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愷钜——改命造運，廣結善緣
一個人的命，從出生那天起，從東向西而去；
來源： 新浪博客 | 作者：炎黃子孫接力棒 | 時間：2013年7月07日
今年以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厲以寧多次提出什麽改革開放紅利，而新任政府領導人也在兩會的記者會上大談什麽紅利，以至於不知道他們津津樂道的這些“改開紅利”為何物的普羅大眾給新政府首腦冠以“李紅利”的綽號。 眾所周知，紅利是資本市場經濟中因股份製而產生的名詞，簡而言之是擁有股份的公司股東們按自己股份的比例分享經 營生意取得的利潤。紅利對利用改革開放之機獲得了巨大利益的人來說，是實實在在的東西，而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卻遙不可及，隻不過是上層人物假大空的字典 裏出現的又一個政治化新名詞而已。 如果用大家耳熟能詳的馬克思主義提法來解釋“分享紅利”，就是：廣大勞動人民幾十年來創造和積累的巨大剩餘價值，究竟是被掌權者如何分配的。 李克強最近宣布，按照人均生產總值，中國已經進入了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這原來就是一個根據GDP總量與人口總 量的一個平均數的普通比較敘述，可是，此言一出，輿論嘩然。絕大多數的網民說自己“被發達”，原因是根本感受不到自己的生活水平與世界上號稱中等發達的國 家，如歐洲的部分國家和附近的東南亞國家相比有任何優越性。 顯然，財富分配不公平導致的越來越大的貧富懸殊，已經對執政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為什麽會出現今天這種情況? 原因要從二十年前鄧小平二次南巡後，主持經濟部門的領導人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強力推進的改革政策去找。 從1994年到2013年，將近二十年經曆了三任總理，實際上李鵬總理執政的第二個任期，經濟是由副總理朱鎔基 主管。朱鎔基執政期間在經濟建設方麵的一個巨大貢獻，就是他倡導並大力推行的國企私化改革;對國家財政的貢獻就是引進了美國的複進稅製，並在中央財政和地 方財政之間設立分稅製。 由1994年開始，政府在放棄了社會主義製度下人民原來享有的公費醫療製度和義務教育製度的財政負擔後，對民間在經濟方麵的壓榨也顯現出係統性。 此間大事列舉如下: 一、住房改革 1994年7月18日朱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出台《關於深化城鎮住房製度改革的決定》，從此確定住房商品化。 1998年7月3日發布《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製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從此確定住房商品化過程中貨幣化的方針。 二、“國有”企業改革 1997年9月十五大對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做出了重大部署，指出要“調整和完善所有製結構”，“公有製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元化”。 1998年原國有資產管理部門與財政部合並，機械、化工、內貿、煤炭等15個主管行業的專業經濟部門改組為隸屬於原國家經貿委的局，並不再直接管理企業。 三、醫療改革 1998年12月，國務院召開全國醫療保險製度改革工作會議，發布了《國務院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製度的決定》。 四、教育改革 1997年9月十五大提出“加快高等教育管理體製改革的步伐”和國家即將出台的”將高等教育管理體製改革和高等教育結構布局調整結合起來的新思路”。 1999年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麵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將民辦學校由此前的“補充”地位提高為“和公辦學校共同發展”。 五、朱鎔基經濟時代的回顧與總結 首先，改革派將1994年定為所謂國家係統經濟學元年，從94年開始對國民經濟建設往後做了至少有二十年的規劃，國務院《關於深化城鎮住房製度改革的決定》的出台是其典型的標誌，這個決定首次定義住房商品化。 從人口經濟學的數據來看，中國人口在1993年達到11.8億，其中女姓的平均初婚年齡在93年首次達到22.67 歲，20-29歲的生育旺齡期婦女人數也是在93開始處於下降趨勢，93年生育旺齡期婦女人數為1.2139億人，比上一年度減少113萬人。