晚上在巴黎意大利廣場邊那個小咖啡館的樓上刻蠟版、印刊物，用多個筆名寫文章，通宵達旦地為青年團旅歐支部的理論刊物《少年》工作。

《少年》月刊創刊於1922年8月，具有明顯的黨刊特點，明確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其宗旨就是 “ 傳播共產主義理學，對黨團員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幫助青年擺脫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 ” 。《少年》刊登過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譯文、闡述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任務，解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開展與無政府主義的論戰。創刊之初主要由趙世炎負責編輯工作，陳喬年、陳延年刻寫蠟版，周恩來為刊物寫了大量文章。後來青年團的力量迅速發展，更多的同誌參加進來。據傅鍾同誌回憶： “ 經常負責旅歐少共機關工作的有兩人(脫產)，同時由他們二人負責編輯出版刊物，小平、富春、暢英（大章）和我都搞過這個工作 ” 。由此可見當時《少年》刊物是輪流編輯，主要由趙世炎、周恩來撰文，李富春負責發行，鄧小平和我父親主要負責刻蠟板和油印，大家稱他們是 “ 油印博士 ” 。早年的工作和生活在父親的人生中留下深刻的烙印，父親終其一生都習慣用蠅頭小楷書寫。

旅歐黨團組織通過《少年》這個卓有成效的宣傳陣地，吸引了一大批先進青年團結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中共旅歐黨團組織也成為旅歐華人和勤工儉學生的領導核心。比如1923年5月，國內發生 “ 臨城劫車案 ” ，一趟由上海到北京的豪華列車在山東臨沂被土匪劫持，包括30多名西方人在內的200多乘客被扣為人質。帝國主義列強以此為借口，提出共管中國鐵路，企圖控製中國的交通命脈，旅歐共青團支部在《少年》上發文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並以《少年》雜誌社的名義，聯合22個華人團體，兩次集會抗議，和國內的反帝鬥爭遙相呼應。

《少年》從1922年8月創刊到1923年12月一共出了13期，以後便改名為《赤光》。《赤光》是半月刊，16開本，每期12頁左右，封麵是一個正在躍起的裸體少年，腳踏一望無際的山川，一手緊握號角，一手高擎旗幟，背後是光芒四射的紅光。這略顯粗糙的畫麵卻是氣勢浩瀚，耐人尋味。《赤光》是中共旅歐支部和共青團旅歐支部合辦的機關刊物，更趨向於與實際鬥爭相結合，在第一期的創刊宣言中就明確指出 “ 我們不但要評論中國的時事，且更願意為大家指出他的亂源所在和他的解脫之方，我們現在願誠懇而忠實地給大家指示出救國的唯一道路和其他轉彎抹角迂拘而不可能的途徑。總此，我們所認定的唯一目標便是：反軍閥政府的國民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 ” 《赤光》是一個和實際鬥爭緊密結合的，時刻 “ 評論時事的刊物 ” ，報道國際國內革命運動的消息，刊登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主張和宣言，論述黨的統一戰線方略（第一次國共合作），召喚人們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來，成為黨的重要宣傳輿論工具。讀者評價《赤光》 “ 是燭奸之火，是興奮之劑，是驚醒冬蟲的霹靂，是更新萬象的春氣…… ” 當時，共產黨的著名宣傳家肖楚女在國內撰文說， “ 此刊(《赤光》)尤有可貴者，則為海外各帝國主義者對華組織之侵略的黑幕。吾人深居國內，一切不明究竟，得此則眼光如炬矣！ ”

“ 周恩來、李富春、鄧小平、肖樸生，以及傅鍾、李大章（暢英）等，都是《赤光》雜誌社的重要成員，先後參加過雜誌的編輯、印刷、出版工作，並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 （王永祥等：《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史話》 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這批早期的共產主義者生活十分艱苦，早晨吃點麵包茶水，匆匆忙忙趕去上工。辛苦工作一天，隻能得幾個法郎工錢。晚上回到小旅館，隻能吃點煮土豆，有時能吃上幾片魚，就算很不錯了。他們住在特佛盧瓦街17號的小旅館的房間內，門又矮又窄，麵積隻有四五平方米，放一張單人床和一張小桌子，就隻有立足之地了。鄧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記述的： “ 他們身居陋室，條件艱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幹。他們開會，擠在周恩來住的小房間裏，床上、桌上都坐滿人。他們吃的是麵包，喝的是白水，經常連蔬菜都吃不上。這些旅歐的黨團幹部，就是在這樣一種艱苦的環境中努力工作，頑強鬥爭，保持樂觀、向上的革命熱情。 ” 這正是我父親當年生活的真實寫照。

當時， 他們都那樣的年輕，和現在的年輕人一樣，放下艱苦的工作，他們偶爾也會痛痛快快地休息玩耍。1922年歲末，周恩來得知他在南開中學的同學張聖奘考上了英國牛津大學，便去信邀請他來法國小聚。張聖奘於1923年初夏來到巴黎，周恩來邀了趙世炎、陳延年、鄧小平以及我父親等一夥好友，陪同張聖奘泛舟塞納河上。望著塞納河兩岸秀麗的景色，滿船青年才俊有說有笑，一會兒吟詩賦詞，一會兒高談救國救民的方略。周恩來還將旅歐支部創辦的油印刊物《少年》拿給張聖奘看，引來他咂咂讚歎。時隔六十多年後，張聖奘依然記得當時他賦了一首詩，詩中有這樣兩句： “ 我自平等觀人世，何用蠻觸快恩仇 ” ， “ 蠻觸 ” 取自莊子寓言中的典故。這則寓言是說，兩群小蟲分別占領了蝸牛的兩支觸角，一群建立觸國，發布《觸犯宣言》，另一群成立蠻國，宣布《蠻橫宣言》。兩國宣戰，在鍋牛的頭皮上攻城略地，大打出手，屍橫遍野，滿目瘡痍。這不正是剛剛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景象嗎？不也是中國軍閥割據混戰的寫照嗎？大家不禁默然。為了使氣氛輕鬆一些，年齡最小的鄧希賢(小平)說：有的人很蠢，為了讓大貓小貓進屋，為它們各開一個門洞，換了我就打一個大洞，大小貓都可以走。張聖奘說：倒是省事了，可是秩序會混亂。周恩來接著支招：洞口畫條紅線，大貓小貓各走一邊。滿船人哈哈大笑。當我今天讀到這段描述時不禁莞爾，這些革命前輩在他們還很年輕的時候，他們的性格已經很分明了：鄧小平實際明快，辦事幹脆利落；周恩來靈活機敏，處理問題圓滿周到。

張聖奘在巴黎的五天中，都是我父親和他輪流坐樁請客，讓大家相聚歡快。張聖奘是官費生，拿了兩份官費外加獎學金。法國這邊都是勤工儉學生，但我父親的家庭還對他時有周濟，他讓家裏不要給他寄錢，而是將錢買成四川特有的蜀錦寄來，他拿去賣給法國人，錢就增值若幹倍。我父親為人慷慨大方，隻要手頭不緊，他總是熱情大方地款待朋友，幫助有困難的同誌。因此，周恩來常常會戲稱他為 “ 李公子 ” 。父親善理財，不小氣，這種對待金錢的豁達態度，貫穿了他的一生。

周恩來泛舟待學友的這段回憶，是我所見到的，旅歐支部的戰友們在法國僅有的一段輕鬆記錄，就象雄壯交響樂中一小段歡快的行板、象大戰場上一個短暫的小酣，我在這裏看見了年輕時的父親、他的同樣年輕的戰友們，他們坦露著的可愛純真的天性。

聲援五卅

我父親和旅歐支部的同誌們一起，在實踐中學習成長，他於1924年轉為中共黨員，同時仍然負責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的工作，任秘書長。1924年12月，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舉行了第六次代表大會，我父親參加了這次大會，並接受大會決議，和李富春、蕭樸生、郭隆真、林蔚等十位加入過工會或熟悉工人運動的同誌，組成了工會運動委員會，他們在華工中做團結教育工作，利用旅歐黨團支部這塊陣地，采取多種形式提高華工覺悟，吸收先進分子，為中國革命培養和蓄備了一批既有較高理論水平又有實際鬥爭經驗的幹部，這對以後的中國革命是一筆寶貴財富，也是他們為革命立下的曆史功勳。

他們隨時關注和配合中國國內的革命鬥爭。 1925年5月30日，中國爆發了舉世震驚的五卅運動。6月，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歐州，旅歐共產黨和共青團支部再次以《赤光》社的名義，組織法國的勤工儉學生和華工華僑，於6月7日在巴黎召開聲援大會，宣布成立 “ 旅法華人援助上海反帝國主義運動行動委員會 ” 。會後，一千多華僑和學生湧上街頭示威遊行，抗議帝國主義在中國領土上的暴行，要求法國政府立即撤回駐華軍隊和兵艦。這次大會和遊行示威是 “ 被壓迫的中國人民第一次向帝國主義的政府作直接的示威運動 ” ，旅歐黨團支部在《告示威華人書》中疾呼： “ 全人類解放起點關鍵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反對屠殺上海人民的法蘭西帝國主義！反對屠殺上海人民的一切帝國主義！ ” 我父親當時是共青團旅歐支部的秘書長，也是這次抗議行動的組織者之一。

6月21日，旅歐黨團支部聯合國民黨左派，又發動了一次向中國駐法公使館的示威行動。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帶領二百多名華人，分乘20多輛汽車突然聚集到巴比倫街57號的中國公使館，封鎖了大門，切斷了電話，一部分人在使館門前懸掛標語散發傳單。一部分人衝進使館找到駐法公使陳籙，迫使他在向法帝國主義的抗議書等文件上簽字。法國政府很快派出大批武裝警察前來鎮壓，黨團員們迅速組織大家撤退，分散回家，前後隻用了不到一個小時。這五份由陳籙簽注的文件是：致電全國人民支持反帝運動；通牒法國政府從華撤軍；以陳籙名義向旅法華人道歉；保證切實保護華人利益和自由；保證捐款五千法郎援助上海罷工工人。旅歐黨團支部立即將這五份文件分送郵局、報社和有關部門。

從6月22日起，一連幾天法國和英、德、比、意的報紙爭相報道此事，大量刊登旅法華人的《宣言》、示威的標語口號和陳籙簽署的五個文件，震驚了法國和歐洲。法國的左派報紙紛紛對華人的行動表示同情和支持，法國共產黨還召開群眾大會聲援中國人民的愛國鬥爭。積極報道此事的法共《人道報》一時成為最搶手的報紙。

法國政府驚恐於中國革命勢力在其國家心髒腹地的壯大，即從6月22日開始在全市展開對中國留學生的大搜捕。他們認定，如此大規模的運動一定有共產黨人的領導和組織，於是出動大批警察到勤工儉學生和華工聚居地搜捕。他們搜到《赤光》和《工人旬報》後，便到兩刊的通訊處華僑協社偵察，華僑協社書記何魯之是所謂國家主義派頭目，他向法警密告了《赤光》雜誌社的成員，以及經常在《赤光》上發表文章的共產黨人的真實姓名和住址。法警按他提供的情報，逮捕了我父親和林蔚、宗錫鈞、雷定昆、任卓宣等20多名共產黨人。

我父親和林蔚是這一屆主持旅歐黨團支部機關工作的人，他們被捕後，黨團機關也因此遭到了破壞。他們在監獄裏關了三個月，受到法警的欺辱、漫罵和毆打。法警當局開始既不調查案情，也不開庭審判，隻是一味監禁。後來法國共產黨提出抗議，聘請律師為他們出庭辯護，迫使法庭宣判他們無罪釋放。但法國政府最終還是將他們象禍水般驅逐出境。

林蔚和我父親在法國是生死與共的戰友，他們住在一起，共同主持旅歐支部辦事機關的日常工作。林蔚是湖南湘潭縣人，早年就結識毛澤東、蔡和森、李富春等進步青年。他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6月加入旅歐少年共產黨。同年11月轉為中國共產黨。先後參與了周恩來、趙世炎等領導的留法學生三次重大鬥爭，即爭生存權爭求學權、抵製借款運動和爭回裏大的鬥爭。在聲援五卅運動的鬥爭中，他是主要領導人之一。後來他和我父親一起被捕入獄，又於10月17日同被驅逐出境。當年被黨送往蘇聯學習。1926年5月，林蔚奉命回國參加大革命，黨中央分配他回湖南工作，任中共湖南區委秘書長兼軍委書記。他和柳直荀、彭公達、王則鳴等同誌堅持在湖南搞農運，組織武裝鬥爭。1927年毛澤東受黨中央委派回湖南改組省委，準備秋收起義，林蔚任省委秘書長，配合毛澤東做了大量工作。1928年3月，在抗擊敵人 “ 清鄉 ” 的戰鬥中，他為掩護群眾不幸受傷被捕，英勇就義，犧牲時年僅30歲。

我之所以特別記敘穆青、林蔚，不僅是因為這兩位烈士，一位是我父親的入黨介紹人，一位是他的好戰友，更因為他們使我加深了對自己父親的理解。他們為理想犧牲時是那麽年輕，30歲的年齡在現代人的眼中，乳臭未幹，生活才剛剛開始，但在中國最黑暗最苦難的歲月裏，年青人不能不早熟，他們不僅在這樣的青春年華獻出了生命，而且犧牲前都遭受過酷刑。如果他們能活到今天，也該兒孫滿堂了，但曆史卻永遠定格在他們青春的臉龐上，他們是用青春的生命換取了永生。他們為國家人民所做的犧牲是永遠不應被遺忘的。我年少時在家聽父親說起過這兩個人，文革中造反派審問他時，他也提起過他們。每當提起這兩個名字，父親的聲音總是低沉肅穆，神情恭敬，使我印象深刻，但我並不理解他們對父親之重。今天，當我為追憶父親，接觸到大半個世紀以前的這些早已被塵封的人和事時，我突然從這些名字中讀出對父親的理解。這些犧牲的戰友其實一直活在他心裏，變成了他心中的敬畏，在自已以後的漫漫人生中，所有行為都要麵對他們，就象直麵自已的良心。

很久以來，我不理解我的父親。因為我從許多與他一起工作過的幹部那裏聽到過不少 “ 說法 ” ，他們說我父親資格老，有能力，善於團結同誌聯係群眾，馬列主義水平高，可是卻長期守在一個位置上，不論誰任四川的第一把手，他都由衷地歡迎，大力地支持，積極地配合，同樣地尊重；他一如既往地承擔困難繁雜的工作，默默承受或明或暗的誤會、排擠和打擊；他忍辱負重、承擔責任甚至代人受過。在這些議論麵前我一直不解，他為什麽不為自己去說點什麽，去爭點什麽？就是在自己的妻兒麵前，也沒見他流露過絲毫怨言或不滿。這種不解變成我心中的一個結。

現在，我對父親遠去的身影看得越來越清楚，他的精神境界遠非我所能及。他忍辱負重不說不爭，是因為視名利權勢如浮雲流水，而視黨和人民的事業高於一切，為這個事業，多少戰友犧牲了生命，他還有什麽放不下想不開的呢？他很少談起他的過去，可是談起時他會說： “ 我們是腦袋栓在褲腰帶上，九死一生啊 ” 。九死一生不是僅指他個人，共青團旅歐支部前前後後有四百多同誌回到自己的祖國，投身民族民主解放鬥爭，在這些革命先驅中，活著見到新中國誕生這一天的，又有幾人？而我父親本人也在這場鬥爭中失去了至親至愛的妻子和三個兒女。

紅色之都

1925年夏秋之季，我父親等人被法國政府分批驅逐出境，並被勒令永遠不得再踏上法國領土。同期，比利時、德國的一批中國革命青年也因聲援五卅運動遭到驅逐。黨安排他們到蘇聯莫斯科學習。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對中國同誌給予很大的支援。法國共產黨及時提供被驅逐人員的情況，配合中共旅歐支部，為被驅逐者準備旅費和行李。我父親他們第一站來到阿爾沙斯，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被法國占領的德國領土。在這裏他們找到 “ 國際赤色救濟會 ” ，這是德國共產國領導下的國際共運組織。這些不同國籍的階級弟兄們伸出援助的手，幫他們檢查身體和治病，準備好過冬的衣物，又為他們買好車船票，安排他們經柏林到漢堡，再與留學德國的朱德等同誌一道乘船到列寧格勒。當他們來到被視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心的蘇聯時，就象回到母親身邊一樣，心情真是又激動又振奮。我父親被安排在有紅色之都之稱的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並擔任共青團旅莫支部秘書長。

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創辦於1921年，簡稱東大，校址在普希金廣場附近的特維爾斯卡雅大街，是蘇聯共產黨的高級黨校。學校分為蘇聯班和外國班，蘇聯班培養蘇聯東部地區少數民族幹部，外國班培養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各國共產黨領導幹部。我父親一生中對馬列主義的係統學習就是在這所大學完成的。在這裏他較係統地學習了中國革命運動史、中國通史、社會形態發展史、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列寧主義、聯共黨史、蘇維埃政權建設、職工運動、黨的建設、俄文等課程。25歲的他正是渴求真理、追求知識的年華，他在這裏學習了一年多，為今後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成為一個具有理性認識的更加自覺的革命者。

第二章 血雨腥風

回國參加大革命

1926年12月，我父親結束了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習生活，回國參加大革命。

這一年，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支革命政黨的聯合，將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孫中山 “ 聯俄、聯共、扶助工農 ” 的三大政策，使國民政府的力量迅速強大，工農的積極參與，保障了革命軍東征、南征的勝利，革命聲勢如日中天。在革命高潮推動下，遠在中國北方的直係軍閥也在分化瓦解。馮玉祥在北京受李大釗影響，傾向革命，他是中國北方首先加入國民革命軍行列的軍閥。第二次直奉戰爭後，他發動北京政變，將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宣布反帝反封建的宗旨，但立刻遭到舊軍閥的圍剿。1926年，在英、法、日帝國主義的導演下，直係奉係軍閥聯合起來 “ 討赤 ” ，企圖消滅南方的北伐軍和北方的國民革命軍。馮玉祥部受到直、奉軍閥的聯合攻擊，隻好退出北京回到西北。困難之中，李大釗安排他去蘇聯訪問和尋求幫助。1926年3月，馮玉祥在蘇聯期間，中共中央委派旅莫斯科黨支部書記劉伯堅全程陪同他，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的留學生們熱烈歡迎他，向他介紹蘇聯社會主義製度下取得的成就，並匯報演練他們的學習成果和政治軍事素質。這一切使馮玉祥受到感動，也深表欽佩。他親眼看見共產黨中眾多的青年才俊、人才濟濟。他在1926年9月回國時提出要求，希望得到蘇聯的軍火物資援助，並希望中國共產黨支援他一批軍政幹部，幫助他壯大實力，將舊軍隊改造為國民革命軍。黨中央分別從莫斯科的東大、中大，國內的黃埔軍校、中共北方局分管的各大學，抽調有較強工作能力和實際鬥爭經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先後二百多人充實到馮玉祥的軍隊中。

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抽調的第一批二十多名學員中，就包括了鄧小平、潘自力、肖鳴和我父親。

1926年冬季，這一行年輕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從莫斯科出發，乘火車、搭汽車，穿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來到蒙古庫倫 (烏蘭巴托)，再往前走就不通車了。當時，鄧小平等三位同誌組成先遣隊，隨蘇聯運送支援馮玉祥部的彈藥車先行出發，我父親和其餘的同誌騎著駱駝奔向茫茫八百公裏的荒原。時至隆冬，正是滴水成冰的日子，刺骨的寒風夾帶著黃沙撲來，就象鞭子抽在臉上，在渺無人煙的荒原上真是躲無處躲、藏無處藏，他們的臉上手上都是皸裂的血口子。更慘的是他們走出荒原又進入了沙漠，除了寒冷再加上幹渴，他們很快斷水了。為了走出沙漠，他們最後隻能喝駱駝尿。父親給我們講過，取得一點駱駝尿也不容易，要先在地上刨個坑，將手巾鋪在坑裏，駱駝便後趕緊收緊手巾，拚命擠壓手巾裏的糞便，就可以取得一點點尿液。那是什麽滋味？父親沒有說。我隻記得我們幾個孩子聽到這裏曾大驚小怪地尖叫：惡心死了！惡心死了！

在我們眼中，父親是那種天大的磨難也壓不倒的人，生命力特別頑強，饑時他吃過蝗蟲、老鼠，渴時他飲過駱駝尿，沒有在生死線上掙紮過的人，沒有為信念理想不惜一切地奮鬥過的人，是很難理解的。

父親他們在荒原上沙漠中前前後後走了一個多月，終於走到蒙古與寧夏的交界處，一個叫 “ 王爺府 ” 的小地方，這時他們一個個已是衣不蔽體、又黑又瘦，我父親一路上高燒嘔吐，終於病倒在此。把他安頓下來後，其他同誌為趕時間都先行回國，經寧夏去西安直接到了馮玉祥軍中。我父親病體稍愈也立即追趕隊伍，但他經過寧夏宋哲元部隊時，被留了下來，在宋哲元部任軍政治部宣傳處長。

宋哲元是馮玉祥西北軍的“五虎上將 ” 之一。他行伍出身，23歲從軍，由哨長幹到軍長，1925年至1933年間，他先後擔任過熱河都統，西北軍西路、北路總司令，陝西省主席，察哈爾省主席等職。宋哲元一生篤信忠義二字，具有愛國民族主義精神。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侵略麵前他曾發誓：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1933年春在河北喜峰口一帶率二十九軍英勇抗擊日寇，成為中國 “ 九一八 ” 以來首次對日大捷，二十九軍的大刀片子因此享譽全國，宋哲元也因此成為當時中國人心中的民族英雄。這是後話。此時的宋哲元是西北軍馮玉祥麾下的西路軍總司令。

1926年9月，馮玉祥從蘇聯回國，抵達陝西五原時，傳來北伐軍攻克武昌的捷報，他在共產黨員劉伯堅等同誌的策劃幫助下，第二天就召開了五原誓師大會，宣布西北軍整編為國民革命聯軍，指戰員全部集體加入國民黨，他自任總司令。他宣誓要堅決為國民革命而奮鬥，誓死為鏟除賣國封建軍閥、帝國主義勢力而戰。誓師大會上還布署了策應北伐軍的總任務，準備向寧夏、陝西、河北、河南進軍。宋哲元時任國民革命聯軍第二集團軍第四方麵軍司令。

我父親在宋哲元部的主要工作是在軍隊中發展共產黨員，建立黨團支部。當時共產黨的活動是公開的，他乘著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的大好形勢，積極在軍隊中開展革命形勢教育，普及馬列主義理論，宣揚共產主義革命理想，也撰寫普及革命理論的教材。但這段時間不長，隨著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打響了叛變革命的槍聲，大批共產黨人倒在血泊之中。在這場來勢洶洶的反革命浪潮中，遠在西北的馮玉祥也倒戈了。1927年6月，他參加了汪精衛在鄭州召開的反共會議，便開始在西北軍中整肅共產黨。那些他親自從莫斯科、從黃埔軍校、從京津各地請來的年輕共產黨員們，現在都成了他的整肅對象，一概在劫難逃。他以集訓為名下令將全軍的政治幹部解除武裝，集中到開封關押起來，準備送交武漢反動政權。

我父親當時正在宋哲元的軍隊中，對突然發生的政變還不清楚。宋哲元傳達武漢政府通知：讓所有的政工幹部集中到開封開政治工作會議。我父親他們離開寧夏時，宋哲元派了一個趙旅長 “ 護送 ” ，實際是看守和監押他們。一行人路經西安時，聽到了武漢政變的消息。這時，陝西省政府主席、馮玉祥的參謀長石敬亭對他們訓話說： “ 你們這些共產黨，今後不要再搞共產主義了，那個東西不適合中國國情！ ” 等等，罵罵咧咧的還說了許多威脅的話。父親他們聽出軍閥的話鋒已變，估計到武漢一定有危險，開封也是不能去的。於是，大家商議：凡是從莫斯科回來已經暴露了共產黨員身份的同誌，在行進途中找機會逃走。來自北京、天津的秘密黨團員，是以進步學生的麵目在西北軍中做政治工作，尚未暴露身份，可以繼續往前走。商議定後，他們第一天從西安到臨潼相安無事，用以麻痹敵人，第二天從臨潼到渭南途中，那位趙旅長去打前站，我父親和已公開身份的幾個共產黨員一個個開始掉隊，借口大小便，隱藏到莊稼地裏溜走。到渭南後趙旅長才發現，所有的共產黨員全跑了，於是發電報給石敬亭，在陝西、河南的報紙上通緝他們。

我從回憶劉誌丹同誌的一篇文章裏，讀到故事的另一端發生的情況。劉誌丹是我黨從黃埔軍校抽調到西北軍的共產黨員，他當時在西安被解除了武裝，押解到開封 “ 集訓 ” 。他們一共有二百人左右，被關押在開封的一所中學裏，劉伯堅、劉誌丹等三十二個名氣較大的共產黨員另外關押，天天 “ 洗腦 ” ，一個一個地“審查”。十多天以後，馮玉祥將他們全部押上一截鐵悶子車， “ 驅逐出境 ” 。實際是逐出西北軍的管轄區，到湖北邊境的武勝口就將他們放了，並沒有交給武漢政府，但是又在陝西、河南的報紙上大登通緝令，捉拿這批共產黨人。這些自相矛盾的作法，或者說是 “ 表演 ” ，都說明馮玉祥的心態是動搖的，雖然他表麵上服從武漢政府的反共決議，但受過共產黨的教育，接受過進步思想影響，仍然同情革命，加上與蔣介石集團的深刻矛盾，使他最終沒有殺害這些曾幫助過他的共產黨人。恰恰因為馮玉祥--這個特殊時代的特殊人物，使西北的黨員和黨組織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中得以保存下一部份，這是不幸中的萬幸。

渭華起義

我父親從渭南逃脫後，立即到渭南以北去找地方黨組織，在他們的幫助下回到西安找到陝西省委。此時，共青團陝西省委剛剛組建，急需幹部，省委便派他去任宣傳部長。這時共產黨的工作己經完全轉入地下，我父親他們麵臨的將是什麽樣的環境呢？

麵對四.一二以後國民黨新軍閥的白色恐怖，共產黨人擦幹身上的血跡，總結出深刻的經驗教訓。1927年8月7日，在黑雲壓城、殺人如麻的漢口市，黨中央召開了八七會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了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了。

遍地的幹柴烈火，到處是工農群眾的反抗，此時的共產黨人為建立自已的武裝，展開了拚死一搏。8月1日，周恩來、朱德、劉伯承、賀龍、葉挺等領導發動了南昌起義；9月，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領導了湖南江西的秋收起義，並成功地將這支幾千人的工農武裝拉上了井崗山；12月，在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聶榮瑧的領導下，暴發了廣州起義……

我父親參與領導的渭華起義，正是繼上麵幾次武裝暴動之後，西北地區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起義。

在黨中央的八七會議以後，我父親參加了陝西省委緊急召開的擴大會議，會上通過了農民運動和軍事運動等九項議案，決定抓緊組織兵變和農民暴動，並具體布署了渭華起義。我父親在剛組建不久的團省委，主要任務就是發動和聯絡進步青年，為武裝暴動作準備。他積極籌建小學教師聯合會，在進步青年中發展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組織他們到農村去，參加農協和農民赤衛隊，帶領農民抗捐抗稅抗租抗糧，宣傳和鼓動武裝鬥爭。渭華起義前夕，中共陝東特委成立，特委由劉繼曾、李大章和肖鳴組成。1928年3月底，我父親從西安趕往渭南參加陝東特委第一次會議，發布了第一、第二號通告，明確陝東特委直轄於省委，專門指導陝東各地鬥爭與暴動。4月，中共陝西省委認為武裝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陝東特委再次召開擴大會議，有渭南、華縣的黨、團書記，特科主任、“許權中旅”(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新編第三旅，旅長許權中，中共地下黨員)黨組織的代表參加，通過了《中共陝東特委目前工作計劃大綱》，開宗明義的確定：這是一個準備暴動的計劃，是要在最短時間內完全實現的計劃。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嚴酷鬥爭，保障“大綱”的順利實現，渭南、華縣、固市三縣黨團聯席會議決定了非常嚴格的臨時紀律11條。接著，我父親以陝東特委委員和共青團陝西省委代表的身份來到起義部隊“許權中旅”，同時也帶去了一批堅定的黨團骨幹。渭華起義失敗後，三百多名優秀黨團員犧牲在戰場，令我父親痛惜萬分。

關於這次起義，我父親說： “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和9月湖南農民秋收起義以後，我們為了響應和配合，1928年春天在陝西渭南搞了一次 “ 渭華暴動 ” ，暴動的主要力量是黨從駐在潼關的陝西地方軍閥李虎臣部隊拉出來的一個旅，再發動農民赤衛隊和一部份知識青年參加，共有二千多人，當時的口號是 ‘ 打土豪、分田地 ’ ，所到之處轟轟烈烈，受到民眾支持。但是，暴動很快震動了敵人，馮玉祥派宋哲元率三個師來圍剿起義軍，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我們又缺乏作戰經驗，同敵人打陣地戰，犧牲很大。部隊在萬分艱險的情況下堅持了三個多月，最後退到藍田一帶山溝裏時隻剩下二三百人了。我們短暫休整後準備往華山以南轉移，為了保存黨的實力，部隊黨委開會決定：公開的共產黨員以及不擔任軍事職務的，離開軍隊。當時，我以陝東特委和共青團陝西省委代表的身份參加和領導渭華暴動，所以和劉誌丹等公開的共產黨員一起離開了起義軍，同時受起義軍黨委委托回西安向省委匯報。留下的部隊在宋哲元強力圍剿下，也化整為零，分散隱蔽下來。這支殘存的力量後來成為陝南、陝北大地上的星星火種。 ”

正如父親所說，渭華起義軍的基本力量是從陝西軍閥部隊拉出來的許權中旅。這支軍隊的骨幹是以史可軒為校長的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學員，和以共產黨員為主體的西北軍政治保衛隊。前麵曾提到，馮玉祥五原誓師時，曾宣稱要永遠忠誠於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忠實執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在他的要求下，共產黨派遣二百多幹部進入西北軍，並幫助他創辦了西安中山軍事學校，為西北軍培養軍政幹部。史可軒被黨派往這所學校任校長，鄧小平從莫斯科回來後，也在這所學校任政治處主任。

1927年6月，馮玉祥倒戈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命令史可軒率領《中山軍事學校》700多名學員和政治保衛隊開赴洛陽、鄭州前線待命。現在看來，不知馮玉祥當時是為了在軍閥混戰中吃掉這支共產黨控製的軍隊呢？亦或是為了保住這支軍隊？總之，在這一觸即發的危急時刻，中共陝西省委指示史可軒抗令，拒不出潼關，在渭河兩岸 “ 找主求生，保存革命實力 ” 。史可軒奉命率隊北上，準備前往陝北建立根據地。一路都遭到了馮玉祥軍隊的剿殺，最後途經富平縣時，被當地的地主武裝誘殺。史可軒犧牲後，這支部隊由副師長、中共秘密黨員許權中指揮。為了保存實力，他們加入了軍閥李虎臣的部隊，被整編為一個旅。中共陝西省委相繼派遣了劉誌丹、唐澍、謝子長等共產黨員進入許權中旅，加強旅黨委的領導，同時對部隊進行整頓擴編，他們遵照陝西省委的指示，等待時機，準備武裝起義。

1928年4月，李虎臣與馮玉祥為爭地盤開戰，李虎臣決定將許權中旅派往前線充當炮灰。中共陝西省委認為這是拉出隊伍舉行起義的時機，於是命令許權中旅迅速開往渭南華縣起義，配合農民運動，建立革命根據地。許旅接到指示後，立即從李馮戰爭前線退出，開赴潼關南源宣布起義。五月初，起義軍在高塘開大會，在鑼鼓喧天的歡慶聲中宣布西北工農紅軍誕生。接著，黨領導的工農紅軍與農民運動相結合，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在渭華塬上建立了西北的第一個紅色政權。

紅軍的勝利和紅色政權的建立震驚了國民黨，馮、李馬上言和，一起聯手對付共產黨。6月中旬，馮玉祥命令宋哲元率三個師圍剿渭華地區，紅軍在根據地群眾的掩護下?一直堅持到7月，宋又增加到五個師，堵住紅軍試圖撤到陝北的退路，紅軍激戰數日，傷亡慘重。後來，部隊分頭突出重圍，在藍田匯聚時隻剩下了二百多人。這時，前往省委匯報情況的陝東特委書記劉繼曾返回部隊，傳達了省委指示：將紅旗暫時收起，停止蘇維埃運動，剩餘人員以不同方式撤離、轉移和分散，保存革命實力，以利再戰。部隊黨委決定，不擔任軍職的和已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先行撤離，留下的軍隊由徐權中指揮逐步分散撤離。

渭華起義的失敗，和思想、組織上的準備不充分有關，也和當時黨的領導的“左”傾盲動路線有關。實際上，我父親他們在西北舉行渭華起義之前的一、二月間，周恩來已經在實際鬥爭中覺察到，準備不充分的武裝暴動隻能給革命帶來更大的損失。他以中央的名義給各省委起草了一係列的指示信，要求各地若組織暴動必須要有成熟的條件，尤其是工人農民的充分發動，城市暴動必須要有農村暴動的配合等等。但是，由於當時通訊的不便，這些重要指示傳到陝西省委時已是渭華起義失敗半年以後了，沒有能夠及時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犧牲。

震驚西北的渭華起義和西北工農紅軍，艱苦奮戰了三個月，雖然失敗了，但其意義和影響都是深遠的，這是共產黨領導武裝鬥爭、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一次嚐試，先烈們用生命和鮮血為革命事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劉誌丹正是在此基礎上，再次創建了西北工農紅軍和陝北革命根據地，最終為北上的中央紅軍提供了落腳點，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根據地。這是後話。

獄中兩年

父親離開紅軍後，輾轉回到西安找到中共陝西省委， 黨組織指示他仍然回到團省委擔任宣傳部長，但囑咐他千萬注意安全，現在白色恐怖更加猖獗，軍閥特務滿街搜捕共產黨員，而且不少人當了叛徒。

當時黨的工作剛從公開轉入地下，應當說還缺乏做秘密工作的經驗。我父親住在團省委組織部長陳士誠的家中，地點在西安南轅門甜水井一帶。他此時用的化名是黎庶。時間不長，陳士誠外出活動時被特務盯上了。他被捕後經不住敵人的威脅利誘，很快叛變，出賣了團省委書記馬雲藩和我父親，馬雲藩被捕後又出賣了當時的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曹企仁，曹又叛變出賣了省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和秘書長劉繼曾、徐夢周、李子洲、劉映勝等同誌。至此，中共陝西省委、團省委幾乎被一網打盡。

父親的這段經曆，曾經讓我感到撲朔迷離：黨團領導人一串串被捕，又一串串地叛變，這和我們從小就被告知的，英勇不屈的共產黨員形象相差太遠。幾十年以後，當我有了更多的人生閱曆，了解了更多的曆史真相之後，我明白了，這就是白色恐怖下的現實。渭華起義前的1928年春天，陝西關中各縣的黨員已經發展到二千六百多人，一年以後就隻剩下二百五十人了，不足十分之一。黨史上記載的一組數字也說明什麽是白色恐怖：1927年底，共產黨員的人數從大革命時的近六萬人銳減到一萬人；1928年1月至8月，被屠殺的革命者多達十幾萬。白色恐怖首先摧毀的是人的信心和意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如洶湧大潮，摧枯拉朽之中不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許多人對革命的艱巨性與殘酷性認識不足，一些人對革命的信念並不堅定。大革命失敗後，那些不堅定分子便發生動搖，對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對自已追求的理想產生懷疑，在敵人的屠殺麵前恐懼退縮，他們有的自動脫黨，有的消沉叛變，被革命洪流淘汰出局，留下的同誌就是革命的中堅，這本身是符合曆史客觀規律的。?

我父親說，當時國民黨特務采取“割韭菜”的策略，逮捕一批共產黨員後，留下幾個 “ 樁子 ” ，等待不知情的人上門聯絡，再抓一批，給黨造成很大損失。我父親他們這一批人被捕都是由於叛徒出賣，所以全部暴露了共產黨員身份和黨內職務，敵人對他們一律在剛抓進來時打一頓“殺威棒”，然後就戴上五斤重的腳鐐關在西安西華門軍法處監獄裏，既沒有過堂審問，也沒有宣判，整整關押了兩年。父親他們在這兩年中一直帶著腳鐐手銬，腳踝手腕的皮肉磨爛了結痂，再磨爛，直至長出厚厚的硬皮，到出獄時走路都不利索了。

可笑的是，叛徒也被關在一起，享受同等 “ 待遇 ” 。這件事在今天的我看來，不禁有兩點感慨，其一是所幸我父親是在西北宋哲元地盤上被捕，如果在湖南、湖北、上海、江浙等蔣介石的勢力茫圍內，也許早就當烈士了。1927年江蘇省委也是被叛徒出賣連鍋端，省委負責人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羅亦農等都是很快就被殺害了，而這次陝西省委同一個案子的人，一個未殺，隻是被長期關押。其二是看來宋哲元也不喜歡叛徒，當叛徒的人雖然免了一時的皮肉之苦，但從人格上被篤信 “ 忠義 ” 的宋哲元蔑視，照樣不予寬恕。當然，也有讓他們監視那些剛正的共產黨員們的意圖。

父親回憶這段日子說： “ 我們被關了兩年，不過堂、也沒有宣判，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中，隨時都可能拉出去槍斃，你根本就無法確定自已能不能活到明天，這無疑對我們每個人都是很大的精神壓力。更何況我們和叛徒關在一起，一舉一動都要非常謹慎。監獄裏生活條件、醫療衛生條件都極差，吃不飽，很多人生病得不到醫治，體貭差一點的都難以活下來，一位堅強的共產黨員李子洲就病死在獄中了。 ”

父親還記得經常與他們打交道的兩個典獄長。一個是已經五六十歲的軍法處處長，名叫肅震贏，是封建軍閥的典型人物。他平均每個月要到監獄對這些政治犯訓話一次，既反對共產黨，也反對國民黨，自稱什麽黨什麽主義都不相信，隻相信孔孟之道，每次訓話都是亂罵一通，先說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又罵，什麽三民主義？八民主義也救不了中國，還說青天白日旗，把中國弄了個青天黑日。常常聽得這些政治犯們哭笑不得。另外一位就不那麽簡單了，他是軍法處的法官，叫石玉瑞，是一個凶狠的國民黨特務。他對政治犯使出了許多軟硬兼施的損招，虐待他們，殺人不見血。他讓我父親這批政治犯自始至終戴著腳鐐手銬，他槍殺了兩名另案關押的共產黨員，對別的人又長期不宣判，妄圖在精神上壓垮那些意誌不堅定者。他經常訓話，謾罵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借口當時中蘇在邊界發生衝突，勸誘大家寫反蘇、反共的文章，他甚至拿出湖南一個叛變的共產黨員的自首書，稱為 “ 樣板 ” ，讓大家照著寫，我父親他們則嗤之以鼻，沒有一人去寫過那東西。就是這樣一個反動家夥，“文化大革命 ” 中也有造反派鑽天覓縫地將他找出來，要他來揭發共產黨員的所謂 “ 叛變行為 ” 。

關押期間，時任陝西省主席的宋哲元還曾經到監獄訓話，認出了當時化名黎庶的我父親。他故作驚訝地問我父親為什麽沒有回南方去？他知道我父親在西北沒有親人探監接濟，獄中生活會更苦一些，便特意到他牢房去查看，聲稱要為他改善生活條件。我父親知道宋哲元的用心，無非是想動搖他的意誌，讓他放棄共產主義信仰，跟著軍閥走。我父親對宋哲元說： “ 無論你們關我多久，我的信仰是不會變的。 ” 宋哲元達不到目的，隻好訕訕離去。但從此以後，黎庶就是從莫斯科回來的李暢英(大章)這一事實，也就無法隱瞞了。

1930年5月，即父親他們被捕兩年之後，蔣馮閻新軍閥的中原大戰爆發。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吃了敗仗，馮玉祥所部宋哲元退出西安，蔣介石派楊虎城進駐。楊、宋雙方在西安城內並未打仗，而是共同成立了一個警備司令部作為過渡。楊虎城早年受進步思想影響，對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亡我中華的行徑，萬分痛恨，感情上傾向共產黨，他信任的秘書長南漢宸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共產黨員。他手下的三個軍長身邊都有一群秘密共產黨員在工作。在南漢宸的勸說下，楊虎城一進西安就宣布，無條件釋放所有被關押的政治犯。其實，我父親他們在獄中也已作好了衝監的準備。黨組織早已通過探監的人將外麵蔣馮閻大戰的情況告訴了獄中黨支部，他們分析，一旦宋哲元退出西安，對政治犯可能會有四種處理辦法：一是統統槍殺；二是帶走；三是交楊虎城繼續關押；四是放人。為了應付可能出現的最壞局麵，他們必須作好衝監越獄的準備。通過我父親他們兩年的說服教育工作，已爭取到一些獄卒的敬佩和同情。這時，他們讓獄卒悄悄帶進銼刀等工具，將腳鐐銼得隻剩下一層皮，一撅就會斷。宋哲元撤走前，呯呯砰砰放了一夜槍，西安城內一片混亂，監獄裏憲警們跑得無影無蹤，我父親他們就這樣從無人看管的監獄裏逃了出來。

我對父親這段曆史的了解是在“文革 ” 中。紅衛兵對在革命年代坐過監獄的人，一概認為不可靠，是叛徒。他們從全國各地趕來，輪番提審我父親，有的要他交待自己的叛變罪行，有的要他指證別人是叛徒。更可恨的是，“文革”剛開始，省裏就有領導放出話去，說： “ 李大章三次被捕是叛徒 ” ， “ 真正的叛徒隻有李大章 ” ……，讓我父親吃了不少苦頭。為此，我父親寫下了自已那段獄中生活，並實事求是地為自己的難友們提供忠貞的證明。

和我父親一同出獄的潘自力同誌，是1926年底同我父親一起從莫斯科回國的中山大學學生，曾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他比我父親早半年入獄，是在街上被叛徒指認後被捕的。他被捕後受到刑訊，但黨組織並沒有因他被捕遭受到進一步破壞，這就證明他沒有叛變出賣同誌的行為。他在獄中的表現也很好。他出獄後接受楊虎城的資助到歐洲去避了一段風頭。還有與我父親一同參加渭華起義的徐繼曾同誌，“文革”時任寧夏大學黨委書記，被學生們咬定是叛徒，遭到很殘酷的批鬥。我父親為他作證說，徐繼曾是個對黨忠誠的好同誌，他是被叛徒出賣的，他在監獄裏一直不屈不撓地堅持鬥爭，從未有過叛黨行為。

同獄的還有徐夢周、李子洲等幾位陝西籍的共產黨員，他們大革命時期在陝西都有很高的聲望。李子洲後來犧牲在獄中。他是中共早期的黨員，北大哲學係的學生，也是劉誌丹等一大批陝西籍共產黨員的老師。五四運動時他就同張國燾、羅章龍、許德珩等被選為五四大遊行的主席團成員，參加了李大釗領導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由李大釗同誌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被毛澤東讚譽為 “ 北方之強 ” 。五四運動以後，黨指示他回到陝北執教於各中學，在進步青年中傳播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念。通過他艱苦卓絕的工作，大革命時期，他任校長的陝西綏德省立四師，百分之八十的學生加入了共產黨和共青團，在革命高潮中成為黨的幹部大學。他也是渭華暴動的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因為他在黨內的地位，宋哲元曾親自提審他，宋說： “ 你們共產黨背叛三民主義 ” ，他反唇相譏道： “ 宋先生恐怕要讀點三民主義的啟蒙課本吧。孫中山先生主張的三民主義，包括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你們口頭上高喊三民主義，卻一不聯俄、二不聯共、三不扶助工農，請問宋先生，是誰背叛了三民主義？ ” 宋哲元無言以對，隻好訕訕地問： “ 你為何不安分於教育，偏要去搞什麽暴動、起義呢？ ” 李子洲說： “ 一是因為你省府門前的石獅子是吃老百姓骨肉的，二是因為你的驚堂木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 ” 宋威脅道： “ 你就不怕死嗎？ ” 李子洲昂然答道： “ 怕死就不當共產黨了。 ” 李子洲後來在監獄裏患傷寒，又轉發肺病，病死獄中。臨死前托人帶信給家人，說： “ 我不怕死，我一個人犧牲了，還有更多的人活著，將來的社會是光明的，不要為我傷心流淚。 ” 他犧牲時年僅三十七歲。

我父親還提到過另一位難友，年輕的共產黨員李艮，他是在我父親被捕半年以後從長安縣抓來的，當時隻有二十歲，和我父親關在一起。剛被捕時宋哲元也曾親自升堂審問，誰知李艮在堂上大罵宋哲元是帝國主義走狗。我父親讚揚他： “ 很有骨氣 ” 。雖然挨了打，但宋也審不下去，隻好不了了之。後來，宋哲元的衛兵們爭先恐後跑來看李艮，都想見識一下 “ 敢罵宋主席的人 ” ，認為他是條好漢、有骨氣。李艮也是在1930年蔣馮閻大戰後和我父親一同越獄的，出獄後他去了陝甘遊擊隊，創建工農紅軍第二十九軍，擔任軍政委。1933年，他在戰鬥中被捕犧牲，年僅25歲。他一直是陝北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父親心目中的英雄。

至於那些叛徒的下場，我父親說，這些人由於意誌薄弱走上了出賣同誌的叛變道路，這是一條不歸路，回不了頭的。叛徒陳士誠出獄後參加了楊虎城所屬部隊馬清宛軍，在與青海馬步芳作戰中被俘，這次沒容他叛變就被槍斃了。叛徒馬雲藩出獄後繼續給國民黨當特務，積惡太多，解放後被人民政府鎮壓了。叛徒曹企仁出獄後脫離政治，沒有再做過破壞組織的事，所以解放以後政府對他寬大處理，讓他在西安做些基層工作。前麵提到的那位國民黨特務石玉瑞，解放後在押。“文革”中一些紅衛兵造反派去找他了解當年政治犯們的表現。我父親語重心長地對這些外調者說： “ 石玉瑞的手上沾滿了共產黨員的鮮血，他為人陰險惡毒，對共產黨充滿仇恨，你們對他提供的材料一定要分析調查，千萬不能輕信，以防他把水攪渾，製造混亂啊。 ”

我父親一生四次坐反動派的監獄，受到嚴峻考驗，文革中，他的忠誠又受到無端置疑，甚至又被投入監獄，飽受摧殘。但他始終抱著相信群眾相信黨的態度，除了向組織申訴接受黨的審查之外，從不向任何人抱怨。如今，父親與我們已經陰陽兩隔三十載，我已無處去追問父親，他當初被人誣蔑為叛徒時有何感受？在這裏我隻想引用趙毅敏說過的一段話。趙毅敏就是我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位在火車上丟了路費，在李大章等青年幫助下終於去了法國的年輕人，後來在法國也加入了共青團，和我父親一樣，因為參加五卅反帝大遊行，被法國政府驅逐後去了蘇聯。解放後，他擔任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長期戰鬥在外交戰線。趙毅敏曾和我父親一樣，在革命年代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也曾被捕坐過牢。因此，關於叛徒問題他深有體會，他說： “‘ 文革’中形成一種邏輯，叫做凡是被捕後出了獄的人，就都叛變了，不然怎麽能出獄呢？這種謬論，是對被捕的革命者的侮辱，是對曆史的歪曲、嘲弄。稍微了解當時鬥爭的人都知道，被捕的人，後來情況不一樣：有的叛變了；有的犧牲在獄中；有的活著出獄了。知識的貧乏和教育的缺陷，使一些年輕人完全不了解鬥爭的殘酷性和複雜性。紅衛兵完全不了解曆史情況，思想單純，不懂世事，遇事簡單化，極端化，草木皆兵，這樣就會被人利用，誤了大事。曆史的玩笑開得荒唐而殘酷，我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子孫後代都應該牢記。 ”

年輕人對曆史的無知倒也罷了，可是有些黨的高級幹部，權重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隨便指認：誰誰是叛徒，誰誰是壞人，誰誰是土匪、袍哥、棒老二，這就讓人費解了。

在西安西華門軍法處監獄的兩年，是我父親回到自已滿目瘡痍的祖國後第一次蹲反動派的監獄，也是白色恐怖對他的第一次考驗，這兩年中他學到了很多東西，為他以後開展黨的地下鬥爭準備了寶貴經驗。正如《紅燈記》中李玉和所唱：有這一碗酒墊底，什麽樣的酒都能對付了。

找黨中央去

我父親出獄後，黨組織很快派了張文華同誌來找他聯係，張文華對他說： “ 黨組織已確認你在獄中表現很好，現在派我來為你恢複組織關係，今後我會與你一同工作。 ”

父親曾經給我講過，地下黨組織很嚴密，密切關注著每一個黨員，消息也很靈通，如果你在獄中沒有叛變行為，組織會主動找你接頭。反之，黨組織和同誌們都會在你麵前消失，你要找尋都難。

接上關係後，我父親和張文華一起去找另一位一同出獄的共產黨員，卻發現他很消沉，並不想馬上找黨組織，而是要 “ 看一看再說 ” ，並且提出可以幫我父親找一個教師職務，先隱蔽下來，也看一看再說。我父親見話不投機，拒絕了他的提議，告辭出來後，他不屑地對張文華說： “ 要想鑽狗洞子我早鑽了，何必幹革命！ ”

這時的父親已是一個有八年黨齡的共產黨員，經受過了各種考驗，他不是那麽容易被征服，也不是輕易會妥協的。現在他迫切地感覺是，在監獄裏一待兩年，浪費了很多時間，他不會再等待，也不願看看苗頭、避避風頭，他渴望盡快得到黨的指示，恨不得立刻投入到革命鬥爭中去。當時他住在一位秘密黨員的家裏，這位同誌的公開職務是中學教員。很快有風聲傳來，說從監獄裏釋放出來的政治犯還會被抓回去，我父親擔心繼續留在西安夜長夢多，而且會連累這位秘密黨員，所以向陝西省委提出，直接到上海找中央去。陝西省委同意他的意見。於是，他拿著陝西省委的介紹信，於1930年底隻身到了上海，找到了黨中央。

二十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正處在大發展、大動蕩之中。我父親並不知道，他在陝西蹲監獄的前後兩年中，黨中央的領導已經經曆了一個右轉，兩個左轉，中央領導人也數度變換。他更不可能料到，自已一出獄又將麵臨黨的第三次左轉，這次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這次長達四年的錯誤路線將給革命帶來巨大損失，而他也將在這條機會主義路線的陰影下，以命相搏，倍嚐艱辛，九死一生。

晚年的父親在回憶那些曾經曆過的萬分艱險的往事時，感慨地告訴我們，黨內的路線錯誤帶給革命的傷害，往往會大過外部敵人對我們的破壞，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很長時間以來未能真正形成自己正確的領導核心，沒有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實際的革命路線。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航船就是這樣在驚濤駭浪中，搖搖擺擺地艱難前進，多少次已深陷滅頂之災，但仍然又頑強地破浪而出，多虧了我們黨有那麽多舍生忘死的優秀黨員啊！我父親他們隻能在血的教訓中不斷摸索前行。

自從 1927 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及時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以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首的黨中央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正確方向，使我們黨從慘痛的教訓中又振奮起來，在白色恐怖和殘酷的鎮壓中崛起，繼南昌起義之後，又相繼舉行了秋收起義、廣卅起義等武裝暴動，一次又一次地打擊了反動者的氣焰，也極大地鼓舞了革命者的鬥誌。在這些局部的勝利中，黨的領導者們又開始頭腦發熱，過高地估計革命的力量和形勢，指揮中心開始左轉，他們認為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目前的任務是繼續進攻，繼續暴動，要搞以城市為中心的工人暴動，農村則可以發展為全國總暴動。黨的領導逐步轉向左傾盲動主義，從 1927 年 11 月到 1928 年 4 月，相繼發動了多次大中城市的武裝暴動，因為群眾基礎不夠，均告失敗，使黨的組織和革命力量遭受嚴重損失。

所幸“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時間不長，到 1928 年 2 月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批評了這次“左”傾錯誤。 4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討論並接受了這一決議案。至此，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得到糾正。 6 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正確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反對“左”和“右”兩種傾向。確定了中國當前的革命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黨的總綱領是反帝反封建，實現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當前的政治形勢是正處在兩次革命高潮之間，因此現階段黨的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爭取群眾，準備暴動。

黨的六大確立的是一條基本正確的路線，擺脫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幹擾，使革命形勢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黨的組織也得到了發展和健全。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員人數已銳減到一萬人，而到1930年又上升到十二萬人。在大城市，赤色工會發展了十餘萬會員。在農村，由於正確開展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大小十幾塊革命根據地，工農紅軍得到成長壯大，也擁有了十萬人之眾。我父親剛出獄時，正逢蔣介石派遣十萬大軍圍剿中央蘇區，他到上海就聽到了反圍剿勝利的好消息，讓他振奮不已。但是，黨中央的一些領導人看到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有利於革命的變化，又受到共產國際“左”傾指導思想的影響，頭腦開始發熱，使本來就未根治的左傾思想又抬頭了，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確立黨的總路線仍然是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的工人武裝暴動，達到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進而奪取全國政權。這條錯誤路線調動力量尚且幼小的工農紅軍去攻打敵人兵力雄厚的城市，使紅軍實力和革命根據地都遭受重大損失；在白區則發動工人罷工和武裝暴動，使剛剛恢複和健全的地下黨組織被嚴重破壞，許多同誌暴露、被捕、犧牲。

1930 年 9 月，瞿秋白、周恩來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傾路線錯誤，並改組了黨的中央領導機關，撤銷了李立三的領導權。雖然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持續時間僅僅隻有三個月，可是給全黨和革命帶來了不可挽救的損失。

1930 年 12 月，李立三的“左”傾冒險路線剛剛糾正三個月，共產國際卻認為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對瞿秋白、周恩來等同誌仍將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內，而將剛剛從蘇聯回國的王明拒之門外大為不滿。共產國際派出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作為全權代表來到上海，直接插手指揮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來了。後來人們分析，米夫此次來華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把王明等人扶上中共最高領導位置，以保證今後能夠百分之百地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以 “ 國際主義路線 ” 為旗幟，要求黨的領導人要完全服從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領導，在革命路線上則提出了一係列比李立三更“左”的錯誤主張。在共產國際操縱下， 會議通過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補選王明等為中央委員，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向忠發、周恩來、項英、張國燾、徐錫根、盧福坦、任弼時、陳鬱、王明 9 人為政治局委員。之後不久王明又被補為政冶局常委。這樣，王明便由一個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人，一躍而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米夫為後台掌握了中央實際領導權 , 對全黨統治長達四年之久。

艱險異常的白區

此時，我父親正在上海，正在黨中央為他們辦的訓練班裏學習。

父親找到黨中央後，提出了一個請求：因為長期被關在監獄裏，與外界隔絕時間太長，對當前的鬥爭形勢和黨的工作狀況不甚了解，希望有一個學習的機會。黨中央批準了他的請求，為他和其他十幾位同誌辦了一期訓練班，為時一個月。時間大約是1931年1月。父親還記得，當時給他們講職工運動史的是張國燾，聶榮瑧同誌為他們上軍事課，講解遊擊戰爭。張聞天為他們帶來共產國際的最新動態，還有沈澤民等同誌也是當時的教員。一個月的學習，使我父親對當前的鬥爭形勢有了基本了解，對自已即將麵臨的艱苦工作，心中也有了數。1931年2月，中央安排我父親去河北省委所在地天津開展地下鬥爭。

1931年是白區工作異常艱險的一年。他離開上海後，上海的黨中央經曆了驚心動魄的一幕。張國燾1月還在給訓練班上課講職工運動史，3月，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派他和莫斯科回來的陳昌浩一起，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當 “ 欽差大臣 ” 。由當時的黨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護送他們去武漢。顧順章將人送到武漢完成任務後，卻違反地下工作的紀律，不是立即返回，而是滯留在武漢，不但出入煙花柳巷，還在繁華遊樂場登台表演魔術，結果被叛徒認出被捕。被捕後馬上叛變。當時的顧順章不僅在黨中央負責安全保衛工作，而且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他不僅了解黨內的大量機密，而且對黨中央各機關、各領導的住地以及聯絡方式也全部掌握，他的叛變無疑將會給黨造成巨大損失。而國民黨則如獲至寶。顧順章叛變的消息當天便從武漢報到了南京國民黨中統特務總部，這份電報卻被我黨特工人員錢壯飛截獲。錢壯飛當時已打入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高層，任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的秘書。真是老天爺不亡中國共產黨，在此千鈞一發之際為顧順章安排了一顆克星。錢壯飛截獲這一情報後，連夜派人趕赴上海，通知了黨中央。周恩來三天三夜沒合眼，帶領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中央特科的同誌，將當時在上海的黨的各級領導人、黨中央政治局辦公處、共產國際機關、各省、各紅色根據地派駐上海機構、紅軍後勤、醫院采購單位、地下交通站、聯絡點等幾十個單位，五百多人員全部轉移搬遷。這麽大的工作量，這麽快速神秘地 “ 人間蒸發 ” ，在資訊如此快捷的今天看來也是個奇跡。三天後，當顧順章帶領中統特務從南京風風火火趕到上海抓人時，隻能撲個空。但凶狠的叛徒並不就此甘心，他仍然出賣了在他被捕之前已被關押但沒有暴露身份的中央軍委領導人惲代英，又指引特務去香港抓了廣東省委書記蔡和森，致使這兩位黨的優秀領導人被慘殺。

顧順章的叛變給黨的地下工作帶來空前的破壞，他不僅將所知的黨內機密傾囊而出，還幫助陳立夫開辦了一個特務訓練班，培訓了一批得力鷹犬充實到各級特務機構。他組織一批叛徒特務在上海成立了一個以綁架、暗殺等行動為重心的上海行動區，專門針對上海地下黨依托外國租界區進行活動的特點予以打擊。他還向陳立夫進言： “ 共產黨員不怕死，單純地依靠屠殺是沒用的，應攻心為上。 ” 得到陳立夫讚賞，馬上在蘇州開設了《反省院》，專門對共產黨員 “ 攻心 ” 。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在《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一書中這樣寫道： “ 顧順章轉變以後，我們在全國各地與地下黨戰鬥的戰績，突然輝煌起來，案件進行也不象從前那樣棘手，尤其在破獲南京、上海、蘇州、天津、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案件，均是與他取得聯係的結果。由於他在共產黨內部的曆史和地位，使他對共產黨的上中級人事具有極廣泛的了解，各地共產黨的指揮機構中，更不少是他的舊部，他好象是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隻要求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本來是無法判罪或情節輕微的案件，經過他的指證以後，立刻可以定讞或重要性突然增大。同時，從這些破案中又獲得了向上追溯的機會，於是又擴大再破獲，這樣一次又一次連續性的破獲，使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嚴重的地區，竟至無法恢複組織。 ”

敵人的瘋狂捕殺和顧順章的叛變，這是來自外部的打擊。在這樣的打擊下，上海黨中央工作幾乎癱瘓。緊接著，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又被捕叛變，周恩來的處境更加危險，中央指示周恩來盡快轉移到中央蘇區，暫時不能去之前必須隱蔽起來。於是，周恩來夫婦、李富春夫婦、聶榮瑧夫婦、錢壯飛、李克農、陳賡等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全部在上海隱居起來，他們幾乎足不出戶，長則四五個月、短則一二個月，等待白色恐怖的風頭過去。這時在上海負責中央工作的隻剩下了王明。他剛從蘇聯回來，名氣不大，相對比較安全。中央特科專門配了四五個持槍警衛暗中保衛他，有時一天變換好幾處住地，但他仍然時時感到恐懼。特別在向忠發被槍決以後，黨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他不敢要了，上海也不敢待了，思來想去，還是在莫斯科比較安全。於是，他向共產國際提出去蘇聯擔任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團長，得到批準。他在9月離開上海去莫斯科之前，由他提議並得到共產國際批準，指定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王明則代表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遙控，黨的核心領導權就這樣到了所謂的 “ 二十八個半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 ” 手中。這些人缺乏革命鬥爭的實際經驗，也沒有經過嚴酷的鬥爭考驗，有的隻是書本知識和教條，如今王明坐在安全的莫斯科，拍著腦門子想出一條比一條更“左”的指令。在根據地，他們強調改造蘇區各級領導機關，擴大肅反，殺害自已的同誌，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高調門兒的反 “ 右傾 ” ，致使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役由勝轉敗，根據地逐步縮小。對黨的白區工作，則要求組織發動群眾在大城市舉行示威、罷工、飛行集會、武裝暴動，否則就是 “ 極可恥的取消主義與逃避主義 ” ，致使地下黨組織和黨員輕易暴露，損失殆盡。

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如十二級台風般刮起，沒有人可以抵擋，無論是中央蘇區的紅軍指戰員，還是象我父親一樣戰鬥在敵人心髒的白區地下黨，都要 “ 拿著命拚 ” 了。(毛澤東1945年在延安中央黨校演講中曾如此評價堅持白區工作的同誌： “ 為了鬥爭，他們拿著命拚。 ” )

這就是1931年地下鬥爭的黨內環境，是來自內部的打擊。

北平曆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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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離開上海去天津前，黨中央給他派了一個助手，她是上海紗廠的女工王英。王英是福建人，從小父母雙亡，被人賣到上海當童工。貧苦的生活，被壓迫被淩辱的地位使她覺悟很早，她是大革命時期工人運動的積極份子，二十年代的共產黨員。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共產黨轉入地下，她配合黨的機關做內務工作，分送文件、傳遞情報、到各聯絡點轉達重要通知，也常常為黨的會議放哨把風作掩護。她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忠誠於黨的事業，膽大心細，做事潑辣幹練，對開展黨的機關工作有一定經驗，受到黨組織的信任。當時河北省委同樣遭受到敵人的嚴重破壞，為了使黨的工作能盡快恢複，黨中央委派她跟隨我父親裝扮成一對夫妻，前往河北重新建立黨的省委辦事機關。父親曾告訴我們，當時的社會環境是夫妻兩人從事地下工作比較安全，如果是坐黨的機關，則扮成有錢人家夫婦，男人一般或西裝革履或長袍馬褂，女人要旗袍繡花鞋，傳統的家庭主婦樣，這樣更有隱蔽性，容易麻痹敵人，一個單身漢最能讓人生疑，連租住房子都困難。而我父親當時正是一個31歲的單身漢，革命者顛沛流離、充滿艱險的生活，使他連戀愛的滋味都沒有品嚐過。現在，黨中央為了工作的方便和安全，派來了這個長著一雙大眼晴的苗條的姑娘給他當助手，他自然是歡喜。他們年齡相當，誌同道合，有相同的革命理想和情操，同樣有 “ 提著腦殼幹革命 ” 的膽量。雖然他們一個受過高等教育一個隻上過工人夜校，一個出自較富裕的家庭一個是貧苦的孤兒，但革命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在鬥爭中建立起生死相依的感情，他們由假夫妻而真夫妻，由同誌之情到夫妻之愛，在艱險異常的革命旅途中結為了伴侶，她就是我父親的第一位妻子，我大姐姐的生母王英。

他們結伴前往當時的河北省委所在地天津，分配在河北省委的秘書處工作（河北省委與中共北方局當時是一套人馬兩塊招牌）。那是滴水成冰的一、二月間。當時正是白色恐怖萬分猖獗之時，一月剛結束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河北省黨內因為對四中全會路線存在不同認識，有人成立了 “ 河北省緊急會議籌備處 ” ，提出廢止六屆四中全會一切決議，重新組織黨中央，造成河北省以及下屬天津、北京等各級黨組織的混亂，黨麵臨分裂的危險，鬥爭環境錯綜複雜。

這時，掌握了中央實際領導權的王明等人，也在積極采取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將一批從莫斯科回來、所謂忠於國際路線的人，紛紛派往各根據地和地下黨各省委，充當 “ 欽差大臣 ” ，賦與他們極大的權力。很快，中央派來了陳原道、賀昌、許蘭芝組成的三人代表團，以從莫斯科回來的陳原道為主，到天津解決河北省委的問題。他們到後，撤銷了 “ 緊急會議籌備處 ” ，停止了舊省委的職權，成立了新的中共河北省臨時省委，派遣幹部分頭到各地各級去傳達中央精神，統一大家的思想。這一係列的工作有效阻止了北方黨組織的分裂，在困難重重的非常時期，使各級黨組織能夠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功不可沒。但是他們推行的卻是鼓吹 “ 對黨內右傾作無情鬥爭 ” 的王明路線。這使得白區的工作，前途叵測，充滿危險。

大約就在三人代表團赴天津兩三個月後的四月中旬，河北省委再次遭到破壞，北方局軍委書記廖華平被捕叛變，並出賣了新組建的省委負責人陳原道、許蘭芝等人。我父親當時在省委秘書處工作，正好外出與陳原道接頭，根據經驗，他在靠近接頭地點時故意放慢了腳步，抬眼望去，二樓窗台上那個表示安全信號的盆花已經不見了，他意識到陳原道同誌出事了，黨內可能出了叛徒。他立即調頭趕回省委機關，通知其他同誌轉移，並搶在叛徒到來之前搬走了黨的秘密文件。

天津的機關被破壞以後，河北省委(北方局)從天津遷往北京，我父親與王英也一同去了北京，仍然在省委秘書處工作。他到北京後與薄一波同誌單線聯係，薄一波時任中共天津市軍委書記、北方局軍委秘書長，在北平、天津、唐山一帶的正太、平漢鐵路沿線組織兵運和武裝暴動等工作，當時黨中央的指示以及軍運工作的請示匯報等都是通過我父親轉達和商議。

