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關於毛澤東的謠言與真相（轉貼）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關於毛澤東的謠言與真相

李曉鵬

一、毛岸英之死

 

關於毛澤東的謠言很多，有一些層次很低的，我們就不用細說了。比如說什麽他在全國各地為自己修建了很多行宮別墅。其實大部分都是建國以前蔣介石就修好的，還有一些是接待國內外貴賓的賓館，毛澤東不過去住過幾天，就被說成是他的行宮別墅了。

這些隻要稍微認真的加以辨別一下，都比較容易搞清楚。但是有一些傳言就沒有那麽容易辨別了。比如說，這第一個，毛澤東把他的兒子毛岸英送到朝鮮戰場上去，是為了讓他去鍍金的。增加點參加戰爭的資曆，好為將來培養兒子接班做準備。但是想不到竟然犧牲了。有些人的話就說的很難聽，說什麽要感謝美國飛行員，把未來的太子給炸死了。不然我們就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了，我們今天就是毛家王朝。

 

1.培養接班人的步驟問題

 

這種說法很難簡單的去駁斥它，因為人已經死了，我們沒辦法驗證說如果毛岸英活著會是什麽樣。

但這個事情也不是完全沒有線索。因為封建世襲製度被消滅以後，領袖人物要想培養兒子接班，就必須要一步一步的曆練上來，不能直接封為“太子”就行了。不管你是真共和還是假共和，麵子總要裝的。要培養他在軍隊的勢力，在黨內的勢力，還要逐步的把他提拔到一個很接近領袖的位置上，這樣領袖死了以後才能夠順利的接班。

最典型的就是蔣介石，他是讓他的兒子蔣經國接班的。1937年蔣經國從蘇聯學習回國以後，首先就是到軍隊曆練，1938年獲封少將軍銜，過了一年，就派到江西去當贛南地區行政專員和保安司令，政權軍權一把抓。然後逐步的提升為江西省防空司令、省委委員。1945年，又提拔到中央來，當三民主義青年團和青年軍的領導。這就是讓他在青年團和青年軍裏邊發掘人才，建立自己未來接班的政治和軍事的班底。

 

蔣經國的成長路線，明顯是蔣介石精心安排的。黨政軍內各個方麵都去曆練，熬資曆，再一步一步提拔，後來到了台灣以後，又當國防部主任、行政院副院長。最後當上行政院院長，也就是相當於我們的國務院總理的職位。這樣，就隻等老蔣一死，他以總理的身份接這個國民黨主席和總統的職位，那就順理成章了。

如果老毛也想要讓兒子接班，他也要按照這個程序來。軍隊裏邊的曆練，那是必不可少的。等毛岸英從朝鮮戰場回來，有了軍功，就好進一步提拔了。但毛岸英是1945年12月從蘇聯回國的，距離他去朝鮮還有五年的時間。毛澤東在1943年延安整風之後已經成了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思想已經寫進黨章了。這個時候兒子從國外回來，培養接班人那可是恰逢其時啊。要知道蔣經國37年年底回國，僅僅過了幾個月初就當上少將了。

1945年到1951年這六年裏邊，正好是中共的軍隊打的仗最多，打的最為順風順水的六年。國共內戰1945年9月全麵爆發，東北、華北、華中、西北……哪兒都在打仗。還是跟國民黨打，相對來說比較安全，因為國軍的戰鬥力比較戰五渣。這個時候比如說，派毛岸英去東北給林彪當個參謀，那還不是很簡單的事兒？當時已經有了比較穩固的北滿根據地，在司令部呆著還是比較安全的。

等到遼沈戰役結束以後，師部也比較安全了，就可以去當個師政委。再跟隨東北野戰軍揮師南下，配一個能幹的師長負責指揮，那個時候就像秋風掃落葉一樣，肯定的不停的打勝仗，一口氣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去，不需要什麽很強的軍事才能，也不會有什麽危險。幾場勝仗一打，就可以提拔上來當個縱隊政委了。然後占領某個地區，直接就從縱隊政委改成地委書記，這不就黨政軍的資曆都有了，一步一步上來了？

但是，在這五年裏，毛澤東啥軍事任務也沒有交給毛岸英去幹，而是讓他去學種地，參加農村的勞動。後來又參加搞土地改革，也沒什麽實權，主要就是做宣傳、文秘工作。建國以後，又去一家工廠當了黨支部副書記。既不去軍隊，也不去政府。總之呢，就是完全沒有要從黨政軍各方麵來培養他的這個跡象。

 

2.艱難的抉擇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候，反倒不是一個很好的去戰場上熬資曆的機會。首先，這是解放軍第一次到國外打仗，人生地不熟的，風險很大。解放戰爭的時候，共產黨的群眾基礎很好，到哪個地方都有地下黨組織和老百姓跟帶路啊、通風報信之類。在朝鮮，就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

第二，這是和世界第一強國作戰，當時共產黨的軍隊，打國民黨是比較輕鬆的，但是打日本人的軍隊，就非常吃力。日軍的裝備好，而且單兵作戰能力極強。而日軍打不過美軍。美軍戰術素養很高，但最重要的是它們的裝備火力非常的強。當時中國人民誌願軍和美軍在裝備上，存在代差。就是說不是一個時代的，就好像當年鴉片戰爭時期英軍是熱兵器，清軍是冷兵器一樣。中國這邊還是傳統步兵裝備，也就是步槍機槍加火炮，而美軍已經是海陸空立體作戰了，空中有飛機、地上有坦克和裝甲車、海上有戰艦。在人類戰爭史上，存在代差的兩支軍隊交戰，基本都是落後的一方慘敗，很少例外。即使有少數的例外，也是落後的一方在自己的國家抵抗侵略獲得的勝利。比如這個埃塞俄比亞抵抗意大利的入侵。在沒有主場優勢的情況下，武器落後對方一個時代的軍隊取勝的案例還從來沒有出現過。

在這種情況下，把自己的兒子送上戰場去“鍍金”，可以說非常愚蠢。你要說把某個幹部送上去鍛煉鍛煉還可以，因為萬一犧牲了還可以再選。這個能接班的兒子可就這麽一個，死了就沒有了。

我們說的徹底一點，我們站在毛澤東個人地位的角度考慮，為他培養兒子接班的大局考慮，最好的選擇不是派毛岸英去朝鮮，而是根本就不要打這場戰爭。為什麽？因為當時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已經很鞏固了，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統一全中國，這個功勞還不夠大？中國曆史上，從純粹的草根底層出身，白手起家，統一中國成為最高領袖的人隻有三個，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還有就是毛澤東。平均一千年才出一個。到了這個地步了，你還追求什麽？朝鮮戰爭打贏了，你還是最高領袖，沒辦法進步了。那萬一要是打輸了呢？

當時中央高層除了毛澤東和彭德懷，其他人基本都反對出兵朝鮮。大家都覺得好不容易把國民黨趕到海島上去了，大陸統一了，打了這麽多年仗，現在應該抓進時間搞建設。在這種情況下，你力排眾議主張出兵，一旦打輸了，領袖地位很有可能就要動搖了。大家都說不要打，你非要打，結果打輸了，犧牲了幾十萬青壯年，把國家經濟搞垮了，那必須要有人為此承擔責任啊！那你就要下台，或者說退居二線，至少也要取消你的最終決策權，以後大事兒小事都要大家投票決定，不能再聽你一個人的了。

所以當時毛澤東是頂著巨大的壓力做出這個決定的。自己關起門來想了七天，這才最後決定初步朝鮮。這確實是一個非常艱難、風險非常大的決定。當時想讓林彪帶兵去朝鮮，林彪說我去不了，我有病；然後又想讓粟裕去，粟裕說，我也去不了，我也有病。當然他們是不是真的病到不能帶兵，我們不去研究。反正兩員大將都不去，這就讓毛澤東更難辦了。但他還是堅持要出兵，就做了兩個決定，首先是讓彭德懷掛帥，解決主帥問題。第二，就是把自己的兒子送上戰場，解決黨內團結的問題。

 

彭德懷在紅軍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戰功很大，但在最後的這個解放戰爭裏邊表現並不突出，主要原因呢是因為他負責的西北戰區不是主戰場，沒有指揮幾十萬人的大兵團作戰的機會。所以毛澤東這次派幾十萬大軍入朝，首先想到的是指揮過遼沈戰役和淮海戰役的林彪和粟裕。選彭德懷是沒辦法了。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我作為共產黨的主席,不派自己的兒子去,又派誰的兒子去呢?”