也就是從1993年開始，生育旺齡期婦女人數逐年會呈顯遞減。 那生育旺齡期又是什麽概念? 很簡單，就是要結婚年齡到了，中國傳統，結婚標誌著立戶成家，立戶成家便會需要住房，這便是為什麽住房改革會是在那一年的原因。 這個係統原理其實也很簡單。1978年後新增人口的家庭均為這次所謂房改的首要目標，同時也是以後所有政策的主要受害人群。 從78年94年時統計結婚生子的年齡結構主要是男人24至40歲之間，也是事業奮鬥的主要年齡階段，全國十幾年 的改革成效以居民儲蓄存款餘額數的暴漲便可以得知一二。如，我國居民儲蓄存款餘額1978年是210.6億元，1988年達3798億元，短短10年增長 了18倍，到1994年則達到21662億元，為1978年的103倍。 國家要發展要建設都要錢，錢從哪裏來? 21662萬億元的居民儲蓄存款餘額便成為解決資金來源的主要依據，當時朱鎔基的辦法便是房改，通過房改第一次對其人民的財富進行收繳。 人口發展的規律便是結婚-生子-教育-子女成家為一個循環，在這樣一個循環麵前，有當局口中敘述的太多“人口紅 利”，你結婚便會需要住房，生育後代便會教育，這便是教育改革為什麽會遲到97年才正式啟動的原因，其實早在93年大力加強第三產業發展的規劃中便將教育 正式納入了產業格局，子女教育完就業後又會是一個結婚需住房的階段，最後這部分人口年齡已經明顯呈老齡化，老齡化便代表著身體機能的弱化，同樣，醫療這個 最後出台的製度會壓榨你畢生所有的財富，直至死亡這個周期才算結束。 現今房價高得離譜的戰略是從94年開始便注定下來，這是既定經濟理論的必然周期，後 任者隻是這個理論中的一個具體實施者，卻逃不出這個規律。從新總理李克強上台所提的改革紅利中，不難看出這套理論仍在發揮作用，隻不過將對象由城市人口換 成了農民，而手段換成了“城鎮化”。 至於國有企業改革，中間有著太多不可思義，讓人覺得不可理喻。實際上，這是一個由當權者上下其手，弄權盜竊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巨額全民資產的複雜過程。 我們將時間回到1997年9月。那次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完善所有製結構”等決策。 所謂“完善所有製結構”其實就是對產權，即所有製進行偷換概念，為盜竊全民財產進行輿論準備。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留下來的國營企業無非是來源於以下途徑：國民黨政府的兵工廠，國民黨政府以國有名義管理的企 業，被人民政府沒收;有帝國主義背景的官僚買辦企業被人民政府沒收;民族資產階級辦的工廠，經社會主義改造後，通過贖買政策，被改造成全民所有製;新中國 的政府投資興辦的全民所有製企業。總之，都是中國人民奮鬥幾十年、來之不易的革命果實，都是新中國積累起來的家當。 在完成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後，中國經濟的主要成分，是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並沒有國家所有製。當年政府管理經營的所有企業，產權都是屬於全國人民的，政府僅是受人民委托的管理者和經營者，簡稱“國營企業”。 國務院根據吳敬璉，厲以寧，茅於軾等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出謀劃策，將中央和地方國家經營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 企業，即國營和地方國營企業偷換概念，變為國有企業。原來的管理者和經營者搖身一變，成為全民所有製企業的產權持有人，原來屬於全民的資產，就成為了屬於政府的國有資產。既然是屬於政府，那各級政府負責人就有權去處分這些企業名下的所有財產。 從那時候起，中國的企業便以改革的名義便成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種。也就是國營的全民所有企業變為國有企業， 私有企業變成民營企業。集體所有製企業變成股份製企業。殘存的大型集體所有製企業，大概就剩下中國供銷總社，以及其轄下的各地農資公司這個由於與農村經濟緊密相連，因而不好稱為國企的硬骨頭。 動用國家的權力將全民共有的資產改成國有資產，最後變成國資委的資產，也經曆了一個趁亂瓜分的過程。1998年原國有資產管理部門與財政部合並，機械、化工、內貿、煤炭等15個主管行業的專業經濟部門改組為隸屬於原國家經貿委的局，並不再直接管理企業，從這開始， 我國國有資產管理正式進入了後來稱為“五龍治水”的混亂局麵。 