當時， 河北省委雖然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破壞，但共產黨員們不怕死，地下鬥爭仍在繼續。叛徒廖華平從天津跟到了北京、唐山，帶著軍警特務滿街盯梢抓人。很快從唐山傳來情報，在那裏組織工人運動的順直省委書記殷鑒也被捕了，形勢非常危險，必須及時通知到每一個同誌。

北平的初秋，夏季的暑熱還未散盡，清晨卻已有了一絲絲涼意。這天早上，我父親天不亮就出了門，他和薄一波有個約會，他們需要相互交換情報，並協商下一步工作。我父親要特別通知他：廖華平叛變，殷鑒已被捕，廖和薄一波有直接聯係，他麵臨著巨大危險。

接頭地點是在薄一波的住宅內，即北京市東城一個公寓樓上。這是靠近馬路邊的一幢很普通的三層小樓。不料敵人已經搶先動手，軍警天未明就包圍了這座小樓，突然闖進薄一波的住房搜查，他甚至來不及放出信號就已被捕。因為公寓樓房進出人雜，敵人在公寓抓人時常常是放暗哨，卡住入口，好進不好出，進來的人看不出問題，出去時就會被盤查。我父親在外麵並沒有看出形跡可疑之處，便徑直闖了進去，上了三樓才看見薄一波的房門大敞著，有特務在搜查。但此時他已無退路，隻能硬著頭皮，裝著若無其事地徑直往前走，公寓走廊盡頭是個公共衛生間，他便直奔而去。路過薄一波的住房時，他放慢腳步，眼角餘光掃去，薄一波站在房子中間也正瞅他，兩人目光匆匆相接，傳遞著生死與共的戰友間的關切與激勵。這目光在瞬間便交流了他們彼此的心境，對於我父親來講，更有一層眼見同誌深陷危險而自己卻又無能為力的憤恨和無奈。而薄一波的嘴角此時卻浮起一絲安慰的笑意，仿佛在告誡我父親：你沒有暴露，快想辦法脫險。他不再猶豫，快步走向走廊盡頭的衛生間，卻驚喜地發現有一位自己的同誌也在衛生間裏。這是一位曾經在上海發行黨的地下刊物的同誌。因為黨的地下工作有一條鐵的紀律，嚴格地要求單線聯係，工作關係之餘不可拉扯私人感情，所以離開上海後，他們彼此沒有聯絡，我父親並不知道他此時也在北京，而且就住在這所公寓裏。命運有時候真的奇妙得讓人捉摸不透，仿佛是冥冥之中上蒼派了他來保護我父親？我父親急忙和他對了口徑：我是你的朋友，一早便為了何事來找你，切記。我父親出去時果然遭到軍警盤查，他沉著應對：某門某號住著我朋友某某。相互一對質，也就順利過關，非常驚險地逃過這一劫。

命運的另一端，薄一波被關進了北平軍人反省院裏，一關就是五年，直到1936年抗日戰爭爆發，國共統一戰線形成，劉少奇主持白區工作後，組織營救了一大批被國民黨關押的共產黨員，其中也包括了薄一波同誌。誰知這段曆史在文革中竟成為他被打倒的罪名，這就是著名的 “ 六十一個叛徒 ” 的冤案。薄一波這次被投進共產黨的監獄，又關了八年。這是他們在那三層公寓小樓裏匆匆一瞥之間，誰也不會料到的。

父親這次僥幸脫險以後，很快又傳來他的頂頭上司、與他直接聯係的省委秘書長被捕的消息(可惜父親沒有提過這位秘書長的姓名)，他立即又轉移了住處，隱蔽起來。這時，按照地下工作的規則，他已不適合繼續留在北京工作了。黨組織通知他到上海找黨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在香港痛失長子

回到上海後，黨中央分配他和王英去廣東省委工作。當時的廣東省委所在地是香港，我父親仍然在省委秘書處工作。共產黨地下工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依托列強在中國的租界區設立黨的機關，因為租界區享有治外法權，各國設有自己的巡警和法庭，國民黨政府在這裏不能隨便抓人，這就可以給黨的地下工作提供一些空間和時間上的便利，因此，中共廣東省委設在當時的英殖民地香港，相對比較安全。

不幸的是，當時的廣東省委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幹擾和破壞，正經曆著前所未有的困難。之前，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已經給白區工作帶來了很大損失。王明控製了中央領導權以後，提出了更多不切實際的冒險盲動主張，他們批評中共廣東省委 “ 在繼續立三路線錯誤之時，右傾危險特別嚴重 ” ，對廣東省委下達了一係列冒險的任務和指示。在巨大的壓力下，廣東地下黨開始了盲目的行動。1931年是中共廣東省委發出各種鬥爭號召最多的一年，也是廣東黨組織遭受破壞最為嚴重的一年。在這一年裏，省委先後發出： “ 接受六屆四中全會決議和反右傾鬥爭 ” 的決議、 “ 五一 ” 鬥爭、 “ 八一 ” 鬥爭、 “ 兩廣兵運工作的決議 ” 、關於加強反帝工作的布署，還布置了 “ 為紀念十月革命勝利十四周年而鬥爭 ” 、 “ 為紀念廣州暴動四周年而鬥爭 ” 等等活動。省委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發動工人運動、士兵運動、舉行群眾大會、飛行集會，頻繁地搞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不顧客觀環境和實際情況，層層定指標壓任務，要求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發展多少黨員，建立多少支部、征調多少人員去參加紅軍，等等。特別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無論共產國際還是以王明為首的黨中央都沒能認清形勢，及時調整鬥爭策略，集中力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是仍然要求廣東地下黨 “ 擴大反英反葡反法及一切帝國主義的鬥爭 ” ，這種公開的反英反葡，必然會使設立在香港、澳門的黨的各級地下組織處境更加危艱。

這一係列左傾作法使廣東黨組織麵臨非常嚴峻的形勢，黨的組織和行動都暴露在強敵麵前，弄得黨員無處藏身，黨的工作陷於癱瘓。這一年，廣東省委連續幾次遭到國民黨的大破壞，1931、32兩年中，先後三位省委書記被捕，其中蔡和森、陸更夫兩位同誌英勇犧牲。

我父親正是在極“左”路線正猖獗的1931年9月，來到了中共廣東省委所在地香港。他和王英負責省委秘書處的機關工作。

在白色恐怖的嚴重威脅下，他們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恢複、整頓和重建黨的組織，重建被屢屢破壞了的省委機關。秘書處的工作非常繁雜，主要是上傳下達中央指示，起草和傳遞省委各種指令文件、組織召開必要的會議，籌措和保管黨的經費，還需要接待過往幹部，找有關幹部談話了解情況和解決困難……在上海黨中央的秘書處，工作可以分散到下設的若幹科處，在省一級機關秘書處，千頭萬緒就往往落在兩三個人的身上，總之，我父親當時非常忙碌，一天二十四小時恨不能當成四十八小時用。

在這期間，他和王英有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這是一個可愛的男孩兒。這一年，我父親年滿32歲了，這個兒子帶給他的快樂和喜悅是可想而知的，這是他充滿危險和動蕩生活中的一個亮點。由於秘密工作的原故，久已未和老家親人聯係的他，甚至轉彎抹角地寄了一封信回去，將添了個小孫子的喜訊報告了父母。

由於我父親經常需要和中央、蘇區以及各地黨組織派來的交通員聯絡接頭，接觸人員較繁雜，為了省委機關的安全，他並不住在機關裏，而是單獨在另一處租了一間小屋子住下。雖然生活高度緊張忙碌，作為一個革命者，他追求的就是這樣充滿風險和激情的生活，他的心情還是愉快的。這時，由於上海淞滬抗戰的爆發，香港的形勢發生了變化，巡警加強了治安保護，經常當街盤查行人，共產黨人的行動必須慎之又慎，他們不僅要提防國民黨特務，還要躲開港英巡警。但是，中國有句老話：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天天與危險打交道，此時危險正象一個張開著大口的怪獸，匍匐在他們身邊，隨時準備吞食這些不怕死的共產黨員。

我父親曾說，從1931年9月到達香港，到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爆發，這之間的幾個月裏，除了廣州市爆發了幾次針對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遊行集會和罷課外，香港的局勢和社會秩序比較平靜，他們的工作環境也相對比較安全。 1932年春節前後，上海淞滬抗戰爆發，不少害怕戰爭的上海人、江浙人逃到香港避難，一些流氓小偷混跡其間。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也紛紛在這裏設立情報站。一時間香港的社會秩序混亂，使得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殖民政府加強了對外地口音的 “ 盲流人員 ” 的防範和盤查，對旅館和普通居民點的巡視和檢查也比過去頻繁嚴格。

5月的一天晚上，我父親去九龍一家旅館與上海黨中央派來的交通員接頭，出來時已是深夜，路上行人稀少。自從巡警加強晚間巡邏以後，香港這個不夜城晚上就變得寂寞冷清。我父親裹緊衣服加快腳步向住宅走去，但不幸還是遇到巡警盤查行人，他們發現了他的外地口音，便將他帶到警察局。我父親抗議對他的無故拘捕，申明自己是上海逃來的難民，於是巡捕房又去搜查了他單獨居住的那間小屋，雖然任何證據也沒有找到，卻借口他行李衣服太少、生活用品過於寒酸簡樸，而不像個“好人”，堅持不放人。他們對他嚴刑拷打，用棍棒猛擊他的胸腹，用板子狠抽他的麵頰，逼他交待自己到底是什麽人？晚上到什麽地方去？在街上幹什麽？他雖然被打得口吐鮮血，滿口的牙都打鬆了，一支耳朵也幾乎失聰，但心裏明白，警察局什麽證據也沒有，什麽情況也沒摸到，他既沒有暴露共產黨員身份，也沒有牽連上任何人。於是，他堅稱自己隻是上海的一個普通小職員， “ 因為害怕打仗，一個人先來香港探探路，下一步再把妻小接來。 ”“ 晚上苦悶睡不著覺，才走出來散散步。 ” 警察什麽也沒有問出來，便把他丟進拘留所關起來。

外麵，黨組織想辦法全力營救他。首先是王英受組織委托來探監，但幾乎同時，廣東省委出了叛徒陳興國，省委機關被破壞了，王英被捕，並很快被從香港巡捕房轉送到廣州市國民黨的監獄。最大的不幸是，王英此時帶著他們的不到半歲的兒子，她被迫抱著這繈袍中的嬰兒一起蹲監獄。

我沒有在黑暗的舊社會裏生活過，所以我不能理解，成人坐牢也就罷了，何以將兒童、甚至嬰兒也投入了監獄呢？

我曾經讀過一本書，講的是一位共產黨員的妻子，帶著8歲的女兒坐牢。在陰暗潮濕的監獄裏，沒有人類生存所需要的起碼條件，隻有陰暗、潮濕、黴菌、臭蟲、屎尿血汗混合的汙濁空氣和腐爛發臭的食品。體質稍弱的成人都難以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更何況幼小的孩子。孩子背上長瘡，爛成了一個碗口大的洞，直爛得見到白花花的脊椎。孩子發著高燒，整夜整夜地哭喊著： “ 姆呃，痛啊！ ” 在監獄裏，8歲的兒童也是罪犯，得不到任何藥物的治療。牢房裏隻有手帕大的一個天窗，透進來手帕大的一塊陽光，全牢房的人默默地把這一小塊陽光讓給懨懨一息的女兒，她媽媽用雙手捧著她，整天隨著那一縷陽光輕輕移動，讓她脊背上那碗口般的瘡口曬著點太陽。

我是流著眼淚讀完這篇滲透著血淚的感傷故事的，這條8歲的小生命雖然滿懷著對生的渴望，隻是因為她的父親是個革命者，生命便拒絕了她。同樣的原因，我的大哥，他跟著媽媽入獄時僅僅隻有半歲。王英在廣州國民黨監獄裏被關了兩年，兩年的時光對我們是多麽短暫，對大哥幼小的生命卻又是多麽漫長，這幾乎是他生命的全部！都被埋葬在了不見天日的歲月裏，他最終夭折在反動派的監獄裏了。沒有留下一張照片，甚至沒有留下正式的名字，他太小了，父母還隻叫他寶寶。

我少年時聽到了這個故事，不是從父親口中，而是我的媽媽孫明講給我聽的。她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這個家庭裏曾經有過一個大哥哥，他若能活到今天，該有多少多少歲了……可憐，小小年紀死在了敵人監獄裏。他太小了，忍受不了監牢裏惡劣的空氣和餿臭的食品，母親也沒有辦法保護他，生了病隻有死路一條。你們生活在新社會，什麽都不缺，陽光、空氣、自由，還有新鮮的食物、漂亮的衣服、上學的機會……要珍惜今天的幸福，不要忘記你們曾有過一個大哥哥，他因為父母是革命者而死。

這個大哥長的什麽樣子呢？我經常想象這個曾經生存過的幼小生命，浮現在腦海裏的形象卻是《紅岩》中的 “ 小蘿卜頭 ” 。

我父親在香港拘留所被關了兩個月，最後因為找不到任何犯罪證據，又沒有口供，不得不放人，但還是被宣判驅逐出境。父親回到了上海。兩年以後，王英也被黨組織營救出獄，當她趕往上海與我父親會合時，身邊沒有了那個已會呀呀學語的白胖小子。他被永遠留在了廣東，留在了這塊他父母曾經戰鬥過的土地上。

此後，過去了整整十八年，直到我父親快五十歲時，他才又有了一個兒子，那就是我的弟弟小熊。不知和死去的大哥有沒有關係，總之，我感覺到父親特別疼惜這個孩子，對他的淘氣和小聰明常常充滿憐愛和寬容，當我知道了大哥的故事後，我對父親的 “ 偏愛 ” 便也滿懷著諒解和包容。

與中央蘇區失之交臂

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白區鬥爭血雨腥風，父親可以說每一天都是在驚濤駭浪中渡過的。他被香港當局驅逐出境後，立即回到上海找到黨中央。黨中央決定讓他到江西中央蘇區去，那裏的紅軍和根據地需要大量經過鬥爭考驗的幹部。

到蘇區去必須通過我們黨建立的紅色交通線，而且要由熟悉各路卡關口的交通員帶路。為了等待交通員，父親暫時住進法租界的一家旅店內。同時住在這裏等待交通員的還有一位鄭姓的廣東同誌。

為了讓讀者了解我父親的這一段經曆，我在這裏介紹一下三十年代初期為黨建立過功勳的千裏紅色交通線。這條聯絡起上海黨中央與江西中央蘇區的交通線始建於、長汀進入蘇區。後來又開辟了一條由汕頭、大埔轉入閩西根據地的副線。許多忠誠勇敢的交通員長年奔波在這條交通線上，他們或護送黨的重要幹部，或押運蘇區與上海往來的大量經費和物資，充滿艱辛和風險。交通線沿途的落腳點(交通站)、乘坐的交通工具都由地下黨控製，有專人接應，以保證秘密安全。經過這條交通線的同誌為了安全，在不同地段要分別化裝成不同的身份。三十年代最初的三、四年間，上海黨中央通過這條交通線輸送了二百多位領導幹部進入蘇區，其中包括劉少奇、周恩來、葉劍英、陳雲、鄧小平、任弼時、張聞天、聶榮臻、劉伯承、左權、瞿秋白、李克農、楊尚昆等許多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名字。同時，根據地每年需要的價值上千萬元的食鹽、布匹、藥品和一部份軍用物資，也通過這條交通線從國統區流向蘇區。

1932年初夏的一天，我父親坐在上海法租界的這家小旅館裏，正是在等待這樣一位能帶他安全進入蘇區的交通員。他在靜靜地讀一本書，內心卻充滿了焦急和企盼。去革命根據地令他渴望已久，盡管他清楚，蘇區的工作同樣充滿艱辛和危險，但那裏到底是自己人的天下，周圍是自己的同誌，嘴裏可以說心裏想說的話，不用遮遮掩掩躲躲藏藏，麵對敵人可以拿起槍杆痛痛快快幹一場。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多少白區地下黨員都向往著啊，隻是因為服從黨的決定是他們入黨時立下的誓言，他們必須堅守在黨需要的崗位上。

根據地下工作的經驗，他住進這間房子時，首先全麵檢查了房間裏的陳設和物品，注意到舊房客留下的一大疊舊報紙沒有被茶房清理掉。他翻了翻這疊報紙，發現其中夾了兩本筆記本，從筆記的內容上看出它的主人是一位黃浦軍校的學生。

此刻，我父親讀的這本書是《布爾什維克》，這是當時的中共黨刊，中央剛剛通過地下聯絡員交到他手上。顯然前麵已經傳閱過不少人了，書的空白處寫滿了評論和批語。他正聚精會神地閱讀著，突然傳來砰砰的砸門聲，接著聽見樓下高喊： “ 巡捕房查鋪來了！ ” 匆忙中，他果斷地將《布爾什維克》與那兩本筆記本放在一起，夾在那疊報紙中，一同放進了茶幾下麵的抽屜內。這些東西自然是全部被搜了出來，巡捕手執那本《布爾什維克》厲聲斥問：這是誰的？我父親和鄭同誌都否認見過這些東西。我父親說：興許是前麵房客留下的？巡捕就把茶房叫來詢問，誰知茶房因為沒有清理房間，怕承擔責任，堅持說這些東西是我父親他們帶來的。雙方爭執不下，巡捕就把我父親二人抓起來，關進拘留所。

上海黨組織立即著手營救，首先為他們請來了優秀的律師潘振亞。潘振亞是共產國際 “ 赤色救濟會 ” 長年雇傭的律師，在法庭上曾經多次成功地解救過共產黨員。這次他接手案子後立即去現埸考察，抓了兩條反證，其一是對筆跡。經過筆跡比對證明兩本軍事筆記是前房客所有，《布爾什維克》書中的筆跡也並非我父親他們的。其二是巡捕再次到旅館取證時，現場已被破壞，茶房答話又前後不一，矛盾百出，潘律師抓住這些漏洞為我父親訴訟勝利，巡捕房拿不出證據也隻好不了了之。這是我父親回國後的第三次被捕，沒有吃多少苦頭，一周以後就宣布無罪釋放。出獄後他才得知，交通員來了又走了，就象齒輪咬合般地密切又準時，不可能等他們。他就這樣錯過了去中央蘇區的機會。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寫下父親這段與交通員失之交臂，與中央蘇區失之交臂的往事時，心中不免為他挽惜，我禁不住會去設想，他如果那年順利地去了江西蘇區，他的命運又會是怎樣呢？現代人都很聰明了，知道做生意要去上海，玩政治要在北京，搞現代科技要到各開發區、科技園。所以，幹革命當然要到革命的中心去，當時的革命中心就是中央蘇區，那裏有蘇維埃政府、自己的軍隊，有中央的領導，有各級的組織，幹得不好有人批評指導，幹得好了有人理解並記功。總之，在根據地是生活在爹娘身邊的孩子，知冷知熱的有靠頭，雖然也艱辛也玩命，但感覺還是不一樣。命運，還需要他在白區經受磨煉。

黨組織隨即通知他：暫時不可能有機會去江西蘇區了，等下一次交通員的到來，還會有一段時間。 “ 你願意在這裏等一段時間呢，還是再接手一個新的工作？ ” 他選擇了後者。他知道當時黨的白區工作麵臨巨大的困難，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急需幹部，在這種時候，作為一個有長期地下工作經驗的老黨員，他責無旁貸，應當到最需要的地方。這次，中央分配他去山東省委，重建被破壞的青島市委，並擔任市委書記。?

白色恐怖下的青島

父親的任務異常艱巨，從1930年到1932年的兩年間，青島地下黨組織數度遭受慘重破壞，先後犧牲了四任市委書記和大批黨員，處於空前的白色恐怖之中。

1930年10月，青島市委書記馬恒德被捕，隨後由青島市委宣傳部長、從蘇聯東方勞動者大學回國的羅石冰代理市委書記。1931年1月羅石冰去上海參加黨的工作會議，聯絡點遭敵人破壞，羅石冰和市委組織部長王青士，以及林育南、何孟雄等四同誌被捕。同年2月，他們與柔石、白莽、殷夫、胡也頻等24位左聯革命作家和黨內優秀青年一起被集體槍殺在上海龍華。

接著，黨中央又派遣剛從蘇聯東方勞動大學奉召回國的顏世彬重建青島市委。顏世彬是1917年去法國的華工，在法國受到趙世炎、周恩來等共產主義先驅者的啟蒙教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到山東後重建青島市委，先後恢複了四方、滄口、台東區委和部分工廠以及郊縣的黨支部，並成立了共青團青島臨時市委。僅僅三個月以後的1931年4月，由於叛徒出賣，顏世彬被捕。地下黨青島市委再一次遭受嚴重損失，市委機關悉數被破壞，領導人幾乎全部被捕。當年8月，顏世彬等21位共產黨員被槍殺於濟南。

1931年4月的大逮捕，使青島地下黨組織基本癱瘓，工作停頓。山東省委很快派遣了李春亭來青島，再建市委，繼續黨的工作。李春亭早年曾是日本長崎帝國醫科大學的官派留學生，他積極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在長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1926年大革命轟轟烈烈展開時，他棄學回國參加北閥戰爭和南昌起義，是個文武雙全的優秀共產黨員。他到青島後將工作重點放在工人集中的四方、滄口地區，建立了四方、滄口、青島三個區委，六個工人支部、一個農民支部和一個教員支部，發展黨團員的工作也進行得較快。但是，當時中央推行王明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要求頻繁組織工人罷工、遊行、集會等公開活動，使黨組織和黨的力量輕易暴露。李春亭很快暴露了身份，處境非常危險。

為保護李春亭，山東省委派李偉仁同誌前往青島接替他的工作。他們不幸在交接過程中被內奸出賣，兩人先後被捕。李偉仁是我黨早期的工人運動領袖，具有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也曾在蘇聯學習。他於1932年5月以全國總工會特派員身份到山東工作，並準備接替青島市委書記李春亭，但他一到青島就被內奸盯了梢。李春亭和李偉仁被捕後在敵人的毒刑拷打麵前，堅貞不屈，敵人沒能從他們口中得到任何東西。1933年8月，李春亭、李偉仁等九名共產黨員在濟南被槍殺。就義前，九位烈士手拉著手，邊走邊高唱國際歌，中彈的人倒下去，站著的人繼續唱，他們誓死如歸，大義凜然的英雄形象，雕塑般聳立在青島人民心中。

正是在前麵四位市委書記倒在了敵人槍口下的時刻，我父親奉黨中央指示來到青島，再建地下黨青島市委。這時已是1932年年底。雖已近年關，但白色恐怖的嚴重威脅，前幾屆市委機關的傾巢之災，黨的有生力量大量犧牲的慘烈，黑雲般壓在同誌們心上，誰也沒有心思過年。這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的第三年，工作條件比在香港時更艱難許多。由於市委組織連續被破壞，財物損失殆盡，我父親到青島後沒有活動經費，無錢租房子，隻能睡在劇院頂上的閣樓地板上。青島的冬天寒風刺骨，滴水成冰，他沒有取暖的條件，而且經常連吃飯的錢也沒有，環境非常艱苦。“文革”中江青對他說： “ 我為了接濟你，一天吃兩個燒餅。 ” 雖然父親記不起是否有過這件事，但他說過，那是完全可能的。當時的青島地下黨唯有靠同誌之間互相接濟，工作才能進行下去。

1933年初，中共臨時青島市委成立，我父親任市委書記，工人出身的共產黨員王經奎任組織部長，負責工運。剛剛加入共產黨的國立青島大學青年學生俞啟威(黃敬)任宣傳部長，負責學運。這個班子馬上投入緊張工作。當時，山東省委將魯東地區各縣的黨組織也劃歸青島市委領導，使青島地下鬥爭增加了更多農民運動的空間和內容。我父親將青島市委工作分成了兩個區：四方滄口區委和青島區委，他同時兼青島區委書記，並將工作重點逐步放到了四周郊縣的農民運動中。

初識江青

我父親在青島工作期間，初識以後成為毛澤東夫人的江青。這點緣分在“文革”中被炒得沸沸揚揚，而且對我父親影響巨大。那是1968年3月，我父親正處於文革中被揪鬥的最困難時期，中央點名要他去北京參加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河北廳，時任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的江青多次提及我父親。確認我父親是她的入黨介紹人“老王”，說在延安時有人迫害她，誣蔑她是假黨員。因此她多年都在尋找當年的“老王”。她對群眾說：“李大章的問題已說過多次了，為什麽就是不讓他站出來？”她還說自已在 1932 年為了接濟我父親的地下黨工作，一天隻吃兩個燒餅。這一幕 在當時影響甚大。但父親當場對此不置可否，以後被人問起，他也總是推說記不清楚了。這是怎麽回事呢？

江青真正的入黨介紹人是黃敬。江青不願提及他，也不願用他來證實自己的經曆，是因為黃敬不僅是她的革命引路人，還曾經是她的初戀情人。作為毛澤東夫人這個特殊身份和虛榮心，她處心積慮地回避這段曆史，恨不能讓黃敬這個名字在曆史上消失。

黃敬(原名俞啟威)出身名門望族，是浙江紹興一個世代官宦家庭的後代。家族中出了很多近代史上的名人。他的祖父俞明震是晚清著名的詩人，在文化界、教育界、政界都很有名，甲午海戰中他曾領兵據守台灣，他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任校長時，還是魯迅的恩師。黃敬的祖母是曾國藩的孫女，父親俞大純曾留學日本、德國，歸國後先後在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中為官。他的堂叔俞大維是導彈專家，曾任台灣的國防部長，和蔣經國是兒女親家。黃敬是這樣一個官宦貴族家庭的三少爺，從小錦衣玉食，但他卻更關心中國的前途和勞苦大眾的命運。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當時的國立青島大學學生黃敬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他們成立了反日救國會，遊行抗議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黃敬帶領學生罷課、搶占火車站並去南京請願。經過實際鬥爭的考驗，中共青島大學黨支部於1932年接收他為中共黨員。黃敬不僅革命積極性很高，而且非常聰明能幹，活動能力和組織能力都是一流的。1933年3月我父親在青島建立臨時市委時，選拔黃敬擔任宣傳部長，負責學生運動。

此時黃敬的戀人就是江青，她當時的名字叫李雲鶴，一個出身貧寒卻對人生充滿各種強烈欲望的19歲姑娘。江青是山東諸城一個木匠的女兒，家境貧苦，母親在大地主家作幫傭，這家的少爺就是康生，但江青當時年齡尚幼，兩人並不認識。她在老家有過一個包辦婚姻，後來為了追求自由隻身來到濟南，考進山東省實驗劇院學習，校長便是黃敬的姐夫、熱衷於戲劇改革的戲劇家趙太侔，她由此認識了黃敬的姐姐俞珊和黃敬。1931年實驗劇院解散，江青被趙太侔介紹進國立青島大學作圖書管理員。工作之餘被允許到中國文學係旁聽聞一多教授的 “ 名著選讀 ”等課程 。黃敬是個熱愛藝術的青年，也很有藝術天分，早在上海就和姐姐俞珊一起參加過田漢組織的左翼文化團體《南國社》。到山東後，他又組織了《海鷗劇社》，公開上演一些披露時弊的進步話劇，在愛國情緒高漲的青島，起到了轟動效果。在這些劇目中，黃敬、江青都是主要演員。《海鷗劇社》當時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被進步力量讚譽為 “ 預報暴風雨的海鷗 ” 。在共同參與的這些愛國活動中，江青和黃敬誌同道合，由熱戀而同居，並受到他的思想熏陶，從同情革命到參加革命。1933年2月，江青在黃敬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憑心而論，在白色恐怖如此血腥、共產黨員屢遭屠殺的年代，參加共產黨就意味著危險、付出和犧牲。江青此時此刻能加入共產黨，無論是為了愛情還是為了別的什麽，其勇氣都可敬可歎，無可厚非。“文革”中，江青在中華大地上掀起衝天濁浪，搞得天怒人怨，這是 34 年前介紹這個 19 歲的姑娘入黨時，任何人都始料不及的。這隻能說明在並不算漫長的 34 年中，金錢、虛榮、欲望和權勢對一個人的腐蝕，扭曲竟是如此驚人。

在青島期間，我父親和黃敬是直接聯絡的上下級，自然要考察了解江青。江青在黃敬處也多次見過我父親，她應該也猜測得到他是黃敬的上級，但她隻知道他的化名 “ 老王 ” ，並不知道他的真名和其他情況。黃敬也不會對她透露我父親的真實身份，這是地下黨嚴格的工作紀律決定的，黨員之間、上下級之間都是單線聯係，不作任何跨越的交流。這樣一旦有人叛變，可以把損失減到最小，這是從血的教訓中得到的經驗，每一個秘密黨員都必須嚴格遵守。同時產生的問題是，一旦代表組織的聯係人因犧牲、被捕、轉移等任何原因脫開，被聯係人便處於“脫黨”狀態，要重新與組織接上頭，不僅十分困難，而且還要受審查。正因為如此，江青1937年7月隻身來到延安時，遇到了黨籍審查。在延安的招待所裏住了兩個月，等待著組織上調查核實。 她知道有個“老王”可以證明她是黨員，但“老王”是誰？他在哪裏？她根本無法說清。黃敬當時也不在延安。最後，組織上根據她寫的介紹人姓名，通過黨的地下交通線找到黃敬，他於這年 11 月回了一次延安，為江青寫了證明信函，江青才結束了被審查的日子，進入中央黨校學習。據說毛澤東主席準備和江青結婚時，她又一次受到組織審查，但這次審查重點並不是黨籍問題，而是她在上海十裏洋場時的表現，以及是否有過變節行為。據她說，這一次她曾迫切地找過當年的“老王”，她希望回避黃敬這個名字，但這次她仍然沒有找到“老王”。

其實，我父親此時正在延安。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他奉劉少奇和周恩來之命，搶在臨汾淪陷前將北方局轄區內省市機關的同誌撤出京津地區，他自己也於這年秋冬之交回到延安，在劉少奇同誌身邊工作。在延安，他曾遠遠地看見過江青，江青此時風頭正健，聽主席作報告她總是端坐在最招眼的位置，時不時地遞個字條提問；她喜歡騎馬在延安的土路上飛奔，背後揚起滾滾黃土和長長的披風；她皮膚白晰、身材高佻、戲唱得好、舞跳得棒。總之，在山溝溝裏很引人注目，她猛追毛主席的事也搞得盡人皆知。關於江青，我父親風言風語聽得不少，江青與黃敬的恩恩怨怨他心中也有數，但他當時並不知道中央正通過華東局和上海地下黨審查江青的曆史，黨組織並沒有找過他，他也不會自己去做“包打聽”。他保持著地下工作的習慣，與工作無關的人不聯絡、不來往，何況江青已經在這麽高的位置，他更是三緘其口。

他這種不攀關係、不傳是非的謹慎作風，對他自己也許是一種保護。作家葉永烈描述過這樣一段軼聞：1937年七七事變後，黃敬曾和陳伯達、林鐵一同主持過地下黨北京市委，陳伯達某日和北方局宣傳部長李大章一起漫步街頭時，李曾指著電影院門前海報上江青的頭像問： “ 你知道她是誰嗎？ ” 陳伯達對電影明星並不熟悉，答不上來。李說： “ 她叫藍蘋 ” ，接著又說： “ 她就是黃敬同誌的妻子。 ” 隨後北京、天津相繼淪陷，陳伯達、黃敬先後撤出平津去了青島，又一同結伴前往西安，這一路上黃敬並未給他提起過藍蘋。陳伯達到延安後很快知道藍蘋也在延安，改名江青，並成為延安的名人。不知出於何故，他初次見到江青便提到了黃敬，他說： “ 我和黃敬一起從青島到西安，黃敬另有工作，在西安與我分手，他一切都好！ ” 哪知江青一聽臉色驟變，以為黃敬對陳伯達講了自己的根底以及與她的關係，顯得十分不快。三十年後，當陳伯達在“文革”中失勢，受到批鬥時，江青居然老賬重提，質問陳說： “ 黃敬跟你說了些什麽？ ” 使陳大吃一驚。而此時黃敬早已作古。這件事說明，江青非常怕人知道她的這段曆史，也很會記仇。

一年以後的1938年冬，我父親離開延安去了太行山抗日前線，一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他再也沒有接觸過江青。

言歸正傳。1933年，我父親任書記的這屆青島市委，工作雖然艱辛，卻也轟轟烈烈，乘著“九一八”之後民族鬥爭空前尖銳的時機，大力發展黨團員，將一些青年學生黨員介紹到郊縣農村去宣傳抗日救亡，團結進步青年，滾雪球般建立起新的黨支部。

這年夏天，臨時山東省委組織部長宋鳴時被捕叛變，致使中共山東省委和團省委又遭受到嚴重破壞。7月，黃敬被捕了。我父親立即安排市委組織部長王經奎先去大連暫避，隻留下他一人在青島堅持工作。他將省委以及市委的情況及時向上海中央局寫了報告，並建議中央盡快派人來山東重建黨的組織。鑒於青島地下黨的組織基礎比較紮實，他建議將山東省委機關由濟南遷到青島市。不久，大約是9月，報上登出了黃敬申明脫離共產黨的啟示(後來證明是他的官僚家庭假辦的)。我父親是與他直接聯係的人，處境就很危險了。黨組織決定調我父親速回上海中央局。10月，父親乘火車離開青島前往上海，在火車上他看見了提著個小皮箱的江青，失魂落魄、淒淒惶惶。黃敬的被捕，不僅使她失去了生活的支柱，而且立即真切地麵臨著掉腦袋的危險，不得已，她也撤離青島了。由於黨的地下工作的紀律，我父親沒有和她打招呼，而是遠遠地避開了。

1933年深秋的這列由青島開出的火車，拉著我父親和江青一同奔向上海。上海，這個中國最繁華的都市，對於我父親是黨的中央局所在地；對於年輕的江青則是十裏洋場大染缸，她在這裏經曆的幾年風風雨雨，最終影響了她的一生。

民族危亡中的上海

我父親回到上海後，被留在了中央局，當時黨中央已撤往江西中央蘇區，上海隻留了中央局，黨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聯係都是通過這裏進行的。從1933年冬到1935年春，我父親一直在中央局宣傳部工作。這一年多的時間裏，上至中央局，下至各區委都屢遭敵人破壞，許多同誌被捕犧牲，處境萬分艱險。

前麵已經提到，從1931年10月，王明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之前，在上海指定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雲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在此前後，原在上海黨中央工作的一些重要成員，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陳賡、李克農、錢壯飛等都離開了上海。由於王明左傾路線的惡果，白區鬥爭的環境愈加惡劣。1933年後，博古、張聞天、陳雲也先後離開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蘇區。接著，康生步王明後塵去莫斯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給王明當了副團長。這時上海隻留下以盧福坦、李竹聲、盛忠亮為代表的中央局，1933年到1934年間遭到國民黨的六次大破壞，以上三人全部被捕叛變，黨的組織在上海可說是已破壞殆盡。我父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在上海中央局堅持開展黨的宣傳工作。

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已有了很大變化。九一八以後，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屢屢進犯麵前，國民黨政府軟弱無能，堅持 “ 攘外必先安內 ” 的政策，對外妥協退讓，節節丟失國土；對內積極打內戰，連續派重兵圍剿革命根據地，引起全國各界的不滿，民族矛盾空前尖銳，團結抗日的呼聲高漲。黨的宣傳工作適應新的形勢，大力開展以抗日民主為主題的宣傳。左翼文化運動就是當時上海地下黨的一條重要戰線。有人評論說，以魯迅為旗手的上海三十年代左翼文化運動，實際上是開辟了一條與黨領導下的軍事鬥爭遙相配合的文化戰線。上海是知識份子雲集之地，各界政治力量、各種派別，紛紛在這裏發表言論，創辦報刊。共產黨也利用這個條件創辦報刊雜誌，傳播先進思想和理論，團結和哺育進步青年。據記載，從1933年到1935年，是上海各種期刋增長迅猛的年代，被人們稱為 “ 雜誌年 ” 。其中就有《新思潮》、《自由言論》、《無產者》、《生活周刊》等傳播馬克思主義、反帝反封建、宣傳抗日的黨領導下的刊物。地下黨的出版局、發行局在此時也特別活躍。進步力量對自由民主獨立的呼喚，引起蔣介石政權的恐慌。為配合其反革命軍事圍剿，國民黨對白區的進步文化和愛國民主運動也加緊鎮壓。據報載1934年僅在上海被查封的進步報刊雜誌書籍就達225種。

上海地下黨除了領導和支持左翼文化運動，還團結國民黨左派和社會各階層民主力量，做大量上層統戰工作，反對國民黨打內戰。如1934年4月發表的宋慶齡、何香凝等一千七百餘知名人士簽名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5月在上海成立的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總會，背後都有中共地下黨上海中央局的工作。我父親當時的具體工作情況，我已無從得知，但我知道他在上海始終保持著與魯迅的聯係，與章乃器等愛國民主鬥士也有頻繁交往。可惜由於秘密工作的原因，他們的交往沒有留下片紙隻言，這是我父親的遺憾，也是曆史的遺憾。

我父親在這一時期的工作，可以從我堂哥李林的回憶中窺測部份。李林是我父親大哥的兒子，他稱我父親三叔。三叔去法國勤工儉學時，他還很幼小。李林到重慶上高中後，聽老師說，去法國的勤工儉學生都成了共產黨，他便心生疑惑：我三叔會不會也是共產黨？1934年，李林高中畢業後，家中無力再供他念大學，他便給在上海的三叔寫了一封求助信，說：你在外麵做事情，是否可以資助我讀書呢？我父親給他回信說：我實在沒有能力幫助你繼續升學，如果你一定想出來，我可以介紹你去做工。我父親給他的信都沒有回郵地址，回信被要求寄到醫院、旅店等公共場所，收件人也是化名，信到後被挿在公告牌上，由我父親自己去尋取。這是為了不暴露黨的工作地址。1934年初夏李林去了上海，先在一個小旅店住下，然後往醫院寄去一封信。幾天後，我父親找到旅店來了，相見已不相識，因為他離家時李林才四五歲。見到家鄉親人，我父親眼圈發紅，他有些嗔怪地說： “ 你硬要出來幹啥子嘛！我現在的工作很危險，是提著腦殼耍的事。 ” 他告訴李林，自己是借住同事家，不方便讓李林去住，說： “ 你暫時在這裏住下來，我會幫你租一個更便宜的住處。工作的事我慢慢幫你找。 ”

幾天以後，我父親又來到旅店，這次手臂上挎著一位秀麗清爽的太太。李林以為是自己的三嬸，一麵忙著稱呼三嬸，一麵暗暗在心中讚歎三叔娶了個這麽漂亮的太太。後來李林也參加了革命工作，才知道這位女士是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當時正和我父親假扮夫妻掩護黨的機關。李林的眼光不錯，楊之華是當時地下黨中央機關有名的美女，她曾和瞿秋白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和瞿秋白有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時期，王明等人讓病重的瞿秋白隻身去中央蘇區，不準他妻子楊之華陪同前往。紅軍長征時又故意把瞿秋白留下，導致瞿秋白被捕犧牲，造成這一對革命夫婦的永訣。

大約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一天我放學回家，在父親辦公室裏見到一位麵目清秀的中年婦女，利索的短發，合體的列寧裝，那優雅的氣質讓我眼前一亮。她和我父母說說笑笑地很開心。母親告訴我，這是楊之華阿姨，當年在上海和你爸爸作假夫妻掩護中央局機關。楊之華和父親回憶起當年，那時為了掩人耳目，不露破碇，常常假夫妻隻能同睡一間房。父親是 “ 領導 ” 應睡床上，而我父親堅持要照顧女同誌，自己一直睡地板，將床讓給楊之華。記得那時我看過一部叫《永不消逝的電波》的電影，描寫地下情報人員李俠的傳奇故事，他被派到上海工作時，組織上為了他的安全，讓一位叫何蘭芬的女工和他假扮夫妻，他就是讓何蘭芬睡床自己睡地板，這段戲演得又生動又感人。我萬萬沒想到，這種戲劇性的故事就是父親的親身經曆！心中頓時充滿好奇和欽佩。

這次在旅館與李林見麵，父親為他寫了一封推薦信，介紹他去章乃器的征信所當職員。章乃器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獨行的愛國民主先驅，少年時代曾投筆從戎參加辛亥革命，後又通過刻苦自學，由一名練習生成長為著名的銀行家和經濟學家，在中國的銀行界、工商界享有盛名。1936年5月，他與沈鈞儒等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因此被捕入獄，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事件”。三十年代初，章乃器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時，創立國內首家中國人辦的信用調查機構--中國征信所。同時，他也和共產黨走得比較近，身邊有一些由愛國的知識份子組成黨的外圍組織，同情並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當時地下黨和中央蘇區的許多經費都通過他幫助儲備和周轉。

李林拿著我父親的介紹信麵見章乃器，當場就被征信所留用。這以後，我父親幫助他找到更便宜的住房，並讓他和征信所的同事合租，減輕經濟負擔。李林原來的打算隻是掙點錢再去上學，跟我父親接觸後逐漸受到革命熏陶，我父親常給他講些淺顯的革命道理。如，李林感歎自己沒錢上學，我父親就給他講： “ 這不是你個人的遭遇，現在許多青年失學失業，這是社會製度造成的，隻有推翻這不合理的製度，象你一樣的千千萬萬青年才有就業上學的機會。 ” 幾十年以後李林還記得，有一天晚上我父親和他在南京路外灘附近漫步，馬路兩旁高樓林立，全是外國資本家的大公司、大銀行，燈紅酒綠熱鬧繁華，而外灘公園的大門口卻赫然聳立著 “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 的牌子。我父親向兩旁揮揮手，小聲但充滿自信地說： “ 別看他們今天神氣，將來我們革命勝利，這些統統要收歸國有，成為人民的產業！ ” 那神情那語氣，使李林深受震撼，刀刻般留在記憶深處，晚年時還多次對我提起這一情景，傳神地摸仿著父親當年的語氣和手勢。

在我父親的引導下李林開始投身革命，逐漸為地下黨做一些外圍工作。我父親手把手教他一些白區工作的經驗和注意事項，約他每星期碰一次麵，一般都在公園或馬路邊的閱報亭前，他們交換情報，布置工作，並預先約好下一次碰麵的時間、地點。如有緊急情況，我父親也會臨時通知他。比如有一次我父親突然到李林住處(這是很少有的)，交給他一封信，讓他立即去四川路內山書店親手交給周豫才先生。後來李林才知道，周豫才就是魯迅先生。為了何事？為什麽這樣緊急？信中講些什麽？可惜三位當事人都已作古，這些往事不論當時多麽重要，今天也隻能變成塵封的謎，我感到非常惋惜。李林還記得，我父親不時也會讓楊之華去麵見魯迅先生(瞿秋白曾是魯迅的好朋友)。向他轉達些什麽信息？現在也已無從查考了，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轉達過去的是上海地下黨對魯迅先生的深切關心和支持。

我父親特別注意了解李林身邊接觸來往的人員，幫助他分析這些人的基本情況。他要李林警惕識別政治麵貌不清的人，留心辨別周圍環境，說話要謹慎，不要隨便搭話表態。租房子要租那種前後都有門和通道的，出入的巷口不能太複雜，否則自己不容易觀察動靜；也不能太冷僻，這樣會使我們自己隱蔽困難，反讓敵人容易監視。他教李林遇到突發情況時首要是冷靜，不能驚慌失措，隨機應變是每個秘密工作者都要練就的真功夫。李林說，那時在上海做地下黨真的是提著腦殼耍，每天都麵臨被捕的危險，我父親就多次遇險。他記得有一天晚上，我父親回靜安寺附近他的住宅時，在裏弄口發現有三三兩兩鬼鬼崇崇的 “ 閑人 ” 在遊逡。他立即轉身離去。第二天，我父親通知李林到他的住地去察看情況，交待他將昨晚的情況盡量通知到楊之華。並說，如果在巷口發現問題就不要往裏走了。李林去到他的住處附近，未見有特務，便直接進了住宅大門，見我父親的房間門鎖已被撬，東西被丟得滿地。房東神色驚慌地告訴他昨晚有人來搜查過了。他打聽到楊之華也於昨晚轉移，便趕快離開了現場。還有一次是李林的住宅半夜被巡捕房搜查，手槍頂在腦門上，很恐怖。第二天本是我父親與他碰頭的日子，可是我父親失約了。李林非常擔心他的安全。兩天後他終於接到我父親的電話，讓他到昆山花園。見麵後我父親告訴他，那天晚上許多同誌的家都被搜查了，他因事先得到消息，轉移到鄉下躲了幾天。他說：我們住在租界區就是為了相對安全，搜不出證據巡捕是不能隨便抓人的。最後，我父親通知李林，今後不便再到他的住所來了，並要他立即搬家。

這一年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日本帝國主義在鯨吞了我東北三省之後，又頻頻製造事端把魔爪伸向我華北地區，華北危在旦夕。此時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1934年10月，工農紅軍突破蔣介石軍隊的第五次圍剿，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1935年1月，紅軍經過千難萬險來到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結束了統治我黨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領導。這對於深受“左”傾路線危害的白區地下黨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在此之前的1934年6月，上海中央局連續三次遭到國民黨軍警的嚴重破壞，黨的組織損失慘重，與黨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聯係都中斷了。全國其他地區的地下黨也處於萬分困難的狀態之下，1934年歲未，我父親奉命再次前往天津，去參加重建河北省委的工作。

為理想獻身的人們

當時河北省委還兼管北方其他省市的工作，又叫北方局，於1935年春重建，由高文華任書記，柯慶施任組織部長，我父親任宣傳部長。他負責續辦黨的刊物《火線》，並經營書店，傳遞情報和聯絡。這年初，出獄不久的王英奉命從廣東省委前往上海，會合李林一同到天津協助我父親工作。這是他們夫妻自1932年夏天在香港監獄一別後的第一次團聚。

北方局建立不久，為適應新的形勢，發布了《粉碎日本帝國主義新進攻，號召全華北民眾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宣言，號召河北以及華北的被壓迫民眾武裝起來，反對日本強盜與賣國的國民黨政府。強調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挽救華北乃至全中國最後之命運。我父親回憶這段曆史曾說，1935年，北方局的工作環境相對穩定，組織係統沒有遭到大破壞。外部原因是日本駐軍司令梅津美治郎和國民黨華北駐軍司令何應欽秘密簽定了賣國的《何梅協定》，要求取消國民黨在河北、北平、天津的黨部，撤退駐防河北的中央軍和東北軍，製止一切抗日運動。這以後，蔣介石的憲兵三團和特務藍衣社撤走，由宋哲元部隊駐防北京、天津，少了些專門糾纏共產黨的特務軍警，黨的活動有了點空間，安全一些；內部原因是省委在白色恐怖下已經收縮到最小，開會時間短，而且嚴格遵守秘密工作與公開活動分離的原則，減少暴露的機會。據我父親講，經過頭幾年李立三、王明路線的破壞，黨的肌體損失慘重，劉少奇後來有段總結，說白區黨損失百分之百，根據地損失百分之八九十。實際上，白區留下的黨組織象堅強的堡壘和燈塔，仍然在戰鬥。還有許許多多被打散的黨員在尋找黨。無論是堅持還是戰鬥，環境都異常艱險。據李林的回憶，1935年春天王英和李林到天津後，出於安全，他們在半年之內搬了三次家。開始住在勸業場附近，最後搬到了英租界西南麵營口附近叫小白樓的地方。租了一家白鐵皮店鋪的二層樓上，平時從店鋪的前門進，後門通向另一條小巷，比較安全。而隔鄰街麵上有家文具店，是一樓一底的房子，這是地下黨安排的緊急時可以掩護我父親的住所。該店主人是秘密黨員張繼祖，經營紙張文具油印品並刻圖章。他刻圖章在天津很有名氣，掛牌 “ 張耕石 ” 。為了安全，父親很少去他那裏，都是派李林居中聯絡，轉達 “ 老王 ” 的指示。父親在工作中教李林許多如何減少危險的方法。比如有一次讓他送個小箱子到老張店裏去，特別交待他不要將箱子上的鑰匙同時帶在身邊，如果遇見敵人搜查，可以聲稱箱子是朋友托帶的，箱子裏裝了什麽自己並不知道。這樣可以保護自己，若要打官司，律師也好辯護。

現在的一些影視作品，往往把黨的地下工作者描繪成大款，他們衣著光鮮，車馬侍候出入於舞廳酒樓，活動於上流社會，這種片麵的描繪使後來人對曆史的了解大打折扣。真實的曆史是，除了少數特殊身份的同誌外，大部分地下黨員、包括黨的領導人的生活都和普通百姓一樣，不同的是，他們還要無代價的為黨工作，不僅沒有工資，黨的工作經費也很少，而且時斷時續。在工作經費中斷的情況下，他們不僅要自謀生路，還要自謀黨的活動經費，家庭、親友、自身的一切財產，隻要能拿到的都毫無保留地奉獻。對他們來說，既然把生命都交給了黨，還有什麽可保留的呢？這一時期，黨中央正在長征途中，聯絡不上，北方局與上海中央局也失去了聯係，經費非常困難。為了將黨的工作堅持下去，北方局發生過許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有賣子籌經費的北方局書記高文華、有攜帶巨款卻忍饑挨餓的冀南特委組織部長郭森，等等。

北方局書記高文華出身工人，湖南人，1923年就參與罷工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時期領導過湖南的農民運動。三十年代後在中央長江局、上海黨中央周恩來同誌領導下工作。1932年曾與我父親同時期在山東，重建山東省委和青島市委。1934年底又與我父親一起奉命調往天津，重建河北省委。河北省委建立初期，經費非常困難。革命者自己可以節衣縮食，可是黨的工作不能停頓啊，高文華一咬牙，將自已年僅半歲的獨生子賣了。賣得的五十塊銀元，交給我父親和另一位同誌各十元，讓他們分別前往冀南冀中去巡視和複建黨組織，留下的30元維持北方局機關的營運三個月。

“文革”中，有造反派來找我父親調查時任水電部副部長的高文華在北方局的情況，我父親就提到他賣子籌款的往事。他還記得高文華夫婦將獨生子送出門時的不忍，還記得當那十塊銀元握進自已手心時那種沉重感。他說： “ 高文華為人謙虛謹慎，無私無畏，對黨的忠誠那是沒說的。 ”

這一年我父親和王英有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是個女孩，取名津生。由於環境險惡、經費困難，他們養不起，女孩子又賣不出錢來支持工作，隻能忍痛送了人。

很多年以後革命勝利了，高文華和我父親都千方百計在天津尋找過自已的骨肉，但物是人非，孩子早沒了蹤影，是死是活？一無所知。失去孩子的他們內心一定是痛苦和歉疚的，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對他們的行為可能難以理解，但父親那一代革命者就是這樣， 如高文華所說：“為了這個信仰，那怕是個人生命、血肉之軀都是可以隨時奉獻 的。” 他們 為了理想、信仰、什麽都可以付出——生命、愛情、骨肉，不是他們沒有情感或不懂情感， 而是因為國家太貧弱，社會太黑暗，人民太無望，到了非革命不可的地步，革命者正是為社會大眾承擔犧牲的先驅，他們舉著自己鮮紅的心髒，為後人照亮路徑。正因為如此，父親他們愛孩子卻又放棄了孩子。

1936年春節前夕，冀南特委組織部長郭森化名張育民，手提著一整袋從冀南征集來的抗日救國款，到天津來找河北省委。他和高文華的幾次接頭都因特務盯梢而取消。最後一次在郭下榻的旅店，高文華前腳剛進房，特務後腳就跟進來嚷嚷著要找張育民。所幸這人並不認識郭森，他們便斥責他走錯了房間。特務轉身去樓下打電話，他倆快步溜出房間，郭森立即換下學生裝，套上長衫戴上墨鏡，拎著他的包直奔門前的有軌電車，眼見著身後一群警察包圍了旅店。這次從敵人鼻子下麵匆匆脫險後，郭森和高文華聯係斷了，他一連好多天到可能的約會地點去找尋。帶的盤纏快用完了，每天隻能喝冷水、吃一兩個玉米麵窩窩頭充饑。除夕夜，他餓得心裏一陣陣發慌，外麵飄進來包子鋪的香味，他的手幾次伸向那裝有巨款的提包，可又縮了回來。這是黨的經費，他不許自己動用一分一厘。大年初一，他再次奔向英租界的花園去碰自已的同誌，這次終於找到了河北省委秘書長張子衡。當餓了好多天的郭森將巨額經費分文不少的交給黨組織時，張子衡掏出自己僅有的五毛錢，請他吃了一頓飽飯。想起這些當年發生在北方局的故事，我打心裏敬佩這些共產黨人，他們是有理想的人，是大寫的人，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得民心、打江山，靠的就是這樣的人啊！

與一二.九的緣分

我父親他們這一屆北方局，領導和支持了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這一偉大的抗日救亡運動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評價，他說： “ 一二九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它準備了抗戰的思想，準備了抗戰的人心，準備了抗戰的幹部 ” ，他將一二九運動與偉大的五四運動相提並論， “ 它是偉大抗日戰爭的準備，這同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大革命的準備一樣。 ”

發生於1935年12月9日的北平學生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示威遊行，是在當時的北方局、北平臨時市委領導下開展的一次偉大的愛國學生運動。1935年初《何梅協定》之後，國民黨憲兵三團和特務藍衣社退出河北，國民黨在北平的統治力量便大為減弱，中共北方局抓住時機，很快恢複了被嚴重破壞的北平黨組織，並於當年夏天組建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工委書記王學明、組織部長冷楚、宣傳部長彭濤。另有穀景生為左翼文化同盟和左翼作家聯盟的黨團書記、周小舟為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黨團書記。

當時，穀景生、彭濤、周小舟三人的公開身份都是學生。再加上第四個，我父親叫他 “ 大李 ” 的李常青，他是北方局與北平工委之間的巡視員(又名特派員)。就此李、穀、彭、周四人直接組織和領導了一二九運動。

1935年夏秋之際，黃河決口，山東河北遭受大水災，大量災民湧向北平、天津。北方局指示北平地下黨積極參與賑濟災民的活動，穀景生、彭濤等人利用學生身份到北平政府備案成立了北平學校黃河賑濟會，大張旗鼓參與救災，並借此將學生的抗日救亡活動變成公開和半公開。

1935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正在長征途中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全國人民總動員，奮起抗日救國。穀景生、彭濤、周小舟直接從外電的報道中看到《八一宣言》，了解到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總方針發生了重大變化，於是他們在市工委會議上提出了，團結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利用一切合法方式發動救亡運動的方針。但這個建議被市工委的主要領導否決了，他們看不到形勢的巨大變化，因襲左傾路線的思路，以為這是“向國民黨乞求抗日”的右傾行為，堅持要打倒國民黨。雙方發生分歧後，市工委撤了彭濤宣傳部長的職務，而且給彭濤等三人戴上 “ 右傾小集團活動 ” 的帽子，扣壓了他們要求北方局裁決的報告。情急中三人商議，派周小舟直接到天津向北方局匯報爭議情況。北方局領導認真聽取匯報後，肯定了他們的意見，並決定改組北平市工委。在北方局的安排下，11月組建了中共北平臨時市委，穀景生為市委書記、彭濤、周小舟分別為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為了加強領導，又派遣李常青為省委特派員，代表北方局領導和協調北平地下黨的工作。這就從組織上保障了一二九運動的發起。

李、穀、彭、周四人回到北平後開始放手工作，他們將公開的學生賑災團體轉變為 “ 北平大中學校抗日救國聯合會 ” ，並建立學聯黨團領導核心，穀景生成為學聯黨委書記。彭濤、周小舟以學生身份公開參加學聯的活動，穀景生、李常青居幕後，和學聯主席郭明秋單線聯係。在學聯中，共產黨員被安插到秘書長、總聯絡、總糾察、總交際、總交通等重要位置，為示威遊行作好了充分準備。他們聯合了二十幾所大學，製定了遊行的集會時間、路線、口號，指定第一線指揮是彭濤，穀景生和李常青負責幕後統一調度。12月9日是日寇和國民黨政府準備成立 “ 冀察政務委員會 ” 的日子，實質是將華北五省淪為日本統治之下。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這天清晨五點，以敲鍾為號，各大學的學生衝出校門，衝破一道道障礙，高呼著 “ 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反對華北自治運動！” 的口號湧向新華門，向何應欽遞交了抗日救國六項要求的請願書。他們迎著國民黨軍警的大刀棍棒皮鞭和槍刺，頂著刺骨的高壓水龍，勇敢地前進，沿途市民也不顧流血被捕，紛紛加入。大隊人馬最後在天橋匯合，俞啟威等人在天橋群眾集會上激昂的講演，被攝影師留下了永恒的瞬間。這就是震驚中外、名垂青史的一二九運動。緊接著9月16日，中共北平臨委又組織了第二次有上萬人參加的，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一二九學生運動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響應和支持。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武漢等大城市相繼爆發了大規摸的抗議遊行，愛國人士紛紛成立了各界救國會，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一個抗日救國的高潮迅速在全國掀起。一二九運動中成長起一大批學生幹部，衝在第一線的有郭明秋、姚依林、黃華、黃敬、孫敬文、鄒魯風、李昌、蔣南翔、韓天石、鄭天翔等一批中共地下黨員和學生領袖，他們在以後長期的革命戰爭中都成為我們黨的中堅。穀景生和李常青為保護黨的組織，嚴格遵守地下黨秘密工作與公開活動分開的原則，沒有直接參加示威遊行。但他們兩次都前往前門大街，懷著按捺不住的激動，目送著怒吼奮進的遊行隊伍。

自從黃敬1932年在青島被捕，又在報紙上刊登脫黨聲明後，父親就再沒有和他見過麵。這次在天津的北方局，我父親看見了赫然刊登在報紙頭版的黃敬站在電車頂上激昂演講的照片，通過北平地下黨了解到黃敬是北大的學生領袖，在這次運動中表現優秀，有拚命三郎的勁頭。於是我父親讓大李通知他從北京到天津接頭，我父親代表黨組織與他談話，了解他青島出獄的情況。才知道登報脫黨和釋放都是他的官僚家庭瞞著他代辦的，後來又讓他從青島轉學到北京大學。他傾述自己幾年間，輾轉於山東、北京、上海，一直在尋找黨卻找不到的苦衷。他向我父親提出恢複黨籍的請求。經北方局同意，我父親為他恢複了組織關係。黃敬忠誠幹練而富有才華，建國後曾擔任天津第一任市委書記兼市長，中國第一任重工業部部長。

在一二九運動中建立了曆史功勳的李、穀、彭、周四人，除了大李年齡稍長，其餘的當時都是二十剛出頭的青年，他們堅強勇敢，聰明機警，都有很強的政治敏感和號召力，他們是充滿理想和信仰的一代知識份子，是忠誠正直的共產黨人。在以後的曆程中，一二九運動被提到了一個劃時代的高度，可他們沒有一人出來爭說自已的功勞，顯擺自己當時的位置。他們默默地將一切歸功於黨的領導，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都不知道一二九學生運動是什麽人在領導。正是由於他們的正直無私和理想主義色彩，不屑於隱瞞自己觀點的個性，使他們的命運都多有坎坷。穀景生在二野任十五軍政委、率部參加了淮海、渡江、廣州、廣西戰役，與軍長秦基偉一起率十五軍入朝抗美，建設時期他任國防部五院政委，和錢學森搭班子，為導彈研製做出重要貢獻，後來卻因妻子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受牽連不被重用。周小舟建國後擔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在廬山會議上因為說真話被打成 “ 彭黃張周反黨集團 ” 重要成員。彭濤在解放戰爭中和我父親一起隨劉鄧大軍南下四川，一同在川南區黨委工作，父親任區黨委書記，他任副書記，共同工作中更是見識到他的正直無私和過人才華。可惜他很快調任中國第一任化工部長，六十年代初便英年早逝。

一二九運動中與我父親有直接聯係的是 “ 大李 ” 李常青。大李是北方局派往北平市委的聯絡員，常往來於北平與天津之間，我父親對他比較了解，認為他是一個堅持原則，敢作敢當的好同誌。他是吉林延吉市人，1930年參加革命。他除了在北方局和我父親一起工作外，抗戰勝利後，他們都被黨派往東北。他在擔任《東北日報》社長，東北局宣傳部秘書長等職時，都與我父親有工作交往。解放後他擔任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時，被誣指為高饒集團的人，遭到降職處分。1957年他在教育部副司長的職位上，又由於保護別的同誌而再次受到打擊，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下放到內蒙師範學院任教員，在極端不公正的對待下於1960年逝世。文革中有人千裏迢迢來找我父親查證李常青，我父親說，李常青性格剛正倔強，黑白分明，他實際上是深受高崗排斥打擊的人。父親曾對我說，大李晚景悲慘。他在內蒙教書時正值全國三年困難時期，吃不飽飯，年紀也大了，頂風冒雨地騎車上下班，被汽車撞死了。我父親對他萬分惋惜。直到1980年教育部和哈爾濱市委才聯合為他平反，這時我父親已不在人世。對於這樣一個建立過功勳的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一個好人，他的命運竟是如此悲劇，我相信這個陰影始終留在父親心上。

在北方局工作期間還有不少同誌與他有過交往，可惜都沒能留下記錄，唯有文革期間各地造反派來找他提供旁證，許多塵封的往事才被他記起，正是這些僅存的材料使我得以探尋父親的足跡。其一是彭真同誌。他1935年8月出獄後由北平市委介紹到北方局見我父親。我父親與他談話，詳細了解他的鬥爭曆史、被捕經過、獄中表現和出獄後的情況，之後分配他去唐山工作並恢複組織關係。11月從唐山回來後我父親再次找他談話，聽取唐山工作的匯報，接著便分配他去天津，重建天津市委並擔任市委書記。劉少奇在大革命時期曾和彭真一同工作過，相互了解熟悉，對他的幹練印象深刻。因此劉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後，非常器重彭真，委以重任，這是情理之中。

王均予和易吉光，對我是完全陌生的兩個名字，這是兩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文革中有造反派找到我父親，要他證明此二人曾經脫黨叛變。王均予和易吉光都是湖北宜昌人，而且都是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領導過工人和農民運動。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們轉入秘密戰線，先後在上海黨中央的出版科、發行科工作，負責黨的地下刊物和文件的出版發行。1934年上海地下黨連續三次遭到大逮捕大破壞，他們匆匆逃離上海，與黨失去了聯係。但他們沒有消沉退縮，按地下工作的規矩，當他們的上級黨組織被破壞以後，他們就會分頭到和他們有出版發行聯係的地方去找黨的組織。於是易吉光到了北平，找到了曾在太原做過出版發行工作的李雪峰同誌，又通過他找到了北方局。是我父親與他接頭談話，並恢複了他的組織關係。接著分配他任天津市委委員，配合彭真工作。在他們領導下的天津學生和各界愛國人士的抗日救亡工作，搞得轟轟烈烈。彭真調走以後，易吉光接任天津市委書記，於1936年9月又在愛國商人的資助下創辦了《知識書店》，他化名餘衛公出任經理。這個書店在天津很有名氣，既出售左翼作家的進步書籍又是黨的地下刊物發行處和聯絡點。易吉光解放後曾擔任武漢市副市長。

王均予離開上海後去廣州找黨，在沒有找到黨組織的情況下，他聯絡到進步青年組織“時代文化”讀書會，並將讀書會改組成為黨的外圍組織“中國青年抗日同盟”，團結了一批進步青年，積極開展抗日宣傳和組織工作。到一二九運動前，“中青同盟”已發展到一百多人，範圍擴大到了“中大”等廣州各大專院校。1936年初夏，他接到易吉光的書信，告訴他在天津找到了黨。他當即北上天津找北方局。在那個年代，被打散的共產黨員就象流離失所的孩子，找到黨就是找到了家、找到了親娘！北方局委派我父親與他接頭，恢複他的黨組織關係。我父親讚揚他在失去組織聯絡時，依然堅持開辟革命工作的精神，指示他回廣州去，將 “ 中國青年抗日同盟 ” 的骨幹發展為中共黨員，在此基礎上重建中共廣州市委，並任命他為市委書記。王均予不負重托，完成全部任務。解放後，王均予曾任中科院廣東省分院院長等職。

對造反派的疑問，父親說： “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易吉光、王均予對黨的忠誠，盡管地下鬥爭的環境很複雜，但我也在上海中央局工作過，上海黨的機關被破壞的情況我都了解。他們失去組織關係並不是他們本身的原因。經過白色恐怖的層層絞殺，他們仍然到處找黨，仍然堅持獨立作戰，對這樣的同誌還有什麽可懷疑的呢？在那個年月，幹革命可不是當官，是要拚命的。 ”

這些忠誠於理想和信仰的普通共產黨員，他們是黨的基礎，共產主義事業的根基，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白區黨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摧殘下，在白色恐怖中才能繼續存在並且頑強發展。

劉少奇領導下的北方局

1936年春天，劉少奇受黨中央委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從延安來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此時，國際國內形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1935年12月17日，紅軍到達陝北後在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華北事變後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指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認為黨的策略路線就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民族一切愛國力量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會議批評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決定用 “ 蘇維埃人民共和國 ” 替代 “ 蘇維埃工農共和國 ” 。瓦窯堡會議決定了全黨最迫切的政治路線問題，為黨領導全國人民迎接抗日戰爭奠定了政治基礎。