 

這個時候問題就來了：為什麽在解放戰爭的時候毛澤東沒有這樣想？

因為那個時候黨內意見很一致，仗打的比較順，派自己兒子去參軍，就有培養接班人的嫌疑。隻有到了朝鮮戰爭，為了說服黨內同誌團結起來支持入朝作戰，為了鼓舞誌願軍的士氣，他才決定讓毛岸英入朝作戰。

注意，這個決定不會是毛岸英主動請戰的，而是毛澤東自己的決定。因為毛岸英入朝的時間是在援朝戰爭爆發之前。是和派彭德懷入朝同時做出來的決定。當時關於是否參戰的爭論拖了很久，黨內沒有一致意見。一直到10月份，美軍都已經快打倒鴨綠江邊了，形勢非常危險了，再不做出決定就來不及了。

10月4號，彭德懷還在西北地區主持規劃建設大會，根本沒有出國打仗的準備。突然接到通知讓他去北京開會，會開到一半就走了。當天下午到了北京，毛澤東就找他談朝鮮戰爭問題。彭德懷當時沒有表態，回去想了一晚上，才來告訴毛澤東：我讚成你的決定。也就是說10月5號才最終定下來出兵朝鮮。

根據聶榮臻的回憶，毛澤是10月6號告訴他讓毛岸英去給彭德懷當俄語翻譯。10月19號，彭德懷就帶著一個秘書和兩個警衛員秘密進入朝鮮；10月23號，彭德懷的第一批司令部成員進入朝鮮跟他回合。而毛岸英就在10月23號入朝的這第一批人中間。整個過程都是高度保密的。直到11月2號，誌願軍已經跟美軍交上了火以後，國內才發表聲明支持誌願軍入朝作戰，開始進行公開的政治宣傳。

也就是說，毛岸英決定入朝的決定，是在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之前就做出了。在這麽緊張和高度機密的戰爭節奏中，不會出現在工廠裏工作的毛岸英聽說朝鮮戰爭爆發，然後主動要求去參戰的情況。毛澤東也不會有這個閑心來考慮說，誒，這次打朝鮮是個好機會，可以讓我們家岸英去撈點資曆，回來以後好提拔他做官接我的班。就算要考慮，那也應該是這段最緊張最驚險的時間過去了再說。因為早在10月9號，毛岸英入朝前半個月，斯大林就通知毛澤東說，我們的空軍還沒有準備好，暫時不能給你們進入朝鮮提供掩護，大概要再過兩到三個月才能準備好。如果說真的要去熬資曆、去鍍金，那可以等兩三個月以後有了蘇聯空軍保護之後再去嘛，那不是安全得多了？

實際上，就在10月22號晚上進入朝鮮的路上，跟毛岸英同一批入朝的人中間，39軍司令部參謀處長何淩登，就在汽車上被美軍飛機的子彈打中犧牲了。所以那是極端危險的，由於美軍具有絕對的空中優勢和強大的空中打擊力量，任何人，包括彭德懷在內，隻要一踏入朝鮮，就隨時有生命危險，不會因為你是當參謀還是當翻譯而有所區別、不會因為你是主席的兒子還是農民的兒子而有所區別。入朝之後一個月，毛岸英就犧牲了，死於美軍的空襲。

 

回顧這段曆史，我們有理由相信，毛澤東派毛岸英入朝作戰，絕不是為了把他培養成接班人，而是在頂著黨內大多數反對意見，做出抗美援朝的、關乎國運的這麽一個重大戰略決策的時刻，麵對美國這麽強大的對手，為了取得黨內高層的支持，激勵誌願軍戰士的士氣，讓全黨全軍團結起來不惜一切代價爭取戰爭勝利，主動做出的這麽一個決定。這是一個偉大的決定，一個富有獻身精神的決定。絕不是為了鍍金，國家主席的兒子冒這麽大危險去鍍金，還就是個俄文翻譯，不值得。

你看蔣經國，回國三個月就封為少將，還不用去前線，在後方當上幾年保安司令，就晉升為中將了，這才叫鍍金，這才叫培養接班人。從朝鮮戰爭之前毛澤東對毛岸英的安排來看，也沒有要培養他接班的意思。在橫掃國民黨殘兵敗將的時候，他沒有派自己的兒子去搶功勞，而把功勞留給大家；在大部分人都認為這個仗打不贏的時候，在粟裕林彪這樣的虎將都稱病不出的時候，他派自己的兒子頂著美軍的飛機上了戰場。所以說，哪些所謂的要感謝美國飛行員、感謝蛋炒飯之類的話，都是非常荒謬的。

 

二、《紅太陽是怎麽升起的》？

以上呢，這就是我想要澄清第一個謠言。接下來我們來說第二個，這第二個比第一個要複雜得多了。

 

1.整人與用人

 

這個傳言是說毛澤東這個人，為了個人的權力不折手段，搞黨內鬥爭的時候心狠手辣、反複無常。這一類傳言的登峰造極之作，就是高華的那本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講的就是說在延安整風當中，毛澤東以這個很陰暗的心裏、用了很多很不光明的手段來整人。作者高華在書裏邊說：

“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的根本目的是徹底肅清國際派在中共的影響，打擊和爭取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經驗主義'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進而確立毛個人在中共黨內的絕對統治地位。”

 

為了證明這個觀點，作者列舉了很多證據。我們舉一個：延安整風結束以後召開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就說：你們看，通過延安整風，毛澤東大權在握，七大的人事安排就體現了毛澤東要獨攬大權的這麽一個目的。

但是我仔細一看七大的中央委員名單，好像這個高華說的不完全對嘛。國際派的代表人物王明、博古、張聞天這些人，都還在中央委員會裏邊呀？他們還是中央委員,沒有被迫害啊。於是《紅太陽》的作者就說，這些人已經被剝奪了實權了，隻是掛一個空頭的名額，其實是被整了。

我們再一看，那延安整風裏邊表現最積極、被作者認為是毛澤東最信任的康生，他的社會部部長的職位被撤銷了，沒有保留任何實際職位，就是一個空頭委員，這是怎麽回事？於是作者又說，這是因為康生整風得罪的人太多，毛澤東不得不把他拿下來，顯示康生幹的壞事與自己無關，這叫丟車保帥。

然後，再來看中央委員裏邊被提拔的人，劉少奇、彭真這些人被提拔上來了。作者就說，你看，這就是毛澤東重用私人，把最先提出毛澤東思想和最先喊毛主席萬歲的人大力提拔了。這是任人唯親。這好像也有點道理。

但是我們一看，周恩來也被提拔上來了。周恩來可不是毛澤東的嫡係，而是威望很高的中共元老，以前還當過毛澤東的領導，當了好多年，在井岡山把毛澤東打倒的時候，他也是站在博古王明那一邊的。就在一年前，周恩來還跟王明一起在南方局搞統一戰線，合作的還挺好。那這又怎麽解釋呢？這個《紅太陽》的作者又說啊，這是因為毛澤東需要顯示自己的公正、寬大。為了掩蓋自己的權力野心，故意樹的這麽一個典型。

這樣的解釋，我認為就有點牽強了。對不對？客觀的說，《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對曆史細節的考證啊，非常的詳實，不是憑空造謠。這書裏麵說的事情呢，基本都是真的，但關鍵是什麽？關鍵就是他去解釋這些事情，所用的邏輯有問題。

實際上他舉的這些個例子，我們用相反的立場和邏輯來解釋，也完全解釋的通。

我們完全可以說，王明、博古這些整風的主要對象被批判了以後，還保留了中央委員的位置。這說明，毛心胸寬廣，政治鬥爭隻是為了貫徹政治路線，不是為了整人。周恩來這樣的人呢，以前跟王明博古他們一起犯過錯誤，但是已經改正了。所以隻要做一下檢討，跟以前的錯誤劃清界限，還要繼續重用。這說明毛任人唯賢，不計前嫌，還是心胸寬廣。反之，像康生這樣的人，雖然對毛忠心耿耿、言聽計從，但在整風過程中犯了很大的錯誤、製造了很多冤案，所以要堅決拿下。這說明毛澤東這個人公正無私，不姑息養奸，不包庇縱容自己的親信。