這期間僅僅依靠的是1989年2月19日由原國家體改委、財政部、原國資局聯合出台的《關於出售國有小型企業管理暫行辦法》以及同年同月同日出台的《關於企業兼並的暫行辦法》指導企業租賃產權轉讓等，這兩部規章對產權交易行為的監督力度顯然不足，加上當時混亂的國 企資產管理秩序，這是大量國有資產非法流失主要因素，混亂監督管理加速了更多的國有資產被傾吞，1998～2003年的統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從 23.8萬戶減少到15萬戶。 即使在美國，在充分市場化了的國家，企業和企業家也不能為所欲為。企業家必須受到公眾的監督，如果把企業搞垮了，就必須受到嚴懲。這和公有製還是私有製無關，與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無關。搞垮企業必受嚴懲，是世界通行的規則。 而在中國，除了大型的、處於壟斷地位的國企外，中小國有企業基本上已經全部以經營管理不善為名賤賣光。然而，沒有一名國企高管因為經營管理不善而被追究，也沒有受到任何質詢，反倒成為這場私有化改革的受益者，其中有不少人在極短的時間內成為令人瞠目結舌的暴發戶。 國企被搞垮的惡果全部由無辜的普通職工承受了。就好比一場失敗的戰役，指揮戰役的將軍、司令、參謀長們全都沒事。被軍事法庭槍斃的隻是成千上萬的士兵。而那些指揮戰役的將軍以及他們的上級，還因為“剝離不良資產”有功而受到獎賞。這是世界上最荒唐也是最無恥的事情。 對廣大人民來說，中國的企業改革就是一場浩劫，它使九千萬工人階級從領導地位落入人間地獄，使無產階級政黨失去 群眾基礎，讓中國重新淪入封建權貴資本的泥坑，人類誕生以來最丒惡最敗落最腐敗的現象，重新出現在中國大地。九千萬工人階級不但如同農民失地一般失去賴以 生存的飯碗，還失去政治上的一切權力，他們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甚至於還不如當年還有工作權生活保障，隻是在政治地位上落魄的幾十萬右派，更何況右派還有 機會平反,重新奪回權力。 直至2003年12月正式頒布《企業國有產權管理暫行辦法》才算確立了產權交易管理過程製度體係化。從現在來 看，由當年資產流失造成的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失衡，是社會在思想道德領域失去引導從而造成各類惡性群體事件的最大誘因，同時也是所有社會潛在不穩定因素中突 出的不公的來源之一。 朱鎔基內閣改革的要點，其實並不複雜，一言蔽之，就是實現政府的收入最大化，負擔最小化。為此，作為社會主義最 基本特征的公費醫療和義務教育作為財政包袱被取消，大量的國營企業職工被下崗。2003年，溫總理上台時，國家財政收入已經以超過GDP增長率一倍以上的速度猛漲。 溫作為朱鎔基時期的副總理，對朱鎔基當年在國家財政集聚了足夠的資金後，再返過頭來 建立完善的醫療保障和教育保障機製，還利於民的保證是清楚的。他本人也在就職後的十次記者招待會上反覆地以各種動人的語言，信誓旦旦地去保證要建立一個 “比太陽更明亮”的公平公正的社會。 很可惜，國人看到的現實卻與他的言論偏偏都是相反的。 僅以教育為例，1993年我國政府頒布實施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了到上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這一工作目標，這隻不過是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當時的平均水平。在提出4%的目標之後，這一比重不升反降，1995年降到了最低點的 2.41%，此後，1999年2.79%，2002年3.32%，2003年3.28%;2004年2.79%。這樣的比重，大體隻相當於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的水平。根本原因就在於教育產業化的惡劣影響。 溫氏十年施政還有幾個特色： 一，土地財政全麵開花 土地財政，是從香港政府學來的招數，在香港已經實行了多年。實質就是政府有意的培植少數的地產寡頭，先是推高樓價，然後政府與寡頭勾結，通過所謂“公平公正”的公開招標拍賣方式取得自己的利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說，1999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為514億，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比重 9.2%。到2010年，土地出讓收入增至2.9萬億，占地方財政收入83.3%。實際上，地方政府就已靠著這83.3%的土地出讓收入在運轉。當那些買 不起房的中下層民眾伸長脖子聽信溫氏一次又一次的指天發誓要強硬打壓高企的房價，最後都跌進失望的深淵時，人們才明白，原來他是在演戲。 土地財政並不是萬試萬靈的良藥。政府和地產商聯手推高地價樓價的惡果今天已經在香港湧現。 