劉少奇正是帶著瓦窯堡會議精神來到北方局，從政治、理論、策略和方法上給予北方的黨組織有力的指導。他從政治上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將貫徹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放在首位，鞏固和發展一二九運動的成果。在工作方法上要求采取發動群眾、隱蔽精幹、爭取公開合法鬥爭的正確方針。根據當時北方局幹部馬輝之的回憶，劉少奇到天津後改組了北方局，向北平和天津各派出一個工作組，北平組是劉少奇、柯慶施和林楓；天津組是彭真、李大章和馬輝之。而當時天津市委的負責人是李鐵夫、姚依林和易吉光。天津工作組領導天津市委、冀東和冀南特委。我父親分工負責冀南特委和北方局黨刊《火線》。劉少奇剛到北方局就在《火線》上發表了 “ 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關門主義、冒險主義 ” 一文，對左傾機會主義給黨的工作造成的危害進行了係統地批判。他還發表了 《 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 》 ，闡述在當前階級變化的新形勢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已成為我黨領導革命的中心問題和關鍵。這些文章對促進白區黨的路線轉變起了極重要的作用。黨刊《火線》在這個重要時刻也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馬輝之的回憶說： “ 當時，凡是要知道少奇同誌的指示精神就看《火線》，每期頭一兩篇差不多都是中央指示或少奇同誌的文章。看《火線》也可以知道少奇同誌的活動情況。 ” 劉少奇當時用KV、胡服等筆名寫文章，負責發行和通聯的是張子衡。我父親是《火線》的總編輯，自己也用筆名發表文章。所有的稿件到父親手裏集中、修改，然後交給馬輝之，馬再交給張子衡，最後由張交到刻印出版者手上。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保護黨的組織和黨刊，後來果然有一位負責刻印的人被捕叛變，這些保密措施得以保障黨刊的繼續出版發行。《火線 》 前後共出版了一百期，在當時很有名氣和影響力。這份發行到華北各省和山西、河南、廣東等地的黨刊，在抗戰初期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曾起過很重要的作用。《火線》在1938年以後停刊，。

繼之而起的是更多的發行在根據地的黨報黨刊劉少奇同誌主持北方局後，工作麵拓寬了很多，他強調爭取上層抗日，在統一戰線工作上有創造性發揮。當時天津有兩廣白崇禧、李宗仁的派駐代表，有山西閻錫山的代表，有宋哲元的駐軍，在天津做抗日統一戰線的工作有很多便利條件。我父親說： “ 少奇同誌經常給大家講，大城市裏反動勢力集中、力量大，在這種情況下不能硬碰硬，要利用社會名流搞公開的鬥爭，多做上層工作，搞民族民主統一戰線。 ” 在黨的領導下，很快 “ 天津民眾救國會 ” 、 “ 天津工人救國會 ” 、 “ 天津農民救國會 ” 相繼成立， “ 天津學聯 ” 更名為 “ 天津學生救國聯合會 ” ，在此基礎上 “ 天津各界救國會 ” 成立。教育界、新聞界、銀行界、民族工商界知名人士紛紛參加，這些救國會中的領導人幾乎都是共產黨員。地下黨還緊緊抓住宣傳輿論陣地，辦了幾十個公開和半公開的小報雜誌宣傳抗日，黨的聲音也常出現在《大公報》、《大眾生活》、《益世報》等著名的報刊上。在少奇同誌的布置下，還安排不少共產黨員進入宋哲元部隊，並將 “ 打倒賣國賊宋哲元 ” 的口號改為 “ 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 ” ，逼迫和爭取他們抗日。革命形勢的快速發展，急需大量幹部。為此劉少奇給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寫信，征得中央同意，讓被關押在國民黨監獄裏的共產黨員履行一個手續出獄，投入抗日戰爭。這年8月中共中央向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發出指示信，對劉少奇領導北方局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肯定他們在政治上、組織上、群眾發動上、黨建工作上的基本轉變和取得的成績，鼓勵他們 “ 開展著光明燦爛的偉大前途。 ” 。

李林回憶說，這段時期我父親的工作非常忙碌，擬電報、起草文件和發文稿，李林常常要幫忙抄寫些文稿文件。當年秘密工作的一些往事，也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有一次，他和我父親在街上 “ 遇到 ” 一個瘦身材的高個子，他們一見麵就邊走邊談，李林便隔一段距離警惕地跟著，不該他問的事他從不打聽。後來他才知道，這就是劉少奇。還有一次，李林正在我父親的房間裏幫助抄寫文件，有人用暗號敲門，父親知道是自己人，開門前讓李林趕快躺到床上，並用被子蒙住頭。這是秘密工作的紀律，不讓李林和來人照麵。後來聽見他們稱呼來人 “ 中代 ” (中央代表)，知道是北方局領導劉少奇。

1936年春劉少奇剛到天津之初，急於和當時已到上海的陳雲同誌取得聯係。陳雲1935年5月紅軍長征到達四川瀘定後，受中央派遣前往上海。自上海中央局連續三次遭到大破壞後，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聯絡就完全中斷了。中央命陳雲去上海恢複中共地下組織，並設法同共產國際取得聯係，匯報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近況，特別是遵義會議的情況。這次劉少奇派北方局聯絡員張子衡去上海，一是找到陳雲，向他匯報關於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紅軍的問題以及中央的處理結果，並要陳雲報告共產國際；二是和上海地下黨接上關係。但是張子衡對上海的情況不了解，要完成這任務如大海撈針。我父親便派李林陪同他前往，讓李林利用他在中國征信所的工作關係找到章乃器，再通過和章乃器有聯係的黨的外圍組織找上海地下黨。臨行前我父親給章乃器寫了一封密信，要李林親手交給他。信寫在薄如蟬翼的拷貝紙上，折疊起來放在墨水瓶蓋的夾層裏。父親交待李林，墨水瓶要大大方方放在火車座位前的小茶幾上，不要藏藏掩掩，以免引起懷疑。根據我父親的安排，李林和張子衡到達上海後，順利地找到了黨組織和陳雲，完成任務後再分頭回到天津。

1937年4月，劉少奇、彭真、柯慶施、高文華等都回延安參加白區工作代表會議，北方局隻留下我父親和少數同誌堅持工作。7月7日盧溝橋事變前夕，平津的鬥爭環境已經愈來愈複雜和危險，我父親從英租界住地遷往了隻有幾條小街的意大利租界區。七七事變爆發後，北平天津完全陷落於日寇之手，天津一片混亂，隻剩下幾個帝國主義的租界區未被日軍占領。日軍占領了學校,封鎖了各租界出口，隔絕了省市委與群眾團體的聯絡。天津地下黨的活動已處於日本人眼皮底下，被迫轉向極端秘密的狀態。我父親與黨中央的聯係也被戰火阻斷。在這萬分危急的時刻，為了及時得到中央指示，正確安排華北、平津的幹部和工作，我父親不顧危險，隻身前住太原八路軍辦事處找周恩來和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當時平漢鐵路已被日軍切斷，他先乘船去煙台，轉坐火車到風陵渡，再乘汽車到太原,沿途日寇飛機轟炸不斷。他風塵仆仆地趕到八路軍辦事處，分別向周恩來和劉少奇匯報了北方局的情況。

當時黨的洛川會議剛結束，中央決定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開赴華北前線開辟敵後戰場，堅持長期抗戰。根據這一精神，少奇同誌認為中國人民的抗日形式已由非武裝鬥爭轉到武裝鬥爭的階段，利用公開合法的手段發動組織群眾已告一段落，北方局的主要任務是建立抗日的武裝，配合八路軍打遊擊戰，並建立根據地政權，工作的重點也由城市轉到農村。北方局因此發出指示： “ 組織、發展與堅持抗日遊擊戰爭已成為華北全黨及人民的中心任務。一切群眾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都必須圍繞這一中心任務，每一個同誌都必須到群眾中去，武裝起來，學習軍事，去組織和領導遊擊戰爭。 ” 我父親在太原非常及時地得到了中央洛川會議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周恩來令他立即將北方局機關全體同誌撤離平津。劉少奇還讓他給當時的河北省委書記李運昌帶了一封親筆信，命令李運昌速去冀東組織冀熱邊特委，發動冀東抗日遊擊戰爭，並由馬輝之接任河北省委書記。我父親受命後馬上又原路返回天津，將北方局全部同誌分批轉移到根據地，同時對重新組建的河北省委的工作做了妥善安排，及時分配一些同誌去平西、平北開辟根據地，發展遊擊戰爭。

一直到1937年年底，他才和王英、李林一起最後撤離天津。與他們同行的還有 “ 張耕石 ” 張繼祖夫婦。一行五人從天津出發坐輪船到大沽口，換乘海輪去青島，從青島坐火車到潼關，再改乘同浦路小火車至臨汾。途中父親都是用李林在天津中國征信分所的工作名片作掩護。在大沽口上船時受到日本憲兵的盤查，我父親從容自若，隨機應變，用中國征信所天津分所職員和家屬名義順利應付過去。安全到達臨汾後，張繼祖去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李林奔赴延安，我父親和王英留在臨汾八路軍駐地附近的中共北方局。

父親十多年前從蘇聯回國時就落腳在大西北，今天又回到這片熱土。結束了十年腥風血雨的地下黨生活，從此他開始了一段新的鬥爭生涯。

第三章 巍巍太行

人民的喉舌 人民的藝術

父親到臨汾時太原已失守，周恩來率領的八路軍辦事處和以劉少奇為首的北方局都撤到了臨汾。這時黨中央已任命劉少奇為北方局書記、楊尚昆為副書記、彭真任組織部長，我父親為宣傳部長，朱瑞任統戰部長兼軍事部長，林楓任劉少奇秘書。

當時華北最緊迫的任務就是盡快在敵後建立政權。日寇占領華北後，國民黨軍隊大踏步後退，八路軍大踏步向敵後挺進，當地舊政權垮了，縣長跑了，共產黨就在這裏成立縣委、任命縣長。華北的許多地方，已有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在活動，我們去些軍隊、派點幹部，政權就建立起來了。站住腳跟後就可以進一步發展軍隊，發展政權，堅持抗戰。這階段是華北抗日救亡運動大發展的時期，非常缺幹部、缺人才，因此北方局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收羅大批從東北、平津撤出來的流亡學生，辦學兵隊，經過軍、政整訓後輸送到各地，成為新政權的骨幹。同時將從國民黨監獄裏釋放出來的政治犯、在白色恐怖下隱蔽下來的地下黨員、以及從八路軍抽調來的軍政幹部，統籌分配到晉冀魯豫各地去建立敵後抗日政權。父親當時直接在劉少奇的領導下進行這些工作。大約一個多月後臨汾淪陷，他和楊尚昆、林楓、張友清、王達成等北方局的同誌撤到呂梁山一個叫石樓的地方。不久，父親奉召回延安給劉少奇同誌任秘書(北方局秘書長)，任職半年多。直到1938年10月黨的六中全會後，劉少奇奉命去華中局工作，中央決定北方局遷到太行山同八路軍總部在一起，並決定我父親仍然回北方局任宣傳部長。

我父親來到連綿起伏的太行山區，他身著八路軍軍裝，打著綁腿，斜挎著手槍，英姿勃勃。在革命根據地，在自已人身邊，他心情舒暢，精力旺盛，工作有聲有色。他當時主要分管報紙、出版社和北方局黨校。他首先積極著手全麵建立和健全華北各級宣傳教育機構。當年北方局的《火線》就象一顆火種，如今已燃成熊熊烈焰。自1939年元旦起，《新華日報》華北版、北方局黨刊《黨的生活》、在敵占區發行的《中國人報》，以及配合當時中心任務的《前線》、《解放》等報刊陸續發行。各區黨委也在北方局的協助下創辦和改進自己的報刊。《新華日報》華北版還自辦印刷廠、自辦發行，在敵人的掃蕩中堅持刊發 “ 戰時版 ” ，使黨報成為華北敵後一麵高揚的戰旗。《新華日報》華北版於1939年元旦正式創刊，由北方局組建的黨報委員會領導，實行社長總編輯負責製。黨報委員會由楊尚昆、彭德懷、左權、陸定一、傅鍾、李大章、何雲、陳克寒組成，社長兼總編輯是何雲。

華北分館幹部的組成除了《新華日報》總社和《中國日報》社的成員外，另一個重要來源便是延安抗大、陝北公學、魯藝派赴太行抗日前線的一批文字和美術工作者，他們是我父親於1938年冬天從延安帶到太行山的。華北館最初的的館址在遼縣麻田鎮的山莊村，處在太行山腹地的群山環抱之中。當時隻有幾位編輯記者，一台老掉牙的鉛印機。他們在老鄉家的院裏挖了坑道，鬼子掃蕩時，機器設備全部藏進坑道。掃蕩期間沒有條件出鉛印版，就出油印版和戰時電訊版。華北版創刊半年以後，北方局又決定所有華北版戰報和新聞，用《華北新華社》的電頭向延安新華總社和華北各抗日根據地播發，盡管敵人掃蕩不斷，戰事頻繁，《新華日報》華北館和《新華電訊》堅持出報，基本未中斷。1942年春季,鬼子圍剿八路軍總部，社長兼總編何雲和四十七位同誌一起犧牲在遼縣，就在此前一天，他們還堅持出了電訊戰報。

很長一段時間裏，我父親工作重點都在報社，和編輯記者們生活戰鬥在一起，非常辛苦繁忙。他明確提出黨報是人民的報紙這一觀點，指示《新華日報》華北版要當好人民的 “ 聰耳 ” 、 “ 慧眼 ” 和 “ 喉舌 ” 。他提出的辦報思想是 “ 在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中更盡其積極作用 ” ，使華北版成為一張代表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黨報，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凝聚抗日力量的旗幟。《新華日報》華北版首創全國性大報在敵後發行地方版，初期出版發行量就達二萬份，一年後達到五萬份，影響巨大。朱德總司令誇讚道： “ 新華日報一張頂一個炮彈，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戰。 ”

北方局宣傳部和八路軍總政宣傳部還創辦了一批研究日偽現狀的雜誌，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采用鉛印、雕版印和油印等方式出版發行，供各級軍政領導和部隊幹部參閱。這種研究日本情況的雜誌情報準確，特色鮮明，努力把握抗日戰場的總趨勢，發表具有政策指導意義的文字，是戰爭中我軍高層知己知彼，了解和研究日本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麵又貼近實際，直接為軍事鬥爭服務，為各級軍事機關、敵工部門提供敵情信息和反戰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林昶在 “ 抗戰時期的日本研究雜誌 ” 一文中，特別提到了創刊於1941年5月的《敵偽研究》月刊， “ 創刊號采用了套色封麵，畫麵是一柄放大鏡下扛著旗子的日軍，意為更切近、更細微地觀察日本。其開篇就發表了八路軍前總宣傳部長李大章的文章《麵對敵人，加強對敵鬥爭》，開宗明義的精辟闡述了辦刊宗旨和鬥爭策略。 ” 該文引用我父親的話說： “ 對於敵偽的各種政策及活動，特別是關於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麵，做出有係統的研究和介紹，而且它將盡可能地收集各種有關敵偽材料，幫助各個工作崗位上的同誌，做為經常對於敵偽研究與對敵鬥爭的一種參考材料。 ” 而《敵偽研究》這一類雜誌的投稿者常常是當時八路軍的高級軍政領導人。

在創辦報刊的同時，北方局宣傳部有計劃的組織太行教育出版社、《新華日報》華北分館以及後來成立的華北新華書店，出版發行革命書刊，包括馬列主義書籍、革命理論書籍、文藝創作等等，僅兩年就印發45萬冊。此外，還開辦或與地方合辦軍政幹部學校、通訊社、劇團等宣教文藝機構，加強對敵偽的宣傳鬥爭，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教育。其中，在抗日根據地廣為流傳，膾炙人口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和它們的作者趙樹理，在初出茅廬之時都曾得到過我父親的幫助和支持。

趙樹理是享譽中外的農民文學家。1943年，當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寫出來後，並沒有受到當時文藝界的重視，因為存在不同意見，書稿遲遲沒能付印。後來由北方局黨校校長楊獻珍將稿子交給了北方局書記彭德懷，彭看後很喜歡，題詞道： “ 象這種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 ” 。然後交給時任宣傳部長的我父親，他看到書稿後也非常欣賞。小說通過兩個普通的農村青年爭取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故事，普及反封建意識和爭取民主自由的理想。寫作手法上沒有城市知識份子 “ 精英文學 ” 的味道，全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鄉土語言，書中活躍著一個個生活在根據地的普通農民。我父親將書稿交給太行出版社負責人杜毓雲，讓他立即付印，而且打破當時初版兩千冊的記錄，一下就印了兩萬冊，很快銷售一空。趙樹理受到鼓舞，幾個月後又完成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這次我父親為他寫了序言，並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評論說： “ 這個中篇較之《小二黑結婚》更有收獲，更有向讀者介紹的價值。因為 “ 結婚 ” 主要圍繞農村青年爭取婚姻自由來展開情節，而 “ 板話 ” 則正麵地直接地描寫了當時正在根據地開展的減租減息運動，在題材上更富有政治色彩，…… ” 三年以後解放戰爭拉開序幕，土地改革在全國推廣，對趙樹理直接描寫翻身農民和農村巨大變化的作品，文化界有了很高的評價，甚至提出了 “ 向趙樹理的方向邁進 ”的號召 。但在三年前， “ 最初的評論文章中，影響較大的是當時華北地區宣傳工作負責人李大章的《介紹〈李有才板話〉》。 ” 這是現代許多趙樹理文學現象研究者的共識。

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的木刻版畫，是藝術與人民相結合的創舉，在中國美術史上有濃抹重彩的一筆。有人評價說：解放區的木刻畫是20世紀中國美術史上的一個高峰，是中國版畫藝術的經典。我父親在太行山有一段時間和這些年輕的木刻藝術家生活在一起，以至於一直到晚年，閑暇時他都有興趣將手中的小木塊雕來刻去，有時變成一個精致的挖耳勺，有時是個模樣拙樸結實的煙鬥，在我眼中都可以和商店裏的藝術品比美。這大約就是當年受木刻藝術家們熏陶的結果。

1938年冬，黨中央號召延安的幹部到敵人後方去開辟根據地，魯迅藝術學院成立了一個木刻藝術團去前線，其中有後來人們耳熟能詳的藝術家彥函、華山、胡一川、羅工柳等，他們的任務是一麵舉行木刻畫巡回展，一麵深入生活，豐富創作。同行的除了魯藝的幹部外還有大批抗大、陝公的幹部。這一支隊伍的領隊就是我父親。據著名木刻藝術家羅工柳的回憶，這支隊伍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老革命也有新幹部，他們背著行李翻山越嶺，一路高唱著抗戰歌曲。東渡黃河到了晉西八路軍115師駐地後，他們立即到附近決死隊駐地去辦畫展。部隊和老鄉都很新奇，來的觀眾很多，但參觀下來意見更多。他們帶去的一二百幅木刻作品，一部份是延安的，一部份是從大後方收集來的。老百姓認為這些作品一是 “ 沒啥名堂 ” ，沒有吸引人的內容；二是不好看，對當時木刻藝術采用的歐洲技法看不慣。群眾很熱心，還提出好多問題： “ 為什麽沒有顏色？ ”“ 為什麽沒頭沒尾？ ” 這些意見給藝術家們很大的啟迪。羅工柳後來總結說：“走出小魯藝，走進大魯藝，到群眾中去才能找到人民喜聞樂見的真正藝術。”工作團穿越敵人封鎖線、翻過綿山來到晉東南的沁縣後，沁縣正開群眾大會，他們又去會場周圍布置露天畫展。數九寒天，冷風嗖嗖，畫展效果更不好。晉西和晉東南畫展失敗後，大家都很泄氣，有人甚至想放棄巡回展的計劃了。一天晚飯後，我父親特意帶著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政治部副主任陸定一等總部領導到住地來看望大家，給大家鼓勁。父親希望大家真正用心去貼近群眾，創造出工農兵喜愛的藝術作品。正是因為接受了群眾意見，工作團的藝術家們開始創作木刻長篇連環畫，有頭有尾，在報上連載，受到群眾喜愛。我父親又讓年輕的木刻畫藝術家胡一川創作了《軍民合作》等8套新年畫，展現根據地人民參軍、支前、織布、打鬼子等戰鬥生活的新內容，在技法上用民間年畫的陽刻法搞水印套色木刻，老百姓喜聞樂見，效果出乎意料，很受歡迎。1939年臘月，工作團準備了一萬張這樣的套色木刻年畫。我父親很精明，對他們說： “ 不要拿去發送，這樣老百姓以為是宣傳品反而不稀罕。你們拿到市場去賣吧，價值一定會顯現出來。 ” 果然，在臘月廿三的集市上老百姓搶著買這些套色木刻新年畫，不到三個小時，幾千張年畫便被搶購一空。有的老鄉沒有買到，跟著藝術家們走十幾裏山路到工作團駐地去買。這一年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的門上也貼著他們的套色木刻年畫，彭德懷表揚他們說：大眾化喊了多年，你們算是走出了第一步。??

悲壯的曆程

1938年初，父親和王英有了他們第二個女兒，因為環境太艱苦，兩人都隨時要跟著部隊行動，沒有條件帶著這個孩子，象許多八路軍幹部一樣，孩子一生下來就送到了老鄉家裏寄養。1939年8月，在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住地，太行山腹地沁縣，他們的第三個女兒誕生，這就是我的大姐沁生。和她姐姐一樣，一生下還未待滿月，就被我父親托新華日報華北分館的同誌送去了老鄉家。這讓我想起毛主席在勸妻子賀子珍將孩子送出去時，說過的一句話： “ 把孩子寄養出去，今天我們隻能這樣做，等革命勝利了，我們再把她找到身邊。 ” 他還說過另一句話： “ 我們幹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為了革命，又不得不丟下自已的下一代。 ” 這句極富殉道色彩的言語，飽含著為民族的下一代犧牲個人下一代的精神境界，多麽感性而又多麽理性。毛澤東主席自己正是這樣做的，我父親和當時許多黨的幹部也都是這樣做的。他和王英一共生有四個孩子，一個死在獄中，三個寄養出去，最後剩下的隻有我的大姐沁生。

1939年臨近年關，北方局派我父親去冀南區黨委巡視指導工作。這一去要穿越敵人封鎖的鐵路線，通過敵偽控製地區，很艱苦也很危險，而且一去就是一年半載。但這次父親隻去了兩三個月，1940年春天，北方局通知他速歸，因為他的妻子王英患傷寒病情危重。父親星夜兼程，騎馬飛奔在通往遼縣麻田鄉的小路上，在麻田和武經寺之間，往西北方向走大約十裏，那裏有八路軍的一個野戰醫院，王英就在這所醫院裏。1940年正是日寇對根據地實施 “ 囚籠政策 ” 的時候，太行山根據地缺醫少藥、生活艱苦，很多人因患病無法醫治而死去，父親心裏明白王英已是凶多吉少。待他匆匆趕到醫院，還是遲了一步，王英已逝去。這對患難與共的夫婦終未能見上最後一麵。很多年以後，父親已到人生的暮年，當年軍醫院所在地的村名他早已忘記，可他一直還記得沿著這條山路有一條小河，那小河淺淺的水窪還沒有化凍，寒風凜冽，天氣冰冷得象他那緊縮的心。

二十多年後的1964年，王英的小女兒、我的大姐沁生從中國科技大學畢業，成為國家科技戰線上的一名幹部。次年，她參加了四清工作組，下鄉的地區正好在晉南的沁水縣，於是她給父親寫信，希望能去晉東南祭奠生母王英，並到沁縣尋找自己養母的家庭。她的養母在太行根據地最艱苦的歲月裏養育她四年，在日寇掃蕩的生死關頭，舍下自己的兒子，抱起 “ 八路軍的閨女 ” 藏進了莊稼地裏，兒子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死了，沁生卻留下一條性命。太行山老百姓用鮮血培植的深厚恩情，我大姐沁生永遠不會忘記。現在她已長大成人有了一定經濟能力，於是向父親提出，去尋找養母的後人，回報點滴。她的願望得到父親的讚許，父親回了一封長信，詳細介紹了沁生出生時托新華日報的同誌找寄養家庭的情況。還告訴她，母親王英安葬在當時的軍醫院所在地，並立有一塊寫著 “ 王英之墓 ” 的石碑。但是父親說，村名記不清了，寄養人家的姓名也不知道。他需要找當年新華日報的老戰友核實一下。這一等就到了 “ 文化大革命 ” ，正常的社會秩序、正常的人際關係不複存在，父親忙忙碌碌已是身不由己。直到他去逝，大姐沁生的這一點心願終究未能實現。

我父親安葬了王英後回到總部，參加了北方局1940年4月在黎城召開的冀南、太行、太嶽三個根據地的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會議召開的曆史背景是：華北抗戰已進入相持階段，為了支持長期戰爭，必須鞏固西北、華北根據地，發展華中根據地，作為戰略通道的晉東南地區不僅有其重要的戰略地位，而且有條件將太行、太嶽、冀南三塊根據地連起來，建成我抗日前線最大的一塊根據地。當時在日軍的反複掃蕩中，在國民黨的嚴密封鎖下，根據地物質困難已空前嚴重，十幾萬八路軍要吃要穿、要武器彈藥，都要靠政權、靠人民來解決。在這種形勢下，把分散的三塊根據地連起來，把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建立起來，製定和完善各項政策，統一財經貨幣，便是當務之急。會議傳達了毛澤東同誌關於《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講話，部署了 “ 建黨、建政、建軍 ” 三項任務。糾正左的思想，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政權建設成為這次會議的重點。冀南、太行、太嶽三個特區正式成立行政聯合辦事處，以便今後在此基礎上成立統一的抗日民主政權。會議決定以冀南銀行發行的貸幣為邊區統一流通的貸幣。

大約一年以後的1941年3月，在根據地大規模開展村民選舉村幹部的民主運動基礎上，鄧小平代表北方局向三區行政聯合辦事處提交了 “ 關於成立晉冀魯豫邊區臨時參議會的提議 ” ，並提出對晉冀魯豫邊區目前建設的15項主張。兩天後，聯合辦事處接受了這個提議，邀請黨政軍各界組織成立臨時參議會籌備委員會。我父親代表北方局全麵主持籌委會的組織工作。他根據我黨關於建設民主政權的主張，在政權人員構成中遵照三三製的原則工作(共產黨員占1/3，黨外左派進步人士占1/3，中間派占1/3)。從文件、提案的起草和審查，到各項會務工作，各方意見的匯總解決，各種抗日力量的團結協調，他都兢兢業業親力親為，以模範的工作受到與會人員的讚許，獲得很高威望。7月，當晉冀魯豫邊區臨時參議會正式成立時，他被民主選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提案審查委員會委員，並以最高票數當選為臨參會駐會委員，還被提名為議長。為了堅持統一戰線政權三三製原則，我父親懇辭了議長提名。在北方局的領導下，我父親積極籌劃組織，到9月1日，臨參會選舉產生了晉冀魯豫邊區民主政府，並以15項主張為基礎製訂了邊區政府的施政綱領。政權建設是我黨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至關重要的一環，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的建立為進一步打擊侵略者，壯大人民武裝，以及幫助根據地人民發展經濟，從長期封建專製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奠定了基礎。

北方局當時有一百名多幹部，隨八路軍總部行動，住地在晉東南的襄垣縣，新華日報館有一部份在西北麵的沁縣，八路軍總部和一二九師師部設在晉冀邊境的涉縣，三處都相隔不遠。我父親隨新華日報館住在沁縣附近。1940年是抗戰第三個年頭，根據地進入非常艱苦的戰略相持階段。日寇在華北大地實施 “ 囚籠政策 ” ，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分割與封鎖各根據地。日偽軍駐兵在碉堡裏，隨時對根據地凶殘掃蕩，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鐵路、公路可保障他們快速運兵，頻繁出擊。為了粉碎敵偽對解放區的封鎖和掃蕩， 8月，晉察冀軍區、129師、120師在八路軍總部的統一指揮下，發動了以破襲正太鐵路為重點的戰役，參加部隊105個團，二十餘萬人，稱為 “ 百團大戰 ” 。百團大戰持續4個月，斃傷日軍二萬多人，這是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動的規摸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戰役。百團大戰期間，北方局積極配合八路軍總部，組織和武裝太行區人民，堅壁清野打遊擊，配合主力部隊作戰。《新華日報》華北版無論戰事多麽頻繁，始終堅持出戰地版。百團大戰給驕橫的日軍以重創，必然遭到日偽軍的瘋狂報複。對八路軍展現出的實力，日偽軍與蔣介石均大驚。日寇驚呼對華北問題要再認識，轉而對抗日根據地進一步掃蕩和蠶食。蔣介石則驚詫於八路軍竟然有了上百個團，幹脆斷了八路軍的供給，並時時找機會 “ 磨擦 ” 。根據地黨政軍民一麵要反 “ 掃蕩 ” ，向日軍主動出擊；一麵要節衣縮食、精兵簡政、開展生產自救運動，鞏固根據地。

從1941年下半年開始，日軍便調集五萬兵力，以 “ 鐵壁合圍 ” 、 “ 梳篦清剿 ” 的方式反複掃蕩我華北根據地，鬼子三裏一炮樓、五裏一據點把根據地分割成格子狀，封鎖了山區與華北平原的經濟命脈，妄圖將太行根據地置於死地，冀中平原的形勢萬分險惡。這時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已奉調回延安，由彭德懷代理書記，他派遣我父親再去冀中地區巡視指導工作。父親輕裝簡從再次出發。這次，他在日偽的碉堡和封鎖線中間跑了將近一年，直到1942年秋天才回到八路軍總部。這使他有幸躲過了1942年5月25日日軍對太行山八路軍總部的襲擊，這一仗使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損失，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將軍英勇犧牲。

這是日軍針對太行山遼縣一帶的八路軍總部、北方局和一二九師師部精心策劃的打擊計劃。前文提到，日軍先是調集五萬人馬對冀中抗日根據地進行 “ 鐵壁合圍 ” 和 “ 拉網式掃蕩 ” ，實則聲東擊西，很快又集中近三萬兵力突然襲擊太行遼縣八路軍總部。彭德懷和左權根據敵我雙方態勢，組織部隊跳出合圍圈，向東轉移到敵人後方。但日軍很快發現了八路軍突圍的意圖，他們急速收緊包圍圈，用密集的炮火和飛機轟炸，封鎖了突圍的通道。總部機關戰鬥部隊少，北方局機關、報社、黨校、劇團、後勤以及一些地方政權行政人員，都是非戰鬥人員。當時見到這次撤退的老鄉說，隊伍宛延好幾裏地，“從來沒有見過這麽多戴眼鏡的人(知識份子)”。他們背著扛著文件、行李和各種設備，行動遲緩。在分頭突圍中，左權身先士卒，犧牲在十字嶺最後一道封鎖線上。左權的妻弟劉誌麟在給姐姐劉誌蘭的信中講述了當天的情況： “ 二十三日我軍部隊開始轉移，整個四五千人一天走了不到二十裏。第三天晨在休息時，又被(敵機)發現目標，一連炸了四次。到中午時，各路敵人在飛機掩護下，已經接近我軍。我軍當時不顧一切分頭突圍，五架飛機輪番在大路上轟炸。當時情形非常亂，一切都失掉了聯絡，分散為無數小股。這時叔仁(左權字) 仍是非常沉著鎮靜，帶著一些非武裝的幹部突圍，一路上力竭聲嘶地喊著：快些走！當通過第三道敵人火力封鎖口時，敵人火炮轟擊得很厲害。他叫別人都臥倒，準備炮彈稍停再突擊。但是他一個人仍然繼續前進，剛走了兩步，不幸被敵人炮彈擊中頭部，當時一言未發犧牲。 ” 除了左權將軍外，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還損失了一些重要幹部，如北方局秘書長張友清、調研室主任張衡宇等。新華日報華北版社長兼總編輯何雲以及四十七位編輯記者和工作人員在突圍中犧牲。劉伯承師長聽到消息後痛惜地說： “ 實在可惜啊！一武一文(左權、何雲)，兩員大將，為國捐軀了！ ” 楊尚昆在回憶錄中提起這次總部被圍的戰鬥說： “ 百團大戰後敵人發動報複掃蕩，我們也受到不少損失。北方局機關在敵軍掃蕩時被包圍了，張友清等幾個重要幹部被敵人捉到太原去殺掉了。當時我已回延安，如果還在那裏，可能也跑不掉。 ” 同樣的，如果我父親當時沒有去冀中地區巡視，他一定會在北方局，更大的可能是和新華日報的同誌們在一起，可能也跑不掉了。

可是我的姐姐就沒有這麽幸運了，這次日軍對太行山區持續二個多月的大規摸掃蕩，使我父親又失去了一個女兒。凶殘的日軍在 “ 掃蕩 ” 、 “ 清鄉 ” 中對根據地的老百姓下毒手。日本華北方麵軍明確下令： “ 凡是敵人區域內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應全部殺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毀，所有糧秣，其不能搬運的，亦一律燒毀，鍋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藥 ” 。父親寄養在老鄉家的二女兒便不能幸免於難。這位生於1938年的姐姐當時隻有四歲，被日本鬼子打了一槍，掙紮了好幾個鍾頭才悲慘地死去。半個多世紀以後，我從左權寫給妻子劉誌蘭的信中才得知她慘死的情況。這封寫於1942年5月5日的家信，離左權將軍的犧牲僅僅相隔了20天。信中充滿對日軍暴行的痛恨和憤怒，滿含著對戰友的孩子慘遭屠殺的痛心。信中說：

“ 敵人的政策是企圖變我根據地為一片焦土，見人便殺，見屋便燒，見糧食便毀，見牲畜便打，見姑娘就奸，雖僻野山溝都遭受了損失，其狀極慘。…大章同誌的孩子寄養群眾家中，亦不幸遭萬惡的鬼子連同奶媽一齊槍殺了。聽說小孩被鬼子打了一槍後，痛苦了好幾個鍾頭才死，真是可憐。 ”

今天，當我以萬分沉重的筆抄錄下左權將軍的這幾句話時，心中不禁回憶起我們幼年時和父親一起渡過的那些幸福歡愉的時光。父親雖然少言寡語，但和孩子們在一起時絕對是一個隨和快樂的父親。如果他在床上休息，我們姐弟便可以爬到他身邊又蹦又跳，常常是我和姐姐 “ 一國 ” ，與他和弟弟的 “ 另一國 ” 在床上開仗，翻滾、尖叫，瘋笑得透不上氣來。有時他會和我們一起在院子裏踢足球，他幫我弟弟守球門。冬天暖暖的陽光下，我們會依偎在他的腿上，讓他用自製的耳勺挖耳朵。父親的大手又輕又柔，如果掏出一塊大耳屎，他會在我們的歡呼中哈哈大笑。這些過往的生活象圖片在眼前一頁頁翻過，雖已久遠卻不褪色，這大約就是人們所謂的天倫之樂吧。父親是不缺乏愛的，他的愛也不需用言語來表達。我不禁去猜想，父親為什麽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裏，從來不對我們提起這個可憐的姐姐？

這個四歲小姑娘的被慘殺，也許是他心中永遠的痛！他將自己三個幼年夭折的兒女和犧牲在太行山的患難與共的妻子，一起深藏在心中最隱密也最柔軟的一角，讓他們在那裏活著，活得與自己的生命一樣長久，永遠不再受到驚恐和傷害。這也許更符合我父親的個性。戰爭年代，當他毫不猶豫地將自已的孩子寄養到百姓家時，孩子的命運就無可避免地與人民聯在了一起。他相信，當自已沒有能力保護人民的時候，也就沒有能力保護自已的孩子。隻有當我們的黨和軍隊有足夠的能力保護人民的那一天，他也才有可能保護好自己的孩子，讓他們健康成長。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他快樂地享受天倫之樂，也萬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時光。

自從八路軍總部被襲以後，遠在延安的毛澤東、朱德和中央書記處對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嚴峻形勢作了全麵分析，經反複討論形成一致意見：為了確保安全，八路軍總部最好由晉東南遷至晉西北。中央書記處就這一意見致電彭德懷征求他的看法。電報主要有兩項內容，一是說今明兩年(1942一1943年)，敵後鬥爭將異常殘酷，要善於熬過困難才能避免極大的損失和犧牲。敵人掃蕩目標多注意摧毀首腦機關，在一個狹小的區域內首腦機關擺得過多是很危險的。所以八路軍總部有移晉西北之必要，不僅總部安全，而且在等待時機中還可來往延安，多作研究商討，準備迎接更大的局麵。其二是總部轉移晉西北後，北方局撤消，以北方局現有機構成立太行分局，以鄧小平為書記。再在冀魯豫邊區成立分局，以羅瑞卿為書記。華北各分局直屬中央。彭德懷接到中央電報後，反複斟酌中央的意見，他明白毛主席、朱總司令極其關心總部同誌的安全，但他也堅信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困難局麵即將過去，勝利已經不遠。他給中央發電報闡述自己的意見，認為總部留在太行山會比較安全。隨後，他和總部及北方局的同誌再次致電黨中央毛主席，提出或撤或不撤兩套方案以及具體實施辦法，交由中央定奪。其中堅持晉東南的意見中特別提出，太行山有利的地形、物質條件，總部和北方局在此經營多年的鬥爭基礎。彭德懷還報告中央，總部和北方局機關已縮小到過去的三分之一，行動更機動靈便，大大增加了安全係數。毛澤東認真研究了彭德懷的意見，於8月1日召開了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同意彭德懷等同誌提出的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留在太行山的建議，由彭德懷代理北方局書記，鄧小平任太行分局書記。並要求彭德懷、羅瑞卿、劉錫五提出北方局及太行分局成員名單，交中央批準。毛澤東主席按會議內容親自起草了回複電報。8月25日，中央批準了彭、羅、劉上報的北方局和太行分局組成人員名單：(一)北方局委員為楊尚昆、彭德懷、劉錫吾、羅瑞卿、騰代遠，以楊尚昆為書記，楊尚昆未回北方局之前由彭德懷代。鄧小平、李大章仍為北方局委員，重大會議可出席。(二)太行分局以鄧小平、劉伯承、李大章、蔡樹藩、李雪峰五人組成，鄧小平為書記兼組織部長、李大章為副書記兼宣傳部長。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成立，統一領導太行、太嶽、冀南、晉豫四個抗日根據地。自從5月25日日寇圍剿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短短三個月之後，華北抗日根據地統帥部的 “ 台 ” 又搭建起來了，組織更精幹，隊伍更靈活，人員經過風暴的洗禮更加頑強。八路軍依然戰鬥在太行山，我父親也依然戰鬥在太行山。

太行精神

正如毛澤東主席在給前線八路軍總部的電報中分析的，1942一1943年的敵後鬥爭進入異常殘酷的階段，太行抗日根據地也進入最困難時期。彭德懷在給中央的電報中呈述： “ 敵後戰爭空前緊張，平原根據地之主要地區已變為遊擊區。軍事力量與地方幹部嚴重損失。山嶽地帶根據地在敵蠶食、三光政策的掃蕩摧殘下，有重大部份的緊縮。 ” 除了日寇的軍事、經濟封鎖，背後還有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磨擦，加上晉冀豫地區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蝗蟲、瘟疫，太行根據地進入極端困難時期，根據地麵積縮小了20％，財政經濟瀕於枯竭，軍需民用都陷入了困境。太行軍民是被嚇死餓死困死，還是憤起抗爭？毛主席和黨中央重新布置力量，在中共北方局下設太行分局，統領太行、太嶽、冀南、晉豫四大根據的工作。鄧小平臨危受命擔任分局書記，我父親作為副書記協助他工作。在最艱苦的歲月裏，他們一起堅持、鞏固並且發展了這塊我黨最大的敵後根據地。我父親和鄧小平同誌，從青年時代在法國一同為旅歐支部刻鋼板，從莫斯科一起被黨派遣回國到西北軍中工作，在以後的十幾年中，他們各自奮鬥在不同的戰線，今天在抗日前線太行山他們再次匯合，開始了第三次的並肩戰鬥。

1942年秋冬之際我父親從冀豫根據地返回，來到太行分局所在地晉冀邊界的涉縣赤岸村，這裏也是129師師部所在地。太行分局在鄧小平同誌領導下首先抓對敵鬥爭和根據地建設兩大主要任務。1943年元月，太行分局在涉縣溫村召開高級幹部會議，根據中央提出的 “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 ” 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研討如何更快扭轉晉冀魯豫邊區的困難局麵，全麵開展建設問題。太行分局書記鄧小平在會議開幕時作了 “ 五年來對敵鬥爭的概略總結與今後對敵鬥爭的方針 ” 的報告，會議結束時又作了總結報告。我父親作了題為 “ 過去群眾工作的簡單回顧與今後的工作方針 ” 的報告。北方局代書記彭德懷也參加了會議並作了題為 “ 論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三個中心工作的報告 ” 。溫村會議全麵係統地總結了五年來晉冀魯豫邊區的工作，確定了各區工作的基本方針和今後的任務，即堅持華北抗戰，堅持抗日根據地和抗日遊擊戰爭，加強抗日武裝的建設，恢複與發展根據地的經濟建設，為根據地和敵占區各方麵積蓄力量，為反攻和戰後作準備。會議提出了 “ 變遊擊區為根據地、變敵占區為遊擊區 ” 的戰略任務，和 “ 敵進我進 ” 的方針——即敵人進來掃蕩，我挺進敵後作戰。這次會議為晉冀魯豫邊區扭轉困難局麵、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製定了戰略大政方針，對進一步開展對敵鬥爭，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是邊區曆史上一次關鍵性的會議，從此太行抗日根據地進入了恢複和再發展的新階段。

對於抗日相持階段中根據地麵臨的困難局麵，毛澤東主席提出：以自力更生的方計實現自給自足，各根據地要進行經濟建設和開展大生產運動。必須要依靠群眾克服根據地的困難。當時冀西、豫北、晉東南根據地由於連續兩年的嚴重幹旱、水患和蝗蟲肆虐，加上日軍頻繁掃蕩，燒殺搶掠，許多地方已是顆粒無收，群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生活陷於嚴重困境。6月，太行分局在鄧小平書記的主持下召開專門會議，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討論太行區的經濟建設工作，製定了《關於太行區經濟建設工作的檢查和決定》。其中重點研究如何抗災救災，製定了發展運輸、紡織、興修水利、開辦合作社等自救措施。鄧小平同誌認為敵後經濟戰線鬥爭的尖銳程度，絕不亞於軍事戰線，要想把敵後抗戰堅持下去，就必須采取有效措施發展經濟、建立自給自足的經濟。因此，太行分局確定了發展生產是今後一切工作的基礎。鄧小平又指出：發展生產不是一句空話，需要正確的政策和大量精細的組織工作。基於相同的思想和認識，我父親積極協助小平同誌做了大量的群眾工作和組織工作，切實發動群眾實行減租減息、雇工增資、統一累進稅新稅製等土地政策。在公私關係和軍民關係上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堅持公私兼顧、軍民兼顧；在生產和消費關係上做到努力生產厲行節約。這些正確的政策照顧到各階層群眾的利益，調動了大家的生產積極性，團結一致共同救災渡過難關。為了幫助群眾援解百年不遇的旱情，太行分局、邊區政府、129師黨委和太行區黨委等領導機關，根據駐地群眾要求，采取以工代賑的方法，組織人民修建了漳南大渠，這條全長30多裏的渠道引來清漳河水可灌溉三千多畝旱田，解決了八個村寨的飲水困難。軍民一起在漳河兩岸修築了十幾條大堤，開出河灘地一萬多畝。八路軍和邊區政府在抗戰最艱苦階段做的這些工作，都造福於太行人民的子孫後代，不僅緩解了根據地當時的困難，也為山區今後的農業發展奠定了基礎。?

太行分局和129師師部在幫助群眾抗災救災的同時，組織全體幹部和軍隊指戰員投入大生產和增產節約運動。這年9月，太行分局、邊區政府和129師召開了全區生產動員大會。會後，我父親和鄧小平、張際春、劉錫五、周桓等同誌一起，征得駐地村政權同意，承租了兩畝公產水田，立下軍令狀，保證明年按規定交租、出負擔。我父親他們都沒有在北方種地的經驗，為了確保完成任務，他們特意聘請了一位有經驗的老農擔任技術顧問，指導他們上糞犁地和下種。每天天蒙蒙亮，父親他們就早早下地，擔糞施肥鋤地，很快完成了秋耕任務。在他們以身作則的帶動下，機關幹部們誰也不甘落後，掀起一個開荒生產的高潮。除此以外，為了減輕根據地人民的負擔，我父親帶頭響應分局厲行節約的號召，將每天的口糧由原來的一斤半減到七兩，采用黑豆、野菜等代食品補充。共產黨、八路軍就是這樣發揚官兵一致、幹群一致的作風，同甘共苦渡過了太行山最艱苦的日子。在這些艱苦的年月裏，太行山根據地養著十幾萬軍隊和大批黨政幹部，沒有向黨中央要一個銅板、一顆子彈的救濟，不但改變了晉冀魯豫邊區的困難局麵，還在物質上支援了其他根據地，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表彰。

為了更真切地觸摸到父親六十多年前在太行山生活、戰鬥的脈搏，我和弟弟李雄於2007年春天特意去了一趟太行山麓，我們追尋著當年父親的足跡，從左權縣到沁縣到涉縣，一路風塵仆仆走來。在左權縣麻田村參觀八路軍前線指揮部展覽館時，為我們解說的是一位六十歲上下的展覽館工作人員。他無意間聽我們提到了李大章這個名字，便興奮地問道：“你們是李大章的什麽人？”當聽說是子女，特為收集父親當年的資料而來時，他更興奮了。他告訴我們：“李大章這個名字，我從小就聽大人們提起，太熟悉了。當年我的爺爺張慶林是村裏第一批共產黨員、麻田村黨支部副書記，我的爸爸張改朝是麻田村兒童團長。八路軍總部從1940年到1945年兩次駐紮麻田村，前後共有五年。李大章當時是北方局宣傳部長，他到麻田後就和我家住一條街，前後相隔不到50米。我父親張改朝如今也快八十歲了，我常聽他說起李部長，他們很黏熟。建國以後，李部長到四川當了省長，還給我爺爺和村幹部們來過信，關心漳河大渠，關心麻田村民的生產和生活，這封信一直在我家保存著，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漳河發大水，我們在搬遷時不慎丟失了。”

仿佛父親在 冥冥之中引領，讓我們來到了他戰鬥過的地方，尋著了他熟悉、熱愛和幫助過的人們。我們終於聯係到了當年的兒童團長張改朝，他為我們講述了一又一個銘刻在記憶深處的往事。從這些描述中，那個感情真摯、寬厚仁慈、智慧幹練的父親從曆史中走出，親切生動、虎虎而有生氣，讓我們看見了從未了解過的父親的另一麵。張改朝講的第一件事就是父親帶工作組到麻田村幫助開展減租減息運動。我在此將他的回憶摘錄如下：

“八路軍總部進駐麻田時正遇大旱之年，再加上日本鬼子一年三掃蕩，老百姓無以為生。而在這艱難困苦的時候，地主仍不減地租，盤剝壓迫，貧雇佃農隻得背井離鄉、四處逃難。八路軍總部派李大章同誌為首的工作隊到麻田村，首先發動幹部深入群眾，領導全村貧雇農展開大規模的減租減息運動。“減租減息”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既要通過鬥爭，迫使地主拿出些糧食來，使農民有所得，提高農民的抗日積極性，又不能讓地主沒飯吃，把地主逼到日寇一邊去。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麻田的農民熱烈擁護共產黨的這一政策。但在鬥爭初期大家由於沒有經驗，，不知道該怎樣搞。李大章同誌就反複教育群眾，要把改善生活的鬥爭同抗日鬥爭結合起來，在鬥爭中提高群眾和積極分子的策略和水平。他經常參加村農會、婦聯會等會議，與幹部群眾研究鬥爭方法和策略，研究如何清算地主的剝削帳。他反複教育農民要搞懂“誰養活誰”的道理，鼓舞群眾的鬥誌。有一次，在清算閆姓地主剝削帳時，李大章同誌同農民坐在一起，暗中把握鬥爭的尺度和分寸。主持大會的婦聯主任邢小白在農民提出進一步的要求時，看看李大章同誌的表情，當她看到李大章同誌做出“可以了”的表示，便機智的宣布“讓老地主就按他自己承認下來的數字，把糧食拿出來，一時搞不清楚的，經過調查再說。”由於有李大章同誌的具體幫助，農民和積極分子的政策水平提高很快，不長時間就完全掌握了鬥爭的策略和方法，減租減息運動順利地開展起來，既激發了農民的鬥誌，讓他們看到了前途，又給地主留夠了維持生活所需要的糧食，不致讓他們走向反麵，使抗日根據地的麵貌發生了深刻變化。

1943 年夏，左權縣和四區區黨委領導群眾向地主開展說理鬥爭，參加的有上下麻田、前後柴城、軍寨、雲頭底等十幾個村的 1800 多農民，我們兒童團也參加了大會。農民都帶著口袋集中到麻田鎮廣場，鎮農會主任、四區區長都講了話，佃戶們紛紛發言，堅決要求地主實行減租減息政策。駐軍部隊指戰員也參加了這次大會，駐軍代表李大章發言說：八路軍是人民的隊伍，堅決支持農民減租減息的合理要求。駐軍的支持更提高了農民鬥爭的信心，於是當場決定成立包括部隊代表在內的減租減息委員會，同地主算帳，並讓民兵把地主叫來讓他們當場答複。地主麵對憤怒的農民和強大的駐軍代表，於是一個一個答應要按政府的法令減租減息，佃戶們聽了地主的答複後，紛紛走向地主家，要求馬上兌現。一見要動真格的，地主們又反悔，他們尋各種借口，采取拖欠和少退的手段搪塞，就是不肯按照政府的減租減息政策真退。當晚，李大章同誌召集區村幹部會議，決定集中力量先對付麻田首戶地主“貴和誠”家。那天農民積極分子去地主家退糧，李大章以軍隊代表的身份帶領幾個警衛員親自壓陣，“貴和誠”感到強大的壓力，再也不敢怠慢，終於把該退的糧息全部退出來了。這一做法使農民深受鼓舞，大家集中到廣場，高呼共產黨好，毛主席好，然後分赴各地主家中說理。農民們已經認識到“團結就是力量”，鬥爭更加堅決。這時地主們才不得不一一答應佃戶們的要求，依據政府法令退出了多收的租子。僅僅幾天時間，麻田鎮九家地主全部退清了租息，佃戶們興奮地說沒有共產黨，沒有抗日政府，沒有駐軍代表，怎能實現退租！

麻田鎮農民鬥爭取得的這一勝利，在全縣產生了重大影響，佃戶紛紛起來鬥爭，要求實行減租減息。一些中小地主看見麻田“貴和誠”都頂不住，不如早退早好。終於使已頒布了三年之久的減租減息政策得以真正實現。 ”

張改朝講述的另一個故事是引漳河水抗旱。麻田村坐落在漳河東岸，村東西地勢相差十米，村東 500 畝全是旱地，靠天吃飯。 1941 年到 1943 年春，天大旱，全村隻能靠村西的少量水灘地生活，眼瞅著又要外出逃荒。八路軍總部首長號召老百姓興修水利，戰勝災荒。我父親和戰士、群眾一同下水搬石頭、擔土，在漳河上築壩截流，引水進渠。張改朝告訴我們，父親發明了“土水平儀”，即在半臉盆水上漂一塊六寸長的薄木板，兩頭釘上一塊凹三角小板，板上係一條白線，用以測量土地的水平度。他曾親眼看見我父親和村幹部們一起用這個“土水平儀”測量土地、渠道，最後在麻田石壘地北側攏下建了一個大水輪，硬是將離岸 8 米深的漳河水引到了幹旱地。不僅解決了上麻田村 500 畝旱地，就連下麻田等四個村寨的 400 畝旱地也變成了水澆田，使 1943 年在大旱之年獲得了秋季豐收。在此基礎上，父親要求村幹部要有長遠的打算，他說：“萬一漳河發大水把水輪衝了怎麽辦？趁我在這裏，幫你們測繪出引漳河水上山的圖紙。”父親幫助他們繪出水渠的圖紙，又親自帶領村幹部到三裏外的漳河上遊的下口村，手把手教他們怎樣開山鑿洞、填溝挖渠，建設一條將漳河水引上山的水渠，為麻田百姓造福萬代。這個理想在建國後得以實現，麻田村 90% 的土地都成了水澆地，到現在麻田都還在用這個渠。張改朝的故事使我想起父親在四川省長任上的二十年間，千辛萬苦興修水利的件件往事，與此一脈相承。父親，永遠將民眾生存放在第一位，而且永遠身先士卒，親曆親為。

張改朝的回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父親力救一位餓倒在路邊的窮苦人的故事。那是一個早春的中午，剛放學的張改朝一出校門就見村東亂葬墳裏有個半死的漢子躺在地上等死，已經圍了一群人在觀望。他轉身就跑去找李部長。我父親剛開完會跨出房門，一聽“小團長”張改朝講的情況，顧不上吃午飯，三腳並著兩步地趕到村東亂葬墳。隻見一個倒臥在半截墳坑裏的中年漢子，雙眼塌陷緊閉，麵容憔悴，胸口有微弱起伏，眼角還掛著淚水。父親快步上前蹲下身子，先摸摸他的口鼻，然後輕輕喚他：“你是什麽地方人？叫啥？為什麽在這裏等死？”那人用微弱的聲音告訴我父親，他是河北順德府人，出來編席子掙錢，誰知好多天都找不到活兒幹，討飯也沒人給，回家又沒路費。昨晚胃痛了一夜，走不動了，隻能躺在這裏等死。父親拍拍他的肩頭說：“你不要動，我去給你搞點吃的。”父親迅速回到街上，在小飯店買了一碗麵條和十個燒餅，還要了一小盆麵湯端到墳地。他將漢子慢慢扶起，先喂他喝了些熱麵湯。那人見了麵條，三五八口就把麵條吃光了，一回頭又把燒餅吃掉一半。父親怕他久餓猛吃會撐死，不讓他再吃。這漢子吃了東西，有了精神，一翻身爬起來就跪在了我父親麵前，他說：“恩人啊，你救了我一命，不是一個人，而是救了我全家七條命，他們都等我回家，靠我做工養活。你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他不停地磕頭，淚水滴濕了麵前的土地。我父親忙不迭地把他拉起來，說：“這是我們共產黨對勞苦人民該做的，你不用客氣。”這時已是大響午，父親仍然顧不上吃飯，他讓這個人在原地先休息一會兒，自已又急匆匆趕回村裏，先去村支書家借了三斤炒麵，又去副支書、張改朝的父親家借了三斤炒麵，再去八路軍總部大夥房要了兩大碗幹飯和幾斤鍋巴，一共湊了十來斤幹糧，送到這個漢子手上。父親對他說：“一定要回家去。以後不要做這樣的傻事了！”臨行，父親又掏出身上僅有的幾塊錢塞給他，讓他路上應急用。當時圍觀這一幕的群眾很多，許多人感動得流淚。張改朝在故事的結尾對我們說：“李部長力救路倒人的事當時在麻田傳得家喻戶曉，群眾感歎的是共產黨好，八路軍好，待人民比父母還親。” 而這一段往事帶給我的心理震撼，則是另外的一個畫麵：那是 1961 年四川的大饑荒，當他看見一個餓斃在縣委機關門前的農民時，他是何等的震怒，以至於當場下令撤了那位縣委書記的職。這就是我的父親，無論對己對人，他最不能容忍的便是視人民為草芥，對人生命的不顧。

1942年秋冬，我父親清冷的單身漢生活中走進了一位秀麗的江南女子，她是我的媽媽孫明，當時在北方局畫報社和婦聯工作。我的父母在頻繁的戰鬥間隙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在太行山上安了一個簡陋的家。我母親來自富庶的江南小城無錫，她的父親是工商兼小地主，家庭尚且富裕。南方小城世風開化，我母親從小就讀新式學校，上體育課學打籃球、上音樂課學彈風琴，在她生長的時代，這些新穎的玩藝激發起少女的許多幼想，她一心企盼今後能遠遠離家去上大學。但是她封建家庭的後母不讓她繼續升學，使她初中畢業便不得不離開家庭去當了小學教員。我還記得，當我長成一個大姑娘離家去上大學時，媽媽是何等欣慰，她連連感歎：你們好幸福啊，你們比父母強啊！說這話時母親眼圈是紅的，也許她回想起自己的少女夢。她說：我們這一輩人經曆戰亂，吃不盡的苦，多少夢想都隻能付之東流！

1937年11月，無錫淪陷日寇之手，我母親參加了 “ 無錫青年流亡服務團 ” ，在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帶領下向內地撤退。他們冒著日本飛機的大轟炸，從無錫到蕪湖、合肥、蚌埠，再扒貨車到武漢，北上去鄭州，最後的目的地就是他們心中的抗日聖地延安。我母親能寫會唱、演戲彈琴吹蕭樣樣拿得起，他們一路義演義唱宣傳抗日，一路募捐。到西安後母親一行人立即去八路軍辦事處，獻上募集到的錢財，連同她自已從家裏帶出來的金銀首飾私房錢，全部捐獻給打鬼子的八路軍。可是八路軍辦事處收下錢之後卻勸說他們暫時不要去延安，因為延安地方太小，財力有限，現在從後方一下子湧去太多的人，會使延安的經濟生活陷於困境。我母親一聽這話，當場就坐在辦事處門口哭起來。她想不通，自己換下旗袍高跟鞋，曆盡艱辛，千裏迢迢從家鄉跑到西安，就是為了找共產黨、找八路軍，沒想到人家還不要，這怎麽辦？

當時的西安，各派政治力量都在網羅抗日青年，閻錫山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學也在招生，我母親便準備去報考民大。閻錫山的衛隊師第66師政訓處當時也在流亡青年中招收政工幹部，他們到難民收容所查登記薄，發現我母親一行8人都有做宣傳鼓動工作的經曆，於是動員他們一同去66師，直接到抗日部隊去。他們同意了，準備暫時先到山西再找機會去延安。到了山西臨汾附近的66師師部，師政訓處的負責人是共產黨員林山，我母親和另外二位戰友便向他透露想去延安的心思，征得他的同意，他們悄悄西渡黃河去了延安，這時是1938年4月。

我母親在延安先進陝北公大，後轉入抗日軍政大學女生隊，在這裏她學習革命理論和對敵鬥爭的知識，並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目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次年抗大結業，黨組織根據我母親的誌願分配她到太行山抗日前線去工作。母親從小生活在水光浩淼的太湖邊上，從來沒有見過這麽大的山。山高林密，抬頭見山，出門爬山。晚年的母親曾感歎說，剛到太行山時晚上冒著大雨行軍，爬坡上坎整夜地走，身上濕漉漉的又冷又餓，如果此時眼前山凹裏出現一星溫暖的燈光，頓時就會覺得象見到救星一樣。她說：那時對幸福的要求很低，能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能喝上口熱湯，就覺得很幸福。她的這種幸福觀，到我也即將進入晚年時終於領悟到了。

幾年下來，母親經受住了鍛煉，也愛上了太行山。她愛吃太行山的大柿子、還有核桃、紅得透亮的大棗，金燦燦的小米。秋天裏太行山上的櫨樹葉比楓葉還紅，一層層地紅進深山，象燃燒的火焰。如果沒有戰爭，太行山是多麽美麗富庶，對於這個來自江南水鄉的姑娘同樣具有強烈吸引力。

1942至1943年太行山根據地在最艱苦困難的時候，我母親也和大家一樣分包一塊荒地，白天開荒種地，晚上織毛衣。母親心靈手巧，織起毛衣來又快又好。她告訴我，當年她和一些從城市去的知識青年，種地紡線雖然比不上本地姑娘，可是織毛衣卻很巧，她們織出的毛衣拿到國統區去賣，可以換回邊區急需的藥品、布匹等物資。解放後，我們全家的毛衣褲都是母親手織，無論多複雜的花式她一看就會，她的這套本領我們幾個女兒誰也不如。母親當年和卓琳在同一個黨小組，租種同一塊山坡地，她們互相幫助，常常兩人合抬一桶水去澆灌她們的 “ 責任田 ” 。太行山的水土養育著、也磨煉著象我母親這樣的來自城市的姑娘。

在這艱苦的歲月中，太行分局多了兩個孕婦，那就是卓琳阿姨和我母親。她們每天隻能吃到土豆和過去老鄉用來喂牲口的黑豆，以至我母親直到晚年都不再碰土豆。在饑餓中她們變得很饞，整天都想吃東西，是她們肚子裏的孩子需要吃啊。鄧小平任129師政委，師裏夥食比地方幹部好一些，偶而會有些葷腥，隻要卓琳阿姨能搞得到，她一定會拿來與我母親分享，這一點點食品往往使她們非常快樂、非常享受。革命戰爭年代艱苦的生活不僅鍛煉著人們的意誌，也培養著戰友們生死相依的友誼。文革中，鄧小平被當成 “ 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 ” 打倒，卓琳也遭了難。我母親自已剛被 “ 解放 ” 出來還未站穩腳跟，就托人去打聽鄧家孩子們的情況，希望能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為他們提供一點幫助和保護。在那個人人自危，唯恐避之不及的時代，母親為什麽要這樣做？她說了一句話讓我深受感動，她說：“不管鄧小平如何，他們也是卓琳的孩子！”戰爭年代結下的情誼是不容易被忘卻的。

1944年秋天，我的二姐在山西左權縣麻田出生了，因為母親懷她時嚴重缺乏營養，她長得又瘦又小，小臉上仿佛隻有一雙圓圓的眼睛，象隻小貓咪。父親很喜歡她，說：就叫小貓吧。喜歡歸喜歡，還是要寄養出去。母親不同意了，已經有了前車之鑒，她怕失去這個孩子，在兒女情上她還不能做到象父親那樣絕決。母親說，無論多難多苦我都要自己帶著。父親說，跑掃蕩、過封鎖線怎麽辦？母親說，我自己背著！小貓留下來了。母親因為饑餓沒有奶水，隻能用雜麵糊糊喂養她。母親在粗白布上用麻繩紮出一個個小骨朵，放進用山核桃皮浸泡的水中，布便被染成了黃色；解開麻繩，黃布上便開出一朵朵白色的小花，這就是母親為心愛的女兒製作的“花布”。母親要工作、部隊機關經常要轉移，母親都是背起小貓就走。最大的問題是穿越鐵路公路、過封鎖線，鬼子的碉堡距離很近，孩子的哭聲會暴露部隊的目標。所以過封鎖線時哭鬧的孩子有時會被捂得窒息。幸好小貓從小就很乖，仿佛明白哭聲與生命攸關，加上體弱膽小，哭起來有氣無力從來不夠響亮。母親講，有一次穿越封鎖線時怕她哭，用布把她一層層裹得很緊。跑過去後把她從背上解下來，發現臉色烏青，嚇了一大跳，以為把她憋死了。仔細一看是睡著了，呼吸還挺均勻。原來當時八路軍的衣服都是草木灰染的，沾水就掉色，小貓在母親背上哼哼吱吱的哭，眼淚鼻涕把灰黑色的染料沾了自己一臉。小貓的逸事還有一大籮，幼小的生命給艱苦生活中的父母帶來許多快樂。母親說，長途行軍時在馬背上架兩個籮筐，一頭放行李，一頭放小貓，她在筐裏隨著馬行前後搖晃，這就是所謂的馬背上的搖籃，許多八路軍的孩子都坐過這樣的 “ 搖籃 ” 。到宿營地，媽媽把她抱出來往炕上一放，她居然會有 “ 慣性 ” ，象個小不倒翁似的繼續一前一後地自己搖擺，逗得叔叔阿姨們都跑來圍觀，嘻嘻哈哈的笑聲中疲勞頓消，小貓變成大家的小玩具、開心果。

在小貓出生前，沁生的養母去世了。父母把4歲的沁生從老鄉家接出來，托人帶到後方送進了延安保育院，也成為《馬背上的搖籃》中的孩子。我父親在太行山八年中存活的這兩個孩子，是太行山的女兒。我常笑稱兩個姐姐是 “ 老八路 ” ，也為革命付出過代價、作出過犧牲。她們付出的代價是自己的健康，由於生存環境惡劣、極度缺乏營養，先天後天均不足，她們一生都在與體弱和病痛作鬥爭。

1943年10月中央調彭德懷、劉伯承等高級幹部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準備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央決定：太行分局和北方局合並，八路軍前總和129師合並，撤銷太行分局，太行太嶽冀南冀魯豫四個區黨委直屬北方局領導。任命鄧小平代理北方局書記，我父親任北方局宣傳部長。

說到太行精神，不能不提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運動開展於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革命事業上都有了大發展、大成長的基礎上。但是革命隊伍中還存在一些不良傾向和作風，王明路線在黨內還有相當的影響。1942年春天，毛澤東在延安發動了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整風運動，旨在從思想上和行動上統一全黨，從政治上組織上使全黨更加團結，更加具有戰鬥力。1943年春天，中共北方局在太行根據地開始整風，我父親便是這次整風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經過延安整風運動逐漸明確了毛澤東思想對於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並在黨的七大上將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全新的科學概念正式提到黨的綱領上。這其間經過了許多黨的領導幹部和理論工作者的共同醞釀、總結和提高。我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的《關於毛澤東思想提出的曆史過程》一文中，看到1943年12月我父親在北方局黨校整風中一篇題為《對於同誌們所提問題的研究》的講話，他在講話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他說： “ 毛澤東思想之所以能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而提出，不決定於毛澤東，而決定於他的馬列主義思想的正確領導已經獲得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公認與擁護。特別是自我黨開始整風，清算黨內的各種不正確思想以來，事實證明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與偉大，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正日益為一般同誌所認識。 ” 我父親是繼王稼祥於1943年7月第一次在文章中明確提出： “ 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 ” 之後，率先闡述毛澤東思想這個科學概念的高級幹部之一。在他之前，北方局代書記鄧小平也在黨校整風會議上旗幟鮮明地指出： “ 整風就是把全黨從思想上行動上統一在中國布爾什維主義一一毛澤東思想下 ” 。

父親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來自親身的體驗，十幾年白區鬥爭九死一生的經曆，使他深刻體會到錯誤路線給革命事業帶來的深重災難。

太行根據地的整風運動達到了全黨統一在毛澤東思想下的目的，為下一階段更大規模的鬥爭勝利準備了基礎。1944年以後，太行根據地通過艱苦的努力逐漸走出了困境，經濟發展、生產自給有餘，兵源充裕，政權鞏固。1945年，世界人民對法西斯的大反攻來臨。一開春，北方局、八路軍總部和129師就向晉冀魯豫各區發出進攻命令：消滅敵偽，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戰場上捷報頻傳，根據地邊界向前推進。形勢發展快得讓人接應不暇。2月，頂著初春料峭的寒風，鄧小平根據中央指示率北方局離開住了近八年的左權縣麻田山區，轉戰到冀魯豫平原；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8月20日中央撤消北方局，成立晉冀魯豫中央局，父親任中央局委員。接下來，我父親接受新的戰鬥任務，奔赴急需幹部的東北戰場，去開辟新的根據地。

在鄧毛毛所著《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我看到這樣一段描述：女兒敬佩地問父親： “ 你那時一個人在前方(太行山)，也夠不容易的吧？ ” 八十八歲高齡的鄧小平輕輕一笑，平靜地回答說： “ 我沒幹什麽事，隻幹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

這段描述讓我感概良多，因為它使我想起自己的父親。吃苦、堅韌、百折不撓，這應該就是太行精神吧!