我們這樣來分析，也是通的，也有道理。所以事情是同樣的事情，我們用不同的立場、不同的邏輯去分析，就可以得到兩種相反的意見。我們應該相信哪一個呢？

有一些很細節的問題，我們沒有時間去很詳細的討論。但是我覺得有一點，我們要分析評價一個曆史人物，必須要把他放到具體的曆史環境當中去。為了澄清《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的裏邊那種不尊重事實的立場和邏輯，我們必須對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做一個整體的把握。

 

2.艱難創業

 

首先，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它本質上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而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它是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在思想上、組織上都要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一方麵，共產國際從蘇聯對中共進行遙控指揮，直接下命令；另一方麵，共產國際又從蘇聯派一些人過來，直接當中共的領導人。這些從蘇聯派過來的人呢，他們的權力來源是共產國際，對蘇聯言聽計從，而且從思想上也認為蘇聯的那一套模式就是搞社會主義的標準，什麽東西都要學習蘇聯。這些人呢，可以稱之為“國際派”。他們的代表，就是王明和博古。王明的身份是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長期在蘇聯對中共進行遙控指揮；博古是王明的同誌，被派回中國當領導，負責執行王明的路線。

還有一批人，是中國本土成長起來的，這些人對中國的情況很了解，能力也很強。這些人就是“本土派”，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毛澤東。

還有一批人，是“中間派”。他們也去蘇聯學習過，但是回國以後長期在一線工作，接觸了很多的實際情況，思想上其實已經本土化了。比較典型的代表，就是周恩來和鄧小平。他們原來是在歐洲留學，接觸過很多資本主義的東西，思想已經比較成熟了再去的蘇聯，不是王明博古那種沒有被“汙染”過的。像這個鄧小平回國以後，先在上海幹一些黨務，基本上是跟著國際派走的。但是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去廣西搞百色起義，慢慢的發現這個本土派的毛澤東在井岡山搞的很好，就跟著毛澤東走了，後來還被國際派打成了“毛派頭子”。

這種情況，就好像我們現在，一家美國的跨國公司跑到中國來開了一家分公司，獨立法人，中方這邊也有一些股份，但是美方控股，高管都要從美國那邊派過來。王明博古這些人，就好像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已經徹底西化了，受到美國總部的重用；周恩來鄧小平這些人，就是外派留學生，被派到了美國總部進行過短期培訓，然後再回國擔任要職；毛澤東呢，就代表中方股東，為革命出了本錢的，但是股份比較少，沒有發言權。

那個時候的蘇聯，就好比一個大財團。共產國際，就好像是它設立的一家風險投資公司，或者說小微企業孵化器，專門在世界各國搞風投、支持新的共產黨創業。中共這個共產國際控股的中外合資企業，由於有財大氣粗的蘇聯在後麵砸錢，剛開始發展的很快，很短的時間內就從幾十個人發展到了好幾萬人。

 

但是發展到了一定規模以後，就出問題了。這跟我們企業創業也是一樣，剛開始你比較小，沒人理你，你自己自生自滅。等你規模搞大了，大家就把你當成競爭對手了，要跟你打價格戰、要挖你的人才、在媒體上曝光你的負麵新聞等等。當然那是革命戰爭時期，競爭對手的手段就比較直接了。國民黨在蔣介石的帶領下，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開始大規模屠殺共產黨人。這個時候，本土派和國際派就出現了分裂。本土派的代表毛澤東帶著軍隊上山打遊擊去了，國際派還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死守。

最後的結果，本土派在農村的根據地站住了腳跟，國際派在上海被國民黨搞得沒辦法生存了，隻能全部搬家到了毛澤東創建的江西革命根據地來。就好像我們現在有的企業，為了麵子，跑到這個上海的陸家嘴、北京的CBD去租用最好的辦公樓，但是這些地方寫字樓的租金貴啊，風光了幾年之後交不起房租了。然後大家一看：誒，江西分公司的毛經理搞得還不錯，圈了一塊地在搞建設，雖然還都是些毛坯房，但好歹是有獨立產權的，比較安穩，所以總部就幹脆搬到江西辦公去了。

總部這些人到了江西以後，還夢想著當年在CBD裏邊的好日子，天天想著要去圍攻大城市、要搞正規軍作戰，說起來還有理論支持，就是學習俄國的十月革命，直接就去攻打聖彼得堡，然後就成功了。這跟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思路起了衝突。總部這幫人就仗著自己是領導，還有投資方兼大股東共產國際的支持，把毛澤東給免職了，自己直接指揮軍隊作戰。結果幾場仗打下來，把江西根據地的這點本錢也給打沒了。沒辦法，隻有變賣家產，跑路，打算跑到湖南去投奔找二六軍團。

而且總部這幫人，心還忒狠，因為毛澤東當時有病，行動不太方便，他們就覺得這家夥反正不聽話，帶著還是個累贅，所以幹脆把他留在江西，不帶他去湖南了。

關鍵時刻，蔣介石幫了一個大忙。因為蔣介石這個人，比國際派那幫人識貨，很早就看出來，上海那些馬克思主義書呆子對他沒有任何威脅，反倒是在江西農村鬧革命的這些泥腿子威脅更大。所以天天在報紙上喊打喊殺，要堅決消滅朱毛紅軍。搞得包括全國各地的紅軍、地下黨在內的大部分人，都以為朱德和毛澤東就是中共最高領袖。博古王明這些人大家都沒聽說過。這個時候，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間派就站了出來，堅決要求把毛澤東帶上，因為要是留在江西，被國民黨抓住了或者殺掉了，對士氣影響太大。這是中間派第一次站出來支持本土派。其實這也說明，經曆了從大革命到現在的各種失敗，中間派已經開始動搖了，雖然在組織上還聽國際派的指揮，在心理上已經開始傾向於本土派了。

 

長征開始以後，紅軍的逃跑路線很快就被蔣介石識破了，在西進路上布下重兵。國際派那幫人確實是缺乏實戰經驗，有點本錢的時候就天天琢磨著怎麽去攻打大城市，這叫“左傾冒險主義”；打輸了開溜，馬上就慌了，一根筋就想著趕緊到了湖南就安全了，一路狂奔，這叫“右傾逃跑主義”。在路上被蔣介石各種圍追堵截，眼看就要全軍覆沒了。這個時候中間派終於坐不住了，在遵義會議上，跟本土派的人聯合起來，逼迫國際派把對紅軍的指揮權交了出來。其實在那種情況下，毛澤東站出來，率領紅軍搞兵變，把國際派那些人抓起來也是做得到的。因為輸的實在是太慘了，你們這幫人在上海把自己的總部丟掉了，跑到江西來又把我們的根據地搞丟了，現在三萬紅軍戰士血染湘江，軍隊裏邊的那種憤怒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毛澤東是個野心家，直接煽動軍隊搞嘩變奪權，一下子就可以徹底解決問題，後邊就沒有延安整風那些事兒了。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個書裏邊有個說法，就是毛澤東這個人很陰險，在黨和軍隊中間搞兩麵派。對黨內，就說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用軍權來奪取黨權；在軍內，就說黨指揮槍，用自己在黨內的地位來壓製那些軍頭。這個分析也是屬於我們前麵說的，用錯誤的邏輯來歸納正確的事實。毛澤東堅持黨指揮槍是真的，而用軍權來奪取黨權呢，隻是借這個勢，絕對不會坐實。毛澤東終其一生，都從來沒有動用過軍隊來解決黨內的政治對手。不管是在江西、在長征路上、延安整風、還是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在江西，黨中央讓他交出軍權他就交出軍權，連續交了三次；在長征路上，眼睜睜的看著跟自己一起上井岡山的紅軍戰士白白犧牲，他還是堅持要搞黨內鬥爭。這是他作為共產黨人的政治原則，不是什麽兩麵派，什麽野心家。