當年靠製造業起家的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靠插塑料花出身的李嘉誠在發達後與香港政府聯手，操縱香港的土地價格 一路飛升。居高不下的地價對工農業的發展打擊是致命的，沒有幾個企業的利潤率能夠應付如此高漲的用地成本。由於樓價地價高企，營商成本居高不下，香港近年 來的投資環境環境極為惡化，除了一些對土地價格不敏感的第三產業外，沒有投資者願意留在香港發展。香港人說：一個李嘉誠的發達，堵死了千百個李嘉誠發達的 路，香港的未來真是一片渺茫。 鄧小平發動的改革開放，當年開章明義，就是要走亞洲四小龍的路：靠製造業崛起。 三十年改革開放事業的最大成果，是在付出了重大代價的同時，換來了實體經濟占60%的GDP，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這是真正有競爭實力的經濟結構，而且符合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的國情。 但是，土地財政十年無序的發展，已經給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了隱患。今天的後任鼓吹的所謂城鎮化紅利，事實上就是要急功近利，繼續擴大土地財政。如此發展下去，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大陸將要麵臨香港目前的困境。這會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二，無限製地擴大稅基 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名譽院長郝如玉教授表示，我國現在有19個稅種，隻有3個稅種是全國人大立的法，剩下16個都是國務院的法規和條例。 以“調控經濟”的名義開征各種稅收成為溫氏經濟政策的一大亮點。十年來，國務院出台了種種所謂宏觀微觀調控政策，各地政府在自己的權限內製定各種法規，征收各種罰款，多如牛毛。 整個經濟板塊中，最大的肥羊莫過於房地產。於是國務院以調控房地產價格的名義，不斷地出台國五條，新國五條等等，唯一的手段就是加稅，最終的目的就是增加財政收入。無數次加稅並沒有對房價形成任何的打壓，唯一贏方還是政府，輸方必然是人民。 把2010年全部的稅收收入加起來，其中91.5%都是被稱作企業的所得稅，真正由個人交納的稅收隻有8.5%。這說明，在中國真正有針對性的，可以由政府把握的稅款的比例大概不足10%，大量的稅收都是企業交納之後再把它加入到價格中向全社會擴散的。 對2010年全部的稅收收入進行分割會發現，70%以上都是間接稅，就是轉嫁性質的稅。這意味著，這70%的稅大量是由消費者負擔的，更多的是中低收入者而不是主要由高收入者負擔的。 三，通過壟斷性國企提高基本民生資源價格 與國際接軌，是溫氏政府喊得最響的口號。在國人的收入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的情況下，中國的石油產品價格，電價水價等等，已經一步到位地與國際牌價接上軌了。 中國是一個半自給的石油生產國。國產原油的價格當然要比由國際壟斷財團操縱的國際牌價要低。這個因素應該對國人 是有利的。但一刀切將國內的石油產品價格與國際牌價掛鉤的結果，是國家財政不但將國產石油與國際石油牌價之間的價差盈利全部拿走，還讓國人承受國際壟斷財 團操縱油價產生的所有風險。 而當國人由此對“三桶油”產生不滿時，溫氏就及時將人民的不滿轉向，發動輿論數落國企的諸多不是，要按世界銀行 行長佐利克的規劃進行壟斷性國企私有化，徹底分掉全民所有製企業最後一塊蛋糕。2012年，溫氏下台前匆忙出台的《國發新三十六條》，為最後的瓜分合法化 提供了政策依據。 四，大規模擴張分食國家財政收入的隊伍 中國在冊的公務員隊伍據說有七百萬人，最近每年以一百萬的速度增長。除此之外，還有十倍於這個數字的“臨時工”，以協警、城管之類的諸多名堂存在，由國家財政支出。 這個龐大的隊伍之所以失去控製，也是因為各級政府的橫征暴斂使得微小企業生存環境不斷惡化，容納不下龐大的就業人群所造成的。伴隨著大量缺乏為人民服務思想的低質素人群進入執法隊伍，社會治安更趨惡化，官民矛盾日加尖銳。 五，既得利益集團公開化 由國家和地方財政豢養的近億掌握了大大小小權力的人群的核心，就是通過種種所謂改革措施獲得了巨額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 中國出現這樣以權謀私，錢權結合的特殊利益集團並非新鮮事，而是舊社會的腐敗回潮。 當年，革命先行者鄒韜奮民國初期在有關“中國夢”的問卷中回答，他的夢想就是：“政府不是統治人民的，而是為全體大眾計劃，執行，及衛護全國共同生產及公平支配的總機關”。鄒韜奮在1944年去世後，被追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的夢想，在毛澤東時代得以實現。 