第四章 茫茫雪原

挺進東北

1945年8月8日，百萬蘇聯紅軍進軍東北，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日戰爭宣告勝利。

東北土地肥沃，蘊藏著中國最豐富的煤、鐵、金礦和遼闊的森林資源，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清末以來成為列強爭奪的一塊“肥肉”，先後成為俄國和日本的殖民地，他們為了鞏固在東北的霸權，掠奪東北的自然資源，建設城市、修建大量工廠礦山，敷設起四通八達的鐵路交通網，使東北成為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集中了舊中國70%的重工業，東北還是我國最大的產糧區。對我們黨來說尤其有利的是，東北背靠蘇聯，可以得到蘇聯的直接支援。共產黨早在長征期間，就試圖打通與蘇聯的“國際通道”，並為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奪取東北，這個目的便可實現。中央早就認識到東北的重要性，抗戰開始，我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一麵堅持抗戰，一麵擴大黨的力量，爭取群眾，為今後奪取東北打基礎。1945毛主席在 中共七大上說：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即便我們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隻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麽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 有了東北，也就是說確定了我們的勝利。 在蘇軍對日宣戰期間，八路軍冀熱遼軍區遵照中共中央命令，派出一部兵力就近進入東北，會同東北抗日聯軍，配合蘇軍作戰，為爭奪東北作好準備。

東北長期為日本占領，是國民黨政權的一塊真空。抗戰勝利後，東北又處在蘇軍的控製之下， 國民黨則忙於接收華東、華南的舊統治中心，無力北顧， 麵對這一重大曆史機遇，中央從關內各解放區調集了兩萬幹部和十萬大軍陸續進入東北。控製東北的蘇軍雖然受製與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定的外交條約，仍給我黨以有力的支持和配合，使我軍獲取了大量的武器裝備和物資器材，掩護我軍進入各大中城市，收編了大批偽滿洲國的軍隊。 10 月 31 日，我黨領導下的東北人民自治軍建立，兵力達 15 萬之眾。 蔣介石一麵確定 “ 收編舊東北軍、偽滿軍、潛伏日軍及地下武裝團體 ” 的方針，組成名目繁多的先遣軍、光複軍、挺進軍，搶占地盤，與共產黨作對；一麵在美國的幫助下，動用飛機軍艦從空中海上快速往東北運兵。國共兩黨勢必在這裏展開一場爭奪戰，中國革命麵臨勝敗關鍵，中國人民麵臨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大決戰。

我軍早期較為順利的局麵，使一些同誌對局勢的發展產生了盲目樂觀的情緒，認為在蘇軍的幫助下，我軍將在東北占據絕對優勢，國民黨的進攻不足為懼。麵對蔣軍的進攻，有人甚至提出了“獨占東北”和“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口號。事實上當時的形勢十分嚴峻。在軍隊建設上，我軍雖然發展迅速，但成分不純；裝備雖好，但缺乏教育訓練，作戰能力不強。收編的隊伍有中許多頑固分子帶著“先當八路軍，後當國軍”的打算，準備國民黨軍隊一到就叛變投降。群眾工作上，由於長期的敵偽統治，相當部分群眾視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為中國的代表，對我黨我軍的了解甚少，認為我軍是“雜牌軍”，有抵觸情緒。在思想準備上，抗戰勝利使黨內軍內一些人產生了“歇口氣”的思想，進城以後，一些人滋生了貪圖享受、迷戀城市生活的念頭，不願到基層做艱苦的群眾工作，不重視黨的政策宣傳。

黨中央清醒地認識到，在這樣的局麵下，我們還不足以抵擋國民黨的進攻，第一步，必須在 與蘇聯、外蒙古、北朝鮮接壤的北滿地區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建設政權，爭取群眾，整頓思想。訓練軍隊，積蓄力量，站穩腳跟之後，再奪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這就是1949年 9月19日中共中央確定的 “ 向北發展，向南防禦 ” 的戰略方針。

創建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急需大批有地方工作經驗的幹部，我父親向中央請纓，得到批準，他和北方局組織部長劉錫五等同誌一起奔赴東北。沿途火車不通，土匪四起，行路不安全，任務又緊迫。父親等一行人騎著馬快馬加鞭，晝夜兼程。父親說，跑馬跑得把褲襠都磨光了。路上還遇到土匪襲擊，行李被搶。父親在法國勤工儉學和在太行山根據地僅有的一些珍貴照片，就在這次丟失了。他們終於在12月初到達設在哈爾賓的東北局北滿分局，向分局書記陳雲同誌報到。

在此之前的11月中旬，蘇軍為了履行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規定，準備將鐵路沿線的大中城市交給國民黨，並通知我黨、政、軍領導機關和部隊退出大城市。中央對東北局作出指示： “ 讓開大路，占領兩廂，進行土地改革，放手發動群眾，創建鞏固的根據地，組織強大的軍隊，準備反攻 ” 。中央書記劉少奇致電東北局：在退出大城市後，應迅速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基礎， “ 隻要我們爭取到廣大農村及許多中小城市，緊靠著人民，我們就能取得勝利 ” 。遵照中央指示，東北局的各分局從哈爾濱等大城市退出後，圍繞中小城市成立了六個省，以此為基點創建鞏固的根據地。這六個省是牡丹江市的牡丹江省(後改為綏寧省)、北安市的鬆江省、齊齊哈爾市的嫩江省、佳木斯市的合江省、還有遼寧省和遼北省。我父親到達後立即接受任務，於12月8日到達牡丹江，建立中共牡丹江省委、牡丹江軍區，他擔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

開辟牡丹江根據地

根據中央的戰略部署，北滿根據地的建設，已成為奪取東北的關鍵。而能否奪取東北，則關係到國共兩黨的勝敗存亡。在這個意義上，北滿根據地的建設在中國曆史的這個轉折關頭，具有決定性意義。牡丹江地區處於北滿的核心地帶，與蘇聯和朝鮮接壤，戰略地位極為重要。黨把這個重大任務交給我父親，體現了黨對他的信賴，而他也沒有辜負黨的信賴和期望，勝利完成了黨交付的重任。

父親到任此之後的12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命令。指出：“我黨在東北的工作重心是群眾工作 ” ， “ 我黨必須人人下決心，從事最艱苦的工作，迅速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 ” ?進入東北的領導幹部，包括東北局的領導同誌，紛紛執行中央指示，分散下去發動群眾，清剿土匪、改造政權、擴大軍隊，創建鞏固的根據地。

日本投降後，東北麵臨的很大問題是土匪蜂起，殘害百姓，與共產黨為敵。據餘建亭在《陳雲同誌與東北的解放》一文中回憶，各級日偽政權雖已瓦解，但除少數地區為蘇軍和我軍控製外，大部份地區包括縣政權被土豪劣紳、官僚政客把持，他們與被國民黨收編、委任的光複軍、挺進軍等土匪武裝相勾結，與共產黨爭奪政權。當時，北滿已查明番號的土匪就有13萬之眾，而我們的部隊隻有2萬人。土匪控製了北滿三分之二的縣城。那些被土豪劣紳、國民黨勢力控製的武裝，采取 “ 先(當)八路，後(當)中央 ” 的策略，先接受我黨整編，混入我軍，一遇時機就發動武裝叛變，殺害我革命幹部和群眾。北滿地區被殺害的老幹部達150多人，新收編的軍隊叛變人數多達三萬多人。這種情況，我父親剛到東北就遇上了，1946年我在母親肚子裏也趕上了一回。

牡丹江流域水草豐盛，土地肥沃，曆史上是滿族的發祥地。這裏以山地、丘陵為主，所謂 “ 七山一水二分田 ” ，森林資源豐富，大麵積土地被原始森林複蓋，因此又被稱為林海。當年這裏是土匪最猖獗的地方。小說《林海雪原》描寫的就是牡丹江地區的剿匪戰鬥，赫赫有名的偵察英雄楊子榮就出在牡丹江軍區，當然,臭名昭著的匪首座山雕也是牡丹江的產物。我父親剛到這裏時，牡丹江地區包括座山雕在內共有四大匪首，有的被國民黨授以上將、中將軍銜、有的率上千步騎兵呼嘯山林，他們擁有日本關東軍丟棄的各式輕重武器，以及國民黨支援的美式裝配，攻城則燒殺搶掠，落荒則破壞交通、占山為王，使我東西南北滿根據地分割成塊，不能相連。他們殺害共產黨幹部和土改積極分子，成為我們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的最大障礙。建軍、剿匪、發動群眾成為牡丹江省委和軍區三位一體的工作方針。當年真實的剿匪生活，比小說更豐富更精采。

1945年8月，我抗聯武裝協同蘇軍，從日寇手中解放了牡丹江市。金光俠、陶雨峰等抗聯幹部組建了東北國民軍牡丹江衛戍司令部並收編地方武裝12個團，維持社會治安，迎接八路軍到來。1945年11月，黨中央派張聞天、李大章等24名幹部分期分批到達牡丹江、佳木斯，建立北滿根據地。與此同時，國民黨也在這一地區加緊網絡日偽殘渣餘孽和封建地主組成地方維持會。將已被我軍收編的地方武裝，一律官升一級委任為國民黨的 “ 先遣軍 ” 、 “ 挺進軍 ” ，策動他們拉杆子當土匪，燒殺搶掠、攻城掠地，等待配合國民黨軍隊的進攻。這時，牡丹江局勢非常緊急。我父親剛到不幾天，牡丹江和雞西市之間的林口縣，已被我收編的縣大隊叛變，勾結土匪圍攻縣城，中斷交通，使準備前往佳木斯市任合江省委書記的張聞天隻得轉道牡丹江。緊接著雞西市與佳木斯市之間的勃利縣也發生收編部隊叛變，公開打出國民黨旗幟進攻我東北國民軍合江軍區雞密虎支隊，迫使我軍撤出勃利，支隊政委於化南在戰鬥中犧牲。鄰近的雞西市被地主武裝、偽警察組建的維持會把持財政大權，搶占日本人丟棄的全部武器物資，拉起一千多人的保安隊。明裏聽從我們的指揮，暗中與土匪和國民黨救國軍聯絡，接受任命和編製。

時局混亂，我黨在北滿的力量非常弱小，開辟工作十分艱險。東北局派遣抗聯七名幹部組成《東進工作委會員》去雞西開辟革命根據地。據時任《東進工作委員會》主任的抗聯老戰士陶宜民的回憶，雞西的工作本屬合江省張聞天同誌領導，但由於被土匪、反動武裝分割封鎖、交通不便，轉而到牡丹江找我父親匯報工作並請求支持。我父親義不容辭地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給予援助，並且專門指派了一位聯絡員，隨時聯係，予以指導。在困難的環境中逐步幫助 “ 東進工作委員會 ” 組建了一支革命武裝隊伍，奪了縣維持會和反動公安局的權。

鑒於國民黨勾結偽滿軍警和土匪武裝橫行肆虐，我們黨在東北的武裝力量還很弱小，群眾心存恐懼，害怕 “ 中央胡子 ” ，對共產黨也有許多模糊不清的認識。我父親依據建立太行山革命根據地的經驗，首先抓與論陣地。他到牡丹江後僅用二周時間就創辦了《牡丹江日報》，自己親自主筆寫社論，大力宣揚我黨的方針、政策、主張。同時利用一切時機和場合宣講形勢，闡述我黨立場，揭露蔣介石在 “ 正統 ” 旗號下發動內戰的陰謀和罪行。父親的這些努力在當時混亂的政治形勢下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使越來越多的群眾理解和支持共產黨，靠攏在黨的周圍，投入牡丹江根據地的建設中。

牡丹江地區的剿匪、發動群眾、政權建設工作進展很快。1946年2月，根據牡丹江省委和軍區的剿匪部署，田鬆支隊(曲波和楊子榮所在部隊)率二千多名戰士向牡丹江南部山區發起攻勢，17天內連續11次戰鬥，全殲土匪二千餘名，解放32個居民屯、五萬多群眾。三月，繼續向牡丹江以北乘勝追擊，再殲匪二千餘。至五月,牡丹江境內已消滅匪徒五千多人，打通了牡丹江四周的交通，使東南北滿廣大地區聯成一片，扭轉了被土匪嚴重威脅的局麵。

我出生在牡丹江，因此名字中帶著這個 “ 丹 ” 字。從小生活在成都這個四季溫暖，滿目青翠，難得見到雪花的地方，使我反而對牡丹江那個冰雪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和向往。直到有一天我讀了曲波寫的小說《林海雪原》，更為那冰雪複蓋的山林、為雪原上的剿匪英雄激動和陶醉。上世紀六十年代，有一天放學回家，父親的警衛員神秘兮兮地對我說： “ 曲波同誌正在首長辦公室！ ” (他到四川任大三線某國防工廠黨委書記)。我趕快跑到父親辦公室，見到一位中年男人。父親笑嗬嗬地介紹說： “ 這是牡丹江的剿匪英雄。他在深山老林中打仗的時候，你還沒出生哩。 ” 轉而介紹我說： “ 這是生在牡丹江的娃娃 ” ，曲波微笑著用亮晶晶的眼睛看著我，可我卻有些失望，他太普通了，與我想象中的那個英俊指揮員少劍波有點距離。我的少女時代，也是 “ 追星族 ” ，我心目中崇拜的 “ 明星 ” 都是人民英雄，諸如江姐、劉胡蘭、許雲峰、楊子榮、少劍波，當然還有卓婭、舒拉、保爾柯察金。當年牡丹江軍區剿匪部隊有三個支隊，曲波當時是田鬆支隊所屬二團副政委，應是書中人物少劍波的原型。楊子榮是偵察排長。書中的偵察英雄楊子榮、匪首 “ 座山鵰 ” ，用的都是真名，書中許多驚險生動的戰鬥故事也都是真實的。楊子榮後來在剿匪戰鬥中不幸犧牲。嚴寒凍住了他的槍栓，千鈞一發之際，土匪一顆罪惡的子彈奪去了他的生命。那是1946年的隆冬，正是我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在我出生前，牡丹江省委經曆過一場戰鬥。母親告訴我，當時國民黨特務勾結土匪數百人突然在牡丹江市暴動，包圍了省政府。父親正好在郊縣領導工作團，機關裏隻有一些非戰鬥人員留守，懷著身孕的我的母親和幾個首長的警衛戰士也在辦公樓上。一樓有一個武裝連隊，這是我們收編的本地部隊。當時數百土匪包圍了省委辦公樓，子彈嗖嗖地象蝗蟲般飛來，窗玻璃碎片四處橫飛，槍聲、爆炸聲、土匪噪雜的吼叫聲震耳欲聾，可是一樓的這個連隊卻不放一槍一炮，躲在樓下鴉雀無聲。眼看著土匪就要衝進辦公大樓，情況萬分危急。警衛員提著機槍、拽著我母親一直退到三樓，他將機關槍架在三樓的窗口上，向下猛烈掃射，封住了大門，打得土匪前進不得。樓下有一輛日本人丟棄的裝甲車，有個警衛戰士跳進去開著衝進土匪群，逼退土匪。母親說，這個戰士後來跳出裝甲車端著衝鋒槍掃射時，不幸被土匪擊中，英勇犧牲。是這幾個警衛戰士用生命保衛了牡丹江省委和包括我母親在內的機關幹部。他們的頑強抵抗爭取了時間，增援部隊趕到後，很快擊潰了土匪的包圍，抓了200多俘虜。戰後，從那支不抵抗隊伍的連長、排長的口袋裏，搜出了土匪和特務給他們的密信，信上有國民黨政府蓋的大印，給他們封了官，令他們保持中立不抵抗。我在母親肚子裏參加了這次戰鬥，母親說我受了驚，在肚子裏翻了個筋鬥，造成後來難產，讓母親受了罪。

1946年春天，東北局發出指示，要求將東北境內的一切日偽地產無條件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貧苦農民。並且指出，清匪最根本辦法是深入減租減息，分配土地，發展生產，爭取群眾擁護，實現基本群眾之武裝自衛，隻有這樣才能根除匪患。父親根據黨的指示，到牡丹江郊區和寧安縣去調查研究，抓試點，製定了《敵人土地沒收和分配務例》，在後來的參議會上以法令形式確立，為在全東北推選這一作法提供了經驗。

1946年4月，牡丹江省改名為綏寧省，成立了綏寧省政府和臨時參議會，我父親當選為議長。建立民主政權，這是進行根據地建設的第一步。我父親主持的第一次參議會，製定了綏寧省施政綱領，通過了沒收敵偽土地分配條例等10項法令。會議結束時通電全國，宣告綏寧省人民政府成立，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停止進攻東北，實現和平。

1946年5月，蘇軍開始撤離東北。國民黨軍隊乘機開始了向東北各大城市的大舉進攻，我軍被迫放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向廣大農村轉移。中共中央進一步調整戰略部署， 1946年初夏，中央決定北滿分局和東北局合並，東北局組成以林彪為書記、彭真、羅榮桓、高崗、陳雲為副書記的新領導核心。緊接著，東北局作出組織群眾工作團下鄉，認真發動群眾，創建鞏固的革命根據地的決議。決議指出：要使所有的幹部認識到能否發動基本群眾是我黨在東北鬥爭的成敗關鍵。要求全體黨政幹部積極下鄉去做發動群眾的工作，徹底解決土地問題，使基本群眾在展開經濟鬥爭後迅速轉入武裝鬥爭(征兵擴軍支援正麵戰場)。

根據這個決策，東北局選擇北滿為我黨在東北的戰略總根據地。而合江、牡丹江兩省為最基本的戰略根據地，要求組成千人以上的七個工作團深入這兩個地區的農村發動群眾，強調除了抽調部份主力部隊配合地方武裝徹底剿匪，還要抽調最大數量的幹部去做群眾工作，應集中力量爭取時間在重點地區把群眾發動起來。牡丹江與合江是相鄰的兩個地區，既是東北邊陲的戰略要地，又是廣闊的林海雪原，土匪最多，人民飽受蹂躪，生活也最苦。為了能穩紮穩打地發動群眾，推動建立武裝、剿匪和政權建設等一係列工作，父親經常和時任合江省委書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磋商鬥爭策略，探討前進方向，爭取他的支持和幫助。父親一麵與牡丹江省軍區部隊合力布署清剿土匪武裝，一麵派出工作團深入農村開展反奸清算和土改鬥爭，建立鄉村基層政權。

這期間他充分注意到土改中的首要問題是發動群眾，建立工農民主政權，其關鍵又是使農民獲得土地和采取正確的鬥爭策略。因此，他遵照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分化地主階級，集中力量打擊大漢奸、惡霸、大地主、土匪頭子的政策，強調不要樹敵過多以及保護工商業發展。他在鬥爭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調整方向。對土改工作團存在的 “ 包辦代替 ” ，深入群眾不夠等問題，他親自召開大會認真檢討，及時糾正，要求大家克服急燥情緒，相信群眾，放手放動群眾，努力培養農民積極分子，發展壯大黨團隊伍。為了配合農村土改，綏寧省9月在牡丹江市召開了全省財經工作會議，統一全省各種稅收製度，製定了奨勵生產、發展經濟、減輕稅率的政策，規定了全省商貿統一領導、統一經營，以適應戰爭需要，促進全省經濟建設的迅速發展。這些紮紮實實的工作使牡丹江地區創建戰略根據地初見成果。這年秋冬，牡丹江(綏寧省)殲滅土匪六千餘人，全省境內大股土匪基本剿滅。以寧安、穆棱為重點的反奸清算和土改也取得豐碩成果。在我父親和廣大幹部戰士的共同努力下，牡丹江根據地日益鞏固和發展。牡丹江、合江以及整個北滿戰略根據地的成功創建，在東北的解放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根據地人民踴躍參軍納糧，出錢出力支援前線。據不完全統計，到1948年遼沈戰役結束，北滿補充到主力部隊的新兵就達41萬，還有大量青年參加地方部隊。參戰的戰勤民工累積130萬，僅1947年納糧就達130萬噸（26億斤）。

告別林海雪原

1946年底，我父親離開了他工作一年的牡丹江，奉調東北局，任民運部副部長。當時的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員高崗任東北局書記兼民運部部長。

根據中央指示，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是東北局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我父親到民運部後第一件事就是組織一個巡視小組，下基層了解全東北的土改工作，為領導機關的決策提供依據。這個小組的成員經東北局組織部篩選，共有十人，其中有井崗山的老革命，也有來自華東、華北根據地的青年幹部，有市委、縣委書記等實權派，也有嚴文井、華君武這樣的作家、藝術家。當時東北糧食總局的幹部、十人小組中年紀最小的黃正夏同誌，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 組長李大章同誌是和周恩來、陳毅等一同在法國勤工儉學的革命老前輩，人很隨和，對我們幾個(組員)都很看重，大家無話不談，都很隨便。臨出發前，他對我們說，到下麵巡視工作主要是學習，不能發號施令，也不能什麽都看，主要看各省推薦的較好的典型，好的經驗可以推廣，有問題的可向領導提出建議，我們個人不要直接插手。 ”

我父親帶著巡視小組第一站到了嫩江省齊齊哈爾附近的綏化縣，發現那裏群眾發動很充分。下一步到哈爾濱以北五百多公裏外的北安省克山縣，他們除了聽取縣委書記的匯報外，又到土改現場聽取農民的反映，分別找地主、富農、中農談話，了解分配浮財和城鎮處理工商業的情況。巡視組成員白天分頭參加會議、晚上向我父親匯報並分析情況。省市領導有時也參加巡視小組的匯報分析會議。黃正夏回憶說，他在匯報會上談到一位中農和另三家人合買了一頭驢，平均每戶攤一條驢腿。黃正夏認為象這樣隻有一條驢腿的農民，而且直接參加勞動，恐怕不夠中農。如果農忙時還賣工，甚至是貧農。但在土改運動中執行政策有偏差，這位中農很怕會被劃成富農挨批鬥，所以表示願意拿出這頭驢給貧雇農共同使用。巡視小組分析認為，如果不能嚴格按中央政策規定劃分階級成份，不但不能鞏固地團結中農，還有可能被壞分子鑽空子，組織假農會，亂打亂殺，甚至到城市侵犯工商業。黃正夏還例舉一個準備定為富農的人，有半坡山地，全家都參加勞動，農忙時請個半工。土改中卻有人提出要對他吊打拷問。黃正夏說，這樣的人頂多算個富裕中農，就算是一般富農，也應和地主惡霸有區別，不能隨便吊打。巡視組在認真的調查研究中發現了不少問題，如階級成份劃分的隨意性；農民提出要進城去把地主富農的財產一律拿回來分配，影響波及城市工商業發展的問題；打人吊人的問題。巡視組內部民主空氣很濃，什麽意見都可以說，什麽問題都可以分析討論。對黃正夏的意見也是有人讚同，有人反對，有人還批評他立場有問題，替地主富農說話。黃正夏對此回憶道： “ 李大章同誌非常注意地聽，他多次點頭說，總的形勢是很好的，我們既要發展大好形勢，對出現的問題也應該嚴肅注意。參加匯報會的北安省委一位同誌一直沒有表態。萬萬沒有想到，第二天報紙就發表社論，評論我們的內部討論，說有些人是小腳女人走路，對這對那都看不順眼，看不到轟轟烈烈的大好形勢，是唐吉訶德式的英雄，要和風車作戰，不知道這些人想把農村土改運動引向何方？……”黃正夏說：“李大章同誌是非常好的同誌，他讓我們看了這篇社論，說：‘這是在批判我們的討論。’他又說：‘批判也無所謂，我們並沒有大的毛病，沒有關係，不必去理會。’大約一星期後，《晉綏日報》發表了任弼時同誌的文章，這篇文章指出：要高度注意農村土改的新動向，發展大好形勢，注意鞏固地團結中農、要區別地主與富農，一定不能侵犯工商業，一定要遏製亂打亂殺。任弼時同誌的文章代表黨中央，很有分量。毛主席看過並批示 ‘ 盡快發表 ’ 。劉少奇同誌當時主持製定了《土地法大綱》，所有的土改工作都是根據該大綱執行的，總的部署是很正確的，但其中未強調這些問題，所以任弼時同誌的文章是在《土地法大綱》後的很有指導意義的文件。 ” 我父親見到這篇文章如同撥雲見日，這是對巡視組意見的肯定，也是對他工作的指導。他親切地對黃正夏說： “ 看來農村土改中存在的問題絕不是個別現象，很可能是普遍現象。我們應該時刻注意中央的精神，結合我們東北的實際情況，將土改納入正確軌道。 ”

我父親通過幾個月的深入調查研究，發現基層確實存在的亂打亂鬥、侵犯中農利益、破壞農村工商業等嚴重問題，土改中一些地區存在大的政策偏差。盡管東北局高層中存在不同意見，盡管他被指責為 “ 小腳女人 ” 、 “ 右傾 ” 、 “ 站在地主富農立場 ” ，但我父親從黨的事業、人民的福祉出發，仍然於1948年1月寫出調查報告，堅決地提出了自已的意見。他在太行山早已有過建立政權、土地改革等經驗，他知道政策策略關係到黨的生命，關係著黨的事業成功與否，必須高度重視。不久，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黨內指示發表，證明父親的意見是正確的。

其實，任何一埸大的政治變革，認識上的不統一、執行政策中出現偏差都是難免的，隻要出於公心，錯誤偏差都可以克服，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但如果由此而產生宗派，打擊排擠不同意見的人，拉山頭搞分裂，實現個人野心，問題就嚴重得多了。我父親不幸在東北遇上了高崗，這是他在民運部的頂頭上司。高崗雖然工作能幹，但也有許多致命的弱點，他心胸狹隘、作風跋扈，自吹自擂拉幫結派，聽不得不同意見，而且報複心強。母親說，在哈爾濱時我們家和高崗住在一個院裏，他的霸道跋扈無處不在，我父親被他劃入 “ 白區黨 ” 的圈圈裏，加上父親對東北在土改工作中的一些作法持不同意見，自然是不受待見，不被重用。其實，父親和高崗在曆史上也曾幾次相遇，他從莫斯科回國第一站在西北軍宋哲元部任軍政治部宣傳處長時，高崗是史可軒任校長的西安中山軍事學校的學員，那時鄧小平已是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了。後來高崗也參加了渭華起義。再後來他和劉誌丹、謝子長等同誌堅持創建了陝北根據地，受到全黨的敬重，抗戰時期擔任西北局書記，七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但是一個人的位高權重，並不一定和他的政治水平、道德人品成正比。1945年抗戰勝利後，高崗調到東北局工作。當時，東北全境解放早，工業基礎好，又背靠蘇聯，有蘇聯派出的專家團幫助恢複交通和工業生產。這些條件使東北的土地改革、經濟恢複和工業建設較全國開始得早，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1946年到1947年，由於剿匪、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和土改工作一步緊跟一步全麵開展，為解放全中國打下雄厚基礎，使主力部隊兵力和糧草都得到補充，保障了正麵戰場打勝仗。毛澤東很欣賞林彪和高崗，給他們發電表揚： “ 東北在你們的領導之下，改革了土地，發動了群眾，建設了一支強有力軍隊。在全國各區中，就經濟論你們占第一位；就軍力論你們已占第二位。 ” 這一切使得高崗個人主義膨脹，躊躇滿誌。他恰恰忘記了開辟東北根據地是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取得的，當時黨中央七大的77名中委、後補中委中，有21名在東北，13名政治委員中有4名在東北。東北的成績也是從各根據地抽調來的包括我父親在內的二萬幹部、十萬官兵共同努力的結果；是東北抗聯指戰員和東北地下黨殊死鬥爭的結果。然而，高崗把這一切記在了自已的賬上。

1948年歲末林彪率四野入關後，高崗接替林彪出任東北局書記、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集東北地區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成為名符其實的 “ 東北王 ” 。他開始將東北的革命成果變成個人的政治資本，自命為正確路線的代表，把東北變成自已的獨立王國。為了向黨中央爭權力，他散布 “ 黨軍論 ” ，他的名言是 “ 黨是由軍隊創建的 ” ；他把中國共產黨分為 “ 根據地和軍隊的黨 ” 與 “ 白區的黨 ” 兩部份，而他自已是 “ 根據地和軍隊的黨 ” 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黨中央領導權掌握在了以劉少奇為首的 “ 白區的黨 ” 手中，他說：一個白區黨的領導人，憑什麽占有如此重要的領導地位？將 “ 軍隊黨 ” 和 “ 白區黨 ” 公開提出，高崗大概是第一人。但不公開說出來並不代表不存在，更不代表有的人心中不存在這種念頭。所以毛澤東曆來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隨著黨的成長壯大、隨著革命的成功，過去艱苦鬥爭年代被淡化的 “ 權力 ” 、 “ 官位 ” 之爭突出了，為了搶官位爭權力，拉幫結派的鬥爭日益明顯尖銳。我父親處於這樣的漩渦中，他象許多正派的共產黨人一樣，困惑、不善應付、也無能為力。後來他南下四川，又遇到有人將四川的地下黨幹部剔出來另說，在四川的幹部中再分出山頭以區別親疏，這是後話。

當時，高崗公開這樣講的目的就是在中央要將地位在他之上的劉少奇、周恩來拉下馬，在東北黨政軍內部分出軍隊幹部和白區幹部，在軍隊、根據地幹部中再分出西北、華北、東北…，他排斥打擊整肅那些敢於對他提意見的人，將東北局變成他統治下的獨立王國。他的這套思想和行為由來已久，我父親早己是格格不入，因此被他視為異己。他在東北局的二三年裏，找不到自已的工作位置，他本來經過太行山八年錘煉，對政權建設、群眾工作、宣傳工作都很有經驗，有很強的獨立工作能力，可是高崗卻讓他去任婦女委員會常委。他任民運部副部長不到一年，民運部就被高崗撤銷，他轉到王稼祥主持的城市工作部任副部長，高崗又說城工部把黨政軍大權全攬了，撤銷了城工部。王稼祥和我父親再轉任宣傳部正、副部長。1949年王稼祥奉調外交部出使蘇聯，高崗乘機調原西北局幹部補位，致使東北局各部門成了清一色原西北局人馬。他的種種山頭主義行徑，與中央分庭抗禮、搞獨立王國的跡象已經很明顯了。我父親深感環境的困難，再難以與之共處下去。當時正值南京解放，劉伯承、鄧小平率第二野戰軍在南京休整準備挺進西南。那是太行山出來的129師老部隊，劉、鄧都是作風正派，熟識了解他的老首長。於是我父親向中央提出歸隊二野、南下四川的請求，很快得到中央批準。這是我父親革命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主動向中央提出調離原來的工作崗位。

1949年夏秋之間，父親離開了戰鬥四年的東北大地，向南方，向他的家鄉奔去。他的身後跟著媽媽、兩個姐姐，外加兩個小小的 “ 東北人 ” ，那就是我和繈褓中的弟弟，我們已是一個六口之家。這一年，父親49歲了。

第五章 主政川南

重返故鄉

父親1920年底離開家鄉到法國勤工儉學時，一心要尋求救國救民之路，學成回國報效祖國和父老鄉親。當他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投身共產主義革命道路後，就把一切乃至生命交給了黨，走遍天涯海角、曆盡千辛萬苦，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 “ 提著腦袋 ” 工作生活，無數的戰友包括自己的親人倒在血泊之中，在崇高的事業和殘酷的鬥爭麵前，個人、家庭、親友已顯得無足輕重，對家鄉的眷戀早已掩埋於內心深處，也許他並沒有想到還能回到家鄉。然而人生的道路總是有那麽多機巧，二十九年以後，父親又重新回到故鄉，執掌包括家鄉合江縣的一大片地區的黨政大權。

解放大軍在向西南進軍的同時，接收地方政權的工作也在密鑼緊鼓的進行。劉伯承、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進入南京後，隨即開始做進軍大西南的準備，並負責組織川東、川南及貴州、雲南地方政權隊伍。父親帶著我們一家趕赴南京後，立即參與組建和培訓地方幹部隊伍的工作。也許因為父親是川南人，熟悉當地情況，有利工作開展，1949年6月，二野政委鄧小平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宣布了二野黨委的決定：由李大章和二野三兵團副司令員兼10軍軍長杜義德，負責組建川南區黨委。

四川是一個大省，被蔣介石稱為 “ 中國的首省 ” ，是抗日戰爭的大後方和 “ 陪都 ” 所在地，也是他寄希望和共產黨最後一搏的地方。中國曆史上改朝換代的大動亂時期，四川往往最先生亂，最後平息，所以有 “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 ” 之說。辛亥革命便是由四川最先爆發反帝反清的 “ 保路運動 ” 和武裝起義而起，而 “ 蔣中央 ” 的勢力直到中央紅軍長征時才借機進入四川，直到臨解放也沒有徹底收服四川的割據勢力。蔣介石為經營四川，於1939年建立西康省，實行川康分治。中共在進軍四川前夕，將川康地區劃分為川東、川南、川西、川北、重慶、西康六個省級行政區，直屬西南行政區管轄。根據中央的統一安排，川東、川南行署和重慶市的幹部主要來自二野入川幹部、西南服務團和二野軍政大學的學員；川西、川北行署和西康省的幹部主要來自西北南下工作團和18兵團。各行政區的首長，川西區是李井泉，川北區是胡耀邦，川東區是謝富治，川南區是李大章，重慶市是陳錫聯，西康省是廖誌高。西南行政區的領導是劉伯承、鄧小平和賀龍。

接管政權是一項龐大的工作，需要大批的幹部，這些幹部僅僅會打仗是不行的，他們還要有文化知識，能夠適應各行各業的工作需要，為此，二野在華東地區召收上萬知識青年，配備數千人的各級幹部，組成西南服務團，還有部分二野軍大學員，進行接管政權的培訓。父親理論功底紮實，實踐經驗豐富，又有長期領導地方工作的曆練，自然是培訓工作的重要人物，多次給幹部和學員授課。那時父親正當年富力強，和當時許多黨的幹部一樣，練就了一套很強的演說本領，張口滔滔不絕，思路清晰言之有物，因為全是發乎內心，給聽講者留下深刻印象。當年的南下幹部董謀先回憶父親給他們講課的情景時說：“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南京。那是1949年9月初。‘國民大會堂’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台上站著一位50來歲的同誌，正向我們即將隨劉鄧大軍進川的地方新老幹部作報告，他就是大章同誌。他胖胖的中等身材，穿一件白布襯衫，袖子稍向上挽，黑發向後梳，操一口川南口音，深沉而渾厚。他大約講了三個小時，全場鴉雀無聲。他從全國的政治形勢、軍事形勢，川南的地理、人口、經濟、文化，我們當前的任務，一直講到青年同誌的工作、學習和前途，甚至戀愛、婚姻等等問題。他講話嚴肅而又詼諧，認真而又風趣，步步深入，娓娓動聽，時時引得台下笑聲四起，竊竊私語。這給我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感到非常親切，非常溫暖。”

南下幹部團的的青年許多是剛剛從學校裏走出來的，實際工作經驗自然談不上，對黨的基本理論也很生疏。對他們來說，第一課是了解共產黨，了解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共產黨幾十年來走過的路，黨在奪取政權後的目標、道路、政策和策略。二野軍大的同誌們回憶：“當年二野軍大第三期萬名學員，聚集在南京孝陵衛軍大校部的大操場上，聆聽李大章同誌講課。他用兩個下午的時間，按照毛澤東同誌1939年冬季在延安與其他幾個同誌合作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課本，結合抗日戰爭的勝利和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的實際，全麵講解了中國社會的現狀和中國革命的曆史、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以及中國共產黨肩負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兩大任務等問題。他深刻係統的闡述，使我們明確了許多革命道理，開始懂得用階級分析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看待社會問題，劃清舊社會留給我們的一些模糊思想；也使我們在日後的工作中能夠正確的理解黨的政策，正確的執行黨的政策，順利完成黨所交付的各項任務。現在回想當年大章同誌的講課，使我們弄清了中國革命的許多基本問題，這對剛從蔣管區解放出來的青年知識分子是十分重要和十分及時的。”父親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值得信賴的，德高望重的好領導”，所以當宣布軍大三團、四團的學員進軍西南後，要到我父親領導的川南地區工作，大家都十分高興。

披著新中國的朝霞，伴著 “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 的雄壯旋律，接管地方政權的幹部隊伍隨二野部隊從南京出發，踏上進軍大西南的征程。為避免盤踞四川的蔣介石軍隊向南逃竄，二野的部隊先期向四川東南實施戰略迂回，截斷敵軍退路。部隊到達湘西的桃源、芷江縣時，便著手川南區的幹部配備工作，分別成立了瀘縣、自貢、宜賓、內江、樂山五個地、市的接管隊伍，以及新聞、財經大隊。二野的部隊幾乎沒遇到像樣的抵抗，便進入川東和川南，與由北向南的18兵團將敵軍壓縮到川西一帶，大勢已去的敵軍紛紛起義投降。12月底，軍事占領塵埃落定，接管地方工作隨即展開。

川南區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個省級行政區，轄瀘縣、內江、樂山、宜賓四個專區和自貢、瀘州兩個市，麵積6.1萬平方公裏，人口1350萬（1950年川南行署的統計是1000萬）。川南行政區從劃定(1949年12月)到撤銷(1952年8月)，曆時兩年零八個月。

新中國主要是靠長期的武裝鬥爭建立起來的。建國初期，具有地方工作經驗的幹部很少，大部分是由軍隊幹部兼任。進駐川南的主要是二野的18軍和10軍，川南區的領導班子裏也主要是這兩個軍的幹部組成。12月19日，川南區黨委在自貢市宣告成立。書記李大章，第二書記彭濤，委員有杜義德、張國華、譚冠三、王維綱、郭秋影、劉披雲、許夢俠、陳剛。這十個人中，彭濤是二野三兵團副政委，杜義德是三兵團副司令員兼10軍軍長，張國華是18軍軍長，譚冠三是18軍政委，王維綱是10軍政委，許夢俠是10軍政治部主任。一個月後，18軍擔任進軍西藏任務，張國華、譚冠三隨之離去。以後又先後補充15軍軍長秦基偉、10軍副政委範朝利、15軍政治部主任餘洪遠為委員。川南區下屬的地、市、縣的主要領導幹部，也主要來自二野10軍。

杜義德是紅四方麵軍的老戰將，15歲參加革命，20出頭就當了紅軍的師政委，是四方麵軍西路軍的幸存者。他作戰勇猛，身先士卒，當了高級指揮員還帶頭衝鋒，每每警衛員都跟不上。解放戰爭中是他率領部隊打開了二野挺進大別山的通道。在任川南區區黨委委員時，他還 任川南軍區司令員。他性格直爽，生活簡樸，為人忠厚，特別是親身經曆過張國燾的極“左”路線給四方麵軍幹部隊伍造成的慘重損失，對執行政策有很強的自覺性。可惜他在川南隻工作了一年，1951年2月，他繼秦基偉之後奉調朝鮮前線，任中國人民誌願軍第三兵團副政委。1955年授中將軍銜。

一個月後的1950年1月，新的政府機構 —— 川南人民行政公署宣告建立，首任行署主任是張國華，但他隻上任了一個月，2月由李大章任行署主任。副主任為郭秋影、劉披雲，半年後又增加了羅忠信。下麵六個地、市的領導，自貢市開始是王維綱任書記兼市長，後來楊壽山任第一書記，張奇任市長；瀘州市委書記王宗琪，市長金再光；瀘州地委書記先後為王其梅、楊超，專員鄧墾；宜賓地委書記先後為陳林、於笑虹、郭春文，專員先後為陳林、陳中民、許映輝、張守愚（代理）；樂山地委書記魯大東，專員先後為馬中全、張力行；內江地委書記陳剛，專員先後為張勵、韓正夫。

經曆過那段歲月的幹部回憶說，當時川南區的幹部配備，上層領導比較強，但基層的幹部是比較弱的。尤其是大批隨軍南下的軍校生，他們雖然文化程度比較高，但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尤其對執行黨的地方工作的政策和方法，基本上是白紙一張。軍隊幹部則欠缺地方工作經驗，而且習慣於軍隊命令式的工作方法。這不僅加重了上級領導的工作負擔，而且導致了一些工作出現偏差。

幸運的是，在川南和父親共事始終的幾位主要領導，都具有相當的理論水平和實際工作經驗。第二書記彭濤同誌長期做地下工作，參於領導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到晉冀魯豫解放區做過地方政權工作，又到二野做軍隊政治工作，淮海戰役時任二野三縱政委。南京解放後擔任南京市委委員和辦公廳主任。他理論修養高，實事求是，工作能力很強。在川南區委他和我父親配合得非常默契。在瀘州我們兩家都住在軍閥楊森的一個叫熙園的院子裏。彭濤和我父親都很謙讓簡樸。院子裏有一棟小洋樓是正房，他們把它讓給年齡最大的王維綱住，我父親住進了勤雜人員用的附屬建築裏，彭濤夫婦則住進了車庫頂上的小屋內，上下還須用木梯。那時兩家相處和睦，孩子們歡快地一起玩耍。四川合省後，彭濤任重慶市委第二書記，1957年調任中國第一屆化工部部長，為我國化工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可惜他1961年就英年早逝。

江蘇人郭影秋風度儒雅，一看就是個知識分子。他出生貧苦農家，靠老師和親友的幫助上到大學。他1935年入黨，從事學生運動，坐過國民黨的監牢。他是山東微山湖一帶的 湖西抗日革命根據地創建人之一，著名的鐵道遊擊隊就在他的領導之下。後來和彭濤一起在晉冀魯豫大區工作過。四川合省後他調往雲南，曾任雲南省省長。在這期間，他因為兩次安排周總理經雲南出國和在雲南的活動，得到總理的賞識。1957年他給周總理寫報告，主動辭去省長職務，要求到學校工作，被安排到周總理的母校南開大學任黨委書記兼校長。任職期間以其才華和作風深得師生敬重。周總理曾十分讚賞地對雲南省籍的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先生說： “ 貴省的省長郭影秋，不願當省長，自願到大學當校長，難能可貴。 ” 1963年，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請總理給他推薦幫手，總理給他推薦了包括郭影秋在內的四個人，吳老選中了郭影秋，郭到人大任黨委書記兼副校長。總理還誇吳老 “ 有眼力 ” 。盡管深得總理信任，但郭並不以此作為奔仕途的資本。後來周總理有意讓他去當國務院辦公廳副主任，他卻以 “ 精力跟不上總理工作節奏 ” 為由推脫了，看來他是對大學情有獨鍾。文革後他潛心於清史研究，成為專家。他於1985年去世。

劉披雲是老資格的地下工作和學生運動領導人。他是我們四川老鄉嶽池人，地主家庭出生，早年就讀上海大學，1925年入黨。大革命時期曾任上海學生聯合會黨組書記，全國學生總會委員長，參與過組織武漢總罷工。1927年重慶 “ 三.三一 ” 慘案後，包括楊尚昆的哥哥楊闇公在內的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人被殺害，他奉命離開上海大學，到重慶參與重建四川省委，曆任四川臨時省委宣傳部長、川西特委書記等，並被選為黨的六大代表。抗戰時期曾任延安大學副校長。解放戰爭中在東北和父親共過事，曆任哈爾濱特別市政府秘書長、東北人民政府交通部秘書長等職。在川南他任行署副主任並兼區黨委宣傳部長。他比郭影秋更早投身教育事業，離開川南後，他到高教部任教育指導司司長。有趣的是，他和郭影秋一前一後到周總理的母校南開大學任校長。他樸素正直、嚴於律己的作風至今為南開人引為楷模。“文革”前他是雲南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文革”中被打成 “ 叛徒 ” 。“文革”後任雲南省政協副主席，1983年病逝於昆明。

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安排，我發覺川南區的幾位主要領導有太多的共同之處。他們都是知識分子，解放前都有地下工作和地方工作的經曆，都有比較鮮明的獨立人格。他們的革命經曆決定他們沒有“山頭”，也不齒於搞 “ 山頭 ” ，長期的地下工作使他們習慣於 “ 獨立作戰 ” ，對黨的忠誠負責是源於自覺，相互間的友情出於誌同道合與人格的認同，沒有利害得失的權衡。他們是一批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沒有 “ 打江山 ” 的傲氣，也無 “ 坐江山 ” 的霸氣，卻有一種骨子裏的氣節，不會趨炎附勢拉幫結派，不計較官場得失而恪守人生的理想追求 —— 二者往往是難以兼容的。他們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尤其是實事求是，關心群眾疾苦、維護群眾利益，對整個川南區的幹部都有影響。回想起這些前輩的人生際遇，總會令我生出許多感懷。

那是個新舊秩序劇烈變換的年代。其變化之大鬥爭之激烈，為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中國幾千年曆史傳承下來的舊秩序幾乎在一夜之間被摧毀，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堪稱改天換地的新秩序。對為之奮鬥了半輩子的父親，那種成功的興奮和因此煥發出來的工作勁頭，用 “ 激情燃燒 ” 來形容毫不為過。他同時擔任著區黨委第一書記、行署主任和川南軍區政委，可謂是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責任重大，工作繁忙。

父親南下時，母親帶著我們四個孩子留在南京，他們到川南一個多月後，父親委托我大伯的兒子專程來到南京，把我們接到川南區黨委和行署所在地瀘州。 那時我們的家、父親的辦公室和身邊的工作人員的住處，都在瀘州南郊的 “ 熙園 ” （這座房子現在還在，屬於瀘州市政協）。 我那時 年齡太小，對發生在社會生活中的一切沒有什麽印象，隻覺得父親工作非常忙碌，但是精力旺盛，神情顯得很愉快。記得那時我家裏放了一台有一個大喇叭的留聲機，是手搖的，就象上世紀三十年代電影裏的那種，還有好多蘇聯歌曲的唱片和京戲唱片。星期天家裏往往會放起大喇叭，我們和父親身邊的工作人員們興高彩烈地又唱又跳，我和兩個姐姐最喜歡學著蘇聯紅軍跳踢踏舞，把地板踏得嗵嗵亂響。爸爸那時穿有背帶的西裝褲，戴鴨舌帽，看上去很洋氣，在一邊笑眯眯地看著我們樂。那種歡樂的家庭氣氛令我終身難忘。

父親的機要秘書田楓當時隻有二十出頭，他是在南京加入西南服務團的中共地下黨員，雖然出身資產階級家庭，卻十幾歲就參加學生運動，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解放前夕家裏一些人都到台灣去了，他不走，跟著解放軍南下四川。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在美國洛杉磯遇見他們夫婦，他說是來探望那個當年去了台灣，最後又移民美國的哥哥。說起在瀘州的日子，他感慨地對我說：“那時我還隻是個大孩子，跟在大章同誌身邊感到就象在父親身邊一樣，心情很愉快，整天有使不完的勁兒。”他就住在我父親的樓下，常常看見三四歲的我在院子裏蹦蹦跳跳地唱： “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小亞丹 ” ，父親休息時會站在院子裏，含著煙鬥，笑眯眯地看著，其樂融融。他告訴我，那時很多人認為知識分子或者學生出身的幹部是小資產階級，臭毛病多，不好管理。我父親卻不以為然，認為他們隻要加以實際工作的鍛煉，完全可以成為值得信賴的好幹部。而這些年輕人也知道我父親是留法留蘇的學生，老資格革命者，講話有水平，辦事講道理，在歐洲受過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熏陶，他們服氣他。父親能在川南這群學生幹部中建立很高的威望，自有他的獨道之處。

艱難的開局

實際發生的一切遠沒有我在熙園裏感受到的那麽浪漫。和四川所有地區一樣，川南區接收政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糧。

共產黨執政後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吃飯問題。由於連年內戰，到1949年中國經濟已經全麵崩潰，全國糧食產量急劇下降，而吃供應糧的人口卻急劇增加。舊政權雖然垮台了，但遺留下的大批軍政人員還得要吃飯；新政權的軍政人員數量更為龐大，也要吃飯。二者相加，吃供應糧的人口成倍增加。軍政工作開支更為龐大。解放前由於中國自己不能完全解決糧食問題，沿海的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廣州等相當一部分靠吃國外進口糧食，解放後海岸線被敵軍封鎖，進口糧食斷絕，上海人民政府接管的糧食僅夠全市人吃半個月。當時糧食還沿襲自由貿易，解放前靠囤積居奇哄抬糧價大發橫財的奸商便故技重施，上海1950年2月糧食批發價比1949年同期爆漲60多倍，北京1950年3月的糧食批發價則是1949年同期的70多倍，。通貨膨脹時期糧食成為硬通貨，糧價上漲導致全部物價上漲。飽嚐解放前糧價一日數漲之苦的老百姓盼望新政府把糧價穩定下來，能吃上一口安穩飯。一時間糧食成了拯救經濟、穩定人心和鞏固新政權的頭號大事。而唯一的辦法，是把糧食掌握到人民政府手中。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曆來是糧食外運大省，抗戰八年，四川承擔了全國三分之一的軍糧供應。而此時四川的情況卻異常嚴峻。當時西南地區（主要在四川）有解放軍60萬，公教人員和國營企業職工50萬，起義、投誠、俘虜的國民黨軍90萬，總共200萬。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說， “ 如果不好好解決這兩百萬人的吃飯穿衣問題，勢必大亂 ” 。此外，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還要求四川調運20萬噸糧食支援華東地區。和全國的新解放區一樣，川南解放之初采取對舊政權的人員“包下來”的辦法，使所有起義部隊、舊政府的工教人員及一切社會流散人員都得到安置。在全川200萬需要 “ 吃飯穿衣 ” 的人中，川南就占了四分之一即50萬之多。中央要求外調的20萬噸糧食，也由川東、川南、川北三個行署承擔。

川南這片土地地處雲、貴、川交界之處，曆來是土匪橫行的地方，大大小小的山頭嘯聚著占山為王的土匪惡霸，尤其與雲貴交界的大山區，堪稱土匪窩子，在戰亂的年代裏，許多良民也被逼為匪。按照規定，地主富農是征糧的主要對象，承擔百分之七十的份額，這一來便觸犯了整個地主富農階層的利益。這些地方勢力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網，曾經在與舊政府的利益搏弈中屢占上風，如今他們也想與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來一番較量。國民黨軍的散兵遊勇、受過遊擊訓練的反共分子、勢力強大的幫會組織在其中起著核心作用。這是一夥代表被推翻的舊政權利益的政治土匪，反抗非常激烈。種種令人恐懼的流言在鄉間蜂傳，諸如 “ 工作隊下鄉收糧見啥拿啥，全部拿光 ” 、 “ 共產黨存心要餓死人 ” 、 “ 共產黨一隻雞要交300個雞蛋，一條豬要交160斤肉 ” 、 “ 明年除了按人口留糧，其餘全歸公 ” 、 “ 共產黨占不長，國軍已經在東南登陸 ” 之類，在不了解共產黨的群眾中起了很大的煽惑作用。不少地主拉起武裝發動叛亂，一些由鄉保武裝改編的 “ 民眾自衛隊 ” 搖身一變為 “ 反共救國軍 ” ，口號是 “ 繳糧不如買槍，餓死不如打死 ” 。征糧從1950年1月開始，短短兩個月之內，川南匪亂達到高峰，各路土匪達數百股幾十萬之眾，大的股匪人槍數以千計。他們圍攻縣、區、鄉人民政府，屠殺解放軍指戰員、征糧工作隊員和擁護新政府的農民積極分子，以及一切為新政府服務的人。許多同誌在這為了新中國的最後一戰中犧牲。江蘇南通人巫萍是大學醫科學生，1946年參加革命後做醫務工作，她身體瘦弱，卻主動要求參加危險的征糧工作，到了內江五區。一次五區各鄉征糧工作組在區上開會，被大股土匪包圍，當場被亂刀砍死十多人，巫萍等40多人被俘，押解途中受盡打罵淩辱，巫萍縱身跳岩犧牲。川南區黨委幹部江蔭是進軍西南時剛入伍的青年，在征糧工作隊被土匪用槍托砸扁了頭顱而犧牲。據當時的統計，全區33個縣市犧牲者達693人。

一時間整個農村幾乎成了土匪的天下，他們圍攻區鄉人民政府，殺害政府工作人員，打走征糧工作隊，有的甚至圍攻和占領縣城，連川南區黨政軍機關所在的瀘州城，夜裏也能聽見密集的槍聲。合江原 “ 民眾自衛隊副總隊長 ” 韋映輝聚集貴州土匪，打出 “ 川黔邊反共遊擊指揮部 ” 旗號，匪眾上萬人，1950年3月1日到2日兩天之內，全縣幾乎所有區鄉均遭土匪包圍襲擊，甘雨鄉征糧工作隊長、鄉長等8人被害，榕山鄉被200多名土匪包圍，副區長馬保民在激戰中犧牲，同日，全縣所有征糧隊被迫撤回縣城。毗鄰的貴州習水縣城也被土匪攻占，縣政府隻能遷到合江縣掛牌辦公。古藺縣匪徒遍襲區鄉政府，工作隊全部撤退到縣城後，又遭3千多匪徒攻城，僅解放軍就犧牲了64人。古藺縣城被土匪攻占後，縣政府幹部、家屬邊打邊撤，繞過土匪盤踞的窩點艱難跋涉四天四夜撤到敘永縣城。匪徒占領縣城後設立 “ 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司令部 ” ，委任 “ 縣長 ” ，設置區鄉政權，實行全麵複辟，直到3個半月後匪患有所緩解，古藺縣委縣政府才遷回。解放川南時起義的國民黨72軍，少數頑固分子乘征糧叛亂，該部697團一批反動軍官殺害駐該團的解放軍代表27人，以及一批不願跟他們合夥的軍官，拉起上千人的隊伍與解放軍對抗。

有的土匪表現得十分凶殘，他們或者把人活活砍成數塊，或者活埋、亂石砸死。對付婦女，則幾乎都慘遭淩辱。有的農民積極分子表現十分英勇。簡陽青龍鄉婦女代表彭唐氏被土匪活埋，她自己走到挖好的坑前跳下去，頂著飛來的泥土大罵不止，直至氣絕。簡陽縣赤水鋪50歲的婦女肖二嫂是征糧積極分子，曾親自動手捆綁地主迫其交糧，成為地主懼怕的知名人物。土匪將她和一位姓黃的孕婦抓到後，先用刀背打得死去活來，罵道： “ 看你還凶得起來不！ ” 肖二嫂指著孕婦喊道 “ 要殺殺我，把她放了！ ” 土匪一刀砍在她臉上，又將她們衣服剝光，用木樁打進下身，不僅將她們殺了，還將孕婦剖腹。

1950 年初土匪最猖獗的時候，除了內江、宜賓、自貢、滬州、樂山等城市控製在我們手中，整個川南區東、南、西的邊緣地帶都處於匪亂之中，半數鄉村被土匪控製，多個縣城被土匪占據，西麵靠近大涼山邊沿的一些縣還沒有解放。在土匪控製的地區，土匪四處搶掠，老百姓成天心驚肉跳，一聽見槍聲便四處躲藏，夜裏根本不敢出門。據父親的機要秘書田楓回憶，一度連川南軍政要地瀘州市都很緊張，謠傳土匪要來進攻，軍區司令部和區黨委、瀘州專署門前都修了碉堡。警衛員劉玉環還專門在我父親床邊放了一把蘇製轉盤衝鋒槍，以防不測 。

大規模的匪患嚴重阻礙了征糧，有些地方根本無法進行，使川南地區的征糧進度落在了全川的最後，受到西南局鄧小平政委的批評。鄧政委說，川南沒有理由破壞西南的概算，西南也不能破壞中央的概算，總之不能因為一個川南影響全國的計劃。西南局和西南軍區要求全區“以最大的決心，最快速度剿滅土匪，安定社會秩序，恢複和發展生產”，並且將征糧剿匪進度匯報由五天匯報一次改為天天匯報。對父親來說，其壓力之大可以想象。他親自起草了給全區的《剿匪緊急指示》，在辦公室掛起了川南區軍用地圖以供布署指揮剿匪兵力。

為了掌握第一手情況，他經常冒著危險到基層了解情況。那時外出十分危險，車輛常常半途遭到土匪襲擊。區黨委組織部長許夢俠有一次乘吉普車從樂山到自貢，半路上遭到伏擊，差點被土匪打死。父親不顧危險，出去往往就一輛吉普車，一個駕駛員、一個警衛員，有時連秘書也不帶。他習慣於親耳聽親筆記自己寫，特別注重聽取第一線幹部群眾反映的情況。秘書董謀先 患急性闌尾炎到瀘縣衛生院做手術，住院期間聽了許多受傷住院的同誌講土匪暴亂的情況，回到機關後在辦公室外過道上見到我父親，便堅決要求下鄉參加剿匪征糧。父親問他為什麽？董就把住院期間看到的聽到的，一股腦兒倒了出來：醫院在忠山上，夜裏常常聽到密集的槍聲，有時槍聲很近，傷病員就把子彈推上膛，伏在窗下，隨時準備戰鬥。有位同誌下去征糧前才來醫院看過他，過了兩天自已就被抬到醫院裏來了，許多人傷重殘廢。董說：“大家都覺得土匪太猖狂，我們的政策太寬大，抓到土匪就放！政策攻心，分化瓦解，這都想得通，可諸葛亮也不過七擒七縱，我們百擒百縱都有了，太寬大無邊了……”董越說越激動，而且是一口浙江官話，嘰哩哇啦的不大好懂，父親就站在那個吹著寒風的過道口上，專心專意地聽他講了一個多小時，還不時點點頭，或者提個問題，鼓勵他說下去。最後父親說了這樣一句話： “ 是的，這個問題很快就要解決了 ” 。

所謂 “ 寬大無邊 ” ，是說上級對土匪的政策太寬大，這是處於剿匪征糧第一線的同誌很容易產生的情緒。事實上有關征糧的政策，中央和西南局都有明確規定，強調采取宣傳、教育的手段，反對一味使用強製手段甚至亂打亂殺，對一般匪眾，隻要繳槍投降，一般不追究責任，對土匪頭子，也要以爭取為主，所謂 “ 可殺可不殺的一般不殺 ” 。父親深知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不僅關係眼前利益，而且關係黨和人民的長遠利益。川南區黨委是認真執行這些政策的，即使在土匪猖獗、大批征糧工作人員被害、完成任務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也堅持原則，對違反政策的現象進行了及時的批評糾正。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仁壽縣五區區長鄒玉林是個農民領袖，解放前組織農民遊擊隊和反動政府對抗，在當地很有名氣。仁壽叛亂發生後，他率領一千多人的自衛隊打土匪，其間也有不經上級批準亂殺的，因此受到縣委批評，整頓了隊伍，製止了亂殺人的現象。在仁壽縣委書記劉安於1950年3月15日的《關於仁壽五區亂殺人問題的報告》中有記載，該報告列舉了仁壽五區未經批準亂殺的人犯18人，指出： “ 他（鄒玉林）是五區多年地下活動的農民領袖，階級立場很穩，對敵仇恨很深，很堅決，很勇敢，生活也艱苦樸素，隻是不懂政策，不講策略，他下麵的農民武裝，他不知有多少人槍，有時他也招呼不住，十足的農民隊伍”。對於執行政策的重視，即便是領導幹部也不例外，同樣受到監督。一次，有幹部報告說區黨委委員、10軍政委王維綱率部隊在龍泉山剿匪時，違反政策亂殺人。為此，區黨委派組織部長許夢俠專程去調查。許夢俠帶領簡陽縣的領導到事發現場的賈家場，多方聽取幹部群眾意見，了解的情況是：當時土匪在山上負隅頑抗，解放軍喊話讓他們投降，土匪反而向部隊開槍，打死打傷我軍多人。王維綱才下令部隊還擊，打死了一些土匪。群眾說，土匪不投降還打死解放軍，被解放軍打死活該。許夢俠將調查情況向區領導做了匯報，澄清了事實。

父親所說“問題很快就要解決了”，是因為隨著土匪叛亂的迅速蔓延，區黨委已經明確指示，必須加大鎮壓力度、打擊敵對勢力的囂張氣焰。否則不僅征糧無法進行，新生政權的建立和鞏固都成了問題。1950年3月，我父親從宜賓征糧第一線“督戰”回來，立即召開區黨委擴大會議，要求將剿匪和征糧作為 “ 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 ，動員與組織各機關、學校、部隊一切可能抽出的力量投入征糧剿匪，堅決打破反動派對於繳納公糧的抵抗。

川南剿匪一開始完全依靠部隊。川南 軍區之下，又建立了瀘縣、宜賓、內江、樂山四個軍分區以及自貢警備司令部，所屬部隊以班排為單位，到各縣城和鄉鎮集場，掩護各地人民政府的建立和征糧。解放戰爭時期，二野部隊打的都是高度集中的大兵團正規戰，一下轉向高度分散的小分隊遊擊戰，加之人地生疏，對民情、地形、匪情極其不熟悉，遭受到很大困難。土匪神出鬼沒和我們打遊擊，解放軍小分隊經常被偷襲，大部隊一到土匪又沒了蹤影，有勁使不上。大部分土匪穿的是老百姓衣服，有的指戰員吃了幾次虧以後，便覺得川南的老百姓覺悟低，不可信任，忽視群眾工作，而使自己陷於被動狀態。父親有在東北剿匪的經驗，及時發現了這一問題。在 1950 年 3 月的區黨委會上，他批評一些部隊忽視群眾工作，不善於動員和依靠群眾，孤立的依靠軍事行動，陷於被動地位。他說：“有的部隊不適應新形勢下對敵鬥爭的需要，呆在營房裏不出門，不去主動接觸群眾，了解民情敵情，完全靠上級的命令行動，這樣是不行的”。他指出川南是新區，黨的工作基礎薄弱，不是群眾覺悟低，而是群眾對我們不了解。我們若不加強群眾工作，不取得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單純軍事觀點是要吃虧的，是行不通的。在西南局和西南軍區的統一部署下，川南區實行了“一元化”剿匪鬥爭，從川南區直至地、市、縣都建立了剿匪委員會，統一指揮黨政軍的力量，將政權建設、群眾工作、征糧、剿匪全麵結合起來進行，父親親自擔任川南區剿匪委員會主任。

為了爭取群眾，扭轉不利局麵，各級剿匪委員會開展了大規模的群眾工作。父親在會議上強調： “老百姓怕的是土匪，不是我們，如果我們的工作同誌能堅決打土匪，為群眾撐腰，向群眾說明我們的政策，具體為群眾解決問題，群眾自然會靠攏我們。隻有群眾發動起來了，問題才容易解決，隻有依靠群眾、了解情況後工作才好進行。”根據區黨委的要求，工作隊每到一地，都召開群眾大會，告訴群眾,共產黨是為窮苦人翻身解放的黨，解放軍是窮苦人自己的隊伍，並且深入農戶，訪貧問苦，幫助農戶幹活，給貧苦農戶發放救濟，給群眾看病吃藥等。就像現代京戲《智取威虎山》裏“深山問苦”的情節一樣，許多貧苦群眾通過宣傳和工作隊的實際行動，對共產黨有了認識，湧現出一大批決心跟共產黨走的農民積極分子。短短兩三個月內，全區農民積極分子達到十多萬人，他們積極參加征糧工作，給工作隊報告土匪的情況並拿起槍參加剿匪戰鬥。在他們的勸告下，不少被蒙蔽裹脅參加土匪的群眾紛紛繳槍自首，囂張一時的土匪迅速陷於孤立，造謠惑眾沒有了市場。這一幕，正是父親在北滿工作經曆的重演。

這一時期的人民政權隻建立到了區，鄉保仍然利用舊的機構和人員，基層武裝還是原先的鄉保武裝。應當說，大部分舊鄉保人員是按新政府的指令行事的，有的還因此被土匪殺害。但也有一些人心懷不滿，或陽奉陰違，或與土匪勾結。特別是鄉保武裝，相當一部分人叛變，成為土匪的主要來源。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新政權首先對鄉保武裝進行了改編，成立人民保家自衛隊，清理了不純份子，由農民積極分子擔任骨幹。到剿匪後期，全區的民兵和農民自衛隊已經發展到四五十萬人，土匪徹底陷入人民武裝的汪洋大海之中。

統一的指揮和大規模的群眾工作，迅速改變了匪亂初期的被動局麵。從 1950 年 4 月份開始，情況有了變化，捷報頻傳，當月殲滅匪徒 22000 餘人，其中主動投降爭取自新者 4500 餘人，城鎮周邊的匪患基本肅清，主要交通幹線暢通。從五月開始清剿分散到邊遠地區的匪徒。部隊采取“以分散對分散，以偽裝對隱蔽”的作戰手段，組織特別分隊，殲滅竄聚於邊緣地帶的股匪，掃清死角，同時開展強大的政治攻勢和勸降工作，五、六月間又殲匪 6 萬多人，其中自首投降者占一半以上。土匪內部已成土崩瓦解之勢，農民協會和聯防組織普遍建立。 5 月中旬， 15 軍主力在解放西昌以後到川南區參加剿匪。他們在瀘縣、宜賓兩個分區部隊的協同下，向川黔邊境一線的納溪、敘永、合江、江安、南溪廣大地區進行大規模掃蕩，解放了土匪盤踞的城鎮。樂山分區的部隊向大涼山邊沿的沐川、馬邊、屏山出擊。 7 月，部隊在東起古藺西至雷波的山林地帶展開攻勢，先後解放了雷波和古藺，進一步向川貴邊界一帶清剿，少數頑匪在我軍的沉重打擊下逃進深山老林。政府發動群眾開展清匪和勸降活動，逃竄的頑匪 成了農民武裝追打的對象。敘永縣梘槽鄉苗族人羅文才，是人民保家自衛隊的中隊長，他一個人擊斃和活捉隊長以上的匪首25人，勸降匪眾125人，被川南軍區授予剿匪英雄稱號，1952年參加西南少數民族參觀團到北京見了毛主席。