我們做個對比：後來中央紅軍和四方麵軍會合以後，中央這邊還沒讓張國燾交出兵權呢，也沒讓他的軍隊去打仗犧牲，他就坐不住了，僅僅是在北上還是南下的路線上有了分歧，就就要發動兵變來逮捕毛澤東張聞天這些人，然後自立中央。這才叫用軍權來奪取黨權，這才能叫兩麵派。我們可以想象，如果當年國際派這幫人，不是跑到毛澤東的地盤，而是跑到張國燾的地盤去指手畫腳，還要他把軍權交出來，那會是一個什麽結果。

所以中共內部那麽多牛人猛人，為什麽大家都服毛澤東？除了他指揮打仗厲害、製定戰略厲害，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通過這些事情讓大家看到，毛澤東這個人是確實把革命事業而不是個人的權力地位放在第一位的。自己創建的軍隊，在自己的打出來的地盤裏邊，一群把地盤搞丟了的“上級”跑過來，讓他上他就上，讓他下他就下，就這麽搞了三次。有幾個人能做得到？

最神奇的是有一次，上海那個朝不保夕的中央開了個會，要罷免擊敗了蔣介石十幾萬軍隊的毛澤東，派了個職位很低的特派員過來傳達命令，在路上走了一個多月，連個書麵文件都沒有帶，還把口信傳錯了，說要開除毛的黨籍。毛澤東就馬上卸任，交出黨內軍內一切權力，賦閑去了。這就叫共產黨員的組織紀律性。這種人來當領導，大家才會服你；你下的命令，大家也會堅決執行，這叫以身作則。

 

3.擺平山頭

所以遵義會議的結果，本土派重新掌握軍權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但是由於毛澤東的妥協，國際派隻是交出了軍權。黨內一把手張聞天還是國際派。中間派的周恩來被授予軍事行動的最高決策權，毛澤東複出，成為周恩來的副手。由於周恩來不懂軍事，而且也比較謙讓，所以實際指揮權仍然歸毛澤東。打了幾次勝仗以後，毛澤東才成了軍委主席，周恩來成了副主席，二人調換了一下位置，把這個關係理順了。

毛澤東掌權以後，最終成功帶領紅軍走到了陝北，並且站穩了腳跟。樹立起了巨大的威信，通過這樣的勝利，慢慢的成為了中共實際上的一把手。但是這個一把手的地位不是很穩固，甚至不是很明顯。最高領袖名義上還是張聞天，雖然他比較支持毛澤東，本人也沒有爭權的野心。但他背後的國際派在蘇聯的支持下仍然非常強大，特別是1938年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回國以後，奉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對共產黨的抗日政策進行幹預，要求“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要共產黨服從國民黨的領導，放棄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有了蘇聯的支持，王明就對中央最高領導層進行改組，把自己從蘇聯帶回來的康生和陳雲兩個人塞進了中央書記處。這樣中央書記處就變成了王明、毛澤東、張聞天、康生、陳雲這麽一個組合，國際派占了4個席位。本土派隻有一個軍權在握、實在幹不掉的毛澤東。中間派因為曾經“倒戈”而受到懲罰，周恩來被踢出了中央書記處，一個位置也沒有了。

所以《紅太陽》一書的作者拿七大的人事安排來說事，說毛澤東任人唯親，挑選對自己“臣服”的人進入領導班子，還找了那麽多理由。我們跟王明比一下就知道了，毛澤東在七大的人事安排簡直就是“和稀泥”：中央五大書記裏麵，中間派（周恩來）、國際派（任弼時）、本土派中的解放區（毛澤東）和白區（劉少奇）各個山頭的代表全都有。還有一個朱德，以前是國民黨的將軍，去過歐洲，去過蘇聯，周恩來介紹入的黨，在井岡山跟毛澤東一起幹革命，把毛澤東趕下台的事兒他也有份，長征途中又被安排去張國燾的四方麵軍工作，跟各方麵都有些淵源，德高望重、脾氣又好，但是又不代表某個具體的派係勢力，因而成為各派力量的緩衝和調解人。

對比王明和毛澤東所搭配的兩份名單，我們就知道什麽叫“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你要從完美無缺的角度來挑剔毛的用人，怎麽說都有毛病；但你要是跟同時期的其它政治領袖比，你就會發現若論大公無私、任人唯賢、不計前嫌這些品質，真沒人比得過毛。

王明當權，就專用國際派；蔣介石當權，就專用黃埔軍校的嫡係；隻有毛澤東當權，不管什麽派別、什麽山頭的人，隻要能幹的、服從黨的政治路線的，全都上。在軍隊裏也是，解放戰爭期間東北司令林彪算是毛的嫡係，西北司令彭德懷是獨立性很強的無派別人士，中原戰區司令劉伯承是國際派，毛澤東在井岡山被整下去以後，在前線指揮反圍剿的就是他，彭德懷大罵“崽賣爺田不心疼”也是罵的劉伯承；華東戰區司令陳毅是中間派，跟周恩來鄧小平他們一起留學法國回來的，算是周的鐵杆，但華東戰區的實際指揮是粟裕，是長征開始後留在南方的遊擊隊將領，劉少奇提拔上來的；華北戰區是聶榮臻，在歐洲和黃埔軍校期間都是周恩來的老部下。

所以，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央的五大書記、軍隊的五大主力戰將，是各個山頭都有。為什麽延安整風後的共產黨這麽團結？不說是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有了領袖就號令統一了。國民黨老蔣的領袖地位早確立了，號令也統一，問題是大家都陽奉陰違，打起仗來都是各顧各。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共產黨有沒有領袖，而是毛澤東這個領袖起到了什麽作用？

他的作用除了製定戰略，很重要的就是能夠超越派係，公正對待黨內軍內的各種力量，沒有偏私。所以共產黨的軍隊就特別抱團，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國民黨的軍隊就是“友軍有難，不動如山”。孟良崮戰役，黃埔4期畢業生張靈甫率領的精銳74師快被圍殲了，蔣介石天天發電報命令周邊部隊增援，除了黃伯韜的25師，其它部隊全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個25師為什麽要拚死相救呢？因為師長黃伯韜不是黃埔的嫡係，卻得到了蔣介石的重用，所以他就特別感恩，沒有門戶之見，真的有為黨國盡忠的決心。後來打淮海戰役，三大兵團的統帥，隻有黃伯韜不是黃埔嫡係，也隻有他一個人最後戰死沙場，另外兩個黃埔出身的杜聿明和黃維都當了俘虜。後來蔣介石在黃伯韜的追悼會上還說，“如果我手下的將領都像黃伯韜這樣，怎麽會打不過共軍？”他始終沒有意識到：如果他對待各個非黃埔係的將領都像對待黃伯韜一樣，他手下的將領才可能都跟黃伯韜一樣。

 

——前麵扯得有點遠了，我們還是接著王明回國來說。他改組中央書記處的人事安排，私心太重太明顯，把本土派打壓了不說，把中間派也徹底得罪了。而且他所執行的這種對國民黨過分妥協的政策，隨著國民黨軍隊在正麵戰場的節節敗退而失敗了。但是王明背後有蘇聯的支持，大家暫時也拿他沒辦法。直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必須用全部精力投入對納粹德國的作戰，沒有精力顧及中國了。毛澤東才抓住機會開始反擊，發動了延安整風。

 

三、中國共產黨的“獨立運動”

延安整風有四個層麵，《紅太陽是怎麽樣升起的》這本書隻是片麵放大了第二個層麵。它的第一個層麵是公開宣傳的“整風”，反“三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第二個層麵是“整人”：本土派要打擊國際派，團結中間派，奪取領導權。

 

第三個層麵是“整軍”，也就是糾正國際派和中間派奉行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確保中共對已經編入國民黨軍隊序列的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在抗戰中發展壯大自己的軍事實力。

當時黨內高層有一大批人，包括周恩來在內，覺得一切要以抗日為重，軍隊要服從國民黨中央政府的統一指揮。但是毛澤東腦子還比較清醒，首先是蔣介石指揮打仗水平不行，正麵戰場抵抗不住日本的進攻，把中共這點本錢拿去打正麵的陣地戰，很快就會拚光的，國民黨也很樂意這麽做；其次是蔣介石隨時有可能放棄抗戰，以犧牲部分國土為代價換來和日本人聯合剿滅共軍，東三省就是前車之鑒。在這種情況下，在統一戰線中，中共的軍隊要獨立作戰，按照自己製定的遊擊戰加運動戰的方針來打，配合國民黨的正麵戰場，但不是服從他們的調遣。雙方是合作關係，不是上下級關係。要對抗戰以後才加入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新兵加強思想教育，服從黨的絕對領導，不能把國民黨當上級。