我在2010年三月曾經在新浪博客上發表過兩篇文章：《中國財富聚集地圖 - 私人資本版(… 》和《中國財富聚集地圖-國有資本版(改… 》。 我當年在文章中不無天真地認為：“總體看來，執政黨為改革開放的列車準備的另一條軌道就是這樣的：采用各種手段 將財富收歸國有，形成可掌控資源，然後在國家的主導下推行內部政策進行分配，徹底解決社會衝突的根源，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個總體戰略是 可行的，因為是一著沒有新意的險棋，就看是由什麽人來執行。在官德不倡，各級執政者總體水平低下的環境下，我們的擔心是有理由的”。 但我同時又對國內的政治氣氛感到有些不妥，於是還說：“國家資本主義的蘇聯最後發展成為毛澤東口中的社會帝國主 義，隨後在軍備競賽中被美中兩國聯手弄垮。中國是否在重複蘇聯的道路呢?要知道，毛主席有過一句名言，大意是蘇聯的現在，就是中國的未來。蘇聯的曆史經 驗，永遠值得中國借鑒。” 很不幸，我當年擔心的結果在文章發表前後不斷湧現。 六，大張旗鼓推行私有化 任何腐敗行為，其實都是化公為私，在本質上都是一種私有化行為，大規模的私有化則是最嚴重的腐敗形式，而且隨著私有化的過程中走向全麵失控，但是經常還打著合法的外衣。 2005年2月19日，國發[2005]3號文：《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共36條意見，這是一個違反憲法的私有化綱領。 此後，據國家統計局資料報道：在全國經營性總資產中，公有製經濟資產所占比重，從2003年的57%下降到2010年的27%，並且在進一步下降。 2010年5月7日，國發[2010]13號文：《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鍵康發展的若幹意見》，即新36條意見，更是一個進一步違反憲法的私有化綱領。它鼓勵私人資本，實際主要是外資並購能源、鐵路、金融、電信、軍工等由國資掌控的大型骨幹企業。 2012年2月28日，在北京發布了由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主導編寫的《2030年的中國》研究報告;其要害是以反壟斷為名，使國有企業全麵私有化。如果照此推行，國家各經濟領域都將實行私有化，重要經濟領域將被外國資本實際控製，勢必危及國家和民族的生存。 七，無法製止的腐敗 今天的中國，腐敗問題，是誰也無法否定的事實。腐敗從體製內蔓延到體製外，彌漫至社會各個領域，連教育、醫療、學術等領域都不可避免。 但由國務院領導公然帶頭違反黨中央在1989年7月頒布的嚴禁黨的領導幹部家屬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內經商的紀律，縱容自己的配偶子女女婿兄弟大規模經商斂財，在短時間內獲得令世人瞠目結舌的巨額財富的作為，卻是在中共建政史上絕無僅有。 為了達到繼續讓自己家族掌控的財富安全並且繼續增值的目的，所有既得利益者在客觀上也必須通過縱容腐敗來形成權貴集團的利益共同體，快速製造一個官僚資產階級，同時通過實行市場化，在民間催生一個新生資產階級，形成一個吸食民脂民膏的特殊利益集團。 著名學者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曾這樣分析和評價過清王朝這個特殊的利益集團： “隨著和珅扶搖直上的，是清代吏治的敗壞，他建立的庇護製網絡，滲透到各省官僚特別是軍事部門之中。而圍繞和珅 的庇護網絡，親屬關係、同鄉關係，到師生關係、上下級官員關係等私人關係滲透進非私人的政.治製.度中，不僅破壞行政效率，也成為腐化的根源，這與和珅的貪腐，又互為表裏。 “和珅的好運一直交到1799年乾隆駕崩為止，他的倒台見證著乾隆朝最後年月的體麵喪盡。嘉慶抄查其家產，總值 達8億兩。清代國庫在1777年達到鼎盛時，年終結餘亦不過8182萬兩。乾隆末年，循吏、清官幾已滅跡，貪墨之徒充塞中外。當平庸成為主基調時，也就是 官場上下利用權力埋頭撈錢的時候了。及至道光時期,鴉片走私以新的時代形式，再次極大地敗壞了晚清官僚政治。 八，浪費大量資金進行維穩 和諧社會是前十年胡溫執政的口號。由於溫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修改成一切向錢看，引致官員道德敗壞，社會上民怨鼎 沸，暗流湧動。由於司法腐敗不公，民眾在本地投訴無門的狀況下，隻能上訪。溫氏將減少上訪人數作為考核地方官員的指標之一。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通過花大錢來維持社會穩定的機製。每年國家的維穩費用超過七千億人民幣，比軍費還高。 從上麵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主流媒體喋喋不休地鼓吹的什麽頂層設計改革究竟是什麽東西，而所謂改革紅利，又是如何取得和如何分配的。 