川南區加大力度的大規模剿匪從 1950 年 3 月起，到 8 月基本結束，共殲滅土匪

20 餘萬人。據資料記載，川南地區剿滅的土匪人數占整個西南地區 ( 包括四川全境和雲南、貴州、西康 ) 剿滅土匪總數的 30.5 ％，可見當時川南剿匪任務之艱巨。

　　這是舊勢力最後的垂死掙紮，新生的人民政權正是在這一場血與火的較量中建立和鞏固起來的。

政策與任務

大規模的剿匪行動迅速撲滅了反叛勢力，征糧工作得以全麵展開，進度大大加快。但是要完成規定的征糧數量，困難還是不少。按照西南財委部署的征收任務，川南區1949年公糧征收任務折合大米為8.5億斤（以每百斤穀子折合大米64斤計算）。另外還有地方公糧、公柴和人民幣稅收。根據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統計，相當於人均負擔大米105斤，占1949年糧食產量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這個征收任務的難處在於：其一，按照常規，當年的公糧征收一般在大春收獲完的9月進行，到1950年初再征收1949年的公糧，時間已經太遲。其二，1949年的公糧，舊政府時期大部分已經收過，再征就成為重複征收。其三，川南是新解放區，老百姓對共產黨的了解還限於 “ 共產共妻 ” 之類的誤解，對新政權持觀望態度，他們還沒有象老解放區農民那樣得過共產黨恩惠，現在共產黨一來就要納糧，難免產生抵觸情緒。其四，1949年秋收後，許多租佃戶眼看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聽說共產黨來了不交租，於是抗租不交。一些預感到前途凶險的地主也想籠絡人心，給自己留條後路，幹脆不收租。這樣，當年的糧食有不少在佃戶手裏。舊社會是佃戶交租地主納稅，新的征收條例也沿用這個老辦法，意在保護窮苦農民的利益。結果下去一搜，發現地主手中的糧食和估計相差甚遠，為完成任務不得不擴大征收麵，使一些農民難以接受，敵對勢力乘機大肆造謠，加大了征收難度。征糧任務麵臨這麽大的實際困難，可是川南區黨委作為黨的一級組織，必須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這是鐵的紀律；作為一個地區的 “ 當家人 ” ，父親又不能不考慮實際情況和一方百姓利益。這是父親、也是那個時代許多地方領導麵臨的難題。對此類難題有一種說法是 “ 寧可犯政治錯誤，也不犯組織錯誤 ” ，許多人便按這個潛規則辦事。也許有人這麽做可以心安理得，但我父親的心理負擔就要重一些。他處理這個兩難的方式是：盡最大努力恪盡職守，同時盡最大可能兼顧一方群眾的利益。我覺得在他的一生中，多次麵對這樣的重大問題時都在選擇這樣的處理方式，將對黨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相統一起來。盡管困難，可是他能夠直麵自已的良心。

　　 川南區對征糧工作提出的原則是 “ 掌握政策，完成任務 ” 。首先是限期完成任務，各地、市縣都給區黨委立下軍令狀。例如，樂山地委書記魯大東、地委委員葉兆麒、梁俊亭給黨委的書麵保證是： “ 我們誓言以最大努力，保證四月底完成征糧任務70%，六月底全部完成，如完不成，願受黨紀處分及國家法律的裁判”。類似的保證逐級都有。其次是做好宣傳工作，讓群眾了解黨，了解黨的政策，獲得廣泛的理解支持。1950年4月，父親在瀘州城關區各界代表參加的征糧工作動員大會上說： “ 我們征糧，不是貪汙中飽，而是為了恢複和發展生產，保障軍政費用的開支，而是為了共同供給全西南的九十萬起義部隊，和四五十萬舊職員。我們革命工作的同誌可以節衣縮食，做最大限度的節約，然而起義部隊和舊職員的浩大供應是無法節約的，是不能把他們一腳踢開的。如果簡單從事地把他們遣散回家，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錯誤辦法，其結果更要遭致社會的極大不安和混亂，這對於地主來說也是同樣不利的。此外，我們不僅是為了川南，為了西南，而且還有幫助調劑全國糧食的責任，因為我們川南是產米區，所以我們必須完成中央分配給我們糧額數字的規定。如果糧收不起來，這便使全國糧食調配上形成了漏洞，便會造成財政上的赤字…… ” 針對個別政府工作人員家屬借口拖延不交糧的現象，他說： “ 共產黨絕不同於國民黨，共產黨不但不能象國民黨一樣借勢包庇家庭，貪圖私利，相反地還應帶頭先繳、多繳，這才是革命工作人員的的光榮。否則，那和國民黨還有什麽差別？一個人前進不前進，不是在會說幾句進步的話，那是空虛的，必須拿出實際的行動來證明。 ”

在形勢如此複雜，鬥爭如此尖銳，任務繁重而緊迫的情況下，掌握政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盡管各級領導機關一再強調政策的重要，違反政策的現象還是時有發生。1950年5月6日，父親在給西南局的《川南四月份工作報告》中檢討說，因為急於完成任務，不少地區發生了嚴重的工作偏差， “ 不顧政策不講策略生硬蠻幹，簡單采取吊打、扣押、罰款、封門、搜查、沒收等方法 ” ，甚至逼死人。有的地方的 “ 暴動固然主要是土匪特務製造的，但我們政策掌握不緊、工作方式簡單生硬也是原因之一 ” 。

為了把握好政策，區、地、市領導機關在催促完成任務的同時，不斷對違反政策的事件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及時糾正錯誤傾向，並處分了一批相關責任人。如瀘州地委1950年7月18日給區黨委提交瀘縣六區違反政策的調查報告中指出，該區5月底才完成任務的30%，受到縣委批評，區領導當即表示6月底完成任務，回去後將任務攤包到各鄉，聲稱 “ 若完不成，以黨籍團籍作保證，隻要完成任務，用何法皆可 ” ， “ 不管黃貓黑貓，捉住老鼠的就是好貓 ” 。下麵聽了說： “ 上級早一點放寬尺度，任務不是早就完成了嗎？ ” 於是種種違反政策的行為隨即發生。瀘州地委對該區違反政策的情況進行了通報批評，並將該區區長撤職。內江地委向區黨委檢討說：在征糧工作中， “ 相當普遍的存在著隻要任務不要政策的思想偏向，認為執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務，要完成任務就不能執行政策，把政策與任務對立起來看 ” 。 “ 更嚴重的錯誤是普遍存在著命令主義的、粗暴野蠻的、非理非法的行為。單純的為了完成任務，不擇手段，不顧政策，不管黨和政府，因而遭受政治損失。到處對糧戶采取打罵、扣押、捆綁、戴高帽子遊街……更嚴重的是逼死了人，還逼死了基本群眾。我們的幹部，我們的縣長區長也有打人罵人的 ” 。他們痛心的說， “ 同誌們，這是多麽嚴重的問題！ ”

區黨委宣傳部直接領導下的《川南日報》，對這類違法亂紀的事情向全社會進行公開的揭露和批判。1950年8月6日，《川南日報》刊登 “ 檢查征糧工作中的偏向 ” 的報道。報道說，中共瀘州地委和瀘縣縣委檢查小組，由地委組織部崔璋部長率領，到瀘縣大壩鄉檢查工作時 “ 發現該鄉在征糧工作中存在嚴重違反政策現象 ” 。該區自5月28日開始征糧，到6月初僅完成任務百分之二十，為了達到向縣、區政府保證的百分之百完成任務的目標，他們采取了任務包幹製，隨即便發生了吊打、扣押、罰糧等違反政策的現象。10天之中先後扣押吊打70多人。更嚴重的是被扣押吊打的除地主外，尚有不少佃農、貧農、中農。 “ 由於普遍吊打、扣押，社會秩序因而混亂，各階層人民一度表現恐慌不安，基本群眾抱怨政府，特務匪徒乘機造謠，使人民政府的威信遭受到不應有的損失。 ” 地縣檢查組崔部長指出，政策是黨和政府的生命線，不糾正偏向，黨和政府的威信就會受到嚴重損失，就會損害人民的利益， “ 隻有承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虛心接受人民的批評，才能改進工作，才能使廣大群眾與政府取得密切聯係 ” 。地委工作組多次召開各界代表參加的會議，當眾批評鄉工作組的錯誤，鄉工作組指導員在會上作了深刻檢討，誠懇接受各階層意見。

由於正確執行黨的方針和政策，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到1950年8月，全區1949年的征糧和稅收任務勝利完成，土匪基本肅清，社會秩序大大好轉，各級人民政權得以鞏固，為全麵恢複和發展經濟打下了基礎。

川南一地，每年都有災情發生。過去災情發生時，正是地主放高利貸、糧商大發橫財、窮苦百姓在死亡線上艱難掙紮之時。如今糧食掌握到了人民政府手中，災民能夠得到及時的救濟。從1950年4月開始，有關因缺糧而導致死人的報告到送達川南區領導機關。接到消息幾天後，川南行署發出賑災電，令發生災情各地立即發放急救糧。當月底，川南行署再發出由主任李大章、副主任郭秋影、劉披雲簽署的《關於生產救災的指示》，其中說： “ 據資中、仁壽、樂山等地報告，各該地已有部分山區失掉生產力之農民發生缺糧現象。為迅速負責地施以必要的救濟，除各專署、市縣人民政府遵照本署前發民賑字第3005號電，立即辦理有效救濟織義務治療隊，派往災區，舉行緊急的義務治療。 ” 並指示 “ 如災區有傳染病出現，縣救災委員會應會同縣衛生機關及當地駐軍衛生機關組劉披雲簽署的 “ 關於生產救災的指示 ” 。到6月初，各地發放救濟糧30萬斤。同時又緊急製定了 “ 川南區1950年發放農貸辦法 ” ，要求各地在征得的公糧中轉撥貸放，總計大米2700萬斤，其中瀘州專區600萬斤，樂山專區300萬斤，內江專區1500萬斤。缺糧戶每戶最低60斤，最高200斤，當年秋收後歸還。為了渡過災荒，川南區政府組織農民淘沙金、造紙、打竹繩、修路、伐木等以工代賑。7月5日，李大章、郭影秋、劉披雲在給西南局的《六月份工作簡報》中報告說：“全區有災民180萬人，隻榮縣一縣就要求救濟糧36萬（斤），農貸糧數字已大，但仍未解決問題。這種缺糧與夏荒現象，雖然是川南地區在青黃不接時期所常有的，但今年則是較普遍而且較嚴重的 ” 。對於百姓在災害中遭受的損失，他們主動檢討自己的責任說： “ 這是我們對勞動人民負責不夠的結果，是十分痛心的 ” 。

從1950年春到1951年夏收一年半的時間裏，我父親對群眾的春荒、夏荒都憂心如焚，一直是一手抓征糧、一手抓救災。1951年4月19日川南行署對瀘縣、馬邊兩縣通報發出批評說： “ 今年的災荒，是先可以估計到的，對此我們曾迭次指示防災救災工作，提使各地重視，但該兩縣對於人民群眾的救災工作重視不夠，事先未能主動防備，災荒發生後，又未及時深入了解，積極搶救，以至災荒發生後逐漸蔓延，……這是對人民群眾不負責任的態度，除通報批評外，應由該兩縣縣區領導幹部作深刻檢討具報，並希各級政府，引起高度警惕。 ” 父親對災荒的處理絲毫不敢掉以輕心，一直到災情解除的前夕，父親還單獨向西南局寫報告匯報災情（李大章：《呈報我區災荒情況》 1951年7月23日）。

兩年多的時間裏，川南區為救濟災民和恢複生產，共發放救災糧約4000萬斤，發放救災款66億元（舊人民幣），以及大批的藥品和物資，徹底杜絕了解放前年年春荒夏荒都要發生的餓死人的現象。隨著全國和全川經濟的恢複，1951年夏收後，川南的災情得以完全解除。

偉大的變革

新中國建立，新舊時代交替，在這場天翻地覆的社會革命中，最激動人心的是土地改革。

“清匪、反霸、減租、退押”是土改的前奏。和全國一樣，川南的土地過去大部分在地主手中，出租土地收取租金是他們基本的經濟來源。租種土地要交押金，以防租戶違約。一般每畝田的租金為一石稻穀，即400斤穀子。那時候每畝田的產量隻有五六百斤穀子，佃戶租種田地百分之七八十都交了租子，遇到荒年連租子都交不夠，維持生存多半靠小春產的雜糧（小春產出是不交租的），真正是終年勞累難得吃上一頓飽飯。1950年頒布的《西南區減租條例》規定，減租後租額最高不得超過土地正產物的35%。所謂 “ 正產物 ” 即大春產出。押金則強迫地主全部退還，而且減租退押後地主不得抽佃收回土地轉租、出典或出賣。這是新政權第一次給農民的實惠。

川南農村舊的社會和經濟關係相當牢固，各階層之間曆史的、宗法的、經濟的關係盤根錯節。就拿佃戶和地主之間的關係來說，也絕非 “ 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 ” 能概括的。他們之間也許有數代人的關係，也許是同宗同姓，也許因為這個地主因有 “ 善舉 ” 或享有 “ 文人賢達 ” 的名聲而在當地受人敬重。更重要的是佃戶在經濟上對地主的依附，租種土地是他們生存的前提，無論這個租約看起來有多麽不公平。麵對眼前他們做夢也不曾想到的變革，貧苦農民最擔心的是遭到報複 —— 被奪佃，而富裕階級一定是痛苦萬分拚命抵製。因此實施這一變革的前提，是徹底切斷貧窮階級和富裕階級在經濟和意識形態上的聯係，使後者在經濟上貧困化政治上邊緣化，利用多數人的力量顛覆舊秩序建立新秩序。具體的方法是通過政治動員喚醒貧窮農民的階級意識；建立農民協會取代農村舊的基層政權組織；建立農民武裝替代鄉保武裝；通過減租退押削弱富裕階級的經濟實力；通過鎮反打擊富裕階級的反抗並給貧苦農民鼓氣。

事實證明這一切是深得人心和十分有效的。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的半年中，通過減租、退押和清理不法罰款，總計給了農民21億斤黃穀的實惠，相當於地主一年收租的80%，在經濟上給予地主階級以嚴重的削弱，打擊了罪大惡極的土匪惡霸分子。在政治上又給地主階級當權派以沉重的打擊，農民協會代替了舊鄉保政權，槍杆子也從地主階級手裏換到了農民手裏，60餘萬民兵、自衛隊掌握了武裝，廣大農民從親身體驗中認識到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政府確實是替人民辦事的，有政府給他們撐腰，他們腰杆硬了，氣勢壯了。正如當年瀘州地委給區黨委的報告所說， “ 經反霸後群眾覺悟普遍提高，敢說敢講，相信共產黨人民政府了，說人民政府說幹就幹，農協會威信也提高了，群眾有事就找農協會不找鄉保長（尚未撤換），地主也直接和農協說話，不找工作員了 ” 。

舊權貴勢力被打翻在地以後，農民要求平分土地的呼聲高漲。辛亥革命以後四川處於長期戰亂之中，在社會動蕩金融混亂的情況下，工商業資本積累特別困難，隻有地租是比較穩定的財源，於是從軍閥官僚到社會名流紛紛搶購土地，工商業者也往往將利潤轉化為田產，以求保值，導致土地的加速集中。曾經在宜賓做過川南綏靖總司令的劉文彩，在川南搜刮民脂中飽私囊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回到老家大邑買地，成為坐擁良田萬畝的四川頭號大地主。川南的土地集中程度很高，地主富農占有的土地達到全區土地的百分之七八十，沒有土地的農民叫做 “ 幹人 ” ，生活相當淒苦，中國最大的鹽都就在川南自貢，可好多農民連鹽巴都吃不起，宜賓縣的“白毛女”羅昌秀，就是農民悲慘生活的一個典型。可以想象，他們對土地的渴望是何等強烈。這也是中國農民最古老最強烈的願望，是中國曆史上若幹次農民暴動的驅動力。今天，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的這一願望終於實現了。從1950年底開始，在中央和西南局的統一部署下，川南的土地改革運動拉開序幕，各級派出大批工作組領導土改。群眾一聽說要分土地，那歡天喜地的勁頭就別提了。按照規定，土改先搞試點後推開，各地市搞一個鄉的試點。結果試點還未結束，各地就迫不及待地搞起來了，到處都在熱火朝天地鬥地主分田地。在這種局麵下，如何引導幹部群眾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保證運動的健康開展就成了關鍵。

父親在東北經曆過土改。楊獻珍、朱穆之、楊超等人寫的紀念父親的文章中說， “ 中共中央土地會議後，土地改革在東北全麵展開。大章同誌在基層調查時發覺一些地區亂打亂鬥、侵犯中農利益、破壞農村工商業的情況嚴重。1948年1月中旬，大章同誌從黨的政策出發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不久，毛澤東同誌起草的《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黨內指示發出，證明大章同誌的意見是正確的。 ” 毛澤東的這篇文章登在《毛選四卷》上，他在這篇文章中說， “ 土地改革在群眾尚未認真發動和尚未開展鬥爭的地方，必須反對右傾；在已經認真發動和已經展開鬥爭的地方，必須防止左傾。 ” 文章規定了土改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如：必須避免對中農采取任何冒險政策，定錯成分的一律改正；必須避免對中小工商業者采取任何冒險政策，一切於國民經濟有益的私人工商業應當得到保護；必須堅持少殺，嚴禁亂殺，主張多殺亂殺的意見是完全錯誤的，它隻會使我們黨喪失同情，脫離群眾，陷於孤立。父親對這些規定由衷地讚同並牢記在心。西南局要求在土改中借鑒老區土改的經驗教訓，既不能不經過群眾鬥爭搞 “ 和平土改 ” ，也要防止不顧政策亂打亂鬥的偏向。父親在川南區土改工作會議上，將土改工作方針歸納為四句話：“堅決依靠貧雇農，緊緊團結中農，放手發動群眾，步步結合鬥爭”。他強調：成分劃分一定要按照國家的政策，要吸取前一段工作中的教訓，堅決製止亂打亂殺，尤其不能把中農當成鬥爭對象，工商業資本不僅不能沒收，還要保護，這些政策問題要提高到黨性高度來認識。

當年的川南區組織部長許夢俠同誌回憶說：“川南土改總的來說政策的執行是比較穩健的，在土改試點中對劃分階級成分是比較慎重的，在保護中農利益、保護富農經濟、保護民族工商業等方麵掌握政策比較好，對偏激的貧雇農進行了耐心的說服”。當時有一部分中央組織的民主人士參加了川南的土改，《川南日報》1951年8月31日刊登了全國政協西南土改工作團川南隊隊長錢瑞升的文章，題目叫《我們參加了川南土地改革》。文章說，他們23個人中有民主黨派的幹部、無黨派人士、機關幹部，以及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人士。他們在北京時就聽有些四川人傳說，川南退押搞得過火了。現在經過三個多月的實地工作經驗，發覺川南土地集中的現象和農民之貧苦超出了他們的想象，政府的政策深得人心。文章說，他們感到土改中的每項工作都是按照中央的政策執行的，地主階級被徹底打倒，貧苦農民徹底翻身，整個農村都洋溢著翻身解放的喜氣，黨和政府的威信空前提高，他們為此無比振奮，感到新中國前程一片光明。

當然，有些事情在黨外人士中也存在不同意見。比如大地主劉文彩在川南當官時，在宜賓城內置有大批房產。川西區搞退押時（劉的家鄉大邑縣屬川西區）要求劉家將川南宜賓的房產賣掉，作為退押的財產上繳川西政府。為此劉文彩的弟弟、解放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劉文輝給宜賓地委寫了一封親筆信，交劉文彩的姨太太帶到宜賓辦理。但宜賓方麵認為，這批房產是劉文彩倚仗權勢巧取豪奪來的，而且他在宜賓殺過共產黨，作惡多端民憤極大，屬於惡霸地主，按政策應該無條件沒收其財產，因而堅持不合作。當時川西、川南、宜賓三方為此事的公文來往幾十件，甚至驚動北京的民主人士(便有了川南退押搞得過火的傳言)。宜賓方麵卻始終理直氣壯絕不妥協，當地的民主人士、人民代表也出麵聲討劉文彩的罪行，為宜賓政府撐腰。在劉氏六兄弟中，老五劉文彩和老幺劉文輝關係最密切，劉文彩到宜賓做官，是靠劉文輝的勢力，那時劉文輝是四川省政府主席，擁兵十幾萬，占據著川西川南的地盤，與他的堂侄劉湘分庭抗禮。後來劉文輝被堂侄打到西康去了，回到老家的劉文彩仍不忘兄弟之恩，在自己那片聞名全國的“地主莊園”的旁邊為他另建了一座龐大的新公館，氣勢規模遠在自己那座老宅子之上。雖然劉文輝出於種種原因從未到此住過，但這片兄弟之情是了然於心的，解放後他一直把劉文彩的小兒子劉元帶在身邊也是出於這份兄弟情義。劉文輝身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而且是響應政府退押的號召，居然連一個小小的宜賓也奈何不得，難免會有意見。這也說明大變革時代，終是很難逆著人民的意願行事。

土改使廣大農民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土地，這無疑是共產黨執政以來最得人心的事。川南全區農民每人平均分到兩石土地（川南舊時的土地不是以麵積、而是以產出計量，每 “ 老石 ” 約合400斤穀子，因此這兩石土地按麵積或許有一畝多，或許有兩三畝），還有從富人家分得的 “ 浮財 ” 、房屋、糧食、牲畜、農具等等。農民協會會員發展到560萬人，農民武裝發展到82萬人，農村中以地主階級為代表的封建勢力被徹底打倒，人民政權空前鞏固，整個農村被歡欣鼓舞的氣氛籠罩，農民真心地擁護共產黨和新政權，生產積極性高漲，生產得到空前發展。土改當年的1951年，糧食產量比1950年增產12%，1952年又比1951年增產5%；棉花產量1951年較頭年增長兩倍，1952年較頭年再增35%；油菜產量兩年間翻了兩番；甘蔗產量兩年間翻了一番；茶葉兩年間增產26%。1951年，農民的人均收入達到12萬元（舊人民幣，下同），其平均購買力為1949年的兩倍，1952年人均收入達到17萬元，高的地方人均達到40萬元。貧苦農民過去雜糧紅苕都吃不飽，現在可以經常吃到大米，還能吃上油鹽，穿上新衣服，真的是翻身解放了。

百廢俱興

建國初期千頭萬緒的工作中，父親最關心的是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可以不誇張地說，他在老一輩的領導幹部中，是屬於對經濟工作比較在行的。他是農家子弟，對川南的農事算是內行；他在法國的現代企業當過工人，了解工業生產；他在財經工作上有相當才幹；尤其是他對民生始終如一的關注，這一切若遇到好的時空條件，就會造福一方。

早在行署剛剛成立的1950年2月，他就親自起草並頒發了關於春耕生產的命令，對“保障田權”、“誰種誰收”、“自由借貸”、“自由雇工”、“禁宰耕牛”、“保護森林”等政策作出明確的政策規定。為了盡快恢複生產，他一再向西南局提出增發農業貸款貸糧，經批準後，兩年間全區共發放農貸400多億元(舊人民幣)，貸糧7000多萬斤，有力地推動了生產的恢複。在抗災中，他一方麵安排發放救濟，一方麵強調生產自救。1952年春天，川南不少地方遭旱災，他在一次會議上說，“對於災荒，我們的工作方針是發動群眾力量與政府扶持相結合，一方麵要安排好救濟，一方麵要組織力量抗災。土改後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產積極性很高，我們的工作是把農戶組織起來，戰勝自然災害。發救濟隻是解決一時的問題，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根本的問題是要發展生產”。他說：“抵抗旱災的有效辦法是整修農田水利工程。過去的堰塘水溝是地主出糧、農民出工修，地主打倒後，好多水利工程失修了，要把一家一戶的農民組織起來進行整修”。他還說：“推廣良種和改進技術是提高產量的關鍵”。土改使黨和政府的威信高漲，政府的號召一呼百應，在區黨委的部署下，這年春天積極參加抗旱保小春的農民有200餘萬人，搶救小春作物100餘萬畝。川南的水稻田一部分是常年有水的冬水田，一部分是旱田，栽秧季節如果雨水好水源充足，旱田就可以灌水栽秧，如果遇到天幹，就隻能栽紅苕雜糧等旱地作物。這年栽秧期間遇到天幹，按照過去辦法，大部分旱田就隻有種雜糧了，結果在政府的發動組織下，220萬農民動用25萬架龍骨水車，加上其他運水工具，硬是靠人力給170萬畝旱田灌上了水栽上了秧子，保證了當年的糧食豐收。在興修水利方麵，建國之初的兩年中，共整修和新修小型農田水利工程9萬多處。政府還引進良種，派出農技人員指導，兩年間良種棉田由4萬畝增加到33萬畝，良種甘蔗由2000畝擴大到46000畝。

工商業也得到全麵恢複和發展。川南最著名的工業產品一個是酒，一個是鹽。這些企業當時都是私營企業。其中瀘州、宜賓等地酒業發達，幾個大的酒老板都買了土地，成為 “ 工商業兼地主 ” ，土改中他們的商業資本得到保護，土改後生產還有相當的發展。以自貢的鹽業為例，自貢是中國最早、也是最大的的井鹽生產基地，解放前四川政府的稅收一半來自自貢鹽業。1949年底，全市299眼鹽井停產187井，6千多口煎鍋停煎90%以上。解放初土匪暴亂期間，長江沿線到處有土匪武裝打劫，靠長江航運的鹽業運銷中斷，積壓在鹽場的的食鹽達7.2萬噸，十多萬鹽業工人及其家屬陷於饑寒苦境。川南區黨委為了振新鹽業，派出部隊為運鹽船隻護航，半年間運出食鹽6萬多噸。又發放貸款扶持鹽井恢複生產，到1951年生產便恢複到正常年間的水平，資方受到鼓舞，大量投資發展再生產。內江、資中等地是四川傳統的產糖區，抗日戰爭期間遭到國外進口糖產品的衝擊，到建國前夕已是奄奄一息，糖廠紛紛倒閉，業主大批破產。建國後，首先是國外產品基本中斷，為糖業的恢複提供了市場空間，政府又為企業重建發放大批貸款，使糖業迅速恢複。1951年，蔗糖產量達到抗日戰爭前最高年產量的80%，1952年即超過了戰前最高水平，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到1952年，川南工業產品中最主要的電、煤、機器、鋼鐵、糖酒、化工、水泥、麵粉均達到或超過解放前最高年產量。

共產黨執政後，開始推行計劃經濟，對恢複經濟、發展生產、擴大就業、集中財力物力辦大事上起到了重大而積極的作用。但是計劃經濟的一些弊端也開始出現。比如，土改後農民的收入提高，市場情況大變，生產生活資料供不應求，為保證城鄉供應，行署提出“發展地方工業、組織手工業”的方針。有的地方領導急於求成，一哄而起，大幹快上，當地有什麽資源就辦什麽廠，工業建設投資由1950年的26億激增到1951年的587億，導致一些產品積壓，造成經濟損失。1952年行署采取調整措施，將投資規模減低到248億，有效地製止了盲目投資，成功地進行了一次經濟“軟著陸”。父親在他親自主持起草的《川南區人民行政公署兩年零八個月的工作總結》中，對此檢討說：在基本建設方麵，“受經驗不足，幹部弱少等條件限製，在摸索的過程中也有很沉痛的教訓，主要是急於求成，計劃的縝密性科學性不足，產銷情況摸不清底。在發展地方工業和組織手工業方麵，各地在發展中盲目性很大，多半是從資源與本地情況出發，而不是從市場、周圍環境及其經濟的聯係出發，以至發展過多，過快，增加了產銷脫節的矛盾”。這些觀點，我認為是比較超前的，可惜直到今天有的地方還在犯同樣的錯誤。

那個轟轟烈烈的年代發生的事情真是太多，能夠留在我幼年記憶中的東西卻很少，其中印象比較深的是建設成渝鐵路。由成都到重慶的這條鐵路早在清末就準備修了，是所謂川漢鐵路的西段。那時好幾個西方國家想投資建設，最終賣國的清王朝把築路權賣給了英、法、美、德四國銀行集團。這一行為激怒了試圖修這條路的民族資本家和反清的革命黨，他們在全川發起 “ 保路運動 ” ，直接引發了武昌起義。辛亥革命後成都建了一座 “ 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 ” 。直到建國初期，它還是成都最高的建築物。 “ 路權 ” 是奪回來了，接踵而至的是烏煙瘴氣的內戰，孱弱的民族資本在重重困境之下，40年間隻是斷斷續續搞了一些基礎工程，直到解放還未開始鋪軌。1950年，政府組織起10萬軍民投入成渝鐵路建設。成渝鐵路全長505公裏，途經川南區管轄的簡陽、資陽、資中、內江、隆昌，占到全程的一半以上。川南區先後組織了數萬軍民投入建設，沿線各地象老區人民支援解放軍打仗一樣，給修路的民工運糧食物資。民工們的施工工具不過鋤頭籮筐扁擔，報酬基本上就是吃飽飯，住的是席棚，墊的是稻草，生活條件相當艱苦。現在回想起來，在當時那種貧窮落後的條件下，隻有用這種軍事共產主義的辦法，才能在短時間完成這麽大的工程。如果用市場經濟的辦法，恐怕要多花若幹倍的錢，那時哪來那麽多錢呢？

父親經常到施工現場了解情況解決問題，給辛苦的建設者們發點慰問品。我們在家裏經常聽他說起修鐵路的事，這條鐵路是幾代四川人的夢，也隻有在新中國才能變成現實。1952年7月1日黨的生日那天，成渝鐵路宣布全麵通車，成渝兩地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父親在大會上發表了題為《我們有了交通大動脈了》的講話。他說： “ 成渝鐵路的修建計劃已經鬧了40多年了，為什麽在過去那樣長久的年代，始終保留在紙上不能付諸實施呢？這主要是過去的政府，不管是滿清政府王朝、辛亥革命後的北洋軍閥以及蔣介石國民政府，無一不是假借修路之名，從而達到剝削中飽之實，他們是絕不可能真正為人民服務及真正為人民作出一件好事來的。這種是否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具體表現，也就是人民政府和過去的一切反動政府最本質最基本的區別。鐵路的建成，是人民政府一切為著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通過人民的智慧和積極性，舉辦人民事業的體現和成功 ” 。在成渝鐵路修建期間，川南的公路、水路建設也成績斐然。1950年新建和修複公路700多公裏，1951年又新建和修複公路700多公裏，修築橋梁100多座。還疏浚河道、炸除險灘，不僅全麵恢複了航運，還開辟了新的通航線路。

行文至止，我想起父親曾講過的他去法國留學時帶去的一個夢想，學成回國要為家鄉修一條通往外界的公路。如今他回到了家鄉，領導著人民千裏萬裏的修鐵路、修公路、開辟航路，是共產黨賦於他力量去實踐自己造福於人民的理想，為家鄉人民修建通往幸福的大道。 ??

正如父親在川南區人民行政公署的工作總結中所說：“由於川南地區解放較晚，敵情複雜，建國初期的工作任務就特別艱巨而複雜。許多重大任務又必須同全國各地統一步調進行，也就形成了我區工作特別緊急、繁重。”然而短短兩年多的時間，經過黨和人民的共同奮鬥，川南已經跟上了全國前進的步伐，成了煥然一新的世界。這是川南曆史上輝煌的一章，也是父親一生中成功的一章。

大章同誌

一個少小離家的普通學子，三十年後重返故土，執掌地方大權。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這本是一個讓人津津樂道的衣錦還鄉的故事。然而對父親來說，傳統意義上的 “ 衣錦還鄉 ” 無論在概念上還是在實際生活中對他都不存在。他們為之忠誠奮鬥的理想，他們所處的時代環境，決定他們不會以傳統的官員自居，也無榮歸故裏的榮耀感和享樂心。當時的合江縣委書記鄧自力回憶說，他南下時，有人知道他要回四川老家工作，送來一幅 “ 衣錦還鄉 ” 的錦旗，他挺不高興，叫來人收回去。這正是他們那一代共產黨人的情操。

回家鄉主政，對父親來說有好處也有難處。好處是對各方麵的情況都比較熟悉，難處是處理家人親友的關係。按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親朋故舊榮歸故裏執掌大權，有如福從天降人人沾光，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但這個新政權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們的執政綱領要求不能謀取私利，他們的革命理論建立在階級鬥爭學說之上，他們執政的第一件事情是打倒地主階級，讓貧窮階級翻身解放，而父親恰恰又是出生地主家庭。父親是個很重感情的人，但他首先是一個虔誠的馬列主義者，他的信仰和共產黨的政策，決定他必須和這個地主階級的家庭劃清界限，而且正因為自己身居高位，他還要做得更堅決徹底，以免影響政策的執行。

父親到法國後，祖父一直給他寄錢，這些錢都是全家人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到父親手上大部分都用在了革命工作上。父親離開家鄉後，和家裏一直有往來，祖父也知道他是共產黨，但從不對外人提半個字。父親的第一個妻子犧牲後，父親寫信告訴了家裏，並將妻子的一些遺物寄回家，全家都為這位未曾謀麵的親人悲痛。祖父去世以後，家境進一步衰落，解放前夕田產已經減少到三四十畝，基本是自種自吃，一大家子人的生活也已捉襟見肘，家裏人一個個都外出謀生去了，連60多歲的祖母也到城裏開糖果鋪子，家中隻剩下當家的大伯和兩三個晚輩，因為活忙不過來，就請了兩個小長工。解放後，按劃分成份的標準，雇長工者一律劃為地主，我祖母、大伯因此就劃成了地主。土改時，大伯主動把老家全部房子和田地交給政府，自己到在瀘州當教師的兒子家住，幾年後就去世了。

解放初期我家住在瀘州，離合江老家隻有七八十公裏，可父親不回老家去，全家也沒人回去過。老家的人和事父親對我們閉口不談，我們能見到的隻有父親接出來同住的祖母。不少老家親戚來找他，希望得到他的幫助，或解決點困難或安排個工作什麽的。他總對他們說，現在國家、人民都很困難，個人的困難要自己想辦法克服，不要給政府添麻煩。父親最小的妹妹那時才20多歲，聰明漂亮有文化，當時政府大批招收幹部，她因為家庭成份不好，不敢去報名，便找到父親幫忙。父親說，現在工廠也在招工，到工廠報名去吧。於是她就在工廠當了一輩子工人。她是我父親這一輩親人裏唯一還健在的。

個人成份不好、或者有曆史問題的，更別指望得到他的通融了。我父親有個叔伯兄弟，是個地主，外號 “ 李八老肥 ” ， “ 老肥 ” 是我們老家的土話，意思是家底殷實。他曾出錢在老家辦起第一所小學，學生上學隻需要帶口糧，學費書本費全免，因此在當地受人尊重。鎮反的時候他害怕殺頭，跑來找我父親。父親對他說，我們要鎮壓的隻是惡霸地主，你沒有血債、民憤不大，不算惡霸地主，你要相信黨和政府，回去好好接受教育改造，千萬不要跑。我的這個叔叔就老老實實地回去了，結果回去沒幾天，便被當地的工作隊指導員下令槍斃了。這些發生在新舊政權交替時代的慘劇，是階級鬥爭的產物，當時的政治環境是剿匪、征糧、土改交替進行，社會動蕩，政策法令不穩，基層出現濫殺、誤殺的錯誤不少，高層控製不住，雖是我父親的親戚也不能幸免。

老家的親戚說起我父親，都說他是個一心一意為黨為人民、從不徇私情的人，據我所知，他一生從來沒有給哪個親戚開個什麽後門、安排個好一點的工作。他們也常來看望我父親，起初還有人提個人要求，後來他們把他的脾氣摸透了，都不再提了。我們老家的親戚很多，光我父親的兄弟姊妹就有9個，如今他們的後代都是老老實實的普通老百姓，沒有一個沾過我父親的光，也沒有一個稱得上達官顯貴的。麵對他們，我心裏會生出許多的感慨，父親和他們其實都是一條根上的，我父親不過是特殊時空條件下的產物，不管他處於什麽社會位置，從內心深處講，他始終還是個老老實實的普通老百姓。

他的這種平民情結和民主意識貫穿他的一生，融化於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當年南下的年輕幹部董謀先，回憶自己初次到我父親身邊工作的情景時說： “ 那是1950年1月初，在川南區黨委辦公室。他身著深灰色的中山裝，帶著鴨舌帽，溫文寬厚，一派大學者的風度。大家都習慣地稱他大章同誌，背著他就親昵地直呼大章。這次他來到辦公室，就坐在我的位置上批閱文件，也不時同大家隨意聊聊。當我走過去想從抽屜裏取材料時，他就站起身來，往後退了一步，和顏悅色地問： ‘ 這是你的座位嗎？好拿嗎？ ’ 我說： ‘ 好拿，好拿。 ’ 不好意思地匆匆取出材料，他才又坐下。從此，我就在他身邊工作了兩年零八個月，直到四川合省 ” 。

川南區黨委機關設在瀘縣郊區一座名為 “ 瀘廬 ” 的院子裏，這裏曾經是舊官僚的別墅。機關開會時把辦公桌圍成一個圓圈，從領導到一般幹部不論上下、不分座次圍坐在一起，毫無拘泥，暢所欲言。父親往往坐在不顯眼的位置上，來遲了就坐在靠門口的座位上。我至今保存著一張1951年8月拍的“川南區第一次專員縣長會議”的照片，父親坐在很靠邊的位置上，笑得很坦然。看見這張照片我很感慨，現在有些領導對“座次”看得如此之重，開會照相“一把手”絕對要在正中間，否則就犯了大忌，有關責任人還要擔過。我們黨的一些好傳統真的已經失去了。

父親從來有做筆記的習慣，不論發言的是領導還是一般幹部，他都認真聽，認真作筆記。有時候中途有事出去，回來還把別人的筆記拿來抄，擔心聽漏了情況和意見。他自己的報告，很少讓秘書代勞，總是親自搜集資料，親自起草講稿，還不是一個簡單的提綱或要點，而是一整篇字斟句酌的大塊文章。

他不喜歡擺排場，鋪攤子，川南區黨委機關機構的設置和人員的配備，在當時四川各大行政區裏是最精簡的，整個機關總共隻設了辦公室和宣傳、組織、統戰三個部，總共幾十個人，部長、主任一般均由區黨委常委兼，幹部一人頂幾人使用。區黨委下隻設辦公室，有些幹部看到有的區黨委設辦公廳，就對父親說： “ 我們為什麽隻設辦公室，不設辦公廳？ ” 父親笑眯眯地回答說： “ 辦公室也不小囉！ ” 大家就相對擠擠眼不開腔了。後來，因工作需要，有的部室設了一兩個科，有人又發議論說,別的區黨委的部室下麵都設處，我們為什麽隻設科？父親還是笑咪咪地說： “ 這不一樣辦得好事嘛！ ” 在四川各大行政區中，川南區的幹部來源相對多元化，主體隊伍不明顯，有二野來的、東北來的，豫皖蘇來的，地下黨來的，還有大量本地新參加工作的，真正是五湖四海。當年和父親一起工作的同誌都認為，父親對幹部不分親疏一視同仁，因而幹部之間沒有山頭隔閡，沒有派係親疏，工作起來心情舒暢。

父親在生活上的嚴於律己也是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那時實行的是供給製，我們一家的夥食由機關安排供應，他經常叫警衛員到事務長那裏查問，他的夥食開支是否超過標準，再三叮嚀不能超過。父親那時煙抽得很凶，晚上熬夜一支接一支，但從不沾公家的光。區黨委領導開會時，工作人員一般都要擺幾盒 “ 大前門 ” 香煙在桌上，父親從不拿桌上的煙，總是從自己包裏掏煙。開初有人以為他抽的煙比桌子上放的好，仔細一看，原來比 “ 大前門 ” 差。建國初期跳舞風很盛，機關經常辦舞會，父親年輕時在法國和蘇聯呆了五六年，在大家的心目中應該是跳舞的高手，可他從不跳舞，但他也不反對大家跳，有時高興了就站在旁邊看。因為他對人謙和，作風民主，大家在這種場合就給他開玩笑。有一次機關辦舞會，很熱鬧，父親和母親散步經過，就站在門外看。年輕幹部們一再勸他們進來一起跳，父親總是笑嘻嘻地謝絕。秘書董謀先說： “ 列寧說過，不會休息，就不會工作。 ” 邊說邊把他攔腰抱住往裏拖，母親也在一旁示意支持，父親急了，一邊掙紮一邊忙不疊地說： “ 我是不會工作，我是不會工作…… ” ，硬是掙脫溜出門去，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建國初期，地方黨的首長同時兼任地方軍事機關的政委。如川南區黨委第一書記兼任川南軍區政委，內江地委書記兼任內江軍分區政委，合江縣委書記兼任合江武裝部政委，如此等等。因為當時軍隊的威望最高，人們一般以 “ 政委 ” 稱地方黨的首長，以示尊敬。如川西區的幹部通稱李井泉為李政委，而不是李書記，一直叫了許多年。地、市、縣也往往如此，似乎叫書記還不到位，一定得叫個某政委才夠意思。時至今日，叫官銜也是常理，對領導當麵直呼其名 “ 某某同誌 ” ，可不是隨便什麽人都叫得的。但我父親從主政川南開始，上上下下當麵背後都叫他大章同誌。沒有人認為這是不敬，人人習以為常，很自然、很親切，就這樣從川南叫到成都叫到北京叫了他一輩子。我從小到大，有親戚來了叫他叔叔伯伯爺爺，大大小小的幹部來了都是叫 “ 大章同誌 ” ，極少聽到什麽書記省長之類的稱呼。我不清楚在那個年代象父親這種級別的幹部是否有相同的稱呼，至少在四川是獨一無二。我想，人們之所以這樣稱呼他，完全是他個人的作風、人品使然，首先是他聽了舒服，別人才會這麽叫他；而人們這麽叫他，也是對他作風、人品的一種肯定，一種親切友好的表示，甚至是一種褒獎。我也喜歡人們這麽稱呼他，覺得比叫官銜好聽。

1952年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7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並在省成立後，撤消川東、川南、川西、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任命李井泉為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大章、閻紅彥、鍾體乾、餘際唐為副主席。川南公署著即辦理結束移交工作，父親在川南區兩年八個月的工作也劃上了句號。

將近半個世紀以後，一批川南區的老幹部在瀘州重聚，大家回憶起 1952 年 9 月 1 日依依不舍地告別 “ 瀘廬 ”—— 瀘州城南一座幽靜的小庭院、川南區黨委機關所在地的情景，無不心潮澎湃，他們說： “ 回憶在川南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裏，川南區機關黨委真像一個大家庭，以大章為首的領導同誌們，個個像是慈祥的兄長，身教多於言教；同誌們來自五湖四海，卻又親如兄弟姊妹，互相關心體貼，大家工作起來渾身都是勁。許多同誌感慨地說：“當年這種革命傳統，培育了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奠定了我們正確的世界觀，繼承了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良好作風。在 “ 瀘廬 ” 這兩年零八個月，是我們一生中的黃金歲月，永遠難忘！”

第六章 饑 餓 年 代

流淌在心裏的愛

成都西邊有個少城，單獨用城牆圍起來，儼然城中之城。清代早期這裏是八旗兵營，後來人丁繁衍，成了滿族聚居區，民國後才被打破。少城街區布局呈魚骨狀， “ 脊骨 ” 是貫穿全城的長順街，兩邊象魚刺似的排列著數不清的小街巷，小街巷裏沒有店鋪，隻有間隔的宅門，裏麵是獨門獨戶大大小小的院落，十分幽靜。從川南到成都後，我家就住在少城多子巷的一座院子裏。這裏曾經是四川頭號軍閥劉湘在成都的下榻處。劉湘一生隻娶了一個老婆，是個媒妁之言的大腳鄉下女人，生了二女一男。據說原先這裏叫刀子巷，劉湘想多得兒子，改名多子巷。劉湘不事奢華，園子造得一般，劉湘 1938 年就去世了，因此此宅已年久失修，少城裏有的是比它好的深宅大院。省委副書記陳剛一家也住在這個院裏。省委機關所在的商業街與多子巷一街之隔，走路隻要十來分鍾。

初到成都的幾年，對我們一家、對辛勞一生的父親，也許都是最幸福的一段時光。幾十年的兵荒馬亂幾乎一夜之間就結束了，社會安定，經濟恢複，人心振奮。國家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人民對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充滿了信心。黨在戰爭年代的優良作風還沒有被侵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單純，父親心情寬鬆，家裏生活安定。那些年裏，他每年要去北京開幾次會，每次不論時間多緊，他都不會忘記給幾個孩子買點小禮物，或者一個洋娃娃、一支小槍、一點糖果小食品，總會給我們帶來極大的驚喜和快樂。孩子們都住在幼兒園和學校，星期天全家人團聚。心情愉快的父親多了些慈祥，有時候會逗逗孩子，拉拉家常，周末他會坐在院子裏曬曬太陽，這時他會讓我們搬個小板凳坐在他腳前，頭依在他腿上， 讓他用自製的耳勺挖耳朵。冬天的夜晚，有時會一家人圍坐在火盆前，父親一麵在炭火上把紅薯或桔子烤得噴香，一麵給我們講講過去。他早年從蘇聯回國時，在沙漠上渴得喝駱駝尿的故事，就是在這樣的冬夜裏聽來的。可惜那時我太小了，許多有意思的人和事都是聽過就忘。總之，我們享受著家庭和諧的幸福，我想父親也一定很享受這樣的天倫之樂。 這時他已經 50 多歲了，戰爭年代失去過三個孩子，所以他很珍惜我們。他在外邊講話常常是長篇大論，回到家裏話卻不多，從來沒說過他是多麽地寶貝我們、愛我們，但是我們可以深深感到他的愛，一種流淌在心裏的愛。

他還有那麽多讓孩子們覺得神秘有趣之處。他會在自已用的書和筆記本上，用漂亮的法文花體字簽名，這是五年法國勤工儉學生活留下的印記。他走路又輕又快，幾乎沒有聲音，我們在家作功課或玩耍，常常他走到身邊都不知道，嚇人一大跳，估計這是十幾年地下工作練就的 “ 輕功 ” 。他會用煙盒紙做成精美的煙嘴，說是坐監獄時向難友們學來的。他會雕刻一些小東西，一段木頭到他手裏，可以很快刻成一個精致的小物件，這大約是在太行山跟雕刻家們在一起時學的。我們從這些點點滴滴中讀出他曾經的生活軌跡。有機會他還帶我們出去見見世麵。 1956 年修寶成鐵路時，父親率慰問團沿途慰問築路工人，也帶上了亞田、我和小熊三姐弟，當時正是大雪封山的冬季，築路工人特別艱苦，我們一路坐汽車翻越秦嶺，有時住工棚、有時住工程指揮部。每到一地，父母都要讓我們直接到工地，代表成都的少年兒童，給工人們獻花表示敬意。我們從中感觸到他對普通群眾的關切。

1958 年，這種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了。這一年中央在四川召開成都會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都到了成都，隨後整個國家都沸騰起來。我印象最深的是 “ 除四害 ” 和大煉鋼鐵，全城男女老少揮著竹竿敲著鑼鼓臉盆趕麻雀，受驚的麻雀會從天上直直地摔下來。城裏防空警報一響，人人點燃蚊煙熏蚊子，整個城市烏煙瘴氣，六六六的味道嗆得人喘不過氣來。全城到處都是煉鋼鐵的小高爐，晚上火光映紅半邊天。我家附近的老城牆上擠滿了拆城牆的人，城牆磚用來砌小高爐，城牆土用來填池塘，因為池塘被認為是滋生蚊子蒼蠅的地方，少城過去大戶人家都有的水塘，就這樣消失了。接下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學校夥食越來越差，孩子們越來越饞。

“大躍進”是新中國曆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為了使國家盡快富強起來，全黨全民進行了一場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工業化運動，卻導致了一場空前的經濟災難，並對以後發生的一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四川在這場運動中受到的損失尤其嚴重，處在領導地位的父親也度過了一段繁忙而沉重的日子。

狂熱中的無奈

父親是個很理性的人，但他也和當時幾乎所有人一樣，為躍進的鑼鼓、為共產主義的早日到來激動過，年近花甲的他不知疲倦、不分晝夜地辛勤工作，我們跟他難得一見。但是，當形勢走向極端的時候，他開始擔憂了。在大躍進搞得最紅火的時候，父親沒有頭腦發熱，人雲亦雲跟著瞎起哄。當年省委宣傳部的幹部盧子貴在大轟大嗡的1958年曾跟隨我父親去川南地區視察工作。他在回憶文章中說，宜賓建築部門的人匯報工作，認為水泥生產發展快，鋼鐵生產跟不上，因為缺乏鋼筋而拖累建築進度。於是他們“解放思想”準備用竹子代替鋼筋，稱之為“代用品”。父親聽後很驚異，他說：“你們對鋼筋與竹子的硬度和韌度測試過嗎？我沒有測試過，但可以想象它們之間可能有成百上千的差距，竹子幹了易折易碎。修房子搞建築是百年大計，安全第一。如果房子倒了、橋梁垮了，人命關天，後患無窮。要慎重啊，要重視科學！”對於那些欺上瞞下的行為，父親更是氣憤。視察中，他看見路邊的稻苗長勢好，在讚揚的同時便問：遠離路邊的稻苗是否也這樣好？回答是：遠近都是一個樣。父親不輕信，他派人專門去察看，結果大相徑庭，偏僻地方的稻田很孬，象癩光頭一樣。父親很生氣地批評道：“不能隻搞油麵子，遮眼皮。你哄地皮，它就會哄你的肚皮。莊稼種不好，農民要挨餓，我們也會挨餓，大家都要吃虧。”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全國都在爭相放“衛星”，動輒畝產千斤、萬斤。誰敢在興頭上撥冷水，輕則右傾機會主義，重則破壞“三麵紅旗”，反黨反社會主義。可是父親還是該說的，該管的管。他看見一些青少年扛著鋤頭扁擔，知道他們都是在校學生後，他問：“為什麽不在學校讀書？”“隊上人手不夠，要我們停課去種實驗田，放‘衛星’。”父親聽後嚴肅地身邊工作人員說：“年輕娃娃不好好在學校讀書，去放什麽‘衛星’！簡直是浪費，這是不務正業，將來沒有科學文化知識，兩眼黑、素質低、愚昧落後，是要吃大虧的。”父親當時就對陪同的宣傳部副部長張守愚和盧子貴說：“你們宣傳部要管一下教育，禁止抽調學生去放什麽‘衛星’。”幾十年以後，盧子貴回憶起1958年夏末秋初的這一段難忘的往事，感慨地說：“在那種從上而下刮起的風潮中，大章同誌也許一開始並沒有認識到它的嚴重危害性，但是由於他的馬列主義水平高，又有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和經驗，在實踐過程中他逐漸發現了問題，識於青萍之末，見微而知著。以後我又在多種場合聽他講：‘凡事要講科學，不能蠻幹’。大章同誌說這話正是針對時弊，有的放矢。在那個年代他敢於碰硬，敢說真話，很不容易。盡管四川終未能頂住那股歪風邪氣。但大章同誌的頭腦是比較請醒的，在他的權限範圍內，減少了相當的損失。”

那是一個失去理智的瘋狂年代。 1958 年 8 月，成都附近的郫縣出了一塊“萬斤田”，城裏的機關學校都去參觀，馬路上車水馬龍，稻田邊人山人海，密不透風的稻田雞蛋放上去都掉不下去，有人甚至站在上麵讓記者拍照。各級領導有的“監督”收打，有的介紹“經驗”。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實際上是把幾十畝成熟的稻子拔起來堆到一起。接下來高產衛星就象節日的焰火漫天飛舞，畝產最高吹到 10 萬斤。父親家裏祖祖輩輩務農，而且主要種水稻，他小時候雖然參加勞動不多，種地的常識是有的。早在19 57 年的時候，他就對開始刮起來的瞎指揮、浮誇風有意見，如今吹到天方夜譚，他和一些領導同誌都不認同。但當時的省委主要負責人認為，高指標有利於調動積極性，有利於多征購糧食支援工業大躍進和外調，應予以積極支持。

1958 年底，中央開始糾正大躍進中一些過火的行為，對共產風、浮誇風進行了批評。武昌會議上毛主席指出，頭腦要熱又要冷，既要有衝天幹勁，又要有科學分析的精神，父親聽了很高興，在傳達武昌會議精神時強調，產量要落實，群眾生活也要安排好，注意勞逸結合， “ 大兵團作戰 ” 、“野戰”、“夜戰”之類不要搞了。但實際情況是中央在降溫，四川在加火， 1959 年初省委在金牛壩召開的地委書記會上，父親和一些同誌在發言中提到有的地方搞浮誇的事例，主要負責人聽後很生氣，讓郫縣紅光公社到會介紹萬斤田經驗，嚴厲批評持反對意見的同誌。報紙上公開鼓吹，全省要搞一千萬畝“萬斤田 ” 。接著在重慶召開的萬人大會上，他叫畝產一萬斤的舉手，見沒人舉，又叫畝產五千斤的舉手，見舉手的不多，又說，畝產不能低於兩千斤，大家隻好都舉手。糧食產量就是這麽預算出來、報捷上去的。

1958 年省委主要負責人 成為政治局委員後，和四川其他領導人拉開了距離。父親覺得，他在中央開會多，對毛主席的想法了解比較全麵。再則，從組織原則的角度，一旦形成了省委的決定，必須貫徹執行。有不同意見，他會在黨內會議上提出，若不被接受或一定要執行，他往往采取拖一拖、緩一緩的辦法，讓風頭過去再想辦法。實際上他也執行過不少錯誤的決定和政策，給四川的工作造成損失、給四川百姓帶來災難，所以他認為有些錯誤自己有責任，從中央七千人大會到“文化大革命”，他一直作檢討，自始至終他都沒有否認過這點。但四川許多幹部是公正的，他們說，主要責任不在我父親，他在那個狂熱的年代從來沒有“創造發明”，他從來沒有鼓吹過“萬斤田”，也始終沒有向下麵要求過“萬斤田”。而且，當他認為是關係百姓生存的原則問題，不是兒戲時，他會很堅持地提出不同意見。比如反 “ 瞞產私分 ” ，他就一直持著反對意見。

“ 瞞產私分 ” 是農業集體化以來出現頻率很高的一個詞，意思是農民故意低報產量，抵製征購任務，把多餘的糧食私分了。毛主席一貫認為這是農民自私保守的劣根性所致，所以他說： “ 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 ” 。三年困難時期，四川的反瞞產私分搞得烏煙瘴氣，層層高壓之下虛報的產量和實際能交出來的糧食發生嚴重衝突後， “ 瞞產私分 ” 的可怕罪名就扣到基層幹部和農民頭上。有的幹部為了推脫亂報產量的責任，編造數額巨大的“瞞產私分”數據。為了落實這些數據，有的地方組織人到農民家裏翻箱倒櫃，挖地三尺，搜尋 “ 私分 ” 的糧食，許多基層幹部因此挨鬥挨打撤職。有的縣30％以上的農戶被抄家，先是搞糧食，後來把鋪籠帳被、雞鴨鵝兔、公債存款都拿走了。有的地方公然提出，將“反瞞產”反深反透的標準是 “ 反到娶不上老婆、嫁不出女兒 ” 。父親對這種搞法非常氣憤，多次公開表示反對意見。有地區一麵說糧食困難，一麵又聲稱反出了多少瞞產私分的糧食，父親就將他的軍，說你把“反”出來的糧食拿來吃，不是多的都有了嗎？19 59 年廬山會議後，又掀起一輪“反瞞產私”分運動，父親在年終的一次全省電話會議上說：“我不主張搞運動反瞞產私分，這樣容易出問題。即使有這種現象，也不要采取反的辦法，要采取正麵教育、說服的辦法，把道理講清楚，拿出來就算了，以後不要再搞了”。涪陵地區的反瞞產搞得很凶，地委領導把瞞產私分定性為敵我矛盾，涪陵縣一次就逮捕了 200 多人，地委聲稱在這次反瞞產運動中，反出了 5 億斤糧食，這幾乎是農民全年分配的糧食。當時省上準備撥一批糧食到各地區救濟災民，給涪陵地區的指標是 4 千萬斤。父親說，現在你們反出了 5 億多斤，比這 4 千萬斤多得多，那就少分一點，或者把省委分配的糧食凍結起來，先把你們反出的 5 億斤糧食分配了，也比別的地區好得多。這一軍將得他們很難堪。實際上省委下達的分配指標都在當地上報的庫存裏，即使分配了指標，在那些子虛烏有的 “ 庫存 ” 裏也挖不出糧食。 1962 年他在黨校總結教訓時又講，“反瞞產私”分首先是廣東搞起來的，後來不知怎麽交流經驗，也刮到四川來了，從 59 年到 61 年 連續三年搞，打擊麵很大，“這不是什麽擴大化的問題，是百分之百的錯誤！”

大多數情況下，他利用調查研究中了解的實際情況，委婉地提出不同意見。比如密植。密植是 1956 年頒布的農業 “ 八字憲法 ” 中的一條，用的是簡單乘法：一畝地種 1 千棵莊稼打 500 斤糧食，種兩千棵就打 1000 斤，種四千棵就打兩千斤，以此類推。到大躍進就搞到荒唐的地步，麥子一畝地下二三百斤種子，秧子插得密不透風，誰說不行就是 “ 右傾“，結果 “ 樣板田 ” 要麽減產要麽絕收。明明不行，省委還是下達插秧的密度規格，強製執行。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帶工作組到家鄉新繁縣蹲點，農民給他說老實話，說栽這麽密隻能收草。他在省委的會議上提出反對意見，省委主要負責人和他發生爭執，還大發脾氣。父親也是不同意這麽搞的。19 59 年栽秧前，他到川南搞了一次調查，那裏有許多熟悉的同誌，可以聽到一些真話。富順的同誌抱怨說，省委規定的密度太高了，如果執行肯定要減產，不執行要挨打，執行了減了產更要挨打，左右不是人。當時這位省委主要負責人在上海開中央工作會，父親要起身去北京開全國人代會，行前寫了一封信給省委書記廖誌高並轉省委，提出： “ ( 關於密植 ) 不積極做工作和采取簡單行政命令的的辦法，都是行不通的，要認真地同群眾商量，采取因地製宜的辦法 ” 。在當時的省委裏，不少人和父親有相同的意見，廖誌高就曾公開說過：什麽“雙龍出海”，“螞蟻出洞”（高度密植的花樣），我實在有點擔心，是不是少搞一點？”但主要負責人的態度大家都清楚，廖誌高在轉發父親這封信時，非常謹慎地把他關於密植的意見抹掉了。

父親很注意捕捉中央精神裏適合自己想法的東西，問題在於，中央的意見往往就不統一，毛主席的態度也令人捉摸不定。例如，19 59 年初本來的大氣候是糾左，降低生產指標，而省委主要負責人從北京傳來的信息卻是： “ 主席感到最近空氣不好 ” ，根據主席的意思，可以告訴下麵不要泄氣，原先規定的任務肯定要完成，指標都不要改變，死人不奇怪，往常也死人，等等。三月份，這位主要負責人在上海開會時，主席問他麥子能否畝產一千斤？他回答差不多。主席問搞一萬斤行不行？他回答高產田搞個萬把斤有可能。主席對這樣的回答似乎很滿意。毛主席一生的成功使他充滿自信，他是一個相信奇跡的人，在這一點上，省委這位主要負責人把他摸了個透。

但是，農村的實際情況還是通過黨內黨外不同渠道反映到了毛主席跟前。 1959 年 4 月 29 日，毛主席寫了一封致 “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 的黨內通信，對包產、密植、節約糧食、播種麵積要多、農業機械化、講真話六個問題發表意見，前所未有地道破了問題的真相。關於包產他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隻管現實可能性，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關於密植問題他說，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關於講真話他說， “ 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對人民的事業有利，與自己且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 。

毛主席的這封黨內通信所言，正是所謂右傾反對派的觀點，如果當時真正貫徹下去，大躍進幾乎就該結束了。省委主要負責人卻認為這並非代表毛主席的真實思想，他私下給一些人吹風說：北京有人吹冷風，主席有壓力。暗示主席這些話隻是說給某些人聽的，因此他要求 “ 從積極的方麵理解 ” ，這封信隻印發到縣，口頭傳達到公社，經過醞釀再傳達到生產隊中去，不要轉彎太急，防止消極情緒。省委另一位負責人對此做了更詳細的解釋，他說，我們看主席的指示，不要孤立的去看某一句，他總的精神是為著繼續鼓勁，為著調動群眾生產積極性，為著要搞大躍進。不能夠得出那樣的結論，可以不搞大躍進了，可以不增產，可以不鼓勁了。不能受一些冷空氣的侵襲，思想上、政治上的冷空氣一來，抵擋不住就要犯錯誤。他還對主席的六條做了一般人看來近乎荒謬的解釋。他說：“包產指標問題，實際上主席講的也有指標，他說去年畝產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二百今就好了，增產一百斤就是增產百分之三十幾，增產二百斤就是增產百分之六十幾，這個指標高不高？關於密植問題，主席不是反對密植，要搞清楚，主席的精神不是反對密植的，是提倡密植的，他首先就是說‘不可太稀’，第二才說‘不可太密’”，等等。依照這些提法，省委的宣傳口徑也就如此這般了。

這些後來被反複批評的話實際並非妄言。父親當時也考慮過： 4 月份總理在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當年的糧食增長指標是 40% ，政府工作報告不可能不通過中央和毛主席，要是真按毛主席黨內通信的說法，這個牛可是吹大了。若講真話，這個指標能達到嗎？若想完成指標，不繼續說大話怎麽行呢？而所謂“吹冷風”，已經涉及到中央高層的不同意見，他不太清楚也不願意牽涉進去，隻能按毛主席的意見，也就是中央指示的精神辦，這是黨內絕大多數人的心態，父親也不例外。在毛澤東這封黨內通信之後不久，果然風向大變。這一年的8月中旬，廬山會議結束，反左變成了繼續批右。8月25日四川省委召開市、地、州三級書記擴大會議，當年的省委書記許夢俠在回憶錄中寫道：“這次會議本來是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但卻成了一個大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會議”。接下來的9月，省委又發出《關於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增產節約糧食勝利渡過災荒的指示》。指出反右傾主要針對對“三麵紅旗”的態度上，對“三麵紅旗”的態度又集中在時公共食堂的態度上。認為“公共食堂不僅是共產主義的萌芽，而且是人民公社的心髒”。其結果使“大躍進”在四川造成的危害尤烈，人民的損失更為慘重。

心憂農民疾苦

父親在普通幹部群眾眼中，是位平易近人，沒有架子的領導。這種作風源於他內心的親民。關心群眾、愛護群眾對他來說，不是掛在嘴上的膏藥，是發乎內心的真情。記憶中的父親很少在家裏同我們一起過年，每年的大年初一他都是在農村過的。初一大早，他會帶上秘書警衛員，到成都附近的農村給基層幹部群眾拜年。他一年中間很多時間是在基層工礦農村視察工作，了解情況、聽取意見、就地解決問題。所以省委秘書處的同誌都知道，跟隨大章同誌的工作人員特別累，工作多事情雜，節假日還不能休息。他跑得多，了解的真實情況就多，處理問題就實際。

在大躍進目的高於一切的政治環境下，是對人、人的生存、人的生命的漠視。許多幹部在任務指標和政治威脅的雙重逼迫下，拚命掩蓋群眾生活的真相，打罵群眾、不顧群眾死活甚至草菅人命的現象屢見不鮮，父親對此深惡痛絕。他曾在一個縣委機關門前看見一個餓斃的農民，當場嚴厲斥責縣委書記，並下令將其撤職。他無力回天，但盡其所能為群眾著想、為群眾說話、替群眾分憂解難。當時有許多基層幹部群眾上書反映下麵的實情，這些信件很多是直接寫給他的。他叫省人委辦公廳專門搞了一個 “ 群眾反映 ” 的內部材料，供省級領導和有關部門參考，情況嚴重的，組織專門調查，並將調查材料上報。他嚴格製止各級組織扣留群眾上告信的行為，多次批評說：“你生怕他（指告狀的人）把上麵哄住了，你把中央、省委就看得那麽簡單？你扣信是完全錯誤的，是違法亂紀！”

駭人聽聞的浮誇，強迫命令的高指標，主觀妄斷的高估產，殺雞取卵的高征購，很快就給農村帶來災難性後果。 1959 年春節過後，市區周邊的農民開始大批湧進市區，當時天府之國的首府成都，市區的副食品還是敞開供應，進飯館吃飯也不要糧票，進城的農民搶購糖果糕點以及一切可以填肚子的東西，有的農民進城投親靠友，有的打零工，有的向城市居民買糧食換糧票，晚上無處住宿就睡在路邊橋下。時至 1959 年初，大部分幹部，包括許多領導幹部，還沉浸在糧食大豐收的幻影中，把農村缺糧的反映視為 “ 鬧糧 ” ，意思是明明有糧故意取鬧。有人則認為是階級敵人挑動落後農民，有意給大躍進抹黑，破壞生產，主張采取堅決措施軀趕，在城外設置關卡，阻止農民進城。有的商店餐館關門拒客。父親為此召集有關部門和地區領導開會，要求對成都周邊縣的生活情況進行一次調查，把情況摸清楚。同時要求增加城裏的糕點供應，商店和飯館不能對農民拒售。