 

此外，延安整風還有第四個層麵，這個層麵才是最根本的，是“整黨”。

要通過整風和整人，在組織上、思想上、路線方針上徹底擺脫蘇聯的控製，實現中共的完全獨立，最終完成從“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向一個完全屬於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過度。

這第四個層麵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整風隻進行到第二個、第三個層麵，把國際派打倒了、把“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路線否定了就完。但是在黨內那種把蘇聯當成上級，把蘇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當成是權威解釋，把來自蘇聯的指示當成是代表全世界無產階級利益的決定。那麽就算這次打倒了王明，過幾年黨內如果再出現路線鬥爭，蘇聯又可以派個“欽差大臣”過來充當最終仲裁者。

 

而且，蘇聯這次派王明來幹涉抗日統一戰線的問題，跟以前的幹涉有本質區別。以前的幹涉出現錯誤，是因為蘇聯的共產主義領袖們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是認識上出現了偏差，但他們跟中國共產黨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為了中國共產黨好。是好心辦壞事。而這一次的幹涉，是因為歐洲戰場局勢緊張，斯大林希望拉攏蔣介石政府抗日，解除日本在東北對蘇聯的威脅。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不惜犧牲中國共產黨的利益，讓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交出軍權。也就是說，所謂世界無產階級的最高領袖斯大林，在蘇聯的國家利益和其它國家的無產階級利益之間出現矛盾的時候，選擇了前者。我們不能說斯大林這樣的選擇是錯的，但肯定是中國共產黨不能接受的。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裏麵對這個事實輕描淡寫，說是王明這個人能力不足，不能從蘇聯要到軍事援助，所以毛澤東利用這種不滿來攻擊王明。這是很膚淺的。這不是王明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斯大林的重大戰略選擇。抗戰開始以後，蘇聯竟然大規模向國民黨援助軍火，而隻向共產黨提供各種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中共內部戲稱為，“軍火給了資產階級，書籍給了無產階級”。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展的整風運動，本質上就是一場中國共產黨的獨立運動，表麵上是本土派向國際派奪權，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人向蘇聯奪權。前者隻需要高層鬥爭就能實現，後者則必須全麵整黨，所有黨員都要接受這種思想意識的改造。

 

但是，這第三個和四個層麵又不能挑明了說，因為隻是追求獨立，不是徹底退出統一戰線，更不是要跟蘇聯決裂。日本人還是要打的，蘇聯的社會主義老大哥地位我們還是要承認的，以後需要幫忙的地方還很多。要給蘇聯，給斯大林留夠麵子，總不能直接說斯大林同誌背叛了世界無產階級吧。

所以，延安整風在表麵上，說是整頓黨風文風，看起來像是簡單的思想教育工作。實際上，有兩條線在暗中展開：

一是全麵號召大家要承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毛澤東思想，承認本土派的代表毛澤東在革命中的領袖地位，對以前的錯誤路線進行全麵的批判和清算。讓大家充分理解：蘇聯的指示、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不能盲目相信，更不能當成最高權威；

另一個，就是要嚴格審查抗戰以來到延安或者參加八路軍、新四軍的人員。這些人哪些是衝著共產主義來的，哪些是衝著抗日來的，哪些是國民黨的特務，要搞清楚。因為那個時候國共合作抗日嘛，很多人到延安來或者加入八路軍，不是說我信仰共產主義，而是說我要參加抗戰。這些人共產黨也歡迎，但是具體態度要搞清楚，以後跟國民黨開戰了才能區分什麽樣的人是可以依靠的。此外，由於共產黨合法化了，很多以前被國民黨抓起來關在監獄裏的共產黨員也給放出來了。這些人當中有誰是堅持鬥爭的，哪些是屈服認輸的，哪些是變節投降的，都必須要搞清楚。這個工程非常浩大，當時又沒有個人檔案管理係統，身份證戶口本也都沒有，隻能是你自己寫材料，再加上各方麵的人給你寫證明，互相對照看看有沒有撒謊……這中間出現很多差錯，很多人覺得自己很無辜，受了很大的委屈，是不可避免的。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的作者，就利用這種延安整風的口號和實際做法的差異，大量考證了那些被冤枉的案件，然後扣到毛澤東頭上：你看你，口頭喊的是整頓學風文風，實際上大搞個人崇拜，對不相信你個人崇拜的人搞政治審查、政治迫害。你要想掌權我們理解，那打倒王明這些人就可以了嘛，為什麽還要批倒鬥臭，把下邊的人也搞這麽慘？

按照這個邏輯，那毛澤東當然是個壞人，是個大陰謀家、權力狂。但是延安整風實際上要同時完成兩大戰略任務：

第一，讓中國共產黨徹底擺脫蘇聯的控製，成為一個獨立的本土化政黨；

第二，保證共產黨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為即將到來的國共戰爭做好組織上思想上的準備。

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時代，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在戰場上死去，還有更多的普通百姓“輾轉死於溝壑”。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所要做的事，是扭轉乾坤。從這個角度來看，則毛澤東發動這場整風運動，對黨員幹部進行思想改造和審查，其嚴厲程度並不過分。

 

四、毛澤東的懺悔

就在蘇德戰爭爆發和延安整風之前，蘇聯剛剛進行了一輪類似的“整風運動”，它的目的，也是在於對蘇聯共產黨建黨的各種路線方針進行總清算，統一政治路線。在這場被稱為“大肅反”的運動中，最高領袖斯大林采取了非常冷酷無情的手法來鎮壓黨內反對派：領導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15人被處決，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34年）選出的71名中央委員中，除了基洛夫被暗殺外，隻有19人活下來，其餘均被處決或自殺。在中層和底層中間被處決的人數更多。

所以我還是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斯大林這種做法，才叫“樹立自己在黨內的絕對統治地位。”毛澤東這種讓大家參加學習班、寫思想匯報、開會批鬥的方式，離建立絕對統治地位還遠得很。你要用我們今天在和平時期、法製建設比較完善的標準去評價老毛的這些做法，那肯定是問題多多。但要是跟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斯大林比較一下，毛澤東這麽做簡直就是宅心仁厚、菩薩心腸，用思想改造來取代“肉體消滅”，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1.痛苦的肅反

 

中國共產黨在國際派當權的時期，受蘇聯的影響，也喜歡在黨內軍內搞肅反。那時候生存環境很艱難，國民黨特務滲透的很厲害，一不小心就會被連窩端了，所以通過各種嚴刑逼供等手段審查特務，製造了很多冤案，殺錯了很多人。這樣的肅反活動是什麽時候終止的呢？就是在毛澤東掌權以後。

也就是從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一直到毛澤東去世，中共內部再也沒有搞過成批殺人的肅反運動。包括文化大革命這種空前規模的政治運動，也沒有因為政治問題殺掉一個黨內的中高層。有一些像張誌新、遇羅克這樣的人確實是被冤殺了，但他們隻是普通黨員，死刑命令不需要經過毛澤東批準。這是他控製不了的。凡是需要毛批準的、涉及政治問題的死刑申請，全部都被他否決了。從延安整風提出“一個不殺”的口號開始，毛澤東把這個“黨內鬥爭不殺人”的原則堅持了一輩子。新中國的開國元勳們，沒有一個死於處決或者事實上的處決（比如關起來不給飯吃餓死或者被毆打致死等）。

毛澤東為什麽要有這樣的堅持？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吸取了紅軍時期肅反擴大化的教訓。那個時候在國際派的領導下，所有的革命根據地都在搞肅反：鄧發的閩西、賀龍和夏曦的二方麵軍、張國燾的四方麵軍，也包括毛澤東的江西根據地，都搞的很厲害，都犯了嚴重的擴大化的錯誤。有些根本就是無中生有，成千上萬的紅軍戰士被冤殺。