一直以來，中國都是由精英治國。這些精英無論是基層推選，代表大會選舉或是將來有一 天民選，他們本身的素質和信仰非常重要。毛澤東曾經說過，隻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內有十五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就有希望。很可惜，以中國之大，人口 之多，最高領導層中居然找不到十五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在毛澤東逝世後，不到幾年，資本主義就通過高層中的以權謀私者進行反攻倒算，直到今天一發 不可收拾。由有意以權謀私者進行頂層設計的改革，其結果可想而知。 毛澤東的治國理念，歸根結底就是五個字：為人民服務。這五個金燦燦的大字至今還鑲在中南海新華門的正中央，可是二十多年來，那些住在裏麵的人僅僅在口頭上用這五個字來糊弄國人，實際上推行的政策，絕對不是為人民服務，更不是以人民為本，而是像厲以寧所說的那樣，以 廣大人民的貧窮作為上層少數人發家的前提，以人民為敵。 這就是我們在這二十多年來所看到的所有的怪現象的根源。 1990年 - 1993年，從蘇聯到俄羅斯，通過短短幾年的私有化，蘇聯時期積累幾十年的龐大公共財富被少數金融寡頭和外國資本洗劫一空，而這種超大規模的腐敗行為，在取得既得利益的資本主義擁護者心裏是合法的，是屬於改革的紅利。 蘇聯這個曾經的超級大國的解體，至今還令包括總統普京在內的俄羅斯愛國者們扼腕痛惜，反思不已。其實，蘇聯的解體，早在赫魯曉夫時代就開始了。毛澤東當年曾經通過中蘇論戰，詳細地分析了蘇聯的社會狀況，指出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必然會導致蘇共政權的滅亡。 在中蘇論戰中，毛澤東親自指揮並執筆修改，發表了九篇評論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64年7月14日發表的第九篇：《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 - 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本來毛澤東還準備發表《十評》，《十一評》的，沒想到《九評》發表不久，赫魯曉夫就下台了。與此同一天，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當年人們都說，《九評》與原子彈具有同等威力。 也正因為《九評》的殺傷力，今天我們在網上已經很難搜索得到《九評》的原文了。看來是掌握了輿論權的官僚資產階級的有意所為。 毛澤東親自在《九評》中寫了一大段話，揭露蘇聯的特權階層：“蘇聯特權階層控製了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這個 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數據和生活數據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 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 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汙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 自己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級的利益為轉移。” 這不就是今天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嗎? 看到這裏，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麽今天中國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如此害怕這篇文章，如此仇恨毛澤東了：因為中國從1994年開始的改革，居然了無新意，不是什麽特色社會主義，而是複製此前二十多年導致蘇聯解體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老路。 可以預見，如果國家權力繼續掌握在走資派手中，為了謀取私利，他們下一步就需要破除毛澤東時代建立的、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的公有製和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教給人民的大民主對腐敗的製約。