調查是認真的，情況是嚴重的。 1958 年糧食浮誇虛報的成分太大，高征購之後所剩無幾，公共食堂還提倡 “ 敞開肚皮吃 ” ，加之大批青壯年上山大煉鋼鐵，大量晚秋作物如紅苕等爛在地裏無法收獲。春節過後，農村便出現嚴重的糧食危機，情況好一點的，公共食堂裏每人每天有幾兩糧，差的隻能吃大鍋清水菜，三分之一的食堂關門。公社化以後，社員口糧全部集中到公共食堂，食堂一斷炊，成都周邊的農民隻好進城求生，許多人是變賣衣物家什買吃的，還有的是有組織行動，把米飯糕點買回去交到食堂大家吃。根據調查的情況，省委決定往周邊地區下撥了一些救濟糧，維持公共食堂開夥，緩解了這一現象。

7 月份，一次更大的農民進城潮發生，最多的時候一天達到七八萬人。那時候成都市區很小，除了新開發的東郊工業區，居民都集中在老城牆以內，一下湧進這麽多麵黃肌瘦的農民，影響很大。飯館、糖果糕點鋪門前排起長龍，一個小飯館一天吃飯的人達到數千，一個小鋪子一天賣幾千斤糕點還供不應求，連涼粉都搶購一光，夜裏大批人露宿街頭。大躍進高潮中，如此景觀實在令人心寒。有的地方為了阻止農民進城，采取強製手段，食堂扣飯、將農民買回的食物沒收、罰款以至捆綁吊打屢見不鮮。成都市委和溫江地委專門組成 “ 動員農民返鄉聯合辦公室 ” 處理此事，父親召集他們開會，要求必須堅持說服動員的原則，不得采取極端手段，宣傳接送工作要充分，避免任何意外事件發生。同時議定了如下具體措施：對露宿街頭的農民，按縣籍集中，由縣委書記親自做說服動員後，派人護送回鄉；城市有關單位組織人員進行說服，公安人員不著警服、不帶武器，態度要好，避免任何意外事件發生；農民已購的物品，均可帶走，不得扣留；各飯館、店鋪增加供應，不得對農民惜售、拒售；排隊吃飯購物的農民，一律不得驅趕、羈押、集中；在城的東南西北四門設若幹集中地點，由市、縣共同派員接待，免費安排飯菜，使農民 “ 飽肚子 ” 回去；送回公社後，不追究、不批判、不鬥爭。這些做法農民很能接受，數以萬計的農民短短幾天之內順利返鄉，沒有衝突發生。後來城市實行票證供應，農民進城也買不到吃的了。

在饑荒嚴重的時候， “ 偷盜 ” 在農村幾乎成了全民行為。農民並非無恥，他們實在是餓慌了。再者，公社化以後一切都姓了 “ 公 ” ，在農民看來，公家的就是大家的，大家的東西大家拿，不拿白不拿。每年春荒是 “ 偷盜 ” 的高峰期，農民們把以往用做綠肥的苕菜、未成熟的胡豆豌豆麥子等小春作物都拿來填肚子，被冠以 “ 偷青 ” 。打擊偷盜也成為農村基層幹部的重要任務，有的幹部動輒使用吊打、扣飯等極端手段，致人死命的事常有發生。西昌黃聯公社一位社員給我父親寫來一封匿名信，講到普遍存在的偷盜現象時說， “ 我們沒有害偷竊病，我們沒有發瘋安心去做強盜偷糧食，實在是為生活難過，怕列入病和死之列。”父親派人到當地進行調查，將原信和調查材料內部轉發。 1961 年初，他親自到基層搞了半個月調查，回來後在省委電話會議上，以少見的憤怒說起所謂 “ 偷盜 ” 問題。他說，現在有的地方偷青吃青比較普遍，由此引起的違法亂紀、逼死人打死人的的情況相當嚴重，例子不勝枚舉。這不是小事，人命這麽賤？無產階級專政，專誰的政？隨便整死小偷小摸，把整敵人的辦法來對付基本群眾！應該分析一下，為什麽他要拿別人的糧食？拿食堂的菜？一個是因為災荒，生活沒有安排好，饑寒才會起盜心，把生活搞好了，就不會發生小偷小摸了。一個是所有製混亂，上麵可以一平二調，隨便拿東西，社員拿一點東西可不可以？我們經常提倡，社員要愛集體財產、國家財產，要愛社、愛隊，那麽你愛他不？你把他什麽東西都拿走了，隻許你共我的產，不許我共你的產，那怎麽行呢？所有製確定不下來，人心就不安，小偷小摸就防止不了。父親堅決地說：“以後不要叫‘偷’，要叫‘拿’，不要叫‘偷青吃青’，而要叫‘拿小春拿小菜’，群眾由於饑寒拿一點東西，絕不能吊打扣飯，搞出人命的要追究法律責任。”他還說：“這幾年政法工作大大削弱了，有些基層政法部門根本沒有了，打官司的刑事民事都無人管了，老百姓受了冤屈連個告狀打官司的地方都沒有，要恢複這些政權機構，讓群眾有打官司的地方，讓違法亂紀者受到法律懲處。”

從父親的這篇講話中我讀到的是親民愛民的一顆赤誠的心，他憂心如焚地在為民請命，大聲疾呼地為農民討公理。他實實在在是在為百姓講話啊。

講真話的不易

1959 年春天開始，四川開始流行一種叫 “ 腫病 ” 的病，民間又叫水腫病、黃腫病。其實這不是病，而是因為極度營養不良引起的一種生理反映，醫學上叫 “ 營養不良性水腫 ” 。患者開初從腳杆腫起，逐漸蔓延到全身，直至死亡。這種病不需要吃什麽藥，隻要補充營養，很快就好。但是沒人敢說是餓肚子引起的，邏輯是：說營養不良，就是說缺糧；說缺糧就是說糧食沒有大豐收；說沒有大豐收就是汙蔑大躍進，就是反黨。因此，公開的說法是因為不良衛生習慣，如喝了生水，吃了不幹淨的東西之類，引發各種疾病的並發症。還有領導幹部說，這種病是四川的地方病，曆來就有，與缺糧無關。

父親對這種邏輯不以為然。他在省委的一次會議上說，當年我們在蘇聯學習的時候，有段時間每人每天幾兩黑麵包，腳就腫起來了。父親問醫務人員腫病是什麽原因，對方繞彎子說是 “ 熱量不夠 ” 。熱量來自食物，吃不夠當然熱量不夠。 1959 年 7 月，省人委收到一封來自仁壽方家區的的匿名信，說社員們從 5 月份起就沒見到一點糧食了，靠幹蓮花白葉子、幹紅苕和野菜過活，有的渾身都腫了，床都起不來，有人死了。群眾問基層幹部是什麽原因，他們說是鹽吃多了，冷水喝多了。問他們向政府反映過沒有，他們說不敢反映，反映了要拿來 “ 推磨子 ” （這是當年一種常見的對“階級敵人”的體罰，數人圍成圈，把一個人弄在中間反複推打）。來信請求省裏派人查處。父親讓省人委辦公廳轉發了這封信，又叫省衛生防疫站派出醫療隊到當地調查和治療。他和副省長閻紅彥交換意見，認為應當明確腫病的原因，解決當地困難。閻紅彥是陝北紅軍創始人之一，作風正派性格直爽，和父親有很多共同語言，他決定親自帶人到當地調查。他調查發現，仁壽全縣一千多個食堂停夥，腫病患者達到五六萬人。他找到省衛生防疫站下來的醫療隊，詢問造成水腫的真正原因。對方支支吾吾不敢講，他拍桌子發火，對方才說：隻要幾斤米幾兩油就能治好。他把調查的情況寫了一封信給我父親，說腫病的發病原因與缺糧和營養不良有直接關係，一般在缺糧嚴重的地區發病的就多，而且當地過去很少有這種病。父親將這封信交省委辦公廳轉發，並批示請幾位書記討論，以期引起重視。然而不幸的是，這種理性的聲音太小，壓不住“主旋律”。

1959 年廬山會議以後大搞反右傾運動，經過調整已經減速的躍進列車，又加足馬力狂奔起來。為了工業建設和外調的需要，四川省不顧一切地征購糧食，農村的饑荒和死亡達到頂峰。各級幹部都被反右傾搞怕了，人人鉗口結舌。父親知道下麵的情況，知道下麵幹部的苦衷——下麵的幹部也是看人說話的。周總理當時就曾經批評向他匯報情況的幹部說，你們在主席那裏盡說好的，到我這裏盡講困難，這樣口徑不一致很難辦。其實當時這種現象很普遍，幹部們通常的辦法是匯報時揣幾個本本，拿哪個出來要視領導的好惡和臉色而定。省委規定農村人均每天必須保證老秤六兩（合新秤不足 4 兩）糧食，各地報告都說安排好了。父親召集一些地區調查，並通過糧食部門了解，發現根本沒有落實。許多地方是把菜折成糧食算的，六斤菜算一斤糧，有的地區連吃菜都成問題。缺糧口子巨大，腫病已呈爆發之勢。他千方百計向中央討來10億斤救濟糧指標，他能夠做的就是將這些糧食指標盡快安排下去。

廬山會議先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四川是政治局委員李井泉參加。彭德懷被批倒後，隨即開了八屆八中全會，傳達處理 “ 彭德懷反黨集團 ” 的決定，父親以中央候補委員的身份參加，回來又進行了傳達，反右傾的局勢是很清楚的。但他管著糧食，人要吃飯，人命關天，他無可回避，他無法在餓死人的時候說 “ 吃得飽吃得好”。 1959 年 12 月 30 日，省委召開電話會議，父親專講群眾生活安排問題，直言實際情況的嚴峻。他說，現在有些地方把紅蘿卜、白蘿卜六斤折一斤當細糧計算，就這樣算，每天還隻有三四兩糧甚至二三兩糧。紅蘿卜還頂點事，白蘿卜吃下去幾泡尿就沒事了，算什麽糧呢？沒有糧了！

都知道腫病是餓出來的，可到那時為止，還是沒一個領導敢公開講，有的領導還死活不承認。父親在這次會上開了頭炮。他說，現在對水腫病認識不一致，醫務衛生部門強調多少糧發多少熱量，我不清楚二三兩糧有多少熱量，醫務衛生部門也不敢講，實話是糧食少了，熱量不夠。有些同誌不同意這樣的說法，說糧食是吃夠了的，熱量夠了為什麽發生水腫呢？這個爭論我沒研究。要說和糧食供應生活安排沒有點關係，恐怕這個結論不好下；如果說所有的病都是糧食不夠，這也恐怕有問題。糧食又少，如果生活又安排不好，會影響身體健康，這樣的說法恐怕毛病不大。水腫病的問題，領導和衛生部門要用更大的力量抓，不然明年春耕都沒勞動力了。他主張，中央撥給的 10 億斤糧指標一次下放，一次落實到公共食堂。他說： “ 躍進嘛，你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怎麽行呢？ ” 。這雖然是杯水車薪，也聊勝於無。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批救命糧就有人堅持不要，更加劇了一方百姓的饑荒。

隨著缺糧的日趨嚴重，巴山蜀水腫成一片，城裏的居民、機關、學校也出現大批水腫病人。原因盡人皆知，無可置疑，省上的領導人無一不曉，還是不許說 “ 皇帝沒穿衣服 ” 。為了製止這種可怕的 “ 怪病 ” ，大批醫務人員被派下鄉治腫病，還要編造種種離奇荒唐的病因——就是不能說餓。一些稀奇古怪的土療法也派上了用場。簡陽縣土專家張XX推出所謂蒸汽療法，道理和現代的桑拿藥蒸差不多，吹得神乎其神。主要負責人以為找到了不吃糧就能治腫病的辦法，組織現場會推廣，派大學和醫院的專家去考察，派省裏一位領導同誌去總結經驗。這位領導喊上幾個醫院和醫學院的專家學生同行，後者到那裏一看嚇壞了：就一口大鍋，裝滿水放一點草藥，鍋上安個木頭箱子，人鑽進去架上柴火燒。領導人要專家們親自體驗，他們一個都不敢。他就親自下鍋蒸，並在 1960 年 6 月召開的萬人大會上介紹經驗，說這是一種多快好省的辦法，簡陽縣的腫病人、不來月經和子宮脫垂的婦女（也是餓的），蒸一蒸全都好了。他說，現在有人反對蒸汽療法，說不科學，要蒸死人，還有人說蒸了死得快，我蒸了三次，晚上睡覺很好，我就懂得科學，我看治腫病是百分之百行。他批評說，反對的有三種人，一種是帶大皮包的，戴眼鏡的，或從國外回來的資產階級，西醫專家；第二種是帶過幾天十字包包的的假內行；再一種是醫學院訓練出來的 “ 洋娃娃 ” 。應當說，這位領導心裏其實也明白腫病倒底是咋回事。但在當時政治環境和頂頭上司的壓力下，隻能違心地說話做事，還自以為是在為黨的失誤補台哩。

這位領導人還希望我父親在這次萬人大會的總結講話中，對蒸汽療法的好處再進行補充，父親卻避而不談。他問過熟悉的專家，專家說，營養性浮腫者身體本來就虛，蒸的時候再消耗大量熱能，很危險。省委原先準備發一個在全省推廣蒸汽療法的通知，稿子都擬好了，因為包括父親在內的一些領導同誌有不同意見，結果沒有發成。但是有人依然不願拂逆主要負責人的意見，依然通知各地去參觀取經。

父親的辦法是實事求是的，他力主搞腫病醫院，把腫病人集中起來，每天保證供應一斤糧食，其中保證有半斤細糧，有專人煮飯照料。後來各個公社都成立了這樣的腫病醫院。父親一再強調，不管再困難，一定要首先保證腫病醫院的糧食供應。但是在饑荒遍地的時刻，這個要求落實起來太困難了，有的地方隱瞞病情不報，有的將病人的糧食瓜分，更多的情況是根本拿不出糧食，因為批下去的糧食都要在“庫存”裏拿，而基層上報的“庫存”根本就是子虛烏有。1960年冬天到來的的時候，各地腫病、婦女病、兒童病（都是因饑餓而起）的報告如雪片般飛舞，父親主持起草了“中共四川省委關於搶治腫病的通知”，這是省委第一份關於搶救腫病的通知，也是第一次明確地將腫病和營養不良聯係起來的正式下發文件。通知規定：迅速查清病人人數，集中治療，采取營養補充、治療、休息三結合的辦法；病人的糧食、蔬菜、食油、治療費用必須落實；病人住的地方要防寒保暖，“如有困難，應決心把區、公社、管理區的辦公室騰出來”；“病人好轉後，必須療養一段時間，不應馬上參加勞動”。文件草擬好後，他批示分送各書記閱。原稿中，他還是不提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蒸汽療法，但省委第一書記審閱時又專門加上了“要繼續推廣蒸汽療法”一段。

通知下發不到一個月，他再次主持下發了一個補充通知，嚴厲批評有的地方“措施不力，病人人數至今不清，半數人沒有得到治療。醫院管理很差，病人生活不落實，病情仍在發展”等情況，要求“第一書記親自出馬抓落實”，並限定在一個月內將落實情況向省委作出書麵報告。到了“夏荒”的7月，他根據經驗，叫省衛生廳組織工作組，到宜賓、雅安、樂山調查治療情況。果不其然，調查組回來向他報告，“7月以來全省病情普遍上升，死亡顯著增加，情況比去冬今春還嚴重”。他立即轉發了衛生廳的調查報告，然後召集有關部門開會製定明確的處理方案，將救治需要的糧食、鹽巴、食油一件件抓落實。省除害滅菌領導小組向他報告說，半斤細糧解決不了問題，應該提高到一斤，醫療費也要全免，他批示同意，並寫到“再也不能這樣放任自流拖下去”。

這些腫病醫院就靠這點糧食、糠、和各種“代食品”救了不少人命。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大家都挨餓，隻有先照顧瀕臨死亡的人了。後來生活好轉，這種 “ 病 ” 就無影無蹤了。

萬萬火急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是傳統的糧食基地。抗戰八年，四川人民為抗戰貢獻的糧食達240多億斤，年均30億斤，占國民黨統治區的三分之一。從建國初開始，四川每年都大量外調糧食，與此同時，四川農村的留糧水平和城市人口的糧食定量卻是全國最低的。這種格局一旦形成，要改變很難。大躍進以來，一方麵糧食產量連年下降，一方麵給中央虛報的產量越來越高，外調越來越多，這一減一增，問題嚴重了。

有人說，我父親盡幹些費力不討好的事，這話可能有點絕對，但從 1959 年糧食緊張後讓他主管糧食和財經，就是件得罪人的苦差事：上麵任務重了得罪下麵，照顧下麵的困難得罪上麵；國家有困難中央要糧不能不服從，眼睜睜看著老百姓餓肚子於心何忍？但糧食就那麽多，顧了這頭顧不上那頭。新華社資深記者 紀希晨回憶當年的一幕說，有天晚上他參加中央召開的電話會議，一位中央領導點名向四川催調糧食，說武漢上海快沒糧食了，命令四川連夜順長江緊急運糧。他聽見我父親說：“知道了，知道了。”轉過身，父親苦笑著對他說：“江蘇、安徽、湖北放了那麽多高產衛星，為什麽還要從四川調糧？我們省的存糧快要調空了，叫我從哪搞糧食呀！”

1962 年父親卸下 這付重擔後，他在黨校講：“19 59 年以後我管糧食，得罪了不少人，批評了不少人，現在這個工作給趙蒼壁同誌去管了，我現在可以當好人了！”眾所周知，這一年糧食情況大大好轉了。

父親處在兩難的境地中，能做的他盡量做，必須做的他不能不做。省糧食廳1960年初報告， 1959 年的糧食入庫數與預計的相差甚遠，外調相當困難，有關餓死人的情況也不斷報告到省裏，情況之危急，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說大躍進初期，有的領導同誌是因為頭腦發熱，上了虛報浮誇的當，到這個時候，大家都知道繼續大量外調糧食的可怕後果了。然而嚴酷的現實是，此時全國都陷入了空前的糧食危機中，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麵臨隨時斷糧的可能，絕境之下， “ 丟卒保車 ” 不得已而為之。用當時有的領導幹部的說法：“人死在山溝裏總比死在王府井大街好”。

1960 年 7 月 11 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給父親打來電話，說全國包括四川的糧食調撥計劃完成緩慢，京、津、滬、遼等地不斷告急，北京天津隨到隨銷，入不敷出；上海沒有大米，遼寧的糧食庫存不足兩天。先念同誌指示，務必請你們繼續大力支援，突擊調運糧食。來電說，這個時候要求你們突擊運糧是有困難，但情況緊急，必須盡一切努力保證京、津、滬、遼的糧食供應不出問題。第二天，父親將電話記錄轉發各地委，告訴他們：各地雖有困難，也應當照顧大局，省上已經對原先的調撥指標做了減少，不能再減了。隨即省委召集各地委主要領導做工作。事到如今，大家隻好攤開來說，反映了缺糧的許多實情，有的同誌很激動，說再調糧還要死多少多少人。省上的領導則說，這些情況我們也了解，已給中央做了反映，但中央還是要求調，我們隻能顧全大局。

當時省委主要負責人正在北戴河開會。為了讓中央更了解四川麵臨的困難，省委經過集體討論，對原先上報的糧食產量做了重新評估，得出結論：四川 1959 年的糧食產量不是原先估計的 1350 億斤，實際上是 600 億斤不到，低於 1958 年，因而國家調撥任務也應該低於 1958 年，如果外調任務超過購銷後的差額，省內的糧食安排就毫無辦法。因此本年度的外調任務，很有必要給四川緩和一下，原先 45 億斤的外調任務，最好減少到 28 億斤，最多不超過 32 億斤。省委將研究的情況報告了在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省委主要負責人。他據此給李先念寫了一封信，轉告了省委的意見，並表示他個人完全同意這個意見，應當減少四川的外調， “ 就全省的情況估計，我們能完成的數隻能到此為止 ” 。但是中央並未采納這個意見。 8 月 15 日，中央向各地發出確保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稱 “ 當前糧食調運問題是拖不得的。因為現在的安排是一個蘿卜頂一個眼，任何一個調出地區稍一拖延，等待調運的地方馬上就有脫銷的危險 ” ，要求各地必須堅決執行， “ 時間緊迫，萬萬火急 ” 。

這便是“萬馬奔騰”的大躍進，造成的 “ 萬萬火急 ” 後果。

這還有什麽可說的呢？整個 1960 年的下半年，中央的中心工作由大躍進、反右傾轉到 “ 吃飯第一 ” ，催促調糧的指示如十二道金牌一個接著一個，全川動員了大批勞動力肩挑背扛、雞公車推架子車拉，將糧食集中到交通沿線，汽車火車船隻晝夜不停向省外運糧，緊張的時候，幹部放下工作，學生停課，全民參加運糧，場景之悲壯不可言輿。

一係列的政策錯誤，加之沉重的外調任務，使四川的經濟和人民的生命遭受慘重損失。大躍進以來，四川以糧食多、外調多聞名全國，主要負責人也因此得到風格高、顧大局的稱讚。 1961 年以後，四川的糧食垮了，從施主變成叫花子，向中央要糧食的事就落到我父親頭上，每次到北京開會，都要硬著頭皮向中央開口要糧。到 1962 年，全國經濟已經好轉，而四川由於欠帳太多，糾左又不及時，遲遲未能擺脫困境。這年三月底四月初，父親到北京參加人代會時，再次向中央要糧。 3 月 31 日，總理和李先念召集四川和雲南、貴州、湖北、江西、浙江、江蘇等省的負責同誌開會，由父親匯報四川的糧食情況。父親匯報說，今年小春估計要減產三分之一，交了征購，農民每人大概隻有 20 斤口糧。總理問胡豆收成好不好？他說過去一畝地收一百多斤，今年一畝地隻能收二三十斤。總理問油菜咋樣？他說原計劃種 500 萬畝，收 3 億 5 千萬斤，實際隻種了 350 萬畝，收 1 億 5 千萬斤還不可靠。現在農村糧食供應標準是老秤（ 16 進位） 6 兩到 8 兩，有的地方還不到 6 兩，患腫病的人又多起來，有的地方還在死人。過去四川有 3000 多萬畝冬水田，因為19 59 年搞瞎指揮，把冬水田放幹種小春，想一年收兩季，結果 1000 萬畝冬水田灌不上水，變成了幹田，不能種水稻了。全省庫存糧食隻有 5 億斤，僅僅是一點倉庫底子，都在偏遠地方調不出來，交通沿線的倉庫完全空了，今年夏荒問題嚴重。今年不僅調不出糧食，按最底口糧標準還差 5 億斤才安排得下來。

父親匯報後，總理感慨地說：四川是顧全大局的，這幾年糧食調得多了，特別是19 59 年到19 60 年調了 45 億，19 60 年到19 61 年調了 25 億，這就調過頭了，如果19 60 年隻調 10 億斤或 15 億斤，現在就不會這樣緊張。這幾年實事求是不夠，我們是有責任的，在1月份的中央 七 千人大會上我已經說過了。現在四川有困難，糧食很緊張，他們提出差 5 億斤糧食，按實際情況應該說不算多，僅僅靠中央解決有困難，今天讓長江流域各省的同誌來聽匯報，要請你們支援，在這裏向大家化點緣。總理最後說，今年四川的糧食就不外調了，請長江流域各省馬上支援四川 5 千萬斤糧食。當時各省領導有的表示 “ 打電話回去商量 ” ，有的則沒有表態。第二天總理繼續開會，當場下達任務：四川急需糧食，湖北、江蘇各調 1 千萬斤，江西、浙江各調 1 千 5 百萬斤。還說，19 59 年四川向湖北調去不少糧食，現在四川有困難，湖北也應該支援一點。

一個號稱天府之國的糧食大省，不僅不能向外調糧，還要伸手要糧，在全國各地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總理親自出麵化緣，直至下命令派任務，建國以來還是頭一回，搞到這步田地，實在臉上無光。但那年月的事情就是這樣：到處一片叫好聲的時候，恰恰是形勢最嚴峻的時候；到處一片叫苦聲的時候，恰恰是形勢好轉的時候。就在這一年，四川的農業生產從低穀中走出來，在連續三年大躍進、連續三年減產之後，實現了真正的增產，秋收之後，人民告別了饑餓的歲月。

堅持糾左

1960 年冬開始，黨中央毛主席果斷采取一係列退卻措施，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糾正農村工作中左的錯誤，確定了國民經濟 “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 的方針，降低了工業生產指標。全國許多省緊跟中央的部署，激流勇退，開始從困境中走出。四川卻行動遲緩，在農、輕、重先後安排、解散公共食堂、下放基本核算單位、下放毛豬、分自留地、開放市場等關鍵性的問題上一拖再拖，使錯誤得不到及時糾正，困難繼續發展。父親對此十分不滿，在一些問題上公開提出反對意見。

大躍進造成的最大困難是饑荒，造成饑荒最直接原因是工業建設規模太大，那時國家的工業底子太薄，工業的原始積累完全靠農業資源、靠剝奪農民來完成。由於工業和基本建設攤子鋪得太大，大大超出了農業的承受極限，導致農業全麵崩潰。四川的問題更突出，省委主要負責人後來說，四川的問題出在 1959 年下半年到 1960 年上半年，這話不錯。在反右傾的高潮中，四川的基本建設變本加厲，鋼鐵生產指標翻番，施工項目猛增到 6000 多個，光水利建設就上了 600 多萬人！為了保證這些人的糧食供應和外調，不得不征購的糧食占到當年實際產量的將近一半，大規模的饑荒隨即爆發。十分明顯，要改變局麵，首先要壓縮工業和基礎建設規模，減輕農村的負擔，所以中央提出 “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 的八字方針，和農、輕、重的先後秩序。大躍進實際上是一場工業化運動，是把以鋼鐵為代表的重工業放在第一位，輕工業放在第二位，農業放在無償為工業提供人力物力的末位。調整後，把事關肚皮的農業放到第一位，把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放在第二位，把重工業 “ 關、停、並、轉 ” 壓下來。這無疑是明智之舉。

在中央提出這些方針後，四川遲遲不退，省委不少領導同誌對此都有意見， 1961 年夏天，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貫徹八字方針和毛主席提出的 “ 農、輕、重 ” 秩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中央對四川的鋼鐵和糧食產量做了調整，把鋼鐵產量降低了一半，這對四川是件大好事，可省委主要負責人卻一再說 “ 就是要頂住，不能退 ” ，堅持原先的指標不放。小組會上，包括父親在內的幾位領導都提出反對意見，說把鋼鐵指標降下來，可以返還大量勞動力回農村，同時減輕農村的糧食負擔，符合中央的方針，可他根本聽不進去，會上發生了爭論。

事關全川百姓的生存大計，父親堅持自己的意見。回到四川，他在傳達這次會議的報告中說，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是正確的，中央去年就提出來了，但在我們領導工作方麵，貫徹不力，沒有很好地抓調整。現在看得很清楚了，工業主要毛病是高指標，搞得太多了，非降下來不可。要用更大的力量抓農業，抓糧食，工廠沒有原料，充其量停工，加工不出東西來。嘴巴這個 “ 工廠”，一天也不能停，關了門就要出問題。在四川大多數領導同誌的堅持下，四川的工業指標還是做了調整。

公社化以後，城市和農村的集市（農村叫趕場，城市叫自由市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東西，統統取消。城鄉所有個體經營活動均被禁止，由國營商業取代。 1960 年底中央發出十二條緊急指示，其中一條是開放初級市場，恢複農村集市，允許農民買賣自己生產的農副產品（糧油等國家統購物資除外）。父親對開放市場十分積極，迫不及待搞了幾個試點。當時一些幹部有顧慮，擔心犯錯誤，擔心這條 “ 資本主義尾巴 ” 搖起來不好收拾。 1960 年底的地、市、縣三級幹部會議上，父親要求大家放心，說經過試點，證明開放市場沒有什麽壞處，各地回去後就可以全麵的開放，自己封鎖自己的情況再也不要繼續下去了。

這條 “ 資本主義 ” 的口子一開，城市的自由市場也自發萌生，由於政府禁止，被稱為 “ 黑市 ” ，屢遭取締打擊卻屢禁不絕。父親對此持開明態度，他從青年時代就比較有經營頭腦，我想如果他從商，應該是個不錯的商人。父親認為在國營商業凋敝、生活物資極其匱乏的情況下，開放城市初級市場，對活躍經濟，滿足人民生活需求利大於弊，與其讓黑市屢禁不絕，不如讓他合法化。為此他多次提出意見，以至在一次省委工作會議上和主要負責人針鋒相對起來。主要負責人說：“重慶、成都兩市不搞初級市場，城市要禁止。”父親接著說：“是讓它公開搞還是搞黑市？是好處多還是壞處多？要比較，好處多還是要搞。管是容易，下道命令就行了。現在城市居民吃不到菜，如果一壓，又沒有了。”

大躍進中，城鄉個體工商戶悉數取締，鄉鎮居民被趕到工廠農村勞動，由 “ 不勞而獲的剝削者 ” 成為 “ 自食其力的生產者 ” 。曾經十分熱鬧的鄉鎮變得一片蕭條，行人歇腳吃飯的幺店子、川人不可或缺的茶鋪都絕跡了。中央紅頭文件上隻開了農村集市的口子，但是顯而易見，要恢複經濟，方便群眾生活，僅僅允許農民三五天趕一回場是不夠的。父親有次下鄉，路上遇到一隊到外地買耕牛的農民，帶著鋪蓋卷、糧食、鍋碗、牛草，吆著從外地買回的牛趕路。他下車同他們交談，他們說一路上都沒有吃住的地方，隻有自己解決，一路埋鍋造飯，睡露天壩。當時正值十冬臘月，他聽了心理很難過。隨後在省委的電話會議上，提出恢複鄉鎮交通沿線的個體食宿經營。他說，現在許多鄉鎮，除了幾個國營的商店外，關門閉戶。出門的、吆牛的、擔鹽巴的，都要自己擔糧食柴火鍋灶，挖個坑自己煮飯，住處也沒有，還要背鋪蓋，這個問題就大了，又辛苦又浪費勞動力。交通沿線的旅館、幺店子、飯館可以恢複，首先要求場鎮上把那些關門閉戶的店子恢複一部分，縣城有許多空房子，可以搞一些服務性的經營。這個問題不解決，光是三五天趕一場，賣點柴火就走了，這不解決問題。他甚至打起機關招待所的主意說：“現在修了很多招待所，縣委有，縣人委有，各個係統有，這些招待所使用價值很小，除了開會和接待上麵下去的同誌，一般都不用，這是浪費。可以考慮對外營業，既物盡其用，又貨幣回籠 ” 。他的這些主張和做法，在當時要頂住非議，但對恢複經濟、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促進作用。

大躍進期間，農村基層幹部被整得很慘。他們既要被迫執行種種錯誤荒唐的指令，還要承擔由此造成的嚴重後果。每一次大的運動，都拿他們開刀，都要來一次幹部大換班。他們中的一些人確實幹過打罵群眾的壞事，但根源來自於上麵的壓力和慫恿。比如，有個區委書記反映征購任務太重完不成，縣委書記就掏出手槍說，完不成，槍斃你！有的幹部怕完不成任務挨整東躲西藏，上麵威脅說，“你躲到天上追你到天上，你埋在土裏追你到土裏，非完成不可！”發生過縣幹部打公社幹部、公社幹部打大隊幹部、大隊幹部打生產隊幹部，幹部打群眾，群眾逮到機會也打幹部，諸如此類層出不窮。共產黨從土地革命以來的上下級關係、幹群關係，從來沒有這麽糟糕過。

反右傾運動中，省委提出 “ 全黨一條心、一股勁、一個樣，為實現1960年的大躍進而奮鬥 ” ，推廣樂至縣幹部大換班經驗。所謂 “ 楚王好細腰，國中多餓人 ”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於是大批被視為右傾的基層幹部被批鬥撤職，乃至於發展到開會打瞌睡者、接電話怠慢者、開會遲到者、戀家顧家者都不可幸免。有時一個電話就宣布撤職，有的一天被不同的領導撤職三次。全川基層幹部半數以上撤職 ( 公社、大隊級 ) ，多者達十之八九，被撤職的幹部普遍被批鬥、毒打甚至抄家， “ 巴巴掌上台，棍棍棒棒下台 ” 成為基層幹部命運寫照。 1960 年底又開始糾左，基層幹部再次成為替罪羊，三高五風（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打罵群眾、腫病、餓死人等等都歸罪到他們頭上，一批人被逮捕，大批幹部被羈押集訓交代“罪行”，有的地區被羈押者達數千人之多，開始又一輪大換班。許多人至此心灰意冷，幸存者躺倒不幹，新任命的不願幹，中層幹部抱怨說，諸葛亮三顧茅廬出山，現在的幹部七顧八顧都請不動。一時間公社以下幾成無政府狀態。

以整頓落後社為名的這一輪基層幹部大換班，在主要負責人看來是對右傾複辟勢力的反擊，他把這次糾左和 1959 年開初的糾左以及後來的反右傾相提並論。他在 1961 年 2 月的省委 一屆十四 次全會上說，現在廬山會議前的一些苗頭已經有了，十二條（指 1960 年底中央糾左的十二條緊急指示）下來後，地主富農反革命躍躍欲試，所以前一段情況有些不妙，他們以為機會來了。所以我們糾左時突然來一個整三類社（即落後社），給反革命一個打擊，一個嚴重的打擊。他也許以為19 59 年廬山會議的那一幕會重演，依然沿襲著左的思路。父親對此深感不妥，會議結束後便到下麵調查，回來在省委的會議上說，現在基層幹部情緒消極，整風整社中背了包袱躺倒不幹的占三分之一，怕以後脫不了手不敢幹的占三分之一。認為當幹部是巴巴掌上台、拳頭錠子下台，沒有好下場。這樣下去，幹部大批躺倒不幹，怎樣穩定生產？逮捕、集訓的幹部結局如何，對台上的幹部影響很大。總的原則，是能解決的盡快解決，不能往後拖，目的是把所有幹部的情緒穩定下來，把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拖下去是沒有好處的。父親從革命戰爭年代、從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開始就深深地懂得，愛護、珍惜每一個幹部，就是愛護珍惜革命事業，關心體貼幹部成為他自覺自然的行為，尤其對幹部政治生命的負責，曾感動過許多同誌。為促成這批幹部的解放，父親做了很大努力。直到“文革”期間，一些當年受過冤屈的幹部還來找他申述，經他的幫助才得以糾正。

風雨同舟

父親在領導崗位上經曆的風風雨雨，我們當時是懵然不知的。他在家裏本來話就少，現在話更少，工作上的事更不會給孩子們漏半句。我能感受到的是社會和家庭生活的變化。

我們家所有的孩子從小都是住校。我從幼兒園開始直到初中畢業，基本上都是吃住在學校裏，在集體生活中長大。父母的想法是隻要孩子身體健康，就盡量讓我們生活在集體之中，以避免生活上特殊化、精神上貴族化。那時候我正在讀初中，學校夥食很差，我又是長身體的時候，成天覺得肚子裏空落落的，饞得要死，周末回家都象餓死鬼一樣找吃的。我讀書的省立第一中學，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女子中學，班上多數人都是平常人家的女孩，還有少量郊區農民的孩子。學校離家不遠，走路用不了半個鍾頭，本可以走讀的，但父母還是要求我繼續住校，和同學們一樣吃住。我想父母還有一個意思，是希望表現領導幹部的子女與群眾同甘苦，在艱難的時期維護黨的威信。

和同學們生活在一起，使我了解不少群眾生活的困苦。班上有一位來自成都郊區金牛公社的農民女兒，她多次邀請我去她家耍。記得那是一個周六的下午，放學後我跟著她走了很長的路，傍晚才走到她家。進門隻見家徒四壁，幾乎沒有什麽家具。她的家人見我來了非常高興，立刻到公共食堂去打飯招待我。我也沒見到她家有鍋，大約在大煉鋼鐵時交出去了吧？她母親拿去盛飯的是一支黑糊糊的小木桶。等飯打回來我一看，天啊，這哪叫什麽飯？就是小半桶清湯寡水、見不到幾粒米的菜湯。不僅看上去髒兮兮的，而且是涼的，難以下咽。這就是當年農民在公共食堂的夥食。在一家人楞楞的目光下，我心裏亂遭遭地喝下了這碗菜湯。後來我想，他們家的意圖，大概是想通過我讓上麵了解農村的實情，因為他們相信，真實的情況都被掩蓋了，上麵被那些吹牛造假的人蒙騙了。當時我雖然不能完全理解他們的意圖，但回到家裏，立即將這次農家作客的情形一五一十告訴了父母。父親臉色凝重，無聲無息的踱進辦公室。媽媽歎口氣說：她是要你告訴我們，農民快要活不下去了。

這些情況父親怎會不知道呢，他知道的比這還多得多。幹部、群眾的生活有多苦，意見有多大，父親心裏壓力就有多大。我們通常隻能在飯桌上見到他，現在已經見不到他的笑容，總是很疲乏的樣子，繃著臉匆匆扒幾口飯，放下筷子就站起來走人。孩子們很納悶，過去在飯桌上他問一問學習、嘮一嘮家常的場麵怎麽沒有了？以前我們在飯桌上講笑話，要挨媽媽的訓，責怪我們嘰嘰呱呱地不好好吃飯。現在為了讓父親放鬆一些，媽媽開始 “ 征集 ” 笑話，號召我們說： “ 你們誰會講笑話，說來聽聽啊，看能不能讓我們笑。 ” 我是家裏比較淘氣的一個，往往自告奮勇，如果逗得爸爸笑出來，便頗為得意。如今想起來，不知是我的笑話成功，亦或是父親為了安慰媽媽的良苦用心？這一幕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至今不能忘懷。

1959 年廬山會議那個暑假，我媽媽去金牛壩招待所的省委廳局級幹部學習班學習。金牛壩有個室內遊泳池，我們乘機到那裏去遊泳。當我們整天在遊泳池裏嘻戲時，根本沒有想到母親正在經曆一場嚴重的政治打擊。

省委主要負責人回來傳達廬山會議精神，有個全國獨一無二的發明：先把彭德懷、張聞天、李雲仲的意見書翻印給到會者看，然後人人表態，進行 “ 政治測驗 ” 。不知底細者對彭德懷等人的實話發表讚同意見，就上了黑名單，然後再宣布中央處理彭德懷的決定，當發表讚同意見者發覺上當時，已經悔之晚矣！而且層層這麽搞下去，抓出大批 “ 右傾 ” 分子，我母親就是其中一個。

父親在廬山會議後期去參加了批判彭德懷等人的八屆八中全會，對反右傾的情況清楚。但他組織觀念極強，無論他個人的想法如何，一旦成為省委的決定，他就老老實實按規定辦事，同事、朋友、老婆孩子都別想從他口中聽到不該知道的東西。媽媽當然一點也沒有聽到又要反右傾的風聲。她是讚同彭德懷的意見書的，她以一貫的坦蕩胸懷和對黨的忠誠，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她甚至還列舉事實，證實彭德懷所說的問題確實存在，急待糾正。這就在劫難逃了。母親遭到批判，被定性為“三類幹部”，即“嚴重右傾”，離最高的四類幹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隻差一步，這可是一頂壓得死人的大帽子。母親驚恐之餘，埋怨父親為什麽不給她“漏底”。她也不是沒有道理，事實上在“考試”前，一些人就通過某種渠道知道了底細，往下搞“測驗”的時候，“標準答案”已經在他們中秘密流傳。母親卻蒙在鼓裏，她能不生氣嗎？說實話，這件事情回想起來，連我都會站在媽媽一邊埋怨父親，唉，他就是這樣一個人，為了黨性，他的親人們常常要忍受比別人多一些的委屈和不公平。

從小到大，我很少見父母爭吵。一則因為母親敬重父親，總是以他為楷模教育子女。二則我父親脾氣很好，他從來不打罵孩子，更沒有見過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發脾氣罵人訓人。我家的媬姆王大娘，解放初就來到我家，我非常愛她。記得她對我說： “ 你爸爸脾性好得象菩薩一樣 ” ，母親想和他吵也吵不起來。然而這次他們真的吵起來了，也許父親有他的理由，他認為組織上的規定不能隨便違反，有意見不可以不分場合亂放炮。他們躲在父親的辦公室裏，壓低嗓門爭吵，孩子們聽不到他們說了些什麽，隻是看見媽媽出來時哭紅了眼睛，才覺得事態嚴重。據資料記載，在四川省委的這一輪“反右傾”的鬥爭中，被錯誤批判的幹部達38萬之眾，這大約還不包括象我母親這樣的“三類幹部”。

母親就這樣成了“右傾幹部”，作了好多的檢查流了好多的眼淚。不知道是否父親的麵子也起了點作用，最後的組織結論是 “ 關鍵時刻不堅定，與黨離心離德 ” ，勉強過了關。但這頂“三類幹部”的右傾帽子，始終還是她的一個 “ 問題 ” ，文革一開始，又被翻出來批鬥。自從媽媽成為 “ 右傾幹部 ” 以後，家庭裏失去了合諧和快樂，飯桌上的笑話也徹底消失了，那種壓抑感我能深深的感受到。而這時饑餓的災難也降臨到中國的幾乎每個家庭。直到幾年以後人民生活好轉，溫馨和歡樂才重新回到我們家中。

沉痛的教訓

1962 年 1 月，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其 “ 擴大 ” 的範圍一直到縣委書記，達到 7 千多人，在黨史上絕無僅有，史稱七千人大會。四川參加會議的人數最多，有 400 多人。會議的目的是統一思想，團結全黨。因為大躍進以來一係列的政策錯誤，和由此造成的慘重損失，在黨內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亂。各級幹部，尤其是處在工作第一線的幹部怨氣很大，他們曾為大躍進的號角、為呼之欲出的共產主義天堂鼓起萬丈豪情，他們曾在重重壓力之下說過假話幹過荒唐事，他們眼睜睜看著人民餓肚子，他們中的許多人因為說了幾句真話挨過整，心裏憋著一股氣。

會議第一階段比較平靜，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總結了幾年來的經驗教訓，各會議組的幹部們也各自總結經驗教訓。大躍進的錯誤是全國性的，路線政策來自中央，但四川有一些更左的地方。比如在中央已經開始糾正浮誇風瞎指揮的時候，繼續大搞萬斤田和荒唐密植；以 “ 積極理解 ” 為名不貫徹毛主席黨內通信的六條指示；一再搞 “ 反瞞產私分 ” ；用誘供的方式抓右傾分子；外調糧食過多，把口糧標準壓到全國最低；在全國最後解散公共食堂；在全國最後下放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等等。尤其是餓死人為全國之最，讓許多同誌“想起脊背發涼，提起黯然淚下”。這些錯誤，作為全省最高領導機關的省委，自然應當深刻檢討。省委主要負責人提議，由我父親代表省委做檢討。父親心裏雖然也有怨氣，但認為自己是省委主要領導之一，也確實犯了錯誤，就接受了這個任務。檢討稿是省委領導集體討論通過的，由父親拿到會上念，結果代表們認為檢討不深刻不徹底，議論紛紛很不滿意。主要負責人解釋說，大章同誌隻是檢討了農業方麵的問題，工業方麵的錯誤還要由陳剛同誌再做一次檢討。陳剛書記多年主管工業，對情況很熟悉，但檢討稿卻是由主要負責人指定的幾個秘書寫的，結果還是過不了關。

檢討過不了關的主要原因是大家認為責任應該在這位主要領導人身上，因為他是第一把手，而且獨斷專行，作風霸道，許多錯誤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既不帶頭檢討，大章和陳剛出麵做的檢討又沒有觸及要害，他們不服氣。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在饑荒年曾到重災區梁平縣代理過一段時間的領導工作，當時的縣委書記領他去看了一個餓死人最嚴重的村子。他說：“看了很難過啊，和我們打完淮海戰役，雙堆集附近的那些村子情況相仿：屋門一個個是敞開的，屋裏都是雜草和灰塵，後麵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墳，村裏村外看不見一個活人。”他還去看了腫病醫院，那裏是一些剛消了腫的幹瘦如柴的人，是糠和黃豆粉做的 “ 營養丸 ” 救了他們。這些情景讓這位參加過淮海戰役的老兵痛心疾首。七千人大會上他怨氣很大。他認為會這樣開下去，不能真正達到吸取教訓、修正錯誤的效果，一怒之下，他給中央寫了一封匿名信，曆數四川抵製毛主席黨中央有關糾左指示的錯誤。他在信中說，中央提倡講老實話，可四川的幹部上上下下都不敢講話。這次到北京開會，本來抱著很大的希望，希望能夠把肚子裏的話都說出來，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結果開了十幾天會，還是不許講話，大家又象在四川開會時那樣，坐在那裏磨時間。他在信中疾呼： “ 四川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還是沒有餓死人？誰也不知道。象這樣嚴重的問題， XXX 怎麽敢叫下麵講話呢！ ” 中央辦公廳收到信後，轉發政治局常委參閱。

也許正是這封信改寫了曆史。幾天以後，毛主席作了關於黨內民主集中製的著名講話，他說，我們有些同誌，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有一個省開會本來是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裏一坐，鴉雀無聲。你坐到那裏去幹什麽呢？平素養成了這樣一股風氣，當著你的麵不敢講話。有了錯誤，一定要做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家批評。他講了劉邦 “ 從諫如流 ” 的故事後說： “ 我們現在有一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象項羽。這些同誌不改，最後是要垮台的。 ” 在毛主席的倡導下，會議延期，讓大家 “ 出氣 ” ，用主席的話來說是 “ 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大家滿意 ” 。

毛主席講話令全場歡聲雷動，四川的幹部們覺得主席把他們憋在心裏的話都講出來了。這位主要負責人感到壓力很大，可能感覺到了有人 “ 窩裏反 ” ，於是找我父親說：主席這個講話，主要是對我們四川的。我們四川省委是團結的，工作有成績是大家的功勞，錯誤也是大家一起犯的。他這話後來被人總結為 “ 團結起來犯錯誤 ” 。接著他在四川會議組做了檢討，並要大家提意見。聽了主席的講話，大家勁頭來了，有人火氣很大，話說得很尖銳，弄得他下不了台，還流了淚。後來鄧小平同誌到會說，省委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帳不能都算到哪一級頭上， XXX 同誌也不要再作檢討了。這才平息下去，檢討算是過關。

七千人大會後，各級都繼續做檢討，同時發揚黨內民主，聽取意見汲取教訓。省委主要負責人可能覺得有些委屈，也許覺得由我父親出麵更容易緩和大家的情緒，仍然讓父親代表省委和省人委做檢討，自己大部分時間在基層搞調查。對此許多幹部有意見，認為由我父親做檢討不合適，因為大家都清楚，那些造成最大損失的失誤都不是我父親決策的，很多東西他還千方百計地抵製和挽救，他這幾年的所作所為有目共睹。 “ 團結起來犯錯誤 ” 的提法也是有意把責任推給下麵。父親雖然對這位主要負責人的態度也有意見，但他真誠的認為錯誤有自己一份，檢討是理所當然的，不能推諉回避。在如此巨大的損失麵前，不管自己帳多帳少，都必須真心誠意地聽取批評，刻骨銘心吸取教訓。

其實這又是一件苦差事。 1962 年政治氣候大變，在七千人大會精神的鼓舞下，黨內外民主空前活躍，各級幹部講真話的膽子大了，對幾年來的工作提出許多尖銳的意見，省委處在十分被動的境地，父親需要麵對的情況實在是太複雜了：許多事並不是他決策的，甚至當時就提出過異議，但他現在是代表省委做檢討，不可能把責任推到某個人頭上。問題的根子在上麵，中央也公開承擔了主要責任，但作為黨的一級重要組織，不能把責任全推給上麵。黨中央、毛主席的威信和領導地位能夠不維護嗎？下麵各級組織的確也幹了些荒唐事，但如果又象前幾年那樣，棍子一層層往下打，不是重蹈覆轍嗎？上不能下不能左不能右不能，隻能硬著頭皮自己扛著。於是在如釋重負的卸下 “ 糧食 ” 的擔子後，又擔起一付也許是更 “ 得罪人 ” 的擔子。

捫心自問，和他一起走過這段曆史的人能不心存感激嗎？

當然，他能夠無所怨言地承擔這個角色，根本在於對新形勢的由衷認同。蠢事不幹了，老百姓能過日子了，上上下下敢講真話了，對他來說，還有什麽比這更開心的呢？還有什麽天大的為難呢？他是真心想汲取教訓修正錯誤的，從黨內到黨外，他一次次做檢討、談教訓，直麵人們提出的各種質詢，聽取批評接受意見。那時省黨校正在輪訓全川縣處級以上幹部，發揚民主、開展批評、總結教訓是輪訓的重要內容。父親多次到黨校講話，根據七千人大會的精神發動大家提意見，保證 “ 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 ，他說，大家有什麽意見和想法盡管提，也可以寫信控告到中央，一竿子到底，現在沒有誰敢封鎖、敢打擊報複，這一套行不通了，再搞這種事的人，除非他不要黨籍！請大家放心，我是不搞這一套的！不幸的是，“文革”中許多在黨校提過意見的人又都挨了整，這是後話。

中央表了態，大章同誌代表省委也表了態，還有什麽顧慮呢？輪訓的幹部們暢所欲言，把幾年來憋在心裏的氣都發泄出來，反映了許多昏天黑地的事情，提出許多中肯的意見。應當說， 當時有許多意見提得很尖銳，言詞也非常辛辣。作為一個領導幹部，如果不能把心態放平了，把恣態放低了，真正以民主平等的精神來聽取意見，恐怕會麵紅耳赤一分鍾也坐不住。父親坐下來參加大家的討論， 真誠地聽取和搜集各種意見。他在認認真真地思考： 1958 年以來，我們究竟犯了些什麽錯誤？表現在哪些方麵？為什麽會犯這些錯誤？這些錯誤的性質是什麽？糾正得如何？應該由誰負責？取得的成績和錯誤相比是幾開？我們應該以什麽態度對待這些錯誤？這些問題也是黨校學員們想弄清的，或者說需要統一看法的。 1962 年 6 月 18 日，他在總結報告中，對這些問題直率地談了自己的看法。

錯誤表現在哪些方麵？他說，有些錯誤是全國性的，有的錯誤四川比較突出。他列舉說： 1959 年反右傾擴大化； 1960 年到 1961 年整頓落後社，把落後原因歸結為基層幹部作風和階級敵人篡奪了領導權，隻反右不反左，擴大敵我矛盾，傷害了大批基層幹部和群眾；19 59 、19 60 、19 61 連續三年反瞞產私分，不是擴大化的問題，而是百分之百的錯誤；左的東西，19 57 年就開始冒了，195 8 年以後更多，19 57 、19 58 年沒有災荒，抗得住，19 59 年以後災荒來了，問題更突出；黨內民主作風差，第一書記說了算，聽不得不同意見，政治掛帥演變成書記掛帥， “ 書記掛帥震山川 ” 就更凶了；糧食外調過多，口糧標準太低；19 59 年工業已經不行了，19 60 年不但不下，還火上加油，造成嚴重困難；後來發現了問題，但轉變慢，如公共食堂、毛豬下放、劃自留地等，四川吃了虧，如果早一點，可以減少非正常死亡。

對幹部們反映最強烈的幾個問題，他做了正麵回答。有些問題當時是很難講清的。問題的根子在上麵，但他不能向上推；他有自己的看法，又必須站在省委角度講話，真是難為他了。但他還是不敷衍回避，盡可能實事求是地回答。比如：省委對主席的六條指示，為什麽不堅決執行？這件事其實相當微妙。從表麵上看，毛主席在 1959 年4月黨內通信中提出的六條，都是反對說假話和亂指揮的，但不見得就代表他的真實思想，省委主要負責人要求下麵 “ 從積極的方麵理解 ” ，也不見得非主席所望，否則就難以解釋主席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的表現。從父親的回答看，他是看出了其中的玄機的。他這樣回答：19 59 年3月我在北京開會，人代會上總理報告說，19 59 年農業要增產40%。難道總理的報告中央、主席沒有看過？！我在省人代會上的報告，省委都要通過的嘛。這個40%和主席的六條是打架的，要完成40%，就要把六條指示放一放；執行六條指示，40%就不能完成。這就矛盾開了，隻能完成一樣，二者兼顧困難，問題就從這裏出來。把父親這些話說白了就是：又要叫實事求是說老實話，又要繼續下不切實際的高指標，逼下麵說假話。

四川困難這麽大，為什麽不向中央報告，還要大批調出糧食？這個問題說來話長。四川糧食高征購、低標準、高外調的格局是建國初就形成了的，改變談何容易。 1957 年開始，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的 “ 三高 ” 之風驟起，外調糧食數量大幅度增加，到 1959 年倉庫基本挖空， 1960 年出大問題時已經晚了，因為這時整個國家都陷於危難之中，為了支撐大局，四川是調也得調不調也得調。父親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隻講了後半部分，他說：這個問題我們有責任，但說沒有向中央反映情況不符合事實。反映了，聽不聽，由中央決定。中央如何看，我不知道。明知四川缺糧，為什麽要調？因為不調，工業區、大城市，京、津、滬、漢沒有糧食就過不下去。現在中央做了檢查，國務院糧食部也做了檢查，承認四川糧調多了。但他也指出了問題的根源所在： “ 實際上少調一點，隻能緩和困難，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根本的問題是工業戰線太長，城市和工業人口太多，如果不調整，不說一個四川，十個四川也頂不了 ” 。

四川餓死了多少人？為什麽省委不講？餓死人的情況，當時內部已經基本掌握，也有一些幹部直接反映到了中央，具體數字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中央沒有對內公布，省委自然不能講。但這實在是太令人震驚和痛心的事，許多幹部窮追不舍，一定要討個說法，有人痛批省委 “ 上欺中央，下欺百姓 ” 。在當時條件下，我認為父親也把話講到頭了。他說：你們都是從縣、地委來的，縣裏死了多少？地區死了多少？你們不是比我更清楚嗎？你們縣上有多少人，問你們縣上的民政部門、公安部門、管糧食的、發布票的、管戶口的都知道，瞞不了的。通過條條一年兩報，中央也是知道的，欺騙不了中央的。四川幾個死人多的，一是雅安，一是涪陵，一是江津，這次人代會上，幾個死人多的地區，一個釘子一個眼，被逼得很緊，不講也不行。你們問我（指全川的數字），我隻知道非正常死亡很大，為什麽不向大家講，是因為中央主張不講好。這不是中央護短，是因為講了以後，有好處還是有壞處？這就要考慮講好還是不講好，講有利還是不講有利。

為什麽會犯這些錯誤？他歸納了六個方麵的原因。首先是缺乏搞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全黨的問題，比如共產風，上上下下不約而同都刮，所以即使中央有了經驗還不行，下麵的幹部沒經驗也要出問題。第二是對“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理解有偏差，而且“左”的偏差是主導性的，表現在急於改變一窮二白，急於向共產主義過度，這當然是主觀主義的。客觀上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壓力，赫魯曉夫罵我們是教條主義、“左”傾冒險、民族共產主義，受了刺激，有點氣。現在看來上了當，不應該動感情，不應該急。第三是從建國到19 58 年，工作比較順利，搞得比較好，有點衝昏頭腦，思想上發生錯覺，認為搞社會主義很簡單，出不了什麽大問題。第四是思想認識水平低，有盲目執行的問題。第五是作風方麵有問題，驕傲自滿，不走群眾路線，民主作風差，第一書記說了算等等。第六是政策與任務、需要與可能有矛盾，提出的任務超出實際可能，要完成任務就無法執行政策。一味求急求快工業基建戰線拉得太長，農產品無法滿足需求增長，完不成就層層壓，一個壓一個，壓到老實人也說假話，結果出了大問題。

中國有“隔代修史”之說，意思是曆史上的東西越遠越看得清楚，大躍進這一頁曆史，距今已過去半個世紀，我看父親當年的這些結論，會經得起曆史檢驗的。

錯誤的性質是什麽？父親說，我個人的看法是左的方麵的問題多一些，右的有，但不是占主導地位的。對此中央文件沒有講，今後怎麽提不知道。從幹部來講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老實人說假話，你任務壓得太重了，逼得老實人說假話，屬於好人辦壞事，這種人可以原諒，也是絕大多數。還有一種，為個人目的說假話，騙取領導信任受提拔，是思想品質問題，屬於壞人辦壞事，查出來應該嚴肅處理。

錯誤是否已經糾正了？他說，要找出病根子，也是不容易的。認識錯誤和糾正錯誤是長期複雜的過程，中央現在仍然在提五年計劃三年完成，中央怎麽講，我們就怎麽講，不同意見可以保留。四川的情況是認識遲，轉變慢，吃了虧。全國的情況是有的糾正了，有的正在糾正，否則就是漆黑一團。

成績和錯誤怎樣對比？他說：兩者對比起來，究竟成績大還是缺點大，我不敢做肯定結論。暫時不做結論比較好，恐怕將來的總結會更全麵深刻，讓客觀事實證明。現在中央沒有把四川列入工作比較壞的典型，仍然把四川放在成績第一位，缺點第二位這個類型當中，我想中央對四川情況是了解的、清楚的，不能說中央袒護四川，我不能給中央戴帽子！因此，我認為在中央沒有改變這種看法以前，我們沒有必要去改變它，也沒有權力去改變它！我想中央是從全局來考慮問題，四川的問題也是全國的問題，四川是個大省，占全國十分之一，如果四川垮下來，會影響到對全國成績的估價；如果是全國的問題，就聯係到三麵紅旗的問題；如果三麵紅旗黯然無光了，就聯係到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問題了。是不是這樣聯係來看，大家可以考慮。

錯誤應由誰來負責？他說，中央和省委都講得很明白了，主要責任由中央、省委承擔。根子確實在上麵，所以對下不能層層搞，搞到基層，又來一次大換班。對上也不能打破沙鍋問到底，無限度地追責任，中央已經承擔了責任，還要怎樣呢？對省委、省委領導人不信任是可以的，對中央、毛主席不能也懷疑起來！不要中央和毛主席，中國革命誰來領導呢？

從這些講活中我看見的是一個苦口婆心的父親，一個背著沉重十字架的父親。

“ 19 58 年以後，象發了瘋一樣，天天忙，星期天也沒有了，結果問題越整越多。 ” 他感慨地說。

“ 發了瘋一樣！ ” ——我仿佛聽見父親操著濃濃的合江鄉音，憤憤地說出這句話。

  第七章  最 後 十 年

 

                            四麵楚歌

 

“文革”十年，是父親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十年。這場號稱史無前例，恐怕也史無後例的運動，在我看來，是長期左的思想政治路線的一個極端結局。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年代，一場沒有勝利者的戰爭，它給我們留下的教訓，應該成為整個民族的精神財富，而回顧父親在這個動亂年代的作為，也讓我更深地觸摸到他的內心世界。

正如我不相信毛澤東所說，當時存在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司令部；我也不太相信現在有些人所說，毛澤東的權威當時已經動搖，他感到了威脅。我倒寧可相信，當時包括我父親在內的絕大多數高層領導幹部，盡管在某些問題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擁護毛澤東的權威、執行毛澤東的決策不會有錯。問題在於，越到晚年，毛澤東越令他們捉摸不透，他們往往搞不清楚主席在想些什麽，他天馬行空般的言行意圖何在?他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實在無以揣摩的情況下，隻能靠經驗甚至直覺辦事。到“文革”初期，這種局麵發展到極至，正確與錯誤，實際上不過是理解上的差異而已。而理解上的差異，則多半取決於個人境遇。

“文革”初期，毛澤東和黨的其他領導人在認識上的根本不同，是運動目標何在，或者說“整”什麽人的問題。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們，認識上並沒有超越曆次政治運動的老套，無非是矛頭向下的革命。派工作組、批“反動學術權威”、拋出一批“黑幫”、支持“紅五類”紅衛兵、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無不是在這個思路下進行的。所以，1966年“文革”初期，當我在上海的大學裏也準備造反時，母親急電召我回家，要求我不參與任何造反行動和組織。她根據自已的親身經曆，告誡我說：“運動後期是會抓右派的！”我相信當時多數幹部和她的想法相同。因此，當各級領導發現毛澤東的真正意圖是要把鬥爭矛頭指向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司令部”時，就全亂套了。

父親作為西南局的常務書記，千方百計想把運動控製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範圍內，他不能想象天下會有當權者發動群眾打倒自己的事，不能想象脫離各級黨的領導會出現什麽樣的局麵。他說：“我害怕壞人起來造無產階級的反，千方百計想把運動納入自己設想的軌道”，“對大民主很不理解，認為是用來對付敵人的”。他暴露的內心真實想法在當時領導幹部中絕對有代表性。他的基本認識是：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雖然有錯誤，但總的來說是好的，是按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絕大部分領導同誌也是好的。所以，運動初期他完全按西南局的決定辦事。1966年6月毛澤東主席在杭州把各大區負責人找去談話，向他們打招呼，要堅決支持“文化大革命”。當時的西南局主要負責人說身體不好，讓我父親代替他參加。父親在會上匯報西南的情況，當匯報到貴陽師範大學的工作組兩次被學生趕了出來時，毛主席說“派工作組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看清楚了才派。”“貴陽師範學院派什麽人去？讓學生自己鬧革命嘛。”父親根據毛主席的這個講話原文整理出會議記錄。在這份記錄中，父親匯報了些什麽、主席說了些什麽寫得清清楚楚，回來即給西南局主要負責人和書記處的各書記都傳閱了。這件事情，後來被認為是他當時就反對派工作組，實際上他隻是如實反映情況而已。毛主席的這個話，也沒有明確規定不派工作組，隻說是先讓它亂一下，等看清楚了才派。到7月份，他和大家一樣，覺得學校已經亂得差不多了，“文化大革命”也該到收手的時候了，於是一致同意派工作組。後來工作組撤了，他還留下聯絡員隨時報告學校的動向。又組織“官辦紅衛兵”保衛機關，等等，為阻止局勢向他不願意看到的情況惡化，可謂煞費苦心。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發表後，造反派喊出了“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的口號，局麵頓時大亂。西南局和四川省的頭頭們四處救火，火卻越燒越大。父親更是陷於四麵楚歌、內外交困的境地。第一書記平時管大事，西南局的日常工作全交由我父親打理。可當時“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事，毛澤東的意圖日見清楚後，第一書記的處境日趨被動，態度也日趨消極。到中央開會，有時回來也不傳達。先前還做些“救火”的工作，但隨著造反派的揪鬥不斷升級，他幹脆躲起來。省委第一書記處境也很艱難，被造反派抓來鬥去，無法工作。我父親當時在西南局和省委都是二把手，眼下兩個一把手都不能工作，維持局麵的事就落到他頭上。西南局的事要找他，省上的事也找他。時年父親已66歲，兩年前查出患有嚴重的糖尿病、高血壓，而且滿口假牙。為控製病情母親限量他每頓隻準吃一小碗飯，他還常常“抱怨”：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現在這匹老馬卻要背負起遠非他力所能及的重擔。他既沒有在濁浪排空的政治大風暴中力挽狂瀾的能力，也不可能達到“世人皆醉我獨醒”的境界，而卻在這場他並不理解的運動中身不由己地被擺在了第一線，這是他的不幸。

他首先要麵對的是一轟而起、氣勢洶洶的造反派。機關內部的造反派要鬥他，外麵來的造反派要圍攻他。最可怕的罪名是“叛徒”。那年月凡是有被捕、坐牢經曆的幹部，幾乎無一幸免被戴上這頂帽子。邏輯是：國民黨寧可錯殺三千也不放過一個，堅定的革命者一定會英勇犧牲，隻有叛徒才能苟活；李大章坐過四次牢卻還活著，一定是個大叛徒。不僅紅衛兵對黨的地下工作理解簡單化公式化，一些搞“地上鬥爭”的同誌也對白區工作的艱巨性複雜性不了解，甚至抱有“成分複雜，經曆可疑”、“貢獻不大”等偏見。另一頂帽子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罪行是給地主父母立碑。這一情況我在前文已經有所記述。再加上他長期擔任四川省省長，公開場合出麵和講話很多，最容易被造反派抓辮子上綱上線。總之，父親麵臨的局麵非常糟糕，機關內上上下下許多幹部都已認定，我父親被打倒已是在所難免。

盡管如此，他還是盡力支撐局麵。北京來的紅衛兵包圍了西南局和省委機關，動輒要拿頭頭是問，他得出麵表態；遭到圍攻時，在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他要低頭認罪；還要負責給這些“娃娃”們安排食宿，讓他們吃飽了睡好了繼續造反。最難的是表態。紅衛兵手持尚方寶劍，提出種種極端的口號和不可理喻的要求，一定要他表態。他代表黨的一級組織，必須按政策辦事，怎麽敢亂表態呢？比如紅衛兵強迫他認同“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是革命口號，他不同意這個口號，便被窮追不舍地圍攻。他隻能耐下性子和紅衛兵談判：“是不是可以把‘炮轟’改成‘炮打’啊？毛主席都隻說炮打司令部，沒有說‘炮轟’嘛！‘炮打’是有目標的，‘炮轟’就是打擊一大片，‘火燒’更是不分青紅皂白啊！”父親深陷在抵擋紅衛兵的第一線，常常一連十幾個小時混戰在諸如此類的有理說不清的爭辯中,疲憊已極。然而，很快他就體驗到了內外交困的更大麻煩。

政治局勢的巨變導致領導層內部的分歧和矛盾的激化。這是一場誰也不曾經曆過的鬥爭，共產黨員們在革命戰爭中可以出生入死跟著黨去和敵人鬥。那時革命目標明確，黨組織內部團結，同誌之間並肩戰鬥、生死相依，這是革命勝利的基本保障。可現在敵人在哪裏呢？毛主席說，就在我們內部！於是內部的團結便不複存在。誰是該被打倒的對象呢？當時西南局書記處有幾隻早先犯過錯誤的“死老虎”，顯然不是這次運動的對象，造反派也不感興趣。有人剛從中央或別的地區調來，對四川工作涉足不深，顯然“劣跡”不多，也較易脫身。我父親是橫跨西南局和四川省兩處的“當權派”，平時攬的事多，辮子就多；曆史上四次被捕坐牢；長期從事白區工作而被劃在劉少奇的線上，……件件都是這次運動的重點。不打他還能打誰！