最扯的是鄧發在閩西搞的反對“社會民主黨”的肅反，是因為蘇聯那邊在搞這個，國際派那幫人就學著蘇聯開始幹。你想在福建的大山裏頭，手機電視電話廣播報紙全都沒有，隻有幾台電報供領導人跟中央聯絡，怎麽會有人受到東歐那邊的“社會民主黨”的滲透？誰知道第二國際的主張跟第三國際的主張有啥區別？但就這樣，鄧發領導的閩西肅反也殺了好幾千“社會民主黨人”。

這個時期毛澤東也曾經頭腦發熱，犯了很嚴重的錯誤。但是像《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裏麵，把主要責任歸結到毛澤東頭上，也是不對的。如果其它根據地都沒有肅反，唯獨毛澤東的江西在搞肅反，這樣說當然可以。但實際上是所有的根據地都在搞肅反，且大部分都搞的比江西還厲害，這就不能說是毛澤東的主要責任了。

 

2.“一個不殺”

 

在黨的七大上，毛已經完全掌權以後，他就說：“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未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他用了“極痛苦”這個詞來描寫當年的肅反，這是黨和紅軍的痛苦，也是他自己的痛苦。他反思這種痛苦和錯誤的方式，就是下定決心，絕對不能再讓濫殺人的肅反運動重現。《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裏邊說啊，毛澤東在延安整風裏麵忍著沒有殺人，是因為蘇聯的幹涉，是收到季米特洛夫反對整風擴大化的電報以後才被迫收斂的。但問題是毛澤東“一個不殺”的指示是在收到季米特洛夫電報之前就下達的。作者也承認這一點，隻好說：毛澤東說這樣的話，隻是為了顯示自己寬大，實際上整風擴大化的勢頭根本沒有終止，毛澤東也不想終止，是收到電報以後才被迫將假話變成實際行動的。

這種邏輯很難去辯駁它：反正好話都是虛偽的，好事都被被迫的。怎麽反駁？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來看一下，等中共統一中國、打贏了抗美援朝、斯大林都死了的情況下，誰也不用怕的毛澤東是不是繼續這麽說、這麽做？還是說終於露出獠牙，老子要大開殺戒了，誰也管不住我了？

1956年4月26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做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裏麵專門提到了如何處置反革命：

 

“機關、學校、部隊裏麵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

什麽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這樣的人殺了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就要來比，許多人頭就要落地。這是第一條。第二條，可能殺錯人。一顆腦袋落地，曆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也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辦法……

但是，要不要立條法律，講機關裏的反革命一個不殺呢?這是我們的內部政策，不用宣布，實際上盡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丟個炸彈，把這個屋子裏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說殺不殺?那就一定要殺。

機關肅反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不妨礙我們對反革命分子采取嚴肅態度。但是，可以保證不犯無法挽回的錯誤，犯了錯誤也有改正的機會，可以穩定很多人，可以避免黨內同誌之間互不信任。……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

 

把前麵這些話，跟毛澤東在七大上的講話對照起來，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他對紅軍時期肅反問題的反省是很真誠、很深刻的。

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些人都是毛澤東親定的反革命分子，也都是老黨員。但是他堅決不準殺掉這些人，一方麵是要留有餘地，避免殺錯；另一方麵是他很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上頭一開始殺人，下麵就會蜂擁而上，跟著殺掉一大批人。所以製止政治鬥爭亂殺人的方式，就是對上麵的這些反革命頭子，一個不殺。像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些人，如果殺了，下麵那些跟他們有牽連的人，很多就會跟著被殺掉。那些小人物是毛澤東顧不過來的，不可能一個一個的去審查該不該殺。如果“首惡分子”都留著不殺，下邊受牽連的人就沒有道理要殺掉了。

此外，毛澤東還認識到一個道理：“犯了錯誤也有改正的機會，可以穩定很多人，可以避免黨內同誌之間互不信任”。不管是批鬥也好、撤職查辦也罷，隻要不殺頭，很多人還是有勇氣說真話的。不殺人，就始終給人保留了希望，隻要你堅持的東西真是真理，將來總有翻盤的一天。這樣，黨內鬥爭就可以控製在比較理性的範圍內。

這種理性化的處置方式，使得中國最終走上了跟蘇聯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很多很多人被冤枉了、受到了政治迫害。但是呢，大部分人，隻要身體比較好、心理沒有想不開自殺的，都成功熬過了文革，等到了平反昭雪的一天。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什麽那麽順利，因為這個社會的精英階層隻是被暫時打倒了，沒有像斯大林的肅反一樣直接從肉體上消滅。隻要路線方針一走上正軌，這些人馬上就可以出來工作，整個社會沒有出現嚴重的人才斷層。在各行各業，馬上就湧現出一大批經驗豐富的高級人才。被冤枉的人肯定不會喜歡文革，但大部分跟文革也沒有帶血的仇恨，既然已經結束了、平反了，“四人幫”也抓起來判刑了，大家也就可以接受鄧小平提出“團結一致朝前看”的思想，一起搞建設，而不是去清算以前的事情，沒有像斯大林死後那樣，出現“匈牙利事件”等社會動亂。

如果毛澤東像斯大林一樣，把反對他的高級幹部都殺掉了，那麽等到1990年前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時候，沒有鄧小平、陳雲、王震這些老革命鎮著，黨內軍內掌權的都是一些沒有經曆過長期考驗的新人，中國很有可能就跟東歐、跟蘇聯一樣，陷入嚴重的社會動蕩，甚至出現內戰，新疆西藏這些地方有可能就分裂出去，我們今天就像南斯拉夫、烏克蘭、俄羅斯一樣。誰要還說什麽中國崛起、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之類的，恐怕就像神經病說夢話一樣了。

 

五、殺與不殺之間

 

話又說回來，真正心慈手軟的人肯定當不了革命領袖。毛澤東的“一個不殺”是僅限於政治鬥爭範圍內，對於武裝起來的敵人，他消滅起來是毫不手軟的。還有就是有血債的，也就是毛澤東說的“往屋子裏丟炸彈”的反革命，該殺還是要殺。比如建國後的鎮壓反革命，很多地方的“東霸天”、“南霸天”這種黑社會、會道門頭子就狠狠的殺了一批。

 

對此，崇新嶽先生在他的天涯博文《高崗事件的來龍去脈》裏麵歸納了一條，我覺得歸納的非常好，就是說隻要你是出於“為公”的心，不論犯了多大的錯誤，毛澤東都不殺。但是如果是出於個人的私欲，他是毫不手軟的。

最典型的就是劉青山、張子善，這是兩個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的高級幹部，他們並非毛的反對派，但是貪汙了公款，毛澤東毫不猶豫的下令槍決，誰求情也通不過。像鄧小平這種橫跨黨（當過總書記）政（當過副總理）軍（當過大兵團政委、淮海戰役前敵總指揮）的實權人物，跟老毛明顯不是一條心的，竟然一不殺頭二不坐牢三不開除黨籍，毛澤東還特別關照保護他的人身安全，隻要他表現出一點悔改的意思，很快又提拔上來重用，原因是“人才難得”。兩相對比，就可以看出毛在用人和殺人方麵的這種氣度。

 

還有一個很經典的對比。就是毛澤東和蔣介石在處理手下的功臣殺人案上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態度。

1935年，蔣介石的愛將、黃埔嫡係張靈甫因為懷疑妻子不忠而將其槍殺，此事震動全國。蔣介石下令嚴懲，關了一年之後法院判了死刑，但是蔣介石又宣布念其有功於黨國，不予執行。等到抗戰開始以後，便以國家急需人才、將功贖罪為由把張靈甫給放了出來，官複原職，繼續當將軍。

張靈甫殺妻案兩年後的1937年，紅軍將領黃克功——他在長征途中為毛澤東的四渡赤水和攻克婁山關兩次最得意的戰役立下過大功——因為女朋友劉茜要跟他分手，不忍其忿，將劉槍殺。此事也在延安引起轟動。黃克功給毛澤東寫信，承認了罪行，要求上戰場將功贖罪，表示想死在戰場上。毛澤東最終決定將其公審並處決，並且在宣判的時候委托審判長雷經先公開宣讀了他寫的一封信：

 

“雷經天同誌：

你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

黃克功過去的鬥爭曆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誌都是為之惋惜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赦免他，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