內部的分歧異議使西南局書記處很難形成統一意見，常常一件小事都作不出決定。比如，從冶金工業部調任西南局書記的於江震同誌，因嚴重哮喘長期住院，當時正躺在家裏靠吸氧維持生命。父親擔心他一旦被揪鬥，性命難保，便和秘書李明誌商量，想把他轉移到內江謝家壩的地區招待所，那裏離城較遠，不容易被造反派發現。父親召集書記處會議時專門提出了這個建議，可是會開到深更半夜都沒有結果。秘書見他垂頭喪氣地出來，忙問怎麽樣？他歎口氣說：通不過。書記處有那麽三兩個人鬥爭目標已是衝著我父親來了，凡是他提出的就反對，就不讓你順暢通過。或許是因為過去工作中的磕磕絆絆、結怨甚深？或許因為嚴酷鬥爭當前，僅僅是想為自已留條後路、為自保而不願與李大章沾包？更可能是因為從根子上不被認同屬於一個山頭、一個宗派？我不便揣測。但當時的西南局書記處任何一件小事都爭吵不休，擔不起責任，推不動工作卻是不爭的事實，父親內外交困，深感為難。

在西南局，前貴州省委主要負責人對我父親意見很大，根源是貴州“四清”。他後來寫了回憶文章，對我父親多有指責。在此我也想說說自己了解的情況。

“四清”即開始於1962年底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主要是對農村基層幹部進行以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和清工分為主要內容的階級鬥爭，簡稱為“四清運動”。

貴州在大躍進中曾經很左，是和山東、安徽、河南、甘肅,等省並列的餓死人最早、最多的重災區。1960年初，貴州已經出現嚴重餓死人的現象。當時的這位省委第一書記卻向毛澤東邀功報喜道：“全省公共食堂辦得好的和比較好的占80％。”其經驗是沒收自留地、把糧食和所有生存資源集中到公共食堂，使農民無法自己開夥，隻能參加公共食堂。由此得到毛澤東讚揚，說貴州的經驗是一個科學的總結。批示全國“一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

實際上，“四清運動”與早幾年的大躍進、大饑荒有著直接的關係。因為毛澤東主席認定大饑荒的主要原因是階級敵人的破壞和民主革命不徹底，是由於幹部隊伍出了問題造成的。1963年，中央監委和西南局多次接到貴州省幹部群眾的揭發投訴信，中央監委和西南局派工作組到貴州調查後認為，有一些部門領導權掌握在壞人手中。1964年8月，中央派我父親任團長、監察部長錢英任副團長帶工作組到貴州搞“四清”。10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到貴州了解情況後，回去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把貴州的問題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並於同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貴州爛掉了”。由此可見，“貴州爛掉了”的說法，其發明權、話語權都不屬於我父親，而那位主要負責人卻為此話對我父親耿耿於懷幾十年。

中央工作團在貴州的“四清”運動前半段，是按照劉少奇的“四清”路子搞的。從全國調兩千多幹部到貴州搞大換班，也是少奇同誌決定的。而劉少奇在“四清”中遵循的路線，實際正是毛澤東在1961年八屆九中全會上確定的。毛主席曾在八屆九中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全國20％的縣、社、隊爛掉了，被篡奪了領導權。全國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指大饑荒)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複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紮根串聯的辦法，重新組織階級隊伍，開展對敵鬥爭。階級鬥爭的對象有兩類：鑽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

顯而易見，這些基本方針從一開始就決定了貴州四清工作團在執行中必定會擴大打擊麵，傷及自己的同誌。我父親是工作團團長，他從來沒有否認自已在貴州四清的錯誤中應當承擔的責任，他承認傷害了一些幹部。從四清工作團撤出貴州那天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檢討自己的錯誤。但他又始終認為，中央組織工作團到貴州並非空穴來風，當時的省委主要負責人和少數領導幹部有其自身的問題。貴州當時太窮了，老百姓窮得連褲子都穿不上。人民剛剛從饑餓和死亡中恢複過來，領導層就大搞樓堂館所，從省一直搞到縣，而這些名為招待所的樓堂館所，實際成了少數領導的別墅、私宅。貴州人民的貧窮和省委花溪招待所的豪華當時都達到全國一流。依山而建的別墅群掩映在森森林木之中，華貴的裝修、寸多厚的純毛地毯，脫離老百姓的生活太遠。父親到貴州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封閉花溪招待所，停止其他在建的所有項目。而且要求深入到各地區的工作組不準住新建的招待所，和當地幹部群眾保持一樣的生活水準。當時的這位省委主要負責人住高級別墅，有自家的雞場和果園，老百姓還在挨餓，他們卻用糧食喂雞，雞蛋再拿去自由市場賣高價。他們的雞丟了果子被偷了，出動公安緝拿，在當地幹部群眾中被戲稱為“雞案”、“果案”，影響很壞，在父親心目中也是不可原諒的。

貴州“四清”實際牽涉許多更高層的矛盾與鬥爭，已有不少人就此事在作曆史研究，我在此就不多敘了。

我父親是個做事極認真的人，四清工作團撤離後他給中央寫了報告，要求一是一、二是二，哪些是、哪些非，作個結論。這本是很正常的工作程序，一則對中央負責，一則對兩千多名工作團成員有個交待。可終究因中央高層領導的分歧和幹預而“無結論”。

後來中央決定調動這位主要負責人的職務，由我父親代理。任何人都明白，撤換一個省委第一書記，絕非我父親個人所能為。至於人事安排，據我所知，早在中央決定由李大章代理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前，李井泉就提出由賈啟允接替這一職位，並報告了中央領導，但是中央最後遴選了我父親。後來中央關於“四清”的“二十三條”出台，糾正前一階段“四清”存在的問題，鄧小平同誌出麵，各打五十大板，不了了之，叫作“一風吹”。賈啟允最終還是到了貴州，原第一書記到西南局工作，他對此耿耿於懷，認為是我父親整了他。“文革”開始以後他很活躍，一次在西南局批鬥父親的大會上他怒氣衝天地站出來，指著我父親破口大罵：“你李大章在貴州搞我們的時候，批判畢節地委書記XXX給地主老子修碑，你李大章也給地主老子修碑，該當何罪！”其實他講的並不是事實。據當年參加過畢節工作組的一些同誌講，確實曾有貴州基層幹部“揭發”過修墓碑的事，但工作組根本沒有為此事批判過他，更別說是我父親指揮幹的了。

    從小到大，我在父親身上看到的是溫和謙讓，從來不曾想到高級幹部中也會出現這種撕破臉麵幹仗的火爆場麵。這位前貴州領導多次在西南局會議上拍桌子斥責我父親，在“文革”的批鬥會上當眾破口大罵、糾纏不休，讓我見識到高級幹部們確實也是由不同政治水平、不同道德修養的各色人等組成。

到10月份，西南局和省委的工作基本上癱瘓了。父親怎麽也沒有想到“文革”會搞成這般模樣，他也不能想象這樣下去將會發生的一切，有些惶惶然不知所措了。月底，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毛主席給中央和各大區的頭頭們打招呼，要大家認同目前的局麵，支持紅衛兵造反，“挺身而出”、“引火燒身”，到群眾中去接受批評。他批評西南局主要負責人：“什麽一貫正確，你自己就溜了，嚇得魂不附體，跑到軍區去住，回去要好好搞一搞。”百般無奈之下，這位負責人向周總理請病假，總理沒有同意。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領導班子確實也曾真心希望跟上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很快在錦江禮堂（當時已改稱東方紅大禮堂）召開省、市、地三級幹部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主題是端正態度接受批評。結果一開會紅衛兵造反派就衝進會場，父親和閻秀峰、楊萬選等出麵和紅衛兵協商，結果卻被他們東一個西一個抓到自己的地盤去批鬥。父親先後被抓到工學院、地質學院、四川醫學院、成都財經學院、工人造反兵團總部等處，掛牌子戴高帽坐“飛機”下跪挨口水，受夠了罪。接下來各級黨政機關造反派也一哄而起。四十年之後，我的一位老朋友給我講述了當年的一幕。那時她是西南局機關的幹部子女，經常被機關造反派組織去參加批鬥會。一天，她被叫到機關禮堂去參加鬥爭李大章的大會，隻見西南局造反派正強迫他反複背誦毛主席語錄，疲乏之極的父親打了個磕愣，將語錄背錯了。她眼見著有人衝了上去，重重一耳光煽得我父親一個趔趄摔在地上……。

聽著朋友的描述，我難過得久久說不出話來。試想，什麽人能對這樣一個年近70的老人下狠手啊！那是一個多麽瘋狂、多麽喪失人性的年代！一直以來我都不知道父親被批鬥的細節，他從來沒有對我們抱怨過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折磨，包括他後來差點病死在市大監裏。他不記仇，也不願我們記仇。父親知道，在那個年代遭受屈辱的不是他一個人。

那時，他白天挨鬥，晚上寫交代，交代不徹底再鬥，而無論怎麽交代，都是“極其不老實的狡賴”，都過不了關。和許多人不同的是，父親在被批鬥時始終抱著誠懇接受批評的態度。首先，他認為這是黨中央毛主席支持的事，自己無論有多大委屈，也要接受。那時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主動給紅衛兵做檢查，毛主席在反映這件事的文件上批示：娃娃們要造反，要支持他們，這是小將們向我們這一批老將挑戰了，如果不向他們學習，“我們就要完蛋了”。對這些話，他努力去理解和執行。同時他也認為，自己在這些年的工作中，的確有許多錯誤，群眾心裏有氣是可以理解的，檢討是應該的，打倒也無所謂。所以那時參加過這類鬥爭會的很多人，對我父親認真聽取批判、通宵寫檢查的態度都印象深刻。我曾經看到一個當年的紅小兵寫的回憶，講述他看守李大章時的印象。他寫道：“一次造反派揪鬥李大章，晚上將他關在衛生所的一間房子裏。當時我隔著門縫看見李大章省長，略胖的身材，穿灰色中山裝，戴了一頂鴨舌帽，麵色蒼白。麵對這位除李井泉外四川最大的‘走資派’，大人們除了自己守衛外，還派我和其他小夥伴在掛號室裏守了一個通宵。那天晚上，衛生所裏燈火通明，如臨大敵，李大章省長一直坐在慘白的燈光下，一夜沒有休息”。

可憐的爸爸！就在這樣的困境中，他還是按中央的要求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被關在地質學院時，秘書告訴他，許多外地來串聯的紅衛兵沒有住處，晚上睡在學校外麵的街邊上。當時中央要求全國各地要安排好串聯紅衛兵的食宿，省裏也成立了專門的接待機構，但是根本應付不過來。這時天氣已經很冷，父親對秘書說，這樣不行，會出事的。於是寫了條子，安排秘書盡快去調集一批棉被和冬衣，交學校接待人員管理，借給露宿的學生使用。

西南局第一書記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被主席批評後，確實也想麵對群眾檢討錯誤，表態亮相支持“毛主席革命路線”。11月13日，成都召開“揭發批判西南局、省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會場設在成都市人民南路廣場，會台是明代王城的城樓，建國以來這裏是舉行盛大群眾集會、檢閱遊行的地方。那天各個群眾組織20多萬人參加大會，高音喇叭安裝到全城每個角落。根據先前和紅衛兵、各群眾組織商定的計劃，先由李井泉、李大章、廖誌高、以及成都市委書記廖井丹做檢查，再由群眾揭發批判。大會剛剛宣布開始，北京來的紅衛兵就衝上城樓，把李井泉抓到台下的宣傳車上，會場秩序頓時大亂。支持大會正常進行的群眾和激進的學生組織發生劇烈爭論和衝突。為防止事態惡化，父親和廖誌高輪番用廣播勸說群眾停止爭鬥、維持秩序，聲嘶力竭但毫無作用。大會不得不中斷，李井泉在公安人員的保護下離開了會場。這個埸景在作家梁曉聲的《一個紅衛兵的自白》一書中有生動的描述，當年他也是從北方南下的紅衛兵。他看見會場上兩派大打出手，台上李大章一遍又一遍地高聲勸阻：紅衛兵小將們，你們可以批判鬥爭我們，你們相互不要爭鬥，千萬不要傷了群眾、傷了你們自己啊！

    天黑盡了，數萬群眾還聚集在廣場上“大辯論”，不時爆發衝突。我的一位在美國大學當教授的朋友，當年是個還不到10歲的紅小兵，也在廣場看熱鬧。他告訴我，那天直到深夜，廣場上還有許多造反和看熱鬧的人群，辯論的人們圍了一圈又一圈。他看見高高的明城樓上站立著我父親蒼老的身影，疲憊的嗓音穿透夜幕，仍在一遍遍地對群眾說：大家都快回家去吧，有意見找省委、找我們解決。大家不要爭鬥了。天黯了，注意安全啊！朋友對我說：“那一刻，我覺得這老頭好孤獨、好可憐。”

聽著朋友的講述，淚水湧上我的眼簾。這就是我的父親啊！

父親的所作所為，在那一轟而起幾近瘋狂的年代，也許並不能獲得多少理解和感動，但是至少刻在了這個10歲小男孩心中，曆經四十年不忘。今天，當我們可以理智地回首往事時，想一想，有幾個人可以象他這樣在如此困難、如此屈辱的境地，仍能保持寬厚的胸懷和承擔責任的勇氣啊！

大會散場幾天後，李井泉向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陶鑄請病假，表示無法堅持工作，得到批準。他隨即離開了成都。

李井泉這一走就沒了消息，沒有給我父親一個電話或信息，父親完全失去了他的音訊。接著，廖誌高也被造反派抓到北京，音信杳無。隻有父親留在成都苦苦支撐，其困境從當年西南局文革小組給中央的一份電報中可見一斑。這份特急報告說：“從11月24日開始，以北京學生為首的群眾組織持續圍攻大章、誌高同誌，要求他們承認：11月13日大會的破壞者是李井泉、李大章、廖誌高；北京學生會後遭到圍攻，是西南局、省市委一手策劃的反革命大陰謀；西南局、省市委在中央工作會議後繼續頑固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等。並要他們答應以西南局、省市委的名義，將上述罪行印刷一百萬份向全國散發。大章、誌高、井丹同誌沒有按同學們的意見簽字，被持續圍攻到26夜晚。27日，誌高同誌被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帶往北京，大章、井丹同誌被帶往多處，至今已有6天。在此期間，西南局派代表和學生協商，要求他們同意大章同誌等回機關主持工作，保證隨叫隨到，但學生均不同意。目前大章同誌仍被留在金牛壩招待所不能外出……”

 

                         九死一生

 

大約到1966年底，西南局和省委機關都被造反派占領了，我們家也成了造反派的指揮部，所有人都被趕了出來。父親的“流亡政府”一會兒在金牛壩招待所，一會兒在城西的馬家花園，一會兒在錦江賓館。那時雖然首腦機關基本上癱瘓，下麵的職能部門還在勉強運轉，他還能夠遙控，甚至召集會議。有多年地下工作經驗的他，應付這一套是有點辦法的。1966年9月，根據李富春同誌的布置，西南局和省上都成立了抓生產的領導班子，年底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父親竭盡全力落實中央的指示，他長期擔任省長，對政府部門工作很熟悉，就利用這條線落實工作，成立了省人委生產領導小組，並以省人委的名義發出通知，要求各級政府和各業務部門一直到公社，都要建立生產領導班子，負責生產、分配、收購和供應工作。雖然組建生產領導班子的工作後來在動亂之下告吹了，但仍然有許多部門的同誌在堅持工作。許多參加過“文革”的人都有一個“奇怪”的感受：那年月天下大亂，幾乎是無政府狀態，學生不上課工人不上班，成天在街頭“造反”，走到這裏那裏卻還有飯吃，雖然吃得差，飯總是有得吃，更沒有大躍進時期全民大生產、全民餓肚子的事。其實他們有所不知，還有許多幹部在為人民的生活、社會的運轉默默而辛勤地工作著。

父親就這樣一邊主持工作，一邊挨批鬥，抓到哪裏就在那裏工作。造反派抓他，一個重要目的是找他要東西：無非是汽車、被服、“革命經費”等等。從西南局到省委，就剩他一個“大頭頭”，掌握物資的部門也隻聽他的，不抓他抓誰？當時為了解決外地串聯紅衛兵的接待問題，他到錦江賓館召集有關部門開會，組織趕製棉被，給露宿街頭的紅衛兵禦寒，結果白天黑夜被造反的人圍得水泄不通。中央要求給各地串聯的紅衛兵交通免費，還要給予生活補助，他不能不執行，可許多要求明顯不合理，他又不能隨便答應，於是那些人就拍桌打掌，糾纏不休，搞得他吃不上飯，睡不成覺。當年幾個跟著他在第一線應付局麵的秘書都還記得，他們常常一整天吃不上一口飯菜，抽空匆匆吞下肚的都是冰涼的水和幹糧。1967年1月的一個晚上，幾撥人圍著他吵鬧，一撥紅衛兵說：“紅軍長征經過的瀘定橋，連個紀念館都沒有，你們這些走資派是怎麽搞的？該不該修紀念館？”他說：“該該該。”他們說：“那你拿錢來，我們把錢交給當地革命組織來建。”他說：“這要通過財政部門辦手續，一時辦不到。”又一撥北京來的紅衛兵說：“批點錢出來，我們要製旗幟、袖章、印傳單。”他說：“不行，中央沒這方麵的規定……”就這樣一撥去了一撥來的一直鬧到深夜，成都工人造反兵團的一夥人突然闖到錦江賓館，不由分說地將我父親帶走了。對父親來說，這樣的事幾個月來已經是家常便飯，他也無所謂了。

半夜裏，他被帶到古中市街的一座大院裏，身邊隻有秘書林淩和警衛員張官堯。院子原先是富人的家宅，解放後改做了成都市少年之家，“文革”中被工人造反兵團街道分團占據。街道分團的成員都是街道工廠的工人和街道辦事處的人員。與北京和全國一樣，當時街道辦事處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待串聯的紅衛兵，一個辦事處就是一個接待站，街道分團把父親抓來，無非是把他當人質要錢要物，把給串聯紅衛兵製作棉被的權利攬到他們手裏。父親對他們說：“接待好紅衛兵是中央的指示，我當然要執行，但是要通過各級組織進行，若不按組織程序，我不可能把錢財直接交給你們。你們鬥爭我可以，但這是國家財產，我要負責任的。”他們拿他沒辦法，隻好把父親扣押在那間破舊的小房間裏，由他召集有關部門的幹部開會，安排接待工作。這時的父親，雖然沒有人身自由，但省人委副秘書長伍陵和成都市副市長劉大震等省、市政府領導人還保持著與他的聯係，組織了幾十個機關幹部晝夜工作，配合我父親應付混亂的局麵。有一天，我父親感慨地對他倆說：“這一次，我們不死也要脫層皮！”他對“文革”的前景和自己即將遭遇的厄運似乎早已有了預感。

在萬分困難的情況下，他擔心著四川的全局工作，曾托人帶出一封言辭肯切的信給當時的西南局書記處的同誌。這一情景反映在何郝炬同誌的回憶文章中。他說，大章同誌在與外界失去接觸的情況下，出於對黨的工作的焦慮，曾托身邊的同誌捎信給書記處的同誌，告訴他們自已失去了自由，無法過問工作，聽說西南局主要領導已躲避在外，工作麵臨癱瘓的境地。他希望西南局書記處的同誌在這危難之際能把工作擔子挑起來，貫徹落實中央的指示，努力支撐大局，使各項工作不至於全麵癱瘓。文章感慨地說：“大章同誌身處逆境，仍然關注黨的工作，拳拳赤子之心昭然可見！” 這封冒著風險送出來的信是否得到了正確的理解呢？我說不準。後來我得知，當時在外地的西南局第一書記雖然一點消息也沒有給我父親，但他始終保持著與西南局書記程子華和成都軍區領導的聯係。

1月底的一天晚上，父親召集有關幹部研究如何組織接待紅衛兵的工作，深夜才散會，主管財經的副省長張呼晨回不去，幾個人湊合著在一個房間裏睡了一夜。早晨起來剛喝了口稀飯，院子裏突然響起一片轟鬧聲，伸出頭一看，是全副武裝的部隊在抓人，吵鬧聲哭喊聲響成一片。一個士兵走進樓上父親他們住的房間，一聲不吭地看了看，下樓用發報機象是給誰請示什麽，隨後幾個兵便上樓把父親和張呼晨副省長押了出去。這是成都軍區警衛二團，由副團長帶一百多名士兵和十多輛架著機槍的汽車、裝甲車。他們把父親和張副省長推上汽車，父親的警衛員張官堯跟著爬上車，當兵的問：“你是幹什麽的？下去！”他說：“我是警衛員，負責警衛李省長的安全，中央沒說打倒他，我就要跟他在一起！”這群人把父親押在車頭，以經典的“噴氣式飛機”樣，一邊一個按住肩膀反剪雙手，當中一個揪住頭發把頭拉得仰麵朝天，浩浩蕩蕩沿全市遊街示眾。一路上口號震天，路邊不明真像的群眾用竹竿掃帚打向父親，他的臉被打傷，頭發被抓掉一大把。用小張的話說：“慘不忍睹”。

這是父親深感屈辱的一天，他是被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抓走的。

遊街一大圈後，父親被投進了成都市監獄。這座位於寧夏街的監獄建於清朝，號稱市大監，是公安部門關押刑事犯政治犯的地方。關進這裏，就和被造反派關押性質大不一樣，是真正的坐牢了。監管人員三班倒，不分白天黑夜輪番對父親審訊鬥爭。直到這時父親才明白坐牢的原因。原來他被扣押在少年宮期間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工人造反兵團的人夥同成都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搶了公安局的檔案；一件是工人造反兵團的人，搶了部隊的軍車。這些發生在他被扣押期間的事，他當然一無所知，現在卻說他是工人造反兵團的“黑後台”，是搶公安局檔案、搶軍車的幕後“黑手”！他不承認，就被一日三班倒地逼供，深夜不準關燈，不讓他休息，年老多病的父親那裏經得起這般折磨，很快就生病了，大小便都不通，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警衛員小張一再請求把他送醫院治療，監管者就是不準。小張看他實在不行了，便對監管者曉以利害說，這麽大的幹部要是死在你們手上，今後中央追究下來，你們誰負得起責任？他們這才同意讓小張去請醫生到監獄來，給我父親緊急導尿灌腸打針服藥，救得他一命。

張官堯是個俠肝義膽的青年，他原先是成都軍區警衛二團的戰士，在我家門前站崗放哨三年。“文革”前一年才複員到省委保衛科，分配到父親處做內勤工作。文革開始後，父親處境困難，身邊的一些同誌逐漸離開了他，小張便頂了上去。憑著這些年的接觸了解，他認定我父親是個好人；憑著做人的良知，他決心要盡力保護我父親。他被人誤解，被人罵作“保皇派”，甚至做好了“保錯了被遺返回農村”的準備。他說：“我不怕，反正我是農村出來的，大不了還回去種地！”

因此，無論是被造反派揪鬥扣押，還是被投進監獄，他與我父親風雨同舟，沒有一天離開過他。在監獄裏時值嚴冬，小張衣衫單薄，冷得打顫。父親握著他凍得冰涼的雙手，心痛地說：等哪天生活安定了，我給你置件卡其布的棉衣。說得小張心裏暖烘烘，眼裏卻淌出了淚。在監獄裏幸虧有張官堯的保護和照顧，父親才挨過最困難的日子。一天，小張安慰我父親千萬要想開一點，相信中央會搞清楚問題時，父親堅強地說：你放心，我不會尋短見的，我要為自己的清白負責，也要為家庭兒女負責，我一定要活下去。

幾十年後，當我和一位朋友回首當年父親的境遇時，朋友感概萬千，在感歎父親九死一生中堅持要對家庭子女負責時，不禁對我置疑：那時你們在哪裏啊？為什麽不去保護自己的父親！

那時是我們一家最黑暗的時期。“文革”前我和兩位姐姐分別在上海、北京和重慶，家中隻有兩個弟弟。一個才13歲，一個卻正是17歲血氣方剛的叛逆年齡。“文革”開始不久他們就被從家裏趕了出去，到處流浪，與造反派結怨甚深。父親蹲監獄時，母親被造反派從樓梯上推下去摔斷了尾椎骨，正在醫院臥床救治。此時母親的心意是不願孩子們直麵父母的困境，以免受到刺激衝動招禍。父母深知在那種混亂的狀態下，子女救不了他們，稍有不慎還會被牽連受到傷害。當時已風傳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歐陽欽的兒子因為倔強頂撞，在陪鬥父親的現場被打死的消息(歐陽欽是留法勤工儉學生，我父親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孩子們的危險處境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尤其是兩個弟弟的安全。在重慶讀書的二姐被造反派趕出來後，母親立即打發她去“長征串聯”，不讓她待在家裏。母親還接連幾封信阻止我返家的願望，並要求我帶上兩個弟弟沿著海岸去作社會調查，要我們遠離大城市、遠離造反運動。當時我和父母甚至不能直接通信，隻能通過第三者轉交。弟弟們被母親一次次地送出四川，輾轉於北京的大姐和上海的我之間父母要子女們堅信：他們不是叛徒、走資派，真相終會大白，他們也不會“自決於人民”。

   “文革”遭受的災難，我相信每個家庭都能訴說幾大籮筐，都不能也不該被遺忘，而我記憶最深的卻是苦難之中父母的舔犢之情，天可憐鑒！

父親在寧夏街監獄關了20多天後，又被轉移到紅牌樓的一個地下室看押，這次連警衛員小張也被趕走了。在此期間，因造反派衝擊軍隊，全川正進行大逮捕，關押的造反派達數萬人，其中也包括一些所謂“黑後台”的領導幹部。例如省委書記杜心源、市委書記米建書、中央候補委員、副省長天寶等等，都是以和我父親同樣的罪名，被軍隊和專政機關逮捕關押。與此同時，又有領導幹部上台“亮相”，出來主持工作。整個過程給我的感覺是父親他們被“拋”出來了，就象“文革”初期馬識途、李亞群、張黎群等人被拋出來一樣。

又過去了20多天，父親從公安機關的關押中被放出來，轉交省級機關群眾組織看管。疾病沒有得到治療，人消瘦了許多，路都幾乎走不動了。這時的父親已被徹底打倒，他的任務就是寫檢查寫交待，接受批鬥。這反而使他有時間回顧曆史和思索現實。

    早在“文革”以前，父親就對幹部隊伍中滋長的官僚主義、裙帶關係和特權思想有所警覺，並從自己做起，防微杜漸。他不僅不為自己的親屬幫忙辦事，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沾不到他什麽光，入黨要自己爭取，提拔要自己努力，他從不出麵說話，哪怕是暗示。身邊有的同誌拿他和別的領導比，因此還對他有怨氣。對子女的教育也用心良苦。大姐沁生出生在艱難的戰爭年代，受了不少苦，體質差，父親因此對她多一份關愛。1958年她考上大學後，父親給她送行的禮物竟是一雙草鞋！這就是他對子女的寄托。臨走前母親囑咐她說，到北京後，經常到康克清、卓琳、陳亞琪阿姨和張際春伯伯家走走，也好有個照應。父親在旁邊聽見馬上打斷她的話說，去那些“大衙門”幹啥子？不要去，別人的孩子離家都能過，你怎麽就不能過？都這麽大了，還要誰照顧？父親寫信給她說，你的基礎知識並不好，之所以能上科技大學，恐怕主要是因為政治條件。因此告戒她不要抱優越感，要和普通家庭的同學一樣，刻苦學習，靠真本事進步。這些教導對大姐影響很深。

事實上，“文革”前幹部隊伍在思想作風上出現的問題，盡管沒有毛主席估計的那麽嚴重，但確實是存在的。就我個人的親身體驗，一些高幹子弟那時已經有比較大的優越感，愛在一起打堆，比誰老子官大、級別高、比住的房子坐的車子之類。這雖然未見得和他們家庭的影響有必然聯係，卻是整個社會階層演化的一個反映。父親是個平民意識很深的人，他的理想主義色彩使他對這一切很敏感很戒備。六十年代初，商業街的省委機關大院裏修了幾棟別墅，其中一棟分給他住，他不要，說是住在那裏脫離群眾，還為此和母親拌過嘴。我們家住的房子年久失修，地板裂老大的縫，機關後勤多次提出整修，他都不同意。直到有一天二樓陽台整個坍塌下來，差點砸著人，他才同意修繕。父親的革命生涯中，多半時間是天涯海角獨來獨往，工作地區和職務頻繁變換，雖然有不少生死與共的老戰友、老同事，卻從來沒有什麽山頭、派係觀念。他不想通過人際關係達到在他看來是違背原則的個人目的，也不會幫別人達到這樣的目的。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這個脾氣，與他的個人交往可謂一杯清茶的君子之交。對領導幹部之間、上下級之間攀附交結，組織關係和個人關係糾纏不清的現象，他從看不慣到逐漸產生一種心理上的距離。原先他到北京，還到熟人家走走，越到後來，這種走動越少。有人一到北京走東家竄西家，聯絡感情打探消息，他一個人關在賓館房間裏讀文件寫材料，除了開會哪也不去。他對秘書、警衛員都說過：“串門子不好，說三道四影響團結”，“不要搞那些拉拉扯扯的事”。他特別警惕結宗派拉山頭的活動，把這看成原則問題。我想，依他的這種性格，也許更適合做一個學者，官場上不大吃得開。

父親和西南局第一書記在一些大事上，如大躍進中過“左”、往中央調糧過多等作法有不同意見，當時的機關幹部可以說是無人不知。但我父親始終尊重他的領導，配合他的工作，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文革”開始以後的一係列事態卻加深了他們之間的矛盾，並使之激化。

一個是所謂“整1962年的問題”。1962年前後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曆史上是一個特別的時期。大饑荒的困難局麵剛剛過去，在糾正大躍進錯誤、總結教訓、發揚民主的政治氣候下，黨內民主空前活躍，並帶動了整個思想文化界的空前活躍，高水平的文化藝術作品大量湧現，理論界的言論大大開放，從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夜話》，到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從電影《早春二月》、《林家鋪子》到小說《苦菜花》、《青春之歌》等等，都是那個年代的產物。四川同樣如此，在發揚黨內民主方麵，省黨校的幹部輪訓班最集中最典型。父親多次到黨校講話，強調中央提出的“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義”，鼓勵幹部暢所欲言，給省委和省委領導提意見。幹部們也把憋了一肚子的氣放了出來，言論相當尖銳。比如有的幹部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來形容政府在老百姓最艱難的時候，動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豪華的賓館禮堂的現象。實際上講這些話的同誌也都是從戰爭年代提著腦袋跟黨走過來的，他們是真心實意響應黨的號召，希望糾正錯誤，使黨在人民中的威信更高。結果到“四清”時，“三不主義”又成了“引蛇出洞”的騙人話，在黨校提過尖銳意見的同誌，幾乎無一不被清算，甚至被扣上“反黨”的帽子。父親對這種搞法意見很大，同情這些被冤枉的同誌。“文革”一開始，又把1962年作為“牛鬼蛇神紛紛出籠”的重點來搞。省委第一書記反複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就是整1962年的問題，這些牛鬼蛇神有一個特點，即都是在1962年出籠的。要把重點放到報刊裏去找，從四川日報、成都日報、四川文學裏去找。父親為此當場和他發生了爭執。父親說：明明是中央號召大家講話，明明講“三不”，怎麽能把責任推給下麵的同誌呢！當然，這個“運動重點”實際是兩位第一書記商定的，父親不理解，必然與之相碰撞。後來，西南局主要負責人關於這件事有個說法。他說：“XXX曾提到過將‘文化大革命’揭發的重點，放到1962年的問題上，大章有不同意見。我當時在重慶檢查病，聽過XXX給我反映了這個問題的情況，我當時曾表示同意XXX的意見，並且我說在重慶也聽到反映，1962年的問題較多，此事以後在西南局的會議上也談過。”

前文已經提到，1962年黨校的發揚民主正是我父親領導的，他在黨校有幾次講話，其中有些話以當時的標準，的確比較尖銳。現在又把“62年的問題作為揭發重點”，豈不是要拿他開刀嗎？麵對巨大的壓力，他不得不違心地作檢查，承認自己當年在省委黨校的講話“存在不少錯誤”（他的講話詳見第六章《沉痛的教訓一節》），比如講在大躍進期間，“較為普遍地犯了‘左’的錯誤，現在許多事實證明，我的這種講法是錯誤的”，“對於一些同誌打破沙鍋問到底的解答是不適當的，我是有責任的”，如此等等。

第二是所謂“叛徒”問題，前麵講過，“文革”一開始父親就被汙蔑為叛徒。叛徒這個帽子，在那個年代是最可怕的，比“走資派”厲害多了，走資派是路線問題，認識問題，還有翻身的可能，叛徒卻是敵我矛盾，一旦被定性，就淪於萬劫不複的境地。實際上那時要打倒一個人，往往給他扣上一頂叛徒的帽子就足夠了，比如對劉少奇，第一條罪就是“叛徒”。可以想象，一個在敵人的屠刀下寧可殺頭也決不背叛的人，被橫加如此罪名，心中是何等的冤屈和痛苦！西南局書記陳剛就是因為承受不了這樣的壓力含冤死去的。如果說紅衛兵造反派的無知蠻橫，父親尚可以忍受，那麽領導層內部也有這樣的說法，就太傷害他了。文革開始不久，就從四川領導層吹出風來：李大章曆史上四次被捕，是叛徒。這風吹到造反派中，我父親便是百口莫辯了。我父母都曾說過，父親幾次坐牢的情況在延安整風時就經過嚴格審查，黨組織是做了結論的。這些情況黨的高級幹部們都了解，為什麽還要不負責任地亂講？這不是存心置人於死地嗎？

“文革”初期，從中央到地方都由上而下拋出一批“黑幫分子”，交由全民大批判。四川也是如此，這些所謂的“黑幫”基本上都是宣傳文教部門的同誌，而且往往都有地下黨的經曆。隨著形勢的急劇變化，好象不抓出更大的人物就過不了關。緊接著，父親被抓進了監獄。他當時按照黨組織的決定，在班子散了，人不見了，機關癱了的情況下，代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兩級組織在“運動”第一線苦苦支撐，拚著一條老命幹工作，卻硬被扣上“造反派後台”、“衝擊軍隊的幕後黑手”的罪名，莫名其妙成了階下囚，被人往死裏整。父親心裏明白，這次抓捕是軍隊出麵，公安部門關押，明擺著是政府行為；被捕那天如臨大敵，而且遊街示眾，顯然早有準備。是誰下的命令？當時的情況是，地方政權的指揮雖已失靈，可是軍隊還是令行禁止，仍然聽命於地方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因此，我父親走出監獄後曾憤怒地斥問當時的軍隊負責人：你們逮捕一個中央候補委員、西南局常務書記，請示過黨中央嗎？是誰允許你們這樣做的？！?

 

                           艱難複出

 

l973年的新年剛過，我和丈夫乘婚假去了一趟北京。受父母之托首先去看望了他們一直躭心惦念的朱德伯伯，在那裏我們聽說中央已對那位西南局原主要領導解除了監護，安排在高級幹部的住宅區花園村靜心休養。“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對自己在“文革”中的一些作法有了悔意，許多領導幹部的日子開始好過了。

出於對長輩的敬重，丈夫和我又專程去看望了這位西南局主要負責人。多年不見的他顯得衰老而孤獨，落寞的神情使我印象深刻。我至今記得他當時既象對我，又象喃喃自語的一句話，他說：“人最寶貴的是政治生命啊！”接著，他提起1966年初春的上海。那時，我正在上海讀書，他去上海參加中央召開的一個重要會議，住在上海和平飯店。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就是在這次上海會議上，林彪、葉群搞突然襲擊，出重拳將羅瑞卿打入十八層地獄，接下來一通緊鑼密鼓拉開了“文革”的大幕。不過當時的我隻是一個懵懵懂懂的一年級大學生，什麽也不清楚。隻記得我去和平飯店看望他時，他還留我在賓館吃了一頓豐盛的晚歺。眨眼間七年過去了，時空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對這位老人來說這變化更是天翻地覆。眼下，他對我憶起1966年初春的上海和請我吃過的那頓飯，愴然說道：“那年在上海，我還有塊‘牌子’，還可以請你吃頓飯，現在不行囉！”沉默良久，他又說：“我怎麽也搞不明白，你說，四川本來是‘打倒李李廖’，怎麽就變成了‘李廖’喃？”我答不上來。告辭時，他說：“回去問候你的媽媽。”從頭到尾，他隻字不提我的父親，我雖年輕，也深深感覺到了他對父親的誤解和怨恨。

 後來聽說關於“李李廖何以變成李廖”的問句，他一直在問，從“文革”中一直問到“文革”後，從我父親生前一直問到他死後，以至直到今天還有人在拿這一問作文章，往我父親身上潑髒水。

今天的年輕人讀到這裏可能犯糊塗，所以得解釋一下。李井泉、李大章、廖誌高分別是“文革”前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一、二把手。“文革”中李井泉、廖誌高被當時的中央點名打倒，而李大章卻被保下來，恢複了工作，造反派口中的“李李廖”變成了“李廖”。而按照以往“團結起來犯錯誤”的一貫思維，有人便發出質問：你是怎樣滑脫的呢？

脫離事實的結論是蒼白的，脫離事實的辯解也是徒勞的。所以在此，我試著用事實來回答這個問題：我父親究竟是如何得以艱難複出的？

父親從監獄裏放出來後，曾被省級機關造反組織關押，對他的批鬥在這一階段達到高潮，任何造反組織都可以把他揪過來抓過去，打他的“威風”滅他的“誌氣”。而且由於派係矛盾尖銳，這派批鬥後，另一派的批鬥就會升級，相互比賽著誰更左誰更殘酷，被武鬥、遊街是家常便飯。有機關幹部統計過，我父親是當時四川高層領導中挨批鬥最多、最慘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批鬥是在成都市體育場，軍隊、群眾組織幾萬人參加，打倒李大章的口號山呼海嘯，高音喇叭響徹全城。那時我不顧母親的勸阻匆匆回了一趟成都，正好迎著剛從批鬥會上回來的父親。他麵容憔悴，情緒頹喪，突然說了一句，“要不為了你們這些娃娃，我也不想活了！”我拚命咬住嘴唇才沒有在父親麵前痛哭失聲。至今回想起來也忍不住落淚。父親一生經曆過多少坎坷，多少腥風血雨！在我心中，他是個為革命視死如歸，泰山壓頂不彎腰的人；在我眼裏，他是那麽堅強有力量。是何等的巨痛讓他覺得活不下去啊！後來我才明白，來自革命隊伍內部的誣陷迫害，比被敵人殺頭還痛苦，“文革”中有多少錚錚鐵骨的人不願苟活！

直到1967年3月底，中央著手處理四川問題，周恩來總理突然點名要我父親到北京，並派專機來接他。成都軍區接到命令時，根本不曉得李大章在何處，派人跑遍成都，最後在一個關押他的地下室裏將他找到，避開各派組織的耳目，把他偷偷送上專機。這段經曆在當時成都軍區後勤門診部幹部杜厚成的回憶文章裏有詳細記載。成都軍區指派他跟隨李大章進京，一則監視，一則照顧。誰知杜厚成與我父親是小老鄉，他從小就知道，我父親是家鄉父老的驕傲。他對我父親的處境深感同情，一路盡心照顧他。到北京後的一個深夜，總理派車將我父親接去，談話持續到淩晨四點，總理向我父親交了底，父親也明白了總理的心意。當時全國亂成一鍋粥，為國計民生心焦力瘁的總理，急於要讓一批有經驗的老幹部出來工作，尤其是四川和西南地區的三線軍工建設。周總理曾經說過，大三線的建設搞不好，毛主席覺都睡不著。而現在西南的三線建設已經處於癱瘓狀態，造反派隻曉得搗亂，不依靠老幹部怎麽行？總理和我父親從青年時代就在一起，對他是了解和信任的，有意要讓他出來挑這個擔子。但要在一片造反打倒的狂潮中，把一個“大走資派”撈出來工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總理的的處境也非常艱難，搞不好就給“中央文革”那幫實權在握的家夥留下把柄，天下就更亂。總理給父親交代了三個意思：一是說他是四川的老人，了解四川的情況，中央對他寄以希望，要他趕快出來把四川的工作，工農業生產，特別是三線建設抓起來；二是要他盡快解放一批有經驗的幹部，協助他工作；三是為了出來工作，首先要檢討自己的錯誤，揭發“李、廖”，並同他們劃清界限，取得群眾以及造反派的諒解和認可。

言歸正傳，在那黑白顛倒的歲月，能夠得到周總理的信任，對父親的慰籍鼓勵自不待言，但總理當時能作到的，也僅僅是保障他的生命安全。5月7日中央下達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簡稱省革籌），由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領導。父親因為總理說了話，境況有所改善，住進了軍區招待所，避開了各路造反派可以隨意帶走、關押他的局麵。他的任務是檢查交代、取得“諒解”，仍然是整天挨批鬥寫交代，經常是一場鬥爭會下來，累得連樓梯都上不了。然而要取得這個“諒解”真是難乎其難，當時所有的群眾組織、“支左”的軍隊和“省革籌”的一些人都深深卷入派性鬥爭的漩渦，奉行“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的鬥爭哲學，如果這派造反群體諒解他，另一造反組織就堅決不諒解他；如果有人說他是革命幹部，有人就偏說他是罪大惡極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什麽“自首叛變”問題，“孝子賢孫”問題，“李廖死黨一夥”問題，依然糾纏不休。“省革籌”內部以及軍隊都有個別領導也站在派性立場上，千方百計阻撓他出來工作。本來他就什麽派也不是，他即不是靠造反起家，也不是靠“文革”出頭，若不是周總理點名要解放，哪門哪派都不會救他，也救不了他，他憑什麽要把自己綁在哪一派身上？但在那個喪失理性，權欲橫流的年代，無論他怎麽做也難以得到諒解。隨之而來是全川大武鬥，兩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他就被完全扔到一邊去了。

1967年7月，謝富治到成都軍區，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接見了父親，對他說：“我在主席那裏聽到四五次談起你，這次臨走去見主席，主席又一次談到你。主席說，杭州會議上，李大章的匯報我聽了，他和李井泉是有分歧嘛。”接著，謝富治又在成都軍區支左辦公室講：“四川幹部中有個李大章問題。毛主席講過多次，李大章是可以用的。……當然李大章也有缺點錯誤，但還是可以用的。這個問題主席是很堅定的。這次我們出來，主席又特別和我們講了。還說，要快點做工作，把李大章放出來，很有好處，對四川全省有很大影響，主席說了好多次，希望大家都來做工作，要讓他站出來。”

查查曆史就知道，當時毛主席親自出麵保的人可謂寥寥無幾，數次表態更是少見。主席如此關心，對父親來說有點出乎意料。因為工作關係，他和主席的直接接觸並不多，比起兩位第一書記都差很遠，過去毛主席對他也沒有什麽特別的關照。相反，西南局第一書記長期以來都是毛主席的愛將，這一次毛主席為何沒有出麵保他？我說不清楚，這恐怕要由曆史學家們去研究說明了。為什麽毛主席急於要我父親出來工作？據我分析，毛主席在政治鬥爭中清晰的洞察力，黨內無人能及。他的觀察極為敏銳，看人也極準。在長期的工作考察中，他了解我父親不屬任何山頭，不沾任何派係，光明正大不搞陰謀，是個忠誠老實之人。在“文革”前夕召開的杭州會議上，我父親關於貴州大學生抵製工作組的匯報，顯現出他一貫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一是一，二是二，不粉飾不誇張，受到毛主席肯定。當然，更重要的是毛主席需要一批老同誌出來維持局麵。從全國來講，如果沒有德高望重、鞠躬盡瘁的周總理維持局麵，整個國家早就癱瘓了，還談什麽“文化大革命”。地方工作也是同樣。四川是個大省，戰略地位極其重要，而省裏主要領導都已被打倒，全川工作幾近癱瘓。現在的“省革籌”領導班子中，張國華長期在西藏工作，對四川的情況不熟悉；梁興初是軍隊幹部，對地方工作生疏，和劉、張之間還有嚴重派性衝突；劉、張原先隻是地區級幹部，資曆、威望、經驗都極欠缺，而且派性嚴重。這樣的局麵之下，四川非常需要一個資曆高，有全局工作經驗，派性色彩不濃，容易為大多數幹部群眾接受，還要和“李廖死黨”有所區別的人出來維持局麵。毛主席選擇了我父親。客觀講，按上述標準真也是非他莫屬了。

同樣的意見，周恩來總理在1967年3月就已經表達過，但落實不了。現在毛主席說了話，該沒問題了吧？實際上“文革”中的派性鬥爭，遠不是人們想象的那麽簡單，反對李大章複出的勢力相當大。那些成天打著“誓死捍衛”旗號的人，不過為一己一派私利，對“最高指示”采取實用主義，不符合自己利益的照樣抵製、對抗。謝富治轉達毛主席的意見後，四川“省革籌”補充了12個代表，終於把李大章的名字列進去。有人還是不服氣，製造輿論，稱李大章和劉結挺、張西挺夥在一起搞派性，造謠說我父親是投靠劉、張才得以站出來的。父親和劉、張是什麽“關係”呢？劉結挺、張西挺是二野18軍的幹部，進軍川南後轉業到地方，當時隻是縣級幹部，父親跟他們並不熟悉。合省以後，他們一個當了宜賓地委書記，一個當了宜賓市委書記，搞成了“夫妻黨”。劉、張有權力野心，有這份心思者必然拉幫結派排除異己，搞陰謀詭計，因此受到省委的嚴厲處分，被撤消職務開除黨籍。父親曾參與處理劉、張問題，他們因此耿耿於懷，把我父親複出視為他們掌權的障礙。1967年春天父親到北京參加處理四川問題的會議時，張西挺發現中央有讓我父親複出的意圖，十分緊張，揚言“李大章在我們這個案子上欠有帳”，要“把老頭狠狠鬥一下”。她還在中央的鼻子底下擅自組織了一次對我父親的批鬥會，目的是把他進一步抹黑，造成四川代表都不諒解他的輿論，向中央施加壓力，阻止我父親站出來。

1967年7月17日，“視察大江南北”的毛主席在武漢東湖召集周恩來、謝富治、王力、餘立金、鄭維山、楊成武開會，聽取派往西南地區處理“文革”問題的謝富治匯報情況。謝匯報說，四川革委會籌備小組補充了12個代表，其中有李大章，但有人懷疑他和造反派劉結挺勾結在一起。毛主席聽後立刻說：“李大章哪裏是什麽劉結挺勾結的。那是我的事，我提過多次。不行，當個黎元洪也很好，總要有個在四川有名的人嘛！”

短短幾句話，再次表明了他的態度，“那是我的事”——讓造謠者無話可說。黎元洪的比喻耐人尋味。黎元洪是清末赫赫有名的湖北新軍統領，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後，被革命黨幾乎是硬拉出來做了軍政府的大都督。黎元洪並不支持革命，甚至還殺過革命黨人，因為革命黨勢單力薄，都是些無名之輩，需要一個有名望有實力的人物出麵以壯大聲威，網絡人心，分化改造舊勢力。毛主席拿眼中，李大章是四川有名望的人物，如民國初年的黎元洪，這個話是對反對派的安慰呢，抑或是他的一種政治策略？我無從斷言。明白無誤的是，毛主席堅持要李大章出來工作。

林彪曾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那是假話。這次“最高指示”說到這個份上，我父親還是出不來。從1967年5月到1968年初，四川的派性和武鬥搞得天昏地暗，四川省革命委員會遲遲不能成立，父親也遲遲不能出來工作，應了“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的老話。1968年三、四月間，中央再次舉辦解決四川問題的學習班，參加人員達到5000多人。3月15日，中央首長接見四川省革籌和軍隊領導，再次點名要我父親參加。在這次會議上，總理要求四川的軍政領導和各派群眾組織支持李大章出來工作，並要他們當場表態。時任文革小組副組長的江青四次公開提到我父親，要他站出來工作。

    第一次，江青說：“李大章同誌怎樣，能站出來嗎？”

    第二次有一段對話。

    江青說：“我認識你是1932年，還是1933年？”

    李大章：“1932年底。”

    江青：“主要是觸及自己靈魂，揭發，群眾是會原諒你的。”

    周恩來：“主要揭發李井泉、廖誌高。”

    江青：“你還可以揭發劉少奇，北方局你是知道的。”

    李大章：“那時沒有見過劉少奇。”

    江青：“在太原是否同劉少奇在一起？”

    李大章：“沒有。”

    第三次，江青說：“我們對李大章同誌的問題說了好久了，現在還沒有讓他站出來。----你要保持政治上的青春。”

第四次，江青說：“李大章的問題不知說了多少次了，到現在站不出來。----李大章同誌，我為了接濟你，一天吃兩個燒餅。要保持革命的晚節。到延安後，劉少奇迫害我，矛頭是對準主席的。柯老(柯慶施)臨死還向我們檢舉。”

    據我所知，當時江青剛進入會埸見到我父親時，還對他說了一段話，大意是：大章同誌，你就是當年的“老王”啊，你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在延安時他們整我，說我是假黨員，我到處找你找不到……。

此時的江青，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權勢熏天，她的這些話，後來被傳得沸沸揚揚。普遍的傳言是，李大章是江青的入黨介紹人。更有離奇者，說是李大章把江青介紹給了毛主席，所以江青要保李大章。

我父親和江青的接觸，我在前麵的《初識江青》一節中有詳細記述。父親在青島做黨的地下工作時，是江青當時的戀人黃敬的直接領導。那時的江青還是一個追求進步的19歲姑娘，父親作為青島地下黨市委書記，考察過她，同意並且支持她加入共產黨的人生選擇。僅此而已。

江青的曆史問題，尤其是在上海十裏洋場的那段經曆，曆來為黨內詬病。而她的難言之隱是，最能證明她“清白”的入黨介紹人黃敬曾是與她同居的戀人，作為毛澤東夫人，她又企圖回避這個名字。兩難之中她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人物來為自己“正名”。當她不得不隱身“大內”時，這個需要也許不甚迫切，但當她要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時，這個人物就重要了。文革前夕，她已經打著文藝革命的大旗顯山露水了，最理解她的康生便不失時機效勞。1966年文革前夕的杭州會議上，康生找我父親談話，要他證明江青的入黨事實。其實，當年在延安要查證江青的入黨情況的，就是康生負責的社會調查部，他應當非常清楚，江青的黨籍在當時已經得到了查實。在江青自己寫的簡曆中，入黨介紹人就是黃敬，而且黃敬於1937年江青到延安後不久便提供了書麵證明。三十年後的杭州會議上康生又要我父親出麵證明，還說什麽有人要整江青。是誰在整她？為什麽整她？我父親並不清楚，他隻能盡其所知，把1933年江青由黃敬介紹，經時任青島市委書記的他審核批準的入黨事實告訴了康生。我分析，實際上這次談話的真正目的，是江青通過康生向我父親打招呼，在入黨介紹人的問題要我父親出麵認頭。

在1968年的這次大會上，是江青第一次公開指認李大章是她的入黨介紹人。接著，在北京召開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江青又把女兒李納帶到我父親跟前向她介紹說：“這是李叔叔，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再以後的1972年，江青要為自己著書立傳了，她在會見美國記者維克特女士時，再次明確地說自己是l932年底在青島由李大章介紹入黨。顯然，這一次次地指認，都是要“做實”我父親是她的入黨介紹人。勿庸置疑，這是一個“抱粗腿”大好機會，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這對許多人都是求之不得的。另一方麵，對於我父親這樣一個毛主席幾次三番要求“解放”出來的幹部，江青的這一係列舉動也是企圖賣個好，希望我父親今後能死心踏地綁在她的戰車上。在1968年的這次大會上，父親對江青的意圖已經了然：即要他在回避黃敬的情況下，為她的黨籍、資曆公開作證。

 父親做何選擇呢？他依然選擇了回避。他不迎合，不正麵回答，顧左右而言他。多年以後江青倒了台，有人回憶起當年這一幕說，李大章“哼哼哈哈”不置可否。我認為這就是當時他可能采取的最佳方式了。

 如果說父親當年在延安回避江青，是他不願攀龍附鳳的性格使然，那麽他今天的表現，則是政治上的反感。

據我所知，對於“江青入黨介紹人”的言傳，他從來沒有承認過。公開場合有人問起，特別是一些高級幹部憋不住好奇心來問他，他總是推說“記不太清楚了”。私底下，他曾堅決否認這一指認。例如，他對劉興元、馬識途、杜厚成等同誌的詢問，都以不同口吻否認自己是江青入黨的直接介紹人。最能說明他的真實想法的，是和秘書周紅原的一席話。周紅原回憶說，有一次他問我父親：“都說你是江青的入黨介紹人，你為什麽不表態？”我父親把當年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然後反問：“如果你處在我的地位，你怎麽回答？”周說：“是啊，若直說，就要把黃敬同誌扯出來；公開否認，江青的黨籍就成了疑問，這也不是事實……”父親不屑地說，“江青現在的地位這麽高了，難道她還要當接班人不成！”周紅原當時就感到，我父親對黨內政治生活如此不正常，江青爬到這麽高的地位，心裏是極為不滿的。

今天如果我作個換位思維，我相信自己也會象父親這樣選擇沉默。江青一開始就把毛主席搬了出來，她說：“劉少奇迫害我(查黨籍)，矛頭是對準主席的。”父親必須要顧及毛主席的威望。而且如果把黃敬拉扯出來，更是對自己謝世多年的老戰友的傷害，這是我父親最不情願的。如今，曆史又往前推進了幾十年，江青及其入黨介紹人的問題已有了正式結論，一些當事人的回憶、作家的考證結果也已大量訴諸報刊，今天我將父親當年回避的事實寫出來，相信父親已不會責怪。

    對於他是“毛主席和江青的介紹人”的謠傳，父親更是厭煩。有一次在家裏閑談，在場的有我母親、警衛員和一位客人。警衛員小張天真地問：“江青和主席認識，是你介紹的哇？”我父親突然很不高興，不耐煩地說：“她是個演員，自己就不會吊膀子？(土話，意即挽胳膊)”父親曆來說話謹慎，突然冒出這一句，把母親嚇壞了，忙說：“老頭子，你不要亂說！”父親氣鼓鼓地不再吭聲，一時間氣氛又緊張又尷尬。從此以後，任何人不敢再跟他提這件事。那一幕直到今天小張還能繪聲繪色。

父親的惱怒我完全能夠理解，他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出生入死、勤勤懇懇為黨和人民工作，趨炎附勢投機鑽營的小人曆來為他所不齒。在他長期的革命生涯中，曾介紹和批準過數不清的青年參加革命隊伍、加入共產黨，江青算什麽？他何需要沾她的光？那些流言蜚語，硬說他是被江青保下來的，深深地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四人幫”垮台以後，父親雖已不在人世，可還有人拿這些謠言向父親頭上潑汙水。有高級幹部站在宗派山頭的立場，在所謂的“口述曆史”中，凡涉及我父親必稱“被江青保下的李大章”，仿佛江青臭，將李大章與之沾上包，便能一臭俱臭。其胸襟之狹小，見識之幼稚可見一斑。既便是江青在3.15上的講話中所說：“李大章的問題不知說了多少次了，到現在站不出來。”是誰說了多少次了？恰恰正是毛澤東主席！

 就是在這次讓他“站出來亮相”的大會上，父親也自有他的抵製方式和內容。當江青對他說：“可以揭發劉少奇，北方局你是知道的”時，他說：“那時沒有見過劉少奇。”江青又問：“在太原是否同劉少奇在一起？”他又說：“沒有”。實際在北方局他曾直接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作，他急智之下打馬虎眼把江青糊弄過去，正是他抵製的方法，他不願去揭發劉少奇，也不願給自己惹出更多的麻煩。

勿庸置疑，這次著名的“中央首長3.15講話”，當時影響是很大的。3月26日，張國華同誌在四川學習班的傳達講話中說：“李大章同誌（的問題），中央說了好幾次了，我們省革籌對李大章同誌站出來的工作做得不夠，這次中央首長再次表態，要李大章同誌站出來，我們省革籌、成都軍區黨委、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他站出來……這是毛主席的聲音，主席的指示，我們堅決照辦！”

從1967年3月總理公開表態，向我父親交底，到毛主席多次打招呼，整整一年的時間過去了。1968年中央再次醞釀省革委會組成名單時，經周總理督促，“省革籌”兩派才同意將我父親的名字列入，但排在十六位省革委副主任中的第九位。名單報到周總理處，他大筆一圈，將我父親的名字從“老九”勾到了第二位。

1968年5月30日，省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省革委）宣告成立，父親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直接幹予下終於“站出來”，任省革委會副主任，後又兼成都軍區第二政委。

 

 

                          不負重托

 

 

新中國建立初期，國家處於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敵對勢力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下，接著又跟蘇聯交惡，“老大哥”也成了勢不兩立的仇敵。出於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判斷，吸取二戰中蘇聯在烏拉爾地區建立後方工業基地，保證了軍需和戰爭勝利的經驗，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在國家縱深地帶建立起一套以軍工為主的後方工業體係，這就是所謂的三線建設。四川是三線建設的重點省，建設規劃包括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成昆鐵路建設。與此同時，沿海和東北地區數以百計的重要工廠內遷四川，航空、航天、艦船、電子、核工業等重要項目也在四川開工建設。這是毛主席心中的大事，國家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四川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工業建設。從1964年拉開序幕，國家投入巨額資金，來自全國和四川的工程建設隊伍達到50多萬，各項工程進展迅速。

“文革”徹底打亂了三線建設的步伐，工人造反的造反，回家的回家，領導癱瘓，交通中斷，各項工程陷於混亂，有的勉強維持，有的幹脆停工。親自主持三線建設的周總理焦慮萬分，四川原先的三線建設領導班子已經垮了，他急切需要有人把這副擔子挑起來，重組班子恢複建設。1967年初他派專機把我父親接到北京，當麵給他交代了這件事情。但形勢的發展使希望成為泡影，我父親遲遲站不出來，而局麵益發不可收拾，從工廠到基建工地都成了派性和武鬥戰場，軍工和三線基建單位的特點是工人隊伍集中，有槍有炮有車，往往成為當地派別和武鬥的主力。到省革委成立時，軍工生產已經是癱瘓和半癱瘓，三線建設則陷於全麵停頓。

父親出來工作後，主要分管生產。三線建設是頭號大事，當務之急是搭班子健全機構。父親過去並沒有管過三線建設的具體工作，現在總理把重擔交給他，殷殷期盼於他，雖然抓起來吃力，但他毫不退縮。他相信，隻要在原有人馬中物色得力幹部，努力把他們“解放”出來，工作班子搭配得好，三線建設就可以抓起來。當時主管三線建設，軍區有一個機構，省革委有一個機構，存在分工不明，協調不暢，指揮不統一，主管領導不明確等問題，工作起來很困難。1968年9月，他剛出來工作不久，即主持起草了關於軍工、三線建設領導機構方案，上報中央後卻遲遲不見回音。眼看新年將至，新一年的建設任務即將下達，他於12月31日又給張國華、梁興初提出書麵意見：“軍工、三線有許多重要事情要辦。9月份給中央的電報尚未批複，擬先把牌子掛出去，機構以後逐步充實。為了把1969年的軍工任務安排下去，搞了兩個通知，軍區誰分管軍工、三線，須再明確一下，以便及時處理日常工作。”張、梁很快同意了他的意見。省革委、成都軍區發出《關於成立國防工業和重點建設兩個辦公室的通知》，決定軍區成立國防工業辦公室，省革委成立重點建設辦公室，兩個辦公室的負責人共同組成聯席辦公會議，在此之下，設立一個精幹的工作小組，進行規劃布局的具體工作。這樣就成了兩塊牌子一套工作班子，以解決統一協調的問題。

曾經擔任四川省革委軍工組長、成都軍區國防工辦副主任的王平同誌，在其回憶文章中多次提到，父親對三線建設的“首功就是將老幹部解放出來，讓他們回到國防科技戰線”。回憶中說：“大章同誌從1968年出來工作直到離川調京之前，始終如一關心老幹部的工作。我記得，新建的省革委軍工組及三線建設重點辦的工作人員，除軍隊委派的外，地方幹部大都是在大章同誌親自過問下解決的。特別是幾個領導幹部，是大章同誌排除幹擾、幾經協調，努力在‘碰頭會’上定下來的，如蔣崇璟(軍工組)、錢敏(重點辦)等六位同誌，甚至一些軍隊幹部，如李楊同誌(當時的軍區動員部長)，也是大章同誌堅持留在軍工組的。”

為了將三線建設盡快恢複起來，父親又千方百計將國防工業基層單位的幹部趕快解放出來。有一次王平跟隨他到重慶國防工廠調研，他發現軍管會的幹部大多不熟悉生產，匯報工作時，講革命形勢大好，一套一套的，講生產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生氣地責問道：“這些單位過去負責生產的幹部呢？難道他們都是壞人嗎？”他又向重慶的駐軍領導特別提出：“要下大力氣讓熟悉生產的幹部，特別是關鍵幹部站出來工作，要支持地方幹部大膽抓生產。”在我父親的督促下，通過省革委和軍區兩個三線領導機構的極積協調，終於使一批重要幹部陸續解放出來，有職有權地開展工作。在1973年以後召開的全省國防工業會議上，父親看到參加會議的地方幹部人數已經超過了軍隊幹部，感到非常興慰。三線建設在這一大批有經驗的幹部的共同努力下，終於有了蓬蓬勃勃的發展。?