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

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

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布法庭判決外，並宣布我這封信。對劉茜同誌之家屬，應給以安慰與體恤。

毛澤東

1937年10月10日”

 

——這樣一封信，今天讀起來，仍然有一種讓人感動的感覺。蔣介石為什麽會以絕對優勢之兵力而完敗於毛？從這封信裏麵，可以找到答案。

 

此外，毛澤東從上井岡山開始，就自創了一條很變態的規定，叫做：“優待俘虜”。這個東西也是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曆史上沒有過的，就是老毛自創的。簡單來說，就是對於被俘的敵人，不準打罵虐待。普通的士兵，願意加入我軍的，就加入，不願意加入的，就地遣散，而且還要給他們發錢，當作回家的路費。至於他是回去再加入國民黨，還是真的回家，我們不管。那種回去繼續參軍，下次又被俘虜的，怎麽辦？不管被俘多少次，一律繼續發錢遣散。

被俘的高級軍官屬於戰犯，不放，但是也要優待，一個不殺。從紅軍時期到解放戰爭結束二十多年裏，毛澤東指揮的軍隊俘虜了無數國軍將領，但被槍斃的隻有一個張輝瓚。這家夥在“圍剿”期間燒殺搶掠，殺了很多根據地的老百姓，民憤極大。被俘虜以後，毛澤東和朱德還商量說張輝瓚這個人是正規軍事科班出身，可以讓他當個教員，給我們上課講講軍事知識。但是命令還沒有傳達下去，前線的指戰員，在憤怒的士兵和群眾的壓力之下，就已經把張輝瓚給槍決了。所以實際上毛澤東對於敵軍將領，也是跟對待政治對手一樣，是堅持“一個不殺”的。

為什麽？因為戰場上殺人，跟政治鬥爭中整人一樣，都是實現政治路線的必要手段。我們跟敵人交戰，雙方都是為了讓自己相信的政治路線得到執行，都是“為公”。這跟那種當地方惡霸，為了自己的利益欺壓甚至殺害普通百姓的“東霸天”、“南霸天”不是一個性質。後者是為私，在鎮反運動中就統統殺掉了，殺起這些人來，毛澤東是眼睛都不會眨一下；前者是為公，殺的人數量比前者還多，但是被我們抓住了就一個不殺，不報複。像後來淮海戰役裏麵被俘的黃埔將領杜聿明，他指揮的軍隊殺死的共產黨人，哪個地方惡霸比得上？但被抓以後坐了幾年牢，建國後沒多久就給放了出來，還當了政協委員，後來還當上了政協常委，單論級別的話，比他在國民黨那邊還要高，活到了1981年，老毛死了他都還沒死。這種公私分明的氣度，古往今來，有幾個領袖能夠做得到？這個政策我之所以叫它“變態”，是因為它違背人性——喜歡報複的人性。毛澤東能夠克服這種戰場上的仇恨，公正對待自己最大的敵人，讓人不得不服。

 

跟斯大林比，毛澤東知道什麽樣的人不該殺、不能殺；跟蔣介石比，毛澤東懂得什麽樣的人應該殺、必須殺。不是當老好人，也不是濫殺無辜，而是把這個公與私、寬和嚴分得很清楚、很讓人信服。像這個羅瑞卿大將，是毛澤東的親信，但是在文革的時候，毛澤東親手把他打倒了。他覺得很冤枉，憤而跳樓自殺，摔斷了腿。毛澤東聽說了，也不說要調查一下有沒有冤情，而是很不屑一顧的說羅瑞卿這個人沒出息，這麽點事兒就自殺。後來在文革裏麵羅還被關進了監獄。但是當他聽到毛澤東去世的消息，竟然傷心得流淚，不顧病體帶著妻子、拄著拐棍去向毛主席像鞠躬。這不是說羅瑞卿這個人有受虐傾向，或者覺得自己被整得好、整的對，而是因為他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時間長，知道毛澤東這個人不管是提拔你還是整你，是整錯了還是整對了，他都是出於公心，不是私仇。

 

 

六、鬥爭與團結之間

把關於毛岸英和延安整風的謠言分析清楚了，我們來總結一下，說這個毛澤東為什麽能成為中國曆史上一千年才出一個的領袖人物。

所有原因當中，最重要的是能夠製定正確的戰略，能把隊伍帶到正確的方向上去，在戰場上打贏敵人。這方麵的東西我黨一直在大力宣傳，我就不多說了。

 

除此以外，我覺得至少還可以提取出三條。

 

首先，領袖人物做事情要以身作則。

毛澤東在井岡山三上三下，受了天大的委屈，也要服從黨的決定，所以他的軍隊紀律嚴明；毛澤東敢把自己唯一健康的兒子送到最危險的戰場上去，並且真的犧牲在那裏，所以他的軍隊在朝鮮視死如歸。花言巧語說多了沒用，關鍵看你自己在關鍵時刻怎麽做，下麵的人都是睜著眼睛看的。

在大革命失敗、共產黨人慘遭屠殺的時候，沒有當過一天兵、沒有上過一次戰場毛澤東就敢帶著部隊造反。再看王明，一見大革命失敗，呆在中國有被殺頭的危險，他就溜回蘇聯去了。等到老毛他們這些人九死一生走完長征到了陝北，開打抗日戰爭了，跟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了，他這才坐著飛機到延安來爭奪領導權了。兩相對比，高下立判。像王明這樣的人，你再聰明、水平再高，大家怎麽會服你的領導？

 

第二，要擺平山頭，而不是打壓山頭

毛澤東在七大人事安排的時候專門就山頭問題講過一段話：“山頭，它是一個客觀存在著的東西，不能簡單地宣布取消了事；我們的原則應該是承認山頭，削弱山頭，最後再消滅山頭。”

削弱和消滅山頭的前提，是承認和照顧山頭。一個團隊在創業成長的過程中，不同時期加入進來的、不同背景的人……總會形成不同的山頭。不能簡單的把這些東西視為“小團體主義”，一味的打壓。解決的關鍵是公平對待，而且還要適當的照顧平衡，對於比較弱勢的山頭，要略微有點優待。讓各個山頭的人都感覺到：領導是公正的，這個團體裏麵，並不需要依靠自己這個山頭來升官或者自保。慢慢的這些山頭就會消失。

如果領袖人物自己獨占山頭，專用自己的嫡係，那麽其它的山頭不僅不會消失，還會加強，因為其它山頭的人看到了：隻要沒有進入嫡係的範圍，就是沒有希望獲得領袖認可的。所以，山頭內部的人必須團結起來爭權奪利，有共同的困難也不要管，首先是要保住自己這個山頭的利益。這樣，最後必然導致這個團隊四分五裂。蔣介石就是前車之鑒。

 

第三，要團結，更要鬥爭，要以鬥爭來促進團結。

 

鬥爭哲學是毛澤東思想裏麵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地方。因為老有人說嘛，說中國人就喜歡中庸之道。毛澤東就說，這是胡說八道，中國人就是好鬥。

老毛這個人就特別好鬥，不像周恩來這麽熱愛和平。在他看來呢，鬥爭是人類進步的必要手段。任何一個國家、一個團隊，如果老是搞一團和氣，那這個團隊肯定沒有活力、沒法進步。外表看起來啥問題都沒有，其實裏麵不知道隱藏了多少危險，說不定哪天就爆發了。所以毛澤東的哲學就是要主動挑起鬥爭，大家要不停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在矛盾爆發之前先把矛盾挑明，犯了路線錯誤的就要打倒，就要開會批鬥。隻有經過了充分的鬥爭，把矛盾問題都擺出來說清楚了，才能真正實現團結。所以說，鬥爭是團結的前提。

毛澤東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堅決把這種鬥爭限定在理性的範圍內。所以不能采用極端手段來搞鬥爭，比如大規模殺人。這裏麵的平衡非常難以把握：鬥爭過於溫和了，人人都能過關，起不到效果；鬥爭過於激烈了，有可能導致非理性的仇恨。