1969年3月，中蘇爆發珍寶島軍事衝突，戰爭氣氛驟然緊張，中央對三線建設更加關注。4月，父親到北京參加“九大”，會後周總理又把他和幾位領導留下，連續兩天開會，專門研究解決三線建設的問題。總理說，毛主席對三線建設很關心、很急迫，三線必須要加快，成昆鐵路必須在1970年7月1日通車。為了加強領導，整頓隊伍，中央決定從十個工業部抽調一批副部級和司局級幹部，參加四川和西南三線建設。同時決定將中央各部委所屬的多數基建和企業逐步下放到大三線。這項建國以來最大的工業遷徙和建設，正好在四川最動亂的年月，任務很重，工作千頭萬緒。這一年，父親就算70歲了。

從北京回來後，他連續到川東、川西、川南以及西昌、渡口等地跑了一大圈，並且直接下到工礦企業去蹲點“解剖麻雀”。他太累了，腿上患丹毒，小腿又紅又腫，全身發冷發熱，走不了路，不得已才回家休息了一周。那時候正是搞個人迷信的高潮，人們天天早請示晚匯報背語錄跳忠字舞，剩下的時間就是搞派性、武鬥、四處“逍遙”，許多單位，生產根本無人過問。因為社會動亂，交通運輸困難，原材料供應不足，設備不到位等原因，許多單位也無法動工。他在一家工廠看見，工廠的電接通了，但設備遲遲不到位，全廠職工圍著幾千個電爐烤火作飯，無所事事。有的地處邊遠的廠礦，頭頭在外頭搞串聯，技術人員跑回城市，無處可去的工人們就在山上“過日子”，稱“鬥、批、改”為“逗、劈、改”，即逗孩子、劈基建木材、改善生活。眼看國家投入的巨大財力物力就這樣付諸東流，父親真是又痛心又焦急，他顧不上自已高齡、病痛，拚命抓緊時間多做工作。

顯然，首要的問題是盡快結束動亂、整頓隊伍、恢複生產，父親為此勞心盡力。廣元的一家施工單位幾百人跑到成都，聲稱房子被對立派燒了，要省革委安排生活。他親自帶人到廣元調查，了解到房子根本不是對立派燒的，是他們為了尋求上麵對他們一派的支持，自己燒了房子，向省革委鬧事施壓。父親把這個單位的頭頭召集起來，狠狠地批評了一頓，說他們是“派性迷了竅！”迫使他們回去恢複了施工。1969年8月，省革委、成都軍區召開國防工業戰備工作會議第一次會議（簡稱“8.20”會議），軍工、三線建設各單位領導到會，他們中許多人是派頭頭，尤其重慶一些軍工單位，把企業生產的新式武器也用到了武鬥戰場。為了防止派性搗亂，父親要求將到會人員全部編入班排連，實行軍事化管理，和外界隔離。父親規定：會議期間，不準打電話，不準上街竄連，不準搞小動作，不要受外麵的幹擾。他說：“想打個電話聯係一下，指揮一下，出個小點子是不行的，把無政府主義收起來！”他嚴厲批評一些還在搞武鬥，不搞大聯合、三結合的單位說：“請同誌們考慮一下，這種人如果是一個黨員，象不象共產黨員？以一個公民來講，象不象一個公民？以一個中國人來講，象不象一個中國人？”他警告說，“誰再違法亂紀搞打砸搶，那就要執行國家法律，人民解放軍就要包圍、就要繳械！”   

這年年底，父親主持起草了《關於加速四川地區三線建設的請示報告》，提出，四川盡快成立三線建設領導小組，並在成都、重慶、自貢、攀枝花四地建立分組，“改變目前多頭領導和無人負責的狀態”；請中央派人參加領導小組工作，並調三千軍隊幹部到基層加強工作；集中力量保證重點項目，暫時不鋪新點；下大力解決交通運輸、原材料和燃料供應；加強四川農業建設，保障三線建設生活物資供應；等等。12月25日，中央批準了這個報告，並決定由張國華、梁興初、李大章、徐馳、胡炳雲等17人組成四川三線建設領導小組。至此，三線建設的領導加強，號令統一，解決問題的權威性和效率大大提高。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思路，也保證了一批關鍵項目的按時完成。位於樂山大渡河上的龔咀水電站，是三線建設關鍵項目之一，也是四川第一個大型水電站，設計裝機為70萬千瓦。1966年3月破土開工後才幾個月，就受到文革衝擊，美其名曰“抓革命”的派性爭鬥成為第一要務，加之軍管單位幾經變換，指揮不統一，生產秩序混亂，工程進度緩慢。三線建設領導小組經中央批準，組織力量實施大會戰，壓縮六個重點建設單位的水泥以保障水電站供應，從各電力施工單位、院校、設計單位抽調三百多名技術骨幹支援，抽調和擴招大量合同工，使施工人員由不足五千人增加到一萬八千人，施工生產按照戰時管製，成立戰區部署戰役，同時清理整頓隊伍打擊派性活動。1970年4月，父親和三線建設領導小組成員錢敏抵達工地，傳達國務院、中央軍委“加快龔咀建設”的戰鬥號令，落實大會戰的實施方案。這一係列措施調動了廣大職工積極性，給工程提供了人力、物力和技術保障，形成了熱火朝天的施工局麵，按原定計劃完成了1971年10月首台機組發電。這項建設後來被稱為創造了四川水電建設史上的“奇跡”。

    很多年以後，那些當年同父親一起奔波在三線建設工地上的幹部們告訴我，“文革”期間全國的工農業生產基本呈停滯和倒退的態勢，隻有三線建設一支獨秀，直線上升，取得了很大成就。以重慶為例，如今的重慶在改革開放中成為全國六大工業基地之一，她的汽車摩托業、機電產業、冶金業等支柱型產業，都是當年三線國防建設打下的基礎。還有以攀枝花鋼鐵基地為中心的西南冶金工業基礎、成昆線的建設等等。這是包括我父親在內的一大批在動亂年代忍辱負重的三線建設者們的努力，他們功不可沒，將永載青史。

說起四川的三線建設，不能不提到彭德懷同誌。彭德懷以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於1965年11月底到成都。他不計自身的冤屈和“文革”中麵臨的更大威脅，認真努力地抓三線建設。父親對彭德懷的所謂“錯誤”心中有數。當年他們一同在太行山的戰鬥生活，是父親最難忘的日子。無論彭老總現在處境咋樣，父親內心對他都充滿尊敬和同情。母親和彭德懷的夫人浦安修是太行山北方局婦委的老戰友，相處甚好。母親反右傾時挨過整，對彭總的遭遇更是感同身受。彭德懷住永興巷7號時，父母多次去看望他。當時就有人給母親打招呼：與彭德懷的交往，一言一行都必須上報。我母親嗤之以鼻，一次也不匯報。1966年底，彭德懷被綁架到北京，遭到更加殘酷的迫害，從此音信杳無。

1974年冬的一天，兩位軍人帶著中央專案組的介紹信從北京來到成都，指名要見劉興元、李大章和段君毅，當時四川省的三位最高領導。見麵後對他們講，他們奉中央首長的指示，送來彭德懷同誌的骨灰盒，經組織決定更名改姓，存放在四川一般群眾存放骨灰盒的地方。安放後，未經中央軍委批準，任何人不準移動。這些情況要求絕對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顯然，中央有人(也許是周總理)在亂世中千方百計要保住彭德懷的骨灰。可謂用心良苦。父親等三人受命後商量決定，將彭德懷的骨灰盒安放到成都東郊火葬場。一切都是秘密進行，具體落實的是省革委會辦事組副組長張振亞，骨灰盒上的寫的姓名是“王川”，終年32歲，籍貫四川成都，編號273號。

這個“不許向任何人透露”的秘密，是父親讓母親首先向彭德懷夫人浦安修透露的。1975年父親奉調北京後，安排母親去看望艱難痛苦中的浦安修，並將彭德懷的骨灰被秘密轉移到成都的事悄悄告訴了她。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浦安修把這一情況報告了陳雲。陳雲給她寫了一張小字條，告訴她彭德懷同誌的問題將很快解決。果然三中全會做出了給彭德懷、陶鑄同誌平反昭雪的決定。同時，中央派人到成都取回彭德懷同誌的骨灰盒。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對此還一無所知，當年辦事的同誌這時才知道這個神秘骨灰盒的真實主人。

彭德懷同誌雖然在四川工作時間很短，但他的名字將永遠留在三線建設史冊上。

 

 

                         曆史會記住

 

如果說父親的工作思路有什麽特別之處，我覺得最突出的是他對民生的關切。這個話似乎是老生常談，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絕大多數人民謀利益，不是明明白白寫在黨章上，時時刻刻掛在嘴巴上嗎？實際上做起來並非都是如此。在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免體製、軍事化的行政指揮係統的影響下，一些幹部首先想的是“向上負責”，而忽略了“向下負責”，或者根本忘記了還要向下負責。當上麵的要求不符合下麵的實際情況，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一般都會片麵強調上麵的要求和全局利益，而使下麵蒙受過度損失，甚至釀成巨大的災難，四川有過多次這樣的教訓。父親在這個問題上力求考慮得全麵一些。他在執行上級指示的同時，無時無刻地也在關注著下麵的實際情況，掛念著老百姓的柴米油鹽，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他也想方設法爭取和照顧到群眾的利益，避免走極端；無論局勢發生什麽變化，無論個人的命運如何，都改變不了他對民生的關切，這是他一貫的工作立場和出發點。

“文革”的動亂使四川經濟受到嚴重破壞，父親恢複工作的1968年，四川全年的社會生產總值為146億元，國民收入83億元，比1966年的220億元和119億元分別下降34%和30%。各種生活物資緊缺，缺煤、缺肉、缺肥皂、火柴、香煙，缺一切生活用品，許多時候城市居民憑政府發給的票證，也買不到定量供給的東西。局勢不穩，百姓恐慌，連米、麵都屯積。那時候上海的情況好一些，我在上海就成了家庭的采購大員，家裏的一應生活用品都是我在上海買好再托人帶回，從食品到肥皂火柴信封信紙電池、父母親必須的藥品，什麽都帶。派性鬥士們可不管這些，無論中央三令五申，依然內戰不息。省革委成立前，成都市晝夜槍聲不絕，我家住的省委宿舍附近常有子彈嗖嗖飛過，人們一聽槍聲驟起，紛紛臥地保命。大街上隨時可見拉著“烈士”的屍體抗議示威的隊伍。

省革委剛成立時，母親一看成員中有這麽多派頭頭，還有武鬥的直接指揮者，對父親今後的工作環境憂心忡忡。父親看起來還有信心，他安慰母親說：“不要緊，這些派頭頭各有他們的群眾基礎，先團結起來再說，真是壞人以後還可以再揪出來，不要看死了，要相信有些人是會變化的。”父親就是以這種寬厚的態度來處理“文革”中的複雜局麵。當時省革委的24個成員中，有9個是造反派頭頭，個個象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一開會就吵；一些地方和軍隊幹部也程度不同地卷入派性，為某個派別撐腰，意見紛爭，做決定難，執行更難。父親恢複工作後主管生產，麵對如此亂局憂心如焚，建國以來經曆的風風雨雨告訴他，再這樣搞下去可能發生多大的災難。

省革委召開第一次全會時，達縣地區的一派把一個煙熏過的死人頭背到了會場，大吵大鬧要清算對立派的罪行。惹得會上兩派爭鬥驟起，互相指責，吵得冤冤不解，會根本開不下去。父親忍無可忍，猛然把桌子一拍，厲聲喝道：“你們究竟要幹啥！鬧鬧鬧打打打，你們難道不想一想，你們還吃不吃飯！工人不上班，農民不種田，都說打得有道理，這樣下去怎麽得了，隻有喝風！”所謂老實人沒脾氣，一旦發怒卻也雷霆萬鈞。據在場者回憶，當時大家都吃了一驚，全場鴉雀無聲，“文革”以來還沒見過有這麽“凶”的當權派。他接著說：“毛主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要抓革命促生產，你們口口聲聲說對毛主席三忠於，毛主席的話怎麽不聽？這次全委會必須做出一個決定，首要的任務是製止武鬥，否則什麽事情都不用談。哪怕你們再鬥倒我，再把我打成走資派，我都無所謂，但武鬥必須製止！不管你們聽不聽我都要說。既然你們承認我是革命幹部，我就要對人民負責，對毛主席負責……”。他這一番話說得義憤填膺、說得理直氣壯，聞者無不為之動容，當場就有人伸大姆指，佩服這老頭剛剛出來工作，敢這樣說話，需要多大的勇氣啊。要知道反他的還大有人在，重新被打成“走資派”實非妄言。

這一幕是鬥勇，還有鬥智的一幕。我記得大約在1974年夏，派性鬥爭又起，從重慶來的幾千造反派一部分堵在省委門口靜坐示威，一部分在成都火車站集體臥軌，堅持要到北京去告狀，致使所有的火車停運，嚴重影響了全省的生產、生活。當時被造反派抓到成都的魯大東躲藏在我家，主管工業的省委書記段君毅也匆匆來到我家，他們焦急地商量怎麽應付這個局麵。父親果斷地說，立即調撥一列去北京的火車，安排告狀的人全部坐上去，把他們就近拉到廢棄不用的火車岔道上(四川鐵路沿線這種直達各廠礦企業的岔道很多)，甩下車箱，火車頭開走。讓他們在前不靠村後不沾店的地方冷靜一下，省革委再派人去和他們談判解決問題。段君毅當場為這個主意擊掌叫好。後來照父親的意見去辦了，果然立刻恢複了鐵路運輸，緩解了危機，平息了紛爭。“文革”時期的領導人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產”，事情往往非常棘手，沒有點智慧和魄力是玩不轉的。

父親管的“生產”，是一大攤子事情，三線建設、工業生產、農業生產、財經、交通運輸……，舉凡國計民生的一切都包括在裏麵。父親一直是主管全局的，並不經手每一項具體工作，現在各政府職能部門癱瘓半癱瘓，大部分領導幹部還戴著走資派的帽子，不能象過去秩序正常時期，發個通知就行。現在無論巨細，事必躬親，否則就落實不了。一個會議往往要解決多方麵的問題，眉毛胡子一把抓，父親完全是拚著命在工作。諸如鐵路、交通、郵電、醫藥、衛生、外貿等等，千頭萬緒，想起都讓人頭皮發麻，可是當年參加過父親召開的這類會議的同誌還記得，他方方麵麵居然都能一一道來，講到實處，解決根本問題。足見形勢逼迫他下了多少功夫、盡了多大的努力，他真是將人的能力發揮到了極致。真所謂，慮患防危，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

我還記得那幾年母親給我的信，多半是關於父親的工作和生活。諸如說他一日三餐無定時、天天工作到淩晨、過度的勞累使他病倒，等等。1969年宜賓、瀘州、內江、綿陽等地遭到30年未遇的春旱，小春欠收、大春還有20％稻秧沒有挿下，已挿的田地也開始龜裂。老百姓靠天吃飯隻能盼下雨。父親憂心如焚，組織各級領導集中精力抗旱。到7月上旬天下大雨，旱情減緩，可是“反複舊”使武鬥又起。關鍵是煤礦卷入派性武鬥引起連鎖反應，能源斷缺使一些大型國防企業癱瘓了。父親在7月下旬三伏天，冒著酷暑下煤礦蹲點，一去就是半個月，踏踏實實解決派性和生產問題。母親信中說，畢竟年齡不饒人，父親回來就發燒病倒。但他仍然不能臥床休息，因為來找他的人和事太多了。緊接著，宜賓、瀘州、合江、納溪大規模武鬥又起，動輒集中上萬群眾真槍實彈幹仗。張國華主任帶著省革委全體成員分頭下去解決糾紛，省裏隻留下父親和兩個軍隊幹部，全省的生產、工作千頭萬緒全部集中在他身上，迫使他超負荷運轉。他常常一天要開四五個會，將各派頭頭、軍隊幹部、各級領導召集在一起，爭論、鬥爭、妥協，會開到半夜，第二天睜開眼又接著召開生產建設會議。從7月到10月，僅從母親的信中就反映出他兩次發燒生病，整夜失眠也是常事。

在那個極左思想猖獗的年代，瘋狂的人們大轟大哄，常常會做出一些後患無窮的蠢事。父親牢記曆史的經驗教訓，關鍵時刻能冷靜麵對和處理一些具體問題。比如，城市手工業“文革”前都是集體所有製企業，其中還有公私合營時資本家的股份，“文革”後期他們紛紛要求轉國營，口號是徹底鏟除資本主義。一些不了解黨的有關政策的幹部，也隨聲附和，給省革委施加壓力。父親對此態度很明確，他在省革委生產指揮組召開的二輕工業會議上說：“基層企業由集體轉國營必須持慎重態度，在中央沒有明確規定以前，一律不能動。”1969年農業學大寨的高潮中，一些人到大寨參觀取經，看見大寨是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社員也沒有自留地，以為得了“破私立公”的真經，回來後就照搬，刮起一股“並隊風”，把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改為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收回社員的自留地，否定按勞分配，推廣“大寨式工分”。父親感到問題很嚴重。所謂基本核算單位就是所有製單位，四川在這件事情上教訓太深了。公社化初期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大刮共產風，帶來一係列嚴重問題，所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便由此始。巨大的損失麵前，中央終於做出“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規定，即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當時西南局主要負責人還沒有醒悟過來，認為這是“倒退”，遲遲不願下放所有製到生產小隊，推遲了對錯誤的糾正，增加了四川的損失，被毛主席批評為“豬碰到壁還要回頭，我們有些同誌比豬還不如”。這可是用生命換來的教訓啊！大寨這麽搞，也許有他們的實際情況，但我們不能照搬。父親提出：“發一個通知，堅決製止這麽搞。”在他的主持下，省革委於1969年6月發出通知說：“目前部分縣、社出現了急於並隊，搞大隊核算和收自留地等偏差，必須盡快糾正。要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自留地的製度一般也不要變動。”同時強調對政策性問題、特別是牽涉到所有製問題，必須慎重對待。及時刹住了這股風。據我所知，四川在這件事上抓得很及時。有的省這股風刮的時間較長，帶來較大損失，到1970年底的國務院計劃會議還在批評。1971年底中央又下發正式文件，再次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

農業，直接關係到千家萬戶老百姓的吃飯問題，也是父親最牽掛的事情。他一再強調要重視農業，抓農業，支援農業，並為之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在這方麵，和他一起工作過的同誌都有深刻印象。早在三線建設剛剛開始的時候，中央就提醒西南局，要注意第一個五年計劃東北“李鐵拐”的教訓。李鐵拐是傳說中的“八仙”之一，外形為拄著一根鐵拐杖的跛子，用來形容農業不適應工業發展的需要，農村的負擔過重，甚至壓垮農業。三線建設全麵恢複後，幾百個項目同時上馬，基建隊伍是百萬大軍，農業能否滿足三線建設需要，會不會把農業壓垮，會不會重演大躍進的錯誤，是他很擔憂的一件事。先做調查，再想辦法，是他一貫的工作作風。經過幾年的大動亂，農村的情況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存在什麽急待解決的問題？下一步該怎麽搞？采取什麽措施和手段？他帶著這些問題一次次到基層調查，回來反複開會研究，熬更守夜寫材料。在他身上我明白了什麽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他在射洪縣搞的一次調查。射洪是川中丘陵地帶的一個窮縣，人均耕地不到一畝，而且土地貧瘠，地多田少。農民大半年吃雜糧。這年夏天，他帶領省革委農業組的同誌在這裏跑了二十多天，從縣到區、鄉、社、隊，從幹部隊伍、群眾生活、農副業生產、農田基本建設、植樹造林，以及政治運動開展情況等等，進行全方位調查，聽取各級幹部群眾的意見，重點研究發展農業的路子。還詳細了解了三個生產大隊的情況。回來後，整理出八份專題調查報告，自己親自寫了一份長達萬言的“關於射洪縣工作情況的匯報提綱”，打印分送給新成立的省委各位書記，讓大家多了解一些基層的實際情況，多給農業一些關心和支持。

我手上還保存著父親寫的這份材料，翻開來心裏沉甸甸的。我似乎看見年逾古稀的父親冒著酷暑，在山間小路上奔走，在農家的院壩裏、在生產隊的幹部會上和幹部群眾促膝交談，我看到他工作上的深入細致，實事求是。比如，關於丘陵地區水利問題能不能解決？他說，“我省川西北春夏旱，川東伏旱，若幹年來幾乎形成規律。能不能適應這個自然規律，解決丘陵地區的水利問題，已成了當務之急。從射洪縣大搞小型水利的情況看，這個問題是能夠解決的，也確實到了解決的時候了”。根據射洪的經驗，他提出三點意見，一是整修原有水利工程。射洪原先有中小水庫50座，控灌麵積30多萬畝，但因無人管理，淤積坍塌嚴重，蓄水量逐年減少，又缺少配套設施，多半沒有發揮效益。“如果能對上述各項水利工程進行一次全麵檢查，采取有效措施，將會收到費省效宏、立竿見影之效。”二是大修蓄水塘。在山上修塘蓄積雨水灌溉，是川中古老而有效的灌溉方式。射洪有山塘3191口，東升公社二大隊二小隊的一個山塘，可蓄水五萬八千挑，解決了周圍97畝旱地澆灌問題。父親說：“這是解決梯田梯土用水的好辦法”。三是在水源好的地方，建設骨幹水利工程。如射洪前鋒引水工程。父親說：“這是治本之策，有條件的就要下決心搞。”

又如植樹造林問題。缺柴燒是當時川中，也是四川普遍存在的問題，由於大躍進時期的濫砍濫伐，加上林權所有製不落實等原因，林木破壞嚴重，群眾燒柴越來越困難。射洪縣清堤公社六大隊實行林權歸大隊所有，組成植樹造林專業隊，成片營造，成片管理，封山育林，解決了集體種植、收益歸集體的林權所有製，有效製止了盜伐濫伐。五年間荒山造林四百畝，河灘種樹栽草八百畝，實現了燒柴自給自足，還外銷大批水果。父親以此為例，總結說：“落實林權所有製，是搞好植樹造林的關鍵。如果在全省加以推廣，將使全省普遍缺柴（特別是川中地區）的嚴重情況迅速改觀”。

化肥的使用對當代農業革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父親在法國的時候歐洲已在使用化肥。四川到文革時期化肥還是新鮮事。農民開始半信半疑，發現效果很好後，對化肥的需求便與日俱增，化肥頓時成了緊俏貨。為了解決供需矛盾，父親提出建設一批小化肥廠，並在1970年6月召開落實小氮肥成套設備會議，首次落實了37套氮肥生產設備。到1971年，四川已完成48套小氮肥建設，年產氮肥八、九萬噸。由於這件事他親自過問，抓得又緊，那些想搞化肥廠的地方領導就來找他，他認為這是好事，應當鼓勵基層的積極性，因此總是盡力幫助想辦法，解決了這些地區的燃眉之急。到1974年，四川的小化肥比1965年增加了兩倍。隨著大批國防工廠內遷，四川的職工隊伍急劇膨脹，農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大。父親一再請示中央加大對四川農業的支持力度，加強三線基地的農業基礎。1973年，毛主席和周總理批準從國外引進八套大型化肥成套設備，決定將其中兩套年產30萬噸合成氨、48萬噸尿素的成套設備給四川。省委研究決定，將從日本引進的一套，建設在清白江的四川化工廠；將從美國引進的一套，建設在瀘州的天然氣化工廠。對這兩項重點建設，父親從選擇廠址、製定建設規劃、決定施工隊等等，都參與研究決策，連一些具體難題也親自處理。四川化工廠因征地和農民發生糾紛，父親明白，決不能白白侵占農民利益，必須給予農民滿意的補償。他拍板決定，用化肥補償農民損失。當時化肥屬於國家統配物資，任何單位無權調用，具體辦事的同誌擔心以後追查責任。父親說：如果上麵追究責任，由我來承擔，大家放手工作。這個方案得到農民擁護，及時平息了糾紛，使建設順利進行。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四川號稱天府之國，實際上隻有成都平原堪當這個美譽。成都平原能成為天府之國，是仰仗名垂千古的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的灌溉。父親知道，四川的農業要發展，水利是重中之重。1970年7月，他主持製定了四川“四五”水利規劃，先後上馬了玉溪河引水工程、仁壽黑龍潭水庫、龍泉山隧洞引水工程、人民渠第七期工程、簡陽三岔水庫、三台魯班水庫、南部升鍾水庫等大型水利工程。其中玉溪河引水工程是建國以來全省最大的引水工程，升鍾水庫是建國以來全省最大的水庫。此外還完成了100多個中小型水利工程。他多次參加項目的研究，親自到施工現場了解情況，解決建設中遇到難題。最大的難題是經費，他要求主管財經的同誌無論如何優先保障這些農田水利項目的開支。“四五”期間，全省水利基本建設共投資6.55億元，比“三五”期間增加了74.2％。這一波水利建設高潮在四川農業史上功不可沒，使川西、川中10多個縣400多萬畝農田有了水利灌溉，全省有效灌溉麵積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加了10％以上。當年，數以萬計的民工、幹部和工程技術人員，拿著僅夠吃飯的報酬，在幾乎沒有機械的情況下，大幹苦幹，建成了這批水利工程。如今，這一批水庫不僅在農業生產中發揮著作用，還成了人們休閑度假的好去處。我想，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這些在艱苦的歲月裏領軍奮鬥的前輩們的。

    父親在世的時候，四川的農業還很落後，凝聚著他心血的這些大工程，都還在建設之中。今天，四川的農業已經有巨大的進步，這些工程經過後人的努力，正在為四川的農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四川農民帶來切實利益。父親的在天之靈看到這一切，一定會感到欣慰。

1975年，是父親在四川工作的最後一年。這一年他做了一件後來被證明深具曆史意義的大事——對宜賓縣喜捷區下食堂大隊經驗的肯定和宣傳。

這個大隊的名字是大躍進時期起的，因為當時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辦食堂，鄰近的一個大隊的食堂叫“上食堂”，他們就叫“下食堂”。這個大隊的書記兼隊長陽治國是個有經營頭腦的人，多年不得其果的艱苦奮鬥，使他動腦子尋求改變貧窮的道路，文革的混亂局麵，也給了他們“另搞一套”的空間。他們聯合臨近隊在鴛溪河上築起一座攔河壩，修起一座小水電站。同時鼓勵社員家庭養豬，提出“自繁自養”的口號，養豬業在幾年內得以大發展，年出欄肥豬都在500頭以上，糧食連年增產，到1969年，全隊人均口糧已達到300多公斤，勞動日值1.6元。70年代初，陽治國隨宜賓地區代表團赴大寨學習，他了解到大寨人年均口糧才200公斤，而且多數還是雜糧，勞動日值還不如下食堂大隊的高。大寨的經驗使他受到啟發，也使他看到“大寨道路”的局限。回來後，陽治國擬出了一套改田改土計劃，他們沒有照搬大寨的辦法到荒山瘠嶺上去改土，而首先在荒山坡腳的瘦地上建造了三百間磚房，將居住在肥沃河灘上的農戶遷居到新房，騰出所占用的宅地，改造沃土良田250畝，僅此一舉就增產糧食12萬斤。多年的經驗教訓告訴他們，光搞糧食是富不起來的，還必須搞多種經營，抓工副業生產。他們在原先的基礎上，又組建起糧食加工站、農機站、磚瓦窯、運輸船隊，修起了磚瓦窯、養魚塘，將隊上的農副產品運出去，換回需要的物資，以“協作”的名義進行實質上的商品交換，使經濟得到全麵發展，成為當地聞名的富裕隊。

下食堂大隊的這一套搞法，當時存在很大的爭議。眾所周知，從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到文革中的農業學大寨運動，農村工作的的基本路線是限製和取締市場經濟，以指令性的計劃經濟取而代之，否則就叫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個路線的強製貫徹下，農民隻能按照上麵的規定生產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向國家交公糧賣餘糧，不僅個體農民的商品交換受到極大限製，集體的產品更不允許進行商品交換。在“以糧為綱”的束縛下，農村的副業得不到發展，社隊企業更被視為洪水猛獸，這一切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發展到極至。下食堂大隊的這一套搞法，和大寨經驗截然不同，要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幾乎就是現成的。然而他們確實先富起來了，從糧食產量、交售的公糧到集體積累、社員勞動日值都是全縣首屈一指，社員分配口糧和勞動日值還超過了大寨，讓人不得不服。於是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有人主張宣傳推廣，有人則批之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黑樣板”，在極左的政治環境下，沒有一位領導敢於公開肯定其做法，下食堂人隻能冒著風險變著法子偷偷摸摸地幹。

父親後半輩子為農村、農業的發展，為農民能過上好日子嘔心瀝血，眼見著農村走不出困境，農民擺脫不了貧窮，他有自己的思考。早在50年代，他就強調農村不能單搞糧食，還要重視副業生產，發展多種經營，即使在“以糧為綱”甚囂塵上的年代，他也在多種場合裏講這樣的話。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他早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不僅批評和製止了四川學大寨中的一些極左傾向，對“大寨道路”本身也持有異議。文革後期，他一直在尋找一個他理想中的農業典型，以推動四川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生活的改善。1975年春天，在鄧小平同誌的主持下，各項工作出現轉機，在這個“乍暖還寒”的春天，父親到宜賓地區視察，在聽取了宜賓地委第一書記張力行等同誌關於下食堂大隊的情況的匯報後，作出了一個相當大膽的、意義重大的表態。他說：

“下食堂生產隊發展生產的路子、方向和作法都是正確的。它不是‘黑樣板’，而是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它不是搞資本主義，而是腳踏實地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父親認為，下食堂大隊正是他所要尋找的農業典型，於是立即派人下去調查，總結經驗在全省推廣。在他的一手主持下，1975年5月31日，《四川日報》刊登了《以糧為綱，以副養農，全麵發展》為題的下食堂大隊調查報告，高度評價了下食堂大隊的成績和經驗，特別是“以副養農，全麵發展”的經驗。這是省委領導首次對下食堂大隊經驗的肯定，也是省委機關報首次對下食堂大隊經驗的全麵報道。這個典型的推出意義非凡，因為下食堂大隊的道路，和大寨道路有著本質區別。大寨道路，是極左路線指導下的計劃經濟，是一種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的單一的生產方式；下食堂大隊的道路，則有市場經濟的成分，它突破了“以糧為綱”的束縛，通過多種經營和建立社隊企業，取得了經濟全麵發展。這正是所謂農村“兩條道路”的鬥爭。父親對這個典型的肯定和支持，說明他已經看到農村不能再走極左的老路，必須遵循經濟發展的規律，另辟蹊徑。雖然在當時的局麵下，這個經驗的推廣困難重重，但父親此舉給予下食堂人、支持下食堂道路的幹部極大的鼓舞。下食堂人放開了手腳，名正言順地走自己的致富之路，到1977年人均年收入已經達到239元，遠遠超過了大寨的170元，糧食畝產2000多斤。

父親一定沒有料到，他去世三年後，他當年全力支持的這個典型，會成為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的一個曆史性的標誌。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央召開農村工作會議，農村“兩條道路”的問題成為爭論的焦點。堅持“兩個凡是”的同誌認為，農業的出路仍然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走大寨道路”；另一些同誌認為，要使農業和農民走出多年的困境，當務之急是反左。新華社四川分社記者喻全域、黃庭駿認為，下食堂大隊正是反左的成功典型，他們到下食堂大隊調查采訪，總結出與大寨完全不同的經驗：下食堂不是“勞力歸田”，而是大力發展工副業積累資金；不是“先治坡、後治窩”，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不斷提高農民收入；不是記等級製的“大寨工分”，而是嚴格的按勞取酬。甚至公開提出要“一手抓糧、一手抓錢”。時任四川省委書記的趙紫陽批示：“經驗很好，同意報道”。11月13日，正當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兩種觀點激烈交鋒時，新華社轉發了下食堂大隊的兩篇報道——《打碎假左真右枷鎖，才有農業高速度》和《社隊幹部要有經濟頭腦》，第二天《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以頭版頭條全文刊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滾動播出，好幾位中央領導打電話到新華總社，稱讚報道寫得好。此後不久，黨的工作會議否定了“繼續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的主張，重新起草了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準備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拉開了農村改革開放的序幕。下食堂大隊一時間名揚全國，成為取代大寨道路的一個標誌。

後來有人評價父親當年對下食堂大隊的肯定和宣傳，是“呼喚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一聲春雷”。我從中看到的是父親的遠見卓識和追求真理的膽略，稱他為領導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的一個先行者，當之無愧。

 

                            左支右絀

 

“文革”中，四川的派性鬥爭為全國之最，武鬥為全國之最，其危害之烈也可稱全國之最。平息派性爭鬥，是當時第一號大難題。中央從1967年開始，年年開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人數動輒幾千，時間長達數月，中央領導一次次講話，中央決定一次次下發，派性就如同癌細胞一樣就是除不掉，使四川動亂不已。派性歸根結底是一種權力爭鬥，利益爭鬥。“文革”的亂世，給人性中最陰暗、最卑劣的東西以充分表演的舞台。應該說，絕大多數幹部群眾是無辜的，被潮流裹脅而已，但確有一些人借助派性爭權奪利，這樣的人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從地方幹部到掌權的軍隊幹部，從造反派頭頭到社會各色人等都有。而派性的形成，既有現實原因，也有複雜的曆史背景，處理起來相當棘手。

“文革”中四川分兩大派，成都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簡稱紅成）派，和“川大”八.二六派；重慶是“重大”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紅成和八.一五結成一派，八.二六和反到底結為一派，形成全川的兩大派。兩派都是中央文革承認的“革命組織”，誰也不服誰，打得昏天黑地。父親對派性鬥爭深惡痛絕，巴不得早一天結束動亂恢複社會秩序，把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搞上去。還在他按照總理的指示，爭取“諒解”的階段，他就努力避免親一派疏一派，努力做兩派的團結和解工作。1967年4月，總理點名要他到北京參加處理四川問題的會議，他的政治麵貌趨於明朗，兩派都來做他的工作，企圖拉他支持自己一派。他的態度很明確：符合中央要求的，兩派都支持，否則都不支持，希望他們加強團結搞好大聯合。他在1967年6月21日的“亮相聲明”中說：“我支持八.二六的革命行動，也希望他們按照中央的指示，和紅成加強團結；紅成曾經熱情地幫助我改正錯誤，我誠懇地感謝他們，希望大家一起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並肩戰鬥”。這個態度被認為是“合稀泥”，兩派都不討好，成為他遲遲得不到“諒解”的重要原因。

成都人民南路廣場，是文革中的群眾集會中心，也是武鬥中心。“戰鬥”最激烈的時候，白天交通斷絕，夜間曳光彈如同節日的焰火般飛舞，槍聲徹夜不息。每當有重大政治事件發生，兩派都要在人民南路舉行大規模集會，以壯聲威。兩派的集會撞到一起，往往釀成武鬥。省革委成立後不久，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這是當時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事，兩派都決定在同一時間，在人民南路廣場舉行有數十萬人參加的“歡呼慶祝”大會。省革委領導在開會頭天才得知這個消息，頓時緊張萬分，兩派到會人數加起來有七八十萬，如此嚴重對立的巨大人群撞到一起，打起來後果不堪設想。省革委當即決定分別給兩派做工作，絕不能在同一時間開會。父親負責給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團一派做工作，當天下午，他急急忙忙召集該派“勤務組”的二三十個頭頭開會，剛把自己的意見一談，人們頓時開了鍋，指鼻子戳眼睛地對著他大叫大嚷。有的說，我們是革命派，他們是“老保”，隻有他們讓我們，豈有我們讓他們的道理！有的說，打就打，難道怕他們不成！有的說，通知都發下去了，各專縣的隊伍都動身了，絕不能改！聲色俱厲，儼然成了對我父親的鬥爭會。

鬧得凶的時候，他就默默坐在那裏，聲音平息的時候，他就給大家分析後果。他一開口，人們又開始鬧，如此反複不已。從下午到晚上，從晚上到深夜，從深夜到淩晨，雙方就這樣熬著，都不吃飯，都不認輸。到後來，這些人鬧得精疲力盡，聲音越來越小，話越來越少，情緒也漸漸緩和。父親的話卻越來越多，聲音越來越急迫，眼看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他大聲說，再不決定，通知都來不及了！打起來你們是要負曆史責任的，你們負得起這個責嗎！主要頭頭終於表態：同意取消集會。這時已是淩晨3點，另一派那邊也還在僵持著，他立即叫人通知在那邊做工作的同誌：這邊已經同意不開會了。象繃緊的彈簧鬆開了一頭，一個巴掌拍不響了，那邊隨即也同意取消集會。雙方緊急通知己方各路人馬，避免了一次可怕的災難。

省革委成立後，成都的兩派都模仿大型曆史劇《東方紅》的樣式，各搞了一台大型歌舞劇，宣傳自己的“輝煌戰鬥”史。節目排成後，先叫省革委領導觀看，企圖得到支持，以便招搖過市。一次他和梁興初一同去觀看一派的預演。梁是四野的著名戰將，從廣州軍區調來，對四川文革曆史不了解，看到台上硝煙彌漫槍炮齊鳴，身著解放軍軍裝的戰士衝鋒陷陣，還以為是反映戰爭年代打仗，連聲說“好！好!”父親對他說:“你還不清楚，那是宣傳搞派性打武鬥，要不得。”梁恍然大悟說:“原來是武鬥啊，要不得，要不得！”父親告訴演出負責人說，必須把派性和武鬥的場麵取消，突出革命大聯合，否則省革委不同意公演。對另一派的演出，他也提出同樣要求。結果他們隻是稍做收斂，照樣宣傳派性。他無可奈何，隻能一不支持，二不去看。

群眾組織的派性鬥爭，和領導內部的派性關係密切。劉結挺、張西挺被中央宣布平反，做了省革委的領導後，個人野心膨脹，派性嚴重，和省革委的另一些人嚴重對立，造成四川局勢一次次的“翻燒餅”：這派那派，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個中央決定或領導講話下來，各取所需借題發揮，名為貫徹中央精神，實為打擊對方勢力，傷及大批無辜幹部群眾，被老百姓形容為“皇帝打仗百姓遭殃”。父親身處其中，左支右絀，處境十分艱難。無論他怎樣保持中立，怎樣“抹稀泥”，別人偏要拿派性的有色眼鏡看他。凡人以派劃敵我、凡事以派論是非。隻要你的行為不合乎他的派別利益，就把你視為敵對派；一旦你被視為了某派的人，你的一切行為都會被打上派別的烙印，客觀的是非標準就蕩然無存，一切對錯隻以派別為標準。

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各級、各部門、各單位的“新生紅色政權”相繼成立，圍繞新一輪的權利再分配，兩大造反派之間、軍隊幹部之間、軍隊和地方幹部之間、地方幹部之間的派性鬥爭十分尖銳。劉、張二“挺”打著“反複舊”的旗號煽動一派，阻止不符合其派別利益的人進入領導班子，鬧得許多地方的政權機構遲遲不能建立，已經建立起來的無法工作，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和生產的恢複。另外一些人以“批清”運動為幌子，排除異己，打擊傷害大批幹部群眾，激化了派別爭鬥。1969年底，中央對劉、張的錯誤進行了嚴厲批評，讓他們靠邊站，至此，劉、張實際上已經下台。

隨後是大規模的“批清”運動。所謂“批”是“批判極左思潮”，所謂“清”，是“清理階級隊伍”和“清理‘三老會’、‘五.一六’”。“批清”運動對於打擊幫派勢力、恢複社會秩序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這個“批左”運動照樣是沿襲左的思路，帶著濃厚的幫派色彩，致使“打擊一大片”的悲劇再度上演。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全川被批鬥、關押、判刑、勞改者10數萬人，僅成都市就觸及2萬餘人，冤假錯案無計其數。1970年省革委人保組和省公安機關軍管會《關於運動中發生自殺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中說，本年度截至8月份以來，全省共發生自殺3887起，死亡3331人，而且呈逐月上升之勢，7、8兩月共發生自殺1309起，1146人。報告說，自殺事件的發生，重要原因是“工作簡單粗暴、甚至違法亂紀，搞逼、供、信而造成的”，其中有“搞男女關係”的，“用色情腐蝕社員”的，“當過區供銷社群眾組織頭頭”的，“有人見他穿過國民黨黃呢大衣”的，“有不滿言論”的，“有拿摸、販賣行為”的，等等。有些地方“不分問題情節大小，統統弄到‘集訓隊’一鍋煮，估逼硬追”。這份報告提出意見，要加強政策教育，避免事態發展。

父親對類似的運動經曆太多，對這樣搞法很有意見。在他看來，文革的動亂根子在上頭，這樣大規模的基層清算，和大躍進後期讓基層幹部當替罪羊，進行大規模清算沒什麽兩樣。但許多心裏話他不便直言，否則一些人借題發揮把水攪渾，能幹的事都幹不成了。要知道，父親在文革中雖然作為革命幹部被結合進領導班子，但直到1972年林彪事件被清理之前，他的權力都很有限，他的工作常常受到多方掣肘，他的意見也常會變成派性的靶子。

因此，這次他還是老辦法，調查研究，用事實說話。在上麵講到的那次射洪調查中，他同時對基層“清隊”、“一打三反”(打擊反革命，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和鋪張浪費)、“整黨建黨”等運動情況進行了調查，他在給省委的匯報提綱中說：運動中大批基層幹部被長期掛起來，射洪的“暫掛”麵普遍達到10%，有的高達30%，幹部的對立情緒很大，一個公社真正能堅持工作的一般隻有三、四人。他提出：經曆了兩三年的“一批兩清”，問題基本上都查清楚了，可以說農村階級陣線基本上搞清楚了，要盡快核實定案，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落實政策。有什麽問題就查什麽問題，問題清楚了就了事，不要一概而論。一時搞不清楚的問題，暫時放在那裏，今後發現新情況，再做處理，不要拖下去。他說：“對這個問題應該下決心加以解決”。明確表明了自己堅決反對以“批清”為名搞派性，又打倒一大批幹部的態度。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所謂清理“三老會”。“三老會”這個詞是“文革”中的創造，過去聞所未聞。事情源起於1968年3月15日中央領導處理四川問題的講話。當四川的一位領導匯報到四川的社會關係很複雜，有七星黨、三老會、自由民主黨時，中央領導說，“反動得很，要堅決鎮壓。當然要區別對待。組織要解散，核心成員一定要專政”。什麽叫“三老會”，也許講話和聽話的人都不太清楚，多半是因為和“七星黨”、“自由民主黨”一起說，聽起來就不是什麽好東西。這事當初並沒掀起什麽大浪，兩年後的“批清”運動中突然鬧成一件大事，許多人這時才知道“三老”原來是“老紅軍、老幹部、老地下黨員”。這“三老”有什麽反動之處呢？省革委第三辦公室1971年7月1日《關於對反動組織“三老會”建立專案審查的請示報告》稱：“這個反動組織是1967年5月由米建書、郭付人、杜心源、王際康、杜桴生等一夥搞起來的。他們披著‘三老’的外衣，打著‘造反’的旗號，招降納叛，網絡叛徒、特務、右派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和‘四清’下台幹部，以及曆次政治運動中受過批判處分的人，組成了一個翻案篡權，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極端反動的組織，罪惡累累。”他們“要翻十七年的案”，要讓“十七年的紅人靠邊站”。等等。

任何對新中國政治運動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文革”前十七年的曆次政治運動，從建國初的鎮反、審幹，三反五反的“打老虎”，到合作化運動的反反冒進，1957年的抓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到四清運動，每次運動都傷害了不少幹部，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敢講實話、辦實事的好幹部。這些同誌文革中起來爭取平反，這是情理中的事情。他們為群眾所同情和接納，被結合進新的領導班子，和“文革”中挨整被打倒的幹部又重新出來工作一樣，難道不都是理所當然嗎？文革中整錯了的應該落實政策，文革前整錯了的就不該落實政策嗎？“文革”整了你字字血聲聲淚，“文革”前你整了別人就心安理得嗎？但一些人不這樣看，他們站在宗派的立場上，認為這些同誌如果站出來，就損害了他們“一貫正確”的形象，就爭奪了他們的權位。於是這些“曆次政治運動中受過批判處分的人”，幾乎無一幸免地被扣上反革命性質的“三老會”的帽子，再次遭受打擊，有的被清洗出領導班子，有的被關押審查。

“三老”中，被整得最多的是四川地下黨。四川的地下黨建國後受到許多不公正的待遇，曆次運動被整的人不在少數，即使查不出什麽“問題”，往往也不被重用。上麵提到的那次關於“三老會”的中央領導講話中，江青說，因為她要搞《紅岩》的劇本，到華鎣山做了調查，“真見鬼，根本沒有這麽回事，羅廣斌是羅廣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們根本不理他。華鎣山遊擊隊，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江青的這一通胡言亂語，為一些有宗派偏見的人提供了尚方寶劍，“四川地下黨成分複雜、叛徒成堆”的成見更深了。重慶是周總理親自領導的中共地下鬥爭的重要戰場，川東地下黨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進行了英勇的鬥爭，湧現了江竹筠等大批革命先烈，小說《紅岩》使他們的事跡家喻戶曉。但是，重慶和川東的地下黨員解放後也有許多同誌蒙怨受屈，這些人在“文革”中爭取翻案，並提出平反的理由。有人因此耿耿於懷，借抓“三老會”為名再次清算。上述省革委第三辦公室的報告稱，“三老會已鑽進省、地市掌權的就有40餘人。三老會在重慶的分支機構有成員867人，其中中層以上幹部463人，已有202人進入了各級革委會”。這些人都遭到清洗和打擊。最典型的是所謂“蕭、李、廖反黨集團”。蕭澤寬、李止舟、廖伯康三位同誌是重慶市委的幹部，都是川東地下黨員出身。1962年，他們根據內部資料和自己調查的材料，發現大躍進時期四川非正常死亡達到一千萬人，感到非常痛心和氣憤，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央反映，觸犯了四川的主要領導，被打成“蕭、李、廖反黨集團”。“文革”中他們揭發了這件事，要求得到平反。在這次批清運動中又被打成“三老會”骨幹，其重大罪名便是“汙蔑共產黨領導的天府之國四川死人一千萬以上”。江青咒罵的羅廣斌，是小說《紅岩》的作者之一，其哥哥確是四川的軍閥羅廣文，但他毅然放棄富裕生活，冒著殺頭的危險參加了共產黨，被關進白公館監獄，1949年底國民黨大屠殺時越獄逃出。文革初期羅廣斌被打成“叛徒”，理由還是那套荒唐邏輯：“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的洞敞開著”，所以你肯定是從“狗洞”裏爬出來的！羅廣斌不堪淩辱，含冤自盡。江青這一講，連給羅廣斌鳴冤的同誌，也都打成了“三老會”。

批“三老會”采取層層清查，以“打謝(家祥)反梁(興初)”作為劃線標準。對下，有的地方一直查到農村；對上，有人就把眼睛盯到我父親身上，揭發他是“三老會的總後台”，死纏爛打非要把李大章揪出來。許夢俠同誌在回憶錄中說，他剛剛恢複工作時，正是抓“三老會”的高潮，四川有沒有“三老會”這個組織，他當時就很懷疑，有人揭發李大章是三老會的後台，他更是不相信。父親是“老”，在四川幹部中資格比誰都老，可他並非“曆次政治運動中受過批判處分的人”，“三老會”怎麽也掛不到他頭上啊，可見抓“三老會”是名，排除異己，爭奪權位是實。曆史證明，“三老會”就是某些人憑空杜撰出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尤其是《關於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通過後，“曆次政治運動中受過批判處分的人”，絕大部分都洗雪了罪名，落實了政策。回顧滄桑歲月，可見當時派性爭鬥的尖銳複雜，和父親處境的艱難。

從1968年底“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四川的“批清”運動搞了整整3年，直到1971年林彪9.13事件後才被中央強力製止。1972年2月，張國華同誌在處理四川大學的問題中，心力焦瘁，突發心髒病倒在了會場上，終於不治。張國華和我父親建國初期在川南曾短暫共事，他們的為人和“文革”中的處境都有相似之處。1967年他到四川主持工作以來，在派性鬥爭的漩渦中苦苦維護大局，為一些派性嚴重的人所不滿，稱他為“九級泥水匠”，背地、公開都經常發難，使他承受了很大壓力。他去世時才58歲，可以說是被工作和精神的雙重壓力擊垮的。張國華去世後，中央改組了四川領導班子，調劉興元到四川主持工作。3月，中央召集四川主要領導劉興元、李大章、嚴政、陳仁麒、謝家祥、何雲峰、孫洪道到北京開會，揭發清理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3月11日，在總理主持，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華國峰等同誌參加的會議上，由父親匯報四川工作情況。在匯報中，他談到四川抓“三老會”，從上到下層層搞，一直抓到基層。當匯報到“批清”運動存在擴大化的問題時，總理嚴厲批評說，不僅是擴大化的問題，全國都在“批陳整風”，你們還在搞“兩清”，矛頭指向張國華、李大章，你們背離了全國的中心，還在搞支一派壓一派，幹擾了“批陳整風”的大方向。當父親匯報到，四川搞了一個“四川文革十二件重大事件”，以派性的立場判斷是非，加劇了派性對立時。總理一針見血地指出：“你們那裏真是一個大爐子，派性的大爐子！”

總理說：張國華同誌是個好同誌，就是軟弱了一點，被人家欺負。張國華從不講人家有什麽問題，他照顧大局照顧團結，可是有人總是說張國華這個不好，那個不好。總理還說：有人還想把李大章擠走！有沒有這回事？與會者承認：有。總理講的這些情況，父親心知肚明。他這個人就是這個樣子，縱然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他在匯報中也隻字不提。也許他覺得講了不利於團結，不利於工作，個人的委屈和困難，自己咬牙扛住。中央領導中沒有誰比總理更了解他，更知道他的苦衷了。總理接著說：“大章同誌，你要開門見山，你要講本質問題，有問題中央幫你們解決。死了一個張國華，還能再死一個李大章？！”

總理把話講到這份兒上，足見他心情的沉重和焦慮。父親回到四川後曾向母親轉訴總理的這段話，眼中飽含著熱淚，母親也潸然淚下。在那舉步維艱的歲月裏，總理的愛護和支持溫暖著他們的心，他們也深深體會到總理的難為和無奈。很多年以後，總理和我父親都相繼離去，母親回憶起當初這一幕，依然落淚，她說：“總理和你爸爸都是挑重擔走山路的人，多少人在釜底抽薪，吃力得很啊！”

 3月22日，中央領導再次接見，劉興元在匯報中說，大章同誌是老同誌、老四川，（我們）要向大章學習。父親插話說，自己年齡大，能力也不行。總理鼓勵他說，自高自大不行，但也不要太自卑了嘛。這次會議上，劉興元和我父親起草了《關於繼續深入開展反對林陳反黨集團鬥爭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說：去年9.13以前，我們沒有把“批陳”作為頭等大事來抓，而把工作的重點放在了“一批、兩清”運動上（批判極“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會”），有些地方，把鬥爭矛頭指向了持有不同意見的群眾和幹部，混淆了階級陣線，違背了毛主席關於重點在批陳的指示，轉移了鬥爭的大方向。過去，我們對此認識不足，沒有及時糾正這個錯誤。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報告經毛主席批示作為中央文件發出，四川開始糾正“批清”的錯誤。

這一來，“批清”的積極分子又產生對立情緒，一些“批清”中被打擊的人也想伺機報複。為了防止再次出現“翻燒餅”的情況，父親多次在重要場合強調，要牢牢掌握批林的大方向，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他說，四川這些年來，往往是在糾正了一種錯誤之後，又發生另一種錯誤，使形勢一再反複。要記取曆史的經驗教訓，糾正“批清”的錯誤，要在當地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步子要穩，工作要細，一定要顧全大局，各自多做自我批評，不能搞唯我正確，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團結絕大多數，既要糾正錯誤，又要保護廣大幹部群眾的積極性。盡管如此，阻力還是相當大。許夢俠同誌的回憶錄中說，成都市的基層單位在“批清”中被定為敵我矛盾的達兩三千人，市委發文要求複查，糾正錯案，不少地方頂著不辦。他下去檢查落實情況，一去就被圍攻。後來才發現竟然是自己身邊的人通風報信！

要把這個“派性大爐子”的火熄掉，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蒼天可鑒

 

1967年4月中央處理四川問題的第一次會議上，總理就給父親交代，要解放一批幹部出來工作，這成為他處心積慮想做好的一件大事，但一直無法插手。省革籌期間，幹部解放工作被劉、張一手把持，曾經把四川幾百名地、市、廳局以上幹部集中到錦江賓館辦學習班，審查曆史交代問題，表麵上是為解放幹部做準備，事實上還是無中生有無限上綱那一套，時間長達八個月，形同關押。大部分幹部根本無法“過關”，有的甚至被逼跳樓自殺。在派性和武鬥的混亂中，幹部解放工作完全陷於停頓。省革委成立後，各級“三結合”革委會相繼建立，劉、張以派劃線、以派取人，仍然阻撓幹部的解放。以後又以“反複舊”為名，把一批已經出來工作的幹部重新打倒。從1969年1月6日省革委政治工作組的《原省級機關解放幹部工作情況調查報告》中看出，他們抽樣調查了原省級機關82個部委廳局單位和320名廳局級幹部中的67個單位和256名幹部，截止1968年底，仍然有64人被視為黑線人物，列為死不改悔走資派的104人，列為假黨員的37人，占總數的80%。後來又把省級機關和原西南局機關的幹部集中到西昌彎丘五七幹校，長期“勞動改造”。直到1970年劉、張靠邊以後，父親才有機會參與幹部的解放工作。在當時的局麵下，解放幹部是一件相當敏感和困難的事。首當其衝的，當然是極左路線和派性的幹擾，其次是幹部隊伍中曆史形成的矛盾。四川的老幹部主要來自三個部分：跟隨賀龍、李井泉南下的一野晉綏幹部；跟隨劉伯承、鄧小平入川的二野幹部；四川地下黨幹部。由於過去在幹部使用、提拔等方麵存在的一些問題，人為造成不同來源幹部之間的一些隔閡和矛盾。這些矛盾和“文革”的派性攪在一起，使問題更加複雜。從客觀上講，父親不屬於上述任何部分，他和二野的幹部接觸多一些，但時間很短，更不能算是“二野出身”。從主觀上講，他曆來反對幹部路線上的宗派主義，使用幹部完全看德才和工作需要，沒有人可以依靠和他個人的關係得到特殊照顧，這是有目共睹的。文革中解放幹部他照樣如此。他急於要解決的是讓大批有經驗的老同誌出來工作，收拾亂局，把生產搞上去。至於他們來自於何方、受過誰的重用、是誰的人等等，他並不在乎。

    行文至此，我想起曾經讀到過的一段文字，這是一位老幹部在重病之榻向女兒回顧自已的人生時，描述的他所敬重的老首長李大章。他說：“大章同誌是這樣一種人，他在幹部任用上六親不認，是所謂按黨的原則辦事的人。所以大章同誌在官場沒有‘好朋友’，沒有哪個很貼他。就是你再貼他，他也要按照幹部固有的組織原則，按照論資排輩的規矩來做，而且還要從下往上報批。他太正經了！他對自己用得順手的幹部，也是隻會破格使用，絕不會破格提拔的。他更不會培養心腹。按照傳統的標準，大章同誌是絕對正直的一個人，無可挑剔。但在官場上的人都有一個好惡，要想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必須有一批自己的親信，大章同誌恰好沒有，所以即使他很公正，他也鞏固不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這段表述，質樸得讓我感動，坦率得令我心驚。這位老人正是當年“西南服務團川南支隊”的青年幹部，從南下開始跟隨我父親幾十年。他描述的父親很象。但是我覺得，父親雖沒有普通意義上的“官場朋友”，卻有許多生死與共的同誌、戰友；雖然沒有親信，卻有許多敬重他、追隨他的人；他逝去三十多年了，還有很多人懷念他，在心裏祭奠他，包括以上那段文字的作者——這位病榻上的老人。當他那文學博士的女兒表示要為他作傳記時，他堅決地拒絕說：“寫我幹啥子，你有能力就去寫李大章傳，他才真正應該有人給他作傳！”或許，確有不少能力強、人品好的幹部，特別是那些從川南就跟隨他的幹部，在父親手裏沒有得到提拔和重用，就象那位如今已經告別人世的老人。但他們諒解他，敬重他，真心認為他的品德無可挑剔！

    正因為他出自公心，所以在幹部提拔使用上特別注意五湖四海，不憑個人好惡，不戴有色眼鏡，照顧到不同山頭的利益。“文革”前晉綏幹部擔任領導工作的人很多，為了讓他們盡快出來工作，父親在百忙之中，一個個地找他們談話，關心他們的現狀，了解他們的想法，做對立麵的工作，為他們站出來作了種種努力。在李井泉身邊工作過的同誌，他照樣予以關心。李井泉的秘書陳振寰同誌，文革前是郫縣縣委書記，文革中挨批鬥，1969年因為一個筆誤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關押在郫縣勞改。一說是李井泉的秘書，誰敢沾！而且文革中因口誤、筆誤被誣為反動標語口號，判刑定罪的冤案有多少啊。直到1972年，陳振寰仍然得不到“解放”。父親三次到郫縣檢查工作，三次問縣委領導：陳振寰現在哪裏？在幹什麽？你們對陳振寰既不定性，也不解放，拖在那裏，你們打算拖到什麽時候啊！如果他沒有問題，就盡快解放了。第三次他下最後通牒說：若你們有困難，幹脆讓小陳回到省、市分配工作。當時李井泉還沒有“解放”，中央對李的問題也未有任何鬆動的表態。父親把話說到這個份兒上，在當時是要有點魄力的。讓我感到難以理解的是，父親的這一番公心、苦心，仍被一些人誤解和歪曲，直到他去世後多年，還有人站在宗派山頭的立場，抵毀詛咒、造謠汙陷、朝他身上潑髒水，斤斤計較著這派那派的利益、這個山頭那個山頭的高低。這些人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被宗派偏見迷了心竅和良知。

    當時，處理高級幹部的問題很複雜，許多問題也非他能夠左右，所以他先在基層做文章。成都周邊的幾個縣，如金堂、彭縣、遂寧等他多次去，調查落實幹部解放問題。他還把射洪縣作為幹部解放的試點，提出“現在關鍵的問題是，首先要把縣一級的班子加強，隻有把縣的領導班子搞好了，基層的領導班子才能解決好，一定要下決心解決這個問題。”要讓“文革”前的第一把手出來工作阻力很大，出來再當第一把手困難更大，父親不信這個邪，他以射洪為突破口，將“文革”前的縣委第一書記解放出來，擔任革委會第一把手，為幹部解放樹立樣板。

“翻老帳”是曆次政治運動的特點，隻要你曆史上犯過“錯誤”，無論組織是否已經作過結論，下次運動無可幸免地會被重新翻出來清算，“文革”中更是如此。處理這些“老帳”，需要有較高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經驗。“造反”出身的人往往既不講政策又無知，掌權的軍隊幹部對地方幹部的情況了解也不多，這一類問題就成了解放幹部的“老大難”。父親對四川“文革”前的曆史一清二楚，因此他要求幹部部門在處理這類問題時要本著愛護幹部、尊重幹部的政治生命的態度，實事求是地解決，已經作過結論的絕不再“翻燒餅”。有的人在基層被整，迫於無奈也來找他，他也總是盡力幫助。大躍進後期，四川大批基層幹部被關押鬥爭，讓他們承擔大躍進種種錯誤的責任。以後雖然進行了糾正，“文革”中又被翻出來整。廣漢縣有一位叫李克淦的幹部，大躍進時期當過公社書記，後來挨整，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文革”開始後再次被炒“回鍋肉”，整得很慘。他和我父親相識有點戲劇性。那時他當公社書記，餓慌了的社員為了討糧食吃，跑到馬路上攔小汽車，剛好攔到了父親的車。父親直接到公社了解情況後，命令地委撥糧解決了困難。李克淦因此認識了我父親。“文革”中他幾次到省革委找我父親，請求為他講公道話，父親出麵幫助他糾正了不實之詞，落實了政策，他至今記得父親充滿同情的一句話：“你們都是錯誤路線的替罪羊啊！”

彎丘五七幹校，原先是西昌米易縣的一個勞改農場，1969年改為省級機關五七幹校，原西南局和省級機關的幹部下放到這裏勞動改造，人員按軍隊編製，栽秧種地、放牛養豬，吃清水菜，住幹打壘、睡雙層床，形同流放。父親幾次下去看望那裏的同誌，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對病弱的同誌，要求送他們回成都治療休養。雖然辦這樣的五七幹校當時是全國性的，他仍然努力使其早日結束。幹校辦了兩年多，他親自提議並經省革委決定予以撤消。這些往事使許多同誌至今感激難忘。

四川地下黨的不公正待遇，是“文革”前就長期存在的。有的領導對四川地下黨的偏見比較深，總認為他們曆史可疑，不可信任，因此他們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傷亡率”最高。“文革”初期由官方決定點名批判的最大幾個“官”——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馬識途、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綿陽地委副書記張黎群，都是四川地下黨。張黎群因為1962年在《重慶晚報》和《成都晚報》，分別開辟了《巴山漫話》和《夜談》兩個專欄，發表了一批類似“三家村夜話”之類的雜文，被打成四川的“小三家村黑幫頭子”，第一個被關進監獄。張黎群同誌是團中央機關下來的，當過8年《中國青年報》總編輯。為了收集他的“反黨罪行”，四川的專案組曾經找到在幹校勞動的胡耀邦同誌，胡耀邦回答：“他還沒資格犯修正主義路線的錯誤。因為他隻是團中央眼皮底下一個直屬部門的負責人。如果說《中國青年報》那時候有過這樣的錯誤，那麽這個責任應該由我來承擔，因為我是團中央的第一書記。”

對四川地下黨成見之深，加以江青的胡說八道，形成“文革”中的一個奇特現象：在解放幹部問題上針鋒相對的兩大派，對四川地下黨卻又相當的一致。1969年8月1日，劉結挺在四川清理地下黨座談會上揚言：解放17年，地下黨的問題是沒有搞清楚的，“地下黨是個招牌，有國民黨，三青團，青年黨，民社黨，臨解放時打招牌為地下黨”。他誣陷原地下黨川南工委副書記錢壽昌“通敵”，導致錢被長期關押致死。對立的另一派就更不消說了。以至每次“翻燒餅”，地下黨都和地富反壞右一起，被烙在鍋底下，解放他們的阻力最大、拖的時間最長，幾乎成了一個禁區。在四川，沒有誰比我父親更了解地下工作的艱辛和複雜的了，他對這些同誌的遭遇寄予深深的同情和不平，他為他們的解放所做的工作，比省上任何一位領導都多，處理“三老會”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還直接參與了一批四川地下黨員的審查和解放工作。但是由於阻力太大，四川地下黨的問題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真正得到解決。1979年2月，四川省委發出《關於為四川地下黨平反的通知》，說：“省委決定凡因所謂清查四川地下黨而造成的冤假錯案，應一律平反，迫害致死的，應以昭雪，恢複名譽；凡是對四川地下黨組織及其領導的外圍組織，強加的種種莫須有的罪名，應與推倒；對一切誣陷不實的材料應認真清理；……受株連的親屬、子女應與平反”。1985年1月15日，胡耀邦對四川問題的一個批示說：“文革前四川有很長一段曆史是很左的，許多幹部左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這是一。第二，四川黨內政治生活長期不正常，是非不清，有權有勢的人隨便給人扣帽子、穿小鞋的現象是不少的。這個問題，撥亂反正後，是否在黨內講清過？籲請大家認真糾正過？我都不清楚。”他要求“各個省必須按照自己曆史上形成的一些優缺點，進行黨的政治思想建設”。胡耀邦同誌的這個批評，十分中肯。

 劉、張倒台後，四川的幹部解放工作進度大大加快。這在當時的省革委組織組負責人孟廣涵的回憶中有記載。他說，當時為了把劉、張幹擾下耽誤的工作補回來，“大章同誌指示我們，不管怎樣要先把那些老幹部解放出來，讓他們工作。有的幹部因為被“文革”耽誤了最佳時間，現在年齡偏大，大章同誌要求我們先解放安排工作，然後再退下來。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給那些在“文革”中飽受磨難的老幹部平反，是對他們的政治生命負責。但是這些措施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冒著很大的風險。”如何給老幹部安置工作崗位，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文革”完全打亂了原先的黨政機構，“新生的革命委員會”組織機構很簡單，位置有限，又有大批派頭頭充斥其中，還安置了許多軍隊轉業幹部，容納幹部的空間很小。原先的西南局已經撤消，留下的大批幹部也隻能在省上解決，更增加了安置難度。為了給解放出來的幹部安置合適的崗位，讓他們有用武之地，父親和有關部門商量後采取了一個大膽的決策——成立21個局，每個局配六到八個副局長，全部由地方老幹部擔任。據當年組織部門的同誌說，四川這種做法被一些人攻擊為“複辟”，父親不為所動。孟廣涵的回憶還說：“有的單位的造反派對老幹部站出來意見大、阻力大、不讓解放。於是我們在大章同誌指示下，內定了一個方針，先把這些同誌解放出來，安排在縣一級部門去工作，過一段時間再調整到地區，然後提拔到省級各部門擔任領導職務，這樣在造反派中目標小了，阻力小了，比較容易通過，也達到了我們解放幹部的目的了。這算是曲線救幹部的一個策略吧，這種做法在全國都是少有的，要冒很大風險，沒有大章同誌的支持是辦不到的。後來批林批孔，到處都是大字報，不是批“三老會”呀，而是批七老會八老會九老會，鬧了一陣子，大章同誌頂著很大的壓力。但無論如何這一大批老幹部解放出來了，對四川的農業、工業、經濟、國防三線建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章同誌功不可沒啊。四川省當年如果沒有象大章同誌這樣的資曆老、水平高、懂經濟、懂生產，全麵熟悉四川情況的老領導主持工作，情況會非常糟糕。”

事實上，當年四川在解放幹部、恢複生產上都是走在全國前麵的省之一。1971年5月，省革委核心小組在給黨中央的《關於召開中共四川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請示報告》中說：“全省原省管幹部9744人，已解放8614人，參加三結合和安排工作的7741人；原省委常委、副省長以上21人，已結合11人；原地州市縣一把手210人，已解放184人，占87.6%，已安排工作的176人。”但是四川最大的問題是局勢反複不已，幹部今天解放，明天又被打倒，今天這一批人上台，明天那一批人上台，幹部隊伍無法穩定，父親對此十分頭疼又百般無奈。1972年四川領導班子調整，全國批林，四川批“梁、陳、謝”，局勢再次出現反複，一些派頭頭伺機再次策動換班，父親明確表態反對這樣搞。他在1974年5月省革命委員會八次全委會上講：“四川幾次反複的經驗告訴我們，要多換思想少換人，隻能補台，不能拆台，不能推倒重來。”從而保護了一大批幹部不被重新打倒。

 

 

                            最後的遙望

 

父親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十年，也是建國後受苦最多、工作最辛苦的十年。政治風雲迭宕起伏，國事家事人事天翻地覆，唯一不變的是他的為己為人為事。他出來工作後，白天開會不斷，晚上工作到淩晨，擠時間往基層跑，除了病得起不了床，沒有休息過一天。他還是那樣一絲不苟地記筆記、寫材料，還是那樣和和氣氣的對人講話，認認真真地聽人傾訴。回到家裏，還是那麽沉默寡言，還是那樣悄無聲息的走動。每個大年初一，還是下鄉看望幹部群眾……

到1975年，父親已在省上工作了20多年，先後陪伴了三個一把手——李井泉、張國華、劉興元。這一年劉興元離任，中央決定趙紫陽同誌到四川主持工作，調父親到北京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父親對中央的安排有些意外，他對權力名位看得很淡，覺得自己已是75歲的老人了，去中央挑重擔，自覺力不勝任。再則，這把年齡去北方生活，猶如老樹拔根。但他還是服從了中央的決定。在交接工作期間，他仍然象對陪伴過的每位一把手那樣，盡職盡責，任勞任怨。趙紫陽到四川後，省革委裏的一些派頭頭造與論說他是廣東的“走資派”，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打倒走資派趙紫陽”的標語，有人還到北京向“四人幫”告狀，給趙紫陽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難。為此父親專門找一個有較大影響力的派頭頭談話，告訴他，趙紫陽同誌是毛主席黨中央派來的，不是哪個個人派來的。父親問他：你擁不擁護毛主席黨中央？他回答說：我擁護。父親又問：那你擁不擁護毛主席黨中央的決定？他說：我擁護。這個幹部後來當麵向趙紫陽表態說：“我是擁護黨中央毛主席的，所以我也擁護你。”減輕了趙紫陽同誌的工作壓力。

    1975年12月，父親離開生養了他，他也為之鞠躬盡瘁的土地。臨走之時，他送給秘書周紅原一隻自已用過的鋼筆。周紅原1966年底由萬縣地委辦公室副主任調任父親的秘書，到此時整整9年，沒有提一級職務、升一級工資，得到的就是這件小小的禮物，和影響了他一生的工作經曆。臨別晚餐，父親請來了警衛員張官堯，我們全家作陪。他從1963年到父親的警衛班，陪伴父親走過“文革”最艱難的歲月，至今已是12載春秋，幾年前離開父親時仍是一個警衛員。這一晚父親顯得有些傷感，小張也流了淚。

這一年的6月26日，父親回到家鄉合江，視察了白沙鎮蘆稿林大隊，這裏與他的老家望龍鄉遙遙相望，但他仍然沒有邁進故鄉的家園。我想，他一定是從遠處望到了家鄉的老屋，望到了半個多世紀前走過的鄉間小道，望到了祖輩的墳塋，嗅到了家鄉泥土的芳香，這是他一生都熱愛的地方。也許他已經預感到，這是他生命中對故鄉的最後遙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