比如說延安整風，一方麵必須要整，不能不整，否則中共在思想上永遠擺脫不了蘇聯的控製；另一方麵，當時日本人占據了大半個中國，國民黨也隨時準備伺機消滅共產黨，鬥爭的太狠了，萬一引起黨的分裂，那問題就嚴重了，就是生死存亡的危機了。毛澤東就好像一個走鋼絲的高手一樣，極為小心的維持著這種鬥爭與團結的平衡，這裏麵體現出來的領導藝術，是非常高超的。在如此激烈的戰爭環境下，在完全不耽誤對外作戰的情況下，竟然完成了對共產黨的一次脫胎換骨般的內部整頓。

以前我老是有個疑問，因為看了很多不嚴謹的所謂“曆史研究”，覺得這個共產黨高層天天鬥爭那麽激烈，為什麽越鬥爭越厲害，最後連美帝都給打贏了？國民黨那幫人為啥就越鬥爭戰鬥力越爛呢？這個東西不科學啊！哪有一個團隊的高層領導忙於內鬥而下麵的人能夠不斷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你看太平天國不就是亡於內訌嗎？共產黨為什麽沒有亡於內訌呢？要是中共和毛澤東的曆史真的像袁騰飛啊這些人講的那樣，中共早就滅亡了，對不對？

後來我才明白這是啥原因。“以鬥爭促團結”這個東西，實在是高明到了極點的領導藝術，隻有兼具完美人格和極高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

 

七、庸俗與真相之間

 

我看過很多質疑毛澤東政治品質的文章，但是書讀得越來越多之後，我才發現這些東西實在是矛盾百出。包括像高華、餘英時這些看起來像很嚴謹的學者的著作，但仔細深入的辨析的結果，發現竟沒有一條是站得住腳的。像餘英時描寫毛澤東上井岡山，說：

“毛澤東利用其與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當成功的，他滿口仁義道德，哄得袁王兩人貼貼服服。王佐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三個一拍即合，大塊肉大碗酒的結拜為弟兄。”

這段話實際上就是說，老毛也是半個流氓，所以才能忽悠土匪。整篇文章餘英時都忽略了一點（我覺得是故意的，作為一個研究這方麵的學者，不可能不知道一些基本的事實），那就是：袁文才在見到毛澤東之前就已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和王佐在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幾乎同時發動了寧岡農民暴動，從國民黨監獄裏麵救出了一批在當地搞農民運動的共產黨，然後退守井岡山。當時二人的身份是中共寧岡縣委下麵的軍事幹部。他們以前當過土匪，身上也有匪氣，但早已被中共收編了，並不是等到毛澤東帶隊伍來井岡山的時候被毛的“滿口仁義道德”忽悠的。

餘英時還是個學者，尚且如此，網絡上那些各種關於毛的謠言傳言，其荒謬之處就更為不堪了。

 

我以前是學經濟學的，沒怎麽花功夫來考究有關於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曆史細節，關於毛澤東的知識，很多都來自於網絡文章。但是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後，我發現以前學習的那些西方經濟學的東西，問題實在是太多了。去歐洲和美國學習了一段時間之後，發現更是如此。認真反思的結果，就是中國經濟的成就和問題，都不能用西方的那一套框架來分析。不把中國社會主義的根基搞清楚，就沒辦法解釋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奇跡。要搞清楚中國的社會主義的根基，就沒辦法避開毛澤東。

2012年8月，我曆時四年完成的《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這本書寫完了也出版了。當時有了一種自滿的心理，覺得改革開發這三十多年的脈絡，已經基本被我說清楚了。誰要是搞不清楚，看完了這本書，也就清楚了。但是對於改革開放之前的曆史，我還是一知半解，麵上的政策變動都知道，但這些政策怎麽來的，為什麽會有那麽多反複，卻完全搞不清楚。所以，這才花時間來認真的讀一些關於毛澤東的曆史資料。

看得越多，越發現網上那些東西實在太不靠譜。特別是針對個人道德品質的問題，幾乎是清一色的陰謀論。我覺得這是很糟糕的，我們就不說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了，就是對普通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也很不好。這種庸俗的曆史分析，會讓大家覺得：哦，原來我之所以沒有成為領袖人物，主要原因是我心理不夠陰暗、權力欲不夠強盛、搞陰謀詭計水平不夠高、整人的時候不夠心狠手辣……

實際上，真實的曆史應該給那些不甘於平庸的人們這樣的啟迪：我們之所以沒有成為一個團隊中令人信服的領袖人物，是因為我們麵對誘惑的時候難以抵抗、麵對困難的時候不夠勇敢、麵對危險的時候不能夠身先士卒、麵對私情和公利的抉擇的時候猶豫不決；在需要鬥爭的時候抹不開情麵、需要團結的時候意氣用事，需要平衡山頭的時候任人唯親……

 

毛澤東就是這樣一麵鏡子，這種一千年才出一個的偉大人物，可以照出我們普通人的弱點和缺點。平庸的人不願意承認，對待這位新中國的國父，就像小姑娘們看《甄嬛傳》一樣，隻要有足夠多驚險刺激的爭權奪利的故事就好了。很多謠言，正好迎合了大眾的心理，因而得以大行其道。我今天要辟這些個謠，講清楚：毛澤東這個人，近代中國一百多年的戰亂和屈辱，那麽多英雄人物拋頭顱灑熱血，最後由他出來終結這一切，並不是偶然的。他取得的功勞和地位，當之無愧。作為一個政治軍事領袖，不能說他永遠英明正確，但是作為一個以複興中國為使命的人，他在人格上是基本完美無缺的。

——當然了，這個結論要想站得住腳呢，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需要去回答，那就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到底是為什麽？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所作所為，能不能說是人格上沒有問題呢？我覺得是沒問題的。但我們前麵已經講得夠長了，要再講一下文革又不知道還要講多久，所以呢我們就此打住。以後如果有機會，我們前麵講的故事還可以繼續。大家如果想繼續往下看呢，就請關注我的新浪微博@李曉鵬1982，或者微信公眾號鵬友圈1982，注意這個鵬不是朋友的朋，而是旁邊多了一個鳥，大鵬鳥的鵬。好，我們這次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備注1：這原本是一期視頻節目的講稿，因為種種考慮，隻發布文字版。

備注2：關於開國元勳沒有一個死於事實上的處決的結論，是站得住腳的。毛去世的時候，中共已經建黨55年，這麽長的時間，很多元老陸續去世是很正常的，像羅榮桓和任弼時在建國後不久就去世了。但鄧小平、陳雲、葉劍英、劉伯承、聶榮臻、徐向前、粟裕、羅瑞卿等一大批人黨政軍實力派都活到了毛去世，比例非常高。林彪叛逃摔死，周恩來、朱德跟毛同一年去世，沒有被打倒或迫害。陳毅和彭德懷都死於癌症，這個病到今天也是絕症，在醫學上也沒有說它跟挨打挨批有病理學上的關係。劉少奇死於糖尿病和肺炎的並發症，死時71歲，患病期間身邊有醫護人員陪伴；賀龍死於糖尿病並發症，死時73歲，患病期間有家人和醫護人員陪伴。糖尿病是老年常見病，在今天也是沒辦法治愈的，隻能用好的藥物延長生命。劉賀二人因為已經被打倒、撤職，因此未能享受國家高級離退休幹部的醫療待遇，沒有用上最好的藥物和好的醫生，加之精神上的痛苦，他們的死亡可以說與政治有關。他們生前受到過迫害，也是含冤離世，但去世時最基本的醫護條件是有的，並不能算是死於事實上的處決。總之，開國元勳們有一大批受了冤枉的，有一些受到迫害的，但老毛沒把任何人往死裏整，隻要身體好點、年齡低一點，活過毛都不成問題，不需要什麽特別的“政治鬥爭生存技巧”。這跟古代開國皇帝建國以後殺功臣是完全兩碼事，不僅沒有像朱元璋那樣係統的殺功臣，連劉邦殺韓信那種個別的處置都沒有。不過呢，也沒有像宋太祖趙匡胤那樣玩“杯酒釋兵權”的把戲，讓功臣們交出權力去過花天酒地的生活，讓他們隨便去貪汙腐敗，以免威脅自己的統治，而是嚴厲要求所有人繼續累死累活的幹活兒，大搞路線鬥爭，研究怎麽建設好社會主義。這就是毛和古代所有皇